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刘悦笛的《英美分析美学史论》这部及时性的着作,是对于分析哲学的令人欣喜的贡献。这本书出现在中国与其他非西方哲学界的学者对于哲学美学的兴趣逐渐增长的年代,这有助于形成对20世纪西方社会中的哲学美学的整体进程的基本理解。
刘悦笛的文本正确估价了分析哲学对于美学研究的贡献,其所追踪的历史进程横亘了整个20世纪。这项任务主要是通过从美学家的贡献到美学主题的贡献的诸章节来共同实现的,每章在介绍与总结的部分都提出了作者自己对于分析美学重要性的解释和评价。这些重要的哲学家包括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门罗‧比尔兹利(Monroe Beardsley)、纳尔逊‧古德曼(Nelson Goodman)、理查‧沃尔海姆(Richard Wollheim)、亚瑟‧丹托(Arthur Danto)和乔治‧迪基(George Dickie),还有诺埃尔‧卡罗尔(Noël Carroll)和其他哲学家们。
我在此所给出的评论是要为在这个文本当中的所有问题提供一个序言。分析美学史必然性地始于并植根于分析哲学当中。最初,分析哲学在表面上呈现出两个阵营,逻辑实证主义(logical positivism)或逻辑经验主义(logical empiricism)与日常语言哲学(ordinary language philosophy)。这是方法论与目标上的分化。逻辑实证主义起源于鲁道夫‧卡尔纳普(Rudolf Carnap)、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哥特罗布‧弗雷格(Gottlob Freg)和他们的追随者们,他们寻求将哲学还原为建基在数学推理基础上的逻辑命题系统。这种目标在分析哲学的变体当中引发出了与科学类似的哲学之经验模式。这意味着,利用一种形式语言(formal language)去取替抽象的形而上学语言和日常语言的运用,能够产生出经验地可被证实(empirically verifiable)的各种宣称。
在英国哲学家当中形成的日常语言哲学家包括吉伯特‧赖尔(Gilbert Ryle)、G. E. 摩尔(G. E. Moore)、J. L. 奥斯丁(J. L. Austin)和他们在牛津的同事们。尽管他们在日常语言哲学的方法上并不相同,但是,这些思想家们赞同哲学问题最好要通过诉诸于对(用以哲学问题言说的)术语、概念或者理论之语言分析(language analysis)来解决。在通常的情况下,他们的优先选择就是使日常英语术语的使用并强调日常人们所用话语都要达到明晰。维特根斯坦在维也纳的工作,既对于分析哲学的转化做出了贡献,又坚持了哲学的主要任务就是使他或她所说的就像一位科学家那样能够更清晰地加以言说。
对于分析哲学而言,其学科性的目标既在于语言的精确又在于语言的明晰。这种目标,通过拒斥建基在语言和概念基础上的形而上学理论而不将之轻易地还原为可量化的经验主义的逻辑语言术语,或者辅之以通过检验日常语言当中诸如「美」和「艺术」之类术语的运用而对其加以明晰化的方式而得以实现。后者就是英美的分析哲学阵营的首选。早在20世纪之前的传统西方哲学当中,这两个关注分析的群体就已经反对那种文化综合(cultural synthesis)了,与之平行的大陆做哲学的方法以与分析哲学近似的方式得以展开。其重点就在于,分析哲学面对哲学问题要去接受一种解析的方法。他们选择了将哲学限定在分析的领域之内,类似的是,精细规划的科学实践也聚焦于研究性的实验。哲学家们的方法只能由逻辑或者语言而非物质要素来构成。这种实践也是笛卡尔(Rene Descartes)的《方法导论》(Discourse on Method)当中思想的某种回响。
