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志清夏济安书信集：卷三（1955-1959） pdf epub mobi txt 电子书 下载 2025

简体网页||繁体网页

☆☆☆☆☆

图书标签:

• 夏志清
• 夏济安
• 书信集
• 近代史
• 历史文献
• 中国现代文学
• 文化史
• 家族史
• 个人史
• 史料

　　家常、感情、文学、电影、时政
　　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界的两大巨擘──夏济安、夏志清夏氏兄弟
　　18年的鱼雁往返，是一代知识分子珍贵的时代缩影
　　现代中国学术史料的重大事件

　　济安的国学根底好，见识广，志清转治中国文学后，常请教哥哥，1952年后二人讨论中国文学的时候居多。从这些信里，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知识渊博，充满幻想的夏济安；而夏志清则是一位虚心学习谦恭的学者，与日后「狂妄自大」的「老顽童」判若两人。──王洞

　　夏志清（1920-2013）1961年凭《中国现代小说史》英文专着，一举开下英语世界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先河。之后的《中国古典小说》更将视野扩及中国古典叙事。其兄长夏济安（1916-1965）的学问和洞见绝不亚于乃弟，1950年代曾在国立台湾大学任教，调教一批最优秀的学生如刘绍铭、白先勇、李欧梵等，也创办《文学杂志》，为日后台湾现代主义运动奠定基础。夏氏兄弟在学术界享有大名，生长在充满战乱的1930、40年代，日后迁徙海外。

　　《夏志清夏济安书信集：卷三（1955-1959）》，即夏济安、夏志清兄弟于1947年至1965年之间往来六百多封书信的第三批，涵盖了兄弟间四年多的通信，始自信件编号281，夏济安1955年6月10日于艾尔克特发出的信，至编号390，夏济安1959年7月15日于西雅图发出的信，共110封。

　　1955年夏济安由美国国务院资助来美在印第安纳大学进修半年，六月学期结束后，即至伊利诺州艾尔克特（Elkhart）县拜访心仪已久的同学露丝小姐，然后到纽黑文（New Haven）市探望阔别近八年的弟弟夏志清，兄弟相聚约二月有余。期间夏济安完成了英文短篇小说《耶稣会教士的故事》（The Jesuit’s Tale）。八月束装返台，直到1959年三月再度来美担任西雅图华盛顿大学英文系访问教授。

　　夏济安感情丰富，落笔快，读书，交友，都告诉弟弟；夏志清也如实分享生活中种种大小事情。兄弟情深，跃然纸上。

好评推荐

　　从1947年底至1965年初，夏志清先生与长兄夏济安先生之间鱼雁往返，说家常、谈感情、论文学、品电影、议时政，推心置腹，无话不谈，内容相当丰富。精心保存下来的六百多封书信，成为透视那一代知识分子学思历程的极为珍贵的文献。──季进

