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册的内容，包括卷五十九张衡列传到卷七十郑孔荀列传。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曾经创造了辉煌灿烂的文化。然而，中国古代的科技成就又是在一个并不适宜其生长的社会环境里取得的，「学而优则仕」的文化传统使杰出人才毫无选择地流向官场，科学技术被视作雕虫小技，不受重视。如张衡所发明的候风仪比欧洲的「候风鸡」早出现一千多年，他所制作的地动仪是世界上第一台测报地震的仪器，然而也仅此而已，因为我们在张衡之后的近两千年里，没有发现相应的延续和发展。可以说他对人类历史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他的科学成就上。

　　中国古代的士大夫大都怀着治国平天下的壮志，即使是以诗文、学问见长的文人学者，也往往是把出仕朝廷辅佐君王放在第一位，而把着述放在其次。然而，现实与理想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反差，许多文人学者不仅无法施展其抱负，反而仕途坎坷。举如着名学者马融，其着述极丰，世称通儒。当世名儒如郑玄、卢植等皆出其门下。马融是一个胸怀抱负，力图通过入仕来济世救民的读书人，如他曾上〈广成颂〉，劝谏朝政，劝谏汉安帝像古代圣君一样选拔重用人才，结果得罪了掌权的邓骘和邓太后，十年时间没有升迁。又如多才多艺的蔡邕，擅长辞章、术数、天文，精通音律，同时还是一个书法家。蔡邕对经籍造诣很深，曾与堂谿典、杨赐、马日磾等一起正《六经》文字，写经于碑刻，是所谓「熹平石经」。虽然蔡邕学识渊博，在朝野均以博学闻名，但仕途却很不顺利。东汉的中后期的政治环境极为黑暗、腐败，值得注意的是，此一时期却涌现了大量才能出众、刚正廉洁的士大夫，如左雄、周举、黄琼等。他们不计个人得失，不惧权贵的威势，或者上书直言，抨击弊政，或者与邪恶势力相斗争，寻求正义，维护统治秩序。正是由于他们的努力，东汉政权才在风雨飘摇中又延续百余年。

　　此外，东汉后期学术文化转型的一些迹象，也值得读者注意。如〈延笃传〉中提到当时的「仁孝之辩」，也就是说「仁」、「孝」何者优先的问题。这种学术讨论的提出，表明东汉后期儒家经学开始从文本释读开始转向问题讨论，从死守经典、师说转而为直抒己见，这种以问题为中心的讨论，正是后来魏晋玄学的典型特征。

　　从本册以及七、八册所涵盖的各类不同属性类传中，我们得知作者范晔所撰的《后汉书》，除沿袭《史记》、《汉书》中的〈循吏〉、〈酷吏〉、〈宦者〉、〈儒林〉四传的体例外，又创制了〈党锢〉、〈文苑〉、〈独行〉、〈方术〉、〈逸民〉、〈列女〉六种类传。这些类传的创立，一方面如实记录了当时社会生活中出现的许多特殊情况，为历史研究提供了有价值的资料；一方面也表现了范晔本人深刻的历史见解，为后代史家提供了新的写史方法。本册〈党锢列传〉中所记述的名士，都是或多或少参与朝政的士大夫，他们挺身反对宦官的专权，也属于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但是，阅读〈党锢列传〉，只有同情遭遇党锢的士人的，没有同情那些宦官的。这是因为在范晔书中，「贵德义，抑势利，进处士，黜奸雄」。遵循着这样的原则，他所记述表彰的，都是东汉社会中「尚气节」的人物，是同当时人民所痛恨的宦官进行坚决斗争的名士。

作者简介

魏连科

　　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毕
　　河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