分析哲学的这些发展(逻辑实证主义或者日常语言)对于美学最初的发展而言具有很好的启示作用。在早期的分析哲学阶段,在美学领域内所由此形成的兴趣并没有在其中佔据显着的位置。特别是对于实证主义者而言,艺术被认为是以情感或者感性而非理性为基础的。至于艺术,与美学一样似乎与他们的科学世界观皆不相关。对于语言分析的技术性的关注,同艺术的历史和实践是相互分离的,而当时的情况是,美学与艺术自身脱离,美学与其他(与艺术和文化相关的)学科也是疏远的。这种境况引发了在艺术实践与美学相关场域当中的诸多兴趣而滋生的重要问题。甚至在美学与批评的联姻当中,正如比尔兹利与其他人所主张的那样,也没有能力去证明艺术界在哲学美学当中的重要性。结果便是,很少能发现美学能作为训练艺术家和艺术史家的课程。类似的是,「关于艺术的语言话语」(language of discourse about art)替代了个人从事艺术的真实经验,进而在艺术公众与分析哲学家之间拉开了距离。由于缺乏对于更广阔的文化角色和艺术适用性的考虑,这也削弱分析美学的地位。这些境况的确都使得分析美学的地位有所降低。
值得注意的是,苏珊‧朗格(Susanne Langer)所寻求的道路―可能还有来自恩斯特‧凯西尔(Ernst Cassirer)与查理斯‧莫里斯(Charles Morris)的支援―她通过对与语言和数学的推论符号相关的艺术符号结构的考察,来寻求在分析哲学的语境当中的美学位置。她的途径展现出艺术是人类符号的重要形式的呈现,它对于人类理解做出了与众不同的贡献。因而,在朗格1942年的《哲学新解》(Philosophy in a New Key)和1953年的《感受与形式》(Feeling and Form)这两本专着当中,挑战了逻辑实证主义者们如卡尔纳普的观点,后者假定艺术连同美学在知识大全当中都佔据不了重要的位置。她的贡献被另一位重要的前驱纳尔逊‧古德曼的工作所发展,在20世纪60年代及其后形成了美学的一个方向。纳尔逊‧古德曼对于美学的贡献,就在于将艺术当中发现的符号形式的地位提升到与科学同样的水准,它们对于人类知识都做出了贡献。
经历了孱弱的开端,分析美学在世纪中叶的时候逐渐成型。包括比尔兹利、O. K. 鲍乌斯玛(O. K. Bouwsma)、斯图亚特‧汉普希尔(Stuart Hampshire)、阿诺德‧伊森伯格(Arnold Isenberg)、约翰‧帕斯莫尔(John Passmore)、 弗兰克‧西伯利(Frank Sibley)、J. O. 厄姆森(J. O. Urmson)、莫里斯‧维茨(Morris Weitz)和其他主要的的哲学家们,为在美学研究当中运用分析哲学的方法取得丰硕的成果打下了基础。这样所形成的后果便是,分析美学在那段时期事实上形成了支配性的优势,特别是在美国和大不列颠更是如此。这些前驱者的贡献使得美学成为了一门拥有广阔领域的科学学科,该领域逐渐与艺术化的生活相脱离,从而成为了在杂志文章、学术会议和着作当中集中出现的、主要是少数学者群体感兴趣的学科。
在分析美学的方法论的主导下,20世纪之前西方美学史的参考文献的缺失是非常明显的。显而易见,分析美学家们热衷于分析的方法,对于不能还原为经验探究的反思概念和形而上学语言予以蔑视。甚至撰写过美学史的比尔兹利在他的其他美学着述里面也很少提及撰写过相关主题的20世纪之前的哲学家们。纳尔逊‧古德曼在他的美学着述当中也忽略了对于古典和现代的作者们的援引。在分析哲学家当中,最重要的例外就是丹托,他将「艺术终结」(the end of art)理论建基在黑格尔(G.W. F. Hegel)19世纪美学着述的基础之上。更全面地看,分析哲学的有限贡献得到了前几代美学家们的关注,他们的失败之处就在于失去了对于知识综合性的和与各种文化领域的连贯性的需求。
