具体描述
《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The Chinese System of Public Education）是郭秉文先生的博士学位论文，原着以英文撰写，是第一本由中国人所撰写的教育学论着。本书针对中国古代教育制度的演变与发展，透过古代文献的纪录，引经据典，如实呈现，并以比较教育学的观点，对古代教育系统进行审视与反思。同时结合西方高等教育制度的精神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提出属于中国的现代高等教育的模式，为中国高等教育制度奠定基础。他的教育理念，至今仍是多项教育政策改革的核心。
此新译本所採用英文原着及相关图片，系由郭秉文先生曾孙甥女徐芝韵女士（Carolyn Hsu）提供并授权使用。本书除重新翻译外，同时进行校注工作，包括还原古籍，註明出处，订正1916年以来诸多中译本相承的错误，考证英文原版的资料等。为现今可见的中译本所没有的，也是此书的特色所在。
郭秉文先生作为中央大学大陆时期的校长之一，他的着作由台湾中央大学重新翻译、校注再出版，可谓意义非凡。
此新译本所採用英文原着及相关图片，系由郭秉文先生曾孙甥女徐芝韵女士（Carolyn Hsu）提供并授权使用。本书除重新翻译外，同时进行校注工作，包括还原古籍，註明出处，订正1916年以来诸多中译本相承的错误，考证英文原版的资料等。为现今可见的中译本所没有的，也是此书的特色所在。
郭秉文先生作为中央大学大陆时期的校长之一，他的着作由台湾中央大学重新翻译、校注再出版，可谓意义非凡。
著者信息
作者简介
郭秉文（1880-1969）
字鸿声，江苏江浦人，是中国第一位留美教育学博士，也是民国初年着名的教育家。他是当年首批中国留学生之一，于1914年取得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师学院教育学博士学位，1915年返回中国担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务主任一职，协助操持校务，自此开始他一生的教育事业。他创办东南大学，也是纽约华美协进社的创始人，对于早期中美两国的文化交流，居功厥伟。他对中国大学校务的建构与实践，影响极为深远，被誉为「中国现代高等教育之父」。
校注者简介
李淑萍
国立中央大学中国文学所博士。现任中央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曾任中大校友总会第五届秘书长，兼任中大秘书室第三组（校史）组长。研究方向为文字学、训诂学、辞书编纂与汉字文化学，兼及中央大学校史。相关论文有〈郭秉文「实用教育」思想对先秦两汉教育与学术的反思〉、〈郭秉文「训育」方法与儒家教育思想的关系〉、〈中大「秉文堂」溯源——记郭秉文及其教育思想之形成与实践〉等篇。
译者简介
沈聿德
中央大学校友。从小的志愿就是当家庭主妇，却在大学教了十五年的书。之后离开台湾，带着狗儿子Kodomo的骨灰和一只活蹦乱跳、名为沈子恩的流浪犬，搬到美国旧金山北湾区，结婚定居。目前为自由工作者，从事书籍翻译。其他译着有《管书的意外人生：监狱图书馆员历险记》、《不再纠结》、《校园对话》（预计2018年出版）等。
郭秉文（1880-1969）
字鸿声，江苏江浦人，是中国第一位留美教育学博士，也是民国初年着名的教育家。他是当年首批中国留学生之一，于1914年取得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师学院教育学博士学位，1915年返回中国担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务主任一职，协助操持校务，自此开始他一生的教育事业。他创办东南大学，也是纽约华美协进社的创始人，对于早期中美两国的文化交流，居功厥伟。他对中国大学校务的建构与实践，影响极为深远，被誉为「中国现代高等教育之父」。
