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着我城：战后至2000年代的香港文学 pdf epub mobi txt 电子书 下载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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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文学的发展不是建立在对于「非本土」的否定之上，也不是简单地由无到有的过程，实际上存在更多的矛盾、游离。本土与非本土共同构成香港文学本土意识的复杂性，结合流动与根着的辩证，作为本书《根着我城：战后至2000年代的香港文学》回顾、论述战后至2000年代香港文学的核心。

　　陈智德的《根着我城》以文学史架构为纲的系统论述，主要论及的作家包括望云（张吻冰）、赵滋蕃、张一帆、阮朗、曹聚仁、徐訏、力匡、舒巷城、杨际光、马朗、蔡炎培、刘以鬯、西西、梁秉钧（也斯）、邓阿蓝、洛枫、董启章、潘国灵、谢晓虹；也旁及符公望、黄雨、沙鸥、叶灵凤、陈君葆、何达、唐君毅、林以亮、夏侯无忌（齐桓）、司马长风、吴煦斌、松木（蔡振兴）、戴天、马觉、崑南、卢因、陈冠中、叶辉、游静、马国明、李碧华、辛其氏、郭丽容、钟玲玲等。

　　书中论及的作品始自战后初期黄雨、符公望的左翼诗歌、1950年代赵滋蕃、阮朗、徐訏等人的小说，下迄2007年董启章《时间繁史‧哑瓷之光》和陈冠中《事后：本土文化志》等；亦从报刊研究角度分析《华侨日报‧学生週刊》、《七○年代双週刊》、《越界》、《香港文学（双月刊）》、《今天‧香港文化专辑》等刊物的时代意义和文学史位置，探讨议题含括左翼诗歌、反共小说、写实主义文学、现代主义文学以及有关方言诗歌、自我改造、新民主主义文艺等概念，是陈智德无间断地从事香港文学研究二十年成果的阶段性总汇。

　　陈智德在《根着我城》一书讨论香港文学的不同之处是本土意识的不同面向。1930年代至2000年代多种不同时代、不同风格的作品，香港文学的本土意识，在不同年代具有不同的方向，而本土意识并不等于对地方人事的肯定，也可以包括对地方的否定和批评。因应近现代中国历史发展的特殊状况，认识香港文学以至台湾文学的个别性发展，才能认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全局，因此本土并不狭窄，反而是通往普遍之途，正如抗战时期的民族形式论争所提出，地方认同并不与民族认同相矛盾。
 

作者简介

陈智德

　　东海大学中国文学系毕业，香港岭南大学哲学硕士及哲学博士，曾任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古文献资料库研究计划」助理编辑、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系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网站计划」副研究员等职，现任香港教育大学文学及文化学系副教授。研究领域包括香港文学、中国新诗、中国现代文学，亦从事文学创作，2012年获选为参加美国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计划」之香港作家，2009年起参与陈国球教授主持之「香港文学大系编纂计划」，担任副总主编，2015年获香港艺术发展局颁发「香港艺术发展奖：年度艺术家奖（艺术评论）」。着作有《板荡时代的抒情：抗战时期的香港与文学》、《地文志：追忆香港地方与文学》、《这时代的文学》、《愔斋读书录》、《抗世诗话》、《解体我城：香港文学1950-2005》，另编有《香港文学大系1950-1969‧新诗卷》、《香港文学大系1919-1949‧文学史料卷》、《香港文学大系1950-1969‧新诗卷一》、《香港当代作家作品选集‧叶灵凤卷》、《三四○年代香港新诗论集》等。
 

推荐序一　废兴成毁，相寻于无穷／陈国球──序陈智德《根着我城：战后至2000年代的香港文学》
推荐序二　香港韶光，寻找一部准文学史的纯境／黄念欣
 
自序
 
导论一：本土及其背面
一、历史渊源的对应
二、本土形式的催生
三、对「失去的国土」的认同
四、否定的否定
五、从本土到他乡
六、「具香港特色」的本土性
 
导论二：流动与根着
一、流动：流徙离散与承续转化
二、根着：失根与「灵根自植」
三、流动中的「根着」
四、「根着」的无力、「流动」的可能
五、根与路径
 
第一部　一九四、五○年代之交的文化转折
第一章　左翼的任务和斗争──战后香港左翼诗歌
引言
一、战后新形势
二、左翼诗歌的任务
三、「自我改造」与战后香港方言诗歌
四、左翼诗歌中的香港
结语：左翼的时代
 
第二章　一段被遗忘的文艺青年「自我改造」史
引言
一、《华侨日报‧学生週刊》的编者和内容
二、左翼共名的承接
三、从自我改造到革命实践
结语：文艺青年的「工具化」
 
第三章　新民主主义文艺与战后香港的文化转折──从小说《人海泪痕》到电影《危楼春晓》
一、《人海泪痕》、《危楼春晓》与「新民主主义思想启蒙运动」
二、《人海泪痕》的地方色彩与社会批评
三、《人海泪痕》与《危楼春晓》的知识份子形象
四、新民主主义文艺与文化转折
 
