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描述
上编从「疫灾」、「品鉴」、「飨宴」三种看似与文学颇为疏远的社会现象切入，展现征战杀戮、自然灾异、原始宗教、社会思潮与文学创作的多边互动关系，以及士族、皇族的生活形态与历史变迁对文学的深刻影响，以求从不一样的角度探讨建安、魏晋、齐梁三个重要阶段的文学发展。
下编则从各种文史资料中，爬梳、勾勒出「士人」、「寺庙」、「皇家」三种园林形态在魏晋南北朝的发展、演变轨迹与表现，及其与文学创作的关系，进而试图在文体学意义上探求魏晋南北朝园林文学的表现形态。
著者信息
王力坚
原籍广西博白，国籍新加坡。1955年生。
1994 年获新加坡国立大学博士学位，留校任教逾十年；现任中央大学中文系专任教授及历史研究所合聘教授，曾任中央大学中文系系主任、中央大学客家研究中心合聘研究员、元智大学中语系兼任教授、加拿大温哥华英属哥伦比亚大学访问教授、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访问教授、广西大学访问教授。
出版专书有《六朝唯美诗学》、《由山水到宫体——南朝的唯美诗风》、《魏晋诗歌的审美观照》、《中古文学的文化思考》、《古典新诠——中国古典诗词赏析文集》、《清代才媛文学之文化考察》、《回眸青春——中国知青文学》、《天地间的影子——记忆与省思》、《清代才媛沈善宝研究》、《新加坡客家会馆与文化研究》、《清代文学跨域研究》、《转眼一甲子：由大陆知青到台湾教授》等十二种，并在中国大陆、香港、台湾及新加坡、美国、义大利等地刊物发表过学术论文逾百篇。
图书目录
上 编
第一章 汉末建安的疫灾与文学
第二章 魏晋品鉴的演变与文学
第三章 士族、飨宴与齐梁文学
下 编
第四章 隐逸、园林与文学创作
第五章 佛教、寺庙园林与文学
第六章 皇家园林的演化与文学
总 结
主要参考书目
后 记
图书序言
换个角度，跨域思考
以往学界，对魏晋南北朝文学诸多现象都有习以为常的既定印象及认知，倘若换个角度，跨逾文学领域进行思考，或便有不一样的解读。
关乎汉末建安文学的既定印象：世积乱离的时代背景，慷慨悲凉的建安风骨，三曹七子的邺下文人，诗赋欲丽的文学自觉，五言腾踊的诗歌创作……
如果说要换个角度思考一下，那就是一个文学领域外的角度：疫灾。
在有关汉末建安时期的史书记载中，频频出现此类词语：「疫」、「疠」、「疠疫」、「疫疾」……这便是所谓「疫灾」——「瘟疫灾难」。
从这个应该是医疗史、灾难史的概念切入，观照汉末建安文学，当有不一样的解读：
世积乱离的时代背景，不仅是朝政黑暗、诛戮交加、战争频仍，疫灾的介入，使这一切变得更加复杂：疫灾往往与战争、饥荒交织在一起，形成互为因果的关系。战争阵亡者得不到妥善处理，易于引发瘟疫等传染病；而军队大规模、大范围移动，又是疫灾爆发流行的主要管道。二者恶性循环互动，更造成饥荒连年、生灵涂炭的惨景。而饥荒连年生灵涂炭，又使疫灾更易爆发与流行。这一切，对朝廷造成致命的冲击，对百姓造成极大的摧残。
于是，慷慨悲凉的建安风骨，便不仅仅是时代风格、文学风格的意义，而是具有生命意识的意义——惊惧于人生如蚁、世事无常的迁逝感。这种迁逝感，在三曹七子邺下文人身上得到充分体现：一方面，在连番疫灾毁灭性的冲击下，邺下人的心理更显脆弱慄惕，他们的诗文往往在弦歌酒色中融汇着悲凉哀怨之情。他们惊惧人生短促，更期望抓住有限的人生尽情享乐；他们痛惜生命消逝，更企图拥抱短暂的生命沉醉不醒。另一方面，王粲、徐干、陈琳、应玚、刘桢，更是相继殁于建安二十二年大疫，可谓以短暂一生印证了人生如蚁、世事无常的迁逝感。
于是，诗赋欲丽的文学自觉，五言腾踊的诗歌创作，也就更应该聚焦于迁逝感来思考了。一方面，迁逝感引发了以关注个体自然生命为标志的「人的自觉」，而「人的自觉」，也正是「文学自觉」的必备条件；另一方面，迁逝感作用于文学，产生了不同的审美观念与风貌迥异的文学样式。这些观念及其文学实践，不仅构成汉末建安文学的主体风貌，还对后世文学产生深远影响。
