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描述
本书重读韦伯经典之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证明大师的「知名度」与解释西方世界为何兴起之「不可思议性」成正比。韦伯主张西方兴起应归诸其独特的资本主义（及其精神），其精神源自喀尔文教派众信徒的内在紧张性，盖此焦虑则是由「预选说」所造成，这使信徒们只得努力赚钱来荣耀上帝以企获救赎，资本主义在无预期的情形下于焉诞生。故此至少有两个原因能说明上述逻辑推演能够成立，其一，理念型在韦伯自身的「价值关联」下建构而成，而概念工具本身已具目的性；其二，韦伯只挑选符合其理念型的历史事件，难怪理念型看来无懈可击。《新教伦理》之所以成为经典，完全是韦伯想像出来的结果，难经历史检验。因此本书认为，应该进入除魅化过程者，正是社会（科）学本身。
著者信息
作者简介
谢宏仁（Vincent H. Shie）
彷彿一叶落自那枯树残枝，打转在河岸边的漩涡中
更似一位业余的轻研究者，眺望着主流的江水舞动
复释一些可疑的理所当然，黯澹那西方的明亮天空
再俟一场预报的土石洪流，沖出河口继续向前涌流
谢宏仁（Vincent H. Shie）
彷彿一叶落自那枯树残枝，打转在河岸边的漩涡中
更似一位业余的轻研究者，眺望着主流的江水舞动
复释一些可疑的理所当然，黯澹那西方的明亮天空
再俟一场预报的土石洪流，沖出河口继续向前涌流
图书目录
序言2.0 写在韦伯逝世百年纪念之前
导 论 欧洲中心主义与社会（科）学
第一章 但理念型还是魅惑了韦伯
第二章 隐身在历史研究的「价值中立」
第三章 历史研究、历史主义与理念型之纠葛
第四章 重读经典《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第五章 社会（科）学的除魅化
导 论 欧洲中心主义与社会（科）学
第一章 但理念型还是魅惑了韦伯
第二章 隐身在历史研究的「价值中立」
第三章 历史研究、历史主义与理念型之纠葛
第四章 重读经典《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第五章 社会（科）学的除魅化
图书序言
序言2.0
写在韦伯逝世百年纪念之前
对华人而言，数字九九是吉利的，也因此有九九重阳节。巧合的是，对全球的社会（科）学可能也是如此。韦伯辞世后的九十九年里，社会（科）学界刚好多添一位想效法韦伯的人物。若要细数韦伯在社会学奠基工作上所做的努力，恐非一朝一夕可及，所以，世界上有不少学者愿意倾毕生精力来研究韦伯的学说，而且，这样的人，不仅在西方，在东方同样不难找到。
如沐春风，在阅读大师杰作的时候，想像着若能从学于韦伯，那么，人生将了无憾事。当一个世纪过去，或许批评韦伯的声浪会逐渐扩大，然而，若与赞美、推崇大师的美词佳言、惊叹句相较的话，让人觉得学者的批判力似乎适用于韦伯以外的人身上。近百年来，韦伯集哲学家、法学家、政治经济学家，以及社会学家于一身，同时身为社会学古典三大家之一，其名气之响亮，概无出其右者。这么说，韦伯的确是社会学界影响力最大的学者，只是，笔者谢某选择以负面的角度出发。
但笔者深知， 韦伯同时也是东、西方历史比较研究之巨擘，特别是东方（中国）的知识分子─尤其是想要了解十九世纪西盛东衰之主因的学者们，韦伯这位历史研究大师的确是不可多得的启蒙者，他提供能令人折服的理由。概括而论，韦伯给我们的答案是「（西方的）资本主义」，当然，这是东方所欠缺的，如此一来，造成东、西方社会的区别，而这得从十六世纪欧洲的宗教改革谈起。韦伯告诉我们正是这样，加上他声誉卓着，所持的论点事实上并未经过历史检验，然而，大多数人宁可选择相信，因为这可能是最保险的方式，学者或许想到，萧规曹随，在往后学术发展上能够比较顺利些。可是，问题关键在于，韦伯对东方社会所知甚少，东方（中国）的学者却反过头来虚心向韦伯学习如何看待自己所处的世界。换句话说，东方学者竟然还得透过韦伯（或西方人）的眼睛才能看得清东方世界。而这正是其学说弔诡之处。
