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志清夏济安书信集：卷五（1962-1965） pdf epub mobi txt 电子书 下载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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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常、感情、文学、电影、时政
　　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界的两大巨擘──夏济安、夏志清夏氏兄弟
　　18年的鱼雁往返，是一代知识分子珍贵的时代缩影
　　现代中国学术史料的重大事件

　　白先勇（着名作家、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校荣休教授：文学导师夏济安夏志清，二人的书信集比美苏轼苏辙的诗歌往来：「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来生未了因」，手足情深，真挚动人。《夏志清夏济安书信集》不仅表露二人的兄弟感情，亦记载了当时的文艺思潮，二人的文学评语，启人深思，弥足珍贵。

　　李欧梵（哈佛大学荣休教授、香港中文大学特聘教授）：夏氏兄弟的生活、学术、感情，都在书中完整呈现，五六十年代美国汉学界的各路人马，也纷纷登场。我做研究生时对他们「高山仰止」，如今读来，不胜感慨。夏氏兄弟的心路历程和学术奋斗的甘苦，我感同身受。夏济安先生的人文涵养和学术兴趣，甚至他对于英文文体的执着，正是我追求的目标。夏济安先生一辈子雄才大略未能施展，信中的很多真知灼见，值得我们认真对待，加以发扬。

　　王德威（美国哈佛大学东亚语言与文明系暨比较文学系Edward C. Henderson讲座教授）：夏氏兄弟志同道合，也是难得的平生知己。他们的六百六十三封通信起自一九四七年秋夏志清赴美留学，终于夏济安一九六五年二月二十三日脑溢血过世，横跨十八年，从未间断。不论就内容或数量而言，这批信件的出版都是现代中国学术史料的重要事件。在历史惘惘的威胁下，夏氏兄弟以书信记录生命的吉光片羽，兼论文艺，饶有魏晋风雅，尤见手足真情。

　　《夏志清夏济安书信集：卷五（1962-1965）》本卷最后一封信是编号663，夏志清1965年2月19日写给长兄济安的信。这封信寄到柏克莱时，夏济安已撒手人寰，向这个令他迷恋的世界告别了。2月14日是美国的情人节，1965年的情人节，济安没有和心仪的女友在一起，而是孤独地伏案写信向弟弟述说感情受挫的困境。情人节过后，志清接到济安同事萧俊 先生的电话说济安倒在办公室，已送医院。志清即刻从纽约飞柏克莱，赶到医院时，济安昏迷不醒，不久告别人间，时为1965年2月23日，享年四十九岁。志清把哥哥安葬在附近落日墓园（Sunset Cemetery）后，于2月30日飞返纽约，也带回来济安的遗物。其中包括济安的两本日记和志清给他的信件，最让志清感动的是济安对心仪女子的痴情及对弟弟的关爱。兄弟二人自1947年分离，历经战乱，济安把弟弟给他的信连信封，从北京到上海，经香港、台湾，到美国，都带在身边。同样的，志清也把哥哥的信，从纽黑文（New Haven），到安娜堡（Ann Arbor, Michigan），经奥斯汀（Austin, Texas)，波茨坦（Potsdam, New York）到纽约，也都带在身边，为节省空间，志清往往丢弃信封，仅保存了信件本身。志清一直想把济安的日记和他们兄弟的通信公诸于世。

　　夏济安才华横溢，想像丰富，无论谈到任何议题，都有很多设想与意见。夏志清的信往往比济安的短，报告家居生活，亲友往来，读书心得和影剧新闻。兄弟二人均醉心英美文学，爱看外国电影。五卷书信集完整收录夏济安、夏志清的往返互动，家国天下，为学论文，兄弟间的情谊，跃然纸上。
 