第四章　遗民空间与文化转折──赵滋蕃《半下流社会》、张一帆《春到调景岭》与阮朗《某公馆散记》、曹聚仁《酒店》
引言
一、《半下流社会》的历史意识与「半」的定位
二、《春到调景岭》：乌托邦的追寻与失落
三、「反反共小说」《某公馆散记》
四、《酒店》的乌托邦想像
结语：另一种文化转折
 
第二部　一九五、六○年代：怀乡、离散与新语言
第五章　失落的鸟语──徐訏来港初期小说
引言
一、从上海到香港的转折
二、开笔于上海而在香港完成的《炉火》
三、双重失落：《鸟语》和《痴心井》
四、拒绝香港化：《过客》
结语
 
第六章　怀乡与否定的依归──徐訏和力匡
一、既线性又循环的时间观
二、被否定的「现在」和「此地」
三、「再异质化」的空间和「不在场」的现在
结语
 
第七章　「巷」与「城」的纠葛──论舒巷城及有关「香港的乡土作家」之议
引言
一、有关「香港的乡土作家」之议
二、本土自身的遮蔽：〈鲤鱼门的雾〉与《雾香港》
三、「城」对「巷」的扭曲：《都市诗钞》
四、《太阳下山了》的香港处境
 
第八章　纯境的追求──论杨际光
引言
一、精神藏匿的「纯境」
二、「纯境」的潜背景：〈长梦〉、〈横巷〉
三、「纯境」的内省：〈无思夜〉、〈水边〉
结语：「纯境」的超越意义
 
第九章　超越放逐──论马朗
一、马朗与《文艺新潮》
二、重叠的视角：〈北角之夜〉
三、静止和断裂：〈雾港〉
 
第十章　语言的再造──论蔡炎培
引言
一、蔡炎培、徐速与「密码诗」论战
二、〈焦点问题〉的言说方式
结语
 
第十一章　冷战局势下的台、港现代诗──商禽、洛夫、痖弦、白萩与戴天、马觉、崑南、蔡炎培
引言
一、「禁锢」和「孤绝」
二、抗衡的声音
三、语言的创建
结语：语言的更生
 
第三部　一九七○至二○○○年代（之一）──「我城」的呈现与解体
第十二章　「错体」的本土思考──刘以鬯《过去的日子》、《对倒》与《岛与半岛》
引言
一、南来者的「二次断裂」：《过去的日子》
二、南来者的本土省思：《对倒》
三、矛盾年代的记录：《岛与半岛》
四：结语：关于本土的「对倒式」重新思考
 
第十三章　本土的自创与解体──从《我城》到《白发阿娥及其他》
引言
一、认清了「无」之后，重新建立的「有」
二、「有」又还原作「无」
结语：从《我城》到〈解体〉
 
第十四章　另一种「翻译」与「写实」──《剪纸》、《重庆森林》与《烈火青春》
引言
一、《重庆森林》与《剪纸》的音乐
二、《剪纸》、粤剧与「重像」
三、《重庆森林》、《烈火青春》与《剪纸》的政治隐喻
结语：「写实」与「再现」香港
 
第十五章　揭示幻象的本土诗学──论梁秉钧的「香港系列」诗作
引言
一、《中国学生周报》「香港文学问题讨论」专题
二、压抑与寻求：〈北角汽车渡海码头〉、〈五月廿八日在柴湾坟场〉
三、揭示幻象的〈影城〉
结语：不易消化的声音
 
第十六章　虚实的超越──再论邓阿蓝
引言
一、有关「写实」的思考
二、写实的自省：〈两眼老花──收看青马大桥烟花汇演〉、〈旧型公屋〉
三、逾越二元对立：〈社工家访〉
四、〈来到你的灵前〉的文化愿景
 
第十七章　文学、政治与艺术伦理──论《时间繁史‧哑瓷之光》
引言
一、艺术伦理的省思
二、介入的无力
三、艺术伦理实践
 
第四部　一九七○至二○○○年代（之二）：解殖与回归
第十八章　觉醒的肇端──《七○年代双週刊》初探
一、「民间载体」与《七○年代双週刊》
二、刊史、人员及内容
三、《七○年代双週刊》、学运与「独立媒体」
四、《七○年代双週刊》的时政与文艺
五、政治纲领与意识的觉醒
结语
 
第十九章　解殖之路──后过渡期的民间载体与香港文化
一、《星期日杂志》和《博益月刊》的停刊
二、香港文化的「民间载体」
三、民间载体的视野：从《诗双月刊》到《越界》
四、宽容的「本土」：从《香港文学（双月刊）》到《香港文学》月刊
结语：民间载体的路
 
第二十章　自我迷城──洛枫笔下的八○年代和九七都市
一、八○年代的气氛
二、〈爱情连环图〉的文化省察
三、城市与自我观照
四、「回归」的时间：〈当城市苍老的时候〉
 
