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描述
直击NGO如何以小搏大，挫败世银的「纳玛达水坝计画」！
这本书说的是一则「小虾米对抗大鲸鱼」的故事。世界银行这个超大型国际组织，创立本意在提携开发中国家，平衡世界发展不均，却因过度重视开发绩效，逐渐脱缰变为不受监督的可怕巨兽。话说世银与印度政府共同发动「纳玛达水坝计画」，环境评估轻率粗疏，也无完善安置迫迁居民的计画，引起众NGO关注，群起对抗，终于迫使世银在1993年3月30日宣告补助案终止。这是世银撤回已通过开发案的首例，「纳玛达的教训」（the Narmada Lesson）一词不胫而走，允为全世界环境和人权运动最辉煌的一页。本书鉅细靡遗剖析世银此一超大型国际组织的官僚行动逻辑，颇值得企盼成为世界公民的台湾借鑑，深入了解国际合作的本质，并形成在地自发监督的公民社会。
图书简介 《全球治理的十字路口：发展援助、主权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的复杂互动》 作者： 某知名国际关系学者 出版社： XXX大学出版社 出版年份： 2023年 --- 内容梗概 本书深入剖析了冷战后国际发展援助体系的结构性演变，聚焦于主权国家、多边开发银行（如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日益崛起的新型非国家行为体（包括倡议型非政府组织、跨国企业联盟以及技术官僚精英网络）之间复杂而动态的权力关系。本书旨在超越传统上将发展援助视为单向资金流动的简化叙事，而是将其置于全球治理的宏大框架下，探讨这些利益攸关方如何在政策制定、项目实施乃至意识形态构建中相互博弈、协商与制衡。 全书分为六个部分，共计二十章。 第一部分：全球发展治理的范式转移（The Paradigm Shift in Global Development Governance） 本部分首先回顾了二战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及其在特定地缘政治背景下对“发展”概念的定义和实践。作者指出，自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和80年代“失去的十年”以来，发展援助的逻辑经历了深刻的转变，从侧重国家主导的基础设施建设，转向强调新自由主义的结构调整、善治（Good Governance）和减贫目标。 第一章：从凯恩斯到华盛顿共识的理论嬗变： 梳理了发展经济学中关于国家干预与市场效率的争论，并分析了世界银行等机构如何将特定的经济哲学（如私有化、放松管制）内化为援助的先决条件。 第二章：主权国家的适应性与抵抗： 考察了接受国政府（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在面对外部条件施加时的策略选择，包括“选择性接受”、“策略性合规”以及在特定领域（如安全、国防）保持自主权的努力。 第三章：援助效率的问责机制重构： 探讨了“千禧年发展目标”（MDGs）和后来的“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如何重塑了援助的衡量标准，以及这种问责制如何影响了资金的流向和项目的设计。 第二部分：多边开发银行的权力中枢（The Nexus of Power in Multilateral Development Banks） 本部分将焦点集中于世界银行和区域开发银行的内部运作机制、决策过程以及它们在塑造全球资本配置中的核心地位。作者强调，这些机构并非中立的技术官僚实体，而是由特定的成员国（特别是主要出资国）的战略利益所驱动的。 第四章：投票权、董事会与幕后外交： 细致描绘了世界银行董事会的运作模式，分析了“股本加权投票权”如何固化了发达国家的优势地位，以及在涉及重大敏感项目（如能源或社会政策改革）时，非正式的“后门协商”如何决定最终结果。 第五章：贷款条件的政治经济学： 深入分析了结构调整贷款（SALs）和部门性投资贷款（SILs）背后的附加条件（Conditionalities），探讨了这些条件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接受国的公共财政、劳工法规和环境标准。 第六章：技术官僚的意识形态生产： 考察了银行内部经济学家和专家团队的角色，他们如何通过发布具有权威性的研究报告、指数和最佳实践指南，有效地将特定的治理模式和发展路径“合法化”并推广到全球。 第三部分：非国家行为体的崛起与专业化（The Ascendance and Professionalization of Non-State Actors） 本部分是本书的核心论述之一，着重分析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非政府组织（NGOs）、民间社会组织（CSOs）以及新兴的利益集团如何在发展领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影响力。 第七章：从人道主义到倡议型治理： 区分了传统的人道援助组织（关注紧急救助）和倡议型NGOs（关注政策倡导和系统性变革）。后者如何利用信息不对称和媒体动员能力，将地方性问题提升为国际议程。 第八章：NGOs的“专业化陷阱”： 探讨了当NGOs为了获得更多的捐助资金和更高的项目效率，而被迫采纳与多边机构和政府相似的绩效管理框架时，其倡导的独立性和批判性是如何被削弱的。 第九章：倡议型NGOs的融资链条： 揭示了许多大型倡议型NGOs日益依赖政府和多边机构的合同性资金（Contracted Funding），分析了这种资金依赖性如何塑造了它们的议程设置能力和项目优先级。 第四部分：信息、媒体与叙事权力的争夺（Contesting Information, Media, and Narrative Power） 本部分关注发展项目和治理决策中，信息流动和公共叙事构建的关键作用。作者认为，谁能控制关于“什么是发展失败”或“什么是成功解决方案”的叙事，谁就掌握了实际的政策影响力。 第十章：数据主权与指标政治： 考察了由世界银行和特定智库推广的统计指标（如腐败感知指数、营商环境报告）如何影响投资者的信心和政府的政策导向，以及这些指标在多大程度上忽略了社会公平和文化背景。 第十一章：媒体的“选择性放大效应”： 分析了国际媒体如何选择报道特定的发展议题（例如灾难、丑闻），以及这种选择性报道如何为外部干预主义打开方便之门，同时压制了更复杂、更具建设性的国内讨论。 