故纸堆间的思想碰撞与时代剪影：一部跨越半个世纪的学人往来录 《夏志清夏济安书信集：卷五（1962-1965）》 是一部珍贵的史料汇编，它以书信往来的形式，忠实记录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期，两位蜚声国际的汉学家、文学批评家——夏志清与夏志安（笔名“夏济安”）兄弟之间，在学术、人生抉择以及对时代变迁的深刻思考与交锋。然而，这部卷宗的魅力和价值，绝不仅仅局限于兄弟私谊的展现，它更像是一面多棱镜，折射出当时全球汉学界的格局、战后知识分子的身份困境，以及中美文化交流的微妙图景。 时代背景下的学术浮沉与身份认同 1962年至1965年，是一个风云变幻的年代。国际上，冷战的阴影尚未散去，亚洲局势尤其动荡，古巴导弹危机余波未平，越南战争的战火正炽。在学术界，传统的中国研究范式正在经历剧烈的反思与重塑。欧洲的汉学体系依然强大，而以夏氏兄弟为代表的“新批评”思潮，正试图在美国的东方学界开辟新的道路，挑战既有的主流叙事。 卷五的信件，恰恰捕捉到了这一关键的过渡时期。彼时，夏志清已在台湾和美国文坛崭露头角，以其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尖锐解读而备受关注。而夏济安（C.T. Hsia）则在爱荷华大学深耕，其对于小说理论和中西文学比较的研究日臻成熟。书信往来中，读者可以清晰地看到两位学者如何就各自的专著、论文的构思交换意见，彼此提供建设性的批评。例如，他们可能在探讨如何将西方文学批评的结构主义或新批评方法，有效地应用于解读《红楼梦》或鲁迅的作品，以期在国际学术期刊上占据一席之地。这不仅仅是两个学者的私下讨论，更是当时北美汉学界内部关于研究方法论的隐秘辩论的缩影。 从教职变动到文化阵地的选择 这一时期，对于夏氏兄弟而言，也是职业生涯中至关重要的转折点。关于大学教职的申请、晋升的得失，以及在不同学府（如美国常春藤盟校与新兴的州立大学）之间进行选择的考量，是信件中反复出现的主题。这些选择背后，隐藏着更深层次的文化立场抉择：是坚守美国本土的学术高地，还是回望和耕耘彼岸的中文世界？ 夏志清在信中对美国学界的体制、人际关系、以及被视为“局外人”的感受，可能会有细致入微的描述。他的雄心壮志与现实的阻碍交织在一起，构成了那个时代杰出华人知识分子在西方主流社会寻求认可的典型心路历程。而夏济安的信件，则可能侧重于教学方法、课程设置的细节，以及他如何试图在有限的资源内，构建起一个健康、严谨的中国文学研究体系。 文坛风雨与私人情谊的交织 除了严肃的学术争论，书信集中必然少不了对当时文坛的观察与评论。六十年代初，台湾文坛正处于一个思想解放与政治审视并存的复杂阶段。兄弟二人作为“文化观察家”，不可能完全置身事外。他们对台湾新生代作家的崛起、对香港文坛的看法，甚至对大陆“十七年文学”的评价，都会在信中流露出不同程度的关切与立场。这些评论，往往比公开发表的文章更加直接、坦率，也更富有个性色彩。 信件的温暖之处，在于其无可替代的私人性。通过文字，我们可以窥见他们对家人的思念、对健康状况的担忧，以及对彼此家庭生活的小小关怀。这种亲情的纽带，是支撑他们在异国他乡，面对巨大学术压力和文化隔阂时，持续前行的强大精神力量。这种对亲人的牵挂，使得冰冷的学术史料变得有血有肉，令人动容。 结语：跨越时空的对话 《夏志清夏济安书信集：卷五（1962-1965）》的意义，在于它提供了一种“零距离”观察两位重量级学者日常思维的途径。它揭示了学术研究并非总是象牙塔内的纯粹构建，而是深受时代气候、个人际遇和文化政治环境影响的复杂过程。 这部书信集，不仅是对夏志清、夏济安两位学者的个人档案，更是对一个特定历史时期——全球化初期、冷战背景下，亚洲文化精英如何在西方学术体系中定位自我、构建话语权的历史侧写。它对于研究二十世纪下半叶的中国文学批评史、海外汉学发展史以及战后知识分子史的学者和爱好者而言，是不可或缺的珍贵资源。通过阅读这些往来书信，我们仿佛能听见那段岁月里，两位学者的思想如何在一个个寂静的夜晚，穿越太平洋的阻隔，进行着既亲密又充满张力的深度对话。

编者简介

王洞／主编

　　夏志清夫人，台湾大学经济系毕业，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教育硕士，耶鲁大学语言学硕士。曾任哥伦比亚大学初级研究员、康州大学讲师。婚后相夫教女，年逾半百，改学电脑，获哥伦比亚大学电脑学士，任职美林证券公司。现退休，定居纽约。