关乎魏晋文学的既定印象：玄言诗文、太康诗风、缘情绮靡、世说新语……
如果说要换个角度，找一个能统摄这一切的现象，或许就是「魏晋风流」——魏晋名士文化。而在魏晋名士文化中，找一个能勾连起上述一切的现象，或许便是「品鉴」或说「品鉴文化」。而品鉴文化的发展演变，上溯东汉下延两晋。
在政治史上，品鉴文化与东汉党锢及魏晋九品中正制等密切相关：前者体现为当时的人物品鉴本身就是政治文化——东汉选官制度的产物，其政治化的极境即是东汉末年文人士大夫与宦官集团的抗争。后者体现为品鉴被制度化而成为「九品中正制」：「州郡皆置中正，以定其选，择州郡之贤有识鉴者为之，区别人物，第其高下。」ⅰ
在文化史上，品鉴文化与名士生活型态及精神风貌等密切相关：品鉴日渐趋于与清谈合流，蜕变为世家大族标榜身份、矜夸门资、以玄谈为尚、以品题相高的活动。极大淡化了东汉人物品鉴那样的现实政治及儒家伦理道德因素，而表现出与魏晋清谈名理相一致的玄虚色彩。
在美学史上，品鉴文化与审美观念及书画艺术等密切相关：形象化手法普遍运用于品评人物的仪容、体态、风姿及神情，彰显魏晋名士风标气度，体现出生活审美化的观念。品鉴文化与书画文化联系起来，品书画即品人、品人亦如品书画，显示出品人与品书画其理相通、融洽无碍。
在文学史上，品鉴文化与文学批评及形式表现等密切相关：魏晋人物品鉴最为鲜明的语言特征当为引喻类比、简洁精致、含蓄隽永、蕴借多义。由品人而品文，显示了魏晋品鉴对文学批评影响的逻辑演进及深化过程；而品人论文时，仍呈现形象生动、简约玄澹的语言表现特征，由此形成晋代以及后世文学批评的一个特殊范式。魏晋品鉴对「佳句」与「清」的崇尚，亦成为文学发展的追求与表现。
关乎齐梁文学的既定印象：士族文化、文人集团、唯美追求、宫体风气……
如果说要换个角度，找一个能与上述诸现象交集者，那便是飨宴文化。
从历史发展看，齐梁的飨宴文化是北府将领文人化及寒门ⅱ世族ⅲ化的一条重要途径：出自南兰陵萧氏豪家将种的齐梁王室成员，以政坛及文坛领袖的双重身份，充分利用飨宴文化，促进并完成了北府将领文人化及豪族士族化的转型。飨宴文化是催化剂也是润滑剂，既对立又相互利用的高门甲族／寒门士族以及皇室，在飨宴文化氛围中，得以虽然不那么和谐却也颇为自由不拘地交流／争斗／融合／转化。
从文学发展看，齐梁的飨宴文化是以皇族为中心形成文人集团ⅳ的一个主要形式：齐梁文坛的一个重要现象是文人活动与创作集团化，齐梁王室成员以政坛领袖及文坛领袖的双重身份，主导及强化了文人集团化的形成与演变。具有政坛领袖与文坛领袖双重身份的齐梁王室成员，常常将政治活动与文学活动交混进行，而二者得以和谐交混的平台／场域往往就是飨宴；换言之，飨宴既是王朝宫廷活动，亦可视为齐梁文人集团的文学交游。
从文学创作看，齐梁的飨宴文化是文学创作群体化及模式化的主要场域，同时也是文学内容宫体化、风格唯美化的重要原因。齐梁文士集团的活动大体是呈现为在轻松随性的气氛中宴游赋诗的型态。声律新变与宫体轻艳，为当时文坛两大潮流，齐梁文士集团成员，便是这两大潮流的主导者及积极参与者。在交融着政治与文学双重元素的飨宴文化场域中，应诏、奉和、同题（拈韵／限韵）共作及续作往往成为常态性的创作模式，群体化／集团化也就必然成为常态性的创作现象，文学作品，也就往往以批量化／流水线作业的方式涌现，也因而形成了从形式到内容都以繁华富丽为标识的文学盛景。从独立文类意义上说，齐梁飨宴文学体现出双重性质：政治实用与游戏娱情，这种「飨宴－文学」的文化生态对后世文坛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
如果说以上关乎建安、魏晋、齐梁文学是基于既有的文化／文学现象，进行转换视角、多元思考的研究探讨；那么，以下关乎魏晋南北朝园林文学，则似乎可以说是在「空白」的基础上，「无中生有」地展开论述、探究。