毫无疑问,在20世纪后期领衔的美学家们都逐渐意识到了单纯的逻辑和语言方法给研究美学所带来的限制。对于哲学家们来说非常有用的工具,就是在于要意识到美学问题并不足以提供对于艺术的全面理解,或者意识到艺术和美学需要与其他知识和经验的领域相互关联。
新一代分析美学家们在20世纪后半叶开始出现并跨入到了21世纪,他们更明确地理解到了分析方法与其他哲学发展相结合的必要,这些哲学发展包括西方美学史的发展、当前大陆哲学的发展,还有在非西方传统当中的美学发展。这些美学家们逐渐意识到了研究那些超出了分析方法领域的、更新的理论发展的价值。后现代主义,包括女性主义、多样性、流行文化和社会美学的文化研究,还有艺术心理学和人类学,都为美学视野的拓展提供了挑战和机遇。显然,新一代的分析美学家们的美学着作将更好地致力于对于艺术的历史和实践的研究,同样还有其他更新的理论发展。那种要把美学还原为逻辑游戏抑或语言明晰性的、单纯地将建基在原初规则上的分析,已经被发现不足以维持这个学科,至少对于那些顽固的多数分析哲学家们几乎就是如此。其他的哲学家如丹托发现了重思美学史作为一种方法的意义,这也有助于对于当今美学道路的开拓。
刘悦笛所选择的美学家们对于这部分析美学简史而言是毫无疑义的,因为他们形成了在这场运动当中的最重要的形象。这种选择代表了一种系统的结构,这对于非西方读者们更深入地理解分析美学具有特别的重要价值。这些关键人物既包括早期分析美学的前驱如维特根斯坦、西伯利和比尔兹利,也包括在20世纪后半叶对于晚期分析美学做出了原创贡献的人物,包括古德曼、沃尔海姆、丹托、迪基和约瑟夫‧马戈利斯(Joseph Margolis)。同样还包括了在当代做出杰出贡献的卡罗尔和杰罗尔德‧列文森(Jerrold Levinson)。
许多第二代与第三代分析美学家们已经拓展了他们的研究领域,从历史性的角度考虑到了来自黑格尔、康德(Immanuel Kant)和新近大陆哲学的重要资源。而今,非常普遍的方法是在一种或者更多的艺术媒介的深度知识当中去寻求分析哲学:比如古德曼、沃尔海姆与丹托之于视觉艺术,卡罗尔之于电影和媒体艺术,抑或列文森之于音乐。这些贡献已经扩展了分析美学的丰富性和有效性从而超出了其原初目标,这使得艺术与美学对于学者与学生们而言都更容易接近。
甚至在分析美学的相对较小的领域当中,也存在着许多可选择之处。这关系到作者对于某一文本所能选择的而给出的判断,这已註定了哪些对于此项任务才是最重要的。在这种情况下,作者的选择显然是可以自我辩护的,因为他选择了那些具有世界范围广泛影响的美学家们。但是,在这本书的考虑当中,还有一个有价值的候选者名录难以被确定下来。可以被提及的就有这样一些:斯坦利‧卡维尔(Stanley Cavell)从电影到莎士比亚所论述的主题,彼得‧基维(Peter Kivy)对于音乐的富有洞见的话语,理查‧舒斯特曼(Richard Shusterman)的实用主义美学着作及其对于身体美学的介绍。如果这卷书继续增订与扩充的话,建议将这些候选者考虑进去。同样,使分析美学转到新的方向上的还有葛列格里‧卡利(GregoryCurrie)的作品,他从认知科学的角度为美学拓展疆域展示了新的前景。
在对历史的精细的组织与敏锐的洞见当中,刘悦笛所提供的坚实的基础,对于学者和学生们而言就像一个坚实的平台,可以由此去探索那些在分析美学史上提出令人瞩目的理念的人们的作品。
柯提斯‧卡特
于美国马凯特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