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顺民到公民：与民主台湾同行 pdf epub mobi txt 电子书 下载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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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秉持着对民主、自由与人权的追求，异议作家余杰在中共政权的非法软禁、折磨与死亡威胁之下，携妻儿出走中国。尽管中共当局持续发出炮制「江南案」的威吓，甚至诱捕与其合作多年的香港出版人姚文田并判刑十年做为警告，但余杰仍无惧于批判中共体制，更企图为中国与华人世界，打开一扇新公民运动的思想窗口。

　　2014年，国民党强行通过「两岸服务贸易协议」引爆「三一八运动」，香港则因一国两制逐步变调，佔中「雨伞革命」如火如荼。澳门复甦的社运气象，以及中国民间的维权行动，显现大国边陲声息互通，公民运动的连结与合作逐步成为可能。余杰访问台湾数月，走遍台湾各县市，发表演讲座谈六十多场，在台湾公民社会中发现生生不息的活力。

　　在本书中，余杰展现其敏锐的观察与犀利的笔锋，不但深且广地掌握了两岸四地「新公民运动」的脉动，为台湾、香港、澳门与中国的民主进程留下深刻註脚，也持续为他的「精神原乡」──台湾──奠定自由主义的独立根基。此外，余杰更以「持自己政见」的知识份子为己任，照见中国知识界诸多「公知」面对台湾时荒腔走板的时空错位与大一统思想，重新阐明自由主义的真谛，并追索台湾近代史上关键的政治时机，从而省思，进而展望，为台湾政治与社会的改革，带来诚挚的建言与前进的力量。

名人推荐

　　林浊水（政治评论家）：
　　在朝野主流主导下的台湾民主政治，困顿而令人沮丧，透过余杰的观点观照更加如此，但吊诡的是，我们也将因视野不同而看到新的可能性。

　　张铁志（台湾文化、政治评论人）：
　　此书对两岸三地的顺民与公民都有重要反思：台湾人在学习如何做真正的公民，香港人在争取公民基本权利，而中国民众则在争取如何公开谈论「公民」。

　　魏扬（三一八运动参与者）：
　　作为一个公共知识份子，该以何种历史视角与关怀尺度，来理解这些在日益强大的「国家／资本」联盟下仍坚毅挺起身子、握起拳头的众多抵抗者？又该把自身放置于什么样的位置？余杰的书写所描绘与探讨的，正是我们这个年代的面貌，以及属于我们这个年代的探问。

　　【专文导读】
　　沈清楷（「哲学星期五」发起人）
　　朱立熙（「知韩苑」创办人）
　　杨　翠（国立东华大学华文系副教授）

作者简介

余杰

　　1973年生于中国四川成都，1992年入北大中文系。于1998年出版处女作《火与冰》畅销百万册，其文字和思想影响了一代青年学子。先后出版各类着作超过四十部，如长篇小说《香草山》、近代思想史论文集《彷徨英雄路》、传记《刘晓波传》以及政论集「中国独裁者三部曲」等。多次入选不同版本的「最具影响力的百名华人公共知识分子」名单，并获颁「汤清基督教文艺奖」、「公民勇气奖」等奖项。

　　余杰集政治评论家、散文作家、历史学者、人权捍卫者于一身。2010年10月，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之后，余杰被中共当局非法软禁数月，并遭到黑头套绑架及酷刑折磨，因而于2012年1月11日携妻儿出走中国，获美国政府政治庇护。

　　此后，余杰在华盛顿创办「亚太宗教自由与民主化研究所」，致力于宗教信仰自由与公民社会等议题的研究。从2008年起，余杰多次访问台湾，足迹几乎遍佈台湾的每个县市，可谓最关注台湾民主化进程的中国独立知识分子，对台湾社会有精准的观察和深刻的评论。

　　余杰脸书：www.facebook.com/yujie1989

序一　　余杰：以自由台湾为精神原乡的知识分子　沈清楷
序二　　为自由中国和自由台湾奋笔疾书　　　　　朱立熙
序三　　逼视黑暗，炼造光明—阅读余杰　　　　　杨　翠
自序　　我在这个像蒸笼一样的岛国自由地言说　　余　杰

第一讲　让太阳花开遍每个角落──
　　　　我看台湾、香港、澳门及中国的「新公民运动」
　附录一　台南．暖暖蛇咖啡馆座谈
　附录二　高雄．海洋科技大学座谈
　附录三　彰化．公民思潮之夜座谈

