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序(摘录) 《「看见台湾」:台湾新纪录片研究》试图梳理台湾新纪录片在1980年代中叶发展以来逐渐形成的传统、特色、开创和侷限之处。这部学术着作撰述完成,距离我步入学术生涯之初所发表的〈「发现台湾」:建构台湾后殖民论述〉,竟忽焉已过了二十余年。出道之时的那篇论文借用当时《天下杂志》在1991年出版的颇受瞩目的一本书名:《发现台湾》。1991年时「台湾」当然存在已久,何以需要被发现?又如何被发现?发现之后又如何?我犹记得1992年初出茅庐的我在中央大学举办的比较文学会议发表那篇论文时的心情。〈「发现台湾」:建构台湾后殖民论述〉开启了我往后十年间穿梭于外文学界和台湾文学研究的学术生涯。二十年后,我挪用了2013年齐柏林席卷台湾,囊括上亿票房的院线片《看见台湾》来作为我的另一本书名,这次的主题是台湾新纪录片。这些纪录片带我们观看台湾,而我们在这些纪录片里看到了哪些观看台湾的角度和方式?我们又该如何看见影片未看见的台湾?
「看见台湾」意味之前「未看见」、「看不见」。那么,该如何看?看到什么以往「看不到」、「未看到」、「不能看到」,或者「视而不见」的台湾?这正是1980年代中叶以来许许多多台湾纪录片导演从不同纪录观点,透过不同手法和主题所反覆探讨的。这本书是对于这些台湾纪录片导演的礼敬。
但是,值得深思的是,何以在「发现台湾」之后的二十年,「看见台湾」依然是个「问题」?2008年我回到中兴大学任教,这里聚集了一群对于纪录片拍摄和研究感兴趣的年轻朋友,我之前的旧识纪文章导演给我看了他正在进行中的纪录片《遮蔽的天空》。他透过这部纪录片的拍摄,企图阻挡已在台中耸然矗立的火力发电厂烟囱一路延伸到他的家乡彰化鹿港。观看这部影片让我蓦然张开眼睛,发现我儿时记忆里台中的蓝天白云已然不见,无论从我研究室的窗户眺望南边的八卦山脉或东边九九峰的方向,或是出差时在高铁站所看到收藏我美好三年「怀恩中学」记忆所在的大度山,都是灰蒙蒙一片。而这样严重且持续遭受污染的台湾,我却视而不见。随后,在中兴大学结识的一群环境工程系、应用经济系、生物多样性研究的朋友,和长期透过纪录片来探讨环境生态问题的柯金源师傅和简毓群导演,带领我到彰化造访在国光石化建厂计画中即将消失的那一片广大的大城湿地。「看见台湾」之后又如何?该如何?可以如何?这些问题逐一浮现。这本书驻留了这些观看旅程的痕迹。
如果纪录片可以让人「看见台湾」来参与这「该如何?可以如何?」的辩论和行动,那么,企图吸引大众来观看的院线纪录片可以扮演的角色是什么?除了提出「收编」和朝「主流势力」靠拢这些批判之外,我们又可以开发什么样理解台湾纪录片传统和传播的观看方法?齐柏林的《看见台湾》是个很好的例子。这部片带出的课题、争议和效应,依然持续发烧当中。我们静观其变,尚无须骤下定论。另一方面,由于影展对于许多年轻导演而言,堪称「跃龙门」,可以一举成名,成为纪录片圈的目光焦聚。纪录片拍摄与影展美学、政治的「共谋」关系,又该如何看待?同时,相较于中国电影在国际影展中的大放光芒,台湾电影产业(包括纪录片)在国际影展中的弱势,也让「台湾」的「不见」有另一层的意涵。这些问题都让「看见台湾」有不同层次的面向,值得深思和探讨。
「发现台湾」不意味就可以「看见台湾」。这个问题牵扯的是长年以来「台湾与国际接轨」和「产业升级」这些课题隐含的复杂层面,不是「主流的偏见」或是「政治打压」这么简单的回应就可以打发。那样的回应是怠惰也怠慢了「看见台湾」带来的挑战。而「看见台湾」,不意味就有「论述台湾」。如果「看见台湾」,但台湾自己人的观点却「缺席」──也就是说,「看见台湾」的论述没有台湾观点的参与,那又如何?我认为这个严峻的挑战不仅必须从台湾内部的历史社会脉络来理解,也必须放宽视野,从国际场域里的「发现台湾」、「看见台湾」、「论述台湾」之所以是个问题,其中盘根错节的原因来加以梳理。这本书的五个章节勾勒了十年来我从纪录片研究的角度来探讨这个「台湾」问题的轨迹和心得。
邱贵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