第二十一章　逆向命名──《我城○五》的经典重写
一、文学经典的重构与改编
二、两种「逆向命名」的方式
结语：修补断裂的文化资源
 
第二十二章　「回归」的文化焦虑──一九九五年的《今天‧香港文化专辑》与二○○七年的《今天‧香港十年》
引言
一、回归与焦虑
二、消失的焦虑
三、对「消失」的抗衡
四、《今天‧香港十年》的「极大的焦虑」
五、「逆天」的焦虑
六、「解殖」的弔诡性
结语
 
第五部　怀旧与遗忘
第二十三章　香港文学的怀旧史──一九五○─二○○七
引言
一、「诗与情感」论战：林以亮、夏侯无忌
二、针对断裂的怀旧：徐訏、力匡
三、对香港的怀旧：舒巷城
四、带矛盾性的怀旧：刘以鬯
五、从一九九七出发的怀旧：李碧华、辛其氏、郭丽容
六、反怀旧：董启章、钟玲玲
七、二○○○年代的怀旧：西西、董启章、陈冠中
结语：怀旧的观念意义
 
第二十四章　香港文学的遗忘史──以马朗为焦点的思考
引言
一、直面「遗忘」
二、马朗的失踪与复出
三、梁秉钧的「马朗发现事件」
结语：遗忘与抒情
 
主要征引／参考文献
 

推荐序一

废兴成毁，相寻于无穷

序陈智德《根着我城：战后至2000年代的香港文学》／陈国球（香港教育大学文学及文化学系讲座教授、中国文学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及前任人文学院院长）

　　大概是一九六三年，中学时代的也斯，在北角街头闲逛，于旧书摊的书堆之间，发现了一叠《文艺新潮》。他发现，原来香港也有马朗、叶维廉、崑南这样的诗人，写过这样的诗；他惊讶，之前香港有这么高水准的文艺杂志，他一直没看过这份五○年代出版的文学刊物。香港不断热闹地向前发展，另一方面却好像失忆地忘却了在这城市住过的人做过的事。十多年过去，一九七七年，也斯重游北角，好像兜了一个圈，又回到原来的地方。但又已经不是原来的地方了。他一遍又一遍在它的路上闲荡，有种种不同的感想。「今天晚上，会不会有另一个中学生，又再走过北大菜馆附近的报摊？他会不会在一份旧刊物里，看到一个叫做马朗的名字？」

　　也斯见证了香港的「遗忘」。他对「遗忘」的惊觉，记载在陈智德《根着我城：战后至2000年代的香港文学》第二十四章〈香港文学的遗忘史〉。陈智德以这香港文学的宿命作全书终卷。这一章的主要论述围绕两宗相关联的事件：马朗的「失踪与复出」、梁秉钧的「发现马朗」。智德为我们细细说明：「遗忘」虽然是香港文学最平常不过的经验，然而当「遗忘」进入主体的意识之中，当主体直面「遗忘」，就有「反遗忘」的冲动；这又成为书写香港文学史的动力。智德推断，透过直面「遗忘」，可以达致「反遗忘」。智德此书，就是「反遗忘」的行动。

　　智德为我们细诉香港战后左翼思潮在国族政治影响下如何运转浮沉；遗民南下带来文化想像与感旧怀乡情绪的流播与薰染；青年文人以诗语言再现殖民统治与商业文化压制下的苦闷与挣扎；东西冷战局面中的香港与台湾现代诗的表现等等。他重新检视各种期刊如《七○年代双週刊》、《星期日杂志》、《博益月刊》、《诗双月刊》、《越界》、《香港文学》、《今天》等，以至刘以鬯、西西、也斯、邓阿蓝、董启章、洛枫、潘国灵、谢晓虹等作家的书写，以印证他自身亲历的经验世界中，所谓「国籍」、「城籍」，所谓「去殖」、「回归」，种种虚幻与荒唐，却同时是逼临的实况。

　　智德为我们复刻香港文学的过去，其深意更寄寓在全书终卷的两章：〈香港文学的怀旧史〉与〈香港文学的遗忘史〉。「怀旧」与「遗忘」，如同本书不断出现的「本土」与「外来」、「流动」与「根着」、「断裂」与「延续」……，都是智德辩证式思维的表现。这些正反力量之间，不必是简单的对立，而往往是互相作用，相克也相生。正如马朗的失踪，既是文学史的一次「断裂」，也带来也斯以个人文学生命追寻的一种「延续」。这「延续」又缘起于少年也斯对香港文学之「遗忘」的惊讶。他对未来更多「遗忘」的戒惧与忧虑，又见于他在北角街头的悬想；他想，会不会有另一个中学生，再次发现马朗─香港文学原来有这样精采的作家与作品！

　　也斯的悬想没有落空。果真有一位后来以笔名陈灭写诗的中学生，在街头旧书摊遇上了如也斯一样的惊讶。今天他为香港写下《根着我城》。

推荐序二

香港韶光，寻找一部准文学史的纯境

黄念欣（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语言及文学系副教授）

　　《根着我城：战后至2000年代的香港文学》与陈智德教授的许多学术着作一样，都有一个单说一次肯定听不清楚的书名─跟着我城？而「根着」又是什么？─就如《愔斋书话》或《板荡时代的抒情》，这些书名中稍稍冷僻的用字或典故，构成阅读陈智德学术文论的一个开端︰在既有的「我城」、「书话」和「抒情」框架以外，寻找一个相对陌生的「纯境」─至于纯境又是什么，你得看看写杨际光的那一章︰「诗中的纯境不是一个美境，而是一种理解事物的态度。」

