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志清夏济安书信集 (卷一:1947-1950) (简体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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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描述

夏济安、夏志清昆仲,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界的两大巨擘,他们早年的求学生涯,既是东西方学术交织融汇的实例,又是民国和1949年后「大历史」的亲身见证。他们的往来书信经由志清先生郑重珍藏,经夏志清太太王洞女士授权,苏州大学季进教授註释整理,首次向外界披露。本书分为四卷,收录了1947年夏志清赴美求学到1965年夏济安因病逝世的17年间,兄弟两人的通信六百余封。在这些书信中,他们说家常丶谈感情丶论文学丶品电影丶议时政,推心置腹,无话不谈。我们可以看到夏志清如何从一位年轻的求学者,一步步成长为国际着名学者,也可以看到夏济安如何流转各地,为实现自己的理想抱负努力奋斗的艰辛。

  在滞留海外的岁月里,夏氏兄弟在薄薄的航空信纸上以蝇头小字写下生活点滴、慾望心事,还有种种文学话题。这对兄弟志同道合,也是难得的平生知己。我们不禁想到西晋的陆机(261–303)、陆云(262–303)兄弟俱有文才,尝以书信谈文论艺。千百年后,在另一个紊乱的历史时空里,夏氏兄弟以书信记录生命的吉光片羽,兼论文艺,竟然饶有魏晋风雅。

  ──王德威教授
《思辨与求索:二十世纪中叶知识分子的精神图谱》 一、引言:时代洪流中的个体抉择 本书并非聚焦于任何特定人物的私人往来,而是旨在构建一幅宏大的历史画卷,描摹二十世纪中叶,一批身处关键历史转折点的知识分子,如何在内忧外患的时代背景下,进行深刻的学术探索、思想碰撞与人生抉择。我们探究的,是知识分子群体在面对宏大叙事与个体良知之间的张力时,所展现出的复杂心路历程与知识生产的内在逻辑。本书选取了数个重要的思想交汇点,通过对非书信性质的文本、论著、日记以及重要公共事件的分析,力求还原彼时知识界知识流动的真实面貌。 二、思想的熔炉:战后学术范式的重构 二十世纪中叶,全球范围内的学术范式经历了剧烈的动荡与重构。西方,尤其是在美国,实证主义、结构主义的兴起对传统人文学科构成了严峻挑战;而在东方,政治运动与社会变革则直接介入了知识生产的场域。 2.1 现代主义与中国叙事 本书的开篇,将深入考察一批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现代主义思潮的吸收与本土化尝试。这不仅仅是翻译介绍,更是一种在特定历史语境下,对文学、美学、哲学概念进行能动性改造的过程。我们分析了彼时涌现出的关于“现代性危机”的讨论,以及知识分子如何试图以现代主义的工具箱,去诊断和书写一个正在剧变中的中国社会。重点分析了诸如“地方性知识”的自觉,以及对西方经典理论(如萨特、加缪、或更早期的现象学思潮)的阅读如何在不同的文化空间中被激活。 2.2 政治光谱与学术独立性的边界 在政治力量日益强大的背景下,学术独立性成为一个核心议题。本书仔细梳理了不同知识群体在政治立场上的光谱分布,并探讨了这种分布如何影响了他们对特定议题(如社会批判、历史解释权、教育改革)的研究方向与论述方式。我们对比了那些坚持“为人生”的论述路径与那些力图保持“纯粹学术”姿态的学者的文本差异,揭示了在意识形态高压下,学术语言如何被微妙地重塑,以规避风险或表达深层关切。 三、文化批评的前沿:对民族精神的追问 本书的第二部分,聚焦于文化批评领域所发生的深刻变革。文化批评,在那个年代,不再仅仅是文学评论或艺术鉴赏,它上升为关乎民族命运和文化延续的宏大工程。 3.1 传统与革新的张力 我们考察了知识分子如何处理继承传统与拥抱革新之间的矛盾。这包括对儒家思想(特别是其政治伦理部分)的批判性继承,以及对中国传统文学中蕴含的“士人精神”的重新诠释。分析了在新的时代精神感召下,知识分子如何试图从历史深处汲取力量,构建一种既不媚俗、又不失根基的文化立场。这种追问常常表现为对“中国性”的深刻反思。 3.2 媒介变迁与知识传播 知识的传播媒介在二十世纪中叶经历了重大转变,从传统的书院、报纸转向新兴的杂志、小册子甚至口头宣传。本书详细分析了知识分子如何利用新的媒介平台,进行思想的播撒与论战。这些论战往往主题尖锐,涵盖教育体制、国民性改造、以及青年一代的价值导向等,展现了知识界内部激烈的辩论文化。 四、知识生产的社会责任与伦理困境 第三部分探讨了知识分子群体所面临的社会责任与个人伦理之间的困境。这不仅是理论上的思辨,更是实践中的挣扎。 4.1 知识分子的自我定位 在社会变革的浪潮中,“知识分子是做什么的”这一根本问题被反复提出。本书对比了以下几种自我定位:作为“社会良心”的倡导者、作为“专业技术”的提供者、以及作为“独立批评家”的坚守者。通过对他们公开发表或私下交流中对自身角色的界定,我们可以看到一种不断修正、不断与时代磨合的心灵轨迹。 4.2 跨越鸿沟的努力与失败 我们关注知识分子试图与社会大众建立有效沟通的努力。这包括对通俗读物的关注,以及对教育普及问题的重视。然而,这种努力往往受制于语言的壁垒、精英文化的傲慢,以及政治环境的阻隔。本书不回避分析知识分子在试图实现“社会启蒙”目标时的挫折与局限性。 五、结语:历史记忆中的学术遗产 本书最终将落脚于对这段时期学术成果的整体评价。我们力图超越简单的政治定性,深入挖掘这些思想实践在方法论、理论构建以及历史视野上留下的持久遗产。这批知识分子在面对巨大外部压力时,所展现出的学术韧性、对知识纯粹性的不懈追求,以及在极其有限的空间内进行复杂思想操作的能力,构成了二十世纪中叶思想史上不可磨灭的印记。他们的思考,为后世研究社会转型、文化身份建构和知识分子史提供了宝贵的参照系。

著者信息

作者简介

夏志清(1921–2013)


  江苏吴县(今苏州市)人,生于上海浦东,中国文学评论家,教授。1946年9月随长兄夏济安至北京大学担任助教,醉心于西欧古典文学,因研究威廉‧布莱克档案(William Blake Archive)论文脱颖而出,取得留美奖学金至耶鲁大学攻读英文硕士、博士。在纽约州立学院任教时,获得洛克菲勒基金会赞助,完成《中国现代小说史》一书,也奠定他学者评论家的地位。1961年任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教席。2006年7月,当选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

