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态影像的足迹：早期台湾与东亚电影史 pdf epub mobi txt 电子书 下载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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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台湾与东亚的早期电影历史研究，二十年来相关的研究成果并不多，其中朝鲜电影研究的中文书籍或论文迄今仍极为罕见。本书收录十九篇包含台湾与东亚早期电影史研究的方法论与新课题，以香港、台湾、朝鲜以及日佔下的中国为研究范围，探讨早期电影的各种议题。
 
　　无论在议题的广泛性、区域的涵盖面、方法论的多样性与探讨内容的深度等方面，本书可说是华语世界的先驱着作，对提升台湾与亚洲电影研究之质量具重要影响。

作者简介

李道明

　　国立台湾大学社会学系学士、美国天普大学广播电视电影艺术硕士。曾创立台北艺术大学电影创作研究所与电影创作学系。现任香港浸会大学电影学院客座教授。专长包括电影编导、电影史、电影美学、纪录片历史与美学及纪录片制作等领域。着有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Taiwan Cinema （2013，Scarecrow）、《纪录片：历史、美学、制作、伦理》（2015再版，三民）等书。

代序／李道明
 
绪论
从东亚早期电影历史的研究近况谈日殖时期台湾电影史的研究／李道明
 
早期电影史研究方法与课题
初期台湾电影史研究的方法与课题／三泽真美惠
早期香港电影研究的盲点／罗卡（刘耀权）
放映过去：早期香港电影小史／叶月瑜
 
早期台湾电影史新论
永乐座与台湾早期电影的发展／李道明
辩士何以成为台湾电影「起源」？／史惟筑
戏院与殖民地都市：日治时期台南市的戏院及其空间脉络分析／赖品蓉
教化、宣传与建立台湾意象：1937年以前日本殖民政府的电影运用分析／李道明
凝视身体：刘吶鸥的影像论述与实践／王万睿
 
殖民时期朝鲜电影史新论
殖民时期韩国电影与内化问题／亚伦．杰若（Aaron Gerow）　
殖民时期台湾电影与朝鲜电影之初步比较／李道明
活激前进，转换机会：朝鲜殖民政府的电影政策及其回响／裴卿允
帝国思潮、殖民悲情：殖民时期韩国电影的情感写实主义／孙日伊（Ira Sohn）
皇民化政策下朝鲜电影对儿童影像的再现／四方田犬彦
皇军之爱，为何死的不是军人而是她？——等待的通俗剧《朝鲜海崃》／李英载
 
电影在日据下的中国
日本电影在上海——以孤岛、日据时期为主／刘文兵
歌舞裴回——战争，与和平：重探方沛霖导演1940年代的歌舞电影／陈炜智
「满映」电影中的银幕偶像——「满映」演员养成研究／康婕
日据区东方殖民主义电影战的幻灭——以「满洲国」满系离散电影人为中心／张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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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

从东亚早期电影历史的研究近况谈日殖时期台湾电影史的研究课题

李道明
 
　　有鑑于这股重新省视东亚各国早期电影史的趋势已蔚成不可抵挡之潮流，国立台北艺术大学电影创作学系于2014年举办了「东亚脉络中的早期台湾电影：方法学与比较框架」国际研讨会，邀请国内电影史学者专家与来自中国、香港与日本的同行就彼此的研究成果及研究方法相互切磋，以提供台湾本地有志于研究电影史的青年学者有机会进修钻研，并借以与东亚电影史相关学者近身接触，建立联系管道。自2015年起，北艺大电影创作学系即定期于每年10月举办「台湾与亚洲电影史国际研讨会」，针对台湾与东亚国家或地区在电影与电影史上的交流及比较进行学术探讨。