校注者简介
李淑萍
国立中央大学中国文学所博士。现任中央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曾任中大校友总会第五届秘书长，兼任中大秘书室第三组（校史）组长。研究方向为文字学、训诂学、辞书编纂与汉字文化学，兼及中央大学校史。相关论文有〈郭秉文「实用教育」思想对先秦两汉教育与学术的反思〉、〈郭秉文「训育」方法与儒家教育思想的关系〉、〈中大「秉文堂」溯源——记郭秉文及其教育思想之形成与实践〉等篇。
译者简介
沈聿德
中央大学校友。从小的志愿就是当家庭主妇，却在大学教了十五年的书。之后离开台湾，带着狗儿子Kodomo的骨灰和一只活蹦乱跳、名为沈子恩的流浪犬，搬到美国旧金山北湾区，结婚定居。目前为自由工作者，从事书籍翻译。其他译着有《管书的意外人生：监狱图书馆员历险记》、《不再纠结》、《校园对话》（预计2018年出版）等。
图书目录
前言
孟禄序
绪论
第一章 古代教育制度的起源
（西元前2357年∼西元前1122年）
教育的滥觞
考试制度的设立
学官制度的建置
历史记载最早的学校与学院
古代教育内容
古代教育方式
古代教育宗旨
第二章 古代教育制度的兴衰
周朝（西元前1122年∼西元前255年）与秦朝（西元前225年∼西元前206年）
学校的名称、地位与性质
教育的内容
男子教导准则
女子教导准则
教育方法
入学、考试与升学
学龄、学期与学年
教育官
学校的数量
教育行政工作
考试或选举制度
古代学校制度的衰微与变迁阶段
第三章 后续各朝教育发展简述
（西元前206年∼西元1842年）
汉朝的教育发展
汉唐之间的教育发展
唐朝的教育发展
宋朝的教育发展
元朝（或称蒙古时期）的教育发展
明朝的教育发展
清朝的教育发展
第四章 从传统教育迈向现代教育的过渡时期
（西元1842年∼西元1905年）
现代学校的肇基
考试制度现代化的初期尝试
派到西方国家的教育使团
中日战争对于教育改革的影响
张之洞的着作与他的教育改革倡议
1898年的百日维新及戊戌政变
义和团事件与日俄战争对现代教育发展的影响
政府对现代学校毕业生的认可
传统学校现代化的创新作法
鼓励留学的新条款
第一套现代学校制度
废除科举制度
第五章 现代教育制度的建立
（西元1905年∼西元1911年）
设立学部
现代教育制度的宗旨
1906年的官制章程
全国教育普查
迎接立宪政府的人民教育计画
国家视学制度
1911年第一届中央教育会议
省级与地方教育行政制度
中国的留学教育使团
公职考试制度与教育考试制度的分离
学校组织的变化与发展
教科书的控管
清末教育状况
第六章 民国初期的教育重建
1911年辛亥革命及其对教育的影响
临时政府的暂行教育政策
1912年的中央临时教育会议
新的教育宗旨
重建教育行政制度
修订学制
新的课程规划
公布新规程
第七章 现今国民教育的重大议题
教会教育与公共教育制度的关系
教育与品德培养
校纪与管理
新式教育制度的资金筹措
普及教育
教师的培养
教育与生活的关联
第八章 摘述与结论
教育与国家发展
教育与公职
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
课程规划
教育方法
女子教育
师资培育
整体展望
附录
参考文献
附记：中大「秉文堂」溯源──
记郭秉文及其教育思想之形成与实践／李淑萍
孟禄序
绪论
第一章 古代教育制度的起源
（西元前2357年∼西元前1122年）
教育的滥觞
考试制度的设立
学官制度的建置
历史记载最早的学校与学院
古代教育内容
古代教育方式
古代教育宗旨
第二章 古代教育制度的兴衰
周朝（西元前1122年∼西元前255年）与秦朝（西元前225年∼西元前206年）
学校的名称、地位与性质
教育的内容
