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凤邑儒教联堂的飞鸾劝化与其社会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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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描述

凤山地区大多数鸾堂,鸾堂与地方公庙有着强烈的联结,并以具体的互动行为,产生稳定的模式,鸾堂在面对不同属性的团体,如与其他鸾堂、地方公庙以及一般的民众之间,乃以不同机制进行互动,最显着的便是以鸾堂的祭仪进行社会网络之建立,这是鸾堂在凤山地区蓬勃发展之故,所产生的影响系不论地方公庙、一般民众,都有许多机会接触鸾堂祭仪,在长时间发展及影响下,就成为众多宗教仪式中的首选,而「祭仪」就成为鸾堂的必备资源。

  本书以人类学家Marcel Mauss 的「Gift」(礼物交换)概念作为发想, 延伸论述凤山地区鸾堂与他者的互动,就我的观察理解,鸾堂祭仪也是透过「Gift」概念进行互动关系的建立,但并不完全如Marcel Mauss 所指实质的礼物交换,其中牵涉了传统汉人对网络互动的价值观。「人情债」即是此种价值思维,这是华人社会与西方社会的不同。此外,华人社会更将他人对于自己的「回报」视为对自己的「餽赠」,在这样的思维上,也形塑出有别于Mauss 的论述。华人社会的礼物交换观念,确实影响凤山地区鸾堂在宗教及社会网络互动的行为。