编注者简介

季进

　　江苏如皋人，文学博士，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现代中外文学关系研究、海外汉学（中国文学）研究、钱钟书研究。主要着作有《钱钟书与现代西学》、《陈铨：异邦的借镜》、《阅读的镜像》、《另一种声音》、《彼此的视界》等，主编有「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译丛」、「西方现代批评经典译丛」、「苏州大学海外汉学研究丛书」等。
 

按语（节录）

　　济安1916年生，长志清五岁，出生于一个中产之家，父亲营商，曾任银行经理。父母都是苏州人，但在上海成长，他们还有一个幼妹，名玉瑛。抗战时，济安不肯留在上海，为日本人服务，只身经西安，辗转逃到昆明，进入西南联大，担任讲员。胜利后，1947年随校迁返北平，入北大西语系任教。抗战时，志清与母亲、幼妹留在上海，沪江大学毕业后，考入上海海关任职，1946年随父执去台湾港务局服务。济安认为志清做个小公务员没有前途，便携弟北上。由于济安的引荐，志清在北大做一名助教，得以参加李氏奖金 考试，志清有幸夺魁，荣获奖金，引起「公愤」，落选者联袂去校长办公室抗议，声称此奖金应该给我们北大或西南联大的毕业生，怎么可以给一个上海来的「洋场恶少」？胡适虽不喜教会学校出身的学生，倒是秉公处理，尊重考试委员会的决定，把李氏奖金颁发给夏志清，志清得以赴美留学。胡适不肯写信推荐志清去美国名校读书。幸赖一位主考官，真立夫（Robert A. Jeliffe，原是奥柏林大学教授），建议志清去奥大就读。志清1947年11月12日乘船驶美，十日后抵旧金山，转奥柏林，发现奥柏林没有适合自己的课程，去俄州甘比亚村（Cambier, Ohio）拜望新批评元老蓝荪（John Crowe Ransom, 1888-1974）教授，由蓝荪写信给其任教耶鲁的弟子勃罗克斯（Cleanth Brooks, 1906-1994)，志清得以进耶鲁大学英文系就读，三年内便获得英文系的博士，更于1961年出版了《近代中国小说史》 （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为中国现代文学在美国开辟了新天地，引起学者对现代文学的重视，不负济安的提携。

　　济安不仅对志清呵护备至，更引以为荣，常常在他的朋友学生面前赞美志清，是以他的朋友都成了志清的好友，如胡士祯、宋奇、程靖宇（绥楚）。济安过世时，他台大的学生来美不久，尚在求学阶段，济安和志清的通信里，对他们着墨不多。按照时间顺序写来，济安认识胡世桢最早，他们是苏州中学同学。胡世桢博闻强记，对中国的古诗词，未必了解，却能背诵如流，参加上海中学生会考时，便脱颖而出，获得第一名，来美留学，专攻数学，在洛杉矶南加大任教，很早便当选中华民国中央研究院院士。不幸爱妻早逝，一人带着两个孩子生活，很是辛苦。我1970年与志清路经洛杉矶，曾去看望过胡世桢，他价值六万美金的房子，建在一个山坡上，这个山坡，已不是当年草木不生的土坡，而是一个树影扶疏的幽径。他的两个男孩，大概十几岁，都很有礼貌。济安信里写了世桢与来自香港某交际花订婚又解除婚约糗事，读来令人喷饭。据说世桢的亡妻，霞裳，秀外慧中，是公认的美女。后来世桢追求的女子，也都相貌不凡，可惜没有成功，最终娶到的妻子，看照片似乎资质平平，倒是贤淑本分，夫妇相守以终。

