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兴未艾:学科补习效益在台湾的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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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描述

在传统「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观念下,学科补习因为普遍被普罗大众认为有助于提高学生的学习成就,所以向来备受关注。学科补习是多数人在成长过程中的经验。过去,纯粹为了升学;现在,目的更多。或许提高学习成就仍是学生学科补习的主要目的,但不可讳言的,学生上补习班的年龄层正不断地向上延伸与向下蔓延,补习班的教学内容也日益多元化。

  在台湾,根据教育部委託高雄市政府教育局资料显示,在各级学校的生员数大幅减少的情形下,学科补习的需求量应该会随之下降,但学科补习班数量在近十年却还是逆向地缓慢成长,这反而更显惊人。

  既然学科补习得到大多数家长和学生普遍的认同与採用,那么学科补习是否能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证明有效?这是本书最关注的问题,本书共收录了11篇实证研究,每篇研究在学科补习效益这个主题都有其研究发现,借由本书对于这些研究发现的汇整,应该可以回答学科补习是否有效的问题,也让读者对于学科补习的效益有更深入的认知。

本书特色

  本书以:1.Coleman(1988)提出的「家庭教育资源理论」;2.Carroll(1963, 1989)提出的「学校学习的模式」(model of school learning);3.Entwisle、Alexander及Olson(1997)提出的「水龙头理论」(the faucet theory)来解释学科补习效益的理论基础,并说明学科补习研究的重要性。


 
《光影之间:现代台湾电影的文化脉络与视觉转型》 内容简介 本书深入剖析了自战后初期至二十一世纪初,台湾电影工业的波澜壮阔历程,重点探讨了其在特定历史、社会和政治环境下的文化表达、叙事策略的演变,以及其如何在全球电影版图中确立独特的审美地位。我们摒弃传统上仅关注“新浪潮”或“文艺片”的单一视角,力图构建一个更具整体性和层次感的观察框架,揭示台湾电影如何成为记录台湾社会变迁最敏感的媒介之一。 第一章:战后初期的奠基与本土身份的萌芽(1945-1960年代初) 本章聚焦于国民政府迁台后,台湾电影工业的重建与早期形态。战后初期,电影制作受制于物资匮乏、审查制度的严苛,以及好莱坞和日本电影的强大市场冲击。我们首先考察了“健康写实主义”的官方叙事主导地位,分析了此类影片如何试图在新的政治现实下,塑造一种统一的“中华民族”身份认同。然而,在主流叙事之外,民间制作如歌仔戏电影、民间故事改编等,开始展现出对本土文化和市井生活的关注,为日后的本土化转向埋下了伏笔。本章特别细致地梳理了早期导演和制片人如何在有限的资源中,探索台湾本地的语言和风俗,尽管这些尝试往往被主流审查所压抑。我们将考察李行、白景瑞等早期导演的学徒阶段,他们如何汲取国语片与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的养分,为未来的风格突破做准备。 第二章:从“健康写实”到“三厅电影”的社会投影(1960年代中后期) 随着经济的起步和中产阶级的形成,台湾社会结构发生微妙变化。“三厅电影”(客厅、咖啡厅、电影院)作为一种新的商业模式和美学风格,在此阶段占据了主导地位。本章的核心在于分析“三厅电影”如何通过聚焦于都市青年男女的爱情、婚姻与阶层焦虑,精准地捕捉了台湾社会从传统农业向现代都市化过渡中的集体情绪。我们认为,“三厅电影”虽然在艺术上常被批评为公式化,但其强大的社会动员力和对“小确幸”的描绘,构成了理解台湾早期现代化过程的不可或缺的文化文本。本章将对比分析李行、白景瑞在这一时期的代表作,探讨他们如何平衡商业诉求与对社会问题的隐晦批判,尤其关注女性角色在婚姻选择中的主体性探索。 第三章:新浪潮的勃兴与视觉哲学的重塑(1980年代) “台湾电影新浪潮”的兴起标志着台湾电影史上最重要的美学断裂。本章深入剖析了这一代导演(如侯孝贤、杨德昌、柯一正等)的创作动机及其对西方电影理论的吸收。新浪潮的核心在于对“时间感”和“空间感”的重新定义:告别传统戏剧化的情节驱动,转向对日常生活的细微捕捉与对历史记忆的沉思。我们重点分析了侯孝贤如何通过长镜头和固定机位,构建出台湾土地上被遗忘或压抑的集体记忆,尤其是在处理原住民议题和战后移民经验时所采取的疏离式、观察性的手法。同时,本章也考察了新浪潮电影中强烈的“现代性焦虑”,即面对全球化冲击,台湾文化身份的迷失与重构。我们详细讨论了杨德昌的城市史诗,分析他如何通过对台北都市景观的精确描绘,揭示精英阶层内部的疏离和家庭结构的瓦解。 第四章:人文关怀、本土意识与类型片的复兴(1990年代) 1990年代,随着政治民主化进程的深入和电影审查制度的松动,台湾电影的议题边界得到极大拓宽。一方面,部分导演开始更直接地介入社会议题,如关注女性困境、劳工问题或边缘群体的生存状态,展现出强烈的本土关怀。本章分析了这一时期独立制作和艺术电影的繁荣,它们试图在主流商业体系之外,建立起另一种讲述台湾故事的可能性。另一方面,类型片创作也开始复苏,尤其是黑帮片和青春片。我们探讨了蔡明亮等导演如何以其极端的、近乎实验性的视觉语言,挑战观众对“美”与“叙事”的传统认知,将台湾电影的关注点从对历史的缅怀转向对当代生存状态的直视与荒诞化呈现。 第五章:后新浪潮的转向:全球化、数字技术与身份的多维探索(2000年至今) 进入新世纪,台湾电影面临着新的挑战:好莱坞大片的强势入侵、本土资本的流失,以及数字技术对制作流程的颠覆。本章考察了“后新浪潮”一代导演(如魏德圣、郑有杰等)的创作策略。他们有的试图通过高成本制作和商业化叙事重塑台湾本土类型片(如历史巨制或浪漫喜剧),有的则继续深化对个体身份的内省。我们特别关注了跨性别议题、身份政治在当代台湾电影中的复杂呈现,以及香港、大陆电影市场对台湾电影人才和资本的虹吸效应。本章最后探讨了网络平台对电影发行的影响,以及台湾电影人如何利用其独特的文化敏感性,在国际影展上持续发声,确立其在亚洲电影版图中的独特地位。 总结:台湾电影的视觉遗产与文化韧性 本书的总结部分将综合前述章节的论点,提炼出台湾电影跨越七十余年的核心特征:对“记忆”的执着书写、对“在场感”的不断追求,以及在强烈的政治与社会压力下展现出的独特文化韧性。我们强调,台湾电影的价值不仅在于其艺术成就,更在于它作为一种高度个人化和集体共鸣的媒介,所承载的复杂的、多层次的“台湾经验”。它是一部用光影记录下来的、关于生存与认同的持续探索史。