　　2015年的研讨会以「1930与1940年代的电影战争」为题，邀请了四位在日本军国主义电影历史研究领域卓越有成的学者（日本早稻田大学荣誉教授岩本宪児、日本京都造形艺术大学大学院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暨前明治学院大学语言文化研究所所长四方田刚己、美国堪萨斯大学电影与媒体研究学系副教授兼副系主任Michael Baskett，及香港岭南大学荣誉副教授Darrell Davis）进行主题演讲。并邀请台湾、日本、中国及香港地区电影史研究者投稿论文，经匿名学术审查后获录取发表者共计有来自东京大学研究员、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辅仁大学影像传播学系副教授、国家电影中心研究员、美国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校区博士候选人、德国柏林自由大学博士候选人等共七篇论文。期间举办了一场名为「电影战争——中国与日本如何利用电影进行宣传战」的圆桌论坛。

　　由于在2015年的研讨会中，与会的外国学者认为应该不能忽视日本殖民统治下朝鲜电影与台湾电影的比较研究，因此2016年的研讨会主题定为「比较殖民时期的韩国与台湾电影」，邀请到日本映画大学校长暨着名东亚电影史学者佐藤忠男教授进行主题演讲，以及美国耶鲁大学电影与媒体研究暨东亚语文学系研究所所长Aaron Gerow教授、日本东京大学宗教学宗教史学研究室讲师四方田刚己教授、韩国电影资料馆蒐藏部主任暨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博士后研究员郑琮桦博士与韩国成均馆大学大学校比较文化研究所研究员李英载博士进行四场演讲。研讨会中有法国里昂第二大学电影博士、国立台南大学戏剧创作与应用学系助理教授、国立清华大学台湾文学研究所硕士、义守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助理教授、香港大学中文学院助理教授、美国密西根大学亚洲语言文化学系博士生、美国哈佛大学东亚语言文化学系博士生等所发表共八篇论文，以及一场名为「比较殖民时期的朝鲜、台湾与日本电影」的圆桌论坛。

　　殖民时期台湾电影在日本帝国的位置，是需要与帝国、朝鲜、满洲、上海等地区做比较，才更能看出此段时期台湾电影史的独特性及与帝国或其他被殖民地区的共通性。本书精选了上述三场国际研讨会的论文，共分为（1）绪论、（2）早期电影史研究方法与课题、（3）早期台湾电影史新论、（4）殖民时期朝鲜电影史新论、（5）电影在日据下的中国等五个部分。其中，绪论是针对台湾与东亚地区在早期电影史研究领域的发展脉络及本书各篇论文牵涉的历史背景、论文的主要论点、各篇论文对传统电影史做出甚么新的挑战或提出新的论点，进行总体整理、说明与评论。接着，本书讨论了台湾与东亚早期电影史研究的方法论与新课题，再分别依「台湾」、「朝鲜」与「日据下的中国」三个地区探讨其早期电影的各种议题。本书致力周延议题的广泛性、区域的涵盖面、方法论的多样性与探讨内容的深度等方面，期能对台湾电影研究、东亚电影研究、台湾研究以及电影研究在台湾的发展做出贡献。

　　台湾在1895年被割让给日本，而卢米埃兄弟（the Lumière brothers）的「电影机」（the Cinématographe）在同年12月于巴黎公开放映，并于1897年以「自动写真」或「自动幻画」的名称传抵日本。同一时间，爱迪生公司发明的「电影放映机」（Vitascope）也由旅美日人以「蓄动射影」或「活动大写真」的名称传到日本。两年后，「活动大写真」由日本传至台湾，称为「活动电机」（又称「活动Panorama」），而卢米埃兄弟的电影机则在1900年由大坂来到台湾，称为「活动（大）写真」或「电气幻灯」。以上显示了电影这西方资本主义的产物，借由向往现代化欧美资本主义、期盼与西方帝国主义看齐的日本帝国，透过商人终于在电影发明四、五年后将此新兴的「奇观」引进新兴殖民帝国所拥有的第一个殖民地——台湾，6 并特别强调其与「照相」（写真）或「幻灯」的近似性与相异性（使用电气以及可携性）。电影最早期是以「向台湾人展示学术上的进步」7 的说法被介绍到台湾，这明显带有「殖民现代性」的用语，显示包括日本内地人——无论官吏或平民——初期来台时，对于初领地台湾是抱持着多么优越的态度想来「教化」本地人。这类讯息的发掘与解释，都仰赖重新耙梳早期的报章、杂志或私人日记、回忆录等史料，才能重新建构早期台湾电影史。这种早期电影史的研究方法与课题，即是本书第一部分的几篇论文探讨的核心。

