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高层文官 pdf epub mobi txt 电子书 下载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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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研究有三大主题

　　第一、探讨他们的「使职化」，如何从普通的职事高官，演变成皇帝的特使；
　　第二、釐清他们官职的特征和深层意义；
　　第三、解读他们经常复杂的官衔，好让读者读唐人官历，好像读今人履历表那么有趣、那么透彻。
 
　　「高层文官」，指唐代「最有权势，最接近皇帝皇权，最全面掌控国家财赋，以及在地方上治理百姓最重要的官员」。疏理了他们使职化的过程，读者就能看清唐代的官制，如何从唐初的三省六部职事官制，逐渐转变为玄宗以降，比较松散的、随意的使职制。所谓使职，简单说，就是皇帝的特使或特使的僚佐。唐经常以特使的方式来治国，意味着唐皇权的进一步扩张。

　　然而，唐高官们的这种使职化，也使得他们的官衔变得异常复杂，不易解读。最大的问题是，单看那一长串官衔，我们常常不知道这位官员，当时的主要专任官职是什么，而有所误判。《唐代高层文官》剖析了这些官衔的作用，并论证唐代的使职，如何演变成北宋更冗杂的「官、职、差遣」制度。本书以「破案式」的方式叙写，网罗了墓志、史书、文集、诏令等史料，把各种疑难问题，当成一个个悬案来破解，希望读者读后，能津津有味地细品唐人的官衔，并且能解开他们种种使职之谜。
 

作者简介

赖瑞和

　　广东梅县人，1953年生。台大外文系毕业，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研究所博士，现任国立清华大学历史研究所教授，2016年秋退休。
 

自序
导言
一、「兼」字真义和本官
二、本官、闲官和使职的出现
三、本书以使职为切入点
四、为何挑选此五大类官员？
 
第一部分　使职和职事官
第一章　使职的起源与职事官的相互演变
一、唐代的「官」与「职」
二、使职新论：人类先有使职，后有职事官
三、从使职演变为职事官
四、从职事官演变为使职
五、结语
第二章　钱大昕与唐代使职的定义
一、钱大昕的使职论
二、唐代使职的定义
三、为何唐代使职皆无官品？
四、结语
第三章　唐职官书不载许多使职的前因与后果
一、载与不载
二、唐的职事官和使职
三、四大职官书的原始材料
四、为何只载职事官，不载许多使职？
五、职官书所造成的后果
六、结语
 
第二部分　宰臣
第四章　唐宰相的使职特征和名号
一、宰相的使职特征
二、宰相的各种使职称号
三、知政事和参知政事型宰相
四、同中书门下型宰相
五、同平章事型宰相
六、宰相的其他名号
七、结语
第五章　唐宰相的权力与下场
一、宰相的权力基础：皇帝的信任
二、皇帝—宰相—翰林学士—宦官
三、宰相的命运下场
四、结语
 
第三部分　词臣
第六章　唐中书舍人的使职化
一、中书舍人在唐代演变的大略
二、中书舍人的使职化
三、北门学士
四、翰林学士和中书舍人的纠葛情结
五、中书舍人作为本官
六、结语
第七章　唐知制诰的使职本质
一、动宾结构的官名
二、使职常以他官充任
三、白居易的见证
四、结语
第八章　唐三大类型知制诰的特征与区别
一、第一型知制诰
二、第二型知制诰
三、第三型知制诰
四、中书舍人不带知制诰
五、知制诰的双重含义
六、出土墓志中的知制诰
七、结语
第九章　唐后期三大类词臣的升迁与地位
一、郎官知制诰的升迁：白居易和元稹的案例
二、两种中书舍人：权德舆和李德裕的案例
三、翰林学士的权位
四、文士之极任
五、结语
 
第四部分　史官
第十章　刘知几与唐史馆史官的官与职
一、撰文修史，岂任秘书？
二、奇异的插曲
三、解谜之乐：子玄的官历
四、刘知几的「官」与「职」
五、结语
第十一章　唐史官的使职化
唐史馆史官的任命
史官的使职化即专业化
唐史馆史官的使职官名
史馆设立的后续效应
专任史官？兼任史官？
结语
 
