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描述
在芝加哥街头、卡朋黑帮、监狱、各地贫民窟及底层社区打滚五十余年，
运用高超技巧组织群众的战术大师阿林斯基，直探人心深处的反叛之作。
运用高超技巧组织群众的战术大师阿林斯基，直探人心深处的反叛之作。
「马基维利的《君主论》是写给有权有势者，教他们如何掌握权力。《叛道》则是写给一无所有者，教他们如何夺取权力。」——阿林斯基
★《时代》杂志（Times）曾赞誉：「阿林斯基的理念正在改变美国的民主。」如今，这部历久弥新的经典也将挑战我们对现实政治的认定，鼓舞我们以积极行动拓展民主社会的理想境界。
《叛道》是美国社区组织之父、社会运动战术大师阿林斯基的经典之作。阿林斯基出身芝加哥贫民窟，从小在街头打滚，曾深入黑帮与监狱做研究，这些经历使他熟谙人性，行事不受各种道德教条所束缚。1930年代晚期，他进入作家辛克莱（Upton Sinclair）笔下宛如地狱般的「屠场」芝加哥后院区，开始投身社区组织工作，此后一生皆致力于组织穷人和无权者。
阿林斯基认为，虽然20世纪的美国社会处处充满压迫，但仍拥有相对自由能够进行体制改革，比起会将人民吓跑的「烧毁体制」口号，民主改革才是务实的做法。他深信只要人民拥有选择的权力，大多时候都能做出正确的选择，相信人民并非浪漫的迷思，真正的问题在于人们通常认为自己没有改变恶劣处境的力量，因而放弃思考与行动。要想改变社会，就必须让人们拥有权力，而权力正来自于组织。
在与有权有势者战斗的过程中，阿林斯基逐渐发现，光是组织一无所有者永远都无法达成必要的变革，为了取得胜利，必须让中产阶级也成为盟友。然而，究竟要如何说服中产阶级加入这场战斗？深谙人心的阿林斯基认为，在权力政治的竞技场中，人们是由自利所驱动，道德不过只是为了便宜行事的漂亮修辞， 与其高举道德原则要求人们起身战斗，倒不如诉诸「自利」，让人们彻底明了，身处社会中的个人永远不可能独自获得幸福。
阿林斯基在本书中对各式「道德家」与「不行动者」提出尖锐且深刻的批评，他撕破道貌岸然者的假面具，颠覆我们习以为常的观念，逼迫读者直面腐败且血腥的人生竞技场。同时，他也提出许多充满想像力与洞见的组织心法，以及各种怪诞诡谲奸诈巧妙的绝不正统运动战术，教导组织者如何对体制发动有效攻击。
《叛道》是阿林斯基写给世上一无所有者的深情之书，教导组织者如何借由行动、说服及沟通让人民明白，组织将会赋予他们改变自身处境的力量，从而鼓励人们起身奋战，用自己的力量夺回自由与尊严。他始终深信，给予人们充分参与并解决自身问题的基本权利，才是真正尊重人性的尊严。
本书特色
★基进基到底、叛民叛到顶，基进尺度吓坏美国保守派、让道德家彻底抓狂的煽动家阿林斯基的经典之作！
阿林斯基︰「这么说吧，如果有来生，那么我的想法就是，我绝对会选择下地狱。」
《花花公子》杂志︰「为什么？」
阿林斯基︰「地狱对我来说就是天堂。我一生都和一无所有者在一起。在这个世界上，如果你是一无所有者，你就是缺钱。如果你是个地狱里的一无所有者，你就是缺少美德。一旦我进入地狱，我就会开始组织那里的一无所有者。」
《花花公子》杂志︰「为什么是一无所有者？」
阿林斯基︰「他们就是我这种人。」
★美国总统欧巴马、前任国务卿希拉蕊皆深受阿林斯基影响。
阿林斯基的弟子凯尔曼（Gerald Kellman）1985年招募欧巴马到芝加哥南区做了三年的组织工作。欧巴马对于权力、社区组织、民主的观点与阿林斯基高度一致，他也将阿林斯基的组织心法、抗争策略与运动战术运用于选战和就任后的各式政策上，欧巴马在2008年选战中着名的「改变」（change）与「希望」（hope）口号深具阿林斯基色彩。
希拉蕊的卫斯理学院（Wellesley College）毕业论文以阿林斯基为主题（此篇论文在柯林顿就任总统期间被封存了整整八年）。1969年阿林斯基曾提供希拉蕊工业区基金会（IAF）的工作机会，虽然希拉蕊后来拒绝了这份工作，选择就读法学院，但阿林斯基的思想仍对希拉蕊有深刻影响，希拉蕊的实用主义路线和巧实力（smart power）外交政策都有阿林斯基的影子。美国记者布罗克（David Brock）曾在传记中称希拉蕊为「阿林斯基的女儿」。
★美国保守派在选战期间对欧巴马和阿林斯基的关系大做文章，但许多保守派私下也折服于阿林斯基的战术。
保守派部落客︰「巴拉克．海珊．欧巴马应该改名叫巴拉克．海珊．阿林斯基。」
保守派部落客︰「如果欧巴马宣誓就职时左手稳稳地放在阿林斯基圣经《叛道》上，我一点也不意外。」
美国保守派作家William Buckley︰「〔阿林斯基〕几近于组织天才。」
FreedomWorks（茶党的发起组织之一）发言人Adam Brandon︰「要进行草根组织时，阿林斯基的战术极其有用。」
★阿林斯基流怪诞诡谲绝不正统战术，教导一无所有者如何从有权有势者手里夺取权力！
1.权力不仅是你有什么，还是对手以为你有什么。
2.永远不要超出你群众的经验范围。
3.尽可能超出对手的经验范围。
4.逼迫对手遵照他们自己订的规则行事。
5.嘲弄是人类最强大的武器。
6.好的战术是你的群众喜欢的战术。
7.拖延太久的战术会变成累赘。
8.不停施压。
9.威胁採取行动通常比行动本身更吓人。
10.战术的重要前提是发展可向对手持续施压的行动。
11.如果你对一个负面情况施压够勐够深，它将转变成另一面。
12.成功进击的代价是具建设性的替代方案。
13.挑选目标、锁定它、将它人格化，以及使它两极化。
基进推荐
◎邱花妹、林晖钧、林飞帆、苗博雅、洪慈庸、徐世荣、张胜涵、刘华真、顾玉玲
「社会改革靠的从来不只是满腔热血，如何赋予弱势人民权力与能力，组织人民对抗强权以促成改变，始终是艰鉅的挑战。阿林斯基这本《叛道》总结了美国社区与工会运动的组织知识、经验与战术，为有志投身社会改革的基进青年、热血公民，提供了有力的行动视野。」——邱花妹（中山大学社会系助理教授、地球公民基金会董事）
「《叛道》充满了一位前辈从实践得来的智慧，以及对后继工作者无限的疼惜。相信此书中文版的出版，必定可以带给台湾的年轻组织工作者许多启发，让他们少走很多冤枉路。只要社会还存着不公平、不正义，《叛道》一书就永远有存在的意义。」——林晖钧（小提琴手、翻译工作者）
「从来不认为自己是个基进分子，但我已经踏上叛道。悲剧来得突然，命运无比真实，个人的小确幸，总有机率被体制摧毁，而我就是那个千万分之一。于是，我离开权势者的连篇谎言，离开习以为常的蛮不在乎，迈开改变体制的步履。这本小册子，是无权无势者的生存指南，也是提醒所有社会大众的警世箴言，诚挚推荐给大家。」——洪慈庸
「《叛道》中文版于此时出版，或许可以视为某种回到原点的尝试。这本书希望邀请所有仍然对社会运动有所关怀的朋友，不管是希望或失望、相信或怀疑、期待或不安，都能够借由阅读本书一起来重新思考，社会运动如何可能？」——张胜涵（《鲁蛇之春》作者）
「阿林斯基说，作为一个组织者，他从世界真实所在之处着手。《叛道》作为『运动现场』书系的第四本书，就如同之前的三位兄弟姊妹一般，不耽溺于理论与空想，而是针对现实的经验探究。《叛道》引介的是台湾之外的其他『运动现场』，他山之石，可以攻错，希望本书能为社会运动与组织者的跨国交流，打开一扇小小的窗户。」——刘华真（台大社会系副教授）
历史的幽暗角落：探寻“叛道”思想的现代回响 引言：被遗忘的边缘声音 在宏大的历史叙事中，那些挑战既有秩序、质疑既定真理的声音，往往被淹没在主流意识形态的喧嚣之下。它们如同深埋于历史地层中的化石，沉默而坚韧地记录着人类社会结构从未休止的张力与变动。本书并非聚焦于政治或军事上的“叛道”行为，而是深入剖析一种植根于思想深处的、对既有认知框架的根本性颠覆——“叛道”思想在历史长河中的演变轨迹及其对当代社会结构产生的深远影响。 我们考察的“叛道”，指向的并非单纯的叛逆，而是一种系统性的、旨在瓦解既有权力结构合法性基础的哲学与社会批判。这种力量，它不在庙堂之上，不登主流讲坛，却在不经意间，通过文化、艺术、科学乃至日常生活的细微之处，重塑了我们的思维模式和价值取向。 --- 第一部：启蒙的阴影与理性的困境 本书的开篇，将视线投向了启蒙运动的高潮时期。这一时期，理性被高举为人类解放的旗帜，但我们发现，正是理性自身内部的逻辑悖论，孕育出了最早期的“叛道”思想。 1.1 知识的僭越与“异端”的诞生： 早期科学革命的进步，挑战了神学和传统权威。然而，一旦科学的方法论被确立，它本身也成为了新的教条。本书将详细分析，当某些思想家开始质疑科学自身的局限性，甚至挑战“客观真理”的概念时，他们是如何被视为对新秩序的“叛徒”。我们追溯了培根、笛卡尔晚期思想的某些未被充分讨论的侧面，探讨他们对人类认知边界的焦虑如何转化为对知识霸权的批判。 1.2 卢梭的悖论：从自然人到社会契约的断裂： 卢梭的理论为现代政治奠定了基石，但其内部固有的“公意”与个体自由之间的紧张关系，本身就构成了一种持续的张力。我们将探讨，那些认为任何社会契约都必然导向压迫的激进思想家，是如何从卢梭的文本中汲取“叛道”的养分，他们如何构建出一种拒绝被任何集体意志所定义的个体主体性。 1.3 康德的形而上学边缘： 即使是哲学的巅峰——康德的批判哲学，也留下了未被完全填补的空隙。本书细致考察了康德对“物自体”的不可知论，以及部分后康德主义者如何利用这一“不可知”地带，构建起一套彻底怀疑经验世界可靠性的知识体系，这为后来的虚无主义思潮埋下了伏笔。 --- 第二部：工业化时代的结构性异化 工业革命不仅改变了生产关系，更彻底重塑了人类对时间、空间和价值的感知。在巨大的工厂和城市化进程中，“叛道”思想开始从哲学思辨转向对社会结构的直接干预。 2.1 马克思的“幽灵”与异化的深入： 马克思主义无疑是挑战资本主义的强大思想武器，但本书关注的并非主流的共产主义运动，而是那些在马克思框架内，认为即使是无产阶级专政本身也可能成为新的压迫力量的思想流派。我们分析了巴枯宁、克鲁泡特金等人对国家权力的极端警惕，他们认为革命的目标不是夺取国家机器，而是彻底消解国家本身，这种对一切集中化权力的不信任，是典型的“叛道”情结。 2.2 尼采与“上帝已死”后的权力重估： 尼采对西方道德体系的彻底颠覆，是本世纪最深刻的“叛道”事件之一。我们着重研究了“权力意志”是如何被误读、被挪用，以及在那些拒绝接受任何既定道德律令的艺术家和知识分子群体中，如何催生出一种彻底的价值重估运动。这不仅仅是反传统，更是对传统意义上“善”与“恶”概念的系统性摧毁。 2.3 城市空间与现代性的焦虑： 随着城市成为现代生活的核心，陌生成为常态。本书探讨了波德莱尔等人的都市观察，他们如何通过对现代都市中疏离感、偶然性、以及“颓废”美学的描绘，揭示了现代社会在物质丰裕下精神的贫瘠。这种对集体精神生活的拒绝，是文化层面上对主流社会整合能力的“叛道”。 --- 第三部：二十世纪的碎片化与身份的重构 进入二十和二十一世纪，“叛道”思想不再以统一的哲学体系出现，而是表现为对宏大叙事的解构，以及对边缘化身份的肯定。 3.1 达达主义与反艺术的胜利：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惨烈，使得对“文明”和“进步”的信心彻底崩溃。达达主义者通过荒诞、随机和故意的“无意义”创作，直接攻击了艺术的审美价值和资产阶级的品味。这种对一切既定美学标准的公开嘲弄，是文化领域中最彻底的“叛道”实践之一。 3.2 结构主义的倒塌与后现代的转向： 本书详细分析了福柯、德里达等思想家如何通过对语言、知识和权力关系的解构，动摇了人们对“稳定意义”的信仰。当真理不再是客观的发现，而是权力的产物时，所有声称代表普遍利益的意识形态，都成为了被审视和挑战的对象。这种对结构本身进行“叛道式”拆解的做法，深刻影响了当代学术和政治光谱。 3.3 技术的双刃剑与信息时代的“叛道”： 在信息爆炸的时代，传统的权威机构（媒体、政府、学术界）的话语垄断被打破。然而，新的“叛道”形式也随之出现：从地下黑客文化对数字主权的挑战，到各种加密社区对传统金融和国家监控体系的规避，这些活动体现了对“可见的秩序”持续性的不信任和逃逸。 --- 结论：永恒的张力与未来的回响 本书的结论并非提供一套新的行动纲领，而是强调“叛道”思想作为一种永恒的社会张力而存在。每一次主流社会结构趋于僵化和封闭时，总会有声音从边缘浮现，质疑其合法性，要求进行痛苦但必要的重估。 “叛道”力量的价值在于其持续的批判性，它迫使既得利益者和思想主导者不断进行自我反思和修正。这本书旨在让读者理解，那些被标记为“激进”、“危险”或“边缘”的声音，往往是社会自我清洁和演化的重要驱动力。理解这些“叛道”思想的幽暗回响，是理解我们当下世界如何被重塑的关键所在。我们不是要赞美混乱，而是要认识到，没有这种持续的挑战，进步将无从谈起。这种对既定秩序的质疑，是人类心智摆脱惰性的不懈追求的体现。
著者信息
作者简介
索尔．阿林斯基（Saul D. Alinsky, 1909-1972）
美国着名的社区组织者、社会运动战术大师。出身芝加哥贫民区，父母是来自俄罗斯的犹太移民。在芝加哥大学攻读犯罪学期间，阿林斯基与芝加哥当地黑帮卡朋帮（Capone gang）深入接触，还曾至乔利埃特监狱（Joliet State Prison）研究囚犯生活。
毕业后不久，阿林斯基开始参与产业工会联合会（CIO）的劳工运动，随后转往芝加哥后院区组织社区群众，对抗肉品加工厂及当地政府，并于1940年创立工业区基金会（IAF），开始训练组织者，且在全美各地进行社区组织工作，将穷人与各式各样的无权者组织起来，协助他们改善生活条件并争取公民权。阿林斯基的组织经历使他屡次入狱，他的第一本书《激进的号角》（Reveille for Radicals, 1946）大部分是在狱中写成。1960年代晚期，阿林斯基将组织目标转向占美国多数人口的中产阶级，并与伙伴创立了专门培训组织者的机构。他在1971年完成《叛道》后，隔年便因心脏病发逝世。
阿林斯基创办的机构或与其相关的组织，培训了数千名运动者，其思想与战术影响了一整个世代的社会运动分子。农场工人运动领导者查维斯（Cesar Chavez）、黑人民权运动组织者卡麦可（Stokely Carmichael）及芝加哥女权及环保运动者布斯（Heather Booth）等人都是阿林斯基的子弟兵。直至今日，美国仍有许多重要组织者及政治人物深受其影响，如美国总统欧巴马及前国务卿希拉蕊。
译者简介
黄恩霖
国立清华大学人类所毕业，英国爱丁堡大学「非西方基督教研究」神学硕士。合译有《伤心人类学》、《欢迎光临人类学》。目前从事独立编辑工作。
郭姵妤
国立台湾大学历史系及社会系毕业。目前从事独立编辑工作。
校订者简介
刘华真
国立台湾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研究专长为社会运动、后进工业化、比较研究。
索尔．阿林斯基（Saul D. Alinsky, 1909-1972）
美国着名的社区组织者、社会运动战术大师。出身芝加哥贫民区，父母是来自俄罗斯的犹太移民。在芝加哥大学攻读犯罪学期间，阿林斯基与芝加哥当地黑帮卡朋帮（Capone gang）深入接触，还曾至乔利埃特监狱（Joliet State Prison）研究囚犯生活。
毕业后不久，阿林斯基开始参与产业工会联合会（CIO）的劳工运动，随后转往芝加哥后院区组织社区群众，对抗肉品加工厂及当地政府，并于1940年创立工业区基金会（IAF），开始训练组织者，且在全美各地进行社区组织工作，将穷人与各式各样的无权者组织起来，协助他们改善生活条件并争取公民权。阿林斯基的组织经历使他屡次入狱，他的第一本书《激进的号角》（Reveille for Radicals, 1946）大部分是在狱中写成。1960年代晚期，阿林斯基将组织目标转向占美国多数人口的中产阶级，并与伙伴创立了专门培训组织者的机构。他在1971年完成《叛道》后，隔年便因心脏病发逝世。
阿林斯基创办的机构或与其相关的组织，培训了数千名运动者，其思想与战术影响了一整个世代的社会运动分子。农场工人运动领导者查维斯（Cesar Chavez）、黑人民权运动组织者卡麦可（Stokely Carmichael）及芝加哥女权及环保运动者布斯（Heather Booth）等人都是阿林斯基的子弟兵。直至今日，美国仍有许多重要组织者及政治人物深受其影响，如美国总统欧巴马及前国务卿希拉蕊。
译者简介
黄恩霖
国立清华大学人类所毕业，英国爱丁堡大学「非西方基督教研究」神学硕士。合译有《伤心人类学》、《欢迎光临人类学》。目前从事独立编辑工作。
郭姵妤
国立台湾大学历史系及社会系毕业。目前从事独立编辑工作。
校订者简介
刘华真
国立台湾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研究专长为社会运动、后进工业化、比较研究。
图书目录
推荐序 为什么民主了，我们还是不幸福？╱林晖钧
中文版序 让我们一起重新思考，社会运动如何可能？╱张胜涵、刘华真
序言
在这疯狂且混乱无序的世界中，想寻找生命意义、想追求更美好的世界、想做点什么的年轻人，究竟该从何处着手？
目标
马基维利的《君主论》是写给有权有势者，教他们如何掌握权力。《叛道》则是写给一无所有者，教他们如何夺取权力。
手段与目的
「目的可以合理化手段吗？」根本是个假问题！目的与手段的道德家或不行动者，最后总是以他们的「有目的、没手段」告终。你只能做你所能做的，然后为它穿上道德外衣。
论语词
假如我们努力发明消毒过的同义词，避免使用「政治」、「权力」、「自利」、「妥协」、「自我」、「冲突」等词汇，我们将失去意识，逐渐驶离满是冲突、肮脏且由权力铺就的真实人生公路。
组织者的教育
组织者应具备的特质为︰好奇心、不敬、想像力、幽默感、对于较佳世界的一点模煳想望、组织有序的人格、完美融合的政治精神分裂者、自我、自由且开放的思维，以及政治相对性。
沟通
如果你无法和你的群众沟通，你知道些什么事情根本就不重要。在那种情况下，你甚至连个失败者都不算。你只不过是根本就不在场。
起头
组织者要取得当地人的信任与授权，然后鼓动他人、引介想法、孕育希望和改变的愿望，最重要的任务是︰让人们觉得他们可以做点什么。
战术
组织者在战斗中须随身带着的是原则。对于这些原则，他要运用自己的想像力，并在战术上将它们与特定情境相结合。
代理权战术的起源
在纽约州的罗彻斯特，阿林斯基和黑人贫民区组织「战斗团」（FIGHT）发展出的代理权战术，成功逼迫伊士曼柯达公司坐上谈判桌。代理权战术成为让中产阶级组织参与战斗的最佳手段！
前路
光是组织穷人是没有用的，让中产阶级成为盟友是唯一的道路。今日的基进分子必须回过头去，组织那些比穷人更强烈地感到挫败与迷失的中产阶级，绝不能使他们受绝望驱使而走向独裁体制并让自由消亡，行动的时刻就是现在！
中文版序 让我们一起重新思考，社会运动如何可能？╱张胜涵、刘华真
序言
在这疯狂且混乱无序的世界中，想寻找生命意义、想追求更美好的世界、想做点什么的年轻人，究竟该从何处着手？
目标
马基维利的《君主论》是写给有权有势者，教他们如何掌握权力。《叛道》则是写给一无所有者，教他们如何夺取权力。
手段与目的
「目的可以合理化手段吗？」根本是个假问题！目的与手段的道德家或不行动者，最后总是以他们的「有目的、没手段」告终。你只能做你所能做的，然后为它穿上道德外衣。
论语词
假如我们努力发明消毒过的同义词，避免使用「政治」、「权力」、「自利」、「妥协」、「自我」、「冲突」等词汇，我们将失去意识，逐渐驶离满是冲突、肮脏且由权力铺就的真实人生公路。
组织者的教育
组织者应具备的特质为︰好奇心、不敬、想像力、幽默感、对于较佳世界的一点模煳想望、组织有序的人格、完美融合的政治精神分裂者、自我、自由且开放的思维，以及政治相对性。
沟通
如果你无法和你的群众沟通，你知道些什么事情根本就不重要。在那种情况下，你甚至连个失败者都不算。你只不过是根本就不在场。
起头
组织者要取得当地人的信任与授权，然后鼓动他人、引介想法、孕育希望和改变的愿望，最重要的任务是︰让人们觉得他们可以做点什么。
战术
组织者在战斗中须随身带着的是原则。对于这些原则，他要运用自己的想像力，并在战术上将它们与特定情境相结合。
代理权战术的起源
在纽约州的罗彻斯特，阿林斯基和黑人贫民区组织「战斗团」（FIGHT）发展出的代理权战术，成功逼迫伊士曼柯达公司坐上谈判桌。代理权战术成为让中产阶级组织参与战斗的最佳手段！
前路
光是组织穷人是没有用的，让中产阶级成为盟友是唯一的道路。今日的基进分子必须回过头去，组织那些比穷人更强烈地感到挫败与迷失的中产阶级，绝不能使他们受绝望驱使而走向独裁体制并让自由消亡，行动的时刻就是现在！
图书序言
推荐序
为什么民主了，我们还是不幸福？ 林晖钧（小提琴手、翻译工作者）
民主曾经是台湾社会努力追求的「普世价值」。经历过戒严时期的人都知道，我们的前辈先人，是如何牺牲个人的幸福与自由、甚至是生命，前仆后继、不断冲撞体制，才终于换来今日台湾社会的民主与自由。今天，我们可以说，台湾是一个货真价实的民主社会。大大小小各种地方首长、各级议会的议员，甚至连总统，都是透过普通选举由人民选出来的。我们也享有很大的言论自由，可以批评政府及政策，不需要冒着生命的危险。前辈先人所追求的理想，似乎是达到了。
然而，对大多数人来说，我们过得并不好。我们选出来的官员、议员，不但忽视我们的意见与权益，还反过来擅自支配我们的命运。大企业在政府的护航下，大规模地污染土地、空气、水，残害我们的生命。公权力帮助建商掠夺我们的土地，抢走我们安身立命的家。物价高腾，贫富差距越来越大，财富集中在少数人的手中。而我们对于这些现象，对于那些有钱的企业主、有权的政客，一点办法都没有。为什么会这样？