　　第二部分「早期电影史研究方法与课题」共包含三篇文章，主要是针对台湾与香港早期电影史的研究方法与课题进行讨论。这三篇论文所讨论的内容虽然不尽相同，但可相互补充，可供未来有意进行早期台湾电影史研究的学者、学生做为参考借镜。三泽真美惠整理了历来对早期台湾电影史研究的状况，并指出问题。她认为台湾自1990年代以后对于早期台湾电影史的研究，历经了（1）实证性的科学的历史叙述与（2）具体电影内容文本分析，这两次的典范转移。她更指出：史料的数位化带来研究的便利性，但恐怕也使研究者在发掘新史料上趋于消极，不易产生自发且较具批判性的探讨成果。

　　罗卡则是从实际研究过程中所遭遇到的一些盲点、发觉到的一些偏差提出讨论，希冀对研究台湾电影的人在遇到相似的问题和困惑时可做交流讨论。罗卡指出：过去的研究者往往认为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一○年代的原始资料太少，而对此时期的电影研究望之却步。然而，许多中西报刊存有大量关于电影的记载，只是需要耗费时间去发掘。此外，罗卡也指出，由于华人的民族主义观念作祟，讨论香港电影史只从中国人主导的制作算起，刻意忽视洋人早期在香港电影活动的意义和作用。这与探讨殖民时期台湾电影史时无法忽视日本人的电影活动一样。过去许多探讨「中国（中华民国）电影史」或「台湾电影史」的相关论文或书籍，往往刻意忽视日本人在台湾经营电影的状况，而只讨论台人的电影活动，即是源自民族主义观念作祟，是一种对历史的扭曲诠释。

　　针对香港电影史的研究方法与课题，香港岭南大学叶月瑜教授曾发表过〈论早期中国电影史研究的一些问题：香港报纸新闻〉（On Some Problems of Early Chinese Film Scholarship: News from Hong Kong），利用早期报纸资料对于香港与中国电影的放映与报导进行汇整、耙梳与论述。这种从原始资料下手进行早期电影史研究的方法，值得参考。本书收录的是叶氏另一篇论文，借由早期香港报纸登载的戏院广告与新闻报导，透过文本分析调查当时放映了哪些电影，并借由空间调查检视香港早期电影院的历史发展，从香港社会史与文化史来重新理解香港电影如何作为一种「殖民电影」。

　　第三部分「早期台湾电影史新论」共收录五篇关于早期台湾电影的新撰论文，分别使用戏院放映内容分析、政治学与社会学、地理空间（地图）、文献分析、文本与影像分析等研究方法，探讨早期台湾电影或中国电影在台湾制作或放映的发展历史与时间脉络、戏院在都会中的历史脉络及其文化与社会意涵、官方如何制作与利用电影进行政策宣传，思考在台湾的政治历史背景下电影是什么，以及重新解读在中国的台湾人最早的电影理论家暨实践家刘吶鸥的影像论述与实践，以理解早期台湾知识份子的比较性视野。虽然各篇的研究方法与探讨主题各异其趣，但其共同点是：都是过去较少被探讨的早期台湾电影史上的课题，可以增补或反驳过去关于二战以前台湾电影史较偏向剧情电影的制作、审查与放映的描述性历史。

　　李道明〈永乐座与台湾早期电影的发展〉，从台北市一家台人兴建经营的戏院「永乐座」自1924年起约十余年间放映台人自制的电影或台人进口的中国电影的情形，来看日殖时期台湾电影产业发展的历程与兴衰。本篇论文即是从耙梳当时出版的报章杂志的报导或广告中，获得初级资料再加以分析，并对照当时的社会、经济状态做出诠释。本文考证了永乐座出现的源起、经营模式，并从演出节目内容看出京剧、歌仔戏与电影彼此间相互竞争并随时间消长的发展脉络。从中国片在永乐座的放映状况，可以理解当时台人对中国片的接受度比日片来得高。研究也发现，台人自制的电影可能因技术、人才与资金等不如中国片而受到本地观众排挤，导致票房失败或即便一次成功也无力再复制的情况。同时，永乐座放映中国片的经营团队每几个月即更迭一次的状况也反映了台湾发行商规模太小难以获利的困境，这种「浅碟型」的电影经济状态，至今仍是台湾电影无法逃避且必须设法解决的现实问题。