夏济安(1916–1965)

  江苏吴县人。夏志清教授的兄长。上海光华大学英文系毕业,曾任教西南联大、北京大学外语系和香港新亚书院。1950年赴台后任教于台湾大学外文系,为早期小说作家白先勇、欧阳子、王文兴、陈若曦、叶维廉等人的启蒙老师,1956年与吴鲁芹、刘守宜等创办《文学杂志》并兼任主编,在杂志上主张「朴素的、清醒的、理智的」文学,与其弟夏志清对当代文学的贡献十分深远。1959年赴美,在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加州柏克莱大学作研究,主要工作是研究中国共产党党史。1965年2月23日因脑溢血病逝于美国奥克兰。夏济安的中文着作还有《夏济安选集》、《现代英文选评註》等;英文着作有The Gate of Darkness,这是一本1949年以前左派文人的评论集。

王洞

  夏志清夫人,台湾大学经济系毕业,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教育硕士,耶鲁大学语言学硕士。曾任哥伦比亚大学初级研究员、康州大学讲师。婚后相夫教女,年逾半百,改学电脑,获哥伦比亚大学电脑学士,任职美林证券公司。现退休,定居纽约。

季进

  江苏如皋人,文学博士,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现代中外文学关系研究、海外汉学(中国文学)研究、钱钟书研究。主要着作有《钱钟书与现代西学》、《陈铨:异邦的借镜》、《阅读的镜像》、《另一种声音》、《彼此的视界》等,主编有「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译丛」、「西方现代批评经典译丛」、「苏州大学海外汉学研究丛书」等。

图书目录

本书目录
前言(王洞)
编注说明(季进)

1. 夏志清致夏济安(1947年11月21日)
2. 夏济安致夏志清(1947年12月4日)
3. 夏志清致夏济安(1947年12月1日)
4. 夏济安致夏志清(1947年12月17日)
5. 夏志清致夏济安(1947年12月12日)
6. 夏济安致夏志清(1948年1月5日)
7. 夏济安致夏志清(1948年1月24日)
8. 夏济安致夏志清(1948年2月9日)
9. 夏志清致夏济安(1948年2月12日)
10. 夏济安致夏志清(1948年2月21日)
11. 夏志清致夏济安(1948年3月6日)
12. 夏济安致夏志清(1948年2月29日)
13. 夏济安致夏志清(1948年3月5日)
14. 夏济安致夏志清(1948年3月18日)
15. 夏志清致夏济安(1948年4月9日)
16. 夏济安致夏志清(1948年4月26日)
17. 夏志清致夏济安(1948年5月16日)
18. 夏志清致夏济安(1948年3月22日)
19. 夏济安致夏志清(1948年4月12日)
20. 夏志清致夏济安(1948年5月2日)
21. 夏济安致夏志清(1948年5月21日)
22. 夏济安致夏志清(1948年5月31日)
23. 夏志清致夏济安(1948年6月7日)
24. 夏济安致夏志清(1948年6月9日)
25. 夏志清致夏济安(1948年6月21日)
26. 夏济安致夏志清(1948年6月21日)
27. 夏志清致夏济安(1948年7月2日)
28. 夏济安致夏志清(1948年7月5日)
29. 夏济安致夏志清(1948年7月10日)
30. 夏志清致夏济安(1948年7月15日)
31. 夏济安致夏志清(1948年7月15日)
32. 夏志清致夏济安(1948年7月28日)
33. 夏济安致夏志清(1948年7月26日)
34. 夏济安致夏志清(1948年8月1日)
35. 夏志清致夏济安(1948年8月11日)
36. 夏济安致夏志清(1948年8月13日)
37. 夏志清致夏济安(1948年8月18日)
38. 夏济安致夏志清(1948年8月18日)
39. 夏志清致夏济安(1948年9月7日)
40. 夏济安致夏志清(1948年9月9日)
41. 夏志清致夏济安(1948年9月30日/10月1日)
42. 夏济安致夏志清(1948年9月27日)
43. 夏志清致夏济安(1948年10月18日)
44. 夏济安致夏志清(1948年10月11日)
45. 夏济安致夏志清(1948年10月30日)
46. 夏济安致夏志清(1948年11月17日)
47. 夏志清致夏济安(1948年11月19日)
48. 夏济安致夏志清(1948年11月25日)
49. 夏志清致夏济安(1948年11月26日)
50. 夏济安致夏志清(1948年12月8日)
51. 夏志清致夏济安(1948年12月18日)
52. 夏济安致夏志清(1948年12月20日)
53. 夏志清致夏济安(1949年正月7日)
54. 夏济安致夏志清(1949年1月12日)
55. 夏济安致夏志清(1949年1月29 日)
56. 夏济安致夏志清(1949年2月14日)
57. 夏志清致夏济安(1949年2月24日)
58. 夏济安致夏志清(1949年2月26日)
59. 夏志清致夏济安(1949年3月11日)
60. 夏济安致夏志清(1949年3月12日)
61. 夏志清致夏济安(1949年3月25日)
62. 夏济安致夏志清(1949年3月15日)
63. 夏济安致夏志清(1949年3月24日)
64. 夏济安致夏志清(1949年4月2日)
65. 夏济安致夏志清(1949年4月22日、23日)
66. 夏志清致夏济安(1949年4月24日)
67. 夏济安致夏志清(1949年4月29日)
68. 夏济安致夏志清(1949年5月6日)
69. 夏志清致夏济安(1949年5月9日)
70. 夏济安致夏志清(1949年5月19日)
71. 夏志清致夏济安(1949年5月16日)
72. 夏志清致夏济安(1949年5月27日)
73. 夏济安致夏志清(1949年6月3日)
74. 夏志清致夏济安(1949年6月5日)
75. 夏志清致夏济安(1949年6月20日)
76. 夏济安致夏志清(1949年6月19日)
77. 夏志清致夏济安(1949年6月27日)
78. 夏济安致夏志清(1949年6月22日)
79. 夏济安致夏志清(1949年6月30日)
80. 夏济安致夏志清(1949年7月7日)
81. 夏志清致夏济安(1949年7月15日)
82. 夏济安致夏志清(1949年7月15日)
83. 夏志清致夏济安(1949年8月6日)
84. 夏济安致夏志清(1949年8月5日)
85. 夏志清致夏济安(1949年8月30日)
86. 夏济安致夏志清(1949年9月1日)
87. 夏志清致夏济安(1949年9月14日)
88. 夏济安致夏志清(1949年9月20日)
89. 夏志清致夏济安(1949年10月24日)
90. 夏济安致夏志清(1949年10月30日)
91. 夏志清致夏济安(1949年11月22日)
92. 夏济安致夏志清(1949年11月25日)
93. 夏志清致夏济安(1949年12月4日)
94. 夏济安致夏志清(1949年12月25日)
95. 夏志清致夏济安(1950年1月5日)
96. 夏济安致夏志清(1950年1月22日)
97. 夏志清致夏济安(1950年2月9日)
98. 夏济安致夏志清(1950年2月20日)
99. 夏志清致夏济安(1950年2月25日)
100. 夏济安致夏志清(1950年2月28日)
101. 志清致夏济安(1950年3月10日)
102. 夏济安致夏志清(1950年3月8日)
103. 夏济安致夏志清(1950年3月28日)
104. 夏志清致夏济安(1950年4月4日)
105. 夏志清致夏济安(1950年4月19日)
106. 夏济安致夏志清(1950年4月21日)
107. 夏济安致夏志清(1950年4月30日)
108. 夏志清致夏济安(1950年5月15日)
109. 夏志清致夏济安(1950年5月25日)
110. 夏济安致夏志清(1950年6月2日)
111. 夏志清致夏济安(1950年6月21日)
112. 夏济安致夏志清(1950年7月4日)
113. 夏志清致夏济安(1950年7月20日)
114. 夏济安致夏志清(1950年8月13日)
115. 夏志清致夏济安(1950年8月25日)
116. 夏济安致夏志清(1950年9月2日)
117. 夏志清致夏济安(1950年9月11日)
118. 夏济安致夏志清(1950年9月10日)
119. 夏济安致夏志清(1950年9月19日)
120. 夏济安致夏志清(1950年10月5日)
121. 夏济安致夏志清(1950年10月23日)

