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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作者： 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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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向奴役之路》为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海耶克
　　最广为人知、历久常新的政治哲学经典
　　英文版一推出销售量逾35万册，摘要单行本发行达百万份

　　英文读者为何热切追捧？
　　经济学家何以认为海耶克不务正业？
　　出版已逾70年，为何人们继续阅读此书、继续研究海耶克的思想？

　　海耶克在书中指出，福利主义国家并非自由主义在太平盛世的延续，而是朝着专制的方向进发。所以他认为，追求计划经济的结果定必是极权主义。海耶克一再重申其坚信的古典自由主义，并反对各种形式的计划经济。他不反对政府的行为，但认为这些行为必须是适度的，且要符合他的法治观念。他又同时指出，一个良好的社会需要一套建全的法律制度，以及一个道德的框架，才能有效维持。

　　本书出版逾七十年，惟其影响至今未衰。可以说《通向奴役之路》有着永恆的意义。
 

《光影交织的迷宫：现代社会中的个体自由与集体命运》 书籍简介 本书并非一部政治预言或历史批判，而是一次深入现代社会肌理的哲学与社会学探索。它聚焦于一个核心议题：在日益复杂、高度互联的现代文明结构中，个体自由的边界如何被重新定义，以及这种定义如何深刻影响着我们共同的集体命运。 第一部分：隐形的界限——现代性的囚笼与自愿的服从 我们生活在一个物质极大丰富的时代，科技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拓展着人类的疆域，理论上，这似乎意味着个人自由的空前解放。然而，作者敏锐地指出，这种“解放”往往伴随着新型的、更难察觉的束缚。 本部分首先对“进步”这一现代性核心叙事进行了剖析。我们如何将效率、数据和标准化视为衡量一切的最高美德？这种对效率的狂热追求，如何不自觉地侵蚀了那些非量化、非功利的人类价值，如沉思、偶然性和无目的的创造力？ 接着，本书引入了“技术决定论的诱惑”。现代工具——无论是算法推荐系统、即时通讯网络还是大规模的监控技术——并非中立的媒介。它们内在地塑造了我们的认知结构和行为模式。我们如何从工具的使用者，逐渐退化为算法逻辑的维护者？作者通过细致的案例分析，展示了日常生活中的“微小的屈服”——那些看似无伤大雅的选择，如何汇集成一个强大的、限制我们想象力的框架。我们“选择”了便利，但这份选择的自由度，究竟有多大？ 第二部分：符号与意义的战场——叙事权力与身份的重塑 现代社会不再仅仅依赖物理的强力来维持秩序，它的核心权力机制在于对“意义”的垄断和分配。谁能讲述我们的故事，谁就掌握了定义我们“应该成为什么”的权力。 本书深入探讨了当代公共话语的特征。信息爆炸带来了“知识的稀释”，使得深度思考变得困难重重。在碎片化信息的洪流中，强烈的、情绪化的简短口号取代了审慎的论证。作者认为，这形成了一种“共识的暴政”——一种看似民主，实则排斥异见的社会氛围。任何偏离主流叙事的声音，都可能在瞬间被社群的“集体审判”所淹没，其代价是社会关系的断裂和个体边缘化。 个体身份的构建也在此背景下经历了剧变。在后现代语境中，身份不再是固定的本质，而是不断被构建和展示的表演。社交媒体成为主要的舞台，我们努力塑造一个“理想化的自我”以获取社会认可。这种持续的自我监控和表演压力，导致了深刻的内在分裂：我们对外展示的那个光鲜的形象，与内心深处的脆弱和迷茫，形成了巨大的鸿沟。本书探讨了这种“表演性生存”对真实人际连接的破坏。 第三部分：异化的景观——空间、时间和劳动的解构 本书将视角转向物质世界，探讨环境与时间结构如何影响我们的自由感。 在城市化和全球化的浪潮下，传统意义上的“地方感”正在消逝。城市空间被设计成高效率的交通和消费机器，人成为了流动的节点，而非扎根于土地的居民。作者对“景观社会”进行了新的解读，指出我们消费的不仅仅是商品，更是被精心包装的“体验的幻觉”。当我们沉浸在被中介化的、完美的景观中时，对真实世界中的摩擦、不完美和艰辛的感知能力也随之退化。 时间维度上，现代生活的节奏呈现出病态的加速。时间不再是线性的、可供支配的资源，而是一种永不满足的、需要被“最大化利用”的紧迫感。这种“加速主义的焦虑”使得人们失去了“停下来反思”的能力。本书强调，真正的自由需要留白，需要对时间的掌控权，而现代经济结构恰恰在系统性地剥夺这种掌控。 劳动问题也在此被重新审视。即使在非体力劳动领域，人类的创造性也日益被分解为可量化的微小任务。工作的意义感被稀释，个体感觉自己不过是庞大机器中一颗可替换的齿轮。本书区分了“被雇佣”和“被系统使用”之间的微妙但关键的区别，后者剥夺了劳动者的内在动机和目的性。 第四部分：出路与微光——重建意义的可能 《光影交织的迷宫》并非宿命论的悲观宣言。在系统性的束缚中，作者坚信人类心智中依然保留着反抗的火种，但这反抗不是宏大的革命，而是根植于个体生活层面的“抵抗的艺术”。 本书提倡一种“非线性的回归”： 1. 重新占据私人时间与空间： 强调“无用之用”的价值。保护那些不被效率工具侵占的沉思、阅读和非功利性交流的时刻。这些时刻是重建内在主体的关键。 2. 抵抗叙事的同质化： 鼓励对主流解释保持审慎的怀疑，主动寻求被边缘化的声音和未被主流承认的知识体系。构建个人意义的“小庇护所”。 3. 实践物质性的连接： 鼓励回归到与物质世界（无论是手工、园艺、烹饪还是步行）的直接、不通过屏幕的中介的接触，以此对抗虚拟化带来的疏离感。 最终，本书呼吁读者认识到，自由不是被授予的特权，而是一种需要持续警惕、不断练习的内在状态。我们无法彻底推翻现代社会的宏大结构，但我们可以选择在自身的日常实践中，为人类精神开辟出呼吸的空间，使集体命运的走向，不完全被冰冷的逻辑和既定的轨道所决定。这是一部献给所有在光怪陆离的现代性迷宫中，仍渴望寻找真实方向感的思考者的深刻著作。