　　在滞留海外的岁月里，夏氏兄弟在薄薄的航空信纸上以蝇头小字写下生活点滴，欲望心事，还有种种文学话题。这对兄弟志同道合，也是难得的平生知己。──王德威

《西方文论前沿译丛：詹明信论艺术与社会》 本书简介 本书收录了当代法国著名符号学家、文化理论家阿尔吉尔达斯·詹明信（Algirdas Julien Greimas）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初期的重要学术论文与访谈记录，集中探讨了他晚期理论体系的深化与拓展，尤其关注其叙事学、符号学理论在跨学科领域的应用，以及他对文化现象的深刻反思。 詹明信被誉为继索绪尔、巴特之后的法国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思想巨擘之一。他的研究不仅奠定了叙事学的基础，更通过对意义生成机制的系统性阐释，深刻影响了文学批评、人类学、社会学乃至心理学等多个领域。《西方文论前沿译丛》此次遴选的这批文本，是理解詹明信晚期思想转向的关键窗口，它们展示了理论家如何审视其早年“意义模型”的局限，并试图构建一个更具动态性和实践性的符号学框架。 一、 理论的演进与“意义的四边形”的再审视 本书开篇的几篇论文，追溯了詹明信符号学理论的起源与发展。作者细致分析了其核心概念——“意义的四边形”（The Semiotic Square）的构建过程。不同于早期集中于线性叙事结构的分析，晚期理论更加强调意义的生成并非简单的对立与否定，而是在一个更复杂的、由四个顶点构成的动态关系中完成的。 我们得以深入了解詹明信如何将本体论的思考融入到符号学的实践之中。他探讨了“存在”与“非存在”、“肯定”与“否定”之间更微妙的过渡状态，例如“缺失”（lack）与“充盈”（plenitude）如何相互界定。这些文本揭示了结构主义向后结构主义过渡时期，思想家对确定性意义的怀疑与超越。其中一篇对“二元对立”的批判性回顾尤为精彩，作者指出，单纯的对立瓦解并不能带来意义的解放，关键在于理解对立背后的“中介项”是如何运作的。 二、 叙事学向“活动学”的转向 本书的重点篇章聚焦于詹明信晚期对叙事研究的拓展，即从传统的“叙事语法”向更广义的“活动学”（Actantial Semiotics 或 Somatics）的迈进。他认为，传统的叙事模型（如格里马斯-科德斯模型）虽然有效描述了人物角色的功能，但未能充分捕捉到“身体性”（corporeality）和“意向性”（intentionality）在意义构建中的作用。 在“身体的语法”系列探讨中，詹明信引入了现象学的视角，论述了身体经验如何构成意义的初始层面。他不再将角色视为纯粹的功能符号，而是探讨角色如何通过“感觉”、“感知”和“行动”来建构其在符号场域中的位置。例如，在分析民间传说和神话叙事时，他不再满足于识别“给予者-接受者”的关系，而是深入探究角色在空间中移动时所产生的“情感张力”和“物质接触”如何催生新的意义。 三、 文化批评与符号的“物质性” 本书的后半部分收录的访谈和评论文章，则展示了詹明信理论在具体文化现象中的应用。他将符号学工具应用于对现代大众文化、广告、政治修辞乃至全球化进程的批判性考察。 一个突出的主题是对“技术景观”的符号分析。詹明信敏锐地指出，当代社会的信息爆炸并非知识的累积，而是一种新的“意义饱和”现象，它倾向于将复杂的现实简化为易于消费的符号包。他尤其关注“图像的暴力性”，即图像如何通过其内在的结构强制性地塑造观看者的认知框架。 在关于全球化的讨论中，他提出了“异质性空间”的概念，用以描述不同文化符号系统在接触与冲突中所产生的不可预测的意义变异。他强调，真正的文化交流不是符号的简单置换，而是在“抵抗”与“适应”之间产生的复杂张力。 四、 理论的跨界影响与方法论的贡献 本书的价值不仅在于完整呈现了詹明信晚期的理论建构，更在于其为跨学科研究提供的坚实方法论基础。编者特意挑选了几篇关于詹明信理论与其他学派对话的文本，例如他与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关于“惯习”（Habitus）的讨论，以及与认知科学关于“心智图景”（Mental Imagery）的探讨。 詹明信的贡献在于，他提供了一套严谨的、可操作的符号分析工具，使得研究者能够剥离文化表象，直达其背后的深层结构逻辑。对于文学研究者而言，本书有助于超越传统的内容阐释，进入到意义如何“被构建”的生产过程；对于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而言，它提供了一种结构化的方法来解读仪式、习俗和意识形态的运作模式。 总结 《詹明信论艺术与社会》是理解后结构主义文化理论不可或缺的文献集。它不仅是对一位伟大思想家学术生涯重要阶段的忠实记录，更是对我们这个充满符号、图像和信息泛滥的时代，进行深刻反思与批判性审视的有力指南。本书的译介，标志着我国符号学研究迈向更深层次的动态分析与跨学科整合。

编者简介

王洞

　　夏志清夫人，台湾大学经济系毕业，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教育硕士，耶鲁大学语言学硕士。曾任哥伦比亚大学初级研究员、康州大学讲师。婚后相夫教女，年逾半百，改学电脑，获哥伦比亚大学电脑学士，任职美林证券公司。现退休，定居纽约。