首先，魏晋南北朝园林已无实存，专门的园林文献亦不多见，然而，对魏晋南北朝园林有所记述的文史资料仍不为少数。根据文史互证原则，这些资料中有关园林的记述，已为魏晋南北朝园林研究的主要依据ⅴ。其次，目前学界对魏晋南北朝园林的讨论虽然不少，但鲜有放置在「文学」——尤其是「园林文学」——的背景或平台来进行的。换言之，作为独立文类，魏晋南北朝园林文学尚未得到学界的充分重视甚至是正视。
在中国园林发展史上，魏晋南北朝期间，三大园林体系——皇家园林、士人园林、佛寺园林——并驾齐驱。
春秋战国至秦汉，是皇家园林独霸天下的时期，甚至可说是皇家园林独自形成、发展、成熟，并达致鼎盛的历史过程。魏晋南北朝，则是士人园林与寺庙园林崛起成型时期。士人园林经由模仿（皇家园林）而走向独立发展，贵游文化与隐逸文化的交替杂糅构成魏晋南北朝士人园林的文化底蕴。寺庙园林是魏晋南北朝宗教文化（佛╱道）兴盛的副产品或衍生物，宗教文化与隐逸文化同质性（避尘世╱脱世俗）的发展，也致使寺庙园林呈现出与士人园林相类似的文化底蕴。所不同者，士人园林较趋内敛而私密，寺庙园林则相对相容且开放。
魏晋南北朝时期，皇族与士族的势力发展此消彼长，交相嬗替，促使皇家园林得以持续发展的同时，也趋向民间化的演变；同时，士人园林也「应运而生」——政治的黑暗（倾轧╱杀戮╱门阀制度）刺激、助长了隐逸思想。这样一种政治背景，也成为士人园林文化底蕴的重要组成部分。
处于发展初始阶段的士人园林，各种要素的布局设计及建筑规模尚处于动态演化之中，然而，山水兼备，花树交杂，野趣盎然的「人化自然」（即「第二自然」）本质已然确定；而这样一种「人化自然」的本质，往往交织着人们好尚自然向往隐逸的思想意趣。
隐逸思想内涵，或可从三方面解读：政治姿势疏离化（非脱离）；生活态度怡情化（非忧患）；自然观念审美化（非实用）。这三方面的演化，皆落实到士人园林文化的范畴；于是，隐逸思想作为中介，连接朝野（亦吏亦隐╱方内与方外），促进了士人园林文化的兴盛，也促进了士人园林文学的兴盛。
魏晋南北朝，随着佛教兴盛发展并趋向中土化，佛寺在大量兴造的过程中，佛寺形制亦迅速趋向中土化——园林化。即佛寺园林化的现象益见普遍，佛寺园林迅速蔚为大观，而且还越来越呈现出与山水自然环境紧密结合的趋势。
佛寺园林化主要缘由，来自佛寺建造的途径。魏晋南北朝佛寺的建造主要有两大途径：山林建寺与舍宅为寺。山林佛寺的园林化，一开始便与自然山水有天然的联系。帝王、皇族，以及达官贵人捐（舍）出自己的宅院，大多已有园林或有园林化的环境，改建为寺，便顺理成章成为佛寺园林。
「游观-赋作」的模式，在魏晋南北朝佛寺园林文化中已然为普遍的模式。在魏晋南北朝佛寺园林文学中，则体现为悟道与审美交集的「禅行教化」范式。从文体学的角度思考，魏晋南北朝佛寺园林文学不失为一种具有丰富内涵的文体形态，其文体构成的诸要素在相互作用中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关系，从而构成了独特的审美规范。
魏晋南北朝，除了士人园林与寺庙园林相继兴起，皇家园林亦得以延续并不无新意的发展演变。魏晋南北朝皇家园林的发展变化，缘自帝国象征的趋落，诸种中心的南移，帝王皇族文士化。
魏晋南北朝皇家园林的文化活动，以上位者为中心，聚集文士，亦宴亦游，最终导向群体性创作的传统。北方皇家园林的功能，多用于供帝王宴游享受，与文学较少交集。南方皇家园林虽然也有其他功用，但宴游始终为主导性的功能，而能与文学交集的也多为宴游。魏晋南北朝皇家园林文学的风格表现，既有奢华绮艳亦有萧散清丽。前者表现出与文坛风尚同步的唯美倾向，甚或直逼风靡一时的南朝宫体文学；后者则表现在梁陈诗人的皇家园林文学中，萧散清丽的风貌已取代奢华绮艳的风格，而趋向文士园林文学的风貌。
以上，便是本书的思考角度与研究进路。据此，本书分为上下两编。