　　史惟筑〈辩士何以成为台湾电影「起源」？〉则一改编年史的逻辑，採用法国艺术史学者米修（Éric Michaud）「分析的视角」的概念，以台人「辩士」的出现作为台湾电影的起源，重新赋予台湾电影新的意义。这种新观念是从美学和形式着手，透过身体实践与认同的探讨，重新思考甚么是台湾电影的问题。

　　〈戏院与殖民地都市：日治时期台南市的戏院及其空间脉络分析〉一文源自赖品蓉的硕士论文。作者把台南市的戏院放在近代都市形成的空间脉络去讨论，试图说明戏院作为一种都市居民的日常生活空间，如何承载殖民性与现代性。本文除了在研究方法与资料考察上具有新意外，另一个重要贡献是确认日本时期出现在台南的十间戏院的名称、位址、经营者与历史发展脉络。

　　李道明〈教化、宣传与建立台湾意象：1937年以前日本殖民政府的电影运用分析〉一文，则採用文献研究法，从相关机构之出版物和报纸文献耙梳台湾总督府与日本帝国政府的政策作为证据，说明殖民政府如何及为何运用电影进行教化、宣传或建立台湾意象。

　　王万睿〈凝视身体：刘吶鸥的影像论述与实践〉运用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与索布切克（Vivian Sobchack）等现象学学者思考电影在身体上如何唤醒观众对于意义的追寻为研究取径，分析1930年代台湾籍文学人／电影人刘吶鸥在其文学创作与家庭旅游电影中对于女性身体的描绘与观看，并重新勾勒／再现（电影）历史。

　　关于日殖时期朝鲜电影研究的中文书籍或论文极为少见，目前在台湾仅见韩国延世大学白文任副教授所撰〈战争和情节剧：日本殖民统治末年宣传电影中的朝鲜女性〉（刊载于论文集《战争与分界：「总力战」下台湾、韩国的主体重塑与文化政治》（2011）中）与政治大学韩文系金伦辰的〈日本殖民时期朝鲜和台湾辩士研究〉（刊载于《韩国学研究论文集（四）》（2015））等少数几篇。本书第四部分特别引介六篇相关论文，不仅在数量上为历来所仅见，就论文内容而言，也有助于国内研究者理解台湾与朝鲜在同为日本殖民地之背景下，其在电影的发展上有何差异及为何有此差异。这六篇论文分别从后殖民理论、电影制作历史发展脉络、殖民当局的电影政策、美学与影片分析等角度，研究日殖时期的朝鲜电影，提供同一时期台湾电影与朝鲜电影的比较参考。各篇论文所讨论的议题虽异，然而整体阅读后，即可从外部（日本帝国与台湾）与内部（电影创作者内部、影片中的被殖民者内部及电影本身内部）去理解殖民主义、殖民政策、政治与历史状态、生产条件、创作者的背景与意图等，对于本土电影产业、电影创作者、观众与电影内容的生产与消费产生了何种影响。

　　在〈殖民时期韩国电影与内化问题〉一文中，亚伦．杰若教授透过殖民时期韩国电影的风格研究与影片分析，说明在日本电影自身也是相互矛盾的情况下，除了有些韩国电影确实内化了日本殖民者的心思或看法外，其实殖民时期韩国电影也显示主体性被分裂与相互主体性的关系交错的复杂现象，而让「内部」和「外部」变得很难明确划分。

　　〈殖民时期台湾电影与朝鲜电影之初步比较〉则是李道明的一篇先期研究，从电影的引进、非虚构影片的拍摄与政治运用、剧情影片的制作方式与内容、电影产业的结构与运作、军国主义与同化政策对电影制作产生的影响、战争末期的电影发展等方面，试图比较并理解朝鲜与台湾在同为日本殖民地的期间，电影的发展有何相似或相异之处，及其相异的主要原因。