男子教导准则
女子教导准则
教育方法
入学、考试与升学
学龄、学期与学年
教育官
学校的数量
教育行政工作
考试或选举制度
古代学校制度的衰微与变迁阶段
第三章 后续各朝教育发展简述
（西元前206年∼西元1842年）
汉朝的教育发展
汉唐之间的教育发展
唐朝的教育发展
宋朝的教育发展
元朝（或称蒙古时期）的教育发展
明朝的教育发展
清朝的教育发展
第四章 从传统教育迈向现代教育的过渡时期
（西元1842年∼西元1905年）
现代学校的肇基
考试制度现代化的初期尝试
派到西方国家的教育使团
中日战争对于教育改革的影响
张之洞的着作与他的教育改革倡议
1898年的百日维新及戊戌政变
义和团事件与日俄战争对现代教育发展的影响
政府对现代学校毕业生的认可
传统学校现代化的创新作法
鼓励留学的新条款
第一套现代学校制度
废除科举制度
第五章 现代教育制度的建立
（西元1905年∼西元1911年）
设立学部
现代教育制度的宗旨
1906年的官制章程
全国教育普查
迎接立宪政府的人民教育计画
国家视学制度
1911年第一届中央教育会议
省级与地方教育行政制度
中国的留学教育使团
公职考试制度与教育考试制度的分离
学校组织的变化与发展
教科书的控管
清末教育状况
第六章 民国初期的教育重建
1911年辛亥革命及其对教育的影响
临时政府的暂行教育政策
1912年的中央临时教育会议
新的教育宗旨
重建教育行政制度
修订学制
新的课程规划
公布新规程
第七章 现今国民教育的重大议题
教会教育与公共教育制度的关系
教育与品德培养
校纪与管理
新式教育制度的资金筹措
普及教育
教师的培养
教育与生活的关联
第八章 摘述与结论
教育与国家发展
教育与公职
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
课程规划
教育方法
女子教育
师资培育
整体展望
附录
参考文献
附记：中大「秉文堂」溯源──
记郭秉文及其教育思想之形成与实践／李淑萍
图书序言
前言
中国新的教育时代，挑起了世人兴趣，因此，过去这几年来，有几本专门处理中国教育议题的英文书籍问世。其中，有玛格丽特．波顿（Margaret E. Burton）的《中国的女子教育》（The Education of Women in China）、亨利．爱德恩．金 （Henry Edwin King）的《中国教育制度的晚近重建》（The Educational System of China as Recently Reconstructed），以及胡燕荪（Yen Sun Ho）的《西方视野中的中国教育》（Chinese Education from the Western Viewpoint）。这些应时的着作，每本都阐述了诸多中国教育的面向，因此，在中国教育议题上，这些书都有参考价值。然而，世人还是十分需要一个针对中国公共教育制度之长期发展历程的通盘说明，以全面理解古代和传统教育制度在各个朝代下的兴衰，以及现代教育制度在新民国政府下改革的局况。我的这份研究，企图填补这个缺憾，同时，尽本人知识所能，首次代表中国向英语世界解开中国教育的纠结历史。
在我处理这个研究主题时，资料的选择和内容的比例分配，一直是难解的问题。尽管我自问谨慎，但读者必然还是会发现，论文当中，有许多跟写到的资料一样重要的事，被我省略了；还有，某些部分应该要详细说明，我却以概述手法处理。即便有这些研究上的限制，我相信这份中国公共教育制度发展的整体概论，不仅仅对热衷于中国教育的人大有帮助，同时也可以替未来的研究，照亮一条出路。
本论文的主要参考资料来源有二。其一，跟古代和传统教育制度有关的资料，来自马端临的权威百科专书《文献通考》；除了这本书之外，也包含这本书的其他补充资料；另外，我也参考了毕欧（Édou-ard Biot）的法文书《中国公共教育历史文献》（Essai sur l’histoire de l’instruction publique en Chine）1。其二，跟现代教育有关的资料，则得自中国的教育法令、教育部和其他教育机构的报告，以及目前各种官方或民间的教育期刊。至于另外的资料来源，已条列于参考文献中。