作者简介

海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1899-1992）

　　生于奥地利，来自维也纳一个知识分子家庭。海耶克先后在维也纳大学取得法律和政治学博士学位，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之一，着作等身。《通向奴役之路》是他最广为人知的着作。

审订者简介

张楚勇 博士

　　现为香港城市大学公共政策学系高级讲师。

译者简介：

滕维藻（1917-2008）

　　江苏阜宁人，中国着名经济学家和教育家。1942年毕业于浙江大学农业经济系，1944年西南联大学经济学硕士。1946年开始在南开大学工作，1981年至1986年担任校长。滕维藻曾任中国美国经济学会会长，且是中国第一位获联合国委任为高级顾问的专家。2008年在天津逝世。

朱宗风（1893-1974）

　　重庆巴县人。早年在重庆广益学校就读，后在上海圣约翰大学预科毕业。回重庆后先后在广益学校、美国驻重庆领事馆工作，亦曾任职于湖北宜昌盐务稽核处，及在重庆民生公司任卢作孚的英文秘书。抗战后长期在重庆中国银行从事英文翻译工作，曾任该行英文组长，负责该行金融和经济资讯资料编译工作。1950年退休后长居天津，1960年离津返川，1974年在四川宜宾病故。

代序  林毓生
导读  张楚勇

原书序言
前言
引论

第一章　被委弃了的道路
第二章　伟大的乌托邦
第三章　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
第四章　计划的「不可避免性」
第五章　计划与民主主义
第六章　计划与法治
第七章　经济管制与极权主义
第八章　谁战胜谁？
第九章　安全与自由
第十章　为甚么最坏者当政
第十一章　真理的末日
第十二章　纳粹主义的社会主义根源
第十三章　在我们当中的极权主义者
第十四章　物质条件和理想目标
第十五章　国际秩序的展望
第十六章　结论

代序
   
　　海耶克先生在思想和人格上最显着的特征是：知识贵族的精神。他的身教与言教给我一个重要的启示：在追求知识的过程中，不存在应该或不应该追求的问题；只能尽最大的努力。（在尚未进入这个过程之前，当然有应该或不应该追求的问题。）追求知识（或曰追求真理）是艰难的。在这个过程中，你如不认真，不努力，那你是在追求知识吗？追求知识有其独立性与自主性，用英文来讲，可以intellectual autonomy来表达。这种知性活动不受外界（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等）势力的干扰，也不会为了赶时髦而从事这种活动。在这个过程中，一旦有所发现，即使不被外界所了解，甚至被外界误解、曲解，也只能坚持下去。这里也不存在应该或不应该坚持下去的问题。
   
　　这种在知识领域之内追求知识的人，如果获得了重大的、原创的发现，他当然深感知性的喜悦，却不会产生恃才傲物、自鸣得意的心态。因为他是在追求知识，不是在追求虚荣；何况知识边疆的扩展，使他面对的是知识边疆以外的无知领域。他深切知道，他的成就是建筑在别人的努力所积累的知识之上，即使他的最具原创性的发现──例如，他发现（在法治之下的）市场经济是产生、保存、协调、流通与增益知识的最佳机制──也间接与他的师承有关，与奥国学派经济学和苏格兰启蒙传统有关；所以，他在知性生活中有所归属。1999年芝加哥大学社会思想委员会举办的纪念海耶克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系列演讲会上，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者Gary Becker先生曾说：仅就哈氏在经济学领域之内的贡献而言，如果他一生只写过那一篇发表此一重大发现的论文，就足以称谓二十世纪伟大的经济学家之一。（那篇论文是于1945年9月发表在American Economic Review上的“The Use of Knowledge in Society”。夏道平先生译作“散在社会的知识之利用”。此文已收入哈氏着Individualism and Economic Order﹝Chicago, 1948﹞。）
   
　　另外，他永远是以开放的心灵、知性的好奇心，面对别人的意见，乐意接受别人对他的启发（如上世纪50年代，他的思想颇受博兰尼［Michael Polanyi］的知识论的影响，便是显例）。对于别人的批评，他当作是刺激他反思他的思想的材料。对于别人的误解，甚至恶意的曲解和侮蔑，他也只看作那是别人在知识上的盲点，所以无从产生怨恨之情。他的成就感只能带给他知性的喜悦，却不会产生知性的傲慢，当然也与孤芳自赏之类的偏狭心态无涉。海耶克先生一方面坚持自己的发现，另一方面却又以开放的心灵面对别人的不同意见；此种“坚持”与“开放”，看似相反，实则相成，因为一切是以忠于知性的追寻为准。
   
　　这种遵循理知的召唤与指引的人格素质，展示着——用韦伯的话来说──知识贵族的精神。知识贵族，不是甚么社会贵族，也不是经济贵族。知识贵族的精神乃是──不是多数人做得到的──在“诸神战争”的现代性文化中，始终坚持忠于知性神明而无惧于其他神祇的精神。
   
　　海耶克先生是一位“言行有度、自律有节，和肃穆庄严的伟大学人”（殷海光先生语）。不过，凡是跟他长期接触过的人都会感觉到，他实际上是一个内心炽热，具有强烈道德感的人。当他谈到自由的意义，以及自由被误解的时候，虽然语调仍然严谨，但常常会血脉贲张，脸庞通红。然而，他却那样习于自律，而且做得那样自然，那样毫不矫揉造作。根据我个人的观察，他这样的风格，主要不是源自刻意的道德修养，虽然在道德上他确是一位谦谦君子，而是强烈的知性生活的结果。知识是他的终极价值，追求知识赋予他生命的意义。这样发自内心的知性追寻，把作为一种志业的学术活动提升到具有高贵和尊严的生命层次。
   