第十二章：数字技术与反击叙事的工具： 考察了社交媒体和加密通信平台如何被倡议团体用于绕过传统媒体和官方信息渠道，直接向受影响社区或国际捐助者传递替代性叙事。 第五部分：案例研究：特定部门的治理冲突（Sectoral Governance Conflicts: Case Studies） 本部分通过对气候融资、全球健康安全以及大规模基础设施项目的分析，展示了不同行为体在具体政策领域中的互动模式。 第十三章：气候融资的权力转移： 分析了绿色气候基金（GCF）的治理结构，探讨了发达国家如何利用气候变化议程来推销其技术标准，以及南方国家在适应资金获取上面临的“权限障碍”。 第十四章：全球健康中的私人资本与公共责任： 探讨了诸如全球疫苗免疫联盟（GAVI）等公私伙伴关系（PPPs）的运作模式，质疑其在确保医疗资源公平分配方面的有效性和透明度。 第十五章：基础设施的“标准之争”： 比较了中国主导的“一带一路”倡议与西方主导的投资框架在环境和社会标准上的差异，分析了全球南方国家如何在不同标准体系间进行“标准套利”。 第六部分：未来治理的协商空间（Negotiating Spaces for Future Governance） 本书最后一部分对未来的全球发展治理提出了反思和展望，强调需要建立更具包容性、更透明的协商机制。 第十六章：从“伙伴关系”到“权力再平衡”： 批判了当前盛行的“伙伴关系”话语，主张真正的伙伴关系需要建立在相互尊重和权力对称的基础上，而非单方面的能力建设。 第十七章：超越援助的金融工具： 探讨了主权债务重组、非常规货币政策（如SDR分配）以及多边开发银行增资等议题，如何可能在不依赖传统捐助的模式下，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多自主权。 第十八章：倡议型组织的新定位： 呼吁倡议型NGOs重新审视其角色，从仅仅是外部的“看门狗”或“执行者”，转向成为推动更深层次制度变革的内部改革力量。 第十九章：案例收束：地方自主权与全球治理的交汇点： 通过多个跨国比较的微观案例，总结了地方性知识和社区动员如何成功地抵抗或重塑了自上而下的发展规划。 第二十章：结论：迈向多中心的全球治理： 总结了全书观点，提出在多极世界中，有效的全球治理需要承认并整合多种合法性来源和决策中心，而非固守单一的、由西方主导的机构框架。 --- 本书的独特贡献在于： 它拒绝将国际发展领域视为简单的道德事业或纯粹的技术问题，而是将其视为一个充满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斗争的复杂场域。作者运用扎实的制度分析、细致的案例追踪以及对权力流动的敏锐洞察，为理解当代全球治理的内在张力提供了深刻且富有启发性的框架。本书适合国际关系、发展研究、政治经济学以及政策制定领域的学者、研究人员和从业者深入阅读。
著者信息
作者简介
段家诚
1970年日本横滨出生，父亲为在日第三代华侨，母亲为台湾出身。1993 年横滨市立大学文理学部文科国际关系课程（专攻国际学）毕业，于2001年取得横滨国立大学研究所国际开发研究科（专攻国际开发政策）博士，现为日本坂南大学国际观光学部教授。研究领域包括国际政治学、国际关系论、国际组织论、国际协力论
译者简介
尧嘉宁
台湾大学法律硕士，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社会人类学硕士，日本北海道大学法学科交换留学生，研究主题为台湾人民在历史中的纷争解决型态与认同意识；发表论文曾获民间司法改革基金会奖助，多次担任国际研讨会的论文翻译或口译，在新加坡担任专职译者两年，现职为英／日文翻译，译有网野善彦《重新解读日本史》、大贯惠美子《被扭曲的樱花：美的意识与军国主义》，合译山中永之佑编《新日本近代法论》。
段家诚
1970年日本横滨出生，父亲为在日第三代华侨，母亲为台湾出身。1993 年横滨市立大学文理学部文科国际关系课程（专攻国际学）毕业，于2001年取得横滨国立大学研究所国际开发研究科（专攻国际开发政策）博士，现为日本坂南大学国际观光学部教授。研究领域包括国际政治学、国际关系论、国际组织论、国际协力论
译者简介
尧嘉宁
台湾大学法律硕士，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社会人类学硕士，日本北海道大学法学科交换留学生，研究主题为台湾人民在历史中的纷争解决型态与认同意识；发表论文曾获民间司法改革基金会奖助，多次担任国际研讨会的论文翻译或口译，在新加坡担任专职译者两年，现职为英／日文翻译，译有网野善彦《重新解读日本史》、大贯惠美子《被扭曲的樱花：美的意识与军国主义》，合译山中永之佑编《新日本近代法论》。
图书目录
台湾版序言 III
序 论 XIII
世界银行为何 XV
纳玛达水坝计画 XVI
註释 XX
第１章 纳玛达水坝计画揭幕与倡议型NGOs登场
纳玛达水坝计画的展开．倡议型NGOs的登场
第２章 倡议型NGOs对先进国家议会的动员
倡议型NGOs与美国国会的接触．美国国会在纳玛达水坝问题中的影响力．日本ODA追加贷款的停止．第２章结论．第２章註释
第３章 摩斯独立调查团的派遣
派出摩斯独立调查团之前的过程．摩斯独立调查团的调查．摩斯独立调查团的报告书与所提劝告．对《摩斯报告书》的反应．第３章结论．第３章註释
第４章 世银的「纳玛达理事会」与纳玛达计画的中止
世银秘书处召开「纳玛达理事会」前的行动．「纳玛达理事会」中的讨论．世银对纳玛达计画贷款的中止．第４章註释
第５章 倡议型NGOs在世银决策过程中的影响力
与之前研究成果的关联．纳玛达计画中止与世银的决策过程．倡议型NGOs外部影响假说．第５章註释
结论 倡议型NGOs的影响力
倡议型NGOs外部影响假说对纳玛达计画中止过程的说明．课题与展望
结论
註释
后记
谢辞
参考文献
附录
索引
序 论 XIII
世界银行为何 XV
纳玛达水坝计画 XVI
註释 XX
第１章 纳玛达水坝计画揭幕与倡议型NGOs登场
纳玛达水坝计画的展开．倡议型NGOs的登场
第２章 倡议型NGOs对先进国家议会的动员
倡议型NGOs与美国国会的接触．美国国会在纳玛达水坝问题中的影响力．日本ODA追加贷款的停止．第２章结论．第２章註释
第３章 摩斯独立调查团的派遣
派出摩斯独立调查团之前的过程．摩斯独立调查团的调查．摩斯独立调查团的报告书与所提劝告．对《摩斯报告书》的反应．第３章结论．第３章註释
第４章 世银的「纳玛达理事会」与纳玛达计画的中止