会有这样的疑问的人，恐怕都和我一样，曾经对于民主有所误解，以为一旦实施了民主制度，我们的声音就会被听见，我们的基本人权自然会受到保护，公平与正义自动会获得伸张。但事实上，民主制度并没有这样的能耐。民主是一个空架子，并没有实质的内容；它顶多是提供我们一个相对安全的抗争环境（有时候连这一点也做不到），让我们不会因为表达自己的意见、主张自己的权利，就遭到殴打、逮捕、监禁或处决。除此之外，我们的任何权益，仍然必须透过抗争，而且是有组织的抗争，才有可能获得。我们甚至可以说，有组织的抗争，必须是民主社会的一部分。
这是作者阿林斯基的世界观，也是《叛道》这本书所预设的前提。由此我们可以看出阿林斯基的两个态度：第一，在强者与弱者利益相冲突的时候，他选择站在弱者这一方；第二，虽然阿林斯基大量地使用「革命」、「战斗」、「基进分子」等等强度很高的字汇，但事实上他所提倡的，是一种体制内的改革（纵使他屡屡提到「改变体制」这个字眼）。换句话说，不管抗争的手段如何剧烈，抗争的目的只在于争取权益、改革不公不义，而不在于取得政权。如果我们能够认清这一点，以及它必然会带来的限制，那么这本书对我们来说，就有无比的价值。
近年来，台湾的社会运动跳脱了政治运动的窠臼，开始涉入各式各样的议题，抗争不但开始为一般社会大众所接受，也逐渐成为社会生活的常态。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深入地方、社区、弱势团体「蹲点」，也就是进行组织者的工作，这和阿林斯基的做法不谋而合。《叛道》就是为这样的青年所撰写的，其中充满了一位前辈从实践得来的智慧，以及对后继工作者无限的疼惜。相信此书中文版的出版，必定可以带给台湾的年轻组织工作者许多启发，让他们少走很多冤枉路。只要社会还存着不公平、不正义，《叛道》一书就永远有存在的意义。
中文版序
让我们一起重新思考，社会运动如何可能？
张胜涵（「运动现场」书系主编）
刘华真（《叛道》校订者）
阿林斯基在他去世的前一年（一九七一年），出版了《叛道》这本书，这是他一生从事工会运动、组织都市贫民、教育社区组织者的集大成之作。阿林斯基将本书与马基维利的《君主论》相提并论，虽然两本书都是直面权力的着作，但前者是教导统治者如何掌握权力、操弄臣下，而阿林斯基的写作是为了让没有权力的人团结起来夺取权力。阿林斯基写作的对象是在美国六○年代涌现的许多青年运动者，他希望引导这些躁动不安的心灵，不要迷惑于绚丽的修辞或看似经典的教条，而能踏实地走上组织群众争取权力的正途。除了出版《叛道》之外，阿林斯基也与运动伙伴创立了组织者的训练机构，培训了一代又一代的组织者，散布于美国与加拿大各地的社区组织，一九七○年代之后许多着名的组织者（Cesar Chavez、Stokely Carmichael、Heather Booth等等），几乎都受到阿林斯基与其训练机构的影响。
正式授权的《叛道》中文版在二○一六年一月台湾大选前夕出版，或许显得有些不合时宜。
在民众一面倒期待劣迹斑斑的执政党下台、再次政党轮替的同时，本书却唿吁，在选举之外，人们拥有其他方式来行使权力。这种权力，不是在投票日委託政治人物然后坐等改变成真，这种权力来自于人们日复一日积极投入，在自我组织的过程中摆脱自己的无力感，以市井小民、无权无势者的联合行动，来解决日常生活中的大小问题，乃至于落实进步的价值。
过去十年来台湾社会运动常见青年站上前线，特别是在乐生保留运动开创青年参与的新局面之后，又遇上执政的国民党全面掌控行政与立法部门、作为反对党的民进党无能也无力制衡的局势，在发展主义挂帅的强势执政下，社会反抗的力道逐年加剧，出现了许多关心各种议题的「XX青年联盟」，大学校园内过去低迷的异议性社团重振、新的异议性社团不断新创，一波波的街头抗争动员出越来越大规模的群众参与，二○一四年占领立法院期间达致所谓的五十万人高峰。然而台湾的社运组织发展有限，所谓的社运圈没有能力也未必有方法和意愿，吸纳如此庞大的新生参与者，使得社会反抗的庞大能量只能暂时为社会运动所用，终究会大幅流向选举政治。在二○一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的九合一选举中，国民党大败，拿下十三县市的民进党在气势上俨然提前执政，当下的历史主旋律似乎只剩下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蔡英文如何成为台湾第一位女总统，这是反对国民党政权，却又缺乏民进党以外的替代选项的自然结果，但这确实是台湾社会运动持续发展的重大困境。
本书于此时出版，或许可以视为某种回到原点的尝试。这本书希望邀请所有仍然对社会运动有所关怀的朋友，不管是希望或失望、相信或怀疑、期待或不安，都能够借由阅读本书一起来重新思考，社会运动如何可能？
阿林斯基在本书中逐步推演如何连结信念目标与战术行动，在变动不断的情势之中，设法提出可供参考的行动准则，各章节的名称如「目标」、「手段与目的」、「论语词」、「组织者的教育」、「沟通」、「战术」，无一不是社会运动中组织运作与战术设计的重大问题。
阿林斯基的《叛道》是刺激思考、引发争辩的起点，他本人也不认为本书应被视为放诸四海皆准的行动宝典，他甚至会欢迎读者挑战、批评他所提出的任何想法。例如关于社运组织的形式，阿林斯基认为多元议题组织比单一议题组织更优越，他的理由是，关注多重议题有助于增加成员数量，不同背景的成员为组织带进不同的观点、经历与资源，另方面多重议题、多重战线可以让组织持续行动，维持活力。但我们也可以想像另一种情况，当社会形势往复难测，社运组织更好的生存策略是否可能是固守自身利基，锁定核心议题与核心群众，牢牢抓住对方的心，让组织成为群众生活的一部分，下一步才是寻求扩张节点、尝试结盟不同议题组织。
阿林斯基的阶级分析或许显得天真，但并非完全没有道理。他以有权有势者、私产微薄者、一无所有者对应到上层阶级、中产阶级、底层阶级，并且认为既然社会主体是由中产阶级构成，也有最多人认同自己是中产阶级，那么就该以中产阶级为主要组织对象。在组织过许多不同族裔的底层人民之后，阿林斯基主张美国的贫民必须与中产阶级结盟，因为如果不努力组织中产阶级，他们将会向右转，成为妨碍改变的力量。这样的结盟策略，究竟是否有效？是否适用于台湾？值得我们深思。
此外，阿林斯基对于共产主义的提防、对于美国自由民主社会价值的拥护，都可能招致不够基进的批评。事实上在本书刚出版不久，阿林斯基即遭批评是「表面基进实则保守」（Conservative wine in radical bottles），论者认为阿林斯基只是长于使用具有煽惑力的基进修辞，而他实际的组织方法从未思考如何从根本改造整个美国社会，对于另类世界观的讨论付之阙如，仅仅着重实质议题而鄙弃意识型态，使得他终究只是现状的拥护者，而他所提倡的基于邻里关系的社区组织，固然致力改善日常生活的实质问题，但并不代表这样就能带来彻底的社会变革，社区组织的强健，也有可能会走向保守化的道路（Charles F. Levine 1973）。
上述批评并非没有道理，但是在这个诸神崩塌的时代，阿林斯基不紧抱着「基进意识型态」又何尝不是优点？如同阿林斯基所强调的，维持弹性并保持开放，确实是组织者能够因势利导、协助人们发展组织夺取权力的重要心态。对于这样一本尝试普及组织者教育的手册，免于特定意识型态甚或教条主义的束缚，固然可能在整体社会性质的分析上有所缺憾（例如阿林斯基简陋的阶级分析），但是聚焦于讨论组织者心态、角色以及组织的战略战术，可能更适合关怀不同议题、来自不同背景、怀抱不同路线纲领的各色读者。毕竟所有试图有所改变的人都需要权力、组织和行动。
最后，或许有人认为，以纸上谈兵的教战手册来讨论社会运动终究是不切实际。这样的批评可能是有效的：如果不釐清意识型态的差异、缺乏扎实的社会性质分析，就没有办法提出有效的社会改造计画，因而反抗也只会是零星散乱的行动，由此观之，组织运作和战术设计终究是次要的执行问题。然而无可否认的现实是，如果人们对于自己的日常生活全无掌握，遇到困难只能求助于政治代理人，那么夺权与革命这样宏大的字眼，真的有意义吗？
阿林斯基说，作为一个组织者，他从世界真实所在之处着手。《叛道》作为「运动现场」书系的第四本书，就如同之前的三位兄弟姊妹一般，不耽溺于理论与空想，而是针对现实的经验探究。《叛道》引介的是台湾之外的其他「运动现场」，他山之石，可以攻错，希望本书能为社会运动与组织者的跨国交流，打开一扇小小的窗户。
序言
当前的革命力量有两个目标︰道德以及物质的。年轻的倡议者有时让人想起具有理想性的早期基督徒，但他们同时也主张暴力，高喊「烧毁体制！」他们对体制不抱幻想，但对于改变这个世界的方法却充满幻觉。我就是为了这一点才写下这本书。我急切地写下这些话语，之所以如此急切，有一部分是因为我和我们那一代的基进分子用生命所付出的努力，其意义将取决于年轻革命倡议者当下以及未来的行动。
这些年轻人是今日的革命先锋，他们几乎得从头开始。我们这一代的基进分子少有人能逃过一九五○年代初期的麦卡钖浩劫，而在那些倖存者中，其见识与洞察力能够超越正统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者，更是寥寥无几。本该将经验与识见的火炬传给新一代的我辈基进伙伴根本不在那里。年轻人环顾周遭所见，用他们的话来说，全都是「物质至上、颓废、布尔乔亚的价值观，毫无价值且强横。」那么，年轻人全然排斥我辈又有什么好惊讶的呢？
今天的这一代迫切地试图在他们的生命和这个世界中寻找意义。他们大部分都是中产阶级的后代。这些年轻人抛弃他们的物质背景、对于高薪工作的追寻、郊区的房产、汽车、乡村俱乐部的会员资格、头等舱的旅行、地位、安全感，以及他们的父母视为成就的一切事物。他们曾经拥有这些东西。他们看着父母被这些东西带往镇定剂、酒精、长期忍耐的婚姻或离婚、高血压、溃疡、挫折感，以及对于「美好生活」的幻灭。他们目睹我们的政治领袖那几乎让人难以置信的愚蠢行为——在过去，政治领袖从市长、州长到总统都备受尊崇、甚至景仰；而今日大家却鄙视这些人。这种否定态度如今扩及所有制度，从警察机关、法庭到「体制」本身。我们活在大众媒体的世界中，媒体每天都在揭露这个社会固有的虚伪、各种矛盾，以及我们的社会与政治生活几近所有层面的明显失败。年轻人看见他们「行动主义的」（activist）参与式民主变成截然相反的东西︰虚无的轰炸与谋杀。过去的政治万灵丹如俄国与中国革命，如今是换汤不换药。对自由的追寻似乎不见任何道路与方向。年轻人被大量的资讯与事实淹没，这些讯息的压倒性威力，使得世界彷彿成为彻底的疯人院，这个疯人院让年轻人在狂乱中晕头转向，寻找人类有史以来就持续寻求的目标︰一种拥有某些意义的生活方式。一种生活方式意味着某种程度的秩序，在此秩序中，事物彼此有某种关系，并且可以被拼凑成一套系统，这套系统至少能够提供一些关于「生命是什么」的线索。人们总是渴望指引，并透过创立宗教、发明政治哲学、创造科学体系（像牛顿的体系），或是构思各种意识型态来寻找方向。这就是常见的陈腔滥调「让生活井然有序」（get it all together）背后的动力，尽管人们明白所有价值与要素都是相对的、流动的、不断变化的，而「让生活井然有序」也只能够是相对的。这些元素都会一起转变和移动，如同一个转动的万花筒会出现的图案变化。