第五部分　财臣
第十二章　宇文融和唐玄宗朝的财税使职
唐初的财政职事官
宇文融登场
宇文融的出身与仕历背景
毛遂求官模式
宇文融的覆囚使和租庸地税使
常赋外的征税：羡余和进奉
四族皆覆，为天下笑
玄宗朝财税使职的特征和意义
结语
第十三章　第五琦和盐铁使及理想的税法
第五琦的崛起
毛遂模式和盐铁使的诞生
榷盐为理想税法
盐价问题
盐铁使及其地方附属组织
结语
第十四章　杨国忠和度支司的使职化
一、判度支和度支使
二、杨国忠登场
三、太府司农及度支司的使职化
四、度支渐权百司之职
五、结语
第十五章　李泌和户部钱及户部司的使职化
一、李泌登场
二、第一位户部使
三、除陌和垫陌
四、户部钱的特点
五、户部司的使职化
六、结语
 
第六部分　牧守及总结
第十六章　唐州府的定位和刺史的职望与选任
一、州府定位的分类与目的
二、州府定位的变动
三、州府定位和刺史职望
四、刺史的官品和职望
五、州府定位和刺史俸钱
六、州府定位和刺史的选任
七、结语
第十七章　唐刺史的税官角色
一、职官书中的刺史职掌
二、抚字黎庶和税务
三、刺史收税和考课
四、额外加征
五、结语
第十八章　唐刺史和他的使职帽子
一、刺史和他的使职帽子
二、刺史兼充都督
三、刺史或都督兼充都护
四、刺史或都督兼充节度使
五、刺史兼充的其他使职
六、刺史兼充各种使职的意义
七、刺史兼使职的官衔解读
八、二级制或三级制？
九、结语
第十九章　总结
 
附录　唐职事官和使职特征对照表
后记
参考书目
索引
 

自序

　　又到写序的时候了。每到此刻，我总要想起本书的起点，也是我之前两本书《唐代基层文官》和《唐代中层文官》的原点，那就是我的老师杜希德老先生在《唐代官修史籍考》中所说的一段话：

　　我们读传统的传记时应当留意，那些看起来好像是无血无肉的骨架式履历（skeleton curriculum vitae），只有连串的官名，但是，史官在写这些传记时，他心目中的「内行」读者（即同个官场上的未来官员），必定会发现这仕历中的每一段，都有它的意义和内涵。唐代一个官员的履历，即使被简化到仅剩连串的官名，没有任何背景资料，也能让跟他接近的同时代人读得「很有意义」（meaningfully），就像我们今人读报章上同个专业同行的讣文，或阅读某个求职者的履历表，也能从字里行间，轻易解读〔那人从前的专业经历和就业状况〕一样。

　　杜希德（Denis Twitchett, 1924-2006）是我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研究所的博士论文指导教授。上面这一段话，是他在晚年最后一本专书中所说的。大约三十年前（1981-1986）我在普大跟他初习唐史时，他就经常跟我谈到唐人（唐代士人）的官历、仕宦模式和唐代正史列传等等大问题。他这本专书在1992出版后，我第一次读到这段文字时，马上就有一个感想：如果我们今天可以像唐人那样，在阅读唐同时代人的官历，能够读到「很有意义」，读到「津津有味」，读到像我们读今天同个专业同行的履历表那样一目了然，达到一种「心照不宣」的境界，那该有多好！

　　早在普大念唐史时，我就经常被史书和墓志中的一连串唐代官名所迷惑，不知道该如何解读。《唐六典》、《通典》和两《唐书》职官志，固然可以解答一些小问题，比如某官的官品为几品，其简单职掌为何等等，但这远远不足够。这四大职官书，甚至不载许多唐代的使职官名（见第三章），更不可能让人达到杜公所说的那种境界。

　　杜公的这段话，彷彿一颗种子。我那时就在想，要把唐人的史传墓志，读到像今人履历表那样，应当是可行的，同时也是职官研究的最高境界，最高目标。但这需要做很多原创性的研究，很多跟从前「不一样」的研究，需要有一整套全盘的研究计画才行，恐怕要耗费我的下半余生。

　　以此看来，这唐代文官三部曲，其实最主要的目的，是要解决我个人的一大迷惑，一大「好奇」：如何解读唐人的官衔，如何把唐人那些「无血无肉的骨架式履历」，读得「很有意义」。如此而已。如果还有其他唐史学者（特别是初学者），也有类似的迷惑，或许我们可以成为「同路人」，一起来探索。我对唐代官员的兴趣，永远大于「冷冰冰」的制度条文和令文。我在《唐代基层文官》的〈自序〉中，曾经形容我的方法是「在传记中考掘制度史」，也就是要从唐代士人官员的实际仕历，去观看他们怎样做官，看看制度怎么运作，而不是要从制度条文去看官制。所以本书只想解决我个人的迷惑，于愿已足，也恐怕在书中许多地方，留下不少这种「个人笔触」。