　　我们凭什么感官感应香港

　　香港也以同样的灯光感应我们

　　我们无法感应的也许说不出的多─〈香港韶光〉陈灭

　　一个诗人会不会是一个最合适的文学史作者？既以陈灭写诗又对香港文学史资料了如指掌的陈智德常常为我们带来如此盼望。陈灭诗中锐利的批判质感，也许正是支撑起未来一部香港文学史最需要的灵魂。《根着我城》不是一部文学史，作者已在自序指出，并谓撰写文学史当有另一种史料的处理方法。然而书中的历时编排、时代脉络、资料胪列以至个人文学阅读的观照，在在显示此书「准文学史」的风貌。

　　何不索性把此书看成是一部独立的「文学史式评论」或主题编排得当的论文集，而要看成是一部彷彿「未完成」的「准文学史」呢？多年来我们对一部香港文学史唿唤太久，所欠的其实更是一种理解的态度，两篇导论所言的〈本土及其背面〉与〈流动与根着〉终于提出一家之言。书中以丰富的文学资料，说明本土不是与生俱来又寸步不让的一个实体，而是有着正与反、流动与路径的迂回生成，因此亦不能太洁癖地绕过长久以来中国大陆这一个「背面」。

　　其次，《地文志︰追忆香港地方与文学》里成功地出入于个人回忆与集体记忆的经验，在本书中进一步化成「根着」所需的一种互相依存与参照关系。如同上文所引〈香港韶光〉的诗句︰「我们凭什么感官感应香港/ 香港也以同样的灯光感应我们」，我们感官所读所想，也是整个城市以至整个文学环境的一部份。《根着我城》缀满了香港文学韶光里的颗粒与碎片，如诗中另一段︰

　　情感如落花思念数不清的堕楼人

　　日暮，它把晚霞的责任留给家家户户

　　以亮灯代表一点仅余的抵抗

　　让资料说话的陈智德，透过无数作家、作品、杂志、电影、文本解读与历史的转折，寄托情感于如落花的湮没者，把点亮夜空的责任留给阅读文学史的人。《根着我城》的「准文学史」状态，是有待读者完成的，把香港文学的发展、规律、周期、超越性、共时性与历时性，按自己的审美与记忆，组成一部足以让人「根着」与心系的文学史，就是今天作为香港人，一点仅余的抵抗了。

自序（节录）

　　香港文学的发展不是建立在对于「非本土」的否定之上，也不是简单地由无到有的过程，实际上存在更多的矛盾、游离，正如本书在〈导论一：本土及其背面〉提出：「本土不等于与他者割离，亦不等于对自身的完全肯定」；〈导论二：流动与根着〉一再提出对「无根」的认清以及「根着」的无力，然而，「在种种负面因素以外，流动，某程度也作为根着不可能之时的出路，或流动本身也是根着所创造出的新可能：我们何妨自停留的一点上出发，承接香港文化既有的前卫、多元，自由往复，也许终可接近『根着』的真正可能」，本土与非本土共同构成香港文学本土意识的复杂性，结合流动与根着的辩证，作为本书回顾、论述战后至二○○○年代香港文学的核心。

　　结构上，本书以时代为序，分列全书导论两篇及正文五部即「四、五○年代之交的文化转折」、「五、六○年代：怀乡、离散与新语言」、「七○至二○○○年代（之一）：『我城』的呈现与解体」、「七○至二○○○年代（之二）：解殖与回归」、「怀旧与遗忘」之二十四章，组成本书以文学史架构为纲的系统论述，分析对象从战后初期黄雨、符公望的左翼诗歌、五○年代赵滋蕃、阮朗、徐訏等人的小说，一九六一年舒巷城的《太阳下山了》、一九六三年刘以鬯的《过去的日子》、一九七五年西西的《我城》，一九七七年也斯的《剪纸》，一九八四年李碧华的《胭脂扣》，一九八六年西西的《浮城志异》，一九九五年马国明的〈荃湾的童年〉，一九九八年邓阿蓝的《一首低沉的民歌》，下迄二○○五年潘国灵〈我城○五之版本○一〉和谢晓虹〈我城○五之版本○二〉，以及二○○七年董启章《时间繁史‧哑瓷之光》和陈冠中《事后：本土文化志》等等不同年代作品，以本土与非本土、流动与根着的整体议题贯串，是笔者无间断地从事香港文学研究二十年成果的阶段性总汇。