后记(王德威)

图书序言

前言

  志清晚年的愿望是发表张爱玲给他的信件及他与长兄济安的通信。2009年2月5日深夜,志清喝了一碗奶油鸡汤,鸡汤从鼻子里流出,我就陪他去附近的协和医院(St. Luke’s Hospital)急诊室。从我家到医院,只需过一条马路,所以我们是走去的,以为很快即可回家。等到清晨七点,志清口干肚饿,叫我回家给他拿热水和香蕉。不料等我回到医院,他床前围了一群医生,正在手忙脚乱地把一个很大的管子往他嘴里塞,让他用机器唿吸。原来护士给他吃了优格(yogurt),掉进了肺里,即刻不能唿吸。这管子上头有一个大球,放在嘴里很痛苦,放久了可使病人失声,后来就在他脖子上开了一个小口,插上通气管,志清即不能说话。有一阵病危,他向我交代后事,用笔写下保存张爱玲及哥哥信件的地方,希望庄信正来替他完成心愿。信正是济安的高足,也是张爱玲最信赖的朋友,自是最合适的人选。志清经过六个月的奋斗,居然取下了通气管,能吃能喝地回到家里,可是不良于行,精力大不如前,《张爱玲给我的信件》只得在他监督下由我完成,于2012年《联合文学》出版。2013年志清进出医院频繁,他每日念叨着要整理哥哥的信,我去医院、疗养院看他、陪他吃饭,替他刷牙,不等我离开,他已经睡着了,没有机会让他读信。不幸在2013年12月29日傍晚,志清在睡梦中安详地走了,出版志清与济安的通信之重任就落在我的肩上。

  济安早在1965年2月23日因脑溢血病逝于柏克莱(Berkeley),志清带回济安所有的遗物,包括他们的通信、邮简及明信片。济安自1947年10月4日起给他的信有352封,珍藏在一个绿色的铁盒子里,放在他书桌底下,预备随时翻阅。他给济安的信则分散在四个长方形纸制的文件盒子里,放在我们的储藏室,也有260封,共有612封。如要全部发表,需输入电脑,外加注释,是一件耗费时日的大工程,如选一部分发表将失去连贯性。我选择了前者,若要信正把宝贵的时间花在打字上,实在难以启齿。我没有找信正,预备自己做,7月间买了一台苹果电脑,想利用它的听写功能把信念进去。没想到这苹果智慧不足,听不懂我的普通话,也不能理解信文的遣词用语。我只好改用键盘操作,先把信文输入,再加上「按语」,如此费时两週,才做完10封信,按这样的进度,估计得花上五年的功夫,才能做完这些信件,太慢了。我就请王德威教授给我介绍一位可靠的学生打字,把信文输入电脑。德威盛赞苏州大学文学院的水准,推荐由季进教授领导,参与信件的编注。

  2004年季教授曾访问过志清,事后写了一篇名「对优美作品的发现与批评―夏志清访谈录」登在《当代作家评论》杂志上。志清看了很喜欢,对这位来自家乡的年轻学者倍加赞许。德威将这篇专访收录于《中国现代小说的史与学》(联经出版公司,2010)。志清大去后,季教授也应《明报》邀约,写了一篇「高山仰止 景行行止―怀念夏志清先生」的悼文,对志清的着述有独到的见解。2008年季教授曾请德威和我到苏州、镇江、无钖游玩,共处三日,我和季进也变得很熟了。我写信给季进,请他帮忙,他一口答应,承担起编注的重任。

  德威计画在2015年4月为志清在中研院举办一个学术研讨会,希望在会前先出版一部分书信,我就选了前121封信,由志清乘船离沪来美至济安离港赴台。在这段时间,国共内战,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退守台湾,毛泽东成立了人民政府。多数知识分子及人民向往共产政权,济安却坚决反共,毅然离开北平飞上海,乘船至广州,落脚香港。济安在信里,时常报导政局战况,对留在上海的父母的生活倍加关注,时常想念滞留在北大的同事。济安非常喜欢香港,但人地生疏,言语不通,阮囊羞涩,也常常向志清诉苦,对在港的亲朋好友之困境及所谓来自上海的「白华」,时有详尽的描述。

  济安从小有理想,有抱负,广交游,有外交长才。志清却是一个随遇而安,只知读书的好学生,他除了同班同学外,没有朋友。譬如宋奇先生(1919-1996)即济安在光华大学的同学。宋奇来访,总是看见志清安静地读书,偶遇济安外出,即同志清聊天,抗战末期,济安去了内地后,宋奇仍常来看志清,谈论文学,借书给志清。志清在上海初会钱钟书也是在宋奇家里。他写《中国现代小说史》时,宋奇寄给他许多书,特别推荐张爱玲与钱钟书,对《小说史》的形成,有很大的贡献。宋奇是中国戏剧先驱宋春舫(1892-1938)的哲嗣,家道殷实,相形之下,夏家太穷了,所以在济安与志清的笔下,常说他们家穷。其实他们家境小康,不能算穷。