在过去，不论是物理上还是知识上所指称的「世界」，都比现在更小、更简单、更有秩序得多。这增强了可信度。而在今日，所有事情都太过复杂以至于难以理解。当其他人在排队领取救济金，或腐败的独裁政权以自由为名在越南制造杀戮与死亡时，在月球上行走对人类来说究竟有什么意义？这个时代人们的下半身陷在疯狂的污泥中，双手却追逐着崇高神圣。当权派（establishment）在许多方面都跟某些极左派一样是在自取灭亡，不同的是，当权派的毁坏力比极左派要巨大得多。绝望灰心的结果是病态。死亡的氛围笼罩着这个国家。
今天的新生代面对这一切，他们说︰「我不想要像我的家人和他们的朋友那样渡过我的人生。我想做点什么，去创造、去做我自己、去『做我自己的事』、去活着。老一辈的人无法理解，更糟的是他们根本不想懂。我不想只是输入电脑里的一份资料，或是民意调查中的一个统计数字，只是个持有信用卡的选民。」对年轻人来说，这个世界显得疯狂且四分五裂。
在另一侧的是老一辈的人，他们也同样困惑迷茫。如果他们不像年轻人一样勤于发声或自觉，那可能是因为他们可以逃回过去那个比较简单的世界。他们依然能够紧抓着旧价值观，单纯地希望所有事情都会不知怎么地以某种方式解决，而年轻的一代也会随着时间的流逝逐渐「重回正轨」。由于老一辈的人无法掌握世界现在的样貌，他们回避与年轻一代的任何交锋，总是躲到一句令人愤怒的陈腔滥调背后︰「你们老了就知道。」若年轻人回答「如果你年轻一点你就会知道，不过你永远不可能变年轻，所以你当然永远都不会懂」，真不知道他们会作何反应。有些老一辈的人声称他们想要理解年轻人，他们说：我跟我小孩或他们的朋友谈话时，我会对他们说︰「听着，我相信你们要告诉我的事很重要，我也尊重这些事。你们叫我老古板，然后说『我跟不上时代』、『我搞不清楚状况』、『我搞不懂事件发生的情境』，诸如此类所有你们会用的句子。这个嘛，我会同意你们的看法。但能否请你们告诉我，你们想要什么？你们说『我想要做我自己的事』又是什么意思？你们自己的事到底是什么？你们说想要一个更好的世界，那是怎样的世界？不要跟我说什么充满和平与爱的世界之类的，因为人类就是人类，等你们老了就会知道——抱歉，我不是故意要说『等你们老了』这种话。我真的尊重你们想说的话。你们何不现在回答我呢？你们知道你们想要的是什么吗？你们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为什么我们不能达成共识呢？」
这就是我们所谓的代沟。
这一代所追求的是每个世代的人都想要的：一种意义、一种关于世界和生命是什么的感知——一个奋力争取某种秩序的机会。
假如现在由年轻人来撰写我们的《独立宣言》，他们会由此开始︰「在种种不人道事件之中……」而他们的详情诉状所列出的内容，大概会从越南〔战争〕、我们的黑人、墨西哥裔、波多黎各裔社区，以及移民劳工、阿帕拉契地区，一直到世界上的仇恨、无知、疾病与饥荒。这样的详情诉状强调人事的荒谬、绝望与空虚，以及由于不知道我们的生命是否有任何意义所带来的可怕孤独感。
当他们谈到价值观，他们是在寻求一个理由。他们正在寻找答案，或至少曾经一度这么做，以回答人类的终极问题︰「我为何在此？」
年轻人以各种不同的方式来回应他们身处的这个混乱无序的世界。有些人惊慌失措四处逃亡，他们说反正体制迟早都会因为自身的腐烂败坏而崩溃，以此来合理化自己的行为，他们逃避责任、去当嬉皮（hippie）或伊皮（yippie）、嗑药、尝试创立公社，做任何事来逃离这个世界。有些人则选择无谓且必定失败的对抗，这样一来他们就可以增强自我合理化，并且说「这个嘛，我们试过且尽一份力了」，然后也开始逃避推託。另外有些人厌倦了罪恶感，不知道该往哪里去、该做什么，最后就发疯了。气象人和他们的同类就是这种人，他们採取了最彻底的逃避行为︰自我毁灭。对于这些人，除了怜悯，我无话可说。至于那些遗弃死去的战友，飞往阿尔及利亚或其他地点的人，我鄙视他们。
我在这本书里要说的并非不请自来的傲慢建议，而是在美国数百个校园中通宵达旦的会议里，许多年轻人曾经询问过我的那些经验与忠告。这本书是写给那些致力于战斗、献身予生命的年轻基进分子。
记住，我们谈的是革命，不是天启。你射得太高或太低都会错失目标。首先，如同爱和快乐没有规则，革命同样也没有规则可循，但是，对于那些想改变世界的基进分子来说，的确有一些可以依循的准则。人类政治中存在一些核心的行动概念，不论何时何地都适用。要对体制发动实际攻击，了解这些规则是基本工作。这些规则区别了务实的与口号式的基进分子。后者满口令人厌倦的过时词汇与口号，他们叫警察「猪」、「白人法西斯种族主义者」、「他妈的混蛋」，这么一来却也让自己陷入某种刻板印象的框架中，其他人一听到就会说︰「噢，他也是那种人」，然后迅速逃之夭夭。
很多我们的年轻运动者都不了解沟通的艺术，这是非常糟糕的。沟通的基本概念是︰我们在听众的经验范围内进行沟通，并且充分尊重对方的价值观。只要对这一点有最基本的掌握，就会排除攻击美国国旗的举动。负责任的组织者明白，是当权派背弃了美国国旗，国旗本身仍然是荣誉的象征，代表了美国的希望与抱负。这个组织者会向听众传达这个讯息。而在另一种层次的沟通中，幽默是不可或缺的，因为许多讯息以严肃的方式提出很可能会被拒绝，但如果透过幽默的方式传达，会更容易被接受。这是伤心又孤独的一个世代。这个世代笑得太少，这也是很悲哀的一件事。
对真正的基进分子而言，做「他自己的事」就是和众人携手为众人做有益社会的事。在一个所有事情都相互关联，导致人们不知道该从何处着手、如何控制与採取行动，因而感到相当无助的世界中，失败就会到来。多年来，有许多人因为觉得社会让人不知所措而退缩，专注于「做他们自己的事」。通常我们把这些人送进精神病院，将他们诊断为精神分裂患者。如果一个真正的基进分子发现留长头发会造成他与旁人的心理隔阂，妨碍他进行沟通和组织，他就会剪掉他的头发。如果我在一个正统犹太社区中进行组织工作，我绝不会在社区里吃火腿三明治，除非我想找个理由开熘，故意让自己被社区排斥。如果我想要组织社区，我的「事」就是与社区居民进行充分可靠的沟通。若缺乏沟通，我实际上就等于什么也没说。纵观历史，沉默不语向来会被视为同意——在此，沉默就等于赞同体制。
作为一个组织者，我从世界真实所在之处着手，而非从我希望世界成为的样子起步。接受世界的原貌这件事，不会在任何意义上削弱我们把它改造成我们相信它应当成为之样貌的渴求——如果我们要将世界改造成我们认为它应该成为的样子，从世界真实所在之处着手是必要的。这意味着在体制中努力。
要在体制内部努力还有另一个原因。杜斯妥也夫斯基曾经说过，踏出新的一步是人们最恐惧的事情。任何剧烈的改变发生之前，必须先让大多数的人民对于改变抱持顺从、肯定、不质疑的态度。人民必须在现行的体制中感到非常沮丧、极度挫败、不知所措、前途无望，如此一来，他们才会愿意放弃过去、改变未来。这样的接受就是种变革（reformation），那对任何革命来说都是不可或缺的。要引发这种变革，必须有组织者在体制内部努力，不只是在中产阶级之中努力，也要在年收入介于五千至一万美元之间的美国家庭中努力——这样的家庭占全美的百分之四十、总人口超过七千万。我们不能将他们贴上蓝领或安全帽阶级的标签就忽略他们。他们不会一直保持相对被动且稍具挑战性的状态。如果我们无法与他们沟通、如果我们不鼓励他们和我们结盟，他们就会向右派靠拢。也许他们无论如何都会这么做，但别让这种事因为我们怠忽职守而发生。
我们的年轻人对于目标明确的行动所不可或缺的准备工作欠缺耐性。因为渴求立即且戏剧性的改变，或者是如同我在其他地方提过的，寻求天启而非革命，而使得有效的组织工作遭受挫败。就如同我们在剧作中所见到的，第一幕介绍角色和情节，第二幕故事情节和角色开始发展，整出剧努力要抓住观众的注意力。最后一幕正邪双方戏剧性地对峙，最后解决争端。今天的这一代想要直接进入第三幕，跳过前两幕。在这种情况下这已经不是一出剧，除了为对抗而对抗外什么都不是——光芒骤发，然后就回归黑暗。要建立强大的组织需要时间，过程单调乏味，但这就是赛局进行的方式——如果你是真的想玩，而不是只想大喊「杀掉裁判」。
除了在体制「内部」努力以外，还有什么替代方案？一大堆「烧毁体制」的修辞垃圾。伊皮大喊「上了！」或「做你自己的事。」除此之外还有什么？炸弹？狙击？当警察被杀害时沉默不语，其他人被杀害就尖叫「杀人的法西斯猪猡」？攻击警察并设圈套给他们跳？公开自杀？当所有的枪都在对方手上时，「枪桿子出政权！」不过就是句荒谬的口号。列宁（Lenin）是位实用主义者；当他结束流亡回到当时的彼得格勒，他说布尔什维克主张透过选票获取权力，但在他们拿到枪之后可能会重新考虑！发表好战言论？滔滔不绝地引用毛泽东、卡斯楚、切．格瓦拉的名言？这些名言对于我们这个高度技术化、电脑化、机械化（cybernetic）、核能化、大众媒体当道的社会的适用程度，就如同一辆摆在甘迺迪机场飞机跑道上的驿马车。
从基进实用主义的角度来看，别忘了在我们的体制中，即使处处充满压迫，我们仍然能够畅所欲言并公开谴责政府、抨击其政策，努力建立反对派的政治基础。没有错，政府的确会不时侵扰，但我们仍然拥有相对自由能够去战斗。我可以抨击政府，试着组织人民来改变政府。这比我在莫斯科、北京或哈瓦那能做的都还要多。请谨记红卫兵对于「文化大革命」所做出的反应，以及中国大学生的命运。只要发生几场我们在这里经历过的爆炸案或法庭枪击等暴力事件，在苏联、中国或古巴就有可能引发彻底整肃以及大规模的处决。我们看事情要全面。
政治的荒诞是我们唯一的起点，所以我们将从体制着手。对于我们这些想要创造革命性改变的人来说，最重要的就是要理解革命之前必须先有变革。假定一场政治革命能够在没有民心变革（a popular reformation）的支持基础下成功，是在缘木求鱼。
人们不喜欢勐然走出熟悉经验的安全范围，他们需要一座桥樑，协助他们从自身的经验跨越到新的道路上。一位革命组织者必须撼动人们现行的生活模式，煽动并创造人们对当前价值观的质疑与不满，即使无法创造出追求改变的热情，至少也要营造出顺从、肯定、不质疑改变的社会氛围。