  本书的撰写与出版,便是希冀透过这样的讨论,可以更进一步了解凤山地区的鸾堂信仰,以及该地区鸾堂的社会网络互动。
 
好的,这是一份关于《台湾凤邑儒教联堂的飞鸾劝化与其社会网络》的图书简介,旨在详细描述本书的核心内容和研究价值,但不提及书名本身。 --- 书名暂缺:一部深入探讨清代至民国台湾社会变迁与民间信仰互动的研究 内容概要 本书是一部以台湾历史社会为研究场域的学术专著,聚焦于清代中后期至日治初期,台湾地区民间信仰实践、儒家思想的在地化转型,以及由此衍生的社群组织与社会网络建构过程。全书以严谨的史料为基础,结合社会人类学、宗教社会学和区域史学的理论视角,深入剖析了特定宗教实践群体——即以“联堂”或类似组织为代表的儒教化民间信仰团体——在台湾社会脉络中的运作模式、文化意涵及其对地方社会结构的影响。 本书的核心议题在于探讨传统儒家思想如何通过创新的宗教仪式和组织形式,在台湾这个特殊的移民社会中实现适应与再造。作者并未将目光局限在纯粹的文本解读或教义阐释上,而是着重考察了这些民间组织在实际社会生活中的角色。研究对象主要围绕那些致力于“劝化”的民间社团展开,这些社团通常以儒家经典为精神指引,但其运作方式带有浓厚的民间信仰色彩,特别是通过“扶鸾”等交神、降笔仪式,构建了一套独特的道德教化体系和信息传播渠道。 第一部分:历史背景与理论框架 本书开篇对清代台湾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环境进行了细致的梳理。台湾作为边陲地带,其社会结构呈现出多元文化的张力与融合。作者首先阐释了传统儒家士绅文化与底层社会日益兴盛的民间信仰之间的复杂关系。在这一背景下,本书搭建起一个分析框架,用以理解“儒教化”如何作为一种文化策略,弥合精英与大众之间的鸿沟,并在地方社会中赢得合法性。 理论上,本书采纳了文化变迁、社会资本和媒介研究的跨学科路径。作者强调,理解此类组织,不能仅依赖于对经典教义的静态分析,而必须将其置于动态的社会互动之中。特别是“飞鸾”这种仪式实践,被视为一种重要的社会信息中介和权力构建机制。 第二部分:“飞鸾劝化”的实践机制 本书的第二部分是对“飞鸾劝化”这一核心实践的详细考察。作者通过对大量地方志、碑刻、档案以及民间文献的爬梳,重建了这些组织进行教化活动的具体场景。 “飞鸾”仪式,作为一种被描绘为神灵降笔的沟通方式,在清代台湾具有极高的社会动员能力。本书细致分析了仪式运作的流程、参与者的角色分工(如擅写、通事、执事等),以及其内容构成。这些“鸾文”往往结合了儒释道三教的教义,并针对当时的社会弊病、地方争端和个人伦理困境提供“神谕”式的解决方案。 重点在于“劝化”的功能。作者指出,这些仪式不仅仅是宗教活动,更是一种具有强效的道德规训工具。它们通过拟人化的神灵话语,重申了传统的孝悌忠信等儒家伦理,同时巧妙地融入了对地方风俗的修正与规范,使得原本可能疏离于主流儒学的民间群体,也能在一种被神圣化的权威下接受道德教化。这种实践,有效地提升了组织在地方治理中的话语权。 第三部分:社会网络与组织建构 第三部分将研究焦点从仪式实践转向了其实际的社会建构功能。本书认为,“联堂”这类组织是构建和维护地方社会网络的关键节点。 作者深入探讨了这些组织如何吸纳不同阶层的成员,包括地方士绅、有能力的商贾、士人以及普通信众。通过定期的聚会、互助活动和仪式参与,组织内部形成了紧密的社会联系和互惠机制。这些网络不仅服务于精神慰藉,更扩展到经济互助、法律纠纷调解乃至地方公共事务的参与。 研究特别关注了这些组织在面对外来冲击(如外省移民涌入、殖民政府的治理压力)时,如何利用其既有的社会资本进行动员和适应。这些基于信仰的社群网络,在很大程度上补充和修正了官方的治理体系,成为台湾社会在动荡年代维持韧性的重要力量。 第四部分:文化变迁与地方认同 本书的最后一部分聚焦于这些实践对台湾地方文化认同塑造的影响。作者认为,通过“飞鸾劝化”,儒家文化在台湾社会完成了深度的地方化过程。它不再是遥远的官方意识形态,而是被整合进日常生活和地方信仰体系之中。 这种融合促进了一种新的、具有弹性的地方性文化认同的形成。信众通过参与仪式,不仅获得了精神慰藉,也确认了自身在社群中的位置,并在神圣化的叙事中构建了对地方共同体的归属感。 研究价值 本书的价值在于,它超越了传统上将儒学与民间信仰视为对立或简单互补的二元框架。它提供了一个细致入微的案例研究,展示了在特定的历史情境下,知识分子和普通民众如何通过创新的宗教实践,共同塑造了一种具有强大生命力和社会整合力的文化形态。对于研究清代中后期台湾社会变迁、民间宗教社会史以及华人民间信仰的现代化转型,本书提供了宝贵的实证基础和理论启发。其详尽的史料运用和跨学科的分析视角,使其成为该领域不可或缺的重要参考。

著者信息

作者简介

邱延洲


  高雄凤山人,为凤邑诚心社明善堂录鸾生,现系国立成功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研究领域为鸾堂信仰,小法科仪,民间宗教,无形文化资产。撰有〈台南府城地区王功法脉的「哪咤太子」咒文探析--以《协合坛咒簿》为中心〉、〈旗山天后宫丙申科(2016)绕境探查—兼谈民众参与及其无形文资保存概念〉、〈府城红头小法咒文与科仪的感应—以玄明保安宫协合坛为例〉、〈「凤邑儒教联堂」与台湾南部鸾堂运动的开展(1950-1979〉、〈战后凤山地区鸾堂与地方信仰—以凤邑十一鸾堂联着《明道》(1961)为中心〉等数篇论文;协助执行计画案有「中彰投地区客家重要家族收藏文献调查暨数位化计画」、「101年度高雄市岁时与祭典普查计画」、「高雄市民俗资源调查计画:生命礼俗类」等。
 