著者信息

作者简介

陈俊玮


  学历:国立政治大学教育学博士
  现职:国立台湾体育运动大学师资培育中心教学组组长、国立台湾体育运动大学师资培育中心实习就业辅导组组长
  研究领域:学科补习、教师自我效能感、家庭作业
 

图书目录

第1章导论/陈俊玮
第2章补习有助于升学吗?分析补习、多元入学与教育取得间的关系/李敦义
第3章补习在台湾的变迁、效能与阶层化/刘正
第4章台湾高中生参加补习之效益分析/林大森、陈忆芬
第5章补习数学有用吗?一个「反事实」的分析/关秉寅、李敦义
第6章家长教育程度与科学成就之关系:文化资本、补习时间与学习兴趣为中介的分析/张芳全
第7章国中生数学补的愈久,数学成就愈好吗?倾向分数配对法的分析/关秉寅、李敦义
第8章高中学生参加补习的情境决定因素及对学业成绩的影响/许崇宪
第9章补习对考大学真的有用吗?/银庆贞、陶宏麟、洪嘉瑜
第10章补习效益的再探讨:以技职体系为例/林大森
第11章同侪补习风气对国中生学习成就之影响/关秉寅
第12章台湾学生数学课后学习活动与数学学习成就的关系: TIMSS 2003年资料的分析/陈俊玮
第13章总结/陈俊玮
参考文献

