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辞立其诚：周策纵访谈集 pdf epub mobi txt 电子书 下载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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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策纵访谈集》搜集了1967到 2005年在香港、内地、台北、新加坡、马来西亚、美国等地的访问和谈话纪录，可以窥见周策纵先生为学与做人一贯的理念、关切中华民族的爱国之情和开阔的胸襟，这访谈集正足以作为他着述的珍贵补充。

好的，以下是根据您的要求，为一本假设的书籍撰写的图书简介，内容详实，不包含《修辞立其诚：周策纵访谈集》的相关信息，力求自然流畅，符合专业图书简介的风格。 --- 《光影流转：二十世纪中国电影的幕后史诗》 图书简介 一、 序言：时代的剪影与银幕的构建 本书并非简单地罗列中国电影史上的重要事件或作品，而是试图深入挖掘那些塑造了二十世纪中国电影面貌的幕后人物、技术革新、以及在特定历史语境下，艺术理想与现实困境之间的复杂张力。我们聚焦的不是银幕上的光鲜亮丽，而是从片场、剪辑室到制片厂的漫长旅程——那里充满了汗水、争论、妥协与辉煌的瞬间。 二十世纪的中国，经历了剧烈的社会动荡与文化转型，电影作为“第七艺术”，天然地成为了记录、反思和建构民族记忆的重要载体。然而，银幕背后的故事往往被历史的洪流所掩盖。本书通过对大量未经整理的行业档案、私人信件、以及对健在的老一辈电影工作者的深度口述史料的梳理，力图重构那个“在夹缝中求生存、在喧嚣中求表达”的电影生态图景。 二、 早期探索与“默片时代”的声响 本书的第一部分将目光投向了中国电影的黎明——从二十世纪初上海的“电光戏院”到三十年代“电影王国”的崛起。我们详细考察了早期制片商如何模仿西方模式，如何艰难地建立起第一个具有本土特色的电影工业体系。 重点章节探讨了默片时代的特殊性：配音师、配乐师和场外解说员（“幕后说书人”）在构建叙事和引导观众情绪中扮演的核心角色。我们分析了张石川、郑正秋等先驱者如何在中西方美学范式之间寻找平衡点，以及女性导演（如黎灼灼、林楚楚）在极度父权化的产业中，所展现出的惊人创造力和抗争精神。 本部分特别呈现了早期电影审查制度的萌芽阶段，及其对题材选择和隐喻手法的无形制约。通过分析《盘丝洞》、《歌女红牡丹》等影片的失落与流传，揭示了艺术创作在早期规范化过程中的挣扎。 三、 战火中的叙事：从四十年代的现实主义到五十年代的“十七年” 抗日战争和随后的内战，不仅是国家命运的转折点，也是中国电影语言的熔炉。第二部分着重考察了战时电影的“流亡美学”。在重庆、香港乃至西南边陲，电影制片厂的转移带来了人员的重组和主题的嬗变。我们剖析了现实主义思潮如何在艰难的物质条件下，通过纪录片和半纪录片的形式，保持了对社会现实的敏锐捕捉。 