　　本书二十四章连同两篇导论共二十六篇文，主要论及的作家包括望云（张吻冰）、赵滋蕃、张一帆、阮朗、曹聚仁、徐訏、力匡、舒巷城、杨际光、马朗、蔡炎培、刘以鬯、西西、梁秉钧（也斯）、邓阿蓝、洛枫、董启章、潘国灵、谢晓虹；也旁及符公望、黄雨、沙鸥、叶灵凤、陈君葆、何达、唐君毅、林以亮、夏侯无忌（齐桓）、司马长风、吴煦斌、松木（蔡振兴）、戴天、马觉、崑南、卢因、陈冠中、叶辉、游静、马国明、李碧华、辛其氏、郭丽容、钟玲玲等等；探讨议题除了两篇导论贯彻的本土与非本土、流动与根着以外，尚包括左翼诗歌、反共小说、写实主义文学、现代主义文学以及有关方言诗歌、自我改造、新民主主义文艺等概念。又，讨论刘以鬯时，提出南来文人角度的本土，一种「错体」的本土思考，如何蕴含对本土的批评和异议；讨论西西时，提出从七○年代《我城》再切入到二○○○年代《白发阿娥及其他》的阅读角度，如何作为一种「本土的自创与解体」；讨论梁秉钧（也斯）时，提出《剪纸》如何作为对香港现实的另一种「翻译」以「再现」七○年代的香港，而其「香港系列」诗作又如何作为一种「揭示幻象的本土诗学」，凡此皆本书试图开拓的新议题。

　　研究个别作家和作品以外，本书亦有从报刊研究角度分析《华侨日报‧学生週刊》、《七○年代双週刊》、《星期日杂志》、《博益月刊》、《诗双月刊》、《越界》、《香港文学（双月刊）》、《香港文学（月刊）》、《今天‧香港文化专辑》、《今天‧香港十年》等刊物的时代意义和文学史位置，提出从「民间载体」角度作出论述。最后在「怀旧与遗忘」之部，以「怀旧」串联一九五○至二○○七年的相关作品，探讨「怀旧」在不同时代的意义；复以「马朗的失踪与复出」作为由六○年代延伸至二○○○年代的文学史事件，结合与此相关的「梁秉钧的『马朗发现事件』」这另一文本，论及叶维廉、梁秉钧等人的「反遗忘」论述，作为文学史论的另一种尝试。

　　本书二十六篇文中，〈一段被遗忘的文艺青年「自我改造」史〉，二○一三年发表于《政大中文学报》；〈遗民空间与文化转折─赵滋蕃《半下流社会》、张一帆《春到调景岭》与阮朗《某公馆散记》、曹聚仁《酒店》〉，二○一一年发表于《中国现代文学半年刊》；〈「回归」的文化焦虑─一九九五年的《今天‧香港文化专辑》与二○○七年的《今天‧香港十年》〉，二○一六年发表于《政大中文学报》；〈新民主主义文艺与战后香港的文化转折─从小说《人海泪痕》到电影《危楼春晓》〉，收入梁秉钧等编，《香港文学与电影》（香港：香港公开大学出版社、香港大学出版社，二○一二）；〈本土的自创与解体─从《我城》到《白发阿娥及其他》〉，收入王德威、陈平原、陈国球主编，《香港：都市想像与文化记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二○一五）；〈冷战局势下的台、港现代诗─商禽、洛夫、痖弦、白萩与戴天、马觉、崑南、蔡炎培〉，收入陈建忠编，《跨国的殖民记忆与冷战经验：台湾文学的比较文学研究》（新竹：国立清华大学台湾文学研究所，二○一一）；〈错体的本土思考─刘以鬯《过去的日子》、《对倒》与《岛与半岛》〉，收入梁秉钧等编，《刘以鬯与香港现代主义》（香港：香港公开大学出版社，二○一○）；〈觉醒的肇端─《七○年代双週刊》初探〉，收入侯万云编，《1970s：不为怀旧的文化政治重访》（香港：进一步，二○○九）；〈香港文学的怀旧史─一九五○─二○○七〉原于二○○七年一月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语言及文学系举办的「历史与记忆─中国现代文学国际研讨会」上宣读，连同〈失落的鸟语─徐訏来港初期小说〉、〈怀乡与否定的依归─徐訏和力匡的诗〉、〈「巷」与「城」的纠葛─论舒巷城及有关「香港的乡土作家」之议〉、〈纯境的追求─论杨际光〉、〈虚实的超越─再论邓阿蓝〉等文收入陈智德，《解体我城：香港文学一九五○─二○○五》（香港，花千树出版公司，二○○九），〈导论二：流动与根着〉则未曾发表。

　　以上各文经大幅增补修订，成为本书系统论述一部份，例如〈遗民空间与文化转折─赵滋蕃《半下流社会》、张一帆《春到调景岭》与阮朗《某公馆散记》、曹聚仁《酒店》〉原稿一万二千字，增订后二万字，大幅增补了齐邦媛、王德威、梅家玲、陈建忠等学者有关「反共文学」的观点，以及有关赵滋蕃《半下流社会》「半下流」一词的渊源。〈「巷」与「城」的纠葛─论舒巷城及有关「香港的乡土作家」之议〉原稿五千三百字，增订后一万字，大幅增补了有关「香港的乡土作家」之议，以及许翼心、艾晓明、陈建忠等学者的相关论述。〈香港文学的怀旧史─一九五○─二○○七〉原稿一万三千字，增订后二万字，大幅增补了「『诗与情感』论战─林以亮、夏侯无忌」一节，以及有关陈冠中《事后：本土文化志》的论述。