　　由于西方现代社会和文化已经出现了深刻的危机，产生了种种价值的混淆，这种精神在许多西方学者和知识分子身上已经很难见到了。
   
　　殷海光先生的身教与言教的最显着的特征则是：经过西方自由主义转化的中国知识分子的道德精神。典型的中国知识分子看到同胞的苦难与政治上和社会上的不公平、不合理的现象，必然感同身受，不能自已。他会尽一己之力以言论介入公共事务，希望能够指出在公共领域之内的诸多问题的解救之道。这种入世的使命感使他不消极、不气馁、不自怨自艾、不上山静思，也不玩世不恭（那样的表现当然也有；不过，那不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典型）。另外一个殷先生的精神特征是：在政治权力与社会及经济势力之前，保持着人格的独立与真诚。这种公共领域之内的道德完整性，乃是中国知识分子最主要的精神资源。
   
　　不过，在他的心灵中，传统中国知识分子的道德精神产生了转化，因为他毕竟清醒地接受了西方自由主义的洗礼。所以，他的道德精神更能超越一切藩篱（家族、地方、学校、党派、种族、国家）的限制，更能接受理性的指引，以及更具有个人主义的特质。（这里所指谓的个人主义是相对于集体主义而言。它是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与“安那其”〔anarchistic，无政府〕个人主义不同。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并不反对国家的存在，毋宁主张国家需要存在与发展，国家的目的是在法治之下，如陈独秀在1914年所说，“保障权利，共谋幸福”。）
   
　　殷海光先生是一位伟大的爱国者，但他却反对“本能的爱国主义”。他的早年性格中确有狂飙的一面，但却归宗于真正具有独立性的自律。正因为他的关怀具有超越性，所以他更能使它落实到具有普遍意义的，不可取代、不可化约的个人价值（the worth of the individual）与个人（每个人）的尊严与发展之上。（这里所说的个人价值，不是英文中的“value”，而是“worth”。中文在这方面，不够细致，不够分殊，所以“worth”和“value”都只能用“价值”两字译出。因此，我在这里谈到殷先生所坚持的个人价值时，需要用“不可取代、不可化约”来说明它的特殊意义。）
导读

一纸风行
   
　　1944年3月和9月先后在英、美两国出版的《通向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既令海耶克（Friedrich A. Hayek）声名大噪，也同时令他声名狼借。
   
　　这本书让海耶克声名大噪，是因为这本讨论政治社会理论的严肃读本，竟然成了当时畅销一时的书籍。
   
　　据第三任英文版海耶克全集的总编辑Bruce Caldwell说，芝加哥大学出版社估计他们的英文版《通向奴役之路》一书自出版以来，销售量已在35万册以上。这本书能够成为畅销书，一大原因是此书美国版出版后不久，美国的《读者文摘》即决定把它的摘要转载，并且替其书会出版和发行摘要的单行本。Caldwell表示，《读者文摘》当时的发行量约在875万册左右，因此据估计《通向奴役之路》的摘要单行本最终印行了超过100万份。
   
　　《通向奴役之路》出版后不久，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国际政治秩序进入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世界，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形对峙的冷战格局。把纳粹主义和社会主义同样批评为是侵犯个人自由的极权制度的《通向奴役之路》，其立论虽然很具争议，但它的主张在意识形态争持不下的冷战年代，却同时受到敌对的两个阵营一致的重视，致使海耶克的这本书洛阳纸贵，甚至被翻译成多国文字，成为海耶克最为人所熟悉，和最多人阅读的着作。
   
　　就华语世界而言，战后台湾，在海耶克的首位华人学生周德伟的推介下，殷海光早在1953年便在《自由中国》杂志上发表了他选译的《到奴役之路》。中国大陆对海耶克的着作也很重视。本书译者滕维藻和朱宗风两位在1958年便翻译了海耶克早期的纯经济学着作《物价与生产》（Prices and Production）。北京商务印书馆在1962年也出版了滕维藻和朱宗风两位为内部发行而翻译的这本《通向奴役的道路》。
   
　　到了今天，我在香港城市大学的图书馆的书架上随意浏览一下，便找到八个不同版本的中英文版《通向奴役之路》。说这本书使海耶克声名大噪，我想是绝不为过。毕竟，知道海耶克是《通向奴役之路》的作者的人，恐怕要比知道海耶克为甚么获颁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人多得多。
   
　　不过，这本书同时也使海耶克在一些学术圈子内变得声名狼借。
   
　　海耶克在撰写这本书时，大概也有类似的顾虑。在原书的前言中，海耶克一开始便说他有责任解释清楚，为何作为一个专业经济学者的他，要写这本很具争议的政治书。海耶克的解释在当时的经济学界似乎作用不大，因为不少经济学家认为这本书代表了海耶克放弃了严谨的经济科学的研究，不务正业地去当政治评论员。一些经济学者甚至认为，海耶克由于在1930年代跟主导经济学的凯恩斯在相关的经济理论辩论中败阵，因此转而投身到经济学领域以外的地方去。不管如何，在战后当海耶克希望离开他任教多年的伦敦政经学院，转投到美国芝加哥大学时，即是在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多方努力下，芝大的经济系都不聘用海耶克。最终他只能加入芝大的社会思想委员会任教。
   
　　在经济学界以外，一些重要的学者对海耶克这部书也不以为然。思想史家柏林（Isaiah Berlin）1945年在阅读《通向奴役之路》时，以“可怕”（awful） 来形容海耶克。哲学家卡尔纳普（Rudolf Carnap）当时写信给海耶克的好友波普尔（Karl Popper）时，引用左派人士所说的“反动”（reactionary）来形容海耶克的观点。政治学者Herman Finer更撰写了一本《通向反动的道路》（The Road to Reaction）来反驳海耶克。
   