进入新中国成立后的“十七年”（1949-1966），电影进入了高度的意识形态建构时期。本书并未止步于对“十七年电影”主题的简单概述，而是深入到创作方法论的变革中。我们详细考察了“集体创作”模式下的个体经验如何被吸纳、重塑或边缘化。 通过对著名导演（如谢晋、水华、孙瑜）的创作手稿与内部讨论记录的引用，本书展示了他们如何在“生活真实”与“本质真实”之间进行艺术实践。同时，我们对“如何拍好工人、农民、解放军”这一主题的反复探讨，揭示了特定历史时期内，艺术如何被要求“服务于特定历史任务”的过程。 四、 探索与颠覆：新中国电影的十年探索（1977-1989） 粉碎“四人帮”后的中国电影界，迎来了一次精神的“复苏之春”。第三部分详尽记录了这一时期知识分子和艺术家的“觉醒”与“回归”。我们把焦点放在了“伤痕文学”改编热潮的技术挑战上。如何将内心的创伤、复杂的情感层次，转化为胶片上的影像语言，是这一代导演面临的集体难题。 本部分的核心内容，是对“第五代”导演的群体性崛起进行细致的剖析。我们不仅关注他们的审美取向，更关注他们在留学期间，如何吸收西方电影理论（如巴赞的真实理论、形式主义美学），并将其与中国传统叙事资源相结合。 我们详细分析了《黄土地》、《老井》、《红高粱》等标志性作品的拍摄现场的幕后故事，包括摄影师如何运用光线、色彩和构图，打破了以往的“样板戏”美学规范；制片人如何在资源匮乏的条件下，争取到创作自由和海外合拍的机会。这部分内容强调了对个体经验和民族文化根源的重新挖掘，是构建当代中国电影身份认同的关键阶段。 五、 市场化转型与全球视野的碰撞（1990-2000）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电影工业开始向市场经济转型。第四部分探讨了九十年代中国电影如何应对好莱坞的冲击以及本土观众审美习惯的改变。 本书探讨了“第六代”导演群体的出现，他们与第五代在创作理念上的分野——从对宏大历史叙事的迷恋转向对日常生活的关注，对城市边缘人物和“边缘文化”的挖掘。我们分析了他们如何利用更灵活的拍摄方式，游走于审查制度的灰色地带，以更低成本、更具实验性的手法，表达个体在快速现代化进程中的迷失与疏离。 同时，本书也关注了商业电影的兴起。从徐克等港台精英南下北上带来的制作流程变革，到张艺谋、陈凯歌后期作品的“大片化”趋势，我们审视了艺术追求与商业回报之间的博弈。例如，对武侠片和历史正剧在技术升级、服装美术、动作设计上的投入，展示了中国电影在追赶世界一流水准时所付出的巨大努力。 六、 结语：未竟的遗产与未来的回响 全书最后部分总结了二十世纪中国电影留给后世的遗产：一套在极端环境下锤炼出的、充满韧性的叙事传统；一套如何在政治话语与艺术表达之间保持微妙平衡的生存智慧；以及一套不断在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之间进行对话的视觉语汇。 本书旨在为研究者、电影从业者以及对中国文化史感兴趣的读者，提供一份扎实而细致的“幕后档案”，让读者得以窥见那段光影流转、波澜壮阔的中国电影发展史诗。 ---