图书目录

高雄研究丛刊总序
导言
第一章 桃笔鸾盘,震聋发聩:凤山地区鸾堂信仰缘起及其发展
第二章 飞鸾劝化,钟声铎韵: 凤山地区鸾堂组织与其祭仪
第三章 处处设鸾,方方阐教: 凤山地区鸾堂与地方公庙
第四章 礼尚往来,往而不息: 凤山地区鸾堂的社会网络
第五章 结论
征引书目
附录1:凤山地区各鸾堂政治菁英一览表
附录2:鸾堂各科善书职务变化表
附录3:《眀道》〈凤邑儒教联堂人职〉表
附录4:凤邑静心社举善堂旨缴《谆诂纂述续篇》醮典秩序表
附录5:祭圣科仪相关内容
附录6:各鸾堂恩师表
附录7:凤山聚落对应表
附录8:战后凤山地区庙宇一览表
附录9:内政部全国宗教资讯系统
附录10:明德社喜善堂各科善书恩师更迭表
附录11:联着《眀道》恩师一览表
附录12:联着《眀道》恩师与聚落对应表

 

图书序言

总序

  高雄地区的历史发展,从文字史料来说,可以追溯到16世纪中叶。如果再将不是以文字史料来重建的原住民历史也纳入视野,那么高雄的历史就更加渊远流长了。即使就都市化的发展来说,高雄之发展也在台湾近代化启动的20世纪初年,就已经开始。也就是说,高雄的历史进程,既有长远的岁月,也见证了台湾近代经济发展的主流脉络;既有台湾历史整体的结构性意义,也有地区的独特性意义。

  高雄市政府对于高雄地区的历史记忆建构,已经陆续推出了『高雄史料集成』、『高雄文史采风』两个系列丛书。前者是在进行历史建构工程的基础建设,由政府出面整理、编辑、出版基本史料,提供国民重建历史事实,甚至进行历史诠释的材料。后者则是在于征集、记录草根的历史经验与记忆,培育、集结地方文史人才,进行地方历史、民俗、人文的书写。

  如今,『高雄研究丛刊』则将系列性地出版学术界关于高雄地区的人文历史与社会科学研究成果。既如上述,高雄是南台湾的重镇,她既有长远的历史,也是台湾近代化的重要据点,因此提供了不少学术性的研究议题,学术界也已经累积有相当的研究成果。但是这些学术界的研究成果,却经常只在极小的范围内流通而不能为广大的国民全体,尤其是高雄市民所共享。

  『高雄研究丛刊』就是在挑选学术界的优秀高雄研究成果,将之出版公诸于世,让高雄经验不只是学院内部的研究议题,也可以是大家共享的知识养分。

  历史,将使高雄不只是一个空间单位,也成为拥有独自之个性与意义的主体。这种主体性的建立,首先需要进行一番基础建设,也需要投入一些人为的努力。这些努力,需要公部门的投资挹注,也需要在地民间力量的参与,当然也期待海内外的知识菁英之加持。

  『高雄研究丛刊』,就是海内外知识菁英的园地。期待这个园地,在很快的将来就可以百花齐放、美丽缤纷。

吴密察(国史馆馆长)

自序

  很难想像一个小时候见到书本就想睡觉的人,在这时竟然要将自己的研究成果出版成书,并且分享给各位!冥冥中似乎存在着「果报」,想想有趣,年少糟蹋学问,如今被学问糟蹋。然而,一切的转机就在2006 上半年,当时得知大学推甄录取,便跟随父祖的脚步,进入鸾堂信仰的世界,因缘也在这个时候种下,直到2010 年农历12 月15 日,奉恩师命「宣誓」,才真正具有信仰者身分,亦在此间强化研究鸾堂的念头。

  当然,在我生长经验中,接触鸾堂信仰的频率算很高,却也只是懵懵懂懂,直至亲身参与后,逐渐了解「鸾堂」到底是甚么?然而,从书籍的阅读却也发现,为什么我所处居的家乡——「凤山」与他地的鸾堂信仰有着这么多差异。凤山地区鸾堂在许多研究中一再被提及,也被诸多学者认为在鸾堂整合运动里有其重要地位,有趣的是没有专文、专书讨论之。这也令我深感研究「它」的必要,硕士班阶段,即付诸行动观察「它」的种种问题,硕士论文〈凤山地区鸾堂信仰及其社会网络之研究——以凤邑十一鸾堂为中心〉便是行动之后的成果。