　　在清华任教之前，有超过十年的光景，我窝居在赤道边缘我的故乡，亚洲大陆最南端的边城柔佛新山（Johor Bahru），自有一种「大隐于乡」的乐趣。有一段时间，在一所私立学院（南方学院）教书，只是教课时数多，没有任何研究资源，连个像样的研究图书馆都没有。怎么做研究？怎么让那颗种子萌芽？唯有耐心等待适当的时机，等待适当的阳光和水份。但这一等，便是好几年。

　　一直到2002年初，我决定辞去教职，准备读书研究，向往韩愈「闭门读书史，窗户忽已凉」的那种境界。这时，刚好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开发的那套《汉籍全文电子资料库》，开放给海外某些大专院校使用。我幸运得到一个免费帐号，从此可以每天上网连线到这个超大型全文资料库去检索我要的材料，包括《唐六典》、《通典》、两《唐书》、《太平广记》、《全唐文》等等重要资源。

　　这个资料库拯救了我，让我得以在赤道边缘，做最精深的唐史研究。那时杜公已退休，回到他英国剑桥老家。有一次我写电邮给他，不免要跟他吹嘘一番说：「现在的唐史研究，已进入无纸的时代（paperless age）了。你甚至可以在一个荒凉的小岛上做唐史研究。我现在居住的小镇，在研究资源上几乎就等同荒岛，但我还可以做相当高品质的研究。」

　　最棒的是，史语所这个资料库可以做全文检索，且具备我所知最佳的「检索报表」功能（另一大型资料库《中国基本古籍库》虽然收书更多，但就缺此功能）。我等于拥有了所谓的「照像式记忆」（photographic memory），据说这是我们唐史开山祖师爷陈寅恪老先生所拥有的。我的「记忆」不但是完美的，还可以在一两秒内，检索到几乎任何我想要的资料，再以「检索报表」功能，全部列印出来，或储存起来备查，无字数限制。这样，我再也不必像严耕望先生那样，花数十年，抄写数十万张卡片，才能开始写他那套《唐代交通图考》。如果当年严先生来得及使用这个资料库，他应当能及早完成他这部最后未能完成的遗作。我跟这个资料库的相遇，就像在生命的低谷遇见一个贵人。现在，这部文官三部曲终于完成了，我有一种感恩的心情，想把这最后一「曲」，特别献给「她」，我的「记忆女神」（Mnemosyne），以及中研院那批开发出这个资料库的各路专家们。

　　这「记忆女神」真是一个超强的研究工具，正好可以配合我那个跟以往「不一样」的唐代职官研究大计画，那个「读唐人官历，如读今人履历」的研究大工程。从2002年中到2003年底，经过大约一年半的研究写作，我写完了《唐代基层文官》，寄给台北联经出版公司，于2004年底经审查后出版。此书出版后，我获得清大的教职（这原不在我的生涯规画内），在2005年秋天，带着《唐代中层文官》的一大半初稿，从热带赤道飞到亚热带的台湾，赴清华大学历史研究所任教。2007年底，在清华期间，写完《唐代中层文官》，于2008年底出版。如今，经过这些年的沉淀、思考和研究，我又完成了这本《唐代高层文官》。上引杜公的那段话，正是这三部曲的种子和源头。

导言

　　唐代刘肃的《大唐新语》，有一则记事，很有启发意义，可以用来说明，何以唐代的官衔，好像「密码」一样，需要「解读」，需要「解码」，不是光查查职官书就能解决：

　　贺知章自太常少卿迁礼部侍郎，兼集贤学士。一日併谢二恩。时源干曜与张说同秉政，干曜问说曰：「贺公久着盛名，今日一时两加荣命，足为学者光耀。然学士与侍郎，何者为美？」说对曰：「侍郎，自皇朝已来，为衣冠之华选，自非望实具美，无以居之。虽然，终是具员之英，又非往贤所慕。学士者，怀先王之道，为缙绅轨仪，蕴扬班之词彩，兼游夏之文学，始可处之无愧。二美之中，此为最矣。」