作者简介

周策纵

　　周策纵（1916-2007），湖南人，美国威斯康辛大学东方语言系和历史系终身教授，为知名汉学家和历史学家，代表作有《五四运动史》、《中国浪漫文学探源》、《海燕》等，一生中英文着述颇丰，计有40余本专着和180余篇论文出版刊行，并有多篇随笔、散文、诗词等作品传世。

编者简介

王润华

　　曾任新加坡国立大学文学与社会学院助理院长、中文系主任与教授。现任马来西亚南方大学讲座教授，资深副校长，曾获得东南亚文学奖、新加坡文化奖。

　　已出版文学创作包括《内外集》、《热带雨林与殖民地》、《王润华诗精选集》、《重返诗钞》（诗集）、《秋叶行》、《重返集》、《榴槤滋味》（散文）等创作。

　　学术着作有《王维诗学》《越界跨国文学解读》、《鲁迅越界跨国新解读》、《华文后殖民文学》等。

黎汉杰

　　曾任《声韵诗刊》总编辑。着有《诗经译註》及个人诗集《渔父》、《四月练习》编有《2011香港新诗选》、《2012香港新诗选》、《2013香港新诗选》、《2014香港新诗选》。即将出版《香港文学书目续编》（主编）。

代序

修辞与立言——《周策纵访谈集》

　　本书收录了周策纵先生生前的大部份访谈文章，书名则取自周先生的一篇着名论文：〈《易经》「修辞立其诚」辨〉，该文见于香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周策纵文集》。「修辞立其诚」一句，出自《易经‧干卦‧文言》：「君子进德修业。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对此，孔颖达的解释是：「辞谓文教，诚谓诚实也。外则修理文教，内则立其诚实，内外相成，则有功业可居。故云居业也。」周公曾指出「修辞」与「立其诚」二者，按原文的意思，其实是平行的关系，如果将之英文翻译，则是「refine language and establishing one’s sincerity」。本访谈集取名于此，正是因为所收录的文章，一则主要包括了文艺与思想两个层面，再者这些文章除了对当下的社会、环境还有丰富的意义之外，访谈的文笔都是可读可颂；内容与形式，可谓相得益彰。

　　本书主要依据严志雄先生早年整理的〈周策纵教授着述目录〉（曾刊于《中国文哲研究通讯‧第十七卷‧第三期》的「周策纵教授纪念专辑」之中），加上王润华教授提供的资料，辑录了周公从一九六七年开始至千禧年之际在香港、台湾、美国、内地、马来西亚、新加坡的访谈，总计二十余万字，执笔访问的除了有记者之外，更有文化名人、学者如胡菊人、陆离、廖仁义、詹宏志、林镇国、罗青、蒋星煜、赖敬文、陈致等等，与之对谈畅论的作家、学者如朱光潜、艾青、巴金、冰心等等，更是近代文学、文化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

　　至于本书访谈的文章，涵盖内容包括了六个范畴，差不多四十篇文章。首先，当然是他最「当行本色」的「五四运动与知识分子」，例如他接受胡菊人访谈的长文〈论中国知识分子〉，就从考察「士」与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异同，再谈到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应有的使命感，进而从五四思想遗产的出发，谈到今后中国知识分子如何从当年的「民主与科学」的理想中走出来，更往前一步，做到「科学地思考问题」，以及抛开民族主义的局限，做一个世界的公民。至于〈五四运动的主流与点滴〉，则可视为周公对自身五四研究的一个回顾，是研究周公五四运动研究史一份不可不提的文献。文中谈到他早在民国时期已于《大公报》上写文检讨五四运动的意义，其时更有撰写一本《中国文化运动史》的念头。到了美国之后，因缘际会，终于写成《五四运动史》一书。当然，现在或有人批评这本通史式的着作是否过时，但周公在访谈中的回答其实坦承他是不得已而为之：

　　我用通史式体裁写这本书的原因，实在是因为当时资料太少，不可能作专题研究；同时，如果只研究专题，则读者对概念的认识，或许会比较不清晰。当时资料极不易收集，只因在抗战时我已对这一类问题极感兴趣，做了不少笔记，搜集了不少资料，已有一些中文底稿。到了美国，才利用许多大图书馆的中文材料，以及一些大陆出版的影印资料。

　　由此可知，今人对前贤的写作或研究，实在需要有一番同情的了解，否则难以从历史的角度去辨别事实背后的因由。而这一点，正是访问集等周边材料之所以重要的原因之一。

　　第二个范畴是「古今诗学」，在〈别殿遥闻箫鼓奏：谈中国古典诗〉、〈中国语言最宜诗〉、〈中国语言写诗最好特点八项归纳成套〉从中西比较的角度简单归纳出中国文字的特色如何适合写诗，〈论「意在言外」与汉诗及诗论中的模棱〉指出中国古典诗其中一个终极的美学追求正是「意在言外」，重「意」不重「言」，可谓确论。虽然周公以研究古典诗词为主，但同时他也是一个创作新诗的诗人，因此对前衞的文学理念，一向宽容，例如在〈各家诗人论诗〉就极力捍衞当时内地非常流行的朦胧诗，更在〈新诗传遍——中国诗的传统与创新〉提出他的「定型新诗体」的主张。

　　曹红学一直是周公非常关切的课题，除了曾指导多位以红楼梦为博士题目的论文之外，他更苦心竭力筹备第一届的国际《红楼梦》研讨会，正如蒋星煜在〈海外红学大师周策纵〉的回忆文字中提到：