世银秘书处召开「纳玛达理事会」前的行动．「纳玛达理事会」中的讨论．世银对纳玛达计画贷款的中止．第４章註释
第５章 倡议型NGOs在世银决策过程中的影响力
与之前研究成果的关联．纳玛达计画中止与世银的决策过程．倡议型NGOs外部影响假说．第５章註释
结论 倡议型NGOs的影响力
倡议型NGOs外部影响假说对纳玛达计画中止过程的说明．课题与展望
结论
註释
后记
谢辞
参考文献
附录
索引
图书序言
作者序
本书为2006年于日本出版的《世界银行与NGOs》中文版，是对总部位于美国华盛顿特区（Washington, D. C.）的国际组织「世界银行」，自1980年代中期至1993年，因各国政府及倡议型NGO反对而终止印度纳玛达水坝计画（Narmada Dam Project）的相关研究。本书运用计画过程中大量的世界银行内部文书，印度与欧美的新闻报导，以及NGO资料，来阐释终止过程的前因后果。此外，本书也以世界银行总裁、理事会与事务局等内部组织的回应为基础资料，说明倡议型NGO如何影响世界银行已定案的计画。
本书对于日本或现今的台湾，大致可归纳出下列几点助益。对于岛国日本而言，国际合作的重要性自不待言。但由于宪法等限制，日本对外的军事援助受到限制，因此对日本政府而言，ODA（政府开发援助）成为确保国家利益的重要外交途径。1980年代后半，日本受泡沫经济影响，ODA除了使贸易所得的利润，回馈给与日本贸易顺差的开发中国家，同时也成为让日本的一般公司、建设公司和顾问公司等能确实获得利益的手段。在此过程中，许多计画成为对开发中国家政府与官僚进行的各式各样利益输送或贿赂，使ODA成为媒体、各大报社、杂志、研究者以及NGO批判的对象，质疑ODA究竟是「为了援助谁」而推动。
日本政府和外务省一方面接受上述批判，另一方面则运用评论以及为政府辩护的学者（也就是所谓的「御用学者」），反驳针对ODA的批评。这些人就是当时ODA论战中，广为人知的关系者和研究者。ODA论战从1991年开始，直到1993年外务省停止对纳玛达水坝计画的补助且完全失去提出反论的证据为止，在数家杂志及学会中持续不断辩论了三年。此后，NGO与学者针对印度的辛格劳利（Singrauli）等其他计画，广泛批判ODA，并同时对外务省和御用学者们提出反论。然而，外务省运用许多方式，试图封杀对ODA的批判，而且肯定ODA的研究者与NGO人员，一再聘任他们担任外务省与财务省相关的外部评价委员或审议委员。
和日本国内的行动不同，国际上将终止纳玛达水坝计画，视为世界银行的重大失败，还出现「纳玛达的教训」（the Narmada Lesson）一词。1993年3月底，印度政府申明婉拒世界银行对纳玛达水坝计画的相关贷款，从此世界银行的纳玛达问题，转变为世界银行迈向改革的问题。也就是纳玛达问题导致世界银行设立资讯公开制度，并且设置独立调查的专家小组。促成改革的背后原因，是世界银行第一出资国美国政府，以及站在承认世界银行立场的美国议会，对此问题的深切关心。美国议会多次召开公听会，讨论世界银行和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改革问题，而对于改革的关心，在1995年布雷顿森林体系设立五十週年达到顶点—世界各国市民社会激发起讨论，检讨支配世界经济金融秩序的先进国家组成的国际组织（IMF与世界银行）的功能，更不用说在这些行动背后，存在着开发中国家与第三世界，对美国以及支持世界银行的其他新先进国家的批评。美国与世界银行的关系，在于历任的世界银行总裁都由美国人担任。向来是国际组织的世界银行，会被说成为了美国而存在的国际机构，原因不只是它的总部靠近华盛顿特区的白宫。
世界银行终止对纳玛达水坝计画融资这件事情，是透过NGO倡议的行动方针而达成，对于持续致力于从外部改革世界银行与IMF体制的欧美NGO而言，可说是最初的重要成果之一。1990年代时，要求世界银行与IMF负起责任的NGO团体所出版的研究书籍中，纳玛达水坝计画是极为重要的案例。此外，在印度国内，其他水库计画仍由政府提供资金继续进行。直到近年，印度的NGO组织「纳玛达自救会」（NBA）仍持续非暴力主义的抗争运动。
另一方面，日本泡沫经济崩坏，进入「失落的十年」。NGO也历经世代交替。与纳玛达水库问题有关的人员，或知晓纳玛达水库问题发展过程的人员，从第一线退下。到了2000年以降，日本现职的NGO，几乎已没多少人还记得当初纳玛达问题时，是如何对世银紧迫盯人、穷追勐打。取而代之、随处可见的，是跟随日本政府代表团一同参与「里约+10」（2002在南非召开的国际会议。是继1992年在里约热内卢召开联合国环境开发高峰会「地球高峰会」之后，于十年后再度召开的会议），但在会议中没立下显着成果便败下阵来的NGO；以及在外务省、国际合作银行与财务省的三方会谈中，作为代表而参与其中，却操弄着一般人难以理解的专门用语的NGO，或是凭借着从国外NGO取得独家情报而活跃于会谈的新兴NGO。同时，世界银行与亚洲开发银行、日本政府、ODA等，仍持续进入开发中国家进行支援开发计画，就结果来说并没有停止援助的现象。大致看来，这一连串的现象，可说是日本外务省将NGO收编进政府的战术，成功发挥效用。
循着上述的脉络，本书透过纳玛达计画的终止过程，以及阐释世界银行的意向决定结构，希望有助于NGO行动者、研究者以及一般大众理解问题，并学习了解世界银行与NGO过去的相关历史，最重要的是希望今后不要发生相同的事件，并重蹈开发造成的暴力和悲剧的覆辙。东京的NGO（JASAES）员工在2001年对我说：「我们不会像段老师一样汲取过去的事例」。对于日夜努力摄取新课题的二十几岁年轻人来说（当时），我进行的研究想必被认为尽是些过去的老东西吧！不过，就像「历史是会循环的」这句话所示，我们在与巨大权力与体制永无止境对峙的同时，学习过去的经验十分重要。
之后又过了十四年，日本进入了「失落的二十年」，在这之间经历多次首相交替（1999年起有小渕、青木〔临时〕、森、小泉、安倍、福田、麻生、鸠山、菅、野田、安倍），以及一次自民党与民主党的政权交替，还有东日本大震灾与福岛第一原发事故。在景气低迷下，日本社会的所得差距更明显，拜金的资本主义渐形强大。
NGO也无法仅以理想主义进行活动。从世界银行或日本ODA取得资金的NGO也纷纷成立。这些亲政府的「御用NGO」，不但没有批判体制的精神，反而利用世界银行等组织的名声，企图壮大自己。而新兴宗教团体成立的NGO，更让这一切加速进行。他们表面上提倡解决贫困问题、援助开发中国家，实际上却与其真实目的不符。在NGO的外表下，隐藏其真实身分，进行宣教活动，剥夺想认真参加国际合作工作的年轻人的意志与未来，这是必须正视的问题。在这个浑沌的状况下，巨大的世界银行组织仍不间断地融资给开发中国家，同时使用CSO（市民社会组织）一词，选择其认为合适的NGO进行合作。每年秋天举办的IMF．世界银行年会中，这些CSO会得到正式的认可参加。