　　源干曜和张说同为宰相，有一天见到贺知章同时「迁礼部侍郎，兼集贤学士」，干曜不禁问张说：这两种官，「何者为美？」张说的答案是「二美之中，此为最矣」：两官都美，只是集贤学士更美、最美。这个答案，很可能会让不少现代学者有些惊讶，因为今人常好以官品来衡量唐人的官职。礼部侍郎是正统又正规的正四品下高官，集贤学士只是个使职，一种「不正规」的职位，甚至连个官品也没有，怎么会更美？日本学者砺波护很可能更会说，集贤学士不过是个「令外の官」，是唐代律令制度以外的官，似乎很不入流品。没想到张说竟说此官为二美之「最」！

　　张说以一个唐人的身分，又是宰相，他的话当然最有分量，最具「权威」。今人简直无从置喙。其实，干曜也是宰相，在官场上应当也见多识广，不会不知道「何者为美」，或许只是想求证于张说罢了，或想请张说「点破」个中奥妙。果然，张说没有让他失望，说得头头是道，令人叹服。

　　他说，侍郎「为衣冠之华选，自非望实具美，无以居之」。然而他又加了一句但书：此官「终是具员之英，又非往贤所慕」。相反，集贤学士「怀先王之道」，接近皇帝和皇权，不但要有扬雄和班固那样的「词彩」，还要兼备子游和子夏那样的「文学」才行，任官条件更为严苛。这段话不但展现了唐代一个宰相对此两官的看法，也透露了唐代上层社会有一种很深的「文学崇拜」：有「词彩」，有「文学」者，可以佔尽优势，而且是仕途上的优势。张说本人就是初唐的「大手笔」，靠着他的文采称雄于玄宗时代的政坛和文坛。他也曾经在集贤院当过学士，十分清楚此院学士的崇高地位。

　　像《大唐新语》中这段精采的记载，它所透露的讯息，是我们在正史职官志中找不到的。但这样的知识，却是今人最想得到的，对于我们了解唐代官场的运作，士人的期望和他们做官的理想，帮助很大。比如，有了这个「常识」，今后我们在阅读唐人史传和墓志，再次遇到礼部侍郎和集贤学士时，当有一种「故人重逢」的感觉，知道这两官的高低比重，好比见到两个老朋友那样。这时，读史才可能有会心微笑，左右逢源之乐！
 
　　一、「兼」字真义和本官

　　《大唐新语》这则记录，也凸显了几件事，可以作为本〈导言〉讨论的起点。

　　第一，唐人喜欢「品头论足」般点评同僚所任官职的清望、轻重等等，并不是光看官品的高下。显然，他们看重一个人的仕宦，并常以一个人的官宦，来品评他的人品和地位。这也就是陈寅恪的精湛观察：「唐代社会承南北朝之旧俗，通以二事评量人品之高下。此二事，一曰婚。二曰宦。凡婚而不娶名家女，与仕而不由清望官，俱为社会所不齿。」一个士人做的官是不是「清望」，是不是接近皇权，这些才比较重要。如果做的是伎术官僚，如太乐令之类的乐官，或司天监那样的天文官，或闲散的官职，如散骑常侍和太子宾客之类，即使官品再高，却都不是士人看重的。

　　第二，「贺知章自太常少卿迁礼部侍郎，兼集贤学士」这一句话，更可佐证唐代官衔（特别是使职官衔）之复杂，且处处是陷阱，稍一不慎，很可能便陷入其中犹不知觉。比如，以这一句来说，一般学者大概都会以为，贺知章这时只是从太常少卿，升为礼部侍郎，并「兼任」集贤学士。换句话说，大家会以为，礼部侍郎才是他的主要官职，集贤学士只不过是他的「兼任」、「兼差」工作而已。如果是这样的理解，那恐怕大有问题。

　　本书第十一章〈唐史官的使职化〉第五节「专任史官？兼任史官？」将会更详细论证唐代这个「兼」字，绝非「兼任」，而是「同时出任」两种官职的意思。唐人所「兼」之官，往往还是专任的，非「兼任教授」那种「兼任」、「兼差」性质。例如，唐代那些史官，都是以某某本官去「兼」史馆史官。唐初的令狐德棻，便「累迁礼部侍郎，兼修国史」。意思是，他同时出任礼部侍郎和「修国史」这种使职，但他这时的最主要工作，是在史馆修史，在专任「修国史」，并非在做礼部侍郎的官（这只是他的「本官」）。

