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一场疯狂大脑的探险之旅 二○○五年十月的某天,当初秋最后一丝闷热从南加州渐渐褪去,我正在对将要交付《俄亥俄刑法杂志》(Ohio State Journal of Criminal Law)发表的论文做最后几处修改。长期以来,我对心理变态杀人犯脑部扫描图像的研究时断时续,前后跨越了十个年头,最终集结成《年轻心理变态的神经解剖学基础》(Neuroanatomical Background to Understanding the Brain of a Young Psychopath)一文。文中记录着一些你能想像到的最坏的人——他们经年累月犯下滔滔罪行。如果我可以撇开那些保密条例,向你陈述这些罪行,这些故事一定会让你毛骨悚然。
但是劣迹斑斑的过去,并不是让杀人犯有别于常人的唯一理由。作为一个年过而立的神经学家,数年来,我看过了无数的脑部扫描图,杀人犯们的图像却与众不同。他们的脑部扫描图都呈现出一种罕有而令人担忧的共同特征,即额叶(frontal lobe)和颞叶(temporal lobe)(通常来说,这两部分与自我控制密切相关)脑功能低下。这些部位的活跃程度低下,暗示着患者缺乏道德推理和抑制自身冲动的正常能力,也就解释了为什么这些罪犯都拥有不人道的暴力犯罪记录。我在论文里说明了这些特征,交稿后便投入到其他项目中去了。
进行杀人犯脑部扫描图研究的同时,我的实验室还在进行一项基因方面的独立研究,想要找出与阿兹海默症有关的特定基因。作为研究的一部分,我和同事们为一些阿兹海默症患者做了基因测试和脑部扫描,同时也为我的家人做了相同的测试,作为实验中的正常对照组使用。
十月的那一天,我正坐下来分析家人的脑部扫描图,那叠图片里的最后一张引起了我的注意,它看起来非常奇怪。事实上,这张扫描图看起来正像是我在论文里提到的那些不正常图像,也就是说,这张图像的主人是个心理变态—或者说,至少与心理变态者同样有着某些让人不愉快的特质。我对家人并没有这方面的怀疑,所以自然而然地认为是家人的扫描图中混进了别的图像。
通常,在同时进行几项研究的情况下,即使我竭力让所有工作井然有序,但东西放错地方这类事情也是在所难免的。麻烦的是,为了将所有的扫描图做匿名处理,我们将所有图片随机编码,并且隐去了图片主人的姓名。所以为了确保我没有弄错,我让实验室的技术人员撕开了编码。
看到了图像主人的名字之后,我觉得这当中出了错,便气急败坏地命令技术员们去核对扫描器,检查其他技术人员们做的图像和资料库。但一切都毫无差错。那确实是我的脑部扫描图。
来想像一下这样的场景:
这是一个週六的早晨,天气晴朗温和,你决定要去家附近的公园散个步。信步游园之后,你在树荫下的长凳坐下来歇息,旁边还坐着一个长得不错的年轻人。你们互相问好,他也附和说:「天气真不错,活着真好。」接着你们又交谈了十五分钟,对彼此产生了大致的印象。在这短短的十五分钟里,你们可以了解有关对方的很多事情,也许你会知道他谋生的职业,他是否结婚了,有没有小孩,又有些什么业余爱好;也许他看上去聪明、迷人、坦率、有趣,还会讲很多有趣的梗,总的来说,和他的谈话令人愉快。
基于你谈话的对象,接下去的十五分钟可以出人意料地告诉你更多。比如,如果他是个早期的阿兹海默症患者,他可能会开始重复刚刚说过的那个梗,重复同样的面部表情,配合同样的肢体动作,讲同一句俏皮话。如果他是思觉失调症患者,他可能会开始调整坐姿,说话的时候靠你太近,直到你觉得不舒服,起身离开,并时不时回头看看这个人有没有跟上来。
如果长凳上,坐在你旁边的那个人是我,你应该会觉得我大体上算是个有趣的家伙。如果你问我是做哪一行的,我会告诉你我是研究大脑的。如果你想知道更多,我会告诉你,我是加利福尼亚大学尔湾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Irvine)医学院的一名教授。我会向你描述我的职业生涯,怎样教医学院学生、住院医生和研究生们了解人类的大脑。如果你听得津津有味,我还会跟你讲讲我那些关于成人干细胞(adult stem cells)、帕金森氏症动物病例和慢性中风的研究。此外,以这些实验室研究成果为基础,我还成立了三间生物技术公司,其中一家公司在过去二十五年里一直保持获利,另一家从同类企业中脱颖而出,不久之前被授予了国家奖。
