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奈莉.凯尔:我们其实都曾试图去反抗这样的压抑。像是媒体里的战争报导,对于致死疾病的公开讨论,还有,特别是「临终关怀」(hospice)运动的工作,致力于积极改善临终者及其家属的处境,将临终和死亡融入生活里,这一切都对反抗这样的压抑有所成效。尽管如此,这样的禁忌却依然有两大主要因素作为靠山。一是所有人对于生命结束的恐惧,这导致了人们难以在人生的旅途中便以开放、自在的态度谈论「死亡」这件事,这反倒使得人们到了人生的终点必须承受莫大的孤寂,让痛苦更为强烈。另一个原因则是奥地利哲学家伊凡.伊利奇(Ivan Illich)所说的「社会医疗化」(medicalization of society)及「医疗的复仇」(nemesis of medicine)。「可行性错觉」使得健康和疾病成了医疗商品,让死亡变成是「可操作的」。自然的死亡似乎成了某种企图避免被科技所降服的幽灵,老化则成了必须被治疗的疾病,至于健康,则沦为被「专家」所宰制的牺牲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