在此，谨向以下人士致谢：哥伦比亚大学教师学院的法林顿教授（Farrington）、孟禄教授（Monroe），以及希尔戈斯教授（Hille-gas）；哥伦比亚大学的夏德教授（Hirth）；长老教会海外差会的赛勒博士（Sailer）；还有审读我手稿的同事余先生和陈先生。我特别要感谢负责我专科的两位教授：也就是自始至终认真看待本研究的斯特瑞博士（Strayer）和法林顿博士（Farrington）。
郭秉文
西元1914年6月1日于纽约
孟禄序
东方对于西方知识的需求，是东方各民族知识分子阶层强烈意识到的事。相对地，西方也想了解东方的知识、抱负以及成就，即便这种需求对于西方各国而言，感受并非同等强烈。中国，素来是东方最庞大，而且就诸多方面而言，也最为伟大的民族；郭博士的这本书，描述并记录了他们晚近以来，为了取得西方知识，所下的种种努力。同时，这本书也清楚爬梳了中国文化和教育制度长期演进下的各个阶段。郭博士的这份研究，增进西方对于东方的理解，可谓贡献重大。
长期与中国人接触的西方观察家，若较能同理思考的话，会感觉到，虽然就看待事物的观点和探讨的方式，中国人和西方人有所差异，但在才智上，两方并无根本的不同，也绝对不存在孰优孰劣之分。这种说法，虽然出于他们的自身经验，但人类文化学家和社会学家，能提出学理上的支持：学者认为，东方与西方的差别，在于知识与技术，并非才智。只不过，由于中国人所操持的生活价值观念，与西方民族的大为迥异，乃至科学知识与现代技术未获发展。现在，中国人总算重新看待科学知识与现代技术，想必世界即将就要看到中国快速且根本的改变。
进步的产生，大抵靠的是智慧；而智慧，则是才智与知识的加乘，这就如同物理力是质量和动能的交互结果。中国民族，就像单单拥有质量，却少了动能。中国人已有的才智，如果能够加上现代科学知识，那么，产生的结果，西方世界也只能佩服、加倍重视。
举日本人为例吧！他们近来在军备、商务、科学各方面努力获得的成就，就是最佳的证明。也许，对于东方民族而言，自古以来就被看重的道德品格，以及社会实践的成果，比起这些现代生活的产物，更具有本质上的意义，也更有基本价值。然而，西方世界的确对日本近来的成就给予高度评价，而连带地，东方世界也逐渐同意这样的看法。
中国以和平手段维护了单一国家认同，长达三千年；在这段漫长的时间里，中国靠着同一块土地的地力，就能维系其组成庞杂之黎民百姓的生计，反观西方民族，才不到几百年，耗尽了自己土地的地力。这个国家除了创造出许多最具影响力的现代发明，如印刷术、火药、指南针之外，也发展了日常生活可见的机械工艺和商贸能力，足以令人敬佩。中国绝对有能力，利用西方世界开发的方法，发展出一番成就。中国人若把现代科学知识，加到他们在农业、商贸、工业、政治、军事方面已有的能力上，必能以其形而下的毅力和形而上的道德为基础，傲然有成；这将使得西方世界不再无知、冷淡、充满偏见地看待有关中国的一切事物。
郭博士的这本书，不仅让中国人更明白其眼下肩负之任务，也让西方世界更了解东方正在发生的变化──这些变化，关乎东、西双方，而我们期盼其结果能创造双赢。
编者序
教，上所施下所效也；育，养子使作善也。这是《说文》对这两个字的解释，二字成词，指的是教诲、培育，是上对下的一种关系，有一种规范性、引导性；惟这个词，古代并不多见，用得比较多的是「教」和「学」，《论语》的「有教无类」、「学而时习之」、「不学诗无以言」等；《孟子》有「易子而教」；《礼记》有着名的〈学记〉，谈「教学相长」；《荀子》有〈劝学篇〉，论学习的重要及态度、方法、目标等。学而设官、设校，便与制度有关了，郭秉文《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即旨在论教育制度在中国之沿革史。