  他们的父亲夏大栋先生,因早年丧父,辍学经商,娶何韵芝为妻,育有子女六人:济安居长,大志清五岁,三个弟弟夭折,六妹玉瑛,比志清小十四岁,与济安相差十九岁。父亲长年在外经商,济安就负起管教妹妹的责任。玉瑛对大哥有几分敬畏,对二哥却是友爱与依赖。特别是父亲与济安到了内地以后,家中只剩下母亲、志清与玉瑛。志清对幼妹,非常爱护。他母亲不识字,生活全靠父亲接济,父亲的汇款,不能按时收到,他们不得不省吃俭用,与沪江的同学相比之下,也是穷。

  济安中小学读的都是名校,有些同学,后来都成为名人。志清读的都是普通学校。他初进沪江时,觉得自己的英文口语比不上来自教会学校的同学,但他的造句却得到老师的赞赏,大二时他就是公认的好学生了。他们班上最有成就的就是他和张心沧(1923-2004)。张心沧也是系出名门,父亲是吴佩孚的幕僚张其锽(1877-1927),母亲聂其德是曾国藩的外孙女,有显赫的家世。志清同班要好的同学,除了心沧,还有陆文渊、吴新民及心沧当时的女友、后来的妻子丁念庄。他们都来自富有的家庭,难怪志清篇篇文章说自己穷了。

  志清大学毕业后,考取了海关,在外滩江海关工作了一年,抗战胜利后,随父执去台湾航务局任职。济安从昆明回到上海,觉得志清做公务员没有前途,安排志清去北大做助教。1946年9月兄弟二人携手北上,到了北大不足半年,志清报考李氏奖金(Li Foundation),写了一篇讨论英国诗人布莱克(Blake, 1757-1827)的文章,很得着名文评家燕卜荪(Empson, 1906-1984)欣赏,获得文科奖金,引起了「公愤」。西语系落选的讲员助教,联袂向校长胡适抗议,谓此奖金只应颁给北大和联大的毕业生,怎么可以给一个教会学校出身的夏志清?胡适秉公处理,仍然把李氏奖金颁给夏志清,志清得以负笈美国。胡适似乎对教会学校有偏见,召见志清时,一听志清是沪江毕业,脸色即刻沉下来,不鼓励志清申请名校。当时奥柏林学院(Oberlin College)的真立夫(Jelliffe)教授正在北大客座,志清就申请了奥柏林,也申请了垦吟学院(Kenyon College)。这两所学校,以大学部(undergraduate)着称,都不适合志清。蒙「新批评」学派的领袖蓝荪(Ransom, 1888-1974)赏识,写信给Brooks(1906-1994)推荐志清去耶鲁就读。志清何其有幸,得到「新批评」学派三位健将的青睐。

  志清一生跟「穷」脱不了关系,因为他从1950年起就接济上海的家,一直到1987年,从没有机会储蓄。在沪江,在耶鲁,没有余钱约会(date)女孩子,只好用功读书,唯一的娱乐是看美国电影,其实他看电影,也是当一门学问来研究的。没有女友,既省钱又省心,能够专心读书,在耶鲁三年半,即获得英文系的博士,之后请得洛克菲勒基金(Rockefeller Foundation),写了《中国现代小说史》,为自己奠定了学术地位,也为现代文学在美国大学里开辟了一席之地。

  济安为弟弟的成就很感骄傲,常对人说:「你们到纽约找我弟弟,他会请你们吃饭。」我1961-1963年在柏克莱读书,我和朋友在一个小饭馆,巧遇济安,他就对我们说过这话。我当时不信夏志清真会请哥哥的学生吃饭。直到我和志清结婚,才知此话不假,济安的朋友学生,志清都尽心招待。济安维护弟弟,也是不遗余力。1963年春天,我去斯坦福大学东亚系参加一个小型的讨论会,听济安滔滔不绝地发言,原来他在驳斥普实克(Průšek, 1906-1980)对《小说史》的批评,为志清辩护。他给我的印象是说话很快,有些口吃,不修边幅,是个平易近人的好老师。他的学生刘绍铭曾对我说跟济安师有说不完的话,与志清却无话可谈。志清说话更快,而且前言不接后语,与其说些让人听不懂的话,不如说些即兴妙语,使大家开怀大笑,私下也很少谈学问,指导学生,就是改他们的文章,叫他们去看书。话说1967年9月我来哥大工作,暂时被安排在我老板丁爱博(Albert Dien)教授的办公室,翌日进来的不是丁教授而是久闻大名的夏志清教授。夏志清,长脸属国字型,身高中等,衣着整洁,举动快捷,有些紧张(nervous)的样子,乍看长相举止一点也不像夏济安。细看他们的照片,二人都是浓眉,大眼,直鼻,薄唇,来自他们的父母。志清脸长,像父亲,济安脸圆,像母亲。

  济安与志清,虽个性不同,但兴趣相投,他们都喜好文学,爱看电影,听京戏。济安交游广,童芷苓,张君秋,都是他的朋友。兄弟二人在信里,除了谈论时政家事外,就讲文学,评电影,品京剧,也月旦人物,更多的时候是谈女人与婚姻。1947年,济安已年过三十,尚未娶亲,是他们父母的一桩心事。济安感情丰富,每交女友,即迫不及待地赶紧写信给弟弟,志清必为之打气,济安每次失恋,志清必诉说自己失恋的往事安慰哥哥。二人对婚姻的看法也各有不同,济安奉行一夫一妻制,一生只结一次婚,如不能跟心爱的女子结婚,宁肯独身。志清却把结婚,看作人生不可或缺的经验。如找不到理想的女子,也要结婚,结了婚,私下还可以有想另一女人的权利。正因为济安把婚姻看得太神圣,终生未娶。我读济安的日记,知道他内心很痛苦,他的日记是不愿意给别人看的,志清不顾济安的隐私,在1975年发表了《夏济安日记》(时报文化出版)。志清觉得济安记下了抗战末期的政局、物价,是真实的史料,暗恋李彦,对爱情的专一,更难能可贵。现在基于同样的理由,志清要发表他与济安的通信。记得2010年,在志清九十岁的宴会上,主桌上有些贵宾,当年是中学生,都看过《夏济安日记》,对济安的情操,赞口不绝。