导论一（节录）

本土及其背面

一、历史渊源的对应

　　香港文学之所以为香港文学，除了它是由一群在香港定居、生活的作家所写，更因为它有自己的主体性，或称作本土性。但这主体性或本土性是怎样产生的呢？又或者问，是怎样变化成目前的情况呢？二十世纪四、五○年代之交，中国大陆政权易转，内地商人和企业家带着资金、器材和技术南下，加以香港本身转口贸易和自由贸易的便利，造就香港史上津津乐道的经济奇蹟；与此同时，内地学者文人也带着五四文学传统、内地文史哲学术及教育模式南下，在两岸对峙、意识形态对立的冷战历史时空，播下香港文学及文史哲学术发展的种子。

　　一九四九年，唐君毅、钱穆、张丕介、左舜生等学人南来香港兴学、撰文、着书，钱穆一九五三年发表于《中国学生周报》的〈敬告流亡海外的中国青年们〉及唐君毅一九六一年发表于《祖国周刊》的〈说中华民族之花果飘零〉等文，强调文化传承、家国之思，以此抗衡殖民地的无根，也以此抗衡五○年代至文革期间中国大陆种种割断传统文化的「运动」；内地学人南下，延续民国学风于香港，其深远影响正如李金强所指：「民国以来传统史学及新史学之学风，由是得以移植本地」；另一方面，徐訏、马朗、徐速、刘以鬯等作家延续当时被中国大陆主流文论批评为「毒草」、「逆流」的新月派、现代派文学传统，创办《幽默》、《人人文学》、《文艺新潮》、《当代文艺》等杂志，主编报刊的文艺版，延续以至更新五四文化；可以说，五○年代的香港，特别在民间自发的层面上，与一般所理解或习以为常的称号「文化沙漠」根本完全相反，内地来港学者文人的种种努力，在大断裂的时代中，造就了一股延续文化的力量，透过教育和文学的传承、民办刊物的接续和流播，进而延至较后时代，这不能不说是香港在那特定时空下的文化贡献。六、七○年代，香港人逐渐抛却视香港为「借来的地方，借来的时间」的过客心态，慢慢确立本土文化意识，这绝非凭空而至，实建基于五○年代南来一辈的文化播植。职是之故，谈论六、七○年代的本土性，必须上溯五○年代以至更早的历史。这不单是一种历史渊源问题，更在于透过五○年代一辈南来者对香港的否定和批评，才能认清本土性的生成以及当中的不同面向。

　　独门则无类，类别的产生，是由于有相对性。在「现当代中国文学」、「现代中文文学」、「现代华文文学」或「华语语系文学」的整体范畴当中，相对应于「中国现代文学」的「香港文学」和「台湾文学」这两门学科的成立，不因其地域上的区别，而是基于近代中国政治历史上，香港与台湾相对另行发展的现实。基于此现实，认识香港文学和台湾文学，特别是它们个别发展的独特性，才能更了解称为「现代华文文学」、「华语语系文学」或「现当代中国文学」的全局，而全面论述「香港文学」或「台湾文学」，亦不能单从地方或地域而论。邱贵芬从「根」与「路径」之辩证论述台湾文学的「在地性」，她根据人类学者克里弗德（James Clifford）对「根」（roots）与「路径」（route）的辩证思考，提出「以roots／routes的辩证证诸台湾文学的形构」：

　　台湾文学研究向来重视在地想像，但是其中「根」的形成过程当中已佈满各种曲折流动的跨文化路径。台湾文学自古以来与汉文移民文学、日本殖民文学、战后中国文学、西洋文学和当代文学文化理论的互动密切，有相当活跃、开放的跨国面向，却又与种种跨国文化产生复杂的角力关系。换言之，台湾文学的roots和routes并非对立，而是互相纠结。

　　「根」与「路径」看似不同取向，却并不对立，尤其研究「香港文学」和「台湾文学」的独特性，更不能孤立或简化地看当中的「在地性」或「本土性」。在香港文学而言，其独特性也就是其本土性的弔诡和复杂之处，在于它与中国文学既相连又迥异的关系，同样是一种「根」与「路径」之辩证。本土不等于与他者割离，亦不等于对自身的完全肯定；一九五○年代以还的香港文学，基于作家的自我反省、历史文化的割裂、殖民主义的遗害及九七回归后社会「去本土」的特殊趋势，其本土性实也包括对「本地」的否定、怀疑和批评，以致对「本土」难以或无从延续的认清。