郭秉文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获教育学博士。学成返国后，协助筹办南京高等师范学院，争取在南高的基础上设立东南大学，并任校长。中央大学校史，上溯三江，年龄从南高算起，今已超过百岁。在校史上，郭秉文是一位奠基者，在他主持下的南高和东南大学，制度完备，名师云集，绝对是中国数一数二的大学，特别是有二项创举影响很大：其一是开放女禁，招考并录取女大学生；其二是创办暑假学校，向社会开放。以今天的角度来说，大学公共化、大学的社会责任，郭秉文早已在实践。
《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原是他以英文书写的博士论文，一九一四年在哥大教育学院正式出版。一九一六年，第一个译本在中国出现，是周槃用文言文翻译的；此后有二○○七年的福建教育出版社版，列入「二十世纪中国教育名着丛编」；有二○一四年北京商务印书馆版，列入「中华现代学术名着丛书」。由于郭秉文专业教育学者及卓越教育家的双重身分，此书在中国教育现代化及中国教育史的研究上，都影响深远。
根据本校中文系李淑萍教授〈中大「秉文堂」溯源〉一文所载，在郭秉文曾孙甥女徐芝韵女史的努力下，近年来有关郭秉文及其教育思想、教育事业的研究，颇为热络，这也间接促成了《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在台湾的新译及其出版，译事委请毕业于中大英美语文学系的沈聿德负责，李淑萍老师且做了详细的校订，由中大出版中心出版。这一方面表示中大对老校长的敬重，另一方面也说明郭秉文这本白百年前的教育学专书，至今仍富参考价值。
这是一部史书，从上古到周秦，乃至从汉到清，是前三章的内容；第四章是从传统到现代的过渡，第五章是现代教育制度的建立，第六、七章即「现今」（民初）。可以看出，郭秉文把重心摆在晚清民初，在这个历史转折的关键年代，中国在抵御外侮的屈辱与寻找出路的内部斗争中，「教育」成了翻转国家命运的关键。
郭秉文以批判的角度，全面考察公共教育制度在中国从古到今的发展，他看出了教育和国家发展的关系，指出中国之所以落后和积弱不振，和教育欠缺「具体」和「实用」、欠缺反覆试验、和论证推理有关；在教育权责上，一定要尽可能避免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的极端化；在课程的规画上，要提供新世代多样的机会，要排除万难让他们接受基础科学训练、学习如何精确观察并详实记录；在教学实务上，不能过分强调背诵，要改善方法，训练学生观察力，学习各种技能，应用在问题的解决上。此外，他对于女子教育有愿景，对于师资之培育，则有很大的期待。
台湾政治解严（1987）迄今的三十年间，教改喊得震天价响，政府被民间逼得往前走，步履蹒跚，乱象纷陈。现在，不论十二年国民义务教育，还是高等教育，问题都很多，这个时候，《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中文版在台湾出版，应该可以给我们带来一些借镜和启发。
中央大学文学院院长暨出版中心总编辑
李瑞腾
中国新的教育时代，挑起了世人兴趣，因此，过去这几年来，有几本专门处理中国教育议题的英文书籍问世。其中，有玛格丽特．波顿（Margaret E. Burton）的《中国的女子教育》（The Education of Women in China）、亨利．爱德恩．金 （Henry Edwin King）的《中国教育制度的晚近重建》（The Educational System of China as Recently Reconstructed），以及胡燕荪（Yen Sun Ho）的《西方视野中的中国教育》（Chinese Education from the Western Viewpoint）。这些应时的着作，每本都阐述了诸多中国教育的面向，因此，在中国教育议题上，这些书都有参考价值。然而，世人还是十分需要一个针对中国公共教育制度之长期发展历程的通盘说明，以全面理解古代和传统教育制度在各个朝代下的兴衰，以及现代教育制度在新民国政府下改革的局况。我的这份研究，企图填补这个缺憾，同时，尽本人知识所能，首次代表中国向英语世界解开中国教育的纠结历史。
