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序1
珍‧雅各,与你我并肩而行的城市改革者 请给我一个阅读厚达六百页传记的理由。理由无他,因为她是珍‧雅各(Jane Jacobs)啊!
珍‧雅各是何许人也?基于她在城市与经济思想上的巨大贡献,在她死后,美国与加拿大都明定了「珍‧雅各日」(Jane Jacobs Day)、几十个国家的城市定期举办「珍散步」(Jane’s Walks)的活动(以徒步或骑脚踏车的方式来探索地方邻里)、洛克菲勒基金会成立珍‧雅各奖章(Jane Jacobs Medal)(以表彰对都市设计有卓越贡献的人士)、谷歌(Google)在她百年诞辰当天以她做为搜寻引擎页面的主图像。
如果你读过由诚品书店选为百大经典的《伟大城市的诞生与衰亡:美国都市街道生活的启发》(The Death and Life of Great American Cities),你会好奇,是怎样的人生经历与学术训练,让她可以写出这样的经典?如果你不认识她,你会好奇这位成长在美国长春藤盟校还拒绝招收女学生的年代,只有高中毕业,却能够与撰写《寂静的春天》的瑞秋‧卡森以及《女性迷思》的作者(也是妇女运动的推手)贝蒂‧傅瑞丹齐名的伟大女性,究竟是怎样的一号人物?
珍‧雅各的父亲是医师,母亲曾经担任小学老师与护士。她从小受到父亲很深远的影响,喜欢查阅百科全书。父亲告诉她,不要轻易许下自己无法实现的诺言,尤其是「我这一辈子(the rest of my life)都……」这种要赌上一生的。小学时,有次老师要同学们承诺从今以后每天都要刷牙,珍‧雅各就不举手,还说服同学不要举手,结果被老师赶出教室。她痛恨学校教育,高中毕业就急着去工作,想要写作或当记者。父亲认为应该先学习一技之长再上班,于是她便去学了速记(那年代还没有录音机)。她的第一份工作是某小报妇女版编辑的无薪助理。
十八岁时,珍‧雅各到纽约寻找工作机会,住在姊姊家(位于布鲁克林皇冠高地)。有天,她在曼哈顿搭公车,受到站名克里斯多福街(Christopher Street)吸引,下了车,自此爱上格林威治村。这里有吸引人的建筑、蜿蜒的马路,有市场、书店、咖啡馆、剧院、修鞋店,是很有创造力的邻里。她觉得这才是适合定居的场所。后来她凭着速记能力在一家公司担任秘书,便搬到格林威治村居住。那几年她经常探索、观察、描绘纽约的邻里。《时尚》杂志还刊载过一些她的文章,当时一篇文章的稿费相当于她一个月的薪水。她从观察人孔盖(上面的文字)进而研究其下(纽约地下世界)管线的运作。
当时哥伦比亚大学还没有招收女生,想要回到学校进修的珍‧雅各只能选读推广课程。她修了地质学、化学、动物学、法学、政治学、经济学等,成绩很好,然而她并没有取得大学文凭。她二十五岁时,在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第一本书:《制宪遗绪》(Constitutional chaff: Rejected suggestions of the Constitutional Convention of 1787)。后来,她到《钢铁纪元》(The Iron Age)杂志工作,撰写文章。有鑑于自己的家乡史卡兰顿的矿产关门,二万多人失业,数千家庭外移寻找其他工作机会,家乡有可能成为鬼城,她撰文讨论这个问题,引来各方关注,政府也因此将(服饰、背包)工厂设置在此,增加许多工作机会。