　　周策纵本人在那次研讨会上，宣读了〈论〈红楼梦〉研究的基本态度〉这篇论文。肯定了胡适对《红楼梦》研究的某些贡献，同时指出胡适的《红楼梦》考证得力于敦诚所着《四松堂集》稿本之处甚多，但胡适始终没有把如何得到这部稿本的经过真相公之于众，只是闪烁其词地说：「我从大学回家，看见门房里桌子上摆着……」，如是云云。

　　……

　　他大声疾唿，研究人员没有必要隐藏或垄断某些珍贵史料，但应该在方法上力求精密，才能得到可靠的成果。

　　正是这份单纯为研究而研究的精神，促使周公努力推动世界各地的红楼梦研究，更与知名翻译专家霍克思 （David Hawkes）翻译《红楼梦》成为好友，两人之间对《红楼梦》的通信，还保存在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等待有心人去追忆这段文字因缘。

　　至于「汉学研究与治学方法」，一般不为人所重，认为这些是西洋的学术系统，并不适用于中国的学术，而大多数人也认为治中国学问不需要参考外国学者、专家的意见，以为是天方夜谭。殊不知这样只能窒息本地学术的发展，盖因没有新的意见、新的观点，又如何引发出新的学问？这其实是让我们有温故而知新的机会。正如周公在〈周策纵教授谈汉学研究〉所说：「有时中国学生认为易懂的，外国学生却不易懂；中国学生不易弄错的，他们有可能弄错。但另一方面，中国学生认为毫无问题的，或好像没有问题的，往往不会再详加思考，外国学生虽然常常会犯常识方面的错误，但因为文化、社会的背景不同，他们在研究中往往会从另一个角度发掘到不少新问题。」而研究人员在撰写研究文章时更应特别自觉对方法学的运用。虽然方法学，正如外国理论，并不是万灵丹，但是它却能提供一个角度，让研究者梳理文本的特质，也有理于条理说明。但本地的大学本科，一般缺乏对方法学以及理论的传授，而教师即使有所提及，也受限于课程时间本身，难以一一说明每一个重要的方法学流派与理论之间的背景脉络以及其得失之处。学院的情况已经如此，社会上的处境就更让人担忧。笔者身在香港，对另一篇访谈文章：〈谈问题〉中周公针对香港学术生态的批评就特别有同感：

　　原来，据周策纵博士说，他一来到香港，看看这里的报章、杂志，就有一个很奇怪的感觉，总觉得香港的知识分子，尤其是大学里面的，好像跟整个社会都脱了节，好像是在世外桃源，讲完了书就算，而对香港的社会却根本没有甚么关心。同样的，一般的报章对知识分子也似乎没有甚么兴趣，不像外国报纸那样，经常详细报导各类知识分子的近况行踪。……我相信香港一定有很多年轻的知识分子，可以写出比较好的作品出来，但只怕以他们的水准，投稿到香港一般报纸副刊，香港的报纸反而会不喜欢吧？

　　所以说香港的知识分子和香港的报纸先就脱了节，更别提与香港的社会了。还有香港一般大学里面的知识分子，他们好像不但对社会不大关心，便是对文化的新潮流，也不大关心似的。年轻人现在的文化新潮流到底怎么样，他们不大理会。世界有甚么文化新潮流正被香港的年轻人开始接纳，他们也不大理会。他们跟香港的新闻报纸也似乎没有甚么关系的。那就分成三个集团了：大学里面的知识分子，年轻人，新闻报纸。三者之间好像是甚么关系也没有。如何沟通这三个集团，实是一个问题。

　　现在大家都要创新，但创新毕竟需要思想的激荡才能产生，而这是需要良好的社会环境与大学学术才能做到。但是，现在的香港，依然没有解决周公数十年前提出的问题，知识分子、年轻人与新闻报纸之间缺乏关心，文化的新潮流只能永远被市场左右，因此整个社会总是充满浮躁、对事物的专注与兴趣也仅停留在表面。