　　七、八○年代以来，在文学范畴以外，社会学者和文化研究学者对香港本土意识的论述亦作了不少讨论。普遍认为本土意识是由战后成长一代自发形成，其中一个重要转变是七○年代香港市民开始接受香港是可以落地生根的地方，香港经济起飞和香港政府的房屋政策是当中重要缘由；而本土意识的主要载体见诸七○年代的普及文化，尤其是电视。一九六七年无线电视启播，电视机于五年内迅速普及于香港超过八成家庭，七○年代的电视节目制作亦回头参与塑造、强化「植根于本土」的意识，本地制作很快取代外国节目，黄金时间更是百分之百属本地制作。七○年代的电影、流行歌亦出现相同现象，本地制作的新粤语流行曲取代了五、六○年代以来的国语时代曲和欧西流行曲市场，被认为是一种文化上的「非殖化」现象：「『非殖化』过程令文化本体化。香港有史以来第一次建立了一个与中原文化或平衡或抗衡的文化。」

　　本土文化在市场上的成功所指向的「非殖化」，也许不单是一种本地声音盖过外来声音的过程；七、八○年代电视的本地制作节目胜过外地节目，正在其本土性引发共鸣，例如《抉择》（无线电视，一九七九）、《浮生六劫》（丽的电视，一九八○）、《人在江湖》（丽的电视，一九八○）等剧集强调由中国内地或越南来港的主角在香港落地生根、奋斗创业的故事，正切合当时的文化需要。因此七○年代本土化的成功关键也许不在于以本土取代外来，本土化在本土语言或场景的使用以外，更内在的还是一种身份认同的文化需要。

　　进一步问题是，七○年代香港人对本土的身份认同─一种新的文化需要是如何形成的？本土性不是独立存在的观念，而是连带着另一对应面，即具有外来或他者的对应，才使「本土」成为可能。要釐清七○年代的本土文化需要，首先须了解在其背后的另一对应面，即外来或他者的对应：一种本土的「背面」。香港文学的本土及其背面，在不同年代各有不同对应，文学作品对本土语言或场景的使用，除了作为生活现实的反映，更内在的同样是一种身份认同的文化需要。正如社会学家提出理解本土意识须上溯至战后的香港社会，至少追溯至六○年代；7同样，在谈论香港文学的本土性时，亦有必要上溯历史。

导论二

一、流动：流徙离散与承续转化

　　由战后至二○○○年代，不同时代的南来文人对香港既有文化垦殖，也负载国族传统以至若干政治意识的传播使命或任务，四、五○年代之交是中国现代文学的转折，同样也是香港文学的重大转折，五○年代的南来文人创办《中国学生周报》、《人人文学》、《文艺新潮》等刊物，实践其使命或任务之余，也塑造以至革新香港既有的文化载体，进而促成新观念的流佈、转化；战后成长一代作家承接此文化空间，接受薰陶之余，亦进一步创新语言，结合七、八○年代的社会发展而营建香港文学的本土意识，在这过程中，从未存在后来者否定前人的论调，即香港文学本土意识的发展，不是建立在对「非本土」的否定之上，当中那本土与非本土的各种思考和纠葛，已在本书〈导论一：本土及其背面〉详加论述。

　　本土与非本土，并非一个如同硬币正反面对立的转变，实存在更复杂的辩证。香港文学的本土与非本土所联系的种种观念已如前述，如果换另一个角度去寻找另一组同具辩证的关键词，也许就是「流动」（flows）与「根着」（rootedness）。「流动」包括身体上的流徙、离散、移民、放逐，也包括思想和文化上的承续、交流、翻译、转化；二十世纪五○年代以来，「流动」的力量冲击好几代香港作家，迫使他们徘徊在去与留、认同与否定，在无根与归属间挣扎，也促使他们思考承续、交流、翻译和转化的可能，催生新的创造。香港文学的「流动」，基于香港作为国际转口贸易城市的都市特质，也基于香港在东西方冷战意识形态角力中的特殊位置，关于前者，张美君曾引用阿帕度莱（Arjun Appadurai）的研究，指出流动与文化想像、国族认同之间的关系：

　　香港既是国际城市，各种经济、贸易、学术、政治等原因所促成的人口、资金、思想、媒介等文化「景观」（landscape）更使香港成为一个恆常流动的空间。迁徙的经验因而成了大部份居港或旅港人士的实际生活体验。当中更有不少人在流亡或逃难的生涯中，在变迁的历史中，建构跨越边界的文化（家国）想像，思考及追问国族认同的意义。

　　城市的本质促成了「流动」，冷战和意识形态对峙更增进时代的不安和焦躁，促使文化想像流动、更新。张美君指出五○年代作家的「难民文学」和「南来想像」，往往结合意识形态与若干情绪抒怀：「他们常透过书写一个感伤、苦难和沦陷的故国来宣洩他们的『反共』意识。力匡、赵滋蕃、林适存、易君左、孙述宪等是当时十分活跃的作家。他们的作品弥漫着感慯（伤）的情怀，道尽流徙之苦」，力匡、赵滋蕃等作家从中国大陆来到陌生毫无归属感的香港，身躯的错置迫使他们将「反共」与家国之思纠结一起，这样的「流动」促使意识形态与想像、情结的纠葛，催生出力匡《燕语》、赵滋蕃《半下流社会》、林适存（南郭）《鸵鸟》、齐桓（孙述宪、夏侯无忌）《沟渠》等作。