「在战争开始前，革命先起了作用，」亚当斯（John Adams）写道，「革命存在于人民的心灵与脑袋中……人民在原则、观点、情绪和感情上的基进改变，才是真正的美国革命。」一场未曾先经历变革的革命，最后不是瓦解就是成为极权暴政。
变革意味着我们的多数人民已经对于过去的做法与价值观感到幻灭。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做才能奏效，但他们确实知道现行的体制是自掘坟墓、令人洩气且毫无希望的。他们不会採取行动以求改变，但也不会强力反对採取行动的那些人。此时，革命的时机就成熟了。
那些反对变革的人，不管他们是出于哪些原因，都在无意间成为极右派的盟友。有些极左派在政治圈中走得太过极端，在任何层面都已经和极右派没有两样了。这让我想起有些「人道主义者」在希特勒初露锋芒时，以父母遗弃、童年创伤为由，为他的行为找借口。当有人支持暗杀罗伯．甘迺迪（Robert Kennedy）参议员、塔特谋杀案、马林郡市政大楼绑架及兇杀案以及威斯康辛大学炸弹兇杀案，将这些事件视为「革命行动」时，我们所面对的不过是隐藏在政治面具后的精神失常者。大多数民众则因恐惧而退缩，并且说︰「我们眼前的道路很艰难，我们愿意让改变发生，但我们要的绝对不是这种兇残的疯狂杀戮。不论现在的情势有多糟，都比疯狂杀戮还要好。」于是人民就开始往回走。回头接受即将到来的、以「法律和秩序」为名的大规模镇压。
一九六八年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充斥着芝加哥警察和国民警卫队的瓦斯攻击和暴力行为，许多身处其中的学生问我︰「你仍然相信我们应该试着在体制内努力吗？」
这些学生从新罕布什尔州开始一路跟随着尤金．麦卡钖（Eugene McCarthy）到全国各地。罗伯．甘迺迪在洛杉矶被刺杀时，有些学生就在他身边。许多在芝加哥流下的眼泪并不是因为催泪瓦斯。「阿林斯基先生，我们打过一场又一场的初选，人民都投票反对越战。但你看看大会，他们完全不理投票结果。看看警察和军队，你还要我们在体制内努力吗？」
看见美国军队拿着出鞘的刺刀向美国的男孩和女孩进攻让我感到心痛。但对我来说，给年轻基进分子唯一实际的答案是︰「你有三个选择。第一，找一座哭墙，自怜自艾；第二，变成精神病患，开始丢炸弹——不过这只会让人民转向右派；第三，吸取教训。回家去，组织，建立力量，然后下一次的大会，你们就是代表。」
记住︰一旦你透过某件大家普遍达成共识的事情——例如污染事件——将人们组织起来，一群有组织的人民就动起来了。从那里只要一小步就自然跨向政治污染、五角大厦污染。
只推选你支持的候选人是不够的。你必须持续施加压力。基进分子必须谨记小罗斯福回应一位改革代表的话︰「好，你已经说服我了。现在请继续保持在野身分，持续对我施压！」行动源自保持热度。只要你能让议题烧得够火热，没有任何政治人物能安稳地坐在这种烫手山芋上。
至于越南，我希望能看见我的国家成为人类史上第一次如此公开宣告的先锋︰「我们错了！我们过去的作为极其可怖。我们插手，然后愈陷愈深，每走一步我们都在发明留下来的新理由。我们所付出的一部分代价是四万四千名美国人的生命。我们无论做什么都永远无法补偿中南半岛的人民，抑或是我们自己的人民，但我们会试着努力。我们相信我们的世界已经成熟了，所以放弃幼稚的骄傲与虚荣、承认我们做错了，不再会是软弱或失败的象征。」这样的坦承宣告将会震撼所有国家的外交政策理念，并为新的国际秩序打开一扇大门。这是我们对越南问题提出的替代方案，除此之外，全都是了无新意东拼西凑的权宜之计。如果这真能实现，或许甚至连越战都稍稍值得了。
最后再对我们的体制讲点话。民主的理想源于以下种种理念︰自由、平等、透过自由选举实行多数决、保护少数人的权利，以及在宗教、经济和政治事务上多元效忠的自由，而非只能完全忠于国家。民主的精神是认为每个人都有其重要性及价值，并且相信每个人都可以尽力发挥所有潜能的世界。
巨大的危险总是伴随着绝佳的机会。创造的行动中总是隐含着毁灭的可能性。因此，个体自由最大的敌人就是个体自身。
打从一开始，民主理想的弱点以及民主理想的力量都是人民。人民无法得到真正的自由，除非他们愿意牺牲一些自身利益，来确保他人的自由。民主的代价是得由所有人民持续追求众人共同的利益。距今一百三十五年前，托克维尔就严正警告，除非个别公民愿意定期参与治理自身事务的行动，否则自治的情景就不可能出现。在一个以意志论 为基础的社会中，公民参与是驱动前行的精神与力量。
在这里，我们关心的不是那些宣称他们有民主信仰，却又向往依赖别人所带来的黑暗安全保障的人民，只要依赖别人，他们就能免于做决定的负担。这些人拒绝长大，或没办法长大，他们想要一直当小孩，由别人来照顾。对于那些能够长大的人，我们应该鼓励他们成长；至于其他人，问题出在他们自己身上，而非体制。
我们的人民中，有广大的一群人由于缺乏兴趣或苦无机会，抑或两者皆是，并未扛起永无止境的公民责任，而是接受了任凭他人做决定的生活。在这里，我们极其迫切地关注这群人。失去作为民主体制中公民的「身分认同」，距离失去作为一个人的身分认同，仅仅一步之遥。面对这种挫折，人民的反应是完全不行动。在一个民主国家中，人民与公民身分例行的日常职责完全分离，实在令人心碎。
当一个国家的人民放弃他们的公民身分，或是一座大城市的居民渴望参与公众事务却不得其门而入，这都是非常严重的状况。这种公民将会进一步陷入冷漠、匿名、去人性化的情境中。结果就是公民开始依赖公权力，而公民硬化（civic-sclerosis）的情况于焉到来。
外部的敌人不时会出现在我们的门外；然而内部的敌人永远都在，那就是潜藏且有害的惰性，对我们的人生与未来而言，其所预示的必然毁灭程度高于任何核子弹头。一个人丧失对于自己的信心，也不再相信自己具有主导自身未来的力量，没有比这两者的消亡还要更黑暗、更具毁灭性的悲剧了。
我向今天的这一代致敬。好好把握你们青春最珍贵的部分之一︰欢笑。别失去你们的笑声，你们之中有许多人好像都把笑声给弄丢了，你们需要放声大笑。一同努力，我们也许会发现某些我们在寻找的东西︰欢笑、美、爱，以及创造的契机。
为什么民主了，我们还是不幸福？ 林晖钧（小提琴手、翻译工作者）
民主曾经是台湾社会努力追求的「普世价值」。经历过戒严时期的人都知道，我们的前辈先人，是如何牺牲个人的幸福与自由、甚至是生命，前仆后继、不断冲撞体制，才终于换来今日台湾社会的民主与自由。今天，我们可以说，台湾是一个货真价实的民主社会。大大小小各种地方首长、各级议会的议员，甚至连总统，都是透过普通选举由人民选出来的。我们也享有很大的言论自由，可以批评政府及政策，不需要冒着生命的危险。前辈先人所追求的理想，似乎是达到了。
然而，对大多数人来说，我们过得并不好。我们选出来的官员、议员，不但忽视我们的意见与权益，还反过来擅自支配我们的命运。大企业在政府的护航下，大规模地污染土地、空气、水，残害我们的生命。公权力帮助建商掠夺我们的土地，抢走我们安身立命的家。物价高腾，贫富差距越来越大，财富集中在少数人的手中。而我们对于这些现象，对于那些有钱的企业主、有权的政客，一点办法都没有。为什么会这样？
会有这样的疑问的人，恐怕都和我一样，曾经对于民主有所误解，以为一旦实施了民主制度，我们的声音就会被听见，我们的基本人权自然会受到保护，公平与正义自动会获得伸张。但事实上，民主制度并没有这样的能耐。民主是一个空架子，并没有实质的内容；它顶多是提供我们一个相对安全的抗争环境（有时候连这一点也做不到），让我们不会因为表达自己的意见、主张自己的权利，就遭到殴打、逮捕、监禁或处决。除此之外，我们的任何权益，仍然必须透过抗争，而且是有组织的抗争，才有可能获得。我们甚至可以说，有组织的抗争，必须是民主社会的一部分。
这是作者阿林斯基的世界观，也是《叛道》这本书所预设的前提。由此我们可以看出阿林斯基的两个态度：第一，在强者与弱者利益相冲突的时候，他选择站在弱者这一方；第二，虽然阿林斯基大量地使用「革命」、「战斗」、「基进分子」等等强度很高的字汇，但事实上他所提倡的，是一种体制内的改革（纵使他屡屡提到「改变体制」这个字眼）。换句话说，不管抗争的手段如何剧烈，抗争的目的只在于争取权益、改革不公不义，而不在于取得政权。如果我们能够认清这一点，以及它必然会带来的限制，那么这本书对我们来说，就有无比的价值。
近年来，台湾的社会运动跳脱了政治运动的窠臼，开始涉入各式各样的议题，抗争不但开始为一般社会大众所接受，也逐渐成为社会生活的常态。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深入地方、社区、弱势团体「蹲点」，也就是进行组织者的工作，这和阿林斯基的做法不谋而合。《叛道》就是为这样的青年所撰写的，其中充满了一位前辈从实践得来的智慧，以及对后继工作者无限的疼惜。相信此书中文版的出版，必定可以带给台湾的年轻组织工作者许多启发，让他们少走很多冤枉路。只要社会还存着不公平、不正义，《叛道》一书就永远有存在的意义。
中文版序
让我们一起重新思考，社会运动如何可能？
张胜涵（「运动现场」书系主编）
刘华真（《叛道》校订者）
阿林斯基在他去世的前一年（一九七一年），出版了《叛道》这本书，这是他一生从事工会运动、组织都市贫民、教育社区组织者的集大成之作。阿林斯基将本书与马基维利的《君主论》相提并论，虽然两本书都是直面权力的着作，但前者是教导统治者如何掌握权力、操弄臣下，而阿林斯基的写作是为了让没有权力的人团结起来夺取权力。阿林斯基写作的对象是在美国六○年代涌现的许多青年运动者，他希望引导这些躁动不安的心灵，不要迷惑于绚丽的修辞或看似经典的教条，而能踏实地走上组织群众争取权力的正途。除了出版《叛道》之外，阿林斯基也与运动伙伴创立了组织者的训练机构，培训了一代又一代的组织者，散布于美国与加拿大各地的社区组织，一九七○年代之后许多着名的组织者（Cesar Chavez、Stokely Carmichael、Heather Booth等等），几乎都受到阿林斯基与其训练机构的影响。
正式授权的《叛道》中文版在二○一六年一月台湾大选前夕出版，或许显得有些不合时宜。
在民众一面倒期待劣迹斑斑的执政党下台、再次政党轮替的同时，本书却唿吁，在选举之外，人们拥有其他方式来行使权力。这种权力，不是在投票日委託政治人物然后坐等改变成真，这种权力来自于人们日复一日积极投入，在自我组织的过程中摆脱自己的无力感，以市井小民、无权无势者的联合行动，来解决日常生活中的大小问题，乃至于落实进步的价值。