但即便珍‧雅各如此有能力,杂志社老板却认为她是麻烦制造者。在性别歧视严重的当时,她曾因为女性薪水只有男人的一半,组工会争取工人的权益。一九四三年,珍‧雅各转换跑道,进入政府单位(战时情报局)工作,这单位成立的目的是鼓励爱国心、说服美国人参与二次大战。此办公室于一九四五年收摊后,她转往另一政府部门发行的《亚美利坚》(Amerika)杂志工作,宣扬美国的民主来对抗共产独裁,写的文章被翻译成俄文,以对俄宣传。
二十八岁时,她与建筑师鲍伯‧雅各结婚,在格林威治村买房。这地方有各种族、不同背景的居民。有了两个儿子后,母亲的角色又让珍‧雅各有了不同的观看城市的观点。这座城市会是一个有活力而安全的地方吗?一九五二年,她转到《建筑论坛》(The Architectural Forum)杂志任职,开始撰写有关建筑、都市计画的文章。战后,大量少数族裔搬迁进都市中心来找工作机会,居住在拥挤、条件很差的环境里。政府开始大规模都市更新,清除旧房,兴建高级华厦、剧院、政府办公大楼,也为贫穷者兴建国民住宅(现代主义风格的高楼)。当时《建筑论坛》杂志非常关心以下诸问题:什么是都市更新与重建美国城市的好方法?人们应该住在高层还是低层的建物?都市空间要如何安排,让小汽车得以通行?商业与住宅空间的关系为何?珍‧雅各后来到费城、波士顿参访,看到了旧社区的活络与多样,以及新高层国宅的单调与危险。当时超大街廓的国宅,缺少转角的报摊与杂货店(这些商店可以联络社区感情),高楼层则阻碍了家长关照游戏的儿童,犯罪的危险让人更不敢出门。
一九五六年,《建筑论坛》杂志编辑临时无法到哈佛大学演讲,请她代打,她勉强答应,结果演讲空前成功。她批评都市规划师偏爱单调无聊的超大街廓高层国宅,却不喜欢沿街的低矮建筑,认为如果没有糖果店、小饭馆、洗衣店这些居民可以碰面的地点,居民就更难有机会相遇。都市计画将传统物理社区剷除的同时,也会将社会社区一併剷除。当时《财星》杂志的编辑怀特(William F. Whyte)就坐在台下,深受她原创的想法吸引,便邀请她为《财星》写一篇专文。然而杂志社的其他工作人员却抱持保留态度,认为一个骑脚踏车上班的女人,没事的时候在邻里搞社会运动,从没写过一篇伟大的文章,恐怕无法担当此大任。一番波折后,她写就了名为〈市区是为人民而存在〉(Downtown is for people)的文章,强调都市之所以有趣就在于丰富的街道生活。她宣称都市规划师所推动的开阔、公园式的、不拥挤的、对称、有秩序的空间计画,其实就跟墓园一样。旧都市中心也许有些脏、有些丑,但是大规模的空间计画会摧毁街道。洛克菲勒基金会希望她可以将此文扩大成为一本书,给她经费,可以暂时不用工作来写书,而蓝灯书屋(Random House)的着名编辑也承诺帮她出书。
正当珍‧雅各写书时,摩西斯(Robert Moses)规划了一条四线道快速道路,将会穿过格林威治村,毁了华盛顿广场。此广场是社区各族群非常重要的活动地点。珍‧雅各于是组织当地居民,起来反对此道路计画。