上编从「疫灾」、「品鉴」、「飨宴」这三种看似与文学颇为疏远的社会现象切入，展现征战杀戮、自然灾异、原始 宗教、社会思潮与文学创作的多边互动关系，以及士族、皇族的生活形态与历史变迁对文学的深刻影响，以求从不一样的角度探讨建安、魏晋、齐梁三个重要阶段的文学发展。
下编则从各种文史资料中，爬梳、勾勒出「士人」、「寺庙」、「皇家」三种园林形态在魏晋南北朝的发展、演变轨迹与表现，及其与文学创作的关系，进而试图在文体学意义上探求魏晋南北朝园林文学的表现形态。
ⅰ《通典•选举二》，杜佑《通典》（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页77。关于九品中正制度，唐长孺与毛汉光皆有甚为全面且深入的讨论。参唐长孺〈九品中正制试释〉，《魏晋南北朝史论丛》，页85-126。毛汉光《两晋南北朝氏族政治之研究》（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66），【上】，页67-266。
ⅱ史籍有寒门、寒士、寒人等称谓，宫崎市定区分为：「第一，身为士而门地寒者，我想称之为寒门、寒士。第二，庶人跻身于士列，以及登上准士的地位反而被贵族形容为寒者，我想称他们为寒人。」见宫崎市定着，韩昇、刘建英译《九品官人法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8），页153。宫崎市定还指出，所谓门地寒，即乡品为三品至五品者；而寒门亦有次门、后门之称。（同前着，页155。）事实上，寒门（次门、后门）、寒士、寒人的区别分界并不十分清楚，也不太容易釐清，故本书一概以寒门称之。
ⅲ本书所採用的「世族」概念指世家大族，即士族社会中的最高阶层。关于「寒门」与「士族」的涵义，详见第三章第一节「士族文化与飨宴文化」。
ⅳ文人集团往往也称为文学集团（见后所引论着），但魏晋南北朝的文人集团多具政治结盟色彩，称之为文学集团，或会产生误解，故本书以文人集团称之。
ⅴ事实上，对魏晋南北朝园林有所记述的诗文赋，也正是魏晋南北朝园林文学得以成型的主要体现。
图书试读
用户评价
这本《魏晋南北朝文学跨域研究》着实是一部令人耳目一新的学术巨著，从我拿到它开始，就被它宏大的视野和精妙的构思所吸引。我一直对魏晋南北朝那个风云变幻、思想激荡的时代情有独钟，特别是那个时期文学的蓬勃发展。然而，以往的研究多集中在文学本身，或是从某个孤立的文化维度切入，总感觉隔靴搔痒，未能触及到那个时代文学真正鲜活的脉络。《跨域研究》则完全打破了这种藩篱，它不拘泥于文学的界限，而是将文学置于更广阔的文化、思想、历史、艺术乃至于社会生活的交织网中去考察。比如，书中对玄学与文学的关联进行了深入的剖析，不再是泛泛而谈的“魏晋风度”，而是细致地梳理了哲学概念如何渗透进诗歌的意象、语言风格，甚至文人心态的形成。我尤其喜欢其中关于“神韵”之说的论述，作者旁征博引，将它与当时的书法、绘画、音乐中的审美理念联系起来，让我对那个时期“以形写神”的艺术追求有了更为立体的认识。它不仅仅是在解读文学作品，更是在重构那个时代文人的精神世界，那种超脱世俗、追求自由的理想，以及在乱世中寻求精神慰藉的挣扎，都仿佛跃然纸上。
评分总的来说，《魏晋南北朝文学跨域研究》是一部让我看到了无限可能的学术著作。它所展现的跨学科视野，不仅仅是简单地将不同领域的知识叠加，而是致力于在不同学科之间建立起深刻的联系，从而揭示出魏晋南北朝文学更本质、更复杂的面貌。我尤其欣赏作者对于“文学”概念本身的拓展，它不再局限于我们通常理解的诗歌、散文等，而是将那些与文学创作、传播、接受相关的边缘现象，都纳入了研究的范畴。比如，书中对书法艺术在文人心态和文学风格形成中的影响，以及绘画、音乐等艺术形式如何与文学相互渗透、相互启发的论述，都极具启发性。这种研究方法，让我看到了研究魏晋南北朝文学的全新路径，也让我认识到，要真正理解那个时代的文学，就必须将其置于一个更广阔的文化语境中去考察。这本书不仅仅是为文学研究者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也为所有对魏晋南北朝历史文化感兴趣的读者，打开了一扇通往知识新世界的大门，它的内容之丰富、论证之严谨、见解之独到，都让我深感震撼。