第二讲　臣民顺服与公民抗命──
　　　　「太阳花」运动之后，我看台湾的困境与突围
　附录　台北．后门咖啡座谈

第三讲　人权共识与两岸和平──从《零八宪章》到《自由人宣言》
　附录　台北．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座谈

第四讲　中国龙阴影下台湾的言论自由与媒体自由──
　　　　一个中国流亡作家对两岸服贸协议的观察与思考
　附录　台北．金石生活学堂座谈

第五讲　镜与灯──中国「公共知识分子」为何否定台湾「太阳花运动」？
　附录　台北．东门教会「东门学苑」座谈

第六讲　独立与自由是天使的两翼
　　　　──从爱德蒙．柏克论美洲革命看台湾独立的价值依託
　附录　台北．政治大学座谈

第七讲　一名「异乡客」和「世界人」想对台湾说的话
　　　　──以地方主义的视角重审中国和台湾的近代史

第八讲　梁启超与近代激流下的中国和台湾
　附录一　桃园．中央大学历史所座谈
　附录二　台北．杯杯杂货铺文化沙龙座谈

第九讲　今生的骄傲与权力的滋味
　　　　──以龙应台为个案看何谓「知识分子」

第十讲　长老教会、民主转型与共和精神
　　　　──英美及台湾经验对中国的启示
　附录　台南神学院座谈

序一

余杰：以自由台湾为精神原乡的知识分子

沈清楷
比利时鲁汶大学哲学博士、「哲学星期五」发起人

　　借由好友李雪莉介绍，让我有幸在二○一三年一月在台北慕哲咖啡馆所举办的「哲学星期五」，认识了中国作家余杰。经过这一、两年阅读他的文章，以及间歇性地接触与相处，我所认识的余杰，是个文字犀利，却温润典雅的人，看起来充满反差，但人、文一致的是，充满关怀与「不妥协的正直」。

　　余杰这本新书《从顺民到公民：与民主台湾同行》，除了可以阅读到这几年他在台湾的见闻与反思外，余杰更将台湾视为自己「精神的原乡」，借由台湾公民社会朝向多元、开放、自由的道路上，反观现今中国崛起的精神危机。余杰在本书中，点出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思维本来就和马列思想扞格不入，而这个思想的错乱，催生了另一种虚假的意识形态：为了巩固「大一统」以及「反分裂」思想，运用历史屈辱来正当化仇恨；透过民粹主义与民族主义，去填补意识形态空缺。在情感高于理性、整体重于个人，以爱国主义为包装，朝向霸权式民族主义、更戕害个人自由的法西斯主义路上迈进。

　　面对中国的危机、中国未来的国家想像，余杰在本书中回顾了梁启超─陈炯明被遗忘的「联省自治」所蕴含的美国联邦主义思想后，「联省自治」也变成一种他反思各种「独立思想」的参考座标；同时也因为爱尔兰哲学家柏克（一七二九—一七七九）的「自由」观，使得余杰对于国家主权和个人自由之间，脱离一种乡愁式的中国天下观，抛弃了虚构的「大一统」，回到尊重人权的自由价值。因此，我们看不到余杰使用「血浓于水」的肤浅修辞，去模煳台湾与中国的主权问题；也看不到他屈从于中国官方政治威胁，而盲目地支持「台湾是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在本书中，余杰清晰地抛弃中国大一统思想，进而支持台湾独立。不过，当余杰支持台独时，并非以「民族主义」的视角进行论述，而是以「自由」阐发他的价值判断，并援引支持人权价值的「自由主义」思想。面对自由主义思想日盛的中国，对他而言，除了有真、假自由主义之分，更进一步认为：「台湾独立是天赋人权的一部分，是否同情、理解乃至支持台湾独立，是一面试炼中国『公知』（公共知识分子）是不是真正的自由主义者的『照妖镜』。」也就是对「自由」的信仰，让余杰也可以大声说出疆独、藏独、港独、川独等脱离大一统中国的「分离主义」说法。他明确地指出：「一个真正的自由主义者，就当超越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和『大一统』观念之束缚，就当为台独正名，为分裂鼓掌。因为，分裂而自由的中国是美好的、统一而独裁的中国是邪恶的。」笔者浅见，他的文字所带来的启发，不只是中国如何治理，或是勇敢地对统、独议题表态，而是更深一层地带我们返回到国家的目的，当我们捍卫一个虚无飘渺、神圣化的大一统国家时，它却不再保护人民的自由、安全与幸福，甚至牺牲个人时，这个国家是否还有其正当性、存在的必要？而反观自身，在台湾岛内近几十年来，不断上升的台湾独立的国家意识，我们是否也可从国家存在的目的不断地自我提醒：我们所追求的什么样的独立国家？是一个封闭而保守的国家，还是开放并充满对人关怀的国家？