摩西斯拥有权力且傲慢,持续开辟快速道路、桥樑、公园,兴建联合国总部,让汽车族可以住在郊区,到市中心上班。任何挡在他计画前面的,都将遭他摧毁。他认为让不断增加的汽车的快速移动,值得付出摧毁旧有社区当作代价。摩西斯认为要解决汽车的问题就要拓宽马路,但珍‧雅各认为道路愈宽汽车就愈多,双方各持己见,而面对珍‧雅各率领的抗议人士,摩西斯甚至在一次在会议上大吼:「其实没有人、没有任何人反对这个计画,除了一堆妈妈们!」快速道路的兴建案被成功挡下来了,珍‧雅各也成为着名的社区领导人与公众人物。后来,她又成功阻挡了哈德逊街削减人行道宽度以拓宽车道的计画(她就住在那条街上)。
一九六八年,珍‧雅各因参与反越战示威而入狱,之后为避免儿子遭征兵到越南打仗,举家搬到加拿大多伦多。在那里,她又遇到兴建快速道路计画,再度联合市民将其挡下。在加拿大,她一方面持续参与社区运动,一方面写作不辍,出版了好几本重要书籍。
如果摩西斯是从鸟瞰的角度观看都市,把都市当作一张平面图在其上任意挥洒;那么珍‧雅各就是站在地面,从人群之中体验都市。她在《伟大城市的诞生与衰亡》中提出「街道芭蕾」与「街道之眼」的概念,经纽曼(Oscar Newman)的《防御空间》(Defensible Space, 1973)发扬光大,随即开启了「以环境设计防治犯罪」(Crime Prevention Through Environmental Design)这门学科领域。她主张土地混合使用、高密度、新旧建筑并存,几乎与当时的主流都市计画理论背道而驰。多数读者称赞她的想法原创、深具启发、挑战性。当然也有批评者认为,她只是想要复制格林威治村、太过罗曼蒂克、缺少对于权力结构的分析。她在另一本着作《与珍雅各边走边聊城市经济学:城市,是经济发展的温床》则大胆提出城市先于农村的论点,她所强调的创新,在知识经济盛行的当代,仍有相当启发。
珍‧雅各着作的中文出版,台湾目前共有三本,包括《经济就是这么自然:聪明婆婆的经济学讲义》(先觉,二○○一)、《伟大城市的诞生与衰亡》(联经,二○○七),以及《与珍雅各边走边聊城市经济学》(早安财经,二○一六)。事实上,早在「六一二大限」1之前的年代,建筑学者汉宝德在一九七三年编辑的《环境心理学:建筑之行为因素》(境与象出版),就选了两篇珍‧雅各的文章,分别是〈人行道的利用:安全〉与〈人行道的效用:吸收儿童〉。四年级世代的建筑系学生都深受其影响。
珍‧雅各传奇的一生,值得人们细细品味。有人将之写成歌剧、拍了纪录片、绘写儿童绘本、出版有声书,更不用说还有很多人争相为她作传。
这本《凝视珍‧雅各》,有何特殊之处?珍‧雅各生前拒绝过很多记者为她出版传记,但《凝视珍‧雅各》获得雅各家族授权,作者得以访问她的家人,获得许多私密资料,还调阅了美国联邦调查局二百多页的相关档案,得以近距离描绘这位奇特人物的家族史、在家中餐厅的谈话,以及周遭人士对她的感受与评价。
想亲炙这位思想家与社会运动者的精彩人生,这本书值得阅读与珍藏。
毕恆达 国立台湾大学建筑与城乡研究所教授
推荐序2(节录)
街道之眼,城市之心:洞察庶民经济的小市民传奇 蛤!「珍‧雅各传」?今年暑假联经编辑黄淑真来信,要我帮即将出版中译本的珍‧雅各传记《凝视珍‧雅各》(Eyes on the Street: The Life of Jane Jacobs)写推荐序。当时我正在徒步环岛,走在新竹、苗栗之间的西滨快速道路上。刚刚下了场雷阵雨,全身溼答答的,晚上准备落脚在白沙屯拱天宫的香客大楼。不知道是被太阳晒昏了头,还是淋雨脑袋进了水,我纳闷着,珍‧雅各既不是伟人,又称不上名流,而且还为了帮儿子躲避兵役,举家从美国「落跑」到加拿大,台湾读者会有兴趣了解雅各妈妈的生平种种吗?
珍‧雅各,您哪位?