为了解释「资本主义」乃是西方所独有者，必须让不同于东方的西方看起来更有「独特的」性质。此时，韦伯碰巧发现一个有趣的概念性工具并且将之优化，那就是理念型。
听说，这种工具可以「化繁为简」并且还能「执简驭繁」，让学习社会（科）学者不至于在复杂纷呈的问题上难以着手。于是，我们有了「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这两个关系匪浅的理念型，有人还说后者是前者的化身，但重点在于，历史上一个连韦伯也无法确定的时间点上，独特的「资本主义」在西方诞生了，并且与所谓「理性化」、「除魅化」的过程一致，这些都「只能」在西方世界发生，后来，西方开始向外扩张，也毫不吝啬地将原来只有西方社会所拥有的，分一些给东方。理念型之「执简驭繁」能力确实超卓，可以将近代历史简化成如此俐落，这让人难以理解，不过，更费解的是，还许多人笃信不移。感觉上，人们好像不再需要严谨的社会（科）学，而需要大师带领我们走到某个地方，但却无人在意去那儿到底要做什么才好。当然，韦伯所以能成为大师，绝不可能只因为善用理念型这个工具而已，其他诸如价值中立、客观性，历史研究与理念型对话之重要性等等，也都紧紧地抓住学者的目光。
先前，在拙着《社会学囧很大[1.0]》已经证明身为历史比较分析的前辈韦伯，其实对东方所知甚少，这或许不难想像，受限于当时图书典藏与文字翻译工作，他也应该被原谅，特别是面对为数众多的韦伯粉丝（fans）们。在这本续集当中，我们将会看到，韦伯对西方世界好像也不是知道太多，这倒颇令人惊讶，尤其是其死忠粉丝（铁粉）们应该需要更多时间来调适身心。本书作者认为，韦伯为了成就其迷人的理念型，甘愿受其魅惑，进而弃许多重要历史「事实（事件）」于不顾，当然，也唯有如此，理念型才能更臻完美。
在这个纪念韦伯逝世即将届百週年的日子之前，也就是在第九九年之时，能够让本书的撰写工作告一段落，笔者为自己感到欣慰。更不能忘记的是，应该感谢五南图书的同仁，再次因不忍拒绝谢某而接受稿件，付梓成书。其次，特别向廖育信博士致上最高的谢意，这些年来，总在百忙之中拨空润饰笔者谢某稍嫌凌乱乏味的文笔，想必能为读者增添不少乐趣。另外，应该也要感谢台湾高铁公司，几个月以前，某次乘车北上，不知怎么，当天车内特别安静，适合思考，这经验相当难得，本书最初的想法即在当下完成。最后，内子淑芳与儿子耘非平安健康地陪伴笔者度过每一天，因此而能专心在写作上，感谢之意，溢于言表。
古谚有云，
哲人日已远，典型在夙昔……
谢宏仁
辅仁大学罗耀拉大楼三○二室
二○一九年六月二十三日
写在韦伯逝世百年纪念之前
对华人而言，数字九九是吉利的，也因此有九九重阳节。巧合的是，对全球的社会（科）学可能也是如此。韦伯辞世后的九十九年里，社会（科）学界刚好多添一位想效法韦伯的人物。若要细数韦伯在社会学奠基工作上所做的努力，恐非一朝一夕可及，所以，世界上有不少学者愿意倾毕生精力来研究韦伯的学说，而且，这样的人，不仅在西方，在东方同样不难找到。
如沐春风，在阅读大师杰作的时候，想像着若能从学于韦伯，那么，人生将了无憾事。当一个世纪过去，或许批评韦伯的声浪会逐渐扩大，然而，若与赞美、推崇大师的美词佳言、惊叹句相较的话，让人觉得学者的批判力似乎适用于韦伯以外的人身上。近百年来，韦伯集哲学家、法学家、政治经济学家，以及社会学家于一身，同时身为社会学古典三大家之一，其名气之响亮，概无出其右者。这么说，韦伯的确是社会学界影响力最大的学者，只是，笔者谢某选择以负面的角度出发。