　　何谓知识分子？

　　这本书《从顺民到公民：与民主台湾同行》，还应和着一种公民不服从的时代脉动，我们也可以从二○一四年台湾、香港、澳门等地风起云涌的新公民运动（太阳花、佔中……）的脉络来思考，他整理了我们少见的中国观点，所谓中国公共知识分子是如何片面及不对称地评价台湾太阳花运动；他爬梳着台湾两地知识分子各自从《零八宪章》和《自由人宣言》倡议着时政的改革，以「独立」与「自由」作为价值座标，让我们在面对混乱的局势，看见真、假知识分子。

　　在台湾，我们似乎只看到中国经济的大国崛起，或是因为中国对台威胁，而不小心地将「中国政权」与「中国人民」等同起来，轻忽了在中国还有一群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他们面对中国崩坏的危机，正默默地为国家的民主自由而努力。不幸的是，这种「默默」不是他们刻意的低调，而是一种政权的压制。如同早期台湾的民主前辈，在国民党戒严以及威权统治下，为了言论自由、民主价值，他们必须赌上自己的身家性命。那些勇于和当权者对抗的中国知识分子，也有着相同的处境。他们活在由腐败所支撑起的经济繁荣，同时面对言论控管甚严、缺乏人权观念、不重视司法程序正义的中国，一旦当权者罗织罪名，随时可以滥权羁押、刑求，动辄被无限上纲打上叛国之名而身陷牢狱，这时，还勇于站出而针砭时政之士，可见其巍巍风骨。

　　远离了白色恐怖的台湾，也没有身处在充满言论限制的中国，现在很多台湾人很难感受到余杰所说的：台湾最可贵的是「自由」。也因为托马斯．曼（Thomas Mann）的启发，「自由在哪里，祖国在哪里」，台湾遂成为余杰「精神的原乡」，他认为，因为在这里，人人可以自由地谈话，不用顾虑任何威权式的思想检查。笔者浅见，作为台湾人或许受到了鼓舞，但毋须为台湾可以作为余杰的「精神原乡」而自满，因为如果没有自由，就不会有精神，而自由并非自然形成，是透过许多人努力争取与捍卫才有的成果，威权独裁幽灵随时会在我们没有警觉之际，让自由变成幻觉，使奴役成为噩梦。

　　余杰在他的文章中不断提及知识分子之重要性与虚假性的辩证，从西方的柏克、聂鲁达、哈威尔与东方的梁启超、林献堂、刘晓波等等反抗不义政权正面例子，到龙应台对台湾、香港公民社会的严厉批判，却对中共政权的极权统治轻轻带过，对中国六四的噤声，自甘成为「中共的统战花瓶」（余杰语）的负面例子。

　　唿应余杰的看法，个人浅见，「公共知识分子」或许是一个自我期许的目标，但是现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知识分子」很可能是商业炒作下的身分，也因为这些明星的光环过于炫目，以致于遮蔽心中应有的清明，而将知识分子的头衔让位给「没有态度就想要有高度」、充满世故却投机的人：不仅对公共事务自我阉割，因为对权力之恶的恐惧，反过来虚假地自我标榜中立、客观；在自我蒙蔽中自我瘫痪，同时带有品德地教训他人，进而瘫痪他人，用更有技巧的虚假，充满傲慢且自恋地活着。余杰说道：「傲慢是为了掩饰内在的虚弱与恐惧。」

　　在这个知识日益普及、资讯爆炸的时代，正常的公民社会，公共事务的知识不再是门槛，因此，人人都可以就其所长，被称之为知识分子。在公民社会我们所欠缺的，可能不是知识分子的光环，而是一种正直的勇气。反而要回归一种素朴的态度：抛弃知识分子光环的无谓枷锁，以一个「识字分子」自由地践行公民身分，为了美好，想像且批判。