记得二○○六年四月底珍‧雅各过世时,北美各大媒体皆以显着篇幅报导这位街道守护者的死讯。曾于纽约居住过的文化评论者胡晴舫也在《中国时报》写了一篇〈都市之母〉的悼念文。我猜想,除了少数景观建筑与都市计画的学者专家外,而且还得是人文挂的,在台湾应该没有太多人知道珍‧雅各是哪一号人物。毕竟她的着作一直以来都没有繁体中文译本,不会广为人知。刚好我在二○○五年七月底完成珍‧雅各第一本,也是最重要的《伟大城市的诞生与衰亡:美国都市街道生活的启发》一书的经典译注计画。于是我赶紧联络出版社,建议他们把握时机推出中译本。但碍于作业顺序,《伟大城市的诞生与衰亡》还是迟至二○七年暑假才正式出版,距离原着初版的一九六一年,整整晚了四十六年。
尽管《伟大城市的诞生与衰亡》书中谈论的内容尽是一九五○年代美国都市的更新课题,但是经典就是经典,不会因为时空距离而遮掩其智慧光芒。慧眼独具的诚品,甚至主动签下《伟大城市的诞生与衰亡》的独家首发,上市不到两个礼拜就销售一空。截至二○一七年止,《伟大城市的诞生与衰亡》繁体中译本前前后后刷了九刷,长销万本。加上这十年间,台湾先后发生苗栗大埔区段征收强拆案、师大夜市住商混合冲突,以及台北士林文林苑都更案等相关课题的喧腾延烧,也顺势带起一股小小的珍‧雅各风潮。
二○一七年华人新世代(CNEX)纪实影像主题纪录片影展,推出《纽约大国民:珍‧雅各》(Citizen Jane: Battle for the City)的纪录片,片中描述珍‧雅各如何与社区居民合力对抗纽约市政府的下城区拆迁计画及穿城而过的快速道路兴建计画。除了新闻媒体的相关报导外,OURs专业者都市改革组织还为此片举办了一系列的大学校园巡回讲座,希望台湾年轻世代了解珍‧雅各极力捍卫的街道生活与热情拥抱的活力城市。《纽约大国民:珍‧雅各》首映时,以深度报导着称的网路媒体《报导者》请我撰写一篇观影评论,但碍于当时我正为住家大楼法定空地遭一楼住户侵佔等社区问题,主动请缨担任管委会主委,并为诉讼官司(一案原告,三案被告)及各项兴利除弊的大小事务,忙得焦头烂额,难以抽身,只好婉拒邀稿。
又过了两年,联经竟然准备翻译出版二○一六年才问世的《凝视珍‧雅各》,而且要同步改版《伟大城市的诞生与衰亡》,其间的转折,不可谓不大。我很乐见在台湾有更多人认识及了解珍‧雅各的生平事蹟及其城市洞见,也期待有更多读者因此将珍‧雅各守护街道生活与关注城市经济的庶民主张,以市民参与的具体行动和缜密周延的专业规划,加以发扬光大。
究竟珍‧雅各有哪些事蹟值得传颂作传?又有哪些城市洞见历久弥新?这恐怕不是三言两语可说得清的,我也不想在此「爆雷」或「破哏」,就留待读者自己从书中细细体会。然而,其中有几件不足为奇的小事,包括对她的一些误解,值得一提。或许这正是珍‧雅各魅力之所在,让她称不上传奇的一生,及其屡被主流学者嗤之以鼻却无力反击的精彩着作,特别是《伟大城市的诞生与衰亡》一书,得以名留青史。
微隐于市、现身发声的理念之人
首先,珍‧雅各并非刻板印象所认知的家庭主妇或社区妇女,而是用具体行动和着书立论来体现日常经验与生活常识的小市民∕大国民典范。而且,这两件事─守护社区的具体行动和将其理念转化为着作论述─互为表里、相辅相成。表面上看来,珍‧雅各是一个仅有高中文凭,速记员出身的刊物编辑及自由撰稿人。但实际上她从学生时代起就投稿校刊,高中毕业后担任地方报社实习记者,以及来到纽约闯荡,先后历练过各种杂志的编辑工作,包括贸易杂志《钢铁纪元》(Iron Age)、政府文宣杂志《亚美利坚》(Amerika)、专业杂志《建筑论坛》(The Architectural Forum)等等,而且一路从祕书、编辑助理、编辑做到副主编,也为《时尚》(Vogue)、《财星》(Fortune)等知名杂志撰写文章,在学术研讨会上发表关于都市更新课题的演说,后来甚至得到洛克斐勒基金会(Rockefeller Foundation)的写作奖助,以两年的时间专职撰写《伟大城市的诞生与衰亡》,将她长期穿梭于大街小巷观察城市的心得,整理成一系列关于街道、公园、社区、市区、更新的都市论述。