  志清1982年以前不写日记,往往以写信代替日记。他写过几篇散文,讲他童年与求学的经过,在「耶鲁三年半」里(见《联合文学》第212期,2002年6月),即提到计画发表兄弟二人的通信,从而有助于研究文学的学者对夏氏兄弟学术的了解。若在世,今年济安九十九岁,志清九十四岁,他们平辈的朋友大半作古,学生也是古稀耄耋,其中不乏大学者,名作家,为求真起见,不改信中的人名。他们对朋友是褒多于贬,希望他们朋友的子女能大量包涵,这些后辈也可从信中了解他们父母离乡背井,在人地两生之地谋生的艰辛。

  济安的信,有的是从右至左,由上而下直书;有的是从左至右横书,格式不一,字大,容易辨认,夹杂的英文也不多。志清的信都是从右至左,由上而下直书。志清为了省纸,常常不分段,他最早的两封信,已在1988年分别发表于《联合文学》(2月7-8日)和《香港文学》(5月),篇名「四十年前的两封信」,採用的是「散文」体。分段后,加上「按语」,介绍人名时往往加上自己的意见。现在收入《夏志清夏济安书信集―第一卷》,由季进教授重新作注。

  这些信,大部分有信封,可是年久,邮戳模煳,信封破损,按这些信封找出信的年代,着实花了我不少时间。因为他们的信,照中国人的习惯,只写日期没有年代。志清初抵美国,非常节省,用的是劣纸,信纸多有裂痕,字写得虽清秀,但太小。夹杂的英文又多,一字不误地解读他的旧信,实属不易。为避免错误,有时我得去图书馆,我三十年不进图书馆,现在重做研究,别有一番滋味。济安的信虽然字大,也有看不清的地方,他曾潜心研究桥牌,为了辨认第九十二封信里的英文字,我特地上网,只花了一块钱,就买到了桥牌高手Culbertson(1891-1955)的Contract Bridge Complete —The Golden book of Bidding and Play(Philadelphia. Chicago, The John C. Winston Company, 1936),找出“Self Teacher”这个准则。这本书封面金底红边,黑字仍然亮丽。书身宽4¾寸,长7寸,厚1½寸,握在手里,感触良多。一本绝版的老书,竟不值一张地铁的车票,在纽约乘一趟地铁,还得花上两二元五角钱呢!

  我1967年到哥大工作,与志清相识,1969年结婚,对他的家庭,求学的经过,都是从文章里看来的。他的朋友学生倒是见过不少,留在上海的亲戚一个也不认识。信中所提到的亲戚,全赖六妹玉瑛指认。感谢季进率领苏州大学的同学,用最短的时间,排除万难,把这些字迹模煳的旧信正确地输入电脑,并且做了七百多条简要的注解,保证了《书信集》第一卷的如期出版,真是功德无量。我忝为主编,其实是王德威策划,季进编注。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没有联经出版公司发行人林载爵先生的支持,这《书信集》无从问世。志清在天乐观其愿望之实现,对德威、季进、金伦也是非常感激的。我在此代表志清向王德威教授、季进教授、苏州大学的同学、胡金伦总编辑、联经出版公司的同仁及六妹玉瑛致以衷心的谢意。

后记

  夏济安(1916-1965)与夏志清(1920-2013)先生是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界的两大巨擘。志清先生1961年凭《中国现代小说史》(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 1917-1957)英文专着,一举开下英语世界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先河。之后的《中国古典小说》(The Classic Chinese Novel: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1968)更将视野扩及中国古典叙事。他的批评方法一时海内外风行景从,谓之典范的树立,应非过誉。志清先生治学或论政都有择善固执的一面,也因此往往引起对立声音。但不论赞同或反对,我们都难以忽视他半个世纪以来巨大的影响。

  与夏志清先生相比,夏济安先生的学术生涯似乎寂寞了些,争议性也较小。这或许与他的际遇以及英年早逝不无关系。他唯一的英文专书《黑暗的闸门》(The Gate of Darkness: Studies on The Leftist Literary Movement in China, 1968)迟至身后三年方才出版。但任何阅读过此书的读者都会同意,济安先生的学问和洞见绝不亚于乃弟,而他文学评论的包容力甚至及于他所批判的对象。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夏济安1950年代曾在台湾大学任教。不仅调教一批最优秀的学生如刘绍铭、白先勇、李欧梵等,也创办《文学杂志》,为日后台湾现代主义运动奠定基础。

  夏氏兄弟在学术界享有大名,但他们早期的生涯我们所知不多。他们生长在充满战乱的193、40年代,日后迁徙海外,种种经历我们仅能从有限资料如济安先生的日记、志清先生的回忆文章等获知。志清先生在2013年底去世后,夏师母王洞女士整理先生文件,共得夏氏兄弟通信六百一十二封。这批信件在夏师母监督下,由苏州大学季进教授率领他的团队一一打字编注,并得联经出版公司支持,从2015年—夏济安先生逝世五十週年—开始陆续出版。

  不论就内容或数量而言,这批信件的出版都是现代中国学术史料的重要事件。这六百一十二封信起自1947年秋夏志清赴美留学,终于夏济安1965年2月23日脑溢血过世前,时间横跨十八年,从未间断。这是中国现代史上最为动荡的时期,夏氏兄弟未能身免。但尽管动如参商,他们通讯不绝,而且相互珍藏对方来信。1965年夏济安骤逝,所有书信文稿由夏志清携回保存。五十年后,他们的信件重新按照原始发送日期编排出版,兄弟两人再次展开纸上对话,不由读者不为之感动。

  这批信件的出版至少有三重意义。由于战乱关系,20世纪中期的信件保存殊为不易。夏氏兄弟1947年以后各奔前程,但不论身在何处,总记得互通有无,而且妥为留存。此中深情,不言可喻。他们信件的内容往往极为细密详尽,家庭琐事、感情起伏、研究课题、娱乐新闻无不娓娓道来。在这些看似无足轻重的叙述之外,却是大历史「惘惘的威胁」。

  首辑出版的一百二十一封信件自夏志清赴美起,至夏济安1950年准备自港赴台止,正是大陆易色的关键时刻,也是夏氏兄弟离散经验的开始。1946年,夏志清追随兄长赴北大担任助教,一年以后获得李氏奖学金得以出国深造。夏志清赴美时,国共内战局势已经逆转,北京大学人心浮动。未几夏济安也感觉北平不稳,下一年离校回到上海另觅出路。但政局每下愈况,夏济安不得已转赴香港担任商职,从此再也没有回到上海。