在我处理这个研究主题时，资料的选择和内容的比例分配，一直是难解的问题。尽管我自问谨慎，但读者必然还是会发现，论文当中，有许多跟写到的资料一样重要的事，被我省略了；还有，某些部分应该要详细说明，我却以概述手法处理。即便有这些研究上的限制，我相信这份中国公共教育制度发展的整体概论，不仅仅对热衷于中国教育的人大有帮助，同时也可以替未来的研究，照亮一条出路。
本论文的主要参考资料来源有二。其一，跟古代和传统教育制度有关的资料，来自马端临的权威百科专书《文献通考》；除了这本书之外，也包含这本书的其他补充资料；另外，我也参考了毕欧（Édou-ard Biot）的法文书《中国公共教育历史文献》（Essai sur l’histoire de l’instruction publique en Chine）1。其二，跟现代教育有关的资料，则得自中国的教育法令、教育部和其他教育机构的报告，以及目前各种官方或民间的教育期刊。至于另外的资料来源，已条列于参考文献中。
在此，谨向以下人士致谢：哥伦比亚大学教师学院的法林顿教授（Farrington）、孟禄教授（Monroe），以及希尔戈斯教授（Hille-gas）；哥伦比亚大学的夏德教授（Hirth）；长老教会海外差会的赛勒博士（Sailer）；还有审读我手稿的同事余先生和陈先生。我特别要感谢负责我专科的两位教授：也就是自始至终认真看待本研究的斯特瑞博士（Strayer）和法林顿博士（Farrington）。
郭秉文
西元1914年6月1日于纽约
孟禄序
东方对于西方知识的需求，是东方各民族知识分子阶层强烈意识到的事。相对地，西方也想了解东方的知识、抱负以及成就，即便这种需求对于西方各国而言，感受并非同等强烈。中国，素来是东方最庞大，而且就诸多方面而言，也最为伟大的民族；郭博士的这本书，描述并记录了他们晚近以来，为了取得西方知识，所下的种种努力。同时，这本书也清楚爬梳了中国文化和教育制度长期演进下的各个阶段。郭博士的这份研究，增进西方对于东方的理解，可谓贡献重大。
长期与中国人接触的西方观察家，若较能同理思考的话，会感觉到，虽然就看待事物的观点和探讨的方式，中国人和西方人有所差异，但在才智上，两方并无根本的不同，也绝对不存在孰优孰劣之分。这种说法，虽然出于他们的自身经验，但人类文化学家和社会学家，能提出学理上的支持：学者认为，东方与西方的差别，在于知识与技术，并非才智。只不过，由于中国人所操持的生活价值观念，与西方民族的大为迥异，乃至科学知识与现代技术未获发展。现在，中国人总算重新看待科学知识与现代技术，想必世界即将就要看到中国快速且根本的改变。
进步的产生，大抵靠的是智慧；而智慧，则是才智与知识的加乘，这就如同物理力是质量和动能的交互结果。中国民族，就像单单拥有质量，却少了动能。中国人已有的才智，如果能够加上现代科学知识，那么，产生的结果，西方世界也只能佩服、加倍重视。
举日本人为例吧！他们近来在军备、商务、科学各方面努力获得的成就，就是最佳的证明。也许，对于东方民族而言，自古以来就被看重的道德品格，以及社会实践的成果，比起这些现代生活的产物，更具有本质上的意义，也更有基本价值。然而，西方世界的确对日本近来的成就给予高度评价，而连带地，东方世界也逐渐同意这样的看法。