评分这本书的阅读体验，与其说是在“读”书，不如说是在“玩”一场关于魏晋南北朝的智力游戏。作者的叙事方式非常独特，他善于设置一个个引人入胜的“谜题”，然后层层剥开，展示出不同学科的知识如何能够为我们揭示文学现象背后的深层原因。我特别欣赏其中对文学创作与接受过程的跨学科考察，比如，在探讨诗歌的流传与接受时，作者会引入心理学和社会学的理论，分析当时的读者群体结构、审美偏好，以及文本如何在传播过程中被解读、被重塑。他对“文学史”本身的建构方式也进行了反思，指出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文学史，在很大程度上是经过后世的筛选和整合，而《跨域研究》则试图还原一个更加多元、更加真实的魏晋南北朝文学图景。书中对一些被边缘化的文学现象的关注，比如文人之间的交往、文学社团的活动、以及女性文学的萌芽，都让我对那个时代有了全新的认识。它鼓励读者跳出固有的思维模式，用批判性的眼光去审视历史和文学，这种开放性的研究态度，让我受益匪浅。
评分《魏晋南北朝文学跨域研究》给我带来的最大惊喜，在于它对文学与社会现实之间关系的深刻洞察。以往我读到关于魏晋南北朝文学的论述，常常感觉那些名士风流、清谈玄理，似乎与普通人的生活有些距离。但这本书让我看到了文学如何根植于那个时代的土壤，如何回应社会的需求，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塑造着社会的走向。作者在分析文学作品时，并没有回避那个时期动荡不安的政治环境、激烈的社会变革，以及阶级之间的矛盾。他特别关注了那些底层人民的文学声音，虽然在主流文献中不易寻觅，但通过对墓室壁画、民间歌谣、以及一些零散史料的爬梳，作者展现了文学在不同社会阶层中的存在方式和表达内容。我印象深刻的是，书中对“骈体文”的分析，不再仅仅停留在其辞藻华丽、对仗工整的表层，而是深入探讨了这种文体在官方文书、碑刻、奏议等场合的广泛应用，以及它如何服务于当时的政治宣传和信息传播。这让我意识到，文学并非只是少数精英的雅趣，它也承载着社会的功能，记录着时代的变迁，是理解那个复杂时代的绝佳窗口。
评分这本书给我的感觉，更像是一场穿越时空的文化对话。我原本以为，所谓的“跨域研究”可能会显得过于学术化，甚至有些枯燥，但事实证明，我的担心是多余的。作者以一种极为生动、富有感染力的笔触，将不同领域的知识巧妙地融合在一起。比如说，在探讨建安文学时，作者并没有止步于对曹操、曹植父子的诗歌进行逐字逐句的赏析，而是将目光投向了那个时代的政治格局、军事冲突，以及民间流传的歌谣。他特别提到了当时一些“非主流”的文学形式，比如乐府诗的创新与发展，以及散文、赋等体裁的变化，这些往往是普通文学史研究中容易被忽略的部分。令人惊叹的是，作者能够将这些看似零散的史料和艺术形式串联起来，展现出一种独特的时代精神。我记得其中一章，专门讨论了魏晋时期佛教的传播对文学的影响，那些关于轮回、空性、因果的哲学概念，是如何悄悄地改变了文人的世界观，又如何体现在他们的作品中，为文学注入了新的生命力。读这本书，我感觉自己不再是单纯地阅读文学作品，而是在体验那个时代多元文化的碰撞与融合，每一种文化元素都在相互激发，共同塑造了魏晋南北朝文学的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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