　　裴卿允在〈活激前进，转换机会：朝鲜殖民政府的电影政策及其回响〉一文中则透过次级资料与殖民时期电影杂志上的报导与文章，从时间上和地理上对朝鲜殖民政府与光复后韩国政府的电影政策进行比较研究。透过分析朝鲜总督府于1940年颁布的「朝鲜电影令」，昭显朝鲜总督府如何受到朝鲜电影组织的协助与影响，主导了电影产业的改造，并说明殖民时期的许多电影政策与产业倾向在战后仍然持续了数十年。裴氏从比较战时与战后的电影政策中，发现此二时期的政府与电影人所面临的问题、想达成的目标都有重要的共同点，而这些共同点，最终都导致朴正熙政权在施行电影政策时产生了「殖民的回响」。

　　孙日伊在〈帝国思潮、殖民悲情：殖民时期韩国电影的情感写实主义〉一文中，则透过殖民时期朝鲜电影呈现出他所谓的「帝国思潮」与「殖民悲情」间的紧绷状态，探讨「跨殖民合拍片」如何产生皇民化现象。他认为这些电影揭发了日本与殖民地朝鲜间的断裂和不一致。文中也讨论到，当朝鲜电影的观众扩及朝鲜以外的地区时，在文化与商品、（自我）诠释价值与（自我）展示价值之间产生矛盾时，该如何将朝鲜特性转译成视觉语言的议题。

　　四方田冈己（四方田犬彦）的文章〈皇民化政策下朝鲜电影对儿童影像的再现〉，则试图比较日本导演清水宏与韩国导演崔寅奎在殖民时期朝鲜所拍摄的儿童电影间的差异，在宗主国日本与殖民地朝鲜的电影中进行批判分析其儿童表象意义上的差异。四方田教授发现清水宏的电影只表现殖民地的表象，而完全无视其政治性。反之，崔寅奎则几乎排除清水宏电影中日本与殖民统治的现实，而借用基督教博爱主义的框架，暗示有比宗主国日本更高层次的「父亲」——即上帝——的存在。

　　李英载在〈皇军之爱，为何死的不是军人而是她？——等待的通俗剧《朝鲜海崃》〉这篇论文中，也借由影片与文献分析的研究方法，指出日本帝国在实施「志愿兵」与「征兵制」时，虽然要求殖民地人民的忠心，但这种「忠心」确实不可能自然产生。然而，被殖民者则可以透过战争这个特殊状态为媒介，赌上自己的生命，梦想着自己能逃脱「被殖民者」的身分。

　　最后一部分「电影在日据下的中国」收录了四篇文章，分别讨论日本电影在日据时期上海的放映、同时期在上海所制作的歌舞片、满洲映画协会（满映）的演员养成及「离散」至华北的满映电影人的历史发展与因果。这四篇论文虽各自独立，关于上海或满洲的各两篇论文却又可双双互补。台湾的电影史研究中较少碰触满映或日据时期的上海电影，本书的这几篇论文恰可略补此项缺憾。

　　刘文兵的论文〈日本电影在上海——以孤岛、日据时期为主〉是透过分析第一手资料，去考察日据上海时期日本电影在中国放映的历史背景、放映形式与中国观众对于日本片的反应。刘氏指出，对这一段历史的诠释上，日方出现大量的论述，反观中国电影史却全面抹杀或长期沉默。他认为：「如何倾听、解释、评价当事人这种『沉默的声音』」，是未来的重要课题。

　　值得注意的一篇论文〈歌舞裴回——战争，与和平：重探方沛霖导演1940年代的歌舞电影〉出自台湾研究者陈炜智。此文透过对当时报章杂志与剧本的文献研究，探讨孤岛时期以来歌舞片导演方沛霖的系列作品，说明其电影的美学技巧、内在意涵、社会影响与文化余韵。