  回想那时,只身初访各鸾堂并没想像的容易,常遇「不得其门而入」, 都是无人在内的窘境。几次下来,我改变拜访的时程,这样的困境慢慢化解,借由与各堂执事、堂生、耆老的「闲聊」,发现「他们」对我具有「堂生」身分感到亲切,聊的内容虽然杂,但每次都有不错的回馈,且进一步感受到,当我提及我的伯公邱松龄(tsuí-á)和阿公邱松正(é-á)名讳,更滔滔不绝述说往事,并且赞佩祖孙三代同为鸾堂效劳,不是简单的事。有时静静沉思,我的论文不也是继承伯公、祖父当时的信仰果实而成就的吗?

  2014 年底,幸获行政法人高雄市立历史博物馆「2014 年写高雄-年轻城市的微历史」文史出版奖助计画,让我这小小成果能与读者大众分享, 也督促我重新审视硕士论文的疏漏,进一步重新改写,遂而有了这本《台湾凤邑儒教联堂的飞鸾劝化与其社会网络》见世。

  书中我除了对文献进行解析外,也着重身体力行的「参与观察」,借由二者并重论述凤山地区鸾堂信仰与其社会网络,期望为鸾堂议题增添不同的研究视野。凤山地区鸾堂始于日治中晚期,主要系统有二:一为五甲协善堂,设立于大正6 年(1917);二是静心社举善堂,设立于昭和2 年(1927)。前者为左营启明堂分衍,后者为旗津修善堂的脉络。1940 年至1960 年,凤山地区鸾堂信仰蓬勃发展,更增加了9 座鸾堂,分别为启成、灵善、慈善、乐善、明善、启善、养灵、喜善、挽善等鸾堂,观察凤山地区鸾堂的蓬勃主要系透过人际关系之互动,设立肇因皆系由一群人所发起。

  凤山地区大多数鸾堂,设立初期寄祀在地方公庙,有着跨教派的互动关系,为了解这样的互动是基于何种思维,从鸾堂的组织运作、宗教祭仪进行讨论,发现鸾堂的着造善书的系列祭仪深具有特色;此外,祭祀鬼神的祭仪中,与地方公庙有互通的现象。这些祭仪反映了鸾堂信仰者在道德实践的价值思维,也彰显传统汉人崇敬鬼神的信仰认知。

  「救劫」是鸾堂信仰的核心,信仰者以自身参与,实践「修己利人」,来挽救日渐崩坏的社会,这模式反映在着造善书。鸾堂善书是以神祇降鸾而作的劝世文章,内容中凸显其神学体系,来降鸾的大多是鸾堂内供奉之神祇,信仰者认为鸾堂是进行教育的处所,以神为师的信仰思维,也产生了「恩师」之称。凤山地区的鸾堂与其他地区相同,均有「恩主」的信仰,从字面可明白「恩主」与「恩师」在信仰认知上是有差异的。凤山地区鸾堂对恩主的指称主要为:文衡圣帝、孚佑帝君、太白金星,但恩师所指并无固定,每座鸾堂皆不相同,虽然如此,这些恩师共同特色皆是地方公庙的主神,可以看出鸾堂与地方公庙的信仰联结。

  鸾堂与地方公庙有着强烈的联结,并以具体的互动行为,产生稳定的模式,鸾堂在面对不同属性的团体,如与其他鸾堂、地方公庙以及一般的民众之间,乃以不同机制进行互动,最显着的便是以鸾堂的祭仪进行社会网络之建立,这是鸾堂在凤山地区蓬勃发展之故,所产生的影响系不论地方公庙、一般民众,都有许多机会接触鸾堂祭仪,在长时间发展及影响下,就成为众多宗教仪式中的首选,而「祭仪」就成为鸾堂的必备资源。

  本书以人类学家Marcel Mauss 的「Gift」(礼物交换)概念作为发想, 延伸论述凤山地区鸾堂与他者的互动,就我的观察理解,鸾堂祭仪也是透过「Gift」概念进行互动关系的建立,但并不完全如Marcel Mauss 所指实质的礼物交换,其中牵涉了传统汉人对网络互动的价值观。「人情债」即是此种价值思维,这是华人社会与西方社会的不同。此外,华人社会更将他人对于自己的「回报」视为对自己的「餽赠」,在这样的思维上,也形塑出有别于Mauss 的论述。我认为华人社会的礼物交换观念,确实影响凤山地区鸾堂在宗教及社会网络互动的行为。

