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救正常人:失控的精神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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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作者: Allen Fra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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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描述

 每个人有各样的生活经验,有各种情绪起伏:压力、失望、伤痛、挫折。这些都是作为人类会陷入的低潮状态,不应被当作精神疾病。

  但是,今日数百万人整天担心自己生病,也被诊断出精神疾病,还接受许多不必要的治疗。在《救救正常人》一书中,法兰西斯医生警告,我们把日常生活问题贴上标签,当成心理疾病,普通人被污名化,医疗资源因此大量被浪费。其实,我们天生有恢复能力,能自我疗癒,千百年来都靠着这种心理能力保持清醒,现在却把这些责任交给大药厂,让它们赚进大笔白花花的钞票。

  在过度诊断下,正常人都变成精神病人:悲伤就是重郁症,老年人忘东忘西就是轻度认知障碍,发脾气就是暴烈性心情失调,贪吃就是狂食症,更别说大部分都有成人注意力缺失症。

  法兰西斯医生巧妙地列出几波精神疾病的热潮,他强调,如果我们一再把人类正常情况贴上疾病标签,就等于一点一滴放弃人类的适应性与多样性,把正常人生变成黑白。《救救正常人》就是要唤醒我们珍视人性的全貌。

  害羞的人就是有社交恐惧症,强暴犯是病人不是罪犯,
  精神疾病被当成商品贩卖,药物滥用早就超过毒品,
  要找个正常人,难上加难。


  DSM 全名为《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The 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从1958年出版第1版至今,已经到了第5版,收录的精神病数量也从60种增加到近300种。DSM-4在1994年问世之后,精神医学界蔚为风潮:注意力不足过动症、儿童期双极性疾患、自闭症等等都出现。扩大诊断的结果,健康的普通人也成了病患。

  法兰西斯医师从语言学、哲学、统计学爬梳「正常」与「不正常」的定义与界线,带领读者回溯心理治疗的历史,回顾巫术、希腊时期、中世纪欧洲对精神疾病的处理方式,接着谈到十八世纪欧洲精神之发展,最后带入当代DSM之成形,论述其贡献、影响与缺失。

  法兰西斯医师强调,个体的差异性非常重要,社会的存续,全赖于多样的人格类型与特质。据此,本书有两大目标:其一,提醒不需就医的人免受治疗之苦;其二,鼓励有需要的人寻求协助,积极治疗。「救救正常人」与「拯救精神医学」实为一体两面。

著者信息

作者简介

艾伦‧法兰西斯(Allen Frances)


  艾伦‧法兰西斯(Allen Frances)医师为前杜克大学精神医学病学家,同时也是《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第四版编修工作小组的主持人。

译者简介

黄思瑜


  台大外文系毕业,英国巴斯大学口笔译研究所硕士。曾任国际非营利组织总部祕书、自由译者,现为美商公司专职口译。译有《未来一百年大预测》、《只来了一半的末日》等书。

图书目录

前言

第一部  四面楚歌

第一章  甚么是正常?什么是异常?
第二章  从巫医到心理医师
第三章  滥诊

第二部  精神疾病热潮有害健康
第四章  过去的热潮
第五章  现在的热潮
第六章  未来的热潮

第三部  回到正常
第七章  不再过度诊断
第八章  当个聪明的病人
第九章  精神医学的好坏

终章
致谢
注释

图书序言

前言

  「我可以计算星体的运动,但无法衡量人类的疯狂。」──牛顿

  有时候在鸡尾酒会这种场合,谨守本分反而会惹祸上身。时间是二○○九年五月,美国精神医学学会(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简称APA)在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举行年度大会,这场宴会是办给与会精神科医生的聚会。祸首则是一起争议不断的公共议题――「正常」的本质是什么?定义正常时,精神医学扮演的角色是什么。这个话题引起激辩,我不巧也被卷进去了。

  我只是恰好进城办事,一点都不想去开会,但可以在宴会上跟老朋友叙叙旧,机会难得。我脱离精神医学圈将近十年有余――为了照顾生病的妻子,管教那群无法无天的孙子,读读书,赖在海滩上,就提早退休了。在那之前,我在职场上冲劲十足,根本就符合过动的标准。一边带领第四版DSM的编撰工作小组,一边担任杜克大学精神医学系系主任,治疗许多病人,作研究,写书又写论文,好像老是在跟时间赛跑,屡战屡败。光是偷偷读一下《纽约时报》的运动版都感觉像是偷来的禁忌享受。现在能够好好放松,读读修昔底德(译注:Thucydides,古希腊历史学家,最有名传世着作为《伯罗奔尼萨战争史》),感觉阳光洒在脸上,微风吹拂我稀疏的头发,真是好不惬意。我没有电子邮件信箱,找我的电话不多,除了照顾家人之外,肩头无事一身轻。