　　同样，贺知章「迁礼部侍郎，兼集贤学士」，表示他同时获授这两个官职，但他的最主要工作，是去集贤院专任学士，协助皇帝草诏、编撰，并教导皇太子读书（见下），不是去做礼部侍郎（这也只是他的「本官」）。此之所以张说会特别提到集贤学士，要「蕴扬班之词彩，兼游夏之文学，始可处之无愧。二美之中，此为最矣」。设想，我们读贺知章和令狐德棻的传，如果连他们当时在专任什么官职，都茫然不解，那我们还能奢谈研究什么历史大问题吗？

　　第三，贺知章和令狐德棻这两个「兼」案例，牵涉到唐代官制中的一个核心问题，那就是所谓「本官」的问题。在唐代史料中，「兼」和「本官」有密切关系。像上引贺知章和令狐德棻的案例，是以「兼」的方式来叙写，但也可以用「本官」方式来呈现，那就是「以某某本官，任某某使职」的方式来记载。

　　例如，《旧唐书‧穆宗纪》长庆二年（822）二月条下：「以工部侍郎元稹守本官、同平章事」。意思是，元稹是以工部侍郎的本官身分，去出任同平章事（即宰相，也是一种使职，见本书第四章）。他并没有去做工部侍郎的职务，且工部侍郎这时已成了闲官，也没有什么职事可言。这种以本官出任宰相的例子，在两《唐书》的本纪中，还可以找到非常之多，比比皆是。

　　再如，《旧唐书‧懿宗纪》咸通二年（861）四月条下，「以驾部郎中王铎本官知制诰」。意思是，王铎以驾部郎中的本官，去充当知制诰的使职。他并没有去担任驾部郎中的职事，因为此官在唐后期早已成了闲官。在史书中，这种用例也甚至也可以写成「驾部郎中知制诰王铎」，连「兼」字都可以省略。

　　同样，「本官」一词，也往往可以省略不书，可从上下文判读。例如，《新唐书‧徐坚传》：「俄以礼部侍郎为脩文馆学士」。意思是，徐坚以礼部侍郎的本官，去出任（专任）脩文馆学士的使职。再如《新唐书‧李训传》：「不踰月，以礼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赐金紫服」。意思是，李训以礼部侍郎的本官，去出任（专任）宰相。「本官」一词省略了，但从上下文看，文意还是很清楚。

　　这就很有元丰改制前的北宋官制味道：本官不做本司事，却跑去充任其他使职差遣。这个「本官」，许多时候是借用「闲官」为之，其作用在于秩阶定俸禄，类似宋代的「寄禄官」（见第六章的更详细讨论）。宋制正是源自唐制。张国刚又称这种唐代的「寄禄官」为「阶官」。

　　在接下来的各章中，本书会经常提到唐人这个本官和他们「兼」数种官职的现象。如果能够掌握这一官职特征，许多解读问题也就可以迎刃而解了。
 
　　二、本官、闲官和使职的出现

　　为什么礼部侍郎可以当作一种「本官」来使用？为什么一个官员要带有「本官」？这便牵涉到唐代的使职。所谓「使职」，是一种非正规官职的任命方式，但唐代经常用使职方式来委任官员（特别是高官），后人称这种现象为「以特使治国」，跟民国初年常以特使来掌政和掌财权，异曲同工。

　　贺知章这时的更详细官历记载，见于他《旧唐书》的本传。原来，他是在玄宗开元十三年（725），「迁礼部侍郎，加集贤院学士，又充皇太子侍读」。唐初的礼部侍郎为正四品下的高官，但却是个闲官，非剧要官员。贺知章「少以文词知名，举进士」，文章学问都受到同辈称赞。这时，玄宗要请他来当太子的老师，但「皇太子侍读」并非一种正规有官品的官，而是一种使职，于是便先让贺知章升任礼部侍郎，再请他以这个「本官」的身分，去同时充任集贤学士和皇太子侍读这两种使职。