　　宋奇（1919-1996）是名戏剧家宋春舫（1982-1938）哲嗣，原在燕京大学读书，因抗战返沪入光华大学就读，与夏济安同学，常去看望济安，因而与夏志清熟识。夏志清从小醉心西洋文学，很少阅读中国当代作家的作品。他写《近代中国小说史》时，很多书都是宋奇寄给他的。宋奇特别推崇钱钟书和张爱玲。钱钟书学贯中西，精通多国语言，是公认的大学者。张爱玲是畅销小说家。《小说史》里，对二人的作品都有专章讨论，推崇钱着《围城》是中国最好的讽刺小说，张着《金锁记》是中国最好的中篇小说。把钱张二人提升到现代文学经典作家的殿堂。志清1969年请到古根罕奖金，去远东游学半年，我随志清去香港住了三个月，常去宋家做客，记得顿顿有一道酱瓜炒肉丝，非常好吃。宋奇曾在电懋影业公司任职，与许多明星有交往。志清想看玉女尤敏。宋奇特别请了尤敏和邹文怀夫妇。当时尤敏已息影多年，嫁给富商高福球。尤敏肤色较黑，没有电影里美丽。宋夫人邝文美，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中英文俱佳，也有译作出版，但为人低调，把光环都给了夫婿。她和张爱玲在香港美国新闻处工作，她俩因背景相似，成了无话不谈的挚友。宋奇夫妇是张爱玲最信赖的朋友。宋奇善于理财，也替张爱玲经营钱财，张爱玲晚年，并不像外界传说的那样穷困潦倒，她身后留下240万港币。宋奇夫妇过世后，由他们的公子，宋以朗接管，在香港大学设立了张爱玲纪念奖学金，颁给港大学习文学科及人文学科的女生。

　　程靖宇（1916-1997），出生于湖南衡阳，西南联大历史系毕业。抗战胜利，随校迁返北平，继续攻读硕士，住沙滩红楼，是夏济安的好友，也与夏志清熟识，为人热忱，颇能文墨，笔名金圣叹、丁世武、一言堂等，着有《儒林清话》。此公不拘小节，「吃、喝、嫖」样样来，只是不「赌」。他在北平时，曾带济安去过妓院，他指导夏济安怎样去与女友接吻。1950年济安初到香港时，程靖宇在崇基学院教书，后来如济安所料，因生活浪漫，以卖文为生（见卷三，信件编号351第319页）。我1970年在九龙中文大学宿舍住了三个月，程靖宇已脱离教育界，靠在小报上写文章餬口。他追日本女星失败，倒娶到一位年轻的日本太太，并育有子女各一，他每个星期都会来九龙看我们，请志清去餐馆吃饭，有时也请志清去夜总会听歌，他太太高桥咲子在旅行社工作，他们包了一辆巴士（bus)，请我们游览香港，吃海鲜。盛情可感，虽然他请的客人，除了刘绍铭夫妇我都不认识。1978年中国大陆开放，程靖宇欲向志清借七千美元接济大陆的弟弟，孰不知志清薪水微薄，奉养上海的父母妹妹，毫无积蓄，无钱可借，得罪了朋友。靖宇不再与我们来往。他1997年大去，我们不知，自然也无法对他的家人致上由衷的哀思。

　　我1961至1963年在柏克莱读书，与夏济安有数面之缘，在赵元任家，在小饭馆Yee’s，在「中国中心」，多半是与洪越碧在一起。越碧（Beverly Hong-Fincher）是来自越南的侨生，济安在台大的学生，华大的同事。他们有很多话可说，济安绝不会注意到平淡无奇的我，更想不到我会成为他的弟媳，在他身后，把他的书信公诸于世。发表他与弟弟的通信是志清的愿望，志清生前发表过他与济安的两封信（《联合报》，1988，2月7-9日）后，一直没有时间重读哥哥的旧信，2009年，志清因肺炎住院达半年之久，每天叫我把济安的信带到医院，可惜体弱，精神不济，未能卒读。康复后，因杂事缠身，无法重读哥哥的信，于是发表兄弟二人的通信便落在我的肩上。将六百多封信，输入电脑是一个大工程，于是我向好友王德威教授求救。德威一面向我盛赞苏州大学季进教授及他所领导的团队，一面恳请季教授帮忙。季教授慨然应允，承担下打字做注的重任。济安与志清在信里，除了谈家事，也讨论文学、电影、国事。他们经历了日本侵华、八年抗战、国共内战，他们除了关心留在上海的父母及幼妹，更关心自己的志业与未来。兄弟二人都是英文系出身，醉心西洋文学，但也熟读中国的传统文学，信里随手拈来，点到为止。若没有详尽的注解，读来费力乏味，只好放弃。但有了注解，读来会兴趣盎然，信里有文学、电影、京剧，有亲情，还有爱情。济安虽终身未娶，但认为世界上最美丽的不是绮丽风景，而是「女人」。