图书序言

图书试读

第1章导论
 
壹、学科补习研究的重要性
 
在台湾传统「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观念下,接受教育的年数所代表的教育程度不但对日后的职业与收入有很大的影响,而且教育程度本身也是很重要的阶层区分(黄毅志,2002)。由于学生的学习成就会影响日后的升学与教育程度,因而学生的学习成就经常被视为教育成败的指标,进而受到家长与一般社会大众的关心(林俊莹、黄毅志,2008;陈俊玮,2010),其中,学科补习因为有助于提升学生的学习成就(林大森,2012;张芳全,2009;陈俊玮,2017;关秉寅、李敦义,2008),所以一向是备受关注的教育议题。学科补习是多数人在台湾成长过程中的经验。过去,纯粹为了升学;现在,目的更多。或许提高学习成就仍是学生学科补习的主要目的,但不可讳言的,台湾学生上补习班,其年龄层正不断地向上延伸与向下蔓延,补习班的教学内容也日益多元化(刘正,2006)。
 
在台湾,根据教育部委託高雄市政府教育局设计的「直辖市及各县市短期补习班资讯管理系统」资料显示,「文理类」补习班(即学科补习班),从2000年的1,977家增至2009年的9,284家,十年内成长了4.70倍(银庆贞、陶宏麟、洪嘉瑜,2012);近十年,则从2008年的9,686家微幅增至2017年的10,935家(高雄市政府教育局,2017)。学科补习班在近十年的成长虽看似缓慢,但要留意的是,各级学校(包括国小、国中以及高中职)的生员数已经从97学年度的3,527,979人下降至105学年度的2,637,198人,约略减少了1.34倍(教育部,2017),在生员数大幅减少的情形下,学科补习的需求量应该会随之下降,但学科补习班数量在近十年却还是逆向地缓慢成长,这反而更显惊人。即使在国外,补习这类学习活动在世界其它地区也日趋热络。例如在埃及于1994年的一项调查显示,都市地区与乡村地区分别约有64%与52%的国小生参与课后额外学习的活动;而在肯亚于1997年的一项调查则显示,约有68.6%的6年级学生参与课后家教这类的学习活动。在赛普勒斯于2003年的一项调查显示,约有86.4%的大学生在高中曾参与补习这类的学习活动。更惊人的是,在亚塞拜然于2007年的一项调查也显示,有超过90%的大学生在高中最后一年曾参与补习这类的学习活动(Bray, 2009)。

用户评价

评分

我是一位在台湾土生土长的家长,我的孩子现在正处于国小阶段,也开始接触一些课后辅导。每次看到孩子因为要赶补习而错过了跟同学一起玩耍的时间,或者因为学习压力而显得有些疲惫,我都会思考,我们这样做究竟是不是最适合孩子的?这本书的标题,特别是“效益”这两个字,让我看到了一个可能存在的、更全面的评估标准。我希望这本书能够帮助我理解,除了成绩之外,补习对于孩子的其他方面,比如自信心、学习动机、甚至是人格发展,可能产生哪些正面的或负面的影响。

评分

这本书的标题,简洁有力,直击了台湾教育中一个非常核心且普遍的议题。我一直以来都有个疑问:我们如此投入时间和金钱在补习上,它的“投资回报率”到底如何?这里的“回报”不仅仅是考试分数,更包括了对孩子长远发展的影响。我希望这本书能够提供一些实证性的证据,让我们能够更清晰地看到,在台湾这样的语境下,学科补习究竟带来了哪些切实的“效益”,又是否存在一些被我们忽略的“成本”。我尤其想知道,作者是如何界定和衡量这些“效益”的,这会直接影响到我如何理解这本书的结论。

评分

我一直对教育议题相当关注,尤其是在台湾这样重视升学和“赢在起跑点”的社会氛围下,补习班几乎是标配。但老实说,每次看到孩子背着沉重的书包,匆匆赶往下一个补习班,我心里总会有一些复杂的感受。一方面,我理解父母希望孩子学得更好,将来有更好的出路;另一方面,我又会担心,过度的补习是否会剥夺了孩子自由玩耍、探索兴趣的时间,是否让他们对学习本身产生了厌倦。这本书的标题“学科补习效益在台湾的发现”,让我觉得它可能提供了一个更客观、更深入的视角,去审视这个我们习以为常的现象。我特别想知道,作者是如何界定“效益”的?是单纯的考试分数,还是包括了学习态度、解决问题的能力、甚至是社交能力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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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补习效益在台湾的发现”,这个副标题让我觉得这本书非常有在地性,也很有针对性。毕竟,台湾的教育环境和升学压力,在世界范围内都是比较突出的。我们从小被教导要努力读书,考上好大学,找一份好工作,而补习,似乎就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捷径”。我一直在思考,这条“捷径”究竟通向何方?是光明大道,还是曲折小路?这本书是否会揭示出,在某些情况下,补习反而是阻碍了学生真正地去学习,去思考?我很期待这本书能提供一些案例,或者研究数据,来支持它的观点,让我能够更理性地看待补习这件事情。