但笔者深知， 韦伯同时也是东、西方历史比较研究之巨擘，特别是东方（中国）的知识分子─尤其是想要了解十九世纪西盛东衰之主因的学者们，韦伯这位历史研究大师的确是不可多得的启蒙者，他提供能令人折服的理由。概括而论，韦伯给我们的答案是「（西方的）资本主义」，当然，这是东方所欠缺的，如此一来，造成东、西方社会的区别，而这得从十六世纪欧洲的宗教改革谈起。韦伯告诉我们正是这样，加上他声誉卓着，所持的论点事实上并未经过历史检验，然而，大多数人宁可选择相信，因为这可能是最保险的方式，学者或许想到，萧规曹随，在往后学术发展上能够比较顺利些。可是，问题关键在于，韦伯对东方社会所知甚少，东方（中国）的学者却反过头来虚心向韦伯学习如何看待自己所处的世界。换句话说，东方学者竟然还得透过韦伯（或西方人）的眼睛才能看得清东方世界。而这正是其学说弔诡之处。
为了解释「资本主义」乃是西方所独有者，必须让不同于东方的西方看起来更有「独特的」性质。此时，韦伯碰巧发现一个有趣的概念性工具并且将之优化，那就是理念型。
听说，这种工具可以「化繁为简」并且还能「执简驭繁」，让学习社会（科）学者不至于在复杂纷呈的问题上难以着手。于是，我们有了「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这两个关系匪浅的理念型，有人还说后者是前者的化身，但重点在于，历史上一个连韦伯也无法确定的时间点上，独特的「资本主义」在西方诞生了，并且与所谓「理性化」、「除魅化」的过程一致，这些都「只能」在西方世界发生，后来，西方开始向外扩张，也毫不吝啬地将原来只有西方社会所拥有的，分一些给东方。理念型之「执简驭繁」能力确实超卓，可以将近代历史简化成如此俐落，这让人难以理解，不过，更费解的是，还许多人笃信不移。感觉上，人们好像不再需要严谨的社会（科）学，而需要大师带领我们走到某个地方，但却无人在意去那儿到底要做什么才好。当然，韦伯所以能成为大师，绝不可能只因为善用理念型这个工具而已，其他诸如价值中立、客观性，历史研究与理念型对话之重要性等等，也都紧紧地抓住学者的目光。
先前，在拙着《社会学囧很大[1.0]》已经证明身为历史比较分析的前辈韦伯，其实对东方所知甚少，这或许不难想像，受限于当时图书典藏与文字翻译工作，他也应该被原谅，特别是面对为数众多的韦伯粉丝（fans）们。在这本续集当中，我们将会看到，韦伯对西方世界好像也不是知道太多，这倒颇令人惊讶，尤其是其死忠粉丝（铁粉）们应该需要更多时间来调适身心。本书作者认为，韦伯为了成就其迷人的理念型，甘愿受其魅惑，进而弃许多重要历史「事实（事件）」于不顾，当然，也唯有如此，理念型才能更臻完美。
在这个纪念韦伯逝世即将届百週年的日子之前，也就是在第九九年之时，能够让本书的撰写工作告一段落，笔者为自己感到欣慰。更不能忘记的是，应该感谢五南图书的同仁，再次因不忍拒绝谢某而接受稿件，付梓成书。其次，特别向廖育信博士致上最高的谢意，这些年来，总在百忙之中拨空润饰笔者谢某稍嫌凌乱乏味的文笔，想必能为读者增添不少乐趣。另外，应该也要感谢台湾高铁公司，几个月以前，某次乘车北上，不知怎么，当天车内特别安静，适合思考，这经验相当难得，本书最初的想法即在当下完成。最后，内子淑芳与儿子耘非平安健康地陪伴笔者度过每一天，因此而能专心在写作上，感谢之意，溢于言表。
古谚有云，
哲人日已远，典型在夙昔……
谢宏仁
辅仁大学罗耀拉大楼三○二室
二○一九年六月二十三日
图书试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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