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序
戴念华
游惠贞老师在二○一四年二月与我谈及在清华出版社出版《Asian Documentary Today》中文繁体版,此书的出版不仅让国内读者知晓亚洲各主要国家的纪录片发展史,亦可从中了解各国近一百年来的发展轨迹。游老师是亚洲纪录片连线委 员,熟识此连线的他国委员,对于亚洲各国发展纪录片的始末了若指掌,其经验可将此书英文版的内容忠实地呈现于读者眼前。本书是清华大学出版社与远流出版公 司首次共同出版,期待这是学界与专业的文化产业合作的美好开始。对于此书的出版我乐见其成,并为之写序。
本书含两部分,一为亚洲各国 纪录片概说,另一为导演访谈。从各国纪录片概说,读者可以了解各国纪录片演绎的脉络及存在于当时社会、文化、种族、环境与人物的议题与记载,甚至政权转移 的背景,诸多因素成就各国纪录片不同的风格与多元的内容。本书披露各国纪录片的拍摄均面临非主流、缺乏资金、发行管道不畅通的窘境,甚至有些国家在拍摄技 术尚缺专业的训练机构。
放眼邻国丰富多元的纪录片生态,不禁令我思考起本土经验。二○一三年齐柏林拍摄《看见台湾》,当嘉南平原绿油 油的稻作景象出现在萤幕上,让来自嘉义的我为之感动,看到挖土机恣意破坏这片美丽岛屿的山林河川,该景让我心痛。此片放映后于国内造成巨大的回响,国土复 育的议题在当时获得政府的重视。从此经验中,我们看到一部好的纪录片可以对政府、社会发出警惕的响钟,甚至影响政府的施政。
纪录片凭借影像语言反映社会尚未解决的问题,肩负反映当代社会议题的重要角色,也是一种自我表达的呈现,甚至拥有降低种族冲突、加强文化联系、引领不同族群对话的作用,并反映摄影者在生活与个性间的
冲突与调适。而科技的进步与数位影像的迅速发展,使拍摄者更能忠实地记录与捕捉主题角色的细微表情,进而窥见其内心的感受及心理的微妙变化,让纪录片更加真切。
纪录片曾经是执政者政策宣导的手段之一,时空转换,今日的纪录片也可以用来作为监督政府的工具。当今的社会充斥着徇私的政客、无能的官僚及僵化的体制, 社会缺乏足够的论述平台,导致民意严重被扭曲,而纪录片可以扮演清流的角色。借由本书的出版,我希望可以鼓励更多的人投入纪录片的制作,社会也能提供更多 的放映平台,记录这个喧嚣时代并发出铿锵之声。
编者序 多年来,我和AND的委员 们聚在一起就是看纪录片,谈纪录片,大家都认为应该出版一本介绍亚洲纪录片的历史与现况的入门书。 但我们身居不同国家,又都有繁忙的工作,如何能有时间编撰这样一本工程浩大的书呢?然而在二○一一年的初步会议之后一年,这本书竟然诞生了!英文版与韩文 版同时在二○一二年底出版,英文版在国际上广受好评,韩文版则荣获韩国文化观光部遴选为二○一三年艺术类年度好书。
希望这本书可以帮助对纪录片有兴趣的人,提供一个认识亚洲纪录片的管道。
洪孝叔,亚洲电影基金负责人
自序
看不见的亚洲与亚洲纪录片 大约从十多年前开始,我频繁地前往欧洲和美洲参加大型纪录片影展,如阿姆斯特丹国际纪录片展(Amsterdam International Documentary Festival,IDFA)、多伦多Hot Doc纪录片影展等, 就像大部分初次参加这类国际盛会的亚洲人一样,一方面我对这类活动之盛大、观众之投入,专业人士之不绝于途,印象确实相当深刻,接着我不免去寻求节目中的亚洲面孔,以及亚洲相关题材,于是我也不免和我的亚洲同侪得到同样的印象:亚洲议题的纪录片相当有限!而这些有限的亚洲议题纪录片,多半又来自欧美国家的纪录片工作者,或者出自居住在欧洲或美洲的亚裔导演之手,真正由居住在亚洲的导演所拍摄的作品寥寥可数。
这样的现象当然可以假设有几种可能性:第一,亚洲拍纪录片的人不多;第二,亚洲的纪录片不知如何被看到,因此也无缘被赏识。
如果我不是身在亚洲,有机会前往口碑甚佳的日本山形纪录片影展(Yamagata International Documentary Film Festival)、云之南纪录片影展、中国各地许多城市所办的独立电影节,乃至于亚洲各大影展的纪录片单元进行观摩,若不是因为我为台湾国际纪录片双年展(Taiwan International Documentary Festival)策展选片,乃至于从二○○六年开始,与我专业知识丰富的同业──腾冈朝子、张献民、查莉妲,以及釜山影展的洪孝叔、金智奭、赵永贞等人,一起为釜山影展的AND遴选补助作品,我想我就没有机会知道,其实亚洲的纪录片不仅年产量丰富,题材也十分多元,创作者更是来自各种不同的领域。
这些我所参与的与亚洲纪录片相关活动,都还不足以呈现所有亚洲地区的纪录片生态。例如我对南亚地区的纪录片发展就所知有限,中亚地区对我而言更为陌生,我不能不想到,如果对我这样一个亚洲的策展人而言,都不容易全面地接触亚洲纪录片,又要如何期望亚洲以外的专业人士与一般观众透过大量的亚洲纪录片来认识亚洲呢?