  我只有个迷信――虽然毫无道理,但是我一直坚信均衡法则,也就是最后总会一报还一报。虽然知道并不是这样――但是迷信是很难破除的。宴会那晚,主掌机率的众神觉得百般聊赖,决定拿我来找点乐子。他们掐指一算之后嫌我的生活太过无忧无虑,何不如,让我意外卷入几场辩论,打乱我的安宁生活?一个小时还没过完,我就再也无法作壁上观。这场内战关乎精神医学核心,为了要保护正常人不受医疗宰制,遏阻精神医学过度扩张,我不得不选边站,打这场几乎是大势已去的战争。

  为何挑上我?又为何挑在那天晚上?那时有几位朋友兴高采烈地说着他们在DSM第五版筹备过程中的关键角色,难掩兴奋之色。DSM是《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的缩写。直至一九八○年,DSM都还是默默无闻、乏人问津的小册子,实际也该如此。接着第三版DSM一跃出场,这本书非常厚实,迅速成为文化指标,长年蝉联排行榜冠军,还被过度吹捧,成了精神医学的「圣经」。因为界定了正常与精神疾病的分野,DSM具重要社会意义,左右各种会对我们生活会造成巨大冲击的事务――譬如说谁健康、谁有病;医疗院所该提供何种治疗;谁支付医疗费用;谁能获得残障补助;谁有资格申请医疗、教育、就职等服务;谁获得聘任,谁可以领养小孩、开飞机或是有资格买寿险;杀人犯究竟是罪犯或是精神病患;官司的赔偿要多少等等,族繁不及备载。

  二十年参与定期编修DSM(包括第三版、第三修订版、第四版)工作的经历,让我清楚这本手册的缺点,任何随修改而来风险也让我戒慎恐惧。另一方面,我的朋友们还是新手,对编写DSM第五版的任务满怀热诚。他们想要加入许多新的精神疾病分类,并放宽现有疾病的诊断规定――他们高估了预期的好处,忽视了缺点。

  我理解他们满怀抱负,渴望开拓新气象。回想一九八七年,得知要主持DSM第四版的工作一週之后,我在海滩上漫步了许久,思前想后不符合我的个性,但有许多的事情得想清楚。我忖思着各种革新精神医学的可能方式,那一小时里,权力感让我热血沸腾。我担心精神医学诊断冲过了头,变得太快――类别太多,确诊的病人太多。我想出了三个好点子,提高原本太过宽松的疾患诊断标准,终止或剔除不怎么合理的疾患,用弹性的数字说明人格,取代僵化的名称。

  到了第二个小时,我开始面对现实,不得不把每个得意的计画一一戳破。现在回想起来,我领悟到努力解决问题反而会制造新的问题。再者,更重要的是,我发现我(或是其他人)信不过自己跟我偏爱的这些想法,因为毫无依据。任何诊断体系的变更都应该要有科学的支持,以证据为准,不该受我个人或是其他人突发奇想而左右。DSM第四版的编辑方式应该强调制衡,预防个人主观、专断、创造疾病。我们要求,新的诊断类别提案应接受科学文献的检验,立意在于关注风险及缺失,要不厌其烦地重新分析资料,进行实地试验,完全排除风险,或是剔除缺乏科学支持的部分,甚至两者都做。我当时直觉认为,如此高标准应该能挡下大部分的变动,后来果真如此――最后收到的许多变更提案都没有足以令人信服的科学数据佐证。神经医学相关的基础科学,每天都有让人兴奋的新发现,让我们更深入了解大脑运作方式,但是没有任何一项可以应用在诊断病人与治疗上。

  我知道我们禁不起第四版DSM出错,哪怕是小错也不行。DSM影响力过大,不但危及自身也危及社会,哪怕是再微小的改变也会酿成大祸,现在眼看DSM第五版即将铸下大错。这些朋友兴高采烈地推动新疾患,总共会创造好几千万的新「病患」。我预见DSM第五版的诊断像天罗地网一样,许多相当正常的人都逃不过,我担心许多人会接受不必要又有潜在危险副作用的治疗。药厂正磨刀霍霍,盘算着如何施展高明的疾病推销术,从这些令人垂涎的新目标身上大捞一笔。

  因为有过惨痛的切身经验,我对风险再了解不过──尽管我们努力控制滥诊猖獗,仍然不断有人滥用第四版DSM,灌水诊断。虽然我们把目标设得谦卑平淡,对方法吹毛求疵,成果严谨保守,仍然无从预测或预防三大新的儿童精神疾病──自闭症、过动症与儿童期双极性疾患──的假疫情。我们眼睁睁看着滥诊猖獗,将精神医学疆域扩张至其能力所及范围之外。如果连内容谨慎、品质基本上很好的第四版DSM如果都弊大于利了,那么DSM第五版成书粗糙,不自量力却野心勃勃想「转移典范」,又可能会带来什么负面影响呢?