　　阅读余杰这本新书时，从其他的中国友人得知，「香港佔中」前后，中国在习近平「中国梦」带领下，动辄以「危害国家安全」之名，抓了许多有良知以及无辜的中国人，他们被羁押、刑求，罗织罪名，生死不知，人权悲剧不断上演中。余杰的文字在这个动盪的时局，是一种对台湾人的提醒，提醒我们需要珍惜自身的自由，提醒我们，稍有不慎，随时会回到独裁戒严之中。再加上中国持续「以经逼政」的策略，两岸权贵资本密室谈判，让台湾陷入「跨海政商集团」的把持中，台湾自主性正一步步地被蚕食……。

　　余杰的这本书，并非要告诉我们中国政权有多么的腐败、人性有多么的懦弱，而是鼓舞着我们，面对腐败、面对权力的傲慢，在强烈的现实感的犬儒心态包围下，不要放弃警觉与反抗，为民主自由的深化而努力，即使身处黑暗，也要继续发光。最后，做为一个台湾人，我很感谢余杰「支持」台湾独立，但是，不论有多少人愿意支持，台湾独立最终需要台湾人自己去「主张」与奋斗。

自序

我在这个像蒸笼一样的岛国自由地言说

余杰　中国异议作家

　　二○一二年一月十一日，我携妻儿从北京登上直飞美国首都华盛顿的飞机。那一天，没有一个亲朋好友前来送行，「送行」的是几名负有特殊使命的国保警察。

　　当广播宣告「乘客开始登机」时，那个名叫姜庆杰的国保头子故作客气地说：「余先生，再见！」不到四岁的儿子，以为这些面容和善的「叔叔」是爸爸的朋友，笑容可掬地向他们挥手告别。我沉默不语，登上舷梯时头也不回。我知道他们正拿着相机对我拍照，然后回去交差。

　　我知道，这一生大概不会跟他们「再见」了。在我人生的下半段，离开中国的时间将以十年为单位计算。我不会像一九八九年「六四」屠杀之后离开中国的民运人士，过于乐观地做出「中共在未来三、五年内必定垮台」的预言。既然暴政的形成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那么从臣民社会蜕变为公民社会的「解冻」则需要更加漫长的时间。

　　一天中共的暴政不垮台，我就不会回中国，我回去的应当是一个自由民主、地方自治的中国。我没有中国士大夫自怜自艾的乡愁，那种余光中式精致而唯美的乡愁。我有那在净光的高处的信仰。正是对故乡那片土地和那些同胞的爱，我才选择暂时性地离开。我不以流亡为苦，我丝毫没有华人惯有的「叶落归根」的念头，于我而言，「自由在哪里，祖国就在哪里」。我知道，有一片更大的青山绿水在等待我，唿唤我。

　　我是一名流亡作家—尽管我并不喜欢流亡这个词语，但姑且沿用之。自古以来，流亡似乎总是那些追求真理和自由的作家的宿命。波兰流亡作家、诗人米沃什写道：「他头发倒竖，／耳朵听见搜捕的尖叫，／他逃过冰冻的原野，／而他朋友和敌人的／灵魂留在了／结霜的铁丝网后面。」这就是一幅我的画像：我自由了，可是我的良师益友、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仍然在监狱中，从二○一○年十月起，他的妻子刘霞也被非法软禁至今。这是为了自由，不得不付出的代价。

　　抵达美国之后，我没有选择去华人众多、处处乡音的加州或纽约，而是定居在更具「美国性」的维吉尼亚风光如画的乡间。我的新家的前院，有十多棵颜色不同的樱花树，每到春天，如云霞般的樱花便飘进书房。在这样一间探出头去就能与知更鸟亲嘴的书房里，若不能文思如泉涌，还能怪谁呢？我喜欢这片留下过清教徒脚踪的土地。这里离华盛顿不到一个小时车程，周围遍佈华盛顿、杰佛逊和麦迪逊这些美国开国之父们的庄园。空气里有清甜的青草的味道，不远处的马场、酒庄与森林美不胜收。在这里，我终于可以安静地埋头读书、写作，有时一个星期也不会有一通电话或一个访客来打扰。

　　在宁静的、宛如世外桃源的美国乡居生活的间隙里，我有机会到台湾访问。与此前身在中国时两次走马观花式地访问台湾不同，身在北美的我可以从容展开台湾「行脚」──二○一三年春和二○一四年春两次访台，加起来超过四个月时间，差不多走遍台湾的每一个县市。