　　不过，今天离《通向奴役之路》首次出版已70多年了，人们看来还在继续阅读和出版这本书，继续研究海耶克的思想。究竟为甚么会这样的呢？

　　划时代的意义
   
　　读者如果单是细读《通向奴役之路》的文本，可能得到最深刻的印象，就是海耶克对极权政治鞭辟入里的批评。海耶克在这本书中，很希望澄清当时他认为的两大流行的误解。首先就是西方知识界普遍以为纳粹主义是资本主义走向没落时的极端反扑，其政治性质被认为是与社会主义南辕北辙的。其次，不少西欧的社会民主派政治力量相信，政治自由和经济平等是共容的，在民主政体下，政府通过理性规划来节制自由市场的“盲动”以达致社会公义的结果是既可取又可行的。海耶克的《通向奴役之路》，在它刚发表的那个时代，其直接的现实意义就是试图纠正上述这两大流行的误解。
   
　　海耶克对当时这两个流行的“误解”有强烈的看法，是和他在20世纪头四十年前后在欧洲的德语社会和英语社会长期生活和研究比较有关的。1931年以前，年轻的海耶克主要在说德语的维也纳生活、读书和工作，并曾经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役，学术上则主要承继了奥地利经济学派的自由市场和主观价值理论。他在成长时有一段时间曾经受到激进的社会主义思潮所吸引，但他看到不少原先是服膺社会主义思想的德国知识分子和政治人物，在一战败战后逐步走上拥抱纳粹主义及其极权手段的道路。他们开始醒觉到，尽管在纳粹德国兴起前社会主义党人和纳粹党人之间的政治斗争不断，但他们背后的意识形态和政治逻辑如果推到其根本处，是极其相似的会走上极权政治的道路。
   
　　因此，当他在1931年移居英国到伦敦政经学院任教后，对英国温和社会主义者普遍认为纳粹主义的兴起，是经济大萧条下所代表的资本主义穷途末路式的极端反扑这一类观点大不以为然。海耶克认为，西欧的温和社会主义者如果头脑清醒地作出反省的话，理应认识到社会主义对政府管控市场和进行中央规划的主张，如果要有效而彻底推行的话，免不了要在政治上实施种种侵害个人自由的举措，最终和纳粹德国一样走上全权统治的道路。海耶克相信，英国的工党和社会民主派缺乏这种认识和体会，一方面是因为他们没有像自己年青时在德语世界的经历，另一方面也因为英国的自由和法治传统很强大，使这些左倾思想的人士误以为就是加强政府管控也不碍事。加上二战期间，战争的动员需要已使大家对政府集中规划习以为常，海耶克因此觉得更有必要对此“误解”进行批判。
   
　　把社会主义和纳粹主义背后的意识形态和政治逻辑连结起来，海耶克的用意其实是很清楚的，那就是纳粹德国所犯下的罪行和所推行的暴政，如果简单地把责任完全归结到德国人的民族性或纳粹主义身上，那便是无视了德国文化同属是欧洲的共同文化的一部分这一事实，也忽视了纳粹主义和社会主义同样会产生极权的可能。海耶克在撰写《通向奴役之路》时，已预期盟军最终将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取得胜利。因此，如何在战后的秩序重建中，面对根本而真正造成极权暴政的因由，更好地认识、重塑和维护自由文明所赖以茁壮的思想资源和相关的制度传统等，便是头等重要的事。釐清社会主义和纳粹主义的关系和澄清上述的“误解”，正是《通向奴役之路》的一大任务。
   
　　在学理上论说清楚为何维护个人自由跟维护自发的社会秩序是分不开的，以及为何不应该盲目迷信理性万能，以为理性规划的制度必然可以取代，或优于社会上自发的调协制度（如市场、普通法、道德习俗等），正是海耶克澄清上述“误解”的依据。他认为依靠政府干预市场以达致某种通过一些抽象推理预先假定的平等或公义结果，不但会破坏人类长期自发互动中累积下来的社会协调机制，更会直接干犯个人自由。在现代复杂的社会中，由于对社会互动协调的知识是散落分佈在社会不同角落的个人身上的，因此在缺乏例如自由价格这类自发形成的机制的情况下，中央式的理性规划根本不可能尽知相关而瞬息万变的资讯，至使干预往往不能带来预期的结果，反而使当权者为求目的，不断加强干预的力度和范围，一步步迫近全权的暴政。这便是海耶克为甚么不同意经济平等可以和政治自由共容，并在《通向奴役之路》对英国工党及其理论领袖拉斯基（Harold Laski）当时提出的工业国有化主张不断作出批评的理由。
   
　　换言之，《通向奴役之路》之所以受到重视和引起广泛的争议，在当时是因为海耶克尖锐地对进步知识界达成的一些重大共识提出了异议。而这本书和海耶克的思想至今仍旧在学界和知识界备受关注，是因为海耶克的立论根据，其实是针对西方文明自启蒙运动以来对理性的高度推崇的唯理主义（rationalism）作根本性的批评，认为唯理主义错误的以为自然科学的方法，可以应用到所有人类的认知范畴之上，盲目相信理性设计本身在方方面面都优于传统智慧或实践经验的累积，任何不合理性标准或理性不及的东西都是比理性低劣的事物，理应被理性淘汰。海耶克相信，现代的唯理主义是对理性的滥用。这种滥用并不单局限在例如纳粹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些政治意识形态上，而是广泛地存在于近现代欧洲文明的某些强大的思想资源之中，不断地挑战着欧洲文明中的自由传统。因此，对海耶克思想的关注超越了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的时空，也超越了冷战的年代，因为他的理论、批判和对理性、自由等根本问题的反省，对欧洲文明和现代性到了今天还是有相关的意义，其立场观点仍旧有启发性，这就是为甚么人们现在还在阅读和讨论他的着作。
   