如果你还有兴趣听下去,也许我会提到自己是很多学会和专家小组的成员,关注艺术、建筑、音乐、教育和医学研究等领域。除此之外,我还是美国国防部的顾问,致力于研究战争对大脑所产生的影响。
如果你不休地追问下去,我会提到参与过的电视剧和电影,还有以前做过的各种各样工作,从酒保、工人到老师和木匠。直到现在我还留存了一张过期的卡车司机公会卡,我以前还当过卡车司机。
某一刻起,你可能会开始想,我是在胡说八道,是在吹牛。特别是当我宣称,我十四岁那年被评选为纽约阿尔巴尼教区年度最佳天主教男孩(Catholic Boy of the Year for the diocese of Albany, New York),还曾经是体育高中和大学的运动员。不过,即使你可能觉得我话太多,认为我是个满口胡言的家伙,你仍然会发现,和你说话的时候,我一直注视着你,仔细听你讲的每一句话。实际上,你可能会有些惊讶,我对你的生活是如此好奇,对你的观念和你对世界的看法也很在意。
如果你答应下次可以再见面,最后我们可能会成为朋友。一段时间之后,你会发现我身上一些让你不快的事——你可能时不时会发现我在说谎,或者我经常会在赴约时迟到,让你不开心。
但是,撇开我的轻度自恋和间歇爆发的自私行为,我们共度的时光还是很快乐的。毕竟,总的来说,我还是一个靠得住的好人。
一切都很完美,除了一件事,我是个边缘的心理变态。
我愿意写下这个故事,写下这个可能算不上绝对完整却绝对真实的故事,来与家人、朋友和同事们分享我整个家族的生物学和心理学背景。当然了,整个叙述都建立在来自脑造影、遗传学和精神病学的大量研究资料上。除此之外,还来自残忍的自我剖析,来自那些时不时令我不安的坦白,以及对自己和家庭的讨论分析(但愿我的家人不会在读完此书后跟我断绝关系)。
我完成这本书的目的不只是要讲故事,或是拥护什么全新的科学发现,我的愿望是能透过叙述,釐清对于一个议题的讨论,一个在我们文化中,虽然备受大众关注,却缺乏理解和共识的议题:心理变态(psychopathy)。
除了书中提到的基础科学理论和我自己的故事之外,我希望完成的研究和提出的理论可以派上用场。我希望这个关于大脑、基因和早期成长环境将会如何影响人们成为心理变态的理论,不仅可以帮助读者们,还可以在家庭教育和刑法制定这些更广大的层面中做些贡献。
也许听上去有些夸夸其谈,但是在接下来的书里谈到的理论,甚至可以帮助我们完成世界和平的理想。
我提出了一个这样的假说:在那些长期饱受暴力困扰的地区,例如以色列加萨走廊(Gaza)和洛杉矶东部地区之类的地方,女性为了受到保护,会与暴力分子结合,使得拥有心理变态潜质的基因在人口中的密度增加,好战的基因得以传播开来,而这又加重了地区的暴力问题,周而复始成为恶性循环。经年累月之后,就构成了一个充斥好战分子的社会。这个假说仅仅是一个推测,却值得我们更深入地思考和研究下去。
我是一个坚定的科学家,一个专注于大脑神经解剖学的神经学家,这个身分也塑造了我看待自己整个成年生活所有行为、动机和道德的方式。在我看来,人类是一种机器,一种自己都无法彻底理解的机器。数十年来我也一直坚信,人类对自己是谁和自己的行为几乎无法掌控。我们的先天因素(基因)决定了个性的百分之八十,而后天因素(成长环境)只掌控其余的百分之二十。
一直以来,我就是这样看待大脑和行为,但这个观念却在二○○五年受到了与其说是激烈的,不如说是让我难堪的动摇,使我过去的观念不得不向现实不断妥协。我渐渐明白——比以往要更加透彻地明白——人类生来就是如此复杂的生物,我们不能片面看待人类的行为、动机、慾望乃至需求,任何将之简化为绝对的做法,都无益于人们对于真相的发掘。我们并非简简单单的好人或者坏人、对的人或者错的人、善良的人或者心怀恶意的人、温良的人或者危险的人。我们不只是基因的产物,并且科学也只能解释人类天性的一部分。
这就是为什么我写下手中这本书的原因。
推荐序
心理变态者独一无二的自白 心理变态(psychopath),或译为人格病态,是近几年犯罪心理学相当热门的话题。长久以来,心理学家即发现芸芸众生里似乎有一种特殊的人格型态,这种人自我中心、时常不理会他人的感受、做事随兴所至,动辄视社会规范如无物……;而更重要的是,这类人似乎很难被众所周知的行为改变技术——赏与罚所改变,而且并不是因为他们不够聪明,而是他们自有一套心理运作的方式,使这类人始终我行我素。
自一九九九年美国爱荷华大学神经科Steven Anderson等人,在《自然》期刊发表了前额叶脑伤的幼童,在成长后行为特质如何与这类「心理变态」者相似的案例报告后,再加上大脑功能性影像学的日益发达,神经心理学家几乎肯定这类特殊的人格型态,应该就是大脑前额叶、包括杏仁核在内的某些神经回路功能特异所产生的结果。