　　台湾的热闹与北美的宁静宛如火与冰的两个世界。初春时节，维吉尼亚还是料峭春寒，台湾已宛如硕大的蒸笼，湿热的气候让我挥汗如雨。一瞬间，衣衫就湿了一大半。比气候更加躁动的、更加炽热的，是新发于硎的公民社会对回潮的威权体制的抗争，我很高兴成为这一历程的观察者和参与者。

　　台湾之美，最美的是自由。在这里，我可以自由地言说、自由地发表和出版作品。这几年来，我的新作与旧作陆续在台湾出版。在没有出版自由的中国之外，有香港和台湾可以出版作品，这是用华文写作的我，比昔日用俄语写作的俄国流亡作家更幸运之处──那些俄国流亡作家只能在美国一家专门出版俄语着作的小出版社出版作品，很多书仅仅有数百册销量；而我在香港和台湾仍然拥有为数众多的读者，甚至有不少陆客到香港和台湾旅行的时候购买我的书，再偷偷带回中国。雪天读禁书，不亦乐乎？

　　二○一三年之后，随着中共对香港的步步紧逼，香港的出版自由也变得日渐蹇逼。此伏彼起，我在台湾出版作品的数量逐渐超过了香港。于是，到台湾与台湾的读者朋友面对面地交流，成为我生命中一种不可或缺的宝贵经验。

　　我到台湾时，充满感恩之心。不过，一开始，我对台湾的看法，像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那样，受制于利己之心和宏大叙事：我们都认为，台湾的民主和自由，可以成为未来中国社会转型的参考与样板。故而，我怀着焦灼的心态，向台湾朋友介绍「六四」屠杀、「天安门母亲」群体和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希望更多的台湾人关注中国议题。

　　这样做固然没有错，但当我一步步地深入台湾社会的肌理，就越来越真切地认识到，不能仅仅把台湾视为一个可以利用的资源，我也应当为台湾民主的深化尽一份力。台湾不仅有美食、美景和温婉的人情，更有民主宪政深化过程中的剑戟与攻防。我有幸加入到光明的阵营，对抗那无边的傲慢、僵冷的黑暗。二○一四年春夏之交对台湾的访问结束后，我回到美国，开始更多地就台湾岛内的议题撰写评论文章。年底的九合一选举，我更是天天追踪，最后一个月，几乎每天写一篇评论文章，以自己的方式为台湾的民主尽一份力量。选举的结果，两岸跨海政商联盟遭到台湾民意的迎头痛击，我亦为之欢唿雀跃。但是，公民社会根基之夯实，非一蹴而就，还需热血公民添砖加瓦、挥汗如雨。

　　我在台湾遇到的最可爱的人，是那些目光炯炯、怒发冲冠的青年，他们常常带给我惊喜与触动。二○一三年春天访问台湾时，我应邀做了二十多场公开演讲；二○一四年春天访问台湾时，原计划做三十场演讲，但实际上演讲的数量增加了一倍，最多的一天有三场──「太阳花」运动后，有那么多台湾朋友希望能了解更多中国的真相，并倾听做为一名「异乡客」和「世界人」的我对台湾社会问题的看法。由此，我也成了「太阳花」的一分子，成了台湾公民社会的「荣誉成员」。

　　邀请我前去演讲的单位，除了此前的大学、教会、出版社之外，这一次更有独立书店、咖啡馆、医院、公民团体等，甚至还有中学和原住民村落。在台湾，与我对话的作家、学者、律师、牧师和文化界人士济济一堂：鸿鸿、吴明益、王丹、杨宪宏、林培瑞、徐斯俭、沈清楷、李筱峰、姚嘉文、黄国昌、宋泽莱、李敏勇、颜厥安、庄万寿、陈芳明、曾建元、叶浩、梁文韬、郑仰恩、王昭文、王贞文、卢俊义、白光胜、罗文嘉、王成勉、苏南洲、康来新、洪耀南、郑村棋、周渝、王兴中、李酉潭、许家豪、林保华、李雪莉、陈君恺、陈至洁、林鸿信、洪圣斐等数十人。在这些主题不同的演讲中，我不仅讲述自己的观点与看法，通常还会留出一定的时间，请听众提问或辩难。在后一环节，思想与思想之间碰撞出了光芒四射的火花，某些小小的火花使我萌生了关于下一篇文章的崭新而鲜活的思路。