　　另一方面，东西方冷战意识形态角力，促使香港作家寻索新的转化，马朗（马博良）有感五○年代政治意识形态的二元对峙、反共、恐共气氛使文学创作趋于保守，他在访问中批评五○年代的文坛：「其中虽偶有佳作，也是落伍脱节的居多，有时简直是开倒车回到『新月』时代以前，既不『接棒』承继优良的传统，更不去寻觅世界文学的主流」，在马朗眼中，那是一种政治压抑造成的停滞，他在《文艺新潮》创刊辞形容现代主义文学为禁果，并提出质问：「为甚么这是禁果？为甚么要遮住我们的眼睛？」马朗创办《文艺新潮》不纯粹为了办刊物，而是以现代主义文学作为思考重新「流动」的力量，具体做法是译介最新的欧美文学，也回顾三、四○年代的师陀、沈从文等当时已被噤声停笔的作家，同时刊发台、港最新文学创作，既有台湾的着名诗人纪弦和林亨泰，也刊登本地青年诗人崑南后来被视为香港新诗经典的〈布尔乔亚之歌〉、〈卖梦的人〉等作。《文艺新潮》办至一九五九年的第十五期停刊，但其间对台湾和香港文坛都有重要影响，当时《文艺新潮》未能在台湾正式发行，却以手抄本方式在读者圈流传，7《文艺新潮》停办后，崑南与友人先后再办《新思潮》和《好望角》，多少延续了《文艺新潮》的方向；马朗透过《文艺新潮》的编辑理念，突破冷战模式思维形成的封闭和保守，其影响延续至往后不同年代。

　　现代主义文学的理论和创作层面上的探讨，除了《文艺新潮》中的李维陵、杨际光、马朗等人的作品和译作，也很快在六○年代的香港文学中延续，包括刘以鬯《酒徒》、戴天《化石》、卢因《佩枪的基督》、羁魂《蓝色兽》、崑南《地的门》等作；除了现代主义，七、八○年代的《四季》、《素叶文学》等刊物对拉美魔幻现实主义作家如马奎斯（Gabriel García Márquez）、尤萨（Mario Vargas Llosa）的译介，也启发了西西、也斯、吴煦斌在小说创作中借镜于魔幻现实主义技巧的尝试，包括西西《我城》、《浮城志异》、《飞毡》，也斯《李大婶的袋表》、《剪纸》，吴煦斌《木》、《石》等等，他们向魔幻现实主义借鑑的动机不纯粹是趋新，更是针对六、七○年代的现实主义文学教条化倾向，寻求另一种转化的出路。
 

第十三章／本土的自创与解体──从《我城》到《白发阿娥及其他》
 
引言
 
香港作家，特别具本土成长经验者，如舒巷城、侣伦，或战后在香港成长一代作家，如西西、也斯、邓阿蓝、钟玲玲、辛其氏、李碧华等作家笔下的香港，往往因其本土认同而有别于南来作家对香港的疏离，该认同不是一种地方主义，香港文学的本土意识并非简单的认同或身份上的分类，在认同以外，许多作家都意识到本土认同与粉饰现实、自我膨胀的分野。
 
香港文学的本土意识能具自我反思的关键，在于它不是由官方推动，而是一种民间自发的思考，形式上有时採用自创的新形式，有时借用既有的民间传统，以至改换既有的非本土观念。在西西写于七○年代的小说《我城》，尤其见到这种本土的自发和自创，是如何透过新建的观念，以至借用、改换既有的殖民地观念而成为民间自身的认同观念，在这一点上，《我城》具重要的开创性意义。
 
二○○五年，西西获得第三届花踪世界华文文学奖，然而在许多读者心中，早已颁予西西更难得到的荣耀，因为她的小说总是以不同形式，为读者带来真正的感悟、以至看穿世事的假象。她的文学生命，由五○年代的香港开始，一直试验、引进不同的现代小说技巧，六、七○年代是她在香港报纸以专栏方式逐日发表作品的高峰时期，同时亦参与编辑、创办文学刊物，六○年代曾担任《中国学生周报》「诗之页」的编辑，一九八○年参与创办《素叶文学》。八○年代，西西以小说〈像我这样的一个女子〉而广受台湾文坛注目，继而由台北洪范书店有限公司陆续出版多种小说集，更先后编成《红高粱》、《阁楼》等四册小说选集，向台湾读者介绍八○年代中国大陆「新时期」小说家；九○年代经历疾病缠绕，仍写出《哀悼乳房》、《飞毡》等长篇，西西以她的开创性、生命力、文学识见和持续的垦殖，超越了一切奖项和名誉的得失。
 
二○○六年出版的小说集《白发阿娥及其他》有描述西西本人对疾病的反思，更多篇幅谈及回归以后至二○○○年代，香港社会在「全球化」经济中的转变，小说中的香港环境，以及西西的笔调、对香港本土的观念，与七○年代的《我城》有很明显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