过去十年来台湾社会运动常见青年站上前线，特别是在乐生保留运动开创青年参与的新局面之后，又遇上执政的国民党全面掌控行政与立法部门、作为反对党的民进党无能也无力制衡的局势，在发展主义挂帅的强势执政下，社会反抗的力道逐年加剧，出现了许多关心各种议题的「XX青年联盟」，大学校园内过去低迷的异议性社团重振、新的异议性社团不断新创，一波波的街头抗争动员出越来越大规模的群众参与，二○一四年占领立法院期间达致所谓的五十万人高峰。然而台湾的社运组织发展有限，所谓的社运圈没有能力也未必有方法和意愿，吸纳如此庞大的新生参与者，使得社会反抗的庞大能量只能暂时为社会运动所用，终究会大幅流向选举政治。在二○一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的九合一选举中，国民党大败，拿下十三县市的民进党在气势上俨然提前执政，当下的历史主旋律似乎只剩下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蔡英文如何成为台湾第一位女总统，这是反对国民党政权，却又缺乏民进党以外的替代选项的自然结果，但这确实是台湾社会运动持续发展的重大困境。
本书于此时出版，或许可以视为某种回到原点的尝试。这本书希望邀请所有仍然对社会运动有所关怀的朋友，不管是希望或失望、相信或怀疑、期待或不安，都能够借由阅读本书一起来重新思考，社会运动如何可能？
阿林斯基在本书中逐步推演如何连结信念目标与战术行动，在变动不断的情势之中，设法提出可供参考的行动准则，各章节的名称如「目标」、「手段与目的」、「论语词」、「组织者的教育」、「沟通」、「战术」，无一不是社会运动中组织运作与战术设计的重大问题。
阿林斯基的《叛道》是刺激思考、引发争辩的起点，他本人也不认为本书应被视为放诸四海皆准的行动宝典，他甚至会欢迎读者挑战、批评他所提出的任何想法。例如关于社运组织的形式，阿林斯基认为多元议题组织比单一议题组织更优越，他的理由是，关注多重议题有助于增加成员数量，不同背景的成员为组织带进不同的观点、经历与资源，另方面多重议题、多重战线可以让组织持续行动，维持活力。但我们也可以想像另一种情况，当社会形势往复难测，社运组织更好的生存策略是否可能是固守自身利基，锁定核心议题与核心群众，牢牢抓住对方的心，让组织成为群众生活的一部分，下一步才是寻求扩张节点、尝试结盟不同议题组织。
阿林斯基的阶级分析或许显得天真，但并非完全没有道理。他以有权有势者、私产微薄者、一无所有者对应到上层阶级、中产阶级、底层阶级，并且认为既然社会主体是由中产阶级构成，也有最多人认同自己是中产阶级，那么就该以中产阶级为主要组织对象。在组织过许多不同族裔的底层人民之后，阿林斯基主张美国的贫民必须与中产阶级结盟，因为如果不努力组织中产阶级，他们将会向右转，成为妨碍改变的力量。这样的结盟策略，究竟是否有效？是否适用于台湾？值得我们深思。
此外，阿林斯基对于共产主义的提防、对于美国自由民主社会价值的拥护，都可能招致不够基进的批评。事实上在本书刚出版不久，阿林斯基即遭批评是「表面基进实则保守」（Conservative wine in radical bottles），论者认为阿林斯基只是长于使用具有煽惑力的基进修辞，而他实际的组织方法从未思考如何从根本改造整个美国社会，对于另类世界观的讨论付之阙如，仅仅着重实质议题而鄙弃意识型态，使得他终究只是现状的拥护者，而他所提倡的基于邻里关系的社区组织，固然致力改善日常生活的实质问题，但并不代表这样就能带来彻底的社会变革，社区组织的强健，也有可能会走向保守化的道路（Charles F. Levine 1973）。
上述批评并非没有道理，但是在这个诸神崩塌的时代，阿林斯基不紧抱着「基进意识型态」又何尝不是优点？如同阿林斯基所强调的，维持弹性并保持开放，确实是组织者能够因势利导、协助人们发展组织夺取权力的重要心态。对于这样一本尝试普及组织者教育的手册，免于特定意识型态甚或教条主义的束缚，固然可能在整体社会性质的分析上有所缺憾（例如阿林斯基简陋的阶级分析），但是聚焦于讨论组织者心态、角色以及组织的战略战术，可能更适合关怀不同议题、来自不同背景、怀抱不同路线纲领的各色读者。毕竟所有试图有所改变的人都需要权力、组织和行动。
最后，或许有人认为，以纸上谈兵的教战手册来讨论社会运动终究是不切实际。这样的批评可能是有效的：如果不釐清意识型态的差异、缺乏扎实的社会性质分析，就没有办法提出有效的社会改造计画，因而反抗也只会是零星散乱的行动，由此观之，组织运作和战术设计终究是次要的执行问题。然而无可否认的现实是，如果人们对于自己的日常生活全无掌握，遇到困难只能求助于政治代理人，那么夺权与革命这样宏大的字眼，真的有意义吗？
阿林斯基说，作为一个组织者，他从世界真实所在之处着手。《叛道》作为「运动现场」书系的第四本书，就如同之前的三位兄弟姊妹一般，不耽溺于理论与空想，而是针对现实的经验探究。《叛道》引介的是台湾之外的其他「运动现场」，他山之石，可以攻错，希望本书能为社会运动与组织者的跨国交流，打开一扇小小的窗户。
序言
当前的革命力量有两个目标︰道德以及物质的。年轻的倡议者有时让人想起具有理想性的早期基督徒，但他们同时也主张暴力，高喊「烧毁体制！」他们对体制不抱幻想，但对于改变这个世界的方法却充满幻觉。我就是为了这一点才写下这本书。我急切地写下这些话语，之所以如此急切，有一部分是因为我和我们那一代的基进分子用生命所付出的努力，其意义将取决于年轻革命倡议者当下以及未来的行动。
这些年轻人是今日的革命先锋，他们几乎得从头开始。我们这一代的基进分子少有人能逃过一九五○年代初期的麦卡钖浩劫，而在那些倖存者中，其见识与洞察力能够超越正统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者，更是寥寥无几。本该将经验与识见的火炬传给新一代的我辈基进伙伴根本不在那里。年轻人环顾周遭所见，用他们的话来说，全都是「物质至上、颓废、布尔乔亚的价值观，毫无价值且强横。」那么，年轻人全然排斥我辈又有什么好惊讶的呢？
今天的这一代迫切地试图在他们的生命和这个世界中寻找意义。他们大部分都是中产阶级的后代。这些年轻人抛弃他们的物质背景、对于高薪工作的追寻、郊区的房产、汽车、乡村俱乐部的会员资格、头等舱的旅行、地位、安全感，以及他们的父母视为成就的一切事物。他们曾经拥有这些东西。他们看着父母被这些东西带往镇定剂、酒精、长期忍耐的婚姻或离婚、高血压、溃疡、挫折感，以及对于「美好生活」的幻灭。他们目睹我们的政治领袖那几乎让人难以置信的愚蠢行为——在过去，政治领袖从市长、州长到总统都备受尊崇、甚至景仰；而今日大家却鄙视这些人。这种否定态度如今扩及所有制度，从警察机关、法庭到「体制」本身。我们活在大众媒体的世界中，媒体每天都在揭露这个社会固有的虚伪、各种矛盾，以及我们的社会与政治生活几近所有层面的明显失败。年轻人看见他们「行动主义的」（activist）参与式民主变成截然相反的东西︰虚无的轰炸与谋杀。过去的政治万灵丹如俄国与中国革命，如今是换汤不换药。对自由的追寻似乎不见任何道路与方向。年轻人被大量的资讯与事实淹没，这些讯息的压倒性威力，使得世界彷彿成为彻底的疯人院，这个疯人院让年轻人在狂乱中晕头转向，寻找人类有史以来就持续寻求的目标︰一种拥有某些意义的生活方式。一种生活方式意味着某种程度的秩序，在此秩序中，事物彼此有某种关系，并且可以被拼凑成一套系统，这套系统至少能够提供一些关于「生命是什么」的线索。人们总是渴望指引，并透过创立宗教、发明政治哲学、创造科学体系（像牛顿的体系），或是构思各种意识型态来寻找方向。这就是常见的陈腔滥调「让生活井然有序」（get it all together）背后的动力，尽管人们明白所有价值与要素都是相对的、流动的、不断变化的，而「让生活井然有序」也只能够是相对的。这些元素都会一起转变和移动，如同一个转动的万花筒会出现的图案变化。
在过去，不论是物理上还是知识上所指称的「世界」，都比现在更小、更简单、更有秩序得多。这增强了可信度。而在今日，所有事情都太过复杂以至于难以理解。当其他人在排队领取救济金，或腐败的独裁政权以自由为名在越南制造杀戮与死亡时，在月球上行走对人类来说究竟有什么意义？这个时代人们的下半身陷在疯狂的污泥中，双手却追逐着崇高神圣。当权派（establishment）在许多方面都跟某些极左派一样是在自取灭亡，不同的是，当权派的毁坏力比极左派要巨大得多。绝望灰心的结果是病态。死亡的氛围笼罩着这个国家。
今天的新生代面对这一切，他们说︰「我不想要像我的家人和他们的朋友那样渡过我的人生。我想做点什么，去创造、去做我自己、去『做我自己的事』、去活着。老一辈的人无法理解，更糟的是他们根本不想懂。我不想只是输入电脑里的一份资料，或是民意调查中的一个统计数字，只是个持有信用卡的选民。」对年轻人来说，这个世界显得疯狂且四分五裂。
在另一侧的是老一辈的人，他们也同样困惑迷茫。如果他们不像年轻人一样勤于发声或自觉，那可能是因为他们可以逃回过去那个比较简单的世界。他们依然能够紧抓着旧价值观，单纯地希望所有事情都会不知怎么地以某种方式解决，而年轻的一代也会随着时间的流逝逐渐「重回正轨」。由于老一辈的人无法掌握世界现在的样貌，他们回避与年轻一代的任何交锋，总是躲到一句令人愤怒的陈腔滥调背后︰「你们老了就知道。」若年轻人回答「如果你年轻一点你就会知道，不过你永远不可能变年轻，所以你当然永远都不会懂」，真不知道他们会作何反应。有些老一辈的人声称他们想要理解年轻人，他们说：我跟我小孩或他们的朋友谈话时，我会对他们说︰「听着，我相信你们要告诉我的事很重要，我也尊重这些事。你们叫我老古板，然后说『我跟不上时代』、『我搞不清楚状况』、『我搞不懂事件发生的情境』，诸如此类所有你们会用的句子。这个嘛，我会同意你们的看法。但能否请你们告诉我，你们想要什么？你们说『我想要做我自己的事』又是什么意思？你们自己的事到底是什么？你们说想要一个更好的世界，那是怎样的世界？不要跟我说什么充满和平与爱的世界之类的，因为人类就是人类，等你们老了就会知道——抱歉，我不是故意要说『等你们老了』这种话。我真的尊重你们想说的话。你们何不现在回答我呢？你们知道你们想要的是什么吗？你们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为什么我们不能达成共识呢？」
这就是我们所谓的代沟。
这一代所追求的是每个世代的人都想要的：一种意义、一种关于世界和生命是什么的感知——一个奋力争取某种秩序的机会。
假如现在由年轻人来撰写我们的《独立宣言》，他们会由此开始︰「在种种不人道事件之中……」而他们的详情诉状所列出的内容，大概会从越南〔战争〕、我们的黑人、墨西哥裔、波多黎各裔社区，以及移民劳工、阿帕拉契地区，一直到世界上的仇恨、无知、疾病与饥荒。这样的详情诉状强调人事的荒谬、绝望与空虚，以及由于不知道我们的生命是否有任何意义所带来的可怕孤独感。
当他们谈到价值观，他们是在寻求一个理由。他们正在寻找答案，或至少曾经一度这么做，以回答人类的终极问题︰「我为何在此？」