编注者简介

季进

　　江苏如皋人，文学博士，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现代中外文学关系研究、海外汉学（中国文学）研究、钱钟书研究。主要着作有《钱钟书与现代西学》、《陈铨：异邦的借镜》、《阅读的镜像》、《另一种声音》、《彼此的视界》等，主编有「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译丛」、「西方现代批评经典译丛」、「苏州大学海外汉学研究丛书」等。
 

按语（节录）

　　济安于1955年6月16日从艾尔克特乘灰狗公车（Greyhound Lines），两天后到达纽黑文，与弟弟相聚。志清所住公寓狭小，只好安排哥哥住在耶鲁大学研究院宿舍。请同学哈利．纳德尔登（Harry Nettleton）照顾哥哥。志清住在宿舍时，常与哈利同桌吃饭，哈利有时背些劣诗，供大家取笑。哈利记性好，爱文学，对其专业化学却兴趣缺缺，1955年还没有毕业。哈利金发，碧眼，身材修长，大学本部，即在耶鲁就读，是名副其实「耶鲁人」（Yale Man）。哈利文学修养极高，出口成章，所以济安在1955年8月26日（编号288）信里，提到他读纽约时报克劳瑟（Crowther）的文章，好像在听Nettleton说话。哈利得到博士后，在孟山都（Monsanto）担任研究工作，因学非所长，每遇公司裁人，即不能倖免，1975年又失业，感恩节后一星期，举枪自戕。志清1976年初写过一篇文章，〈岁除的哀伤──纪念亡友哈利〉（收入2006年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岁除的哀伤》）。志清常说，如果哈利读英国文学，一定会出人头地，不知他为什么要读化学？也许美国也跟中国一样重理轻文吧！

　　济安初见卡洛，觉得卡洛温柔娴静，很为志清娶到这样的妻子高兴。卡洛订婚后即与济安通信，见了济安，感到非常亲切，一直视济安为最知心的朋友。志清的独子树仁（英文名Geoffrey）出生才六个星期；卡洛产后，体力尚未恢复，又得照料婴儿，无法驾车带济安出游，兄弟二人就在图书馆用功。当时志清的办公室就在图书馆里，他正在写《中国现代小说史》，济安即续写其印大未完成的作业──《耶稣会教士的故事》，前者1961年出版，备受好评，使志清获得了哥大的教职，后者1955年被美国《宗派杂志》（Partisan Review）秋季号刊登在首页，一偿济安英文创作成名的宿愿，可惜后来济安专心教书，编杂志，做研究，再没有余力从事英文创作。

　　1955年6月，志清的同学大半已毕业，除哈利外，另有一位政治系的同学陈文星，浙江人，正在写论文，虽然不住宿舍，但讲上海话，是志清最好的朋友，志清自然也请他照顾济安。陈文星获得博士后，在纽黑文阿尔贝图斯─马格纳学院（Albertus-Magnus College）教书，追求济安的高足张婉莘小姐，当时婉莘在纽约复旦大学攻读哲学博士。婚后，双双到纽约圣约翰大学教书，与志清来往频繁。1954年志清与卡洛结婚时，「义务照相师」是陈文星，文星尚无女友。1969年志清与我结婚时，「义务照相师」也是陈文星，他和婉莘已有一个两岁的男孩。他们的女儿米雪儿，比小女自珍大一岁，常来我家。志清戒菸，屡屡失败，1983年在文星家做客抽菸，被米雪儿晓以吸菸之害，把菸终于戒了。婉莘注重健康，推荐阿黛尔．戴维斯（Adelle Davis）的《让我们吃得对以保健康》（Let’s Eat Right to Keep Fit），从此志清不吸菸，饮食清淡，服维他命，勤于运动，保养身体。文星长志清四岁，2006年去世后，婉莘搬去波士顿，就很少见面了。

