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序
杨儒宾教授序 尚者,上也。《尚书》是上古之书,是集夏、商、周三代之前以及三代重要文献的典籍。此书虽然不能视作五帝三代文书的总集,但却是传说中的五帝及三代文书的精华。此书就像不少古老文明的圣经一样,其编成及流传都是半虚半实,史实与传说夹杂。但可以确定的,它和孔门的传播有非常密切的关系,而且在战国时期已名列《六经》之中。汉朝之后,它成了历代士人必读的经典。今人如不了解《尚书》,所缺者还不仅是三代之前的一段史实,他对两千多年来国人的精神状态也不可能有相应的同情。
民国来的国人对《尚书》大体上是不够了解的,更恰当的说法,当是不了解的。不了解事出有因,《尚书》的文义难解是其一,韩愈说:「周诰殷盘,佶屈聱牙」;王国维说:「《诗》、《书》为人人诵习之书,然于六艺中最难读。以弟之愚暗,于《书》所不能解者殆十之五」。韩愈、王国维都是大学者,他们的学问是不必怀疑的,他们的判断也很符合一般国人阅读《尚书》的感觉。《尚书》如果不是这么难读,又曾被神学化,就不至于被博士或方士难分的汉儒「说五字之文,至于二三万言」。文字的诡祕难解,常是文本神祕化或神学化的先行条件。
但大学者的话固然需要重视,却也不能概括承受。《尚书》的辞义难解固是难解,但再怎么难解,却也没有构成不可克服的障碍。《尚书》中个别的字词、文句、段落或许不免晦涩,时有扞格,何时可以完全了解,恐怕永无了期。但这种完全理解的盼望基本上是种神话,诠释学上的不可能,所有的经典在本质上都是「未济」的。事实上,《尚书》整体的文义并没有那么难懂。经学史上一个极明白的现象往往被今人忽略了,此即《尚书》或许比起其他经典难懂,但历代的士子基本上不会认为这种难懂是不可克服的,也不会认为这可以构成不进入《尚书》的精神世界的理由。相反地,历代的大儒往往可从《尚书》汲取智慧之泉,借以介入当代生活世界的建构。中国历代思想的演变一般都是从经学的演变开始变起,汉学、宋学、清学莫不如此,而《尚书》的新诂是其中重要的一环。我们单单以《尚书》最早的篇章〈尧典〉为例,〈尧典〉的主轴在于尧舜禅让以及道德政治,禅让政治的设计以及道德政治的主张,其规范的作用有多巨大?历史影响有多深远?脱离了〈尧典〉,我们即无从了解中国的政治理念。《尚书》的难解显然不能太夸张其事。
《尚书》的文义(meaning)之晦涩,一向不为传统的士子所轻忽,但其精神意义(significance)之清晰明朗,则一向为传统士子所重视。
民国来的《尚书》研究一方面走向知识的专业化,当代的《尚书》专业学者对此上古经典的理解往往有超越郑玄、马融之处,这是可喜的。但祸福相依,我们也可指出《尚书》知识化的弊端,因为了解文义,不见得即可了解此部经典的精神意义。当学者一直以考据年代、辨析作者作为学问的大宗时,真正的学问即不能不窒息而死。民国来的《尚书》研究在疑古学派学风影响下,以考据取代体验,常不免沦于价值的虚无主义,走进见不着阳光的死胡同。
《尚书》的理解离不开《尚书》文句,但《尚书》的意义却是在整体文句之外。《尚书》是汉文化传统处在早上八、九点红太阳时期的精神记录,熊十力在〈读经示要〉里说:「后之人,欲寻儒家血脉,不得不注意于斯经。然儒学渊源,固当求之《书》」。马一浮在《复性书院讲录》里说:「六经总为德教,而《尚书》道政事皆原本于德。」这是新儒家学者之言,这种叙述乍看浮泛,事实上是句句到位,针针见血。
古老文明的原始经典大体都有后世哲人永难企及的精神深度及高度,这种原始经典奇理士玛(charisma)的魅力是存在的奥祕,也是定调历史演变与人格修养过程永恆的宇宙轴。
经典的文义是可以逐渐累积契入,慢慢契入设想中的原始文本的,这是经典诠释的客观面。但客观层面的考据辨章离开经典旨趣尚不知远隔几重山在。经典的意义永远是需要再主体化的。它的精神意义一方面是当下的,任何合格的读者阅读经典,都是当场与神圣文本的睹面相照,一场光透整体生命的洗涤。另一方面它又是需要不断诠释,与时代及个人的精神相唿应的,经典的特色在于它必然是当下完成而又是永恆的未完成的。
黄靖雅博士游学两岸,负笈四方,今拟出版其博士论文《极高明而道中庸》。黄书也是站在今日的存在立场,对《尚书》学传统的一个新的回应。天人问题是中国长青哲学(Perennial Philosophy)的长青议题,一部中国哲学史的议题可以说是绕着天人关系所展开的一场精神的冒险史。天人问题言者多,难免陈说累赘,诸义缠绕,读者望之生畏。黄博士慧心独运,实能出新义于陈说,镕裁成体。笔者对《尚书》素乏研究,然观黄博士多年研究心得即将公佈于世,不能不由衷喜欢,因缀数言以为序。
杨儒宾丁酉中元于清大
作者序 年少轻狂,一厢情愿地以为未来如果不是逍遥的道家,必然是出离的佛家。可现实的阅历冷冷地告诉我:妳?还差得远哩!