年轻人以各种不同的方式来回应他们身处的这个混乱无序的世界。有些人惊慌失措四处逃亡，他们说反正体制迟早都会因为自身的腐烂败坏而崩溃，以此来合理化自己的行为，他们逃避责任、去当嬉皮（hippie）或伊皮（yippie）、嗑药、尝试创立公社，做任何事来逃离这个世界。有些人则选择无谓且必定失败的对抗，这样一来他们就可以增强自我合理化，并且说「这个嘛，我们试过且尽一份力了」，然后也开始逃避推託。另外有些人厌倦了罪恶感，不知道该往哪里去、该做什么，最后就发疯了。气象人和他们的同类就是这种人，他们採取了最彻底的逃避行为︰自我毁灭。对于这些人，除了怜悯，我无话可说。至于那些遗弃死去的战友，飞往阿尔及利亚或其他地点的人，我鄙视他们。
我在这本书里要说的并非不请自来的傲慢建议，而是在美国数百个校园中通宵达旦的会议里，许多年轻人曾经询问过我的那些经验与忠告。这本书是写给那些致力于战斗、献身予生命的年轻基进分子。
记住，我们谈的是革命，不是天启。你射得太高或太低都会错失目标。首先，如同爱和快乐没有规则，革命同样也没有规则可循，但是，对于那些想改变世界的基进分子来说，的确有一些可以依循的准则。人类政治中存在一些核心的行动概念，不论何时何地都适用。要对体制发动实际攻击，了解这些规则是基本工作。这些规则区别了务实的与口号式的基进分子。后者满口令人厌倦的过时词汇与口号，他们叫警察「猪」、「白人法西斯种族主义者」、「他妈的混蛋」，这么一来却也让自己陷入某种刻板印象的框架中，其他人一听到就会说︰「噢，他也是那种人」，然后迅速逃之夭夭。
很多我们的年轻运动者都不了解沟通的艺术，这是非常糟糕的。沟通的基本概念是︰我们在听众的经验范围内进行沟通，并且充分尊重对方的价值观。只要对这一点有最基本的掌握，就会排除攻击美国国旗的举动。负责任的组织者明白，是当权派背弃了美国国旗，国旗本身仍然是荣誉的象征，代表了美国的希望与抱负。这个组织者会向听众传达这个讯息。而在另一种层次的沟通中，幽默是不可或缺的，因为许多讯息以严肃的方式提出很可能会被拒绝，但如果透过幽默的方式传达，会更容易被接受。这是伤心又孤独的一个世代。这个世代笑得太少，这也是很悲哀的一件事。
对真正的基进分子而言，做「他自己的事」就是和众人携手为众人做有益社会的事。在一个所有事情都相互关联，导致人们不知道该从何处着手、如何控制与採取行动，因而感到相当无助的世界中，失败就会到来。多年来，有许多人因为觉得社会让人不知所措而退缩，专注于「做他们自己的事」。通常我们把这些人送进精神病院，将他们诊断为精神分裂患者。如果一个真正的基进分子发现留长头发会造成他与旁人的心理隔阂，妨碍他进行沟通和组织，他就会剪掉他的头发。如果我在一个正统犹太社区中进行组织工作，我绝不会在社区里吃火腿三明治，除非我想找个理由开熘，故意让自己被社区排斥。如果我想要组织社区，我的「事」就是与社区居民进行充分可靠的沟通。若缺乏沟通，我实际上就等于什么也没说。纵观历史，沉默不语向来会被视为同意——在此，沉默就等于赞同体制。
作为一个组织者，我从世界真实所在之处着手，而非从我希望世界成为的样子起步。接受世界的原貌这件事，不会在任何意义上削弱我们把它改造成我们相信它应当成为之样貌的渴求——如果我们要将世界改造成我们认为它应该成为的样子，从世界真实所在之处着手是必要的。这意味着在体制中努力。
要在体制内部努力还有另一个原因。杜斯妥也夫斯基曾经说过，踏出新的一步是人们最恐惧的事情。任何剧烈的改变发生之前，必须先让大多数的人民对于改变抱持顺从、肯定、不质疑的态度。人民必须在现行的体制中感到非常沮丧、极度挫败、不知所措、前途无望，如此一来，他们才会愿意放弃过去、改变未来。这样的接受就是种变革（reformation），那对任何革命来说都是不可或缺的。要引发这种变革，必须有组织者在体制内部努力，不只是在中产阶级之中努力，也要在年收入介于五千至一万美元之间的美国家庭中努力——这样的家庭占全美的百分之四十、总人口超过七千万。我们不能将他们贴上蓝领或安全帽阶级的标签就忽略他们。他们不会一直保持相对被动且稍具挑战性的状态。如果我们无法与他们沟通、如果我们不鼓励他们和我们结盟，他们就会向右派靠拢。也许他们无论如何都会这么做，但别让这种事因为我们怠忽职守而发生。
我们的年轻人对于目标明确的行动所不可或缺的准备工作欠缺耐性。因为渴求立即且戏剧性的改变，或者是如同我在其他地方提过的，寻求天启而非革命，而使得有效的组织工作遭受挫败。就如同我们在剧作中所见到的，第一幕介绍角色和情节，第二幕故事情节和角色开始发展，整出剧努力要抓住观众的注意力。最后一幕正邪双方戏剧性地对峙，最后解决争端。今天的这一代想要直接进入第三幕，跳过前两幕。在这种情况下这已经不是一出剧，除了为对抗而对抗外什么都不是——光芒骤发，然后就回归黑暗。要建立强大的组织需要时间，过程单调乏味，但这就是赛局进行的方式——如果你是真的想玩，而不是只想大喊「杀掉裁判」。
除了在体制「内部」努力以外，还有什么替代方案？一大堆「烧毁体制」的修辞垃圾。伊皮大喊「上了！」或「做你自己的事。」除此之外还有什么？炸弹？狙击？当警察被杀害时沉默不语，其他人被杀害就尖叫「杀人的法西斯猪猡」？攻击警察并设圈套给他们跳？公开自杀？当所有的枪都在对方手上时，「枪桿子出政权！」不过就是句荒谬的口号。列宁（Lenin）是位实用主义者；当他结束流亡回到当时的彼得格勒，他说布尔什维克主张透过选票获取权力，但在他们拿到枪之后可能会重新考虑！发表好战言论？滔滔不绝地引用毛泽东、卡斯楚、切．格瓦拉的名言？这些名言对于我们这个高度技术化、电脑化、机械化（cybernetic）、核能化、大众媒体当道的社会的适用程度，就如同一辆摆在甘迺迪机场飞机跑道上的驿马车。
从基进实用主义的角度来看，别忘了在我们的体制中，即使处处充满压迫，我们仍然能够畅所欲言并公开谴责政府、抨击其政策，努力建立反对派的政治基础。没有错，政府的确会不时侵扰，但我们仍然拥有相对自由能够去战斗。我可以抨击政府，试着组织人民来改变政府。这比我在莫斯科、北京或哈瓦那能做的都还要多。请谨记红卫兵对于「文化大革命」所做出的反应，以及中国大学生的命运。只要发生几场我们在这里经历过的爆炸案或法庭枪击等暴力事件，在苏联、中国或古巴就有可能引发彻底整肃以及大规模的处决。我们看事情要全面。
政治的荒诞是我们唯一的起点，所以我们将从体制着手。对于我们这些想要创造革命性改变的人来说，最重要的就是要理解革命之前必须先有变革。假定一场政治革命能够在没有民心变革（a popular reformation）的支持基础下成功，是在缘木求鱼。
人们不喜欢勐然走出熟悉经验的安全范围，他们需要一座桥樑，协助他们从自身的经验跨越到新的道路上。一位革命组织者必须撼动人们现行的生活模式，煽动并创造人们对当前价值观的质疑与不满，即使无法创造出追求改变的热情，至少也要营造出顺从、肯定、不质疑改变的社会氛围。
「在战争开始前，革命先起了作用，」亚当斯（John Adams）写道，「革命存在于人民的心灵与脑袋中……人民在原则、观点、情绪和感情上的基进改变，才是真正的美国革命。」一场未曾先经历变革的革命，最后不是瓦解就是成为极权暴政。
变革意味着我们的多数人民已经对于过去的做法与价值观感到幻灭。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做才能奏效，但他们确实知道现行的体制是自掘坟墓、令人洩气且毫无希望的。他们不会採取行动以求改变，但也不会强力反对採取行动的那些人。此时，革命的时机就成熟了。
那些反对变革的人，不管他们是出于哪些原因，都在无意间成为极右派的盟友。有些极左派在政治圈中走得太过极端，在任何层面都已经和极右派没有两样了。这让我想起有些「人道主义者」在希特勒初露锋芒时，以父母遗弃、童年创伤为由，为他的行为找借口。当有人支持暗杀罗伯．甘迺迪（Robert Kennedy）参议员、塔特谋杀案、马林郡市政大楼绑架及兇杀案以及威斯康辛大学炸弹兇杀案，将这些事件视为「革命行动」时，我们所面对的不过是隐藏在政治面具后的精神失常者。大多数民众则因恐惧而退缩，并且说︰「我们眼前的道路很艰难，我们愿意让改变发生，但我们要的绝对不是这种兇残的疯狂杀戮。不论现在的情势有多糟，都比疯狂杀戮还要好。」于是人民就开始往回走。回头接受即将到来的、以「法律和秩序」为名的大规模镇压。
一九六八年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充斥着芝加哥警察和国民警卫队的瓦斯攻击和暴力行为，许多身处其中的学生问我︰「你仍然相信我们应该试着在体制内努力吗？」
这些学生从新罕布什尔州开始一路跟随着尤金．麦卡钖（Eugene McCarthy）到全国各地。罗伯．甘迺迪在洛杉矶被刺杀时，有些学生就在他身边。许多在芝加哥流下的眼泪并不是因为催泪瓦斯。「阿林斯基先生，我们打过一场又一场的初选，人民都投票反对越战。但你看看大会，他们完全不理投票结果。看看警察和军队，你还要我们在体制内努力吗？」
看见美国军队拿着出鞘的刺刀向美国的男孩和女孩进攻让我感到心痛。但对我来说，给年轻基进分子唯一实际的答案是︰「你有三个选择。第一，找一座哭墙，自怜自艾；第二，变成精神病患，开始丢炸弹——不过这只会让人民转向右派；第三，吸取教训。回家去，组织，建立力量，然后下一次的大会，你们就是代表。」
记住︰一旦你透过某件大家普遍达成共识的事情——例如污染事件——将人们组织起来，一群有组织的人民就动起来了。从那里只要一小步就自然跨向政治污染、五角大厦污染。
只推选你支持的候选人是不够的。你必须持续施加压力。基进分子必须谨记小罗斯福回应一位改革代表的话︰「好，你已经说服我了。现在请继续保持在野身分，持续对我施压！」行动源自保持热度。只要你能让议题烧得够火热，没有任何政治人物能安稳地坐在这种烫手山芋上。
至于越南，我希望能看见我的国家成为人类史上第一次如此公开宣告的先锋︰「我们错了！我们过去的作为极其可怖。我们插手，然后愈陷愈深，每走一步我们都在发明留下来的新理由。我们所付出的一部分代价是四万四千名美国人的生命。我们无论做什么都永远无法补偿中南半岛的人民，抑或是我们自己的人民，但我们会试着努力。我们相信我们的世界已经成熟了，所以放弃幼稚的骄傲与虚荣、承认我们做错了，不再会是软弱或失败的象征。」这样的坦承宣告将会震撼所有国家的外交政策理念，并为新的国际秩序打开一扇大门。这是我们对越南问题提出的替代方案，除此之外，全都是了无新意东拼西凑的权宜之计。如果这真能实现，或许甚至连越战都稍稍值得了。
最后再对我们的体制讲点话。民主的理想源于以下种种理念︰自由、平等、透过自由选举实行多数决、保护少数人的权利，以及在宗教、经济和政治事务上多元效忠的自由，而非只能完全忠于国家。民主的精神是认为每个人都有其重要性及价值，并且相信每个人都可以尽力发挥所有潜能的世界。