  1947年的夏氏兄弟正值英年。夏济安在北大任教,课余醉心电影京剧,但让他最魂牵梦萦的却是一桩又一桩的爱情冒险。从他信里的自白我们看出尽管在学问上自视甚高,他在感情上却腼腆缺乏自信。他渴望爱情,却每每无功而返。他最迷恋的对象竟只有十三、四岁—几乎是洛丽塔(Lolita)情结!而刚到美国的夏志清一方面求学若渴,一方面难掩人在异乡的寂寞。两人在信中言无不尽,甚至不避讳私密欲望。那样真切的互动不仅洋溢兄弟之情,也有男性之间的信任,应是书信集最珍贵的部分。

  读者或许以为既然国难当头,夏氏兄弟的通讯必定充满忧患之情。事实不然。世局动荡固然是挥之不去的阴影,但两人谈学问,谈刚看过的好莱坞电影,追求女友的手法、新订做的西装……林林总总。夏济安即使逃难到了香港,生活捉襟见肘,但对日常生活的形形色色仍然怀抱兴味。而滞留美国的夏志清在奋斗他的英国文学课程的同时,也不忘到纽约调剂精神。

  这也带出了他们书信来往的第二层意义。或有识者要指出,夏氏兄弟出身洋场背景,他们的小资情调、反共立场,无不与「时代」的召唤背道而驰。但这是历史的后见之明。夏氏兄弟所呈现的一代知识分子的生命切片,的确和我们所熟悉的主流「大叙事」有所不同。但惟其如此,他们信件的内容还原了世纪中期平常人感性生活的片段,忠实呈现驳杂的历史面貌。

  1947、48年政局不稳,但彼时的夏氏兄弟仍未经世变,他们直率的表达对政治的立场,也天真地以为战争局面过后一切总得回归常态。然而时局短短一两年间急转直下,再回首新政权已经建立,夏氏兄弟发现自己「回不去了」。

  比起无数的逃难流亡或清算斗争的见证,夏家的经历毕竟是幸运的。从通信中我们得知四九年以后兄弟两人迁徙海外,仍与上海家人保持联络。但我们也看出他们心境的改变。他们的信里没有惊天动地的怀抱,有的是与时俱增的不安。他们关心父亲的事业,家庭的经济,妹妹的教育;汇款回家成为不断出现的话题,何况他们自己的生活也十分拮据。改朝换代是一回事,眼前的生计问题才更为恼人。到了1950年,夏济安准备离开香港到台湾去,逐渐承认流亡的现实,夏志清也有了在美国长居的打算。他们何尝知道,离散的经验这才刚刚开始。

  夏氏兄弟的通信还有第三层意义,那就是在乱世里他们如何看待自己的志业。国共内战期间知识分子不是心存观望,就是一头栽进革命的风潮中。两人信中时常提到的钱学熙就是个例子。但如果仅就夏氏兄弟信中对共产革命的反感就判定他们对政治的好恶,未免小看了他们。作为知识分子,他们的抉择也来自学术思想的浸润。

  夏氏兄弟倾心西洋文学,并承袭了1930年代以来上海、北平英美现代主义和人文主义的传统。这一传统到了40年代因为威廉.燕卜荪(William Empson)先后在西南联大和北大讲学而赓续不断。燕卜荪在共产革命前夕何去何从,也成为兄弟通信中一个重要的代号。夏志清出国以后,更有机会亲炙「新批评」(New Criticism)的大师如布鲁克斯(Cleanth Brooks)等。这样的传承使他们对任何煽情的事物,不论左派与右派,都有本能的保留。相对的,他们强调文学是文化与社会的精粹。经过语言形式的提炼,文学可以成为批评人生内容,改变社会气质的媒介。他们相信文化,而不是革命,才是改变中国的要项。

  在红潮席卷中国的时分,夏氏兄弟的论调毋宁显得太不实际。他们出走海外,除了「避难」之外,也代表了一种知识(未必总是政治)立场的选择。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们所服膺的英美现代批评与其说是形式主义的操练,更不如说是从文学中再现—与发现—充满扞格的生命情境的实验。文学与人生张力是他们念玆在玆的话题。

  夏氏兄弟的通信风格多少反映了他们的文学信念。他们畅谈英美佳作大师之际,往往话锋一转,又跳到电影爱情家事国事;字里行间没有陈词高调,穿衣吃饭就是学问。文学形式的思考恰恰来自「作为方法」的现实生活。夏济安分析自己的情场得失犹如小说评论,夏志清对好莱坞电影认真的程度不亚于读书。这里有一种对生活本身的热切拥抱。惟其如此,日后夏济安在《黑暗的闸门》里,对左翼作家的幽暗面才会有如此心同此理的描述,而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发掘了张爱玲笔下日常生活的政治。

  在滞留海外的岁月里,夏氏兄弟在薄薄的航空信纸上以蝇头小字写下生活点滴,欲望心事,还有种种文学话题。这对兄弟志同道合,也是难得的平生知己。我们不禁想到西晋的陆机(261-303)、陆云(262-303)兄弟俱有文才;陆机更以《文赋》首开中国文论典范。陆氏兄弟尝以书信谈文论艺,至今仍有陆云《与兄平原书》三十多封书信传世,成为研究二陆与晋康文化的重要资源。千百年后,在另一个紊乱的历史时空里,夏氏兄弟以书信记录生命的吉光片羽,兼论文艺,竟然饶有魏晋风雅。我们的时代电邮与简讯氾滥,随起随灭。重读前人手札,天涯万里,尺素寸心,宁不令人发思古之幽情?

王德威

图书试读

夏志清致夏济安(1947年11月21日)

济安哥:

上船已有十天,在上海拘束了数月,在船上同各色人种交际,又恢复了我的gaiety和abandon。12日上午上船,父亲、母亲、玉瑛送行,离别时玉瑛所表现感情的intensity远胜我去台湾,北平之行,使我非常难过。可是我的mind是soon distracted。她一时心灵的空虚还难填满。

船十六日上午抵横滨,都市中点缀着山林,加着深港的绿水,在[有]mist的早晨是很美丽的。居然有不少美国籍的日本人上船。码头上立着黑色瘦缩的男人,和服和洋服的女人。离日本后天气渐热,四五天来只穿衬衫就够了,晚上盖一件浴衣。今天二十一日,明天上午就可到火奴鲁鲁(Honolulu, Hawaii),十数个留学生要结伴游览。