　　我终于完成了志清的心愿，出版了夏氏兄弟的信件，首先要感谢王德威教授的指导与推动。德威是好友刘绍铭的高足，但与志清并不认识。他来哥大也不是由于绍铭的引荐，而是志清看了他的文章，一次在西德的汉学会议里，特去聆听他的演说，看见他站在台上，一表人才，侃侃而谈，玉树凌风，满腹珠玑，便决定请他来哥大接替自己的位置。志清有一次演讲，称请德威来是继承哥大的优良传统，「走马荐诸葛」。原来志清来哥大是由于王际真教授的大力推荐。王教授原不认识志清，只因在耶鲁大学出版社读了即将出版的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决定请志清来接替他的教职，为了坚持请志清，还自动拿半薪（见卷四，信件编号492，1961年2月17日，夏志清给济安的信）。德威在哥大继承了志清的位置，也继承了志清的办公室。德威多礼，让志清继续使用他肯特堂（Kent Hall）420的办公室，自己则坐在对面蒋彝的位置──志清和蒋彝原共用一间办公室，二人隔桌对坐。德威放假回台省亲，必来辞行，开学回来必先看我们，并带来他母亲的礼物。我们也视德威如家人。志清爱美食，吃遍曼哈顿有名的西餐馆。我们去吃名馆子，总不忘带德威同去。德威去哈佛后，我们也日渐衰老，提不起去吃洋馆子的兴致了。

夏济安致夏志清（1965年1月23日）
 
志清弟：
 
来信已收到。我也好久没写信给你，很对不起。最近忙的还是所谓研究。《公社》那本东西居然得到伦敦大学的Kenneth Walker （经济学家）来信赞美，说是fascinating & enlightening，这总算是空谷足音，很难得的鼓励。我已写回信去道谢，并问他可否为China Quarterly写一书评。你很关心书评，如能得K.W.氏来评一下，那是比Fath Serruys或Goldman好了，因为他们研究的不是中共经济，而我的着作是想enlighten经济学家社会学家主流的。
 
这里的language project的下一部作品，很快要动手。我本来拟的题目是《中苏论战中的rhetoric》，想向language靠拢得近一点。但是中苏论战最近几个月较沉寂（但必将恢复，老毛是痛恨K氏路线，而K氏继承人还是走K氏路线的），而我对于rhetoric的修养还不够。我的长处是能够吸收很多的information，而仍能整理出一个头绪来。要发挥这方面的长处，还是研究中共的「社会史」。关于中共的农村，我的知识已经多得相当可观，这一点也是可以利用的。现在决定的题目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个运动乍一看好像是老生常谈，其实这是中共进行「阶级斗争」的幌子。从台北、香港来的报导，中共在城市进行「新五反」，在乡村进行「新土改」，整治「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继′60-′62之和缓政策后，狰狞面目重又暴露。但《人民日报》等中共报纸关于这方面的具体材料少极，祇说是在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个掩饰激发了我研究的兴趣，我要用中共的材料，来说明该运动的真相为何。这样非得大量的读中共材料不可，即便以前读过的，现在还得重读，因为过去读时，脑筋里未存有这个题目也。这个工作，别人也无法帮忙，因为天下很少人有我这样快读的能力，吸收组织的本事，而且再有关于中共社会的基础知识。兴趣提起来了，所以精神很是焕发，《人民日报》之类的东西，假如不像我这样有系统地读，枯燥无比；一有系统地读了，就成了学问，而且有发掘不尽的宝藏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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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志清夏济安书信集：卷五（1962-1965）》——仅仅是书名，就足以引发我无限的遐想。夏济安先生，作为早期致力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先行者之一，其学识之渊博、眼光之独到，早已为学界所公认。而夏志清先生，更是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其著作《中国现代小说史》至今仍是不可逾越的经典。可以想象，这两位巨擘在1962年至1965年间，跨越时空的通信，一定充满了思想的火花和学术的碰撞。那个年代，中国大陆正经历着翻天覆地的变化，而远在海外的知识分子，他们是如何看待这些变化的？他们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走向有着怎样的判断？他们对西方文学理论的学习和借鉴，又如何融入到他们对中国文学的分析之中？这卷书信集，或许就像一位经验丰富的向导，带领我们走进两位学者深邃的学术世界，去感受他们对文学的赤诚，对时代的思考，以及那份在学术道路上不断探索的执着。我十分期待能够从中一窥他们对于文学史料的考证，对于文学理论的辩驳，甚至是对文学创作趋势的预测，这些都将是宝贵的学术财富。