　　我对台湾的朋友们说，我在台湾一天讲的话，比在美国一个星期讲的还要多，更比在中国一个月讲的还要多。在美国，有讲话的自由，却没有听众；在中国，连讲话的自由都没有—在长达十年的时间里，我被禁止在超过三、五十人的场合公开讲话；而在台湾，既有讲话的自由，也有热情似火的听众。如果说我的思想和文字如同一柄长剑，那么我在台湾演讲时遇到的每一位朋友和读者都如同一块致密的磨刀石──若没有磨刀石，剑怎么可能有削铁如泥的锋利呢？

　　我的这些演讲，以「太阳花」运动为中心，以台湾的民主化历程为「时间轴」，以两岸四地及海外华人世界对民主价值的认同与追求为「空间轴」。我不无惊讶地发现，「太阳花」运动兴起之后，关于对「太阳花」运动的评价，我与许多曾是好朋友的中国民主派人士产生了巨大分歧。这一分歧引起我的警醒与深思：为什么那些在海外生活多年，并自称支持民主、自由、人权理念的人士，一旦面对台湾独立的议题，立刻就变得跟共产党一模一样，穷凶极恶地跟着喊打喊杀，狰狞的面目让我无法辨认？

　　中国知识界在论及台湾问题时荒腔走板的时空错位，一方面是因为他们对台湾的历史与现状缺乏基本的了解。他们反共，便以为声称以「反攻大陆」为志业的蒋介石是救星，却不知道被蒋介石迫害的雷震和殷海光才是怀着「自由中国」愿景的民主斗士；他们反日，便对日治时代台湾取得的进步与文明一笔抹杀，甚至全盘接受国民党的「二二八是亲日分子的叛乱」的说法。他们期盼国民党重返中国执政，认为马英九取代习近平是「最美的梦想」。

　　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中国知识分子大都不能正确理解「人权」之真谛。英国思想家以赛亚．伯林指出：「人权这个观念建立在一个正确的信念之上，那就是普遍存在着某些特定的品性──自由、正义、对幸福的追求、真诚、爱──这符合整个人类的利益，而不只是符合做为这个或那个民族、宗教、职业、身分的成员的利益。满足这些要求，保护人们这些要求不被忽视或否认，都是正当的。」以此理念出发，独立的诉求是人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台湾独立、香港独立、西藏独立、新疆独立，乃至做为四川人的我所期盼的四川独立，都是理所当然、天经地义的价值。

　　与当年挣脱英国殖民统治、建立自己国家的北美十三个自治邦的民众一样，独立与自由是台湾人民不可剥夺的基本人权。台独不是负面的价值，而是正面的价值。不支持台独的中国知识分子，不是台湾人民的真朋友。我从不回避在任何公开场合表达对台独的支持。我更是以书为媒，在演讲中，在脸书上，结识了越来越多台湾朋友，我的台湾朋友比中国朋友还多，在这个意义上，我也算是台湾的半个「在地人」了。

　　我在台湾发表的这些演讲，是对台湾民主进程身体力行的支持。我从这些演讲稿中挑选出十篇来，汇编成这本文集。在这本书中渐次展开当下台湾社会那些万众瞩目的议题：台湾宪政体制的症结在哪里？台湾独立的前景如何？中国的民主化与台湾的独立有何关系？为何马英九当局与中共谋求的是「虚假的和平」？为什么说台湾社会的分裂是「臣民社会」与「公民社会」的分裂？知识分子如何在彰显「公共性」的同时又坚持「独立性」？

　　我在这些演讲中表达的立场鲜明的观点，在台湾引发不同的回响。在演讲中，即有听众提出截然相反的意见；部分讲稿的片段在媒体发表之后，也有读者在网路留下商榷的看法。伯林说，理解反对意见能磨练人的鑑别能力，机灵和聪明的论敌常常能帮助你剔除谬误和错误。「在政治学和理论学中，最坏的不过是狂热地固执着少数简单的观点，做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钥匙。」因此，在此过程中，我不断校对和修正自己的观点，让自己离真理越来越近。在整理每一篇演讲稿时，尽可能地收入与听众的问答内容以及与谈者或主持人的发言。这样，不仅让演讲稿本身更有现场感，也让读者从中窥见我的「台湾观」一步步孕育成形的轨迹。我要谢谢每一场演讲的安排者和听众，没有你们，就没有这本书。