中国以和平手段维护了单一国家认同，长达三千年；在这段漫长的时间里，中国靠着同一块土地的地力，就能维系其组成庞杂之黎民百姓的生计，反观西方民族，才不到几百年，耗尽了自己土地的地力。这个国家除了创造出许多最具影响力的现代发明，如印刷术、火药、指南针之外，也发展了日常生活可见的机械工艺和商贸能力，足以令人敬佩。中国绝对有能力，利用西方世界开发的方法，发展出一番成就。中国人若把现代科学知识，加到他们在农业、商贸、工业、政治、军事方面已有的能力上，必能以其形而下的毅力和形而上的道德为基础，傲然有成；这将使得西方世界不再无知、冷淡、充满偏见地看待有关中国的一切事物。
郭博士的这本书，不仅让中国人更明白其眼下肩负之任务，也让西方世界更了解东方正在发生的变化──这些变化，关乎东、西双方，而我们期盼其结果能创造双赢。
保罗．孟禄（Paul Monroe）
哥伦比亚大学教师学院
哥伦比亚大学教师学院
编者序
教，上所施下所效也；育，养子使作善也。这是《说文》对这两个字的解释，二字成词，指的是教诲、培育，是上对下的一种关系，有一种规范性、引导性；惟这个词，古代并不多见，用得比较多的是「教」和「学」，《论语》的「有教无类」、「学而时习之」、「不学诗无以言」等；《孟子》有「易子而教」；《礼记》有着名的〈学记〉，谈「教学相长」；《荀子》有〈劝学篇〉，论学习的重要及态度、方法、目标等。学而设官、设校，便与制度有关了，郭秉文《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即旨在论教育制度在中国之沿革史。
郭秉文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获教育学博士。学成返国后，协助筹办南京高等师范学院，争取在南高的基础上设立东南大学，并任校长。中央大学校史，上溯三江，年龄从南高算起，今已超过百岁。在校史上，郭秉文是一位奠基者，在他主持下的南高和东南大学，制度完备，名师云集，绝对是中国数一数二的大学，特别是有二项创举影响很大：其一是开放女禁，招考并录取女大学生；其二是创办暑假学校，向社会开放。以今天的角度来说，大学公共化、大学的社会责任，郭秉文早已在实践。
《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原是他以英文书写的博士论文，一九一四年在哥大教育学院正式出版。一九一六年，第一个译本在中国出现，是周槃用文言文翻译的；此后有二○○七年的福建教育出版社版，列入「二十世纪中国教育名着丛编」；有二○一四年北京商务印书馆版，列入「中华现代学术名着丛书」。由于郭秉文专业教育学者及卓越教育家的双重身分，此书在中国教育现代化及中国教育史的研究上，都影响深远。
根据本校中文系李淑萍教授〈中大「秉文堂」溯源〉一文所载，在郭秉文曾孙甥女徐芝韵女史的努力下，近年来有关郭秉文及其教育思想、教育事业的研究，颇为热络，这也间接促成了《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在台湾的新译及其出版，译事委请毕业于中大英美语文学系的沈聿德负责，李淑萍老师且做了详细的校订，由中大出版中心出版。这一方面表示中大对老校长的敬重，另一方面也说明郭秉文这本白百年前的教育学专书，至今仍富参考价值。
这是一部史书，从上古到周秦，乃至从汉到清，是前三章的内容；第四章是从传统到现代的过渡，第五章是现代教育制度的建立，第六、七章即「现今」（民初）。可以看出，郭秉文把重心摆在晚清民初，在这个历史转折的关键年代，中国在抵御外侮的屈辱与寻找出路的内部斗争中，「教育」成了翻转国家命运的关键。
郭秉文以批判的角度，全面考察公共教育制度在中国从古到今的发展，他看出了教育和国家发展的关系，指出中国之所以落后和积弱不振，和教育欠缺「具体」和「实用」、欠缺反覆试验、和论证推理有关；在教育权责上，一定要尽可能避免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的极端化；在课程的规画上，要提供新世代多样的机会，要排除万难让他们接受基础科学训练、学习如何精确观察并详实记录；在教学实务上，不能过分强调背诵，要改善方法，训练学生观察力，学习各种技能，应用在问题的解决上。此外，他对于女子教育有愿景，对于师资之培育，则有很大的期待。