  然而,对目前的研究成果,不论是凤山地区鸾堂信仰的讨论,抑或是有关鸾堂的社会网络议题,在目前似乎并未引起更多研究者的关注。本书的撰写与出版,便是希冀透过这样的讨论,可以更进一步了解凤山地区的鸾堂信仰,以及该地区鸾堂的社会网络互动。

  这本书的完成,首先感谢逢甲大学历史与文物研究所王志宇教授、高雄师范大学台湾历史文化及语言研究所刘正元教授,以及台中教育大学台湾语文学系林茂贤教授三位师长的教导。王师与刘师系我硕士论文的指导教授,研究路途受到二师的提携与照顾,王师出身历史学门,刘师则是人类学门,透过如此的学习,让本书增添许多不同的观点,在二师的鼓励下,才得以有今日之作;我在民俗领域的奠基,更要感谢林师,初入大学殿堂学习,即被林师的教学风格所吸引,学习历程上,更受林师「牵教」, 促使我回归在地研究,感谢三位师长的知遇之恩。此外,更要向出版计画的匿名审查委员,有了委员建议,也让这本专书更为臻备。

  在田野及参与观察的过程中受到各位鸾堂前辈先进帮助,于此致上十二万分的谢意,感谢诚心社明善堂主王国柱先生、副堂主林义雄先生、司经柯凤明先生细心的指导,感谢举善堂、协善堂、灵善堂、慈善堂、乐善堂、启善堂、养灵堂、喜善堂等堂主、执事前辈,丰富了本书田野资料的厚实,其中启善堂主黄海含先生、养灵堂主王文鸿先生、喜善堂主郑客仁先生不厌其烦接受我的叨扰,由衷致谢。

  也感谢我的家人,因为你们的容忍与体谅,我才能坚持在研究的路途上。最后,特别要向诸位圣真感谢与致意,撰写本书的过程中,曾面临多次的瓶颈,每当萌生退意之时,只要心中静祷求助恩主及诸位恩师,问题、瓶颈总是迎刃而解,或许这样的说法过于玄异,更或许因为笔者身为鸾堂信仰者,如此信仰之心,得蒙诸真眷顾,才得成就本书。故而,将撰写本书过程无法解释的情况,归结于受到恩主及诸位恩师的帮助,就让我用这本《台湾凤邑儒教联堂的飞鸾劝化与社会网络》聊表寸心吧!
 
邱延洲谨志
2016 年12 月1 日书于成功大学历史系馆

图书试读

导言

参与寺庙活动大概是多数台湾人共同的生活经验与记忆,其中以神明诞辰,也就是俗称的「神明生」最多,从俗谚「三月痟妈祖」,即可反映此种现象,显现台湾民众对寺庙活动的参与程度,然而在台湾不仅仅只有农历三月的「妈祖生」,每个月也都有各种神祇诞辰,可见寺庙活动的影响力是不容小觑。

与多数台湾民众相同,「看热闹(kuànn láu liat)」系从小养成的经验和兴趣,回忆幼时,因住家紧邻寺庙,接触宗教活动可谓频繁,当时也与外界认为神秘之宗教仪式「扶鸾」有微妙的邂逅,小时候并不知这是多特殊的信仰仪式,如此的邂逅确实也影响笔者至今。其实接触扶鸾并非偶然或者意外,祖父与父亲皆是正鸾生,算是一种家族信仰,只是当时不知悉而已,这种儿时的经验,也在成年之后化为实际的信仰行为,高三那年开始「行堂(kiânn tng)」,大学四年级(2010)奉恩师之命正式宣誓入堂。