世界银行与台湾的关系
1970年代，中国夺得联合国代表权，中华民国（台湾）退出联合国。对于退出联合国的台湾而言，由联合国、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所代表的国际社会，被视为遥远的存在。不过在今日，在世界经济或对中国投资的情况中，都不应过于小看台湾的经济功能。此外，台湾领先其他华人社会的民主主义，以及以太阳花学运为代表，针对政治和社会问题，果决勇敢採取行动的年轻人，还有支持民主与学运的台湾社会，让沉溺在日常消费生活中的日本与欧美先进国家市民，得以重新关心政治，并回想起他们早已忘记却十分重要的价值观。若台湾与台湾人对「民族自决原则」有深切期盼，则国际社会在未来应该会认真面对并思考台湾的国际地位。为了迎接这个时刻，学生与研究者，甚至新闻媒体等，都必须理解国际合作与国际机构的本质。
我与台湾
我是清朝末年移居日本横滨的华侨后裔，我的母亲则出生于台湾，在太平洋战争前，还在年幼时期便移居日本。1970年出生的我，从幼年到少年时期都住在横滨的中华街，从父亲那儿听了许多关于中国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恶状。此外，我小学时就读孙文所创立的横滨中华学院国小部，当时採用的是台湾国立编译馆的教科书，我对国民党推行的反共教育和军国教育思想感到十分嫌恶。一方面身处于日本，与大多数「纯粹的」日本人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与社会中出生成长，所以我能够将中国、台湾与日本三者相对化，并学习于在三者当中，以中立的视角看待事物。也就是不偏向任何一边，或者不属于任何一边。不是日本人，也不是中国人，亦非台湾人，虽然一直有种源由于模煳归属意识而生的孤独感伴随着我，但这也成为我在追求学问的路途上，获得真正独创性的重要机会。我之所以选择国际关系论与国际合作论为研究主题领域，以「NGO不信任国家」此假设作为研究准则，并且成为横滨华人当中第一位大学教授，这一切我想与前述背景有深刻的关系。
因为厌恶国民党推行的洗脑式爱国教育与反共教育，在横滨中华学院小学部毕业后，就报考进入日本的国中与高中就读。离开了由血缘与钱脉连结的华侨社会，也远离了中华街。但也没有接近共产党独裁下的中国。进入大学后，我选择的研究主题是日本的ODA与NGO，因为想拉开自己与中国和台湾的距离，希冀一边观察两边民主社会发展的阴暗面，一边弄清楚两者的发展，当时正是发生六四天安门事件的1989年到1993年。从不定期回台湾故里的母亲口中听说，从飞机的窗户往下看，可以看到流入河川的废水，如此叙述让我印象深刻。当时台湾也在进行反公害运动，以及更进一步的环境保护运动，我相信一定有以此为目标孕育而生的市民团体和国际性NGO。1990年代，台湾解除戒严数年后，由李登辉执政。不过，从过去的历史发展来看，已无法天真地相信「民主化」的口号。随后，我进入研究所取得硕士和博士的学位，直到我于大坂的大学任教，一直都专注于研究课题而尚未开始关注台湾发展，当我第一次踏上台湾的土地，已经是2008年3月、三十七岁那年。当时正值台湾总统选举期间。
至今又经过了六年，期间再度重习中文与台湾的历史、政治与社会状况。为进行台湾加入联合国的研究，2010年4月开始在台湾的国立成功大学，以访问学者的身分进行一年的研究，并有机会在台南生活。台南与台北路上往来的大群机车阵中，混杂着宾士与BMW，台中的高速公路和市街上则有疾驰的蓝宝坚尼和法拉利，这和1990年代的日本颇为相似。究竟这个国家与社会，将会走向何处？
2009年，研究者与熟人当中，仍然有人认为我选择到台湾而非美国做研究，是不智的选择，并说：「你究竟想在即将被中国统一、走向终结的国家中学习些什么？」对于将台湾视为安心又安全的海外观光地的日本人来说，日本政府在处理钓鱼台列岛国有化问题，导致中日关系恶化，以及最近的反日示威游行和暴徒横行的中国报导里，台湾都像是与国际政治或外交对象完全无关。对于一出生就是日本社会上的少数与弱势的我来说，在国际开发的现场或国际社会中，从组织体制外的弱势者观点进行思考，是不可欠缺的。此外，为了脱离战后长期影响日本的美国式思考，从东亚的地理政治学观点来看，前往未来必定会产生的中文圈学习，必然有其益处。话虽如此，我却激不起兴趣前往空气污染严重、限制民主主义研究的中国。台湾的台北已经有许多为了观光或留学而居住的日本人，感觉无法定心进行研究。回想起来，到台南还是正确的选择。
于成功大学当访问学者的期间，受林朝成教授、丁仁方教授、国立成功大学社会科学院以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许多教职员的协助，使我得以进行台湾市民社会的考察。透过观察参与更加深我对于台湾市民社会的发展，不只关于台湾，还跟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的华人社会，以及中国的民主化产生关联。而我的想法，在考察2014年3月至4月台湾的太阳花学运中，学生们以和平方式进占立法院，以及其后政府和执政者的回应，还有7月与9月到10月，香港学生发起的民主化示威游行之后，更成为不可动摇的确信。
纳玛达水库问题之后笔者现在研究关心的议题，是与世界银行的审查专家会议实际有效性的相关研究。为此，我曾前往印度、孟加拉、赖索托、巴西的亚马逊、尼泊尔、柬埔寨、阿尔巴尼亚等地进行调查，并见闻巨型水坝、铺路、造桥、拆除贫民窟、掩埋湖泊……等等，许多在开发中国家以蛮横手段进行的开发案，以及受到开发影响的人民、减少的动植物种类、环境恶化等状况—这当中有好几个地方，都有中国援助的案例。
雷曼兄弟破产事件之后，经历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以及加强反恐对策，美国的唯一超级大国地位，似乎快要被追过。追在其后的，正是有着巨大人口与市场的中国。世界银行之于中国政府，不只是经济实力相等的地位，也让中国认为自己有责任援助，因此中国逐渐参与到国际社会当中，也就是中国期待成为名实俱符的「先进国」。从台湾金门流亡到中国的经济学家林毅夫，于2008年至2012年担任世界银行的上级副总裁 兼主任经济学家，这是台湾社会不陌生的事，而这与中国经济的崛起不能说没有关系。