　　周公以《五四运动史》一书驰名学术界对五四前后诞生的新文化运动和新文学都有深入的研究，因此多篇访谈都涉及到「中国文学及思想史」这一领域。在〈新文学六十岁〉一文，他特别标举新诗为新文学最有成就的文类：中国新诗无论内容和形式和过去传统的诗歌都有很大的不同。小说嘛，相似的地方比较多，创造性比较少。同时对小说的成就来说，到目前为步，还没有一部长篇小说超过了《红楼梦》。短篇吗是有很多已经超过了，像鲁迅的一些短篇就超过了传统的作品。当然，我并不是说新诗的成就已超过了李白，杜甫的作品。我的意思是说，新诗的创造性最大，是一种全新的东西，语言不同了，节奏不同了，意境也不同了，它在创造性的成就是大的。若把近三百年来中国的小说和诗来看，新诗的确有突出的成就，就创新一方面说，与话剧一样，相当的突出，其成就不见得逊于长篇小说。这也许是我的一点偏见，是我的一点为新诗路见不平，想要拔刀相助的感情用事罢。吴伟业、纳兰性德的诗词自然有他们的好处，可是徐志摩、闻一多的新诗的意境，到底也是吴伟业、纳兰性德等人所没有的。

　　而文学和政治从来关系甚深，对此，周公不像大多数人，持否定意见。相反，他从历史的角度着眼，认为只要作家对该种政治主张是从内心地认同，配合好的技巧和词汇，当然可以写出好的作品，例如《红楼梦》就有很多儒家、道家的思想，但绝对不会影响大家对这本书的评价，这一点也可见周公的视野与胸怀。

　　周公是一位博学多才的学者，更集创作、翻译于一身，同时精于书艺（其弟周策横亦是有名的书法家），要了解他的研究、创作史，其生平事迹可说是不可或缺的资料。周公除了留下日记、大量的书信之外，也接受过不少访谈，亲述其生平遭遇。收录在「生活、人生」这部份的文章，读者会看到晚年誉满学术界的教授，原来自有家学渊源：其父周鹏翥是湖南着名诗人，字海云，乃光绪二十年举人，旧学深厚但思想维新，一直资助革命。可见周公的性格，其来有自。及后辗转去国，其时他孤身一人，漂泊海外，当中悲苦，外人自难领会万一。但，周公曾在寄萧公权的一首旧诗〈示女〉，隐约道出对女儿不能熟习中华文化的遗憾，而遗憾则又来自对故国的怀念：小女不能读我诗，连篇鸟迹大离奇。阿耶一夜神来句，化作西夷鴃舌辞。

　　周公正如其学生蔡振念〈海外传经心事违：我所认识的周策纵先生〉一文中所谓：「以弃国弃乡，煳口他乡而为弃民，故自署位于民遁路之住宅为『弃园』，译所居Madison为陌地生，亦所以见去国之心情」。

　　本书的编成，于我其实是一个偶然。我出生也晚，无缘与周公相遇相知，当初是因工作需要，到大学图书馆负责整理、编辑周策纵教授的书信。工作历时数年，虽然辛苦，但还是庆幸有这样一个机会可以近距离接触周公生前捐赠的物件如书画、信件、日记以及报纸访问剪贴等等。记得周公有两个特别的习惯让我印象深刻：一，是每份信件都会复印多份以防遗失；二是访谈的文章无论报纸、刊物都会剪存或者复印下来，更不时附有标记或校对。可想而知周公处事认真，他在学术上的成就，并非侥幸。后来工作完成，我还会不时回去图书馆，查看周公留下来的文献，就像身处另一个时空的教室，聆听他的教益。后来，结识了王润华教授，得到他的支持与肯定，与我一起编辑周公生前散落未及出版的稿件，于是有了《风媒集——周策纵译诗集》（台北：酿出版，二〇一七年）以及这本书。当然，如果还有机会，我还希望能够将周公的文章慢慢一步步出版，让更多的新一代读者与往日的友好，缅怀这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学者。