本书作者詹姆斯.法隆也是在这个课题的学术研究方面的佼佼者,但与其他此类书籍不同的是,作者除了深入浅出地说明了相关研究的惊人发现之外,更在一次偶然状况之下,发现自己的大脑功能运作的造影结果,竟然与那些「心理变态」的个案表现极为相近。
因为这样惊人的发现,作者开始回想并反省自己从年幼到大的生活点点滴滴,从儿童青少年期的强迫症状到与同学同事之间的互动、躁郁症式的行为表现,与妻子家人之间的感情和背叛,和精神科医师的诊疗谘询,甚至追溯到自家多年前的族谱,半自传式且诚实地审视自己过去行为的模式,以及他人对自己的评价,最终赫然发现,其实自己的行为,在本质上和「心理变态」者的人格特质毫无二致。
也因为如此,这本书独一无二地透过作者的自我剖析,生动地告诉我们一个「心理变态」者如何潜藏在我们的身边,但也如何因为自幼父母、家人、成长过程中诸多朋友的帮助,成长为一个基本上对社会无害,且相当有成就的科学家。
本书译文流畅,对于学术专有名词及学理的理解掌握精准,是难得一见的科普翻译佳作,相当值得细读。
彰基司法精神医学中心主任 王俸钢
推荐序
爱让人不会成为魔鬼 关于推荐这本书之前,我想到了倪匡所写过的一本小说《创造》。在这本小说里,有个抢劫犯被科学家当作实验品,希望可以用科学家的脑为模范,来改造这个犯人的脑部,让这个犯人以后可以循规蹈矩。结局是,科学家夫妇在帮这个罪犯进行手术后被罪犯杀害。主角卫斯理本来以为是改造失败,后来发现其实改造成功了。因为,会想改造别人思想的人,本身就是罪犯。用罪犯的脑部当范本,改造好的人,仍然是罪犯。
幸好,本书的作者法隆(James Fallon)并没有这样的企图心。当他发现自己的大脑图像跟心理变态者相同,而过去家族四百年来又充斥着犯罪的历史时,他心里觉得非常恐慌。于是他写下了这本书,以他自己的成长经验与家族史为分析标的,并且搭配科学关于基因、干细胞、中枢神经等的生动描绘,探讨是否有「天生变态」这件事。
法隆跨出这一步是很勇敢的,因为他必须揭露自己与家族过去的疮疤,诚实地面对自己经常需要压抑的慾望。他希望透过自身的经验与学理告诉阅读者这句话:「聪明是一种天赋,而善良是可以选择的。」他认为,适当的家庭环境与爱,纵然不能完全地驱逐与心理变态相关的特质与基因,但是却可以透过更多的关注,让某些人至少可以不会变成魔鬼。
用心理变态这个形容词来描述罪犯,或许不是很适当。毕竟有许多的所谓罪犯,如果按照法隆的说法,就是无法压抑自己内心的冲动而犯罪,但是这样的冲动或许其实是充斥在许多人之中的,只是有做与没做的差别而已。也因此,从这本书当中,或许我们不需要把犯罪当作是基因与必然,而是可以进一步深思,如果人性真的本恶,我们应该如何让本恶的情况约束在法律、情感与道德的框架下,让损害不至于扩大,甚至可以帮助别人。
法隆的用意,应该不是在强调犯罪命定说,而是想要告诉把命运归咎给基因的人,可以选择、可以改变,透过适当的方式,人都可以更好。最后,让自己透过贡献社会,得到更多的快乐。
律师 吕秋远
推荐序
心与脑的双重自剖 回顾个人心理发展历程,而做出自传式剖析的文章还不少;拿自己做实验,接受脑部摄影检查并自我判读的科学家也有一些;但能就心理特质与脑部影像进行双重自剖,然后写成专书的,大概就只有詹姆斯•法隆了。
原本只是把自己当成对照组之一,参与一项阿兹海默症的脑部摄影研究,当片子交到他手上时,长期研究重刑犯脑部的他不禁惊唿:「怎么跟那些恶贯满盈的心理病态者(psychopath)的脑部特征这么相像!」但他明明是一个声望卓着的脑神经科学家,没有任何犯罪纪录,怎么会有这样的脑部结构?于是他展开了成长历程的自我探索,也请教了诸多亲友与心理学家对他的看法,试图从心理与脑部两端分头进行,来找到一个合理的解释,最后他将这样的探索历程写成了《天生病态》这本书。
詹姆斯‧法隆是美国加州大学的脑神经科学教授,他长期研究冷血杀手的脑部影像与犯罪行为的关联,因此由他来讲述心理病态者的脑部特征与心理特质,可说娓娓道来,深入浅出,不管是门外汉或犯罪学家翻开此书,都能获得阅读的趣味与智识的成长。
然而詹姆斯‧法隆写这本书的企图心不只如此,他更借由心与脑的双重自剖,想要探触底下这个重要课题:到底天生穷凶极恶的心理变态者,有没有可能长成一个奉公守法的好人?抑或他们是坏胚子,坏到脑组织里去了,不可能透过后天环境的力量扭转天性?