在世界银行的指导原则中，在环境、移住、原住民等方面都有相对应的规范。不过，由中国自行对开发中国家进行援助的行动中，几乎不可能超越中国国内的准则。关于中国目前的进行方式，是中国会转变为符合世界银行的规范呢？还是世界各国要配合中国的新标准？必须抉择的时间点就在不久的将来吧。目前中国正准备设立以新兴国家为主的BRICs银行，也称为「亚洲投资银行（AIIB）」。究其意图，是为了挑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秩序和布雷顿森林体系。
以保守的日本政治与社会对中国的行为所能做出的回应来看，应该无法压制中国的力量。不过，对于跨越国境的市民社会而言，以美国为中心过度发展的资本主义、以及中国的民主化都是持续不断需要关注的问题。更何况是做为东亚岛国的日本与台湾，更必须自由地对这些议题进行议论。在这一层意义之下，台湾是中文圈中，最能够以言语和行动向中国发信的地方。台湾和华人市民社会被赋予的责任十分重大。为此，若本书能发挥一些功效，笔者将十分高兴 。
致群学出版社与编辑者的感谢
本书自翻译企画到出版，历经四年的岁月。笔者在此向刘总编辑为首的群学出版社编辑群，特别是责任编辑沈志翰先生，以及翻译者尧嘉宁小姐表达谢意。另外，也感谢许秀云小姐的协助，许小姐为求能使本书尽早在台面市，以使台湾民众理解本书的意义，协助与群学出版社保持联系。
段家诚
2014/10/18
本书为2006年于日本出版的《世界银行与NGOs》中文版，是对总部位于美国华盛顿特区（Washington, D. C.）的国际组织「世界银行」，自1980年代中期至1993年，因各国政府及倡议型NGO反对而终止印度纳玛达水坝计画（Narmada Dam Project）的相关研究。本书运用计画过程中大量的世界银行内部文书，印度与欧美的新闻报导，以及NGO资料，来阐释终止过程的前因后果。此外，本书也以世界银行总裁、理事会与事务局等内部组织的回应为基础资料，说明倡议型NGO如何影响世界银行已定案的计画。
本书对于日本或现今的台湾，大致可归纳出下列几点助益。对于岛国日本而言，国际合作的重要性自不待言。但由于宪法等限制，日本对外的军事援助受到限制，因此对日本政府而言，ODA（政府开发援助）成为确保国家利益的重要外交途径。1980年代后半，日本受泡沫经济影响，ODA除了使贸易所得的利润，回馈给与日本贸易顺差的开发中国家，同时也成为让日本的一般公司、建设公司和顾问公司等能确实获得利益的手段。在此过程中，许多计画成为对开发中国家政府与官僚进行的各式各样利益输送或贿赂，使ODA成为媒体、各大报社、杂志、研究者以及NGO批判的对象，质疑ODA究竟是「为了援助谁」而推动。
日本政府和外务省一方面接受上述批判，另一方面则运用评论以及为政府辩护的学者（也就是所谓的「御用学者」），反驳针对ODA的批评。这些人就是当时ODA论战中，广为人知的关系者和研究者。ODA论战从1991年开始，直到1993年外务省停止对纳玛达水坝计画的补助且完全失去提出反论的证据为止，在数家杂志及学会中持续不断辩论了三年。此后，NGO与学者针对印度的辛格劳利（Singrauli）等其他计画，广泛批判ODA，并同时对外务省和御用学者们提出反论。然而，外务省运用许多方式，试图封杀对ODA的批判，而且肯定ODA的研究者与NGO人员，一再聘任他们担任外务省与财务省相关的外部评价委员或审议委员。
和日本国内的行动不同，国际上将终止纳玛达水坝计画，视为世界银行的重大失败，还出现「纳玛达的教训」（the Narmada Lesson）一词。1993年3月底，印度政府申明婉拒世界银行对纳玛达水坝计画的相关贷款，从此世界银行的纳玛达问题，转变为世界银行迈向改革的问题。也就是纳玛达问题导致世界银行设立资讯公开制度，并且设置独立调查的专家小组。促成改革的背后原因，是世界银行第一出资国美国政府，以及站在承认世界银行立场的美国议会，对此问题的深切关心。美国议会多次召开公听会，讨论世界银行和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改革问题，而对于改革的关心，在1995年布雷顿森林体系设立五十週年达到顶点—世界各国市民社会激发起讨论，检讨支配世界经济金融秩序的先进国家组成的国际组织（IMF与世界银行）的功能，更不用说在这些行动背后，存在着开发中国家与第三世界，对美国以及支持世界银行的其他新先进国家的批评。美国与世界银行的关系，在于历任的世界银行总裁都由美国人担任。向来是国际组织的世界银行，会被说成为了美国而存在的国际机构，原因不只是它的总部靠近华盛顿特区的白宫。
世界银行终止对纳玛达水坝计画融资这件事情，是透过NGO倡议的行动方针而达成，对于持续致力于从外部改革世界银行与IMF体制的欧美NGO而言，可说是最初的重要成果之一。1990年代时，要求世界银行与IMF负起责任的NGO团体所出版的研究书籍中，纳玛达水坝计画是极为重要的案例。此外，在印度国内，其他水库计画仍由政府提供资金继续进行。直到近年，印度的NGO组织「纳玛达自救会」（NBA）仍持续非暴力主义的抗争运动。
另一方面，日本泡沫经济崩坏，进入「失落的十年」。NGO也历经世代交替。与纳玛达水库问题有关的人员，或知晓纳玛达水库问题发展过程的人员，从第一线退下。到了2000年以降，日本现职的NGO，几乎已没多少人还记得当初纳玛达问题时，是如何对世银紧迫盯人、穷追勐打。取而代之、随处可见的，是跟随日本政府代表团一同参与「里约+10」（2002在南非召开的国际会议。是继1992年在里约热内卢召开联合国环境开发高峰会「地球高峰会」之后，于十年后再度召开的会议），但在会议中没立下显着成果便败下阵来的NGO；以及在外务省、国际合作银行与财务省的三方会谈中，作为代表而参与其中，却操弄着一般人难以理解的专门用语的NGO，或是凭借着从国外NGO取得独家情报而活跃于会谈的新兴NGO。同时，世界银行与亚洲开发银行、日本政府、ODA等，仍持续进入开发中国家进行支援开发计画，就结果来说并没有停止援助的现象。大致看来，这一连串的现象，可说是日本外务省将NGO收编进政府的战术，成功发挥效用。
循着上述的脉络，本书透过纳玛达计画的终止过程，以及阐释世界银行的意向决定结构，希望有助于NGO行动者、研究者以及一般大众理解问题，并学习了解世界银行与NGO过去的相关历史，最重要的是希望今后不要发生相同的事件，并重蹈开发造成的暴力和悲剧的覆辙。东京的NGO（JASAES）员工在2001年对我说：「我们不会像段老师一样汲取过去的事例」。对于日夜努力摄取新课题的二十几岁年轻人来说（当时），我进行的研究想必被认为尽是些过去的老东西吧！不过，就像「历史是会循环的」这句话所示，我们在与巨大权力与体制永无止境对峙的同时，学习过去的经验十分重要。