这些琐碎的事蹟称不上丑小鸭变成美天鹅的励志故事,也不是《纽约大国民珍‧雅各》纪录片中剪辑出来的开发∕保存、权势∕庶民,或是族裔、阶级、性别等二元对立的社会斗争,却是一个关心社区与热爱城市的知识分子,或是社会学家柯塞(Lewis A. Coser)所称的「理念人」(men of ideas),终其一生生活实践的点点滴滴。
珍‧雅各缺乏景观建筑、都市计画,乃至于经济学、社会学等学术训练是不争的事实,但这样的学术欠缺反而造就出她的专业优势,而非罩门。因为她切身、直观地以城市居民的使用者角度,而非景观建筑或规划者的生产者观点,来理解与看待都市更新的种种课题,包括街道生活的基本特性、都市经济的原理原则、贫民窟的新旧迷思,以及更新重建的战术运用等等,都为当时作为学术与专业主流的蓝图式规划及夷平式都市更新,拉扯出有待修补的理论破绽及经验缺口。换言之,珍‧雅各是用由下而上的庶民语言,而且是许多高高在上的专业规划者疏于关注的生活常识,来理解与阐述深刻、复杂的城市运作。有别于画地自限的民粹反动,这种源自实践检验的生活智慧,以及由此归纳而来的城市洞见,高举的正是挑战学术权威的「庶民观点」。
珍‧雅各伶牙俐齿、咄咄逼人的论述能力,配上她那有点儿怪异的容貌─干如稻草般的俐落发型、突出于厚框眼镜的尖鼻子、深度近视也遮掩不住的锐利眼神,还有看不出年代与造型的宽松服装等等(是不是只差一顶高帽子,就像极了童话故事里的老巫婆?)─让许多不曾受过民众质疑与挑战的学者专家和政府官员,特别是建筑规划界的男性权威,招架不住。总之,她绝非才貌出众的美女,甚至连亲切顺眼也称不上,但却是那种你在人群中能够迅速辨识,而且留下印象深刻的人。这群在产官学界闯荡多年的「大国民肯恩」(Citizen Kane)1,只好将这个聪明、难搞的「小市民珍」(citizen Jane),妖魔化为路上大婶或市场欧巴桑的「妇人之见」。其实,像珍‧雅各这种爱管闲事,但不仅止于私下议论,而是敢「踹共」的婆婆妈妈,甚至有本事着书立论,将「妇人之见」提升为具有理论洞见的「庶民经济」,才是现代社会最「怂够有力」的基进力量。
吴郑重台湾师范大学地理学系教授
序 想想你会想聊聊哪些关于珍‧雅各的事,而于此同时,你很难让自己不去好奇她究竟会快人快嘴地回你什么话。
你可能不会想和珍辩论,因为她肯定会赢。在口头争论一事上,她可是所向披靡。在尚未写就《伟大城市的诞生与衰亡:美国都市街道生活的启发》,三十多岁时,她为一本重要杂志写了篇火药味浓重的文章,但杂志发行人对此报导提出了质疑。珍跟发行人见面时,只用一项说明来为她的报导辩护,她说这是:「事实和第一手观察构成的长篇文章。」后来,她问一个投合的同事为何刚才不多为她挺身而出说点什么?对方回答:「我没必要出场呀,因为那个可怜人(发行人)已经踢到了块铁板。」
你可以说珍‧雅各这人不会欣然容忍他人的愚蠢。这是事实,但你不会想指出这一点,因为这是糟透了的陈腔滥调,你不会想在珍的面前重弹老调。在她面前,你会想拿出自己最好的表现,不过如果你的论点有缺陷、缺少中肯的例子、洞见有失清晰,那么你很可能不会想自暴其短。因为如果你暴露这些缺失,不管是在她位于格林威治村(Greenwich Village)家里的厨房餐桌旁,或是之后在多伦多、公开的聚会,又或是在一群学者之间,她都会毫无顾忌地把矛头指向你。罗杰‧塞勒(Roger Sale)在一九七○年的《哈德逊评论》(The Hudson Review)中如此写到她:「是有办法和珍‧雅各争论,但这些办法不若你以为的那么多。因为依照她的主张,她几乎总是有道理,而真正的问题要到你开始思考她遗漏的部分时才会浮现。」