评分

这本书的标题,"方兴未艾:学科补习效益在台湾的发现",光是看到就觉得很有意思,立刻勾起了我这个在台湾生活多年的读者的好奇心。我从小到大,身边的亲戚朋友,甚至我自己,都或多或少经历过补习班的洗礼。从小学国语、数学的启蒙,到国中、高中面对升学压力,补习简直是台湾教育体系中一个绕不开的环节。我一直很好奇,我们如此热衷于投入时间和金钱在补习上,到底带来了怎样的效益?是纯粹的成绩提升,还是对孩子学习兴趣、思维模式、甚至是品格塑造方面,都有着更深远的影响?这本书的出现,就像是在我心中长久以来萦绕的疑问,终于有了一个可以去探索的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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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的题目让我立刻联想到我自己的求学经历。还记得国中的时候,为了准备联考,我几乎每天放学后都要去补习数学和英文。虽然当时感觉很辛苦,但回过头来看,这些补习班的老师们,有些确实点拨了我很多学习上的困惑,让我对某些科目有了更深的理解。但也有一些,感觉只是在重复学校老师讲的内容,效果并不显著。所以,“效益”这两个字对我来说,是个非常关键的词。我非常好奇,这本书会如何定义和衡量这些“效益”,又会发现哪些意想不到的、甚至是令人警醒的结果?

评分

作为一名对教育议题有一定关注的台湾读者,我总觉得,我们对于“补习”这个词,往往带有某种刻板印象。它似乎总是与“无效”、“功利”、“扼杀童年”这些词语联系在一起。但我也知道,有很多老师在补习班里,确实是用心在教学,并且帮助了很多学生。所以,我希望这本书能够提供一种更 nuanced (细致入微) 的视角,去辩证地看待补习的“效益”。它是否会区分不同类型的补习,或者不同学科的补习,在效益上存在显著的差异?它是否会探讨,学生自身的学习能力、家庭的教育观念,也会影响补习的效果?

评分

坦白说,看到“方兴未艾”这个词,我脑子里立刻浮现出台湾各地林立的补习班招牌,以及课后热闹非凡的街景。这四个字精准地捕捉到了补习教育在台湾蓬勃发展、生生不息的状态。我个人对这本书的期待,是它能够提供一些更具说服力的论据,来解释为什么即使在升学制度不断改革、教育理念也在变化的今天,补习依然如此“方兴未艾”。是家长普遍的不安全感作祟?是学校教育的某些不足?抑或是补习班本身具备了某种独特的吸引力?我希望这本书能够挖掘出这些深层的原因,而不仅仅是停留在表面现象的描述。

评分

“方兴未艾”这个词,在我看来,不仅仅是指补习班的数量多,更是一种社会现象的持续发酵。在台湾,补习已经渗透到各个年龄层,从幼儿园的才艺班,到国小的基础科目,再到国高中准备升学,甚至大学也有所谓的“学长姐经验分享”课。这种“方兴未艾”的背后,一定有着复杂的社会心理和文化根源。我非常期待这本书能够深入地剖析这些原因,而不仅仅是停留在“大家都补,所以我也补”的层面。它是否会讨论到,这种普遍存在的焦虑感,是如何被放大,又如何影响了家庭的决策?

评分

我对这本书最大的好奇点在于“发现”这两个字。这表示作者并不是想要去论证一个既定的观点,而是希望通过研究和观察,去揭示一些可能被忽视的、或者不为人知的“效益”。在台湾,关于补习的讨论很多,但往往集中在负面影响,或者家长之间的经验交流。我期待这本书能够提供一些更具学术性、更系统性的分析,去量化这些“效益”,或者用更深刻的洞察去解读这些现象。比如,它是否会发现,某些形式的补习,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或者培养他们的独立思考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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