从感月吟风的少女蜕变为人妻、人母,怀抱襁褓中的幼儿,看着新生的娃娃伸拳蹬腿,我在凝睇的当下彻悟,自己既无法出离,也不可能逍遥――我体内流动的一直都是儒家温情脉脉的血。
尔后尾随学医的丈夫走进道门,宗教导师涵静老人对政治时局的热切关注,先是让我大惑不解,既而是更多的不以为然。在我既有的认知里,宗教与出尘的联结根深柢固,至不济,对人世也应保有一定的距离。但宗教导师的作为完全颠覆了我对宗教人的想像。
然而正如涵静老人一再耳提面命的,「天命可畏不可违」。我先是因缘际会走上诠释天帝教经典的道路,在埋首耙梳的过程不断觑见它与中华文化的高度重叠。继而是被维生先生带往学术研究之路,先《四书》,后《尚书》。如此进路为我开启了两扇门,一是宗教的敬天,一是儒家的爱人。两条看似迥异的大道其实殊途同归,最后都指向传统的天人关系:因为天生人,因此人敬天。而事天,不外乎己立而立人,自觉而觉他;亦即透过政治与教化双轨并进,先民生,后教化。
透过《尚书》的圣王贤相,我终于了解,涵静老人早年为何甘愿辞去高官厚禄,挈眷归隐华山,为祈祷中国抗日胜利而朝夕虔祷。看似远离战火红尘的山居生涯,却又与军、政两界的人士来往不断,以静观所得提供作战参考。抗战胜利,不旋踵即谨遵天命来到陌生的台湾,先是接办《自立晚报》针砭时政,继而创办宗教哲学研究社,意图结合宗教与科学、哲学,为新时代开出新境界。
也因为对宗教导师生平的认识,我终于了解,古代先哲何以在坐拥大位之际犹能心甘情愿,兢兢业业为生民跋涉奔走,视敬德保民为无可旁贷的职分,其中自有对上帝的虔诚信仰,只是礼敬的方式远非一般宗教的膜拜。以出世之心,行入世之事,正是原汁原味的儒家精神所在。
「上帝真道即中华文化,中华文化即上帝真道」,尽管涵静老人驻世时反覆申说,我一直以为自己老早烂熟于心;然而真正印心,却是在一头钻进《尚书》的古世界之后。透过与涵静老人一般虔诚事天而忠于爱民的先哲,我终于彻底证悟:中华道统的圣王贤相,远非后世儒者涂脂抹粉的结果,而是实有其人;我也终于洞彻,难怪天帝教的《道统衍流》以尧、舜、禹、周公与孔子为第五十二代道世兴昌的教主,而其教化的实质内涵又是什么。一旦了悟「天」乃最初的生命之源与最高的价值之源,不难推知朱熹「潜心以居,对越上帝」的表述,不仅适用于朱子其人,更可以推扩至所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历代大儒。那也正是涵静老人之所以为涵静老人,中华文化之所以为中华文化的命脉所系。
是为序。
天运丁酉年下元龙华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