基于这样的生活经验,又加上所学与民俗文化、民间信仰相关甚深,遂而提笔撰文,借由大学以降的课程修习,启发了对民间信仰与鸾堂议题的求知慾,阅读相关的研究与书籍,深刻发觉书中呈现与笔者生长地「凤山」的鸾堂信仰有甚多差异之处,这是本书得以成形的始端。经由大量的阅读及田野观察发现,许多研究者为避免探讨主题失焦,都会免除讨论周边问题,鸾堂研究亦然,如王见川两篇着作〈西来庵事件与道教、鸾堂之关系——兼论其周边问题〉、〈略论陈中和家族的信仰与劝善活动〉提供对鸾堂研究之反思。

王见川两篇文章,前者讨论西来庵与鸾堂的关系,除全台白龙庵开基五大家将团外,西来庵亦有五团的家将,其堂号以「吉」字为头,是全台湾「吉」字头家将团之源,在整个家将信仰与文化的发展过程极为重要, 但王氏并未谈及西来庵家将与鸾堂间的互动,令他人无法得知西来庵的信仰全貌及西来庵事件中,家将团是否参与或是扮演角色为何?后者亦是聚焦于陈中和及其家族在鸾堂的劝善事业,对陈中和家族是否为单纯的鸾堂信仰者也未有讨论。传统上,地方神庙是公众的议事场域,仕绅掌握了寺庙,亦是掌握了分配利益的权力,在此文中,只见身为仕绅阶层的陈中和奔走于鸾堂的劝善活动,却未见投身更广泛之民间信仰相关事务,这显然与一般大众对大多数仕绅的地方参与情况印象有所不同。

用户评价

评分

《台湾凤邑儒教联堂的飞鸾劝化与其社会网络》——仅仅是这个书名,就足以让我产生一种抽丝剥茧的探索欲。在我看来,“飞鸾”是一种充满仪式感和神秘感的沟通方式,它不仅仅是宗教的表达,更可能是一种社会记忆和集体情感的载体。而“劝化”二字,则暗示着这种沟通背后有着明确的目的性,是希望通过某种方式来引导、修正甚至净化人心。我很好奇,在台湾凤邑这个特定的地理和文化语境下,儒教联堂是如何将儒家思想的精髓,例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通过飞鸾这一载体加以转化和传播的。这种转化是否会涉及对传统儒家思想的创新性解读,以使其更符合现代社会的价值观?而“社会网络”的视角,更是让我看到了本书的广度和深度。我设想,本书会对以联堂为中心,向外辐射的各种社会关系进行细致的描绘。这其中可能包括信徒之间的互助,与地方仕绅的联系,甚至与其他宗教团体或民间组织的互动。我特别想知道,这些网络是如何促进飞鸾活动的有效运作,同时又如何反过来影响着网络的巩固和扩张?这本书无疑为我提供了一个理解台湾社会文化复杂性的绝佳平台,让我得以一窥隐藏在仪式和信仰之下的,真实而鲜活的人群图景。

评分

这本书的书名《台湾凤邑儒教联堂的飞鸾劝化与其社会网络》如同一个精巧的钥匙,打开了我对一个鲜为人知的文化现象的好奇之门。我对“飞鸾”这个概念的印象,大多停留在文学作品中关于神鬼沟通的描绘,而这本书则将其置于具体的历史和地域背景下——台湾的凤邑,以及儒教联堂这样一个组织。这立刻引发了我对文化在地化和宗教变迁的思考。儒家思想作为中华文明的基石,在台湾民间宗教中以何种形式得以延续和发展,并且与“飞鸾”这样的萨满式仪式相结合,这本身就是一个引人入胜的研究课题。我特别期待书中能够深入剖析“劝化”的具体内容和方式。它是否是一种温和的说教,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还是带有一定的强制性?它针对的是哪些社会问题,又试图解决哪些人生困惑?而“社会网络”这个词,则让我看到了本书超越单纯的宗教研究,触及社会学领域的潜力。我设想书中会描绘出一个庞大而精细的网络,将信徒、家庭、宗族、甚至地方政治和社会力量都联系在一起。这个网络是如何支撑飞鸾活动的运行,又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着当地社区的日常生活和价值观?我渴望了解,在这种仪式和网络交织的动力下,凤邑当地的社会是如何运作的,以及人们是如何在其中找到归属感和意义的。