台湾最着名的心理病态者应该是白晓燕案兇手陈进兴,他符合本书所提四大心理特质:冲动、浮夸、欠缺同理心与反社会倾向。但陈进兴没有接受脑部摄影,无从得知是否具有前额叶与杏仁核等部位的脑部缺损特征,也不知他是否带有所谓的「战士基因」MAO-A,而天生喜欢逞凶斗狠。基本上台湾在这方面的研究几乎是一片空白。
近两年最残暴的杀手,台北捷运随机杀人兇手郑捷,是不是心理病态者?如果是,能不能在他小时候透过心与脑的检查预先得知,然后借由家庭、学校与社会的正向力量,比如持续够多的关怀、教育与导正,让他的攻击倾向留在基因与脑部,永远不表现出来?
遗憾的是,台湾社会连想要理解郑捷的企图都没有,只会急着将他枪决,以求大快人心。形成此一氛围的因素之一,多少乃因对于重刑犯犯罪心理与脑神经科学的漠视。《天生病态》这本书正好可以给台湾社会一个刺激,让众人一起思索:那些重刑犯是否天生冷血?除了坐等他们犯下令人发指的杀人案以外,这个社会还可以做些什么?
精神科医师 沈政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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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定与命运的对抗 唸科学的人通常不迷信,我们相信机率、接受巧合,但不接受命定。但是本书的作者和另外一本《暴力犯罪的大脑档案》(The Anatomy of Violence)的作者Adrian Raine,两人大脑的扫瞄图居然都跟犯罪的人很相似,两人又都是名校的教授:Raine是费城宾州大学的讲座教授,本书作者是加州大学尔湾医学院的教授,这个巧合未免太高了,正因为两人都是学术界的名教授,两人的大脑又都显示反社会行为,这就更使人想从他们身上去寻找犯罪的因素,为什么他们可以在社会中正常生活,不会去为非作歹?
人的行为受大脑的控制,而大脑又会因行为而改变。也就是说,大脑是基因和环境互动的产物。过去的基因决定论是错的,科学证据显示人的大脑会随着环境的需求而改变以求生存,例如动物会制造维他命C,人体本来也会,但是到一万年前,人类进入农业社会,可以从外界稳定地得到维他命C之后,这个能力便退化掉了。当然,那时没有办法看到人会有远洋航行,三个月不靠陆,船员会得坏血病,牙龈流血。
因为环境会塑造大脑,所以后天的经验就很重要。贫民窟的精神官能症比较多,因为环境会促发或抑制基因的展现。作者有家族的暴力犯罪历史,又有暴力基因(单胺氧化酶Monoamine Oxidase A, MAO-A较少),但是他有个正常的童年,所以他没有走上犯罪之路。
童年的遭遇是影响一个人一生最重要的因素,就像作者说的,一、二岁时的受虐后果比五、六岁时受虐大,而五、六岁时的受虐后果又比十二、三岁时大。大脑,尤其前额叶皮质(Prefrontal Cortex)的正常发展对孩子行为的控制来说太重要了,这也是我在接到本书的书稿,知道只有不到一週的时间写书评时,还是愿意放下手边的事先来做的原因。太多父母以为孩子小、不懂事,在孩子面前作坏事,这些经验都铭印到孩子大脑中,影响他的一生。我迫切希望父母在阅读本书后,能了解后天环境对孩子大脑的影响。
其实,在看书稿时,「反社会人格」这个名词一直在我脑海中出现,作者有着不折不扣的反社会人格,外加强迫症、躁郁症……,他的大脑影像图的确是不正常的,非常像我们在骗子(con man)大脑中看到的那样。但是他没有进入监狱,因为他的家庭正常,并有很深的宗教信仰(母亲是西西里的天主教徒),他虽然不在乎伤害别人,却没有刻意去伤害别人的意愿,所以没事。
人不能选择父母,也就不能选择基因,但人可以打造环境,使不好的基因不展现,人的命运还是在自己手上的。
中央大学认知神经科学研究所教授 洪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