　　《通向奴役之路》是海耶克第一本非专业经济学的着作。我们与其说他从此放弃了严谨的经济学分析，不务正业地从事政治评论，不如说《通向奴役之路》标志着海耶克突破经济学的局限，认识到要充分、深入而全面了解社会的种种秩序和现代人的处境，称职的思想家必须同时要进入政治学、法理学、思想史、哲学心理学、方法学、自然科学等领域作出跨学科的研究。在此以后，海耶克在这些方面先后发表的一流着作，确立了他成为其中一位20世纪西方思想大家的地位。从今天这个角度看来，《通向奴役之路》使海耶克声名大噪，远多于声名狼借了。

　　海耶克与中国自由主义
   
　　海耶克的思想，对中国自由主义的发展，在一些方面发挥着关键的影响。近年这一点愈来愈受到华文学界的关注。周德伟、夏道平、殷海光都是在上世纪50–80年代的台湾，通过译作和着作，有力地推介海耶克思想的中国自由主义者。林毓生同时是殷海光和海耶克的学生，在周、夏、殷这一代中国自由主义者的基础上，于70年代、80年代，以至现在，进一步深化和推动海耶克服膺的古典自由主义如何与中国传统开展对话，希望通过“创造性转化”的方式，把中国传统中可以和值得改造或重组的东西，变成有利的文化资源，使自由、民主、法治等现代价值和制度，可以在中华文化的环境下生根成长。
   
　　自从清末严复等开始引进西方的自由思想到中国来之后，中国自由主义虽然一直受到来自传统的卫道思想和来自社会主义式的革命思想的双重夹击，但通过新文化运动旗手之一的胡适等人的努力，一直以来还算得上是五四运动之后，在中国思想界中一股重要的思潮。但到了1949年之后，中国自由主义者在大陆有三十年可以说是踟蹰不前。在这段期间，通过海耶克思想对台湾自由主义者的影响，一定程度上使中国大陆的思想界在到了改革开放政策出现之后，从台湾的自由主义者那里再次有机会承传了中国自由主义的命脉。
   
　　我看到最早以一整篇的篇幅来讨论海耶克对中国自由主义影响的论文，是1992年熊自健发表的〈战后台湾的自由主义者与海耶克思想──以殷海光、夏道平、周德伟为例〉。观熊自健这篇文章认为，海耶克对殷、夏、周几位台湾自由主义者在思想方面的影响，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
   
　　第一，海耶克的自由经济思想从根本上改变了台湾自由主义者以为“政治自由”和“经济平等”是可以同时并存的看法。第二，通过海耶克在《自由的宪章》等鉅着的分析，台湾自由主义者大大加强了对自由的价值、自由条件的保持、自由与法治的关系等认识。第三，通过海耶克对真伪个人主义的辨识和对自由主义伦理基础的探索，台湾自由主义者开始毫不含煳地提出“把人当人”这种“康正的个人主义”，作为自由主义的根据。
   
　　张世保在〈“拉斯基”还是“海耶克”？──中国自由主义思潮中的激进与保守〉，以及林建刚在〈从拉斯基到海耶克：胡适思想变迁中的西学〉中以一些具体的例子，进一步阐述了中国自由主义者如何从战前服膺同样是在伦敦政经学院任教的拉斯基的社会民主派的“经济平等”主张，转而到在战后接受了与拉斯基针锋相对的海耶克的“经济平等”与“政治自由”是不能并立的论述。张世保的文章也指出了因为受了海耶克的文明演化思想的感染，中国自由主义者从反中国文化的激进立场，转而开始重视中国传统本身，为中国自由主义在这方面促成了一大转向。
   
　　海耶克的理论除了影响到50年代台湾的自由主义者作出思想上的改变之外，到了80–90年代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大陆知识分子身上，海耶克这本《通向奴役之路》，带来的却是印证了预言般的震撼。
   
　　目前在中国大陆思想界很活跃的秋风进一步提到在这方面海耶克理论的双重意义。首先，海耶克基于有限理性的英式自由思想，开展出对文明演化的解释，指出了在文明内的制度和传统做法往往并非是个人理性或设计意图所造成的结果；人类文明中的大多数实践知识也是体现在那些不能以理论知识或语言完全阐明的理性不及的制度和习惯做法之中。这些制度和做法虽然行之有效，却不一定能为人所意识到或以理性语言完全演绎出来。这些做法多是包含着长时间累积下来但却不能明言的丰富经验和判断。而我们去跟从这些制度和做法赖以构成的规则，正是文明得以运作之道。要创新改变，依这样的思路推演，也只得在边际上进行和採用内在的批评，靠同一文明内被广为接受的做法作为标准，修正文明内在当下产生争议的做法。如果我们以为可以有一外在于相关文明的理性标准全面地建构全盘的改革，来取代这些传统做法，那就犯上了理性致命的自负。
   
　　秋风认为，有了对有限理性的认识，自由主义者便应放下全盘改革的虚妄，转而于局部制度性改革的努力，尤其应在宪政制度上寻求一渐进的改变。他说：“在周德伟的思想典范刺激下，过去几年中，我一直寻找现代中国思想和政治的中道传统。在清末立宪者、张君劢、陈寅恪、周德伟、现代新儒家等等看似相互没有关系的人物和思潮之间，存在着内在而深刻的关联。我将他们概括为“现代中国的保守—宪政主义思想与政治传统”。他称这是中道的自由主义，因为“与之相比，激进革命传统固然是‘歧出’，因其在政治上倾向于专制，在文化上趋向于单纯的破坏。现代自由主义传统也存在重大缺陷：一方面是文化上的偏激，这一点与革命传统相同；另一方面是政治上的软弱无力，这一点又让它败给革命。保守—宪政主义传统则保持了自由的革命的中道。”如果我们把眼光从宪政改革的范畴伸延到政府的公共和财经政策的检讨和刍议，我相信夏道平在1950年代开始在台湾舆论界中在这方面依据海耶克式的自由主义提出的观点和建议，和秋风论及的中道自由主义是有共通点的。夏道平之后的吴惠林和谢宗林在台湾这方面的努力，正是这传统的延续。
   