　　一九六三年六月二十六日，美国总统甘迺迪访问冷战阴霾下的西柏林。以德语说出「我是柏林人」的句子，是甘迺迪在演讲的最后时刻才想到的。他向翻译请教这句话的德语发音，以小纸条标下读音，并练习了几次。「两千年前最自豪的句子是『civis Romanus sum』（我是罗马公民）。今天，在自由世界，最自豪的句子是『Ich bin ein Berliner』（我是柏林人）……所有自由人，无论生活在哪里，都是柏林的公民。因此，身为自由人，我以『Ich bin ein Berliner』感到自豪！」这句掷地有声的宣告鼓舞了无数与极权体制抗争的人们。

　　在同一个意义上，在太阳花绽放的台湾，我是一名并不持有台湾护照的「台湾人」，我把台湾视为自己精神上的「原乡」，视为诗人布罗茨基笔下「水手们的十字架在那儿泛着白光」的「美丽岛」。如果中共有一天悍然以武力犯台，我愿以肉身去抵挡中共的坦克──就如同一九八九年在北京拦阻坦克屠杀学生的那个「坦克人」一样。面对国共两党联手葬送台湾民主宪政、走向「终极统一」的阴谋，我愿与所有热爱自由和独立的台湾人并肩战斗—我深信，总有一天，我们都能坐在自己的葡萄树和无花果树下，歌唱与欢笑。

第一讲
 
让太阳花开遍每个角落──我看台湾、香港、澳门及中国的「新公民运动」
 
公民抗命的精神就是：我们知道有不公义，我们愿意为了指出这个不公义付出个人的代价。
 
──戴耀廷
 
今天，台湾、香港、澳门和中国两岸四地，都走到一个历史的十字路口。
 
就全球范围内看，继席卷阿拉伯国家的「茉莉花革命」之后，「民主化第四波」狂飙突进，乌克兰、土耳其、委内瑞拉等国的民主运动后浪推前浪。
 
就华人世界而言，台湾、香港、澳门和中国虽处于不同的社会、政治和经济架构之下，须处理各自的焦点议题，但民主宪政仍是四地民众共同追求的目标。光明对黑暗的照射，既让某些人恐惧万分、万般诅咒，亦让另一些人热血沸腾、跃跃欲试。
 
旧势力即将堤决鱼烂，却又如同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新势力正在蓄势待发，却又如新发于硎、尚不足以断金。双方的对垒还将持续相当长一段时间，为赢得最后的胜利还必须付出巨大的、甚至惨痛的代价。
 
过去十多年里，我是中国民主运动的亲身参与者和观察者：我上千万字的政治文化评论，冲击了一代青年人被束缚的思想观念；我与刘晓波一起推动独立中文笔会的发展，以此作为保卫言论自由的平台；我与妻子以及一批弟兄姊妹一起创建了北京方舟教会，并展开一系列争取宗教信仰自由的活动。由此，我在中共当局眼里是「双重的危险分子」。
 
我不是大陆型的知识分子，而是海洋型的知识分子。我不仅参与中国本土的民主运动，也对台湾、香港、澳门以及海外华人社会的政治文化生态有近距离的观察和思考。在过去的这些年里，我更有机会十多次访问香港，四度访问台湾，如今身居美国华府，又有了一个独特的观察和分析台、港、澳、中四地的有利位置。
 
台湾：威权回潮，太阳花开
 
二○一四年春，台湾发生了太阳花学运。这场学运不仅对台湾的政治社会生态造成巨大的冲击，也影响到香港、澳门和中国的新一轮公民运动。
 
二○○八年、二○○九年以及二○一三年初，我三度访问台湾，感觉台湾社会风平浪静，波澜不惊。虽有两党争斗、族群对立，但打架都是在立法院里面，辱骂都是在电视里的名嘴之间，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宁静而温馨。

评分☆☆☆☆☆

作为一个长期关注社会议题的读者，我一直在思考“公民”究竟意味着什么。这本书为我提供了一个非常具体和生动的范例。《从顺民到公民：与民主台湾同行》这本书，并不是那种空洞的理论说教，而是通过台湾民主化的历史进程，一步步地为我们揭示了“公民”的内涵。我尤其欣赏作者在阐述公民权利和公民参与时，所采用的那些鲜活的案例。 他详细介绍了台湾民众是如何通过各种方式，从被动的接受者转变为积极的参与者，如何通过选举、游行、集会等方式，表达自己的诉求，监督政府的运作。我看到了许多普通民众，他们可能没有显赫的地位，没有雄厚的财力，但他们却用自己的方式，参与到了公共事务中，成为了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作者并没有回避其中的挑战和困难，而是客观地展现了公民参与过程中的复杂性，以及如何在这种复杂性中找到共识和前进的方向。