　　集贤院是唐宫廷内藏书丰富的皇家藏书楼，也是贺知章时代最重要的一个文馆（那时还没有翰林学士院）。唐史学者如今常用的《唐六典》，当年就是在这个集贤院编撰成书。贺知章这时任学士（更正确的说，是出任集贤院侍讲学士），教导皇太子读书，但他领的却是礼部侍郎的俸禄。别人一般也会尊称他为「侍郎」。大朝会时，他也就排在礼部侍郎的班序（因为集贤、翰林、史馆等文馆使职，并无自己的班序）。这便是「本官」的作用。

　　贺知章既然同时又带有礼部侍郎的本官，必要时他当然也可以执行一些跟礼仪有关的工作。礼仪需要饱读经典。像贺知章这种有学问的士人，从事礼仪工作，绰绰有余。因此，玄宗登泰山封禅时，便曾经「召知章讲定仪注」。同理，贞观十五年（641），太宗将登泰山，也曾经下诏，「令公卿诸儒详定仪注」。当时任史馆史官的令狐德棻，很有学问，又带有礼部侍郎的本官，于是他也就被委任为「封禅使，参考其议」，但这只是一次性的使职，事毕即罢。他又回去史馆专任史官。

　　令狐德棻以礼部侍郎的本官，去出任史馆史官，正因为史馆史官也是一种没有官品的使职。任使职者都要带有一个本官才行。唐初的徐坚亦是如此。唐后期的李训，更是如此，因为宰相其实也是没有官品的使职，所以他要带有礼部侍郎的本官，去出任同平章事。

　　本官通常是「借用」那些闲散的官为之。唐初的科举考试，从贞观起，原本由吏部的考功员外郎主持，但到了开元二十四年（736），因发生「员外郎李昂为举人李权所讼」的事件，才把贡举转移给礼部侍郎主掌。但在这之前，礼部侍郎是个闲官。此之所以张说说侍郎是「具员之英」。于是令狐德棻和贺知章，才会以礼部侍郎为本官，去出任其他使职。但从开元二十四年起，礼部侍郎主持贡举的期间，此官有了比较重要的职权，应当就没有再用作本官。但到了唐后半期，特别是在李训的文宗时代，朝廷又经常以其他有文采的官员（如权德舆），以他官的身分来「知贡举」，把礼部侍郎架空，此官又成闲官，又可以用作本官了，于是李训才会以此为本官去出任宰相。

　　上面几个案例说明，唐代的职官变化多端，并非像《唐六典》等职官书呈现得那样「井然有序」，看起来好像永远那么固定常设不变。如果光只是读《唐六典》和其他另三大职官书，我们见不到礼部侍郎这种职权的微妙变化，也看不到本官和使职的问题。这就需要后人去考掘史传和墓志，从种种实例中，去发现唐代各种职官的精妙处。有了这些职官书以外的知识，我们才有可能把唐人那些「骨架式履历」，读得「很有意义」，读得津津有味。

　　唐代官制最重要的一种变化，就是使职的出现，而且早在唐前期，就有了使职，不必等到唐后期。例如，本书即将检讨的五大类使职：知制诰、翰林学士（第六章），史馆史官（第十一章），玄宗朝的财政使职（第十二到十五章），刺史和节度使（第十八章），都是在唐安史之乱前就设置。至于唐代的宰相（第四章），更是从唐初到唐亡，始终都是个使职，从来不曾是个有官品的职事官。

　　使职的出现，产生两个连带现象。第一，它会造成某些律令制的职事官，遭到「使职化」，也就是被新来的使职架空，原有的职事官逐渐会变成闲官，职权旁落。这样被架空的职事官，变成闲官以后，又可以充作其他使职的本官或检校官。第二，使职本身又需要带有本官去充职，以计俸禄，序班次。这样便形成了一种奇妙的循环：使职使得一些职事官变成闲官，但这些闲官又可以循环再利用，改为其他使职的本官或检校官。结果是尽可能官尽其用，不致于像德宗贞元时，陆长源在〈上宰相书〉中所说的那样，「官曹虚设，禄俸枉请」。

　　「使职化」这名词，据所知是陈仲安最先使用，见于他和王素合着的专书《汉唐职官制度研究》第一章第六节〈唐后期使职差遣制的流行〉。意思是唐皇朝把各种职事官架空，改用使职，也就是「以特使治国」，是一种扩充皇权，让皇权得以更集中的办法。陈仲安此书，对近年的唐代官制研究颇有影响，常见学者引用。何汝泉最近出版的专书，更透露他研究唐代使职，就是受到陈仲安在1963年，发表在《武汉大学学报》那篇唐代使职「开山之作」的「启示而萌发念头的」。拙书虽然不是受到陈仲安的启发，我跟陈老的使职观点也不尽相同，但陈老的开山之功不可没。这里借用他的「使职化」，一方面因为此词简洁好用，另一方面也有「向大师致敬」之意。