　　要全面充分地检视海耶克对战后中国自由主义的影响，是一项当代中国政治思想和理论研究中很值得去做的计划。除了上述提到1950─80年代海耶克对战后台湾的自由主义者的影响之外，海耶克的思想对9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在市场改革方面，和对大陆的自由思想的去激进化的保守转向上也发挥很大作用。一些大陆知识分子，例如英年早逝的邓正来曾经为了译介海耶克的论说而闭关八年，翻译和着述了几百万相关的文字，更是值得重视的努力。我希望日后有机会在这方面作进一步的研究。

　　《通向奴役之路》
   
　　滕维藻和朱宗风两位前辈学人这本1962年《通向奴役的道路》的译本，大致而言，可说是高水平和准确之作。难怪后来中国大陆的一些译本，也依据滕、朱两位的翻译而出版。比起殷海光1950年代在台湾的选译本来说，这本1962年的译本的水平和准确性我认为都是较优秀的。
   
　　这次我协助香港商务印书馆编审滕维藻和朱宗风的《通向奴役之路》的译本，基本上把原译文保留了下来。其中我决定对译文作出修正的内容，主要有三类。第一类是原翻译明显的错译。例如“第二卷”错译成“第2章”，“博士”错译成“教授”等。第二类修正是一些学术上的专门修辞。如果滕、朱两位当时的翻译与现在的标准用法不合，而我认为现在的标准用法较准确的话，我也作出了修正。明显的例如原译文把海耶克原本的nationalism翻成“国家主义”，现在修正为“民族主义”。原译文把democracy译成“民主主义”，现在基本上修正为“民主”。第三类则是原译文的翻译对理解海耶克的思想会产生误导，所以须把译文修正过来或作出改善，以避免在理论上错解了海耶克的思想。一个明显的例子是海耶克在谈到英式法治下的规则所具备的Formal的特质这一点。由于海耶克认为英式法治下相关的法和规则，主要是用来规范程序上的公正或个人受到保障的领域，而不是实质地为达到任何共同或具体目的而服务，因此，这类的法和规则相对于有实质指向性（substantive）的规则而言，其特质是形式性（formal）的。滕维藻和朱宗风的译文在这方面通常都把海耶克原文中的formal rules或formal law译成是“正式的规则”或“正式的法律”。但依照海耶克的思路，英国国会依照法治精神制定和通过的法规自然是“正式”的，但就其性质而言，这些法规应是“形式性”的而非具“实质指向性”的，因此我认为有必要把滕、朱两位的译文从“正式”改为“形式”，以免对海耶克的理论产生误读。
   
　　上述三类的修正，我直接在原译文中作出了修改，并没有保留原译文。另一类修改，则是海耶克的原文本身出错的，滕、朱两位的译文因此也把原文的错误直译了出来。在此，我在本书保留了原译文，但在错误之处加上﹝编审按：﹞这括号，把正确的资料在括号中写出来。这方面的修正，我主要得益于在此导言文首提及的Caldwell教授。他2007年为英文海耶克全集编辑The Road to Serfdom时，花了不少工夫把海耶克原文在资料上的一些错误改正了过来，我也趁这个机会在此译文版本中把原文的错误指出来。
   
　　最后，原文和原译文在此版本都採用了同页註脚的方式纪录了海耶克或译者的註解，这一点我在本书保留了下来。这篇导言我也採用了同页註脚的方式记录我的註解。但在本书的原内文和翻译本中，我作出编审註解时，则採用了文末註脚的方式，以资识别。
   
　　多谢香港商务印书馆给我机会编审滕维藻和朱宗风两位翻译的这本海耶克的小经典。这个版本余下来的任何不足和错漏，责任自然在我，望各位高明指正。

原书序言
   
　　形形色色的用语表达了我们时代的口头禅：“充分就业”，“计划”，“社会安全”，“不虞匮乏”。当代的事实所显示的，却是这些事情一旦成为政府政策的有意识的目标，就没有一件能够获得成功。这些漂亮话只有傻瓜才会相信。它们在意大利把一个民族诱入歧途，使他们暴骨在非洲的烈日之下。在俄国，有第一个五年计划；也有三百万富农被清洗。在德国，1935–1939年之间曾达到充分就业；但是六十万犹太人被剥夺了财产，四散在天涯海角，或长眠于波兰森林中的万人冢内。而在美国，尽管一次又一次的抽水，可是唧筒也从来没有灌得很满；只有战争才解救了那些“充分就业”的政治家们。
   
　　迄今为止，只有屈指可数的着作家敢于探索上述口头禅和现代世界中屡次出现的那种恐怖之间的联系。现在卜居英国的奥国经济学家海耶克是这些着作家之一。在目睹了德国、意大利及多瑙河国家的社会和经济制度的僵化以后，又眼见英国人所受的统制经济的思想之毒愈来愈深，不禁忧心忡忡。这种思想直接来自德国的华尔特．腊特瑙（Walter Rathenou）、意大利的工团主义者──而且还来自敢于从前人没有明说的国家控制论得出结论的希特勒。海耶克此书──《通向奴役之路》──是在这徘徊踟蹰的时刻中的一个警告、一声唿号。他对英国人，不言而喻的也是对美国人说：停住，看看，仔细听听。
   
　　《通向奴役之路》是审慎的、不苟的、逻辑性很强的。它不是譁众取宠之作。但是，“充分就业”、“社会安全”、“不虞匮乏”这些目标只有在作为一个解放个人自由活力的制度的副产品时，才有可能达到，这个逻辑是无可争辩的。当“社会”、“全体的利益”、“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成为国家行动的压倒一切的标准时，没有一个人能够给他自己的生计作出计划。因为，如果“社会”的利益或“普遍的福利”高于一切，国家“计划者”必然要窃据能够佔领经济体系的任何领域的大权。如果个人的权利成为阻碍，个人的权利就必须去掉。
   