　　〈「满映」电影中的银幕偶像——「满映」演员养成研究〉是中国研究者康婕的论文。文章揭示了「满洲映画」（满映）举办的演员练习生培训班选拔演员的方式、分阶段培养的模式（课程内容）、演员概况与演员宣传策略，以勾勒出当时电影教育的面貌。

　　最后一篇文章〈日据区东方殖民主义电影战的幻灭——以「满洲国」满系离散电影人为中心〉是中国研究者张泉的着作。他的论文针对「离散」于北京的一批「满系」（满洲的中国人）电影人进行个案研究，探讨所谓「共荣圈」影业的政治文化生态，以及日本东方殖民主义电影战在日据区的幻灭。

代序

李道明
 
　　出版本书，是笔者对研究早期电影在东亚地区的历史发展一个抛砖引玉之举。台北艺术大学针对台湾及东亚地区的早期电影举办过三次国际研讨会，发表了数十篇论文，其中一部分已收录在本书中，只可惜还有许多学者先进或年轻研究者、学子的文章无法收录，甚感遗憾，期盼未来还会有机会继续出版第二本、第三本相关文集。

　　承蒙国立台北艺术大学学术出版委员会同意出版本书，感谢审查委员与北艺大出版组同仁。本人也感谢历届「台湾与亚洲电影史国际研讨会」的论文审查委员黄建业、陈儒修、林文淇、石婉舜等教授的审稿，江美萱教授、林镇生助教、谢雅雯与陈宇珊助理，以及陈怡蓁、李和蓉、洪宇振等同学协助会务。此外，更感谢所有应邀担任「台湾与亚洲电影史国际研讨会」主题演讲人、论文发表人、与谈人、翻译、接待、会议记录及其他协助会议进行事务之工作人员。本文部分文章承蒙江美萱、蔡宜静两位教授（以及本人）迻译，特致谢忱。最后，特别感谢编辑群汪瑜菁、麦书玮、翁玮鸿非常细心的校稿、制作索引与编排文稿，没有他们的协助，本书无法以现在的面貌呈现给诸位读者阅读。

永乐座与日殖时期台湾电影的发展
 
李道明
 
在日本殖民统治时期（日殖时期，1895-1945）台北市区虽有不少戏院与电影院（时称「映画馆」或「活动写真常设馆」）放映电影（以日片和西洋片为主），但很少有戏院或电影院照顾到本岛人的兴趣或娱乐需求。
 
座落在台北市区以北，以本岛人为主要居民（占总居民数的五分之四）的大稻埕地区，「永乐座」是由台湾人经营的那少数照顾本岛观众的戏院；更重要的是，在1937年第二次中日战争爆发以前，永乐座常是台人及居台日人自制电影的首映地点，许多自上海进口的中国电影也选择从永乐座开始放映。
 
本文目的即是透过永乐座——自1924年开始营业至1945年日本战败前——所放映的台人及居台日人的自制电影，以及台人进口中国电影的经营状况，来探讨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台人及居台日人自制电影及放映电影的发展历程与兴衰原因。
 
永乐座兴建的背景与始末
 
在永乐座出现以前，大稻埕地区原本只有「新舞台」一家戏院。新舞台是富绅辜显荣于1916年从日人手中购买「淡水戏馆」（建于1909年）后改名的。辜显荣买下新舞台，主要是作为自中国引进戏班演出京剧的戏院，但偶而也会放映电影。到1924年永乐座完工启用时，新舞台不但已显得老旧，作为一个京剧演出场所也嫌空间太狭小，无法与永乐座相匹敌。
 
经营戏院或电影院在日殖时期是特许行业，必须获得官方同意。永乐座之所以会在大稻埕出现，背后必然有许多因素促成。
 
大稻埕仕绅传闻要建戏院，最早见于1919年，可能受到艋舺下崁庄要建新剧场（即「艋舺戏园」）的消息影响，不想被艋舺人比下去的缘故吧。当时有大茶商陈天来、李延禧、陈天顺、郭廷俊、与杨润波等二十位仕绅拟集资20万圆成立株式会社（股份有限公司），盖一栋现代建筑来上演中国戏剧、日本剧与电影，并打算如公会堂般在此举办各种大型集会。但后来不知何故没了下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