评分☆☆☆☆☆

夏济安先生与夏志清先生的通信，尤其是在《夏志清夏济安书信集：卷五（1962-1965）》这一时期，对于理解二位学者在那个特定年代的学术脉络和思想碰撞，无疑是一扇绝佳的窗口。虽然我尚未有幸翻阅此卷，但从夏济安先生在学术界的声望以及夏志清先生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开创性贡献来看，可以预见这批书信所承载的信息量之巨大。想象一下，那段时期，正值世界风云变幻，思想潮流涌动，而这两位身处异域的华人学者，他们之间的每一次笔墨往来，或许都蕴含着对当时中国大陆文学变迁的敏锐观察，对西方文学理论思潮的消化吸收，乃至对自身学术道路的反复推敲。每一封信，都可能是一次思想火花的碰撞，一次学术视野的拓展，一次对文学史料的深刻解读。我们可以期待，在这字里行间，不仅能看到两位巨匠的学术交流，更能窥探到那个时代知识分子所经历的思辨与挣扎，他们的学术关怀如何与时代背景相互作用，他们如何在动荡中坚守学术理想。这不仅仅是书信的集合，更是那个时代中国知识分子在海外留下的宝贵精神印记，是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绕不开的重要文本。

评分☆☆☆☆☆

《夏志清夏济安书信集：卷五（1962-1965）》——这个书名本身就承载着一份历史的分量与学术的厚重。夏济安先生和夏志清先生，两位在海外推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重要学者，他们的通信往来，无论在哪个时期，都必然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我虽然还未阅读这本书，但仅凭想象，便能感受到其中蕴含的巨大价值。1962年至1965年，这个时间段在中国历史上具有特殊的意义，而身处海外的两位学者，他们是如何观察和思考那个时代的文学动态？他们之间关于作家作品的讨论，关于文学史料的辨析，关于学术理论的借鉴与反思，定然是精彩纷呈。或许，透过这些书信，我们不仅能看到两位巨匠之间深厚的学术情谊，更能感受到他们对中国文学事业的拳拳赤子之心，以及在复杂时代背景下，他们坚守学术理想、探索文学真谛的执着精神。这批书信，无疑将为我们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提供一份宝贵的一手资料。

评分☆☆☆☆☆

尽管我尚未亲自阅读《夏志清夏济安书信集：卷五（1962-1965）》，但仅凭书名，便足以让我对其充满好奇与期待。夏济安先生与夏志清先生，两位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学者，他们的对话本身就极具价值。我猜想，这卷书信集，将不仅仅是学术观点的简单传递，更可能是一场思想的深度对话，一次学术视野的碰撞与交融。尤其是在1962年至1965年这个时间段，中国社会正经历着重要的历史节点，而身处海外的两位学者，他们对中国文学，对时代变迁，一定有着独到而深刻的观察与思考。或许，我们可以从信中窥探到他们对当时文学创作的解读，对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吸收与批判，以及对中国文学未来走向的期许。这些书信，如同埋藏在历史深处的宝藏，一旦发掘，必将为我们理解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脉络，提供更丰富、更生动的材料。

评分☆☆☆☆☆

作为一名对中国现代文学史怀有浓厚兴趣的读者，我一直对夏济安先生和夏志清先生的学术贡献深感敬佩。当得知《夏志清夏济安书信集：卷五（1962-1965）》即将出版时，我的内心充满了期待。虽然我尚未接触到这本书的具体内容，但仅仅是“夏济安”与“夏志清”这两个名字，就足以勾勒出其价值的轮廓。可以推测，在1962年至1965年这四年间，两位先生的通信往来，必然涉及当时中国大陆以及海外华人文学界的诸多重要议题。无论是对当时文学思潮的讨论，对特定作家作品的评析，还是对文学史料的考订，都可能在这字里行间得到生动的呈现。更重要的是，书信作为一种私密的交流方式，往往能折射出学者们更为真实的想法和情感，甚至可以从中窥探到他们学术研究的初衷、遇到的困境以及克服困难的历程。这不仅仅是学术的交流，更可能是一段段珍贵的思想史料，为我们理解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轨迹提供了更深层次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