　　济安于1955年8月25日告别纽黑文，在纽约逗留四日访友购物，飞洛杉矶，乘汎美航空公司飞机，经东京，于9月1日抵台，仍住台大教职员宿舍。济安在台大外文系教授高级课程，很受学生爱戴，上级器重，又创办了《文学杂志》，俨然文坛领袖，为避免遭人物议，决定不追求女子。除了志清不时提醒哥哥多与女子接触外，这110封信里很少谈论追求女友之事，大半互通家庭琐事，读书心得，评论电影及台湾文坛。五○年代，台湾政局渐趋安定，生活日易改善，直到1959年济安再度来美，济安度过了四年安定的日子；相反的，志清换了三个工作，也搬了三次家。1955年秋搬到安娜堡（Ann Arbor）市，在密西根大学教授中国文化，次年搬到德州奥斯汀（Austin）市休斯顿─特罗森学院（Huston-Tillotson College）教英美文学。1957年搬回美东，在纽约州立大学波茨坦（Potsdam）分校教英美文学。1956年6月独子树仁夭折，无论在事业上，生活上，志清都受到很大的创伤。

　　志清在纽黑文火车站送别济安，三个星期后，也离开了居住七年半的城市去到安娜堡，开始教学生涯，在密西根大学教授中国文化。上《中国现代思想史》时，发现两位中国学生坐在后排，课后才知男生是济安的朋友马逢华，女生是罗久芳──罗家伦（字志希）先生的女公子。志清颇感汗颜，原来他正讲《五四运动》。志希先生是「五四健将」，志清初次涉猎中国文史，所知有限，竟在志希先生女公子前班门弄斧。不久逢华带久芳、张桂生来看志清，志清以为久芳是逢华的女友，其实逢华是受託照顾久芳的。久芳甫自澳洲雪梨大学（Sidney University）毕业，只身来美攻读历史，父母不放心，辗转请马逢华、张桂生照顾久芳。马、张二人均受託照顾久芳，恰巧都是河南人。逢华1955年2月才到密大，只比久芳早来半年，对安娜堡及密大不熟。桂生已是讲师，又有汽车，带久芳找住所、上街购物都方便得多。久芳从未在台湾上过学，没有来自台湾的同学，先认识逢华，由逢华引见其表哥的同学张桂生，可能被「照顾得紧」，就常与比她大十岁以上的两位学长在一起。

　　卡洛不会做中国菜，想吃中国饭时，只好由志清亲自下厨。有时会请逢华、久芳，他俩总带桂生一起来。桂生会唱京戏，饭后来一段清唱助兴，其乐融融。志清在耶鲁时，总觉得「北派同学虚伪」合不来。来密大后，倒觉得这三位朋友诚恳，很谈得来，马、张、罗加上耶鲁的陈文星是志清一生最要好的朋友。1955年济安来华大时，志清仅识耶鲁同学张琨，逢华1961年才应聘为华大经济系助理教授，1966年桂生也去华大教地理，杨牧任教华大已是1970年左右的事，他们1981年联合推荐志清来华大演讲。志清见到许多好友，受到热情招待，非常高兴。

　　我第一次见逢华大约是1974年，他趁在纽约开会之便来看我们，抱了一个很大的洋娃娃送自珍，给人一种慷慨真诚的印象。因他正值失婚期间，我邀了几位朋友，包括未婚小姐来家便饭，希望帮他找位合适的伴侣，他不是那种风流倜傥，令人一见倾心的人，自然没有结果。1976年夏，我回台探亲，恰巧逢华在台北开会，那时他已和丁健女士结婚，请我在峨眉餐厅吃午饭，谈了很多话，真像老友重逢，不像只见过一次面的朋友。饭后我权充老台北带他去给太太买了两个皮包，一个白色，一个灰色斜条，都是长方形的，跟我自己买的一模一样。