　　国家“力本论”的威胁，在那些仍然保持着有条件的行动自由的一切产业界中，引起了巨大的、常常是不自觉的恐惧。而这种恐惧影响了行动的原动力。正如过去人们致力于跟市场斗智一样，他们现在必须致力于跟政府斗智。不过这里有一点不同：市场因素至少是相对地服从于客观的规律，而政府则不免受许多一时的念头的支配。一个人可以把前途寄託在根据存货数量、市场饱和点、利率、购买者需要趋势曲线而作出的判断上。但是对于一个旨在排除市场客观规律的作用而且在“计划”的名义下只要愿意就可以随时随地这样做的政府，个人又怎能跟它斗智呢？彼得．德鲁克尔（Peter Drucker）曾经挖苦过“计划者”，说他们全是没有乐谱的即兴演奏家。他们给个人造成的是不稳定，而不是稳定。正如海耶克明白指出的，这种不稳定的最终结果不是内战就是防止内战的独裁制度。
   
　　“计划”以外的可行之道就是“法治”。海耶克并不是放任政策的崇奉者；他相信一种有利于企业制度的规划。规划并不排斥最低工资标准、卫生标准、最底额的强制性社会保险。它甚至于也不排斥某些类型的政府投资。但重要的是，个人必须事前知道法规章程将如何起作用。如果有一个中央计划当局的“力本论”罩在头上，个人是无法计划他的企业、他自己的前途，甚至他自己的家务的。
   
　　在有些方面，海耶克比现代英国人更加是一个“英国人”。他在一定限度内属于伟大的曼彻斯特传统，而不是属于韦伯夫妇学派。可能他也比现代美国人更加是一个“美国人”。如果这样的话，我期望《通向奴役之路》一书能在美国在可能范围内有最广泛的读者。

前言
   
　　当一个社会问题的专业研究者写了一本政治性的书的时候，把这一点说清楚是他的首要责任。这是一本政治性的书。我不想用社会哲学论文之类的更高雅虚矫的名称来遮掩这一点，虽然我未尝不可以那样做。但是不管名称如何，根本之点还是在于我所要说的一切全都肇源于某些终极的价值。我希望在这本书中还恰如其分地履行了另一个同样重要的职责，就是毫不含煳地彻底阐明，整个论证所依据的那些终极的价值究竟是甚么。
   
　　但是有一件事我想在这里补充说明。虽然这是一本政治性的书，我可以极其肯定地说，本书中所申述的信念，并非决定于我个人的利害。我想不出有甚么理由能够证明，我所认为合意的那种社会，对于我个人会比对我国大多数人民提供更大的利益。其实，我的社会主义的同事们常常告诉我，作为一个经济学者，我在我所反对的那种社会里，一定会居于远为重要的地位──当然，如果我能够使自己接受他们的观点的话。我觉得同样肯定的是，我所以反对那些观点，并不是由于它们和我在成长时期所持的观点不同，因为它们正是我年轻时所持的观点，而且这些观点使我把研究经济学作为我的职业。容我对那些依照当前的时尚，要在每一个政治见解的申述中，找寻利害动机的人们附带说一声，我本来是大可不必写作或出版这本书的。这本书必定要得罪许多我盼望与之友好相处的人们；它也使我不得不放下那些我觉得更能胜任，而且从长远看来我认为是更重要的工作；尤其是，它肯定会有害于对那些更严格的学术工作的结果的接受，这种学术工作是我全部心愿所向往的。
   
　　如果说我不顾这些而把写作这本书视为我不可逃避的任务，这主要是因为在当前的关于未来经济政策问题的讨论中，存在着一种不正常的和严重的现象，这种现象还没有充分地被大家觉察到。实际情况是，几年以来大多数经济学家都被吸收到战争机器中去了，他们都因为官职在身而不能开口，结果关于这些问题的舆论，在惊人程度上为一批外行和异想天开的人、一些别有用心或卖狗皮膏药的家伙所左右。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尚有着述余暇的人，很难对这些忧虑保持缄默──当前的种种趋势必然在许多人心目中引起这种忧虑，只是他们无法公开表达它们──虽然在另一种情境下，我一定是乐于把对国家政策问题的讨论，让给那些对这项任务更有权威、更能胜任的人去做的。
   
　　本书的中心论点，曾在1938年4月《现代评论》（Contemporary Review）杂志上〈自由与经济制度〉（“Freedom and the Economic System”）一篇论文中初次简单提出，这篇论文后来增订重印作为吉迪恩斯（H. D. Gideonse）教授为芝加哥大学出版社编辑的《公共政策丛刊》之一（1939年）。上述两种书刊的编辑和出版人允许我引用原作的若干段落，我在此谨致谢忱。

引论
 
很少有甚么发现比揭露思想根源的发现更惹人愤怒了。──阿克顿勋爵（Lord Acton）
 
当代的种种事件和历史的不同，在于我们不知道它们会产生甚么结果。回溯既往，我们能够评价过去事件的意义并探索其相继引起的后果。但当历史正在进行的时候，对我们来说，它还不是历史。它引导我们进入未知之境，而我们又绝少机会瞥见前途的景象。假使我们真的能够把同样的事件重新经历一番而不失去我们先前的闻见的记忆，情况就会两样。在我们看来，事情将显得多么不同啊；我们目前很不注意的一些变化将会显得多么重要，并且往往是多么令人吃惊啊！人类永远不会具有这种经验，也认识不到任何规律是历史必须遵循的，这也许是一件幸事。
   
然而，虽则历史从来不会完全重演，并且正因为任何事态发展都不是不可避免的，我们才能在某种程度上汲取过去的教训以避免同样过程的重复发生，人并不需要成为先知者才能晓得临头的大难。经验和兴趣的一种巧合，也往往会把人们还很少注意的事件的某些方面展示在某一个人的眼前。
   