因此我必须说,亚洲各国并不是没有人在寻求和挖掘各种题材,以拍摄纪录片,我们欠缺的是方便而直接的接触管道,让亚洲纪录片可以更容易被看到。这不只是亚洲,全世界的纪录片作品都面临同样的问题,也都在寻求解决之道,效法国际上有效的纪录片流通管道,乃至于与这些管道做串联是很必要的。在此同时,关于亚洲纪录片有系统的论述,也是帮助大家认识亚洲纪录片非常重要的环节。
当我们想要有系统地、全面地介绍亚洲纪录片时,我们发现似乎并没有人敢于自认是亚洲纪录片的专家,而放眼国际书市,也似乎并没有近期可参考的相关书籍,足以用来了解亚洲纪录片概况,身为亚洲的电影人,是该出力让有兴趣的人有机会接触亚洲各国拍摄的纪录片,并对亚洲的纪录片发展有所认识的时候了。这是我们编撰这本书的宗旨之一:是该让大家认识亚洲纪录片的时候了!
什么是亚洲纪录片?
当我们提到当代亚洲纪录片时,这看似相当容易的题目却有许多需要釐清的定义。
设想你对亚洲的理解,有多少是透过纪录影片?可能并不少,你可能知道印度恆河边的祈福仪式,日本艺妓的养成,各式美食与历史遗迹等等,也可能看到街头的失业者和流浪儿、险恶职场上的劳工、垃圾山的奇观等等,总之,不论好与坏,你从新闻媒体中得到许多浮光掠影式的亚洲印象。以这些意象代表亚洲,我相信大部分的亚洲人都要摇头说太片面且太刻板印象了。
亚洲有着差异极大的文化、经济、政治背景,从日本到孟加拉,从韩国到巴勒斯坦,完全南辕北辙,而即使是同文同种的中国与台湾、南韩与北韩,或者印度与巴基斯坦,同样存在着外人难以釐清的极大差异,这些都十分仰赖当地纪录片工作者从「内部」给我们「当局者」观点的诠释。少了当局者的探索与定义,亚洲地区的人、 事、物终将成为被观看的对象、被诠释的标的。
要认识、了解亚洲,势必要穿透异文化情调的表相,走入不同的地域,进入不同人的不同生活,深入历史的脉络,去挖掘不同的人文与社会面向。纪录片在这样的任务中,一向扮演吃重的角色。
那么亚洲有怎么样的纪录片呢?相对于剧情电影及欧美已开发国家所生产的纪录片,亚洲纪录片绝大部分都属低预算的影片,没有宣传经费是常有的事,因而即使是长期耕耘的题材及手法引人的精彩作品,往往因为没有适当的宣传,又欠缺稳定的映演管道,因此不容易被外界所知。我们需要各地的纪录片专家为我们拨开云雾,指点迷津。
多元的亚洲 去中心化的论述 谁是亚洲纪录片的专家?没有人是,我们认为这不是问题,而是个值得珍视的现象;认识亚洲的纪录片并不能只从一个专家口中获知,而是要倾听各方之言,编织而成一片涵盖面宽广的亚洲风貌。
许多亚洲国家都经历过被殖民的年代,也有许多独裁统治的记忆,二十一世纪的亚洲应该可以不再噤声或怯于自我表达,各国的政经发展程度容或不同,但追求文化自主性与保有自己的发言权,应该是很基本的共识。
亚洲的广阔促成它的多元,这是足以傲人的财富,当我们决定编纂一本关于亚洲纪录片的专书时,我们便决定将这样的多元性发挥到极致, 以地域为界做切割,邀请活跃在各区域的专业人士带领我们认识当地的纪录片。这个写手群包含了纪录片工作者、策展人、影评、记者、学者、电影行销者,更多的是混合以上所述两种以上身份的人!他们在百忙之中挤出时间,用自己的方式分享他们对当地纪录片的理解,像一个好向导一样,以自己的步调带领我们进入纪录片的领域,也如同所有的好向导,他们各有各的专长与喜好,因此这本书便存异求同,让大家各自发挥。就这样,我们有了十一篇专文,分别介绍纪录片在中国、印度、印尼、伊朗、日本、马来西亚、菲律宾、南韩、台湾,以及中南半岛的泰国、越南、缅甸和柬埔寨,和位在中亚的吉尔吉斯、乌兹别克、塔吉克和哈萨克等。
对于不容易寻找到适当的本地诠释者的地区,如巴勒斯坦、黎巴嫩、蒙古、新加坡、巴基斯坦和柬埔寨等,我们邀请AND基金串联起来的纪录片工作者,从自身的经验补充说明当地纪录片拍摄与流通的概况。对于幅员广大或纪录片拍摄活动相对活跃的地区,比方中国、日本、韩国等,我们也邀请几位该国的纪录片工作者分享他们的经验,以对照单一论述者的观点。