　　逢华虽然专攻经济，实是一位「文学青年」，在北大读书时即尝请益于沈从文教授，又参加九叶诗社，与袁可嘉是好友。逢华与哈利．纳德尔登不同，对自己的专业很感兴趣，在经济学界亦有所建树，着有《中国大陆对外贸易》，经常在英文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济安1960年在柏克莱加大研究时，逢华也在加大，都是单身，需找工作，学开汽车，真是难兄难弟。济安又常去西雅图，他1960年后的信常提到逢华，也涉及逢华的隐私，对逢华的前妻有不利的描述。逢华用功认真，对朋友忠心，可是也有固执的一面，顺便讲个小故事，与2009年志清得病有些关联。

　　话说2009年1月29日，我出去买电视，志清一人在家，接到一位女士的电话，约时间来访，志清听着声音很熟悉，不好意思问对方是谁，即答应对方来访。如我在家接电话，就会婉拒，因为我早已答应画家司徒强下午六点半来看志清，自2008年起，志清体力不如以前，通常一天只能会客一次，约两三小时。原来打电话的女士是袁可嘉的大女儿咪咪，打过电话很快就来了。她送来北京纪念袁可嘉追思会的磁碟。她说：「爸爸想念马伯伯，不知为什么马伯伯不回信？」志清非常热心，拿起电话就找逢华，没人接。志清每隔几分钟再打一次；志清不断地打电话，咪咪就讲她父亲婚前的风流韵事。志清也请久芳在西雅图打电话找逢华，直到傍晚六时，还没有消息。志清留咪咪吃饭。司徒先生八点多钟才来，还带来几位年轻朋友，一同到附近的「哥大小馆」吃饭，外面冰雪满地，志清又饿又冷，第二天就发烧，得了肺炎。咪咪总觉得是她把夏伯伯累病了，很感歉疚，怕我责怪，以后就不再来我家了。

　　逢华第二天，打电话来，说是一个下午都在医院里。逢华晚年有眼疾，小疾微恙不断，丁健也体弱多病，夫妇俩常光顾医院。逢华说袁可嘉太好名，託他在台湾出书，他无法帮忙，故未覆信。可嘉1949年写过一些反共文章，新中国建立后，即调离北大到社会科学院服务。改革开放后，女儿咪咪来美学习电脑，毕业后即在纽约一家公司担任电脑设计师，接父母来美。袁夫人难忘文革时所受惊恐，即留美长住，可嘉却认为根在中国，北京有朋友，有工作，一直住在北京，偶尔来美省亲。直到年老才来纽约与家人团聚，寂寞多病，常思念老友，至终不知为何接不到逢华的回信。

　　逢华集结历年所写文章，出版了《忽值山河改》（风云时代出版社，台北，2006），书写其逃亡，辗转来美求学谋职的经过。书中提到许多良师益友，对桂生久芳相恋、成婚、家庭都有详细的描写，对自己的婚姻却讳莫如深。据久芳说是逢华1963年在美国开经济学年会，被一位同行看中，託桂生为其姨妹做媒，桂生义不容辞，即介绍双方通信认识，不久即订婚。翌年逢华趁赴港开会之便，至台北完婚。婚后，接太太来美。太太过不惯美国清苦的生活，逢华发现太太没有文采，原来所写情书是姐姐代笔的，夫妻时常争吵，终至仳离。1975年与丁健结婚，丁健原在斯坦福胡佛图书馆工作，夫妻鹣鲽情深。晚年丁健因癌症早逝，逢华搬进疗养院，无子女，幸有桂生夫妇等好友常去探望，逢华于2013年10月去天堂与爱妻相聚。
 