评分

这本书的标题《台湾凤邑儒教联堂的飞鸾劝化与其社会网络》本身就勾起了我的极大兴趣。一直以来,我对台湾民间宗教的复杂性和它如何与社会结构深度交织在一起有着浓厚的探究欲望。尤其是“飞鸾”这一独特的仪式,听起来就充满神秘感,似乎是连接人神、引导世俗的关键媒介。而“儒教联堂”的出现,则让我对传统儒家思想在现代台湾社会中的传承和变形有了新的想象。书中探讨的“劝化”作用,是否意味着在社会变迁的浪潮中,儒家思想依然扮演着一种道德规范和精神指引的角色?更让我好奇的是,这种劝化是如何通过飞鸾仪式的具体实践来实现的?是借助神灵的启示,还是通过群体性的参与和互动?而“社会网络”的引入,则进一步拓展了我的视野。我期待书中能够清晰地梳理出,以凤邑儒教联堂为核心,其周围围绕着怎样的社群关系?这些社群在飞鸾劝化过程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是参与者、传播者、还是受益者?它们之间又形成了怎样的互动模式?我相信,这本书一定能为我揭示一个充满活力的、在传统与现代之间不断对话的台湾社会图景,让我对台湾的文化肌理有更深刻的理解。

评分

读到《台湾凤邑儒教联堂的飞鸾劝化与其社会网络》这个书名,我首先联想到的是那些流传在我们生活中的、充满了智慧与教诲的民间故事。飞鸾,这个词本身就带有一种古老而神秘的韵味,仿佛是沟通天地、传递神谕的独特方式。我一直对这种“降笔”的仪式感到好奇,它究竟是如何发生的?那些被认为是神明附体的乩童,又是如何解读和传播神谕的?而“劝化”二字,则直接点明了飞鸾的核心功能——引导人们向善,净化心灵。在当今社会,物质至上、价值多元的洪流中,这种具有精神导向性的劝化,显得尤为珍贵。我尤其关心的是,在台湾的凤邑地区,儒教联堂是如何将儒家的伦理道德融入到飞鸾劝化之中?是强调孝道、仁义,还是宣扬忠诚、信义?这些古老的价值,又如何被赋予新的时代内涵,以适应现代人的生活和观念?而“社会网络”的视角,则让我预见书中对集体行为和人际互动的大量论述。一个联堂的建立和运作,必然牵扯到众多信徒、道士、以及地方社区的成员。他们是如何组织起来的?又在怎样的社会结构中,共同参与和维系着飞鸾的活动?这本书似乎提供了一个绝佳的窗口,让我得以窥探隐藏在宗教仪式背后的,复杂而精密的社会运作机制。

评分

这本书的书名《台湾凤邑儒教联堂的飞鸾劝化与其社会网络》让我立刻联想到的是一种独特的生活方式和精神信仰的融合。我对“飞鸾”这个仪式一直感到非常着迷,它代表了一种直接与神明沟通、获取指导的独特途径,而“劝化”更是点出了这种行为背后深刻的社会功能——它不仅仅是为了个人修行,更是为了引导整个社区向善。儒教联堂的存在,则表明了传统儒家思想在台湾民间社会中依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它如何与充满神秘色彩的飞鸾仪式相结合,形成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这本身就极具研究价值。我期待书中能详细阐述,在凤邑这个地方,儒家所倡导的道德规范,如仁、义、礼、智、信,是如何通过飞鸾的方式被具体实践和传递的。是借助神谕的指引,还是通过信徒的感召?而“社会网络”的引入,则为我的阅读增添了更广阔的想象空间。我好奇书中会如何描绘出,以儒教联堂为中心,所形成的庞大而复杂的社会关系网。这个网络是如何运作的?它包括哪些群体?信徒之间是如何相互支持的?这种网络结构又如何影响着飞鸾劝化的效果和范围?这本书承诺为我揭示一个充满活力、根植于传统却又不断适应时代的台湾社会面貌,让我能够从一个更宏观、更深入的角度去理解民间信仰与社会结构之间的紧密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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