Meigs一路平稳没有一些晕船的感觉,舒服远胜去年北平之行,从没有极度的摇动。三等舱虽都是两层床,可是平日都在decõ上,或者lounge内,lounge内常演B级电影,如Tangiers(Maria Montez)和较好的Dorian Grayc。睡在我上层的物理系学生,去加州大学。每次看了,都觉得情节不能明了,英文程度不如他的还有,在床上看些英语週刊,高中读本似的读物。王玉书a的那个朋友到Pittsburgh一家Seminary(神学院)读神学,也不会和外国人讲话。都是自费考取的,他们所费的一年不过二三千万元,确实便宜。

头等舱内有钱端升教授赴哈佛教半年「中国政府」,他很不赞成读小学校,我去美后也要更变计划,最多在Oberlin和Kenyon读半年,小学校生活虽或舒服一些,可是我未出国已感到洗不净的羞耻。Empsonc曾往芝加哥大学去过一阵,不知可否请他写封介绍信,说明我的兴趣和李氏奖金考选的事实。[此信]由你寄Oberlin College c/o R.A. Jelliffe(真立夫转),我收到后同沪江成绩单[一併寄]芝加哥大学申请,可赶得上二月开学。Carver(卡乃夫)那里可託他接洽Yale,或者直接由Empson介绍适宜的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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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拿到《夏志清夏济安书信集(卷一:1947-1950)》,就有一种扑面而来的历史感。简体字的排版虽然让现代读者感到亲切,但字里行间透出的那股醇厚,仿佛能透过纸张,抵达那个风云激荡的年代。夏志清与夏济安,这两个名字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简直是绕不开的两座丰碑。他们的思想,他们的见解,早已成为我们认识那个时代文学的重要坐标。而如今,能有机会窥探他们私人通信的往来,这简直是梦寐以求的事情。 1947到1950年,这短短的三年,对于中国而言,是翻天覆地的变革时期。从战乱频仍到新中国成立,社会结构的剧烈动荡,政治环境的急剧变化,必然深刻地影响着每一位知识分子的命运和思想。我迫切地想知道,在这段时期,这两位身处不同境遇(我想象着他们可能一个在海外,一个在国内,或者都有着各自的漂泊经历)的学者,是如何看待这些历史巨变的?他们的书信中,是否会有对时局的担忧,对未来的迷茫,亦或是对新生的希望? 书信,作为一种最直接、最私密的沟通方式,往往能最真实地展现一个人的内心世界。我尤其期待看到,他们在讨论文学时,是如何相互启发的。是像两位棋逢对手的棋手,在棋盘上你来我往,精妙绝伦?还是像两位老友,在轻松的氛围中,无所顾忌地表达自己的看法?我很好奇,他们是否会讨论当时的新思潮,新作家,新作品,以及他们对中国文学出路的思考。这不仅仅是学术观点的交锋,更是知识分子在时代洪流中的精神求索。 我设想,夏志清先生可能在信中,会不时流露出对西方文学的深入研究和比较,而夏济安先生则可能更关注本土文学的土壤和发展。他们之间的讨论,会不会像一盏盏明灯,照亮我们对那个时代文学现实的理解?是不是会有一些我们现在已经熟知的文学事件或人物,在他们的笔下,展现出不一样的视角和评价?这本书,不仅仅是提供史料,更是一种思想的梳理和观照,让我们看到,在那个困难的时期,依然有人在坚持思考,在坚持探索。 这本书的面世,对于任何一位热爱中国现代文学的读者来说,都是一个不容错过的契机。它不仅仅是一份历史的见证,更是一份思想的传承。我期待它能带给我的是,一种对历史更深的理解,对文学更广阔的视野,以及对知识分子精神的敬意。我迫不及待地想去翻阅,去感受那份跨越时空的智慧与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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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到《夏志清夏济安书信集(卷一:1947-1950)》,脑海中立刻浮现出那个时代的剪影:硝烟弥漫的战场,变革前的社会动荡,以及知识分子群体在夹缝中求生存、求发展的艰难。这本书的书名本身就带着一种沉甸甸的分量,夏志清和夏济安,两位名字的组合,就预示着一场思想的盛宴。我购买这本书,是源于对这两位文学大家的深切景仰,更是因为那段特殊的历史时期,总让人想一探究竟。 1947年至1950年,这三年时间,在中国历史上是极其特殊的。内战的阴影笼罩,随后是共和国的建立,社会秩序经历着前所未有的重塑。在这场波澜壮阔的历史大戏中,知识分子扮演着怎样的角色?他们的思想是如何受到冲击和影响的?我想,这两位身居学界、眼观时局的学者,他们的通信往来,必然会折射出那个时代最真实、最细腻的光景。他们会如何谈论政治变动?他们对未来的国家发展又有着怎样的期许? 书信这种载体,有一种近乎透明的魅力。它不同于经过雕琢的散文,也不同于严谨的学术论文,而是更加原生态地展现了作者的思绪、情感甚至是一些日常的琐事。我猜想,在夏志清先生的笔下,会有对西方文学的精辟分析,会有对当时中国文学现状的忧虑,也可能会夹杂着对个人处境的思索。而夏济安先生的回信,又会是怎样的回应?或许是更深刻的质疑,或许是更坚定的支持,又或许是充满洞见的补充。 我特别好奇,他们之间是否会对某些当时流行的文学思潮或作家进行激烈的辩论?例如,他们是否会谈论左翼文学的兴起,或者对国民党统治下文学的评价?这些书信,就像一扇窗户,让我们得以窥见他们在学术研究之外,作为一个普通人,在那个时代下的真实情感和思考。这不仅仅是历史资料的汇集,更是两位杰出头脑在复杂时代中的思想碰撞与灵魂交流。 这本书的价值,我认为远不止于学术研究。它提供了一种视角,让我们能够以更人性化的方式去理解那段历史,去感受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命运。在如今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能够静下心来阅读这样一本充满智慧和情感的书信集,本身就是一种难得的体验。我满心期待,这本书能为我带来新的启发,让我对那个年代的文学和思想有更深刻的认知,也更理解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担当与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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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夏志清夏济安书信集(卷一:1947-1950)》出现在我面前时,一种厚重的历史感和浓厚的学术氛围便扑面而来。夏志清和夏济安,这两个名字本身就代表着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两座高峰,而他们之间的书信往来,更是勾勒出了一条连接思想、跨越时空的学术脉络。我选择购买这本书,是出于对两位先生学术成就的深深敬佩,更是对那个特殊历史时期知识分子精神世界的强烈好奇。 