以下各章是一种经验的产物，这种经验和重新经历一段时期是很近似的──或者最低限度也是对于一种非常相似的思想演变的重复观察。虽然这种经验是一个人在一个国家内不易取得的，但在某种情况下长期地在不同的国家轮流居住的人是可能取得这种经验的。尽管大多数文明国家的思潮所受的各种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是相似的，但它们未必在同一时间或以同样的速度发生作用。因此，一个人从一国迁居到另一个国家，有时就会重复地看见类似的思想发展阶段。这时他的感觉就会变得特别敏锐。当他又一次听到他在二十年或二十五年以前就已经接触过的主张和方策时，这些主张和方策就具有新的意义，成为一定的趋势的征兆。它们显示出事物的发展即使不是必然地、至少也是可能经过类似的过程。

评分☆☆☆☆☆

这本书的出版，在台湾社会引起了不小的震动，也触动了许多人内心深处的忧虑。我一直以来都很关注一些关于社会发展和政治体制的讨论，所以当这本书的书名出现时，就立刻吸引了我的注意。它不是那种市面上常见的、告诉你如何“成功”或“致富”的书，反而带有一种更宏大的历史视角和深刻的哲学思考。我特别欣赏作者在其中对于集权主义苗头的一些精准描述，那些看似微小的改变，在书中被放大并揭示了其潜在的危险性。读完这本书，我脑海里会不自觉地将书中的一些论述与我们周遭的生活经验对照，你会发现，有些议题真的不是遥不可及的理论，而是可能就发生在我们身边，或者正在悄悄地改变着我们。这本书让我重新审视了“自由”这个词的意义，它不仅仅是政治上的自由，更包含了个体在思想、行为上的自主性。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很容易被各种声音所裹挟，这本书就像是一盏灯，照亮了那些容易被忽略的角落，提醒我们要保持清醒的头脑，独立思考。作者的笔触虽然不乏犀利，但整体上是带着一种对人类文明的关切，让人在阅读过程中既感到警醒，又不失希望。

评分☆☆☆☆☆

在阅读这本书的过程中，我时常感到一种莫名的熟悉感，就好像作者在描绘一些我曾经感受过，但却无法准确言说的东西。这本书的语言风格不像一些学术著作那样晦涩难懂，反而是一种相对清晰、易于理解的叙述方式。然而，正是这种清晰，才更显得其中论述的深刻和警示的有力。它让我意识到，一些看似不经意的社会变化，可能正在悄悄地改变着我们所珍视的价值。我尤其喜欢书中对“个体自由”和“集体利益”之间复杂关系的探讨。这在台湾这样的社会里，是一个常常被提及，但又很难找到明确界限的问题。这本书为我提供了一个思考的框架，让我能够更清晰地梳理自己的观点，并且对不同的社会现象有更深入的理解。它不仅仅是一本关于“政治”的书，更是一本关于“人性”的书。作者对人类心理的洞察，以及对社会动力学的理解，都让我受益匪浅。读完这本书，我感觉自己看待世界的眼光都变得不一样了。

评分☆☆☆☆☆

这本书给我带来的最大感受，是一种思维上的“拓展”。在此之前，我可能更多地关注一些具体的政策或者社会事件，但这本书的格局要宏大得多。它探讨的是一种更深层次的、关于社会走向的根本性问题。我特别欣赏作者在论述过程中所展现的严谨和系统性，他并非随意地提出论点，而是通过层层递进的逻辑，构建了一个令人信服的分析体系。在阅读过程中，我感觉自己仿佛置身于一个宏大的历史画卷之中，观察着人类社会在不同力量的拉扯下，不断演变和前进。这本书并没有给出直接的“解决方案”，但它提供了一种“预警”机制，让我们能够提前辨识出一些危险的信号。对于我这样一个对历史和社会发展充满好奇的人来说，这本书无疑是一次精神上的盛宴。它让我不再仅仅是旁观者，而是能够以一种更深刻、更具洞察力的方式去理解社会现象。书中的一些关于“技术”和“权力”之间微妙关系的论述，在当下尤其具有现实意义。它提醒我们，在享受科技便利的同时，也要警惕其可能被滥用的风险。

评分☆☆☆☆☆

我之所以对这本书产生浓厚的兴趣，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提供的了一种理解现代社会运行逻辑的独特框架。这本书并没有局限于某个特定的国家或地区，而是试图从更普遍的社会心理和权力运作的角度来剖析问题。我尤其对书中关于“集体心理”和“个体意志”之间张力的探讨印象深刻。作者如何一步步地展示，看似是大众主动选择的道路，有时却可能将整个社会引向一个不希望去的方向，这个过程的逻辑是相当令人信服的。在台湾，我们经历过不少社会运动和政治变革，对于集体决策和个体权利的平衡有着深刻的体会。这本书就为我提供了一个理论工具，去理解那些历史事件背后的深层原因。它不是一本简单的政治评论，而更像是一本社会学的分析报告，充满了对人性和制度的洞察。读这本书的时候，我常常会停下来，思考书中的观点在现实生活中的映射。比如，在社交媒体盛行的今天，信息茧房和群体极化的问题，在书中似乎也能找到一些源头。这本书的价值在于，它提供了一种批判性的思维方式，让我们能够更深刻地理解我们所处的时代，以及我们所做的选择可能带来的长远影响。

评分☆☆☆☆☆

这本书的出现，无疑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反思的契机。它不是那种让你读完后立刻就能找到答案的“心灵鸡汤”，也不是那种教你如何“战胜”他人的“秘籍”。相反，它提供了一种更深刻的、关于社会发展趋势的分析，以及对个体在其中所扮演角色的思考。我尤其欣赏作者在书中对“渐进式”的权力侵蚀的描绘，那些看似不起眼的变化，在作者的笔下被揭示出其潜在的巨大能量。这让我联想到台湾近年来的一些社会讨论，这本书就像是一面镜子，照出了许多我们内心深处的疑虑。它促使我更加审慎地看待每一个社会决策，并且更加珍惜我们所拥有的自由。这本书的价值在于，它不仅提供了理论上的分析，更触及了我们内心最深处的对自由和尊严的渴望。它是一种提醒，也是一种鞭策，让我们在享受生活的同时，不忘对社会保持一份警惕和责任感。这本书的阅读体验是沉浸式的，它会让你在不知不觉中，对许多事情产生新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