之后又过了十四年，日本进入了「失落的二十年」，在这之间经历多次首相交替（1999年起有小渕、青木〔临时〕、森、小泉、安倍、福田、麻生、鸠山、菅、野田、安倍），以及一次自民党与民主党的政权交替，还有东日本大震灾与福岛第一原发事故。在景气低迷下，日本社会的所得差距更明显，拜金的资本主义渐形强大。
NGO也无法仅以理想主义进行活动。从世界银行或日本ODA取得资金的NGO也纷纷成立。这些亲政府的「御用NGO」，不但没有批判体制的精神，反而利用世界银行等组织的名声，企图壮大自己。而新兴宗教团体成立的NGO，更让这一切加速进行。他们表面上提倡解决贫困问题、援助开发中国家，实际上却与其真实目的不符。在NGO的外表下，隐藏其真实身分，进行宣教活动，剥夺想认真参加国际合作工作的年轻人的意志与未来，这是必须正视的问题。在这个浑沌的状况下，巨大的世界银行组织仍不间断地融资给开发中国家，同时使用CSO（市民社会组织）一词，选择其认为合适的NGO进行合作。每年秋天举办的IMF．世界银行年会中，这些CSO会得到正式的认可参加。
世界银行与台湾的关系
1970年代，中国夺得联合国代表权，中华民国（台湾）退出联合国。对于退出联合国的台湾而言，由联合国、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所代表的国际社会，被视为遥远的存在。不过在今日，在世界经济或对中国投资的情况中，都不应过于小看台湾的经济功能。此外，台湾领先其他华人社会的民主主义，以及以太阳花学运为代表，针对政治和社会问题，果决勇敢採取行动的年轻人，还有支持民主与学运的台湾社会，让沉溺在日常消费生活中的日本与欧美先进国家市民，得以重新关心政治，并回想起他们早已忘记却十分重要的价值观。若台湾与台湾人对「民族自决原则」有深切期盼，则国际社会在未来应该会认真面对并思考台湾的国际地位。为了迎接这个时刻，学生与研究者，甚至新闻媒体等，都必须理解国际合作与国际机构的本质。
我与台湾
我是清朝末年移居日本横滨的华侨后裔，我的母亲则出生于台湾，在太平洋战争前，还在年幼时期便移居日本。1970年出生的我，从幼年到少年时期都住在横滨的中华街，从父亲那儿听了许多关于中国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恶状。此外，我小学时就读孙文所创立的横滨中华学院国小部，当时採用的是台湾国立编译馆的教科书，我对国民党推行的反共教育和军国教育思想感到十分嫌恶。一方面身处于日本，与大多数「纯粹的」日本人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与社会中出生成长，所以我能够将中国、台湾与日本三者相对化，并学习于在三者当中，以中立的视角看待事物。也就是不偏向任何一边，或者不属于任何一边。不是日本人，也不是中国人，亦非台湾人，虽然一直有种源由于模煳归属意识而生的孤独感伴随着我，但这也成为我在追求学问的路途上，获得真正独创性的重要机会。我之所以选择国际关系论与国际合作论为研究主题领域，以「NGO不信任国家」此假设作为研究准则，并且成为横滨华人当中第一位大学教授，这一切我想与前述背景有深刻的关系。
因为厌恶国民党推行的洗脑式爱国教育与反共教育，在横滨中华学院小学部毕业后，就报考进入日本的国中与高中就读。离开了由血缘与钱脉连结的华侨社会，也远离了中华街。但也没有接近共产党独裁下的中国。进入大学后，我选择的研究主题是日本的ODA与NGO，因为想拉开自己与中国和台湾的距离，希冀一边观察两边民主社会发展的阴暗面，一边弄清楚两者的发展，当时正是发生六四天安门事件的1989年到1993年。从不定期回台湾故里的母亲口中听说，从飞机的窗户往下看，可以看到流入河川的废水，如此叙述让我印象深刻。当时台湾也在进行反公害运动，以及更进一步的环境保护运动，我相信一定有以此为目标孕育而生的市民团体和国际性NGO。1990年代，台湾解除戒严数年后，由李登辉执政。不过，从过去的历史发展来看，已无法天真地相信「民主化」的口号。随后，我进入研究所取得硕士和博士的学位，直到我于大坂的大学任教，一直都专注于研究课题而尚未开始关注台湾发展，当我第一次踏上台湾的土地，已经是2008年3月、三十七岁那年。当时正值台湾总统选举期间。
至今又经过了六年，期间再度重习中文与台湾的历史、政治与社会状况。为进行台湾加入联合国的研究，2010年4月开始在台湾的国立成功大学，以访问学者的身分进行一年的研究，并有机会在台南生活。台南与台北路上往来的大群机车阵中，混杂着宾士与BMW，台中的高速公路和市街上则有疾驰的蓝宝坚尼和法拉利，这和1990年代的日本颇为相似。究竟这个国家与社会，将会走向何处？
2009年，研究者与熟人当中，仍然有人认为我选择到台湾而非美国做研究，是不智的选择，并说：「你究竟想在即将被中国统一、走向终结的国家中学习些什么？」对于将台湾视为安心又安全的海外观光地的日本人来说，日本政府在处理钓鱼台列岛国有化问题，导致中日关系恶化，以及最近的反日示威游行和暴徒横行的中国报导里，台湾都像是与国际政治或外交对象完全无关。对于一出生就是日本社会上的少数与弱势的我来说，在国际开发的现场或国际社会中，从组织体制外的弱势者观点进行思考，是不可欠缺的。此外，为了脱离战后长期影响日本的美国式思考，从东亚的地理政治学观点来看，前往未来必定会产生的中文圈学习，必然有其益处。话虽如此，我却激不起兴趣前往空气污染严重、限制民主主义研究的中国。台湾的台北已经有许多为了观光或留学而居住的日本人，感觉无法定心进行研究。回想起来，到台南还是正确的选择。
于成功大学当访问学者的期间，受林朝成教授、丁仁方教授、国立成功大学社会科学院以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许多教职员的协助，使我得以进行台湾市民社会的考察。透过观察参与更加深我对于台湾市民社会的发展，不只关于台湾，还跟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的华人社会，以及中国的民主化产生关联。而我的想法，在考察2014年3月至4月台湾的太阳花学运中，学生们以和平方式进占立法院，以及其后政府和执政者的回应，还有7月与9月到10月，香港学生发起的民主化示威游行之后，更成为不可动摇的确信。
纳玛达水库问题之后笔者现在研究关心的议题，是与世界银行的审查专家会议实际有效性的相关研究。为此，我曾前往印度、孟加拉、赖索托、巴西的亚马逊、尼泊尔、柬埔寨、阿尔巴尼亚等地进行调查，并见闻巨型水坝、铺路、造桥、拆除贫民窟、掩埋湖泊……等等，许多在开发中国家以蛮横手段进行的开发案，以及受到开发影响的人民、减少的动植物种类、环境恶化等状况—这当中有好几个地方，都有中国援助的案例。