巨大的危险总是伴随着绝佳的机会。创造的行动中总是隐含着毁灭的可能性。因此，个体自由最大的敌人就是个体自身。
打从一开始，民主理想的弱点以及民主理想的力量都是人民。人民无法得到真正的自由，除非他们愿意牺牲一些自身利益，来确保他人的自由。民主的代价是得由所有人民持续追求众人共同的利益。距今一百三十五年前，托克维尔就严正警告，除非个别公民愿意定期参与治理自身事务的行动，否则自治的情景就不可能出现。在一个以意志论 为基础的社会中，公民参与是驱动前行的精神与力量。
在这里，我们关心的不是那些宣称他们有民主信仰，却又向往依赖别人所带来的黑暗安全保障的人民，只要依赖别人，他们就能免于做决定的负担。这些人拒绝长大，或没办法长大，他们想要一直当小孩，由别人来照顾。对于那些能够长大的人，我们应该鼓励他们成长；至于其他人，问题出在他们自己身上，而非体制。
我们的人民中，有广大的一群人由于缺乏兴趣或苦无机会，抑或两者皆是，并未扛起永无止境的公民责任，而是接受了任凭他人做决定的生活。在这里，我们极其迫切地关注这群人。失去作为民主体制中公民的「身分认同」，距离失去作为一个人的身分认同，仅仅一步之遥。面对这种挫折，人民的反应是完全不行动。在一个民主国家中，人民与公民身分例行的日常职责完全分离，实在令人心碎。
当一个国家的人民放弃他们的公民身分，或是一座大城市的居民渴望参与公众事务却不得其门而入，这都是非常严重的状况。这种公民将会进一步陷入冷漠、匿名、去人性化的情境中。结果就是公民开始依赖公权力，而公民硬化（civic-sclerosis）的情况于焉到来。
外部的敌人不时会出现在我们的门外；然而内部的敌人永远都在，那就是潜藏且有害的惰性，对我们的人生与未来而言，其所预示的必然毁灭程度高于任何核子弹头。一个人丧失对于自己的信心，也不再相信自己具有主导自身未来的力量，没有比这两者的消亡还要更黑暗、更具毁灭性的悲剧了。
我向今天的这一代致敬。好好把握你们青春最珍贵的部分之一︰欢笑。别失去你们的笑声，你们之中有许多人好像都把笑声给弄丢了，你们需要放声大笑。一同努力，我们也许会发现某些我们在寻找的东西︰欢笑、美、爱，以及创造的契机。
图书试读
战术
我们将找到出路，或者开创出路。
——汉尼拔（Hannibal）
战术是指以你所有尽你所能。战术是深思熟虑过的行动，人类透过这些行动共同生活，并与他们周围的世界打交道。在这个「予」和「取」的世界里，战术就是「如何取得」以及「如何给予」的艺术。本章关切的是「取得」的战术；一无所有者如何从有权有势者手里夺取权力。
对于战术的基本说明，可以用脸部五官当作参照点；眼睛、耳朵和鼻子。第一是眼睛；如果你已经组织了一个巨大、有群众基础的组织，你可以在对手面前大张旗鼓地炫耀，公然展现你的实力。第二是耳朵；如果你的组织人不多，那么就照基甸（Gideon）的作法：让成员隐藏在暗处，但发出喧闹叫嚣声，让听见声音的人相信你的组织人数远多于实际的数目。第三是鼻子；如果你的组织规模小到甚至无法发出噪音，那就薰臭这个地方吧。
永远都要记得权力战术的第一条法则：
权力不仅是你有什么，还是对手以为你有什么。
第二条法则是：永远不要超出你群众的经验范围。当行动或战术超出群众的经验范围，那么结果便是困惑、恐惧及退却。那也意味着沟通的崩毁，就如同我们前面所说的。
第三条法则是：尽可能超出对手的经验范围。在此你要造成困惑、恐惧及退却。
薛曼（William T. Sherman）将军——他的名字在整个美国南方仍引发狂乱的反应——提供了一个超出对手经验范围的经典案例。在薛曼之前，军事战术与战略有一套标准模式。所有军队都有前线、后方、侧翼、通信线及补给线。军事战斗都锁定这种标准任务，像是涌向敌军的侧翼、切断补给线或通信线、从后方来回攻击。当薛曼尽情挥洒他着名的「向大海进军」（March to the Sea），他没有设置前线、后方补给线或任何其他线路。他席卷四处且以征粮维生。面对这种新式的军事入侵，南方的反应是困惑、恐慌、战慄及崩溃。薛曼横扫而过，迎来势不可挡的胜利。数十年后的二战初期，当纳粹豹式坦克师大规模横扫敌军领土时仿效了相同的战术，而我们的巴顿（Patton）将军及第三军团也曾这么做。
我们将找到出路，或者开创出路。
——汉尼拔（Hannibal）
战术是指以你所有尽你所能。战术是深思熟虑过的行动，人类透过这些行动共同生活，并与他们周围的世界打交道。在这个「予」和「取」的世界里，战术就是「如何取得」以及「如何给予」的艺术。本章关切的是「取得」的战术；一无所有者如何从有权有势者手里夺取权力。
对于战术的基本说明，可以用脸部五官当作参照点；眼睛、耳朵和鼻子。第一是眼睛；如果你已经组织了一个巨大、有群众基础的组织，你可以在对手面前大张旗鼓地炫耀，公然展现你的实力。第二是耳朵；如果你的组织人不多，那么就照基甸（Gideon）的作法：让成员隐藏在暗处，但发出喧闹叫嚣声，让听见声音的人相信你的组织人数远多于实际的数目。第三是鼻子；如果你的组织规模小到甚至无法发出噪音，那就薰臭这个地方吧。
永远都要记得权力战术的第一条法则：
权力不仅是你有什么，还是对手以为你有什么。
第二条法则是：永远不要超出你群众的经验范围。当行动或战术超出群众的经验范围，那么结果便是困惑、恐惧及退却。那也意味着沟通的崩毁，就如同我们前面所说的。
第三条法则是：尽可能超出对手的经验范围。在此你要造成困惑、恐惧及退却。
薛曼（William T. Sherman）将军——他的名字在整个美国南方仍引发狂乱的反应——提供了一个超出对手经验范围的经典案例。在薛曼之前，军事战术与战略有一套标准模式。所有军队都有前线、后方、侧翼、通信线及补给线。军事战斗都锁定这种标准任务，像是涌向敌军的侧翼、切断补给线或通信线、从后方来回攻击。当薛曼尽情挥洒他着名的「向大海进军」（March to the Sea），他没有设置前线、后方补给线或任何其他线路。他席卷四处且以征粮维生。面对这种新式的军事入侵，南方的反应是困惑、恐慌、战慄及崩溃。薛曼横扫而过，迎来势不可挡的胜利。数十年后的二战初期，当纳粹豹式坦克师大规模横扫敌军领土时仿效了相同的战术，而我们的巴顿（Patton）将军及第三军团也曾这么做。
用户评价
评分
这本书给我最深刻的感受是，历史并非是一条笔直的、单向的河流，而更像是一个充满暗流和漩涡的复杂水系。作者在《叛道︰改变国家的基进力量》中，如同一个经验丰富的向导，带领我深入探索那些隐藏在水面之下的暗流。《叛道》这个词本身就充满了力量，而书中对这些力量的描绘，更是让我对“改变”有了更深的理解。我尤其被作者对不同时期、不同地域“叛道”力量的比较研究所吸引，他揭示了这些力量在形式上的多样性，以及在本质上的共通性。它让我意识到，任何一种社会形态，都可能潜藏着孕育“叛道”的土壤，而那些敢于挑战现状的人，无论其身份背景如何，都可能成为推动历史前进的关键力量。这本书不仅仅是历史的梳理，它更像是一面镜子，映照出我们在面对变革时，内心的挣扎与选择。
评分我必须说，《叛道︰改变国家的基进力量》是一次令人着迷的智识冒险。它不是那种轻松的读物，需要你投入时间去消化，去思考，甚至去辩驳。作者的论证严谨而富有洞察力，他将庞杂的历史碎片串联起来，揭示了“叛道”行为并非突如其来的意外，而是一种在特定社会条件下孕育而生的必然。我被作者对不同文化语境下“叛道”力量的细致分析所吸引，从东方的哲学思辨到西方的社会运动，似乎都有着共通的脉络。尤其是一些被我们忽略了的边缘群体和非主流思想，在作者的笔下焕发出了强大的生命力。他并没有简单地将这些力量标签化，而是深入剖析了它们产生的土壤、传播的机制以及对既有权力结构的冲击。读这本书，我仿佛置身于一个巨大的思想实验室，看着各种激进的理念如何碰撞、发酵，最终改变了人们的认知和行动。这种体验是令人振奋的，它鼓励我去质疑那些被普遍接受的真理，去探索那些被边缘化的声音。
评分这本书我读完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但每次想起它，心中依然会涌起一股强烈的冲动。那种感觉，就像是身体里蛰伏已久的某种东西被唤醒了，一种对现有秩序的质疑，一种对“理所当然”的审视。这本书并非简单地罗列历史事件或者政治理论，它更像是一本精心编织的地图，指引着我们去探寻那些潜藏在社会肌理深处的“叛道”精神。作者在梳理了无数个历史瞬间后，仿佛用一种锐利的笔触，将那些被主流叙事掩盖的、颠覆性的思想和行动一一呈现。我尤其印象深刻的是作者对那些看似渺小的个体，如何在时代洪流中，凭借着一股近乎顽固的信念，挑战强大的既得利益者，最终改变了历史走向的描写。这其中有对牺牲的赞美，也有对智慧的赞叹，更重要的是，它让我开始反思，在我们所处的时代，是否也存在着类似的“基进力量”，它们以何种姿态存在，又将带领我们走向何方？这本书让我感到一种沉甸甸的责任感，仿佛每一个微小的觉醒，都能汇聚成改变的洪流。
评分坦白说，这本书的某些部分让我感到极度不安，但也正是这种不安，才让我觉得它充满了价值。它挑战了我长期以来对“稳定”和“秩序”的理解，让我开始意识到，有时候，真正的进步恰恰来自于那些看似“颠覆”的力量。作者并没有回避“叛道”行为可能带来的混乱和牺牲，但他同时强调了，正是这种不惜代价的抗争，才为社会注入了新的活力，打破了僵化的局面。我特别欣赏作者在分析案例时展现出的那种平衡视角，他既肯定了“叛道”的必要性，也审慎地探讨了其潜在的风险。这本书让我重新审视了历史上的许多重要转折点，发现那些被冠以“革命”或“改革”名义的事件，背后往往都有一股难以忽视的“叛道”精神在推动。它让我明白，改变并非总是温和而渐进的，有时候，它需要的是一种近乎决绝的勇气，一种敢于向现有规则发出挑战的决心。
评分在阅读《叛道︰改变国家的基进力量》的过程中，我常常有种茅塞顿开的感觉。作者对于“基进力量”的定义和演变过程的梳理，让我对许多历史事件有了全新的认识。他并没有将这些力量简单地看作是少数人的激进行为，而是将其置于更广阔的社会、经济和文化背景下去考察。我发现，那些看似零散的抗争和思潮，在作者的笔下，仿佛汇聚成了一条条暗流，在潜移默化中侵蚀着旧有的体系。这本书最让我着迷的是，它揭示了“叛道”并非总是以宏大的姿态出现，有时候，它就藏在一些看似平凡的言论，一些不起眼的行动中，但正是这些微小的裂缝，最终可能导致巨大的变革。作者的叙述充满了细节，让我能够具体地感受到那些“叛道者”的思考方式和行为逻辑，这比单纯的理论阐述更加引人入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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