珍(所有人,包括她的三个小孩都这么叫她)写了七本书、拯救了邻居、阻止了快速道路的兴建、曾经被逮捕两次、沉浸在大批仰慕者的极度崇拜中,还在厨房餐桌旁进行过无数次的讨论和辩论,而她总是讲赢。至少在晚年(尽管有理由认为早在她小学时期就如此了),她总是主导谈话。她倾听、她回应、她挑战。她思考自己想说什么,然后说出来;没裹上任何糖衣,也不刻意圆滑,就这么直白地脱口而出。你可以说她冷酷,也可以说她诚实。曾有人这么说过她:「她完全不是那种亲爱、和蔼的奶奶。」
珍是个再正常不过的人,在所有大方面都健康快乐。她有爱她的朋友,也善待他们,态度亲切、充满爱。她这人可以很有玩心,甚至傻唿唿的;至少她曾把脸挤压成好笑的形状让别人拍过一次照。当你和她打招唿,她会用双臂紧紧环抱你。对她来说,书写几乎是世界上头等大事,书写令她得以帮助自己的孩子、朋友和邻居。她总是直言不讳地道出自己的想法,不晓得如何拐弯抹角。有一次,和她合作的一位杂志编辑,在她向《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吐露自己的想法时对她说:「我认为妳真的不该这样大谈自己的意见」
现在,在看过上述诸多描述后,我们有理由提问:她这人总是这样吗?或者那是随时间发展出的一种个人特质?因为第一本书出名之后才变成这样?也或许是在她迁居多伦多,成为该市一位备受尊敬的代表人物之后才如此?这些是不是一名卓越人士有时经年累月地养成,融入成为自己一部分「个性」的造作?还是她向来如此?
珍‧雅各写了七本书,其中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是《伟大城市的诞生与衰亡:美国都市街道生活的启发》(下称《诞生与衰亡》),这本书在一九六一年初版后不断再版,并且被奉为重新形塑人们对城市的看法和附加期许的巨作,影响卓着更胜其他。谈到《诞生与衰亡》,读者们有时会表现出与这本书相遇对他们来说几乎像是一次宗教经验。读这本书之前,他们还是原来的自己,读过之后竟幡然改变。此后他们的视野截然不同。他们的芝加哥、纽约或波士顿被重新形塑,当中重要与不众要的事物达到崭新的平衡。今日,对许多人而言,珍‧雅各是令人狂热崇拜的偶像,以《诞生与衰亡》作为某种信条,就像毛主席的小红书(指《毛语录》)在其年代的地位,或是《圣经》、美国宪法,是一座「真理」的宝库。我是在一九七○年代初读到《诞生与衰亡》这本书的,是在早期透过本书受雅各吸引的那批人。这本书坚决主张每一座都市都可能达致绝佳样貌的大无畏;它对都市感性的肯定,就像我成长时期在纽约及之后在巴黎和旧金山领会到的那些,带来莫大的启发。
不过这么些年过后,你正在读的这本书的主题并非城市、都市规划或都市设计。这并不是透过从城市前线收集关于活化(rejuvenation)和再生(revitalization)之类振奋人心的故事的一本书,它并不手把手拉着读者,带领大伙走过巴尔的摩(Baltimore)复甦的站北区(Station North)或是布鲁克林仕绅化的威廉斯堡(Williamsburg);漫步过改建为住宅的旧仓库和办公大楼,或重新活络起来的商业区;或是为纽约或其他都市的犯罪减少和安定而欣喜;或是欣赏打乱都市的城市公路被拆除后的波士顿和旧金山的景象。从适切观点来看,上述的每一项都可能是珍‧雅各应该负责解决的问题。你的确会在这本书中读到这样的美好故事,但它们并非本书主题。
确切地说,这本书是促使这类美好故事成为可能的这位杰出女性的传记。这本书回头凝望某段时期;当时,为数不多的都市生活正面报导被掩埋在介绍新郊区发展、以苜蓿叶形交叉口连结的新州际公路、新一波公司往郊区办公园区大迁移的成堆新闻稿底下。本书凝望旧的城市邻里被夷平,取而代之的是高楼住宅计画;当贫民窟就是贫民窟,而所有的人都知道,或自以为了解它们是什么;人们只要有意愿住在城市就会被认为有些奇怪的时期。凝视珍‧雅各迈步环顾她的周遭,并促使其他人透过崭新角度观看这一切的时期。