雷曼兄弟破产事件之后，经历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以及加强反恐对策，美国的唯一超级大国地位，似乎快要被追过。追在其后的，正是有着巨大人口与市场的中国。世界银行之于中国政府，不只是经济实力相等的地位，也让中国认为自己有责任援助，因此中国逐渐参与到国际社会当中，也就是中国期待成为名实俱符的「先进国」。从台湾金门流亡到中国的经济学家林毅夫，于2008年至2012年担任世界银行的上级副总裁 兼主任经济学家，这是台湾社会不陌生的事，而这与中国经济的崛起不能说没有关系。
在世界银行的指导原则中，在环境、移住、原住民等方面都有相对应的规范。不过，由中国自行对开发中国家进行援助的行动中，几乎不可能超越中国国内的准则。关于中国目前的进行方式，是中国会转变为符合世界银行的规范呢？还是世界各国要配合中国的新标准？必须抉择的时间点就在不久的将来吧。目前中国正准备设立以新兴国家为主的BRICs银行，也称为「亚洲投资银行（AIIB）」。究其意图，是为了挑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秩序和布雷顿森林体系。
以保守的日本政治与社会对中国的行为所能做出的回应来看，应该无法压制中国的力量。不过，对于跨越国境的市民社会而言，以美国为中心过度发展的资本主义、以及中国的民主化都是持续不断需要关注的问题。更何况是做为东亚岛国的日本与台湾，更必须自由地对这些议题进行议论。在这一层意义之下，台湾是中文圈中，最能够以言语和行动向中国发信的地方。台湾和华人市民社会被赋予的责任十分重大。为此，若本书能发挥一些功效，笔者将十分高兴 。
致群学出版社与编辑者的感谢
本书自翻译企画到出版，历经四年的岁月。笔者在此向刘总编辑为首的群学出版社编辑群，特别是责任编辑沈志翰先生，以及翻译者尧嘉宁小姐表达谢意。另外，也感谢许秀云小姐的协助，许小姐为求能使本书尽早在台面市，以使台湾民众理解本书的意义，协助与群学出版社保持联系。
段家诚
2014/10/18
图书试读
1.2 倡议型NGOs的登场
1.2.1 纳玛达水坝计画出现问题
在纳玛达水坝计画开始不久，印度当地就发生了居民反对运动。大部分居民反对运动，都是诉求中央邦被征收者的权利，或要求适当的补偿。1986年1月19日首次出现被征收者组成的「纳玛达重生委员会」（成立于中央邦）。同年2月17日，马哈拉施特拉邦也成立被征收者组成的委员会。纳玛达水坝计画反对运动中最活跃的是「纳玛达自救会（Narmada Bachao Andolan, NBA）」。NBA成立于1986年，其前身是「受纳玛达水坝影响者成立的委员会」（Narmada Dharangrast Samiti, NDS）。运动的中心人物是孟买的社会工作者梅哈．帕卡（Medha Patkar）和什里帕．达玛迪卡利（Shripad Dharmadikary）。巴巴．安特（Baba Amte）在日后也投入其中（巴巴．安特因从事麻疯病患救助工作而极负盛名）。他们要求印度政府提出公正的补偿措施，并提供充分的资讯说明此案的影响，在印度政府达成上述要求之前，他们将拒绝与印度政府或各邦政府方负责搬迁事务或水坝建设的公务员合作。这种反对运动基本上是沿袭甘地式的非暴力与不合作运动。
到了1980年代后半，许多团体的出现使沙达萨罗瓦水坝计画反对运动得以透过新闻等媒体广为全国所知。印度国内的环境、人权、宗教、没有土地的农民、原住民（Adivasi）等组织也开始串连，共同支持纳玛达计画的抗议者。这迅速发展成可以连结当地与印度全国的网络。DNS也在1989年改名「纳玛达自救会」（NBA），成为反对运动的中心。
纳玛达水坝计画反对运动随即从印度国内延烧全球。美国和欧洲相继发生反对兴建水坝的大规模团体运动，纳玛达水坝计画也因此举世闻名。NGOs关注水坝问题的契机，是英文杂志《生态学者》（The Ecologist）的编辑爱德华．戈德史密斯（Edward Goldsmith）和尼可拉斯．希尔德亚德（Nicholas Hildyard）于1984年出版《大型水坝对社会与环境的影响》（The Social and Environmental Effects of Large Dams）一书。该书汇整了对大型水坝的主要批判意见。并且主张水坝造成的问题不是特定计画或特定地区才会出现的问题，而主要是由技术引起的问题；该书为提出此种主张的先驱。
1.2.1 纳玛达水坝计画出现问题
在纳玛达水坝计画开始不久，印度当地就发生了居民反对运动。大部分居民反对运动，都是诉求中央邦被征收者的权利，或要求适当的补偿。1986年1月19日首次出现被征收者组成的「纳玛达重生委员会」（成立于中央邦）。同年2月17日，马哈拉施特拉邦也成立被征收者组成的委员会。纳玛达水坝计画反对运动中最活跃的是「纳玛达自救会（Narmada Bachao Andolan, NBA）」。NBA成立于1986年，其前身是「受纳玛达水坝影响者成立的委员会」（Narmada Dharangrast Samiti, NDS）。运动的中心人物是孟买的社会工作者梅哈．帕卡（Medha Patkar）和什里帕．达玛迪卡利（Shripad Dharmadikary）。巴巴．安特（Baba Amte）在日后也投入其中（巴巴．安特因从事麻疯病患救助工作而极负盛名）。他们要求印度政府提出公正的补偿措施，并提供充分的资讯说明此案的影响，在印度政府达成上述要求之前，他们将拒绝与印度政府或各邦政府方负责搬迁事务或水坝建设的公务员合作。这种反对运动基本上是沿袭甘地式的非暴力与不合作运动。
到了1980年代后半，许多团体的出现使沙达萨罗瓦水坝计画反对运动得以透过新闻等媒体广为全国所知。印度国内的环境、人权、宗教、没有土地的农民、原住民（Adivasi）等组织也开始串连，共同支持纳玛达计画的抗议者。这迅速发展成可以连结当地与印度全国的网络。DNS也在1989年改名「纳玛达自救会」（NBA），成为反对运动的中心。
纳玛达水坝计画反对运动随即从印度国内延烧全球。美国和欧洲相继发生反对兴建水坝的大规模团体运动，纳玛达水坝计画也因此举世闻名。NGOs关注水坝问题的契机，是英文杂志《生态学者》（The Ecologist）的编辑爱德华．戈德史密斯（Edward Goldsmith）和尼可拉斯．希尔德亚德（Nicholas Hildyard）于1984年出版《大型水坝对社会与环境的影响》（The Social and Environmental Effects of Large Dams）一书。该书汇整了对大型水坝的主要批判意见。并且主张水坝造成的问题不是特定计画或特定地区才会出现的问题，而主要是由技术引起的问题；该书为提出此种主张的先驱。