评分☆☆☆☆☆

这本书带给我的最大冲击，是关于“参与”的力量。在阅读《从顺民到公民：与民主台湾同行》之前，我总觉得“民主”是一个遥远而抽象的概念，似乎与我这样的普通人关系不大。然而，这本书却以一种近乎残酷的真实，展现了正是无数个普通人的参与，一点点地汇聚成了改变历史的洪流。 我被书中那些关于基层民主实践的描述深深打动。无论是社区的自治组织，还是民间社团的蓬勃发展，亦或是各种形式的公民监督，都清晰地表明，公民的权利并非是政府赋予的恩赐，而是通过持续的参与和努力争取而来的。作者在分析这些实践时，不仅仅是简单地罗列事实，更深入地探讨了这些参与模式背后的逻辑和价值，以及它们如何在不同历史时期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评分☆☆☆☆☆

读完《从顺民到公民：与民主台湾同行》，我最大的感受是，所谓的“公民”绝非仅仅是一个身份标签，而是一种持续的行动和责任。这本书以极其细腻的笔触，描绘了台湾社会从过去的“顺民”心态向现代“公民”社会的转变历程。 作者在探讨“公民社会”的形成时，花费了大量篇幅来展现各种非政府组织、社会运动以及媒体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他没有将这些力量神化，而是客观地分析了它们的优势和局限，以及它们是如何在相互博弈和合作中，共同推动台湾民主的深化和发展。我尤其欣赏作者对“公民美德”的探讨，他认为，一个成熟的公民社会，不仅需要权利的保障，更需要公民个体具备责任感、包容性以及对公共事务的关切。这种从制度到个体，从外在到内在的深刻解读，让我对“公民”的理解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评分☆☆☆☆☆

《从顺民到公民：与民主台湾同行》这本书，我拿到时其实是带着点犹豫的。毕竟“顺民”这个词，自带了一种被动和服从的色彩，而“公民”则代表着主动、权利和责任。这中间的转变，似乎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我很好奇作者是如何将这段历史和理念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拿到书后，迫不及待地翻开，就被它开篇的叙述吸引了。作者没有选择枯燥的说教，而是仿佛一位经验丰富的导游，带着我们穿越时空，从不同的角度审视台湾这片土地上的人民是如何一步步挣脱历史的束缚，建立起属于自己的民主制度的。 我特别喜欢作者在探讨“顺民”心态时所展现的细致入微。他并没有简单地将这种心态视为一种“罪恶”，而是深入剖析了其形成的社会、历史和文化根源。从传统的儒家思想对个体价值的压抑，到殖民统治下长期的被压迫，再到国民党威权时期对公民意识的压制，每一个环节都描绘得淋漓尽致。读到这里，我仿佛看到了历史中无数个默默无闻的个体，他们在时代的洪流中，被动地接受着命运的安排，却也在心底深处埋藏着对更美好生活的渴望。这种对“顺民”的理解，并非简单的谴责，而是一种深刻的同情和对人性的洞察，为后续的“公民”转型奠定了坚实的情感基础。

评分☆☆☆☆☆

这本书最让我印象深刻的，莫过于作者对台湾民主转型过程中那些关键时刻的生动描绘。它不是一本冷冰冰的史书，而是充满了鲜活的人物和荡气回肠的故事。从街头的抗议到议会中的辩论，从普通民众的觉醒到精英阶层的推动，每一个细节都被作者捕捉得栩栩如生。我仿佛能听到那震耳欲聋的呐喊声，感受到那份渴望自由的激情，更能体会到参与者们在面对巨大压力时的勇气和智慧。 特别是关于“野百合学运”的论述，作者没有停留在事件本身，而是深入挖掘了这场运动的意义和影响。他详细分析了学生们提出的诉求，以及这些诉求是如何与当时台湾社会的普遍愿望相契合的。更重要的是，他揭示了这场运动是如何成为后续民主化进程中一个重要的催化剂，是如何唤醒了更多沉睡的公民意识，是如何为日后台湾民主的巩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读到这些地方，我深深地被台湾人民为争取民主所付出的努力和牺牲所感动，也对“公民”这两个字有了更深刻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