台湾政治解严（1987）迄今的三十年间，教改喊得震天价响，政府被民间逼得往前走，步履蹒跚，乱象纷陈。现在，不论十二年国民义务教育，还是高等教育，问题都很多，这个时候，《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中文版在台湾出版，应该可以给我们带来一些借镜和启发。
中央大学文学院院长暨出版中心总编辑
李瑞腾
图书试读
中国教育制度的发展，素来是研究历史、政治、抑或教育的学生，深感兴趣的主题。理解中国教育制度的沿革，或许便能一探人类历史之初，中国如何带领百姓，迈向高度文明，又如何一统数百万计的黎民苍生；同时从中获知，中国为了延续政体与人民福祉，仰赖的治术为何。中国的教育制度，如何陶冶人民性格，稳定凝聚万千民心，同时，面对现代环境，又如何想办法自我适应，满足新的需求。这些点滴经验，对于有政治家风范的各国教育人士而言，充满了实务应用上的价值。的确，这些纪录即便谈的是中国的错误与失败，对教育界，仍然有某种贡献。因为其他国家或许能引以为鑑，不会犯同样的错误或陷入疏失中。一言以蔽之，中国教育发展史，跟其他国家的一样，具有各种研究价值与管理上的经验实例，可当成正面的标竿指南，也可作为负面的失败借鑑。
然而，本论文无意撰写中国教育全史。教育之发展，广博浩大，欲写全史，必然记录中国民族知识与道德文化的全貌，概述生活中举凡文学与科学、宗教与政治之多元面向。此外，还得一併探讨影响中国人民族性与形塑其教育制度的驳杂成因。不过，本论文只是想以批判的角度，全览公共教育制度从古至今的发展罢了。所谓「公共教育制度」一词，系指政府为民众教育所办理与管控的学校系统。严格说来，时常与中国教育合为一谈的科举考试制度，并不包含在内；不过，这两者之发展，素来密切相关，故仅略带提及。就名义上来说，「公共教育制度」当然也不包括私人办学的学校系统。然而，中国教育的发展，私人办学影响甚鉅，因为中国古代教育仰赖私人办学至深。基于这些理由，本论文将一併评述科举考试制度与私人办学系统。无疑地，这些评述纯属次要，只是为了更加清楚解释中国公共教育制度的演变。尽管研究范畴如此受限，然而论文之本质，实属概论并非专论，讲求广博而非精深。之所以于深思熟虑后，採用这样的研究方法，背后的原因非常简单：比起考证某一历史时期中国教育发展的专精研究，当前中国教育史的完整概论研究，更为迫切需要。
然而，本论文无意撰写中国教育全史。教育之发展，广博浩大，欲写全史，必然记录中国民族知识与道德文化的全貌，概述生活中举凡文学与科学、宗教与政治之多元面向。此外，还得一併探讨影响中国人民族性与形塑其教育制度的驳杂成因。不过，本论文只是想以批判的角度，全览公共教育制度从古至今的发展罢了。所谓「公共教育制度」一词，系指政府为民众教育所办理与管控的学校系统。严格说来，时常与中国教育合为一谈的科举考试制度，并不包含在内；不过，这两者之发展，素来密切相关，故仅略带提及。就名义上来说，「公共教育制度」当然也不包括私人办学的学校系统。然而，中国教育的发展，私人办学影响甚鉅，因为中国古代教育仰赖私人办学至深。基于这些理由，本论文将一併评述科举考试制度与私人办学系统。无疑地，这些评述纯属次要，只是为了更加清楚解释中国公共教育制度的演变。尽管研究范畴如此受限，然而论文之本质，实属概论并非专论，讲求广博而非精深。之所以于深思熟虑后，採用这样的研究方法，背后的原因非常简单：比起考证某一历史时期中国教育发展的专精研究，当前中国教育史的完整概论研究，更为迫切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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