  被乱贴标签的新「病患」跟整个社会都要付出很高的代价,我实在是无法视而不见。就是因为滥诊,依赖抗忧郁剂、抗精神病剂、抗焦虑药物、安眠药及止痛药的人口太多,造成一个爱吞药的社会,美国成年人中,五位当中就有一位使用至少一种精神问题药物,二○一○年,百分之十一的成人及百分之二十一的美国女性服用抗忧郁剂;将近百分之四的孩子都在服用兴奋性药物,百分之四的青少年正在服用抗忧郁剂;四分之一的安养之家疗养者在服用抗精神病药物。二○○五年至二○○九年期间,加拿大中枢神经兴奋剂的使用率增加了百分之三十六,血清素回收抑制剂(SSRI)多了百分之四十四。

  草率的诊断导致举国药物滥用,我国有百分之六的民众有处方药物成瘾问题,比起非法街头毒品,现在有更多合法处方药物酿成的紧急送医事件。如果轻率使用药厂的产品,制药公司就跟毒枭一样危险。给个佐证:二○○五年开始,我国现役部队中开立的精神病处方药物成长了八倍之多,十分惊人。共有十一万士兵现正服用至少一种精神治疗药物,令人难以置信,许多人服用不只一种药物,每年都有好几百人因为意外过量服用致死。

  精神科药物现在是制药公司的明星金鸡母──二○一一年,抗精神病药物带来超过一百八十亿营收(占所有药物销售的百分之六,让人咋舌);抗忧郁剂一百一十亿,注意力不足过动症(ADHD)将近八十亿。抗精神病药物花费成长三倍,一九八八年至二○○八年抗忧郁剂药物使用率将近成长四倍。开处方的医生也是越俎代庖,八成的处方药物都是由基层医疗医师开立,他们没有受过太多训练,不知如何正确使用这些药物,药厂业务跟观念错误的病人又给他们极大的压力,更别说看诊的时间只有七分钟,过程匆促,缺乏审核机制。

  另外,医疗资源分配失当、颠倒错乱:太多正常、健康的「虑病者」接受治疗、造成自身伤害,那些真的生病急需治疗的人,能获得的协助却少之又少。三分之二的重郁民众没有获得治疗,许多受精神分裂症所苦的人下场是被关起来。山雨欲来风满楼,「正常人」极需脱困,生病的人迫切需要治疗。但是DSM第五版似乎反其道而行,纳入了新的各种诊断,普通日常生活的焦虑、怪僻、健忘、不健康的饮食习惯都成了精神疾病。随着精神医学扩张势力,许多该看成正常的人被划入版图,真正生病的人备受忽视。

图书试读

第五章  现在的热潮
 
注意力缺失症爆发
 
早上六点,天色阴沉,阴雨绵绵,我开着车前往机场,我没办法把敞篷车的顶盖盖上,因为已经坏了好几个月,我老是忘记修。到达机场后,我并排停车,就走去托运行李,车灯也没关,收音机还大声放送着六○、七○、八○年代的黄金老歌。一週后回家,我在车库里找不到车子,吓了一跳。但根本不应该觉得意外,因为我又没把它停在车库里。我忘得一干二净,托运了行李之后就一派轻松地登机。兴味盎然的警卫把所有好同事都找来,痛快地拿我取笑了一番。我相当感谢他们把我的车拖到安全的地方,还帮我把电瓶充饱,也拒绝收取任何费用,毕竟难得遇到这么糗的人,相当有满足感。
 
我的祕书谭美也有类似的感受。她的办公室跟我的办公室只有三公尺之遥,在这段距离内我也能把文件弄丢。在同一间医院工作了这么久,我还是时不时在迷宫般的医院迷路,回不去办公室,总会忘记要开会或是跟人有约。我这种神乎其技让她的生活趣味十足、多采多姿。我的妻子就相当不以为然,不太欣赏这种能力。她毫不留情地说,我总是不注意日常生活的需求与琐事,这不是有精神疾病需要诊断,而是反映出我的逃避心态。我有点像是生活在某种庇护工场,善良的好友及陌生人都很照顾我,让我不会发生严重意外。
 
我到底是位心不在焉的教授还是有精神疾病呢?我该服用兴奋剂吗?还是就照着老样子煳里煳涂下去?在以前,虽然我有时荒腔走板,但我是正常的。但是现在不一样了,注意力缺失症像野火燎原一样。这个疾病以前只侷限于小比例的儿童身上,从很小的时候,他们就出现非常明显的问题,一定会身陷某些困境。但没多久,各式各样干扰上课的行为就都成了医疗问题。人们开始滥用注意力缺失症,十成的孩子都符合患病标准了。现在每个班上至少都会有一两位孩子正在服药。注意力缺失症也成了标准答案,用来解释成人举止行为上的各种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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