夏济安致夏志清（1955年9月21日）
 
志清弟：
 
接离New Haven前夕一信，知packing已告一段落，全家首途履新，想必一路平安为念。新居较前宽大，想必很快就可安定下来，开始新工作。我的住所还没有安定，现在的房间同以前所住的一间一样大，但我觉得太小。总务处答应另外分配一间较大的房屋，我懒得搬动，因此寄存朋友处的箱子、书籍、家具，都还没有搬来，预备房间定当了，索性一起搬动。现在我的房间很乱，西装都放在箱子里（没有地方挂），做事的效率不大，但比起初一两个星期已经好多了。天气很热，据说今年台北夏天不热，而近日秋老虎特别可怕（你记得我在New Haven热天还常常穿coat，在台湾coat根本穿不上），我想躲开台北的酷热，结果仍旧没有躲掉，亦定数也。功课，开小说两班，英国文学史一班，尚未上课（定26日上课），英国文学史略需时间准备，但应付不难。在台北混日子很容易，但是人像Lotus eaters似的，志气变得很小。练习英文写作几乎为不可能之事，中国神话等等也不知何时开始动手。敷衍台大的功课，替USIS翻译书，赚些稳有把握的稿费，再跟朋友们瞎谈天──这样做人，假如天下太平的话，也该很快活了。但是你知道我的野心还远不止此。明年「印大」的奖学金都不想申请，因为一则怕visa有问题（美国政府可能require我在台湾服务两年）；再则怕在美国太穷了，做人没有意思。最要紧的还是如你所说，能有一本书在美国出版，打好「底子」后再来。但人在台湾，杂务很多，我做事勇往直前的精神很差，可是兴趣很广，又重面情，耳朵又软，虚荣心又大，人家有杂事找上门来，很少推辞得掉，所以在台湾的时间，浪费掉很多。我在今年出国以前，不知道你的生活情形，现在才发觉你的生活真不宽裕。Michigan给你4000一年，想必还要扣去所得税，每月不过三百余元，你还要负担家用一百，这样你每月实际收入比之我在Bloomington时＄240一月好不了多少，而我在Bloomington有那样便宜的膳宿（你的房租＄125真太可怕了），也并不觉得手头如何宽裕，你的「量入为出」紧缩的情形也可想而知。美国是好地方，可是手头窘迫就使人不痛快，真亏你维持下去的。范宁生已说定把钱汇寄给你，如尚未收到，我当去信催询，他的信用很好，请你稍为等候可也。

评分☆☆☆☆☆

**文学巨匠的低语：思想的火花在字里行间跳跃，启迪后学。** 手捧《夏志清夏济安书信集：卷三（1955-1959）》，我感受到的是一场思想的盛宴，一场两位文学巨匠之间关于学术、人生、以及对文学边界不断探索的对话。信件的日期将我带回了那个充满学术活力与思想碰撞的年代，夏志清严谨的治学态度和深刻的洞见，夏济安敏锐的观察力和独特的视角，在字里行间交织，激发出无数智慧的火花。我被他们对文学作品的深入解读所吸引，无论是对经典著作的重新审视，还是对新兴文学现象的分析，都展现了他们非凡的学术功力。他们的讨论，并非停留在表面，而是深入到文学的本质，探讨其社会功能、文化意义，以及在不同语境下的演变。每一次的往复，都像是经过精心打磨的学术报告，充满了严密的逻辑和独到的见解，令我受益匪浅。更让我惊喜的是，他们并不回避学术上的争议，反而乐于在碰撞中寻求真理，这种开放包容的态度，对于我们后来的研究者来说，无疑是宝贵的启示。阅读这些书信，我仿佛置身于他们的书房，听他们低语，感受他们对文学的热爱与执着，也让我对自己的学术道路有了更清晰的认识。

评分☆☆☆☆☆

**一段跨越时空的友谊，温暖而坚韧，闪耀着人性的光辉。** 《夏志清夏济安书信集：卷三（1955-1959）》带给我的，不仅仅是知识的滋养，更是一份久违的感动。在这五年间，夏志清与夏济安用他们的书信，构建起了一座坚实的友谊桥梁，他们的文字穿越了地域的阻隔，连接了心灵的距离。我看到了他们在学术上相互鼓励，在人生困境中相互扶持，字里行间流淌着最真挚的情感。那些对家庭的挂念，对亲友的关心，对生活琐事的分享，让这两位学者的形象变得更加鲜活和立体。我能感受到，即使相隔遥远，他们依然是彼此最坚实的后盾，他们的书信，不仅是思想的交流，更是情感的慰藉。在那个信息不发达的年代，一封封信件的到来，或许承载了太多期盼与温暖。他们的友谊，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褪色，反而愈发醇厚，成为我心中一道温暖的光。这种不求回报、纯粹而坚韧的友谊，在这个时代显得尤为珍贵，也让我对人与人之间的情感连接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评分☆☆☆☆☆