　　要解读唐人的官衔，我们就必须对唐代这种官制的变化，有相当的了解，更要深入探讨使职，因为使职经常带有一长串的结衔，比职事官（比如县令和县尉）的单纯官衔复杂许多。越高层的使职，其官衔越复杂，不只带有作为本官的职事官衔，更常「兼」领其他官或宪官（如御史中丞），又可能同时执行好几个其他相关使职（如节度使常兼带支度、营田使），更带有检校官（如检校尚书、检校郎官）等等。这样组成的一大串官名，竟可以长达七十多个字之多。最好的例子，莫如唐后期的幽州节度使刘济，死后在其墓志上的那一长串结衔：

　　故幽州卢龙军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管内支度、营田、观察处置、押奚契丹两番、经略卢龙军等使，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司徒兼中书令，幽州大都督府长史，上柱国，彭城郡王，赠太师刘公墓志铭

　　这个冗长的结衔，正好是杜希德所说，「无血无肉的骨架式履历，只有连串的官名」，但是，如果我们了解德宗宪宗年间，一个州刺史如何经常兼充各种使职，则这个「骨架式履历」就会变得十分精采可读，可以让一个解读者去充分「享受」解谜之乐（详见本书第十八章第七节「刺史兼使职的官衔解读」）。由此可知，唐人的官衔，以使职的最为复杂。我们要彻底解读唐人的官衔，就不得不先去研究唐代的使职，才能找到一把足以「解谜」的钥匙。

第一章　使职的起源与职事官的相互演变
 
唐代职官制度最重要的特征是什么？构成唐朝「一代之制」的，又是什么？最好的答案，莫如上引杜佑的这一段话，出自《通典》卷19〈职官一‧历代官制总序〉。这是一篇提纲式的序，从中国神话传说时期的伏羲、神农说起，历夏商周、汉魏晋南北朝和隋，一直讲到唐代的官制。因为是提纲式，所以只点出每一代官制最重要的特色和精神。杜佑提到他自己的本朝，最后的结论便是「设官以经之，置使以纬之」这几句话，说明他眼中的唐制，「官」（职事官）和「使」（使职）同样重要。职事官是「经」，使职是「纬」，两者都有必要设置，缺一不可。两者相互配合，才能「百司具举」，完成「一代之制」。
 
杜佑（735-812）本人的官历便是一个好例子。他从18岁入仕，直到78岁才退休，任官长达六十年，是唐代极少数仕宦生涯如此长的官员。他最先是「以荫入仕」，先任两种职事官：济南郡参军、剡县丞，然后他就开始在韦元甫的浙西和淮南幕府担任一系列的基层幕佐使职。跟着，他又任职事官抚州刺史，再入朝为金部郎中。他壮年以后，几乎都在任使职，包括容管经略使，水陆转运使，岭南、淮南诸镇节度使，也曾以户部侍郎的身分判度支（一种使职），又当过「使职之最」的宰相。他这一系列的官职，都是职事官和使职交错的，宛如他在《通典》所说，以官为经，以使为纬，也是唐代不少士人文官的典型经历。
 
因此，杜佑对职事官和使职的特征和差别，是有亲身体会的。他这一番话，不是纸上谈兵，而是亲身观察的结果。他深知，到了唐后半期，传统的三省六部九寺等职事官制度，已无法应付日益复杂的时代需求。唐皇朝不得不委任各种使职，来弥补职事官的不足。
 
一、唐代的「官」与「职」
 
杜佑所说的「使」，在唐代文献中也常称为「职」（使职的职），比如在下面要引用的白居易〈有唐善人墓碑〉。职事官和使职是两类不同的官员，但在杜佑看来，都很重要，要配合任用，才能治理国家。然而，现代学者对唐代职事官和使职的分别，几乎已经不了了之，不求甚解。今人研究唐代职官制度，大抵皆一面倒倾向那些有官品的职事官，常忽略无官品的使职，以致看不清唐代官场如何真正在运作，宛如管中窥天，看不到整个活的制度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