在珍的后半生,以及自从她在二○○六年以八十九岁之龄辞世以来,她持续激起人们的热忱,其强度教人刮目相看。人们称她为「有史以来最具影响力的城市思想家」,排名超越了美国景观设计大师奥姆斯德(Frederick Law Olmsted)、美国城市建筑学家孟福(Lewis Mumford)、纽约建筑大师摩西斯(Robert Moses)以及美国总统杰佛逊(Thomas Jefferson)。人们将她誉为「常理的天才」(common sense)、「美国城市教母」、「城市梭罗」(Thoreau)以及「经济界的芮秋‧卡森」(Rachel Carson);评论她的着作之一《生存系统》(Systems of Survival)为:「具有像伍迪‧艾伦电影一般毒辣的敏锐观察。」有一部伍迪‧艾伦的电影甚至反过来被形容成:「传达出珍‧雅各和她的抱怨关于现代建筑和战后都市生活的疏离缩影。」人们将《伟大城市的诞生与衰亡:美国都市街道生活的启发》和「马丁‧路德四个世纪前钉在威登堡城堡教堂的文件」1相提并论。曾有个自称珍‧雅各粉丝的男人造访她在纽约和多伦多的住处,并表示对他这个「城市迷」而言,「这就像是到密西西比州的优雅园(Graceland)和图珀洛(Tupelo)2旅行一样」。玛莉安娜‧莫利列维奇(Mariana Mogilevich)在一篇标题为〈圣珍的社群〉(The Society of Saint Jane)的专文中写道,珍过世之后:「不出所料,人们毫不迟疑地立刻开始神圣化她。」在「占领华尔街」运动期间,经济学家珊蒂‧池田(Sandy Ikeda)问道:「这时候珍‧雅各会怎么做?」而当一九六○年代的反文化圣经《全球目录》(Whole Earth Catalog)杂志创办人史都华‧布兰德(Stewart Brand)被问到如果可以成为其他人,他想变成谁时,他选了珍‧雅各,一个「十五世纪威尼斯的首席女性。棒极了」。
个别而言,上述这些例证可能激起人们高度的好奇和兴趣,但是总的来看,它们令人心生疑惑:你可以景仰珍‧雅各─像我这样,然而却逐渐厌倦或怀疑人们对她的吹捧有加;此般夸大的言论并不会增进我们对任何活生生人物的了解。目前,我们不需要判定珍‧雅各是否真的确实与她「明眼女士」(Mrs. Insight)的美誉相称,或者是否真的足以跻身「有史以来最具影响力的都会思想家」之列,或是仅仅达到较低的凡人水平而已。的确,一如我们所知,有许多修正主义者对珍‧雅各留给世人的遗产提出多面向的质疑。但是,我们至少可以从这类对她的赞扬察觉一项铁的事实:几千位建筑师、都市社运分子、都市规划师、经济学家、无数的都市居民,以及提倡独立思考的人,就是以这种非凡的角度看待珍‧雅各;和冷静、充满敬意的赞美相较,她所说的事或她诉说一件事的方式之中,有某种更能引发人们热忱和敬畏的存在;许多人透过阅读她的着作或听她的公开演说,成为她的追随者或助手。
这个现象令人不解的地方在于:珍‧雅各并没有那些令人引以为傲、足以提高公众声望的表面优势。比如说,她不是男的;她不富有;她直到将近五十岁以前,都没有获致任何重大的公众肯定;她从来都不是美女,而她的不美甚至也没有让人留下印象;在漫长的公众人物生涯中,她一直是个脸圆圆大大、穿着不合身背心裙装和运动鞋的年长女士。她有时近乎短促而尖声的音色,丝毫没有令人舒心欲睡的庄严感。为了介绍她自己的着作或极力唿吁的社会议题,她不会全然回避电视访问或公开曝光,但通常也不主动争取。她的第一本着作大获成功后,在必须要做个名人还是写书的抉择上,她选择了后者。于是,这一切都令人纳闷:怎么会有这么多人为她着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