**一本穿越时光的对话，见证思想的碰撞与情感的流淌。** 当我翻开《夏志清夏济安书信集：卷三（1955-1959）》，仿佛置身于一个尘封已久的信箱前，指尖轻轻拂过那些泛黄的纸页，历史的温度便扑面而来。这卷书信，是夏志清与夏济安两位学者在那个风云激荡的年代，跨越山海，以笔为媒，编织的一幅思想交流与人生感悟的画卷。1955年至1959年，这是两位先生人生中都相当关键的时期，他们的学术追求、对文学的见解、对时局的观察，以及那些生活中琐碎却珍贵的点滴，都凝聚在字里行间。阅读他们的书信，如同与两位智者进行一场深度对话，他们时而探讨西方文学的宏大命题，时而分析当时中国大陆和台湾的文学思潮，他们的观点犀利而深刻，总能引发我无限的思考。那些关于文学史、文学批评的讨论，即使跨越了半个多世纪，依然闪烁着思想的光芒，让我对文学的理解有了更深的层次。而信件中流露出的深厚情谊，那种彼此的理解、支持与期许，更是温暖人心，让我深切体会到，即使在物质和信息相对匮乏的年代，真挚的情感依然是人生中最宝贵的财富。这本书不仅仅是学术交流的记录，更是一部关于成长、关于坚持、关于友谊的人生史诗。

评分☆☆☆☆☆

**从笔尖的温度中，感受那个时代的文化脉搏与知识分子的坚守。** 1955-1959年，在中国和世界都在经历深刻变革的时期，《夏志清夏济安书信集：卷三》以一种极其私密而又无比珍贵的方式，让我窥见了那个时代的文化脉搏。夏志清和夏济安的书信往来，不仅仅是个人之间的对话，更是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群体精神状态的一个缩影。他们对中国当代文学的观察与评价，对西方文学思潮的引进与思考，都深刻地反映了当时文化领域的热点与争议。通过他们的笔触，我看到了知识分子如何在时代洪流中保持独立的思考，如何在信息相对闭塞的环境下，依然保持对学术的热情和对文化的追求。他们的文字，既有学术的严谨，又不乏人性的温度。我能感受到他们对国家命运的关切，对社会发展的思考，以及在个人理想与时代现实之间寻求平衡的努力。阅读这些书信，我仿佛能触摸到那个时代特有的气息，感受到知识分子的坚守与不易，也从中汲取到了面对当下挑战的精神力量。这本书，让我更深刻地理解了历史，也更加敬佩那些在时代变迁中默默耕耘、坚守思想阵地的先辈们。

评分☆☆☆☆☆

**那些隐藏在信件里的时代印记，勾勒出知识分子的精神图谱。** 这册《夏志清夏济安书信集：卷三（1955-1959）》，与其说是一本简单的书信集，不如说是一扇窥探那个特定历史时期知识分子精神世界的窗口。1950年代末，中国正经历着翻天覆地的变化，而远在海外的夏志清和夏济安，他们身处不同的环境，却心系家国，他们的书信往来，自然而然地折射出那个时代的独特印记。我惊喜地发现，信件中不仅有对文学作品的细致剖析，更有对时代背景下文化走向的敏锐洞察。他们讨论的中国文学，不仅仅是抽象的概念，而是与当时社会现实紧密相连的活生生的事物。我可以感受到，他们是如何在信息有限的情况下，努力把握着时代的脉搏，试图理解和评价文学的演变。夏志清在海外求学、教书的经历，夏济安在台湾工作的点滴，通过信件的字句，我仿佛能看到他们各自的生活场景，感受到他们所面临的挑战与机遇。这种从微观的书信细节中窥探宏观时代变迁的方式，让我觉得格外真实和有代入感。他们的文字，不带矫饰，真实流露，时而激昂，时而沉思，勾勒出一幅幅生动的人物画像，让我对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群体有了更立体、更深刻的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