透过这些採样式的访谈,我们发现,来自不同地方,有不同成长背景的亚洲纪录片工作者,都面临一个同样的困境:欠缺映演管道以及可以稳定支援纪录片生产的制作环境。
如果我们把拍纪录片看做电影产业的一环,那么从电影产业发达的日本、韩国和印度,以及电影市场一年成长百分之三十的中国,到战乱频仍、民生凋敝的地域,几乎所有亚洲的纪录片导演都把拍摄纪录片视为个人的使命,即使无法赖以为生,也没有常态的发行、映演管道,仍然无法自拔,乐此不疲。感谢他们的付出,亚洲的面貌就这样一点一点透过镜头被记录了下来。
这样的观察让我们得到一个结论:尽管亚洲社会是多元的,亚洲的纪录片不容易被看到,因此也无缘广泛地被欣赏与讨论,这样的困境似乎又是共同的。希望这本集众人之力产生的书,可以提供适时的帮助。
中国有句成语叫「抛砖引玉」,希望这本书是一块敲门砖,敲开亚洲纪录片之门。
游惠贞写于出版前
前言
十二年前,当时担任釜山国际电影节副主席的李庸光(Lee Yong-Kwan)问我:「你认为当今独立电影最欠缺的是什么?」我回答他:「最欠缺的是支持。」当时,独立剧情电影和短片才开始有些微的支持,纪录片则仍自生自灭。李先生听 了之后便提议,我们何不成立一个纪录片基金?接下来的三年,我花了很多精神与釜山地区的各大学校长以及电影节的长期赞助者商谈,在他们的协助之下,一个金额不大但意义非凡的基金成立了。有了这个基金,我与几位亚洲地区的纪录片专家进行多次的讨论,终于在二○○六年推出了「亚洲纪录片连线」(Asian Network of Documentary),简称AND。
虽然AND基金是由釜山国际电影节经营管理,属于亚洲电影基金的一部分,但它串连活动的设计,让它朝着「支持纪录片拍摄」的目标向前迈进,必须感谢几位委员积极的参与:长期担任纪录片电影节策展人的日本的藤冈朝子(Asako Fujioka)和台湾的游惠贞、中国北京电影学院教授暨独立制片张献民,以及泰国国家电影资料馆副馆长查莉妲?乌布伦吉(Chalida Uabumrungjit)。二○○六年,AND基金从六十个申请案中遴选出十五个拍片计画,给予资金与技术上的支持。
到了二○一四年,申请补助的拍片计画已超过六百个,而得到AND基金补助与支持的作品也逼近一百五十部,分别来自二十多个国家,包括日本、中国、台湾、东南亚诸国、中亚地区的国家,甚至黎巴嫩、巴勒斯坦等中东地区的国家。这些年来,AND基金已展现了亚洲纪录片的多元面貌,也让亚洲地区的纪录片导演得到相互切磋与扶持的平台。
二○一一年的夏天,四位委员与我已经一起度过五个遴选纪录片的年头,张献民教授提议编撰一本介绍亚洲纪录片现况的书。尽管我们聚在一起就是看亚洲纪录片,谈亚洲纪录片,但在书市上始终看不到一本聚焦这个领域的专书。委员们都同意AND应该出版一本介绍亚洲纪录片的历史与现况的入门书,但不是学术研究专书。
我完全同意一本引介亚洲纪录片的书是很重要的,但我怀疑委员们身居不同国家,又都有繁忙的工作,如何能有时间编纂这样一本工程浩大的书呢?然而在那一次初步会议之后一年,这本书竟然诞生了!这一切都要感谢许许多多人的汗水和努力。
我首先要感谢AND委员们,虽然大家一年只相聚短短几天,却好像一家人一样地紧密交流和互相帮忙;特别感谢惠贞像「妈妈」一样地扛起主编的任务,紧盯十几位作者在有限的时间内完成一篇篇专文,感谢JuYoung Rhee担下英文版的翻译重任,感谢Buon出版公司出版本书的韩文版、远流出版公司与国立清华大学出版社共同出版本书的中文版。我更要诚挚地感谢每一个资助AND的单位以及每一位支持AND主旨的朋友。
我希望这本书可以帮助对纪录片有兴趣的人,提供一个认识亚洲纪录片的管道。我也希望这本书能让更多人更深入地进入纪录片的领域。
洪孝叔
釜山国际电影节亚洲电影基金负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