用户评价
评分
我最近读的一本书，叫做《世界银行与NGOs：中止纳玛达水坝计画中的倡议型NGO影响力》，它让我对“影响力”这个概念有了全新的认识。这本书并非枯燥的说教，而是通过一个具体的、极具戏剧性的事件——纳玛达水坝项目的争议，来层层剥开大型发展项目背后错综复杂的权力网络和利益博弈。作者的笔触非常细腻，他不仅描绘了世界银行这类全球性金融机构的运作逻辑，更将焦点对准了那些活跃在项目一线、为当地社区发声的NGOs。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书中对NGOs策略的分析，是如此的具有操作性和前瞻性。它展示了NGOs如何从最初的被动信息接收者，逐渐成长为能够主动塑造议程、影响舆论的关键角色。书中还探讨了NGOs如何在不同层面上施加压力，包括对当地社区的赋权、对国际社会的动员，以及如何利用法律和媒体作为武器。这种多角度的分析，让我看到了NGOs工作的复杂性和多面性，也理解了他们为何能在如此艰难的环境下取得成就。这本书的阅读体验非常棒，它让我既学到了知识，又感受到了知识的力量。
评分我最近读到一本叫做《世界银行与NGOs：中止纳玛达水坝计画中的倡议型NGO影响力》的书，虽然这本书的标题听起来有些学术，但读起来却意外地引人入胜。它深入探讨了在全球发展项目中，非政府组织（NGOs）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尤其是在面对像纳玛达水坝这样大型、极具争议性的工程时。作者并没有简单地将NGOs描绘成一味的反对者，而是细致地剖析了他们如何通过倡议、公众动员、法律途径甚至国际舆论等多种方式，去影响甚至最终中止那些可能对当地社区和环境造成负面影响的项目。 书中对世界银行这样大型国际金融机构的运作模式也有着深刻的揭示。它展示了这些机构在决策过程中，虽然有着宏大的发展愿景，但也可能面临来自基层、来自受项目直接影响人群的强大阻力。作者并没有回避矛盾，而是巧妙地在对垒双方之间游走，呈现了复杂的利益博弈和权力动态。我尤其欣赏的是，作者在分析NGOs的策略时，并没有停留在表面，而是挖掘了其背后的动员机制、传播手段，以及如何利用信息不对称来为自身争取话语权。读完这本书，我对“影响力”这个词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它不仅仅是力量的体现，更是一种策略、一种智慧，以及一种对弱势群体权益的坚定守护。这本书对于任何关心全球发展、环境正义以及公民社会作用的人来说，都是一次极具启发的阅读体验。
评分这本书的内容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它让我重新审视了国际发展项目背后的复杂性。作者通过对纳玛达水坝这一标志性案例的深入剖析，生动地展现了倡议型NGOs在权力结构中的独特地位和强大能量。我以前总觉得NGOs只是“嘈杂的声音”，但这本书让我看到了他们作为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如何有效地挑战那些看似固若金汤的宏大计划。书中对NGOs策略的细致描绘，从早期信息收集、社区组织，到后期的媒体宣传、国际游说，无不展现出他们的专业性和韧性。 尤其让我惊叹的是，作者并没有将NGOs塑造成完美的英雄，而是真实地呈现了他们在资源、信息、权力上的局限，以及他们如何在这种局限下，通过巧妙的运作，最终撬动了巨头。对于世界银行这类机构，书中也展现了其内部的决策困境和外部压力，以及它们在面对日益增长的公众监督和NGOs质疑时，所表现出的适应与调整。这本书的叙事方式非常引人入胜，作者仿佛带领我置身于纳玛达河畔，亲眼见证了这场漫长而艰巨的斗争。它让我意识到，在宏伟的工程背后，是无数个普通人的生活和未来，而NGOs正是连接这些声音与决策者之间的重要桥梁。
评分这本书的内容，尤其是关于倡议型NGOs如何在一个巨头林立的环境中，能够发育成一股强大力量的叙述，让我感到非常振奋。作者以纳玛达水坝项目为切入点，生动地剖析了NGOs与世界银行等大型机构之间的互动，并且清晰地展示了NGOs是如何通过长期的、有策略的倡议，最终影响了项目的走向。我过去对NGOs的认知可能有些片面，认为他们只是抗议者，但这本书让我看到了他们工作的深度和广度，他们不仅有激情，更有智慧和方法。 书中对NGOs的策略性分析，让我眼前一亮。它揭示了NGOs如何有效地整合资源，如何构建跨越地域和阶层的联盟，以及如何利用信息传播和公众教育来赢得支持。同时，作者也毫不避讳地指出了NGOs在与强大的国际机构博弈时所面临的挑战，以及他们是如何克服这些困难的。这本书的叙事方式非常流畅，作者通过大量的案例和细节，将一个复杂的故事娓娓道来，让我仿佛置身其中，感受到了这场关于发展、正义和环境的深刻对话。它让我对NGOs的工作有了更深的敬意，也对未来类似项目的运作方式有了更清晰的认识。
评分这本书关于纳玛达水坝计画中倡议型NGOs影响力的探讨，给我带来了极大的启发。它不仅仅是一本关于发展项目的学术著作，更是一部关于权力、抗争与变革的生动史诗。作者以极其专业且引人入胜的方式，描绘了NGOs如何在世界银行这样体量的机构面前，通过不懈的努力和创新的策略，逐步争取到了话语权，并最终影响了项目的走向。我特别欣赏书中对NGOs工作方法的细致呈现，包括他们如何进行深度调研、如何动员基层社区、如何构建跨国界的声援网络，以及如何在法律和伦理层面挑战既定议程。 书中对世界银行的角色也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它并没有将该机构简单地描绘成一个负面形象，而是展现了其内部的决策机制、利益纠葛以及其在面对全球性挑战时的困境。这种多维度的呈现，让整个叙事更加真实可信。阅读过程中，我能够清晰地感受到NGOs在争取权益过程中的艰辛与不易，但也正是这种坚持，展现了公民社会强大的韧性和生命力。这本书让我对“影响力”的理解，从单一的物质力量，扩展到了信息、组织、舆论等多方面的协同作用。它是一本值得所有人阅读的书，尤其是那些关心可持续发展、社会公正和全球治理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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