1947年至1950年,这段时间在中国历史上是动荡而又充满希望的。国共内战的烽火,新中国的诞生,社会结构和思想观念都在经历着剧烈的变革。我想象着,在这场宏大的历史进程中,两位身处学术前沿的学者,是如何看待这一切的?他们的书信中,是否会透露出对时局的忧虑,对未来的探索,对文学命运的思考?或许,他们会在信中探讨如何在这种环境下,继续进行有价值的学术研究,如何为中国文学的发展贡献力量。 书信这种形式,往往是最能触及人心底之处的。它不像刻意雕琢的散文,也不似逻辑严谨的学术论文,而是更为率真、直接地展现了作者的内心世界。我非常期待在夏志清先生的笔下,看到他对于当时中国文学现状的批判性思考,以及他对西方文学理论的精辟解读。而夏济安先生的回应,又会是怎样的呢?也许是更深刻的洞见,也许是对夏志清观点的补充和深化,又或者是一番更为冷静的剖析。这种思想的交锋,绝对会火花四溅。 我相信,在他们的通信中,一定会有对当时出现的各种文学现象、作家作品的评价和讨论。比如,他们是否会关注到某些被主流忽视但极具潜力的作品?他们是否会对某些新兴的文学思潮进行评判?这些书信,就像是一面镜子,映照出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思考轨迹,也为我们理解那个年代的文学生态提供了一个绝佳的视角。这不仅仅是历史资料的汇集,更是一次与大师灵魂对话的机会。 这本书的意义,我想远不止于填补学术研究的空白。它更是一种精神的传承,一种对独立思考和学术担当的致敬。在信息爆炸的当下,能够静下心来阅读这样一份充满智慧和人情味的通信集,是一种宝贵的体验。我期待这本书能为我带来新的启发,让我能够更深刻地理解那个时代的中国文学,更深入地认识夏志清和夏济安这两位巨匠的思想世界,也从中汲取坚持学术理想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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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到这本书,首先就被封面那一抹沉静的墨蓝所吸引,仿佛能从中窥见那段动荡年代的知识分子内心的波澜。夏志清和夏济安,这名字本身就承载着太多的学术分量,能想象到他们之间的通信,必然是思想的碰撞,是智慧的火花。翻开扉页,看到那些泛黄的纸张上龙飞凤舞的字迹(虽然这是简体字版,但那种历史的质感依然跃然纸上),瞬间有了一种穿越时空的错觉。 1947-1950年,这是怎样的三年?国共内战的烽火席卷着大地,旧的秩序崩塌,新的时代正在孕育。在这个大背景下,两位学者的书信,会勾勒出怎样一幅时代画卷?他们是如何在时代的洪流中保持思考的独立性?又是如何相互砥砺,追寻学术的真理?我特别好奇,他们会如何谈论当时的社会事件,文学思潮,甚至是个人的人生抉择。这不仅仅是学术的交流,更是两个灵魂在历史关头的深刻对话。 书信这种形式本身就有着独特的魅力。它不像正式的学术论文那样严谨,也不似文学作品那样刻意雕琢,而是更为真实、鲜活地展现了作者的个性和情感。我想象着夏志清先生在异国他乡,或是在大陆的某个角落,提笔写下那些关于文学批评、关于人生感悟的文字,字里行间流淌着他对学术的热情,对现实的关切。而夏济安先生的回信,又会是怎样的回应?是更深邃的思考,还是更辛辣的评点?这其中一定充满了知识的碰撞,也必然有许多令人拍案叫绝的见解。 这本书的出版,对于所有关心中国现代文学史、思想史的研究者和爱好者来说,无疑是一份珍贵的礼物。它填补了一些空白,提供了第一手的史料,让我们得以更近距离地观察和理解这两位巨匠的学术轨迹和思想演变。我期待在字里行间,看到他们对于当时备受争议的文学现象的讨论,对于西方文学思潮的引入和评价,以及他们对未来文学发展方向的展望。这不仅是历史的回声,更是当下思考的启示。 仅仅是书名和出版时间,就已经足够引起我的极大兴趣。这本书的价值,我想不仅仅在于其学术内容本身,更在于它所承载的那份历史温度和人文关怀。在信息爆炸的今天,我们或许更需要这样一种慢下来的阅读方式,去感受文字的力量,去品味思想的深度。我相信,夏志清夏济安书信集,将不仅仅是一本读物,更是一次精神的洗礼,一次与大师对话的难得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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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到《夏志清夏济安书信集(卷一:1947-1950)》,心中涌起一股强烈的学术探索欲。夏志清、夏济安,这两个名字在现代中国文学研究领域,几乎是绕不开的标志性符号。能够看到他们之间的书信往来,尤其是跨越1947-1950这个中国历史的关键时期,其价值不言而喻。这不仅仅是简单的个人通信,更可能是一部时代的缩影,一部思想史的侧面记录。 1947年至1950年,这三年是中国剧烈变革的时期。国民党政府风雨飘摇,共产党逐渐占据优势,最终建立新中国。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知识分子的命运、思想以及他们的学术追求,必然会经历前所未有的考验和冲击。我非常想了解,夏志清先生和夏济安先生,这两位卓越的学者,是如何在这种动荡不安的环境中,保持他们的学术独立和思考的?他们的信件中,是否会有对时局的真切反映,对未来方向的探讨,或是对文学创作的深刻洞见? 书信的魅力在于其私密性与真实性。它不像公开发表的文章那样需要顾忌太多,往往更能展现作者最真实的情感流露和思维火花。我期待在夏志清先生的字里行间,看到他对文学现象的敏锐观察,对西方文学理论的深刻运用,以及他对中国文学出路的思考。而夏济安先生的回信,或许会更加侧重于国内的文学动态,或者对夏志清的观点进行更细致的辨析。这种一来一回的交流,必将充满智慧的碰撞,甚至是思想的火花四溅。 我想象着,他们或许会就某个特定的作家、某部作品,或者某种文学思潮展开深入的讨论。例如,他们是否会对当时被热捧的作品提出质疑?是否会为一些被忽视的作家发声?他们之间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的“文学史观”是否早已在这些通信中初露端倪?这些书信,就如同历史现场的还原,让我们得以窥见两位大师在学术道路上的探索与求索,也让我们得以更清晰地理解他们后来所著述的文学史的形成过程。 这本《夏志清夏济安书信集(卷一)》的出版,对于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思想史的学者以及所有对那个时代感兴趣的读者而言,无疑是一份厚重的礼物。它不仅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史料,更重要的是,它让我们看到了在时代的巨变中,知识分子群体是如何保持独立思考,如何坚守学术尊严的。我迫不及待地想去深入其中,去感受那份跨越时空的智慧与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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