　　本书得以顺利变成，有赖香港浸会大学特藏部的热心职员：黄淑薇、俞慧思、陈鲜雯、廖文婷四位的帮助，在此衷心感谢。

　　最后，要感谢太太琬珊，在这条崎岖的人生道路上，陪我一路走来。

论中国知识分子

（胡菊人访问，陆离记录），载《明报月刊》第 2 卷第 3 期（1967 年3 月）。
访问：胡菊人　纪录：陆离

胡：请问何谓知识分子？中国传统观念中的所谓「士农工商，四民之首」的「士」，与我们今日所称的「知识分子」有甚么不同？西方观念中的「知识分子」与现在的「专家」又有甚么分别？

周：甚么叫做知识分子呢？如果我们把它当做一个阶级，一个集团来看，在俄国从前就有这样一个名词：Intelligentsia。这个名词多出现于一般政治论文之中，有时是指一个集团，有时则是作为一种阶级来讲。

英美现在却很少用到Intelligentsia这个字，而喜欢用Intellectuals。这一个字，也没有专门的解释，只是把Intellectuals这种人看成多数，却较少「政治集团」或「社会阶级」的含义。至于中国人现在常用的「知识分子」这个名词，恐怕还是从日本移植过来的。本来中国过去「士」的观念是在孔子之前很早就有了，这个名词的出现我们甚至可以推溯到商朝。最早的「士」，它的起源到底是怎么样，我们也许不能很清楚查得到，但根据Arthur Waley等人的看法，中国的「士」在最初的时候是一种「武士」。我想大约到了东周之后，「士」才逐渐变成纯粹的读书人。当时虽然「士」和「儒」这两个名词或观念意义并不相同，可是自从士人除了读书就甚么都不做，而儒的地位也逐渐提高之后，二者也就慢慢差不多混而为一了。

中国的「士」，最大的特点，就是他们都是社会上知识的垄断者，专门传授知识，以之为业，而与「农工商」截然分开。孔子就讲过，说到耕田种菜他是「吾不如老农，吾不如老圃。」这和近代「知识分子」的含义有点不同。现代中国的所谓「知识分子」也可以包括「农工商」的专家在内，中国古代却从未有过这个观念，没有想到「士」也应该包括「农工商」。即使偶有这种观念，也未为多数人所接受。中国以前虽然有「攻木之工」、「攻角之工」等等，也是一个group的一部份，但他们绝大多数恐怕也没有受过甚么高等教育，只是由祖先相传下来，是家传的手艺，有时也收一些徒弟，亦往往与「族」有关，总之往往是一家一族的关系。

评分☆☆☆☆☆

翻开这本书，我仿佛置身于一个知识的殿堂，而周策纵先生便是那位引路人。他的声音，通过文字的传递，带着一种历经岁月沉淀的睿智与从容。我喜欢那种娓娓道来的叙述方式，不疾不徐，却字字珠玑，如同涓涓细流，沁人心脾。在访谈中，我看到了他对学术的严谨态度，对知识的孜孜以求，更看到了他作为一个人，对待生活、对待他人的那份真诚与热忱。那些关于求学经历的细节，那些对人生道路的抉择，都仿佛是电影的片段，在我脑海中一一回放。他没有回避困难，没有夸大成功，而是用一种平和的姿态，展现了一个知识分子在时代洪流中的思考与成长。我尤其被他对于“诚”的理解所打动，那种不随波逐流、坚守内心的力量，在当今这个浮躁的时代，显得尤为可贵。这本书就像一面镜子，让我看到了学者的风采，也让我反思了自身的价值取向。

评分☆☆☆☆☆

读完《修辞立其诚：周策纵访谈集》，我内心涌动着一股久违的激动。这不是一本仅仅停留在理论层面的学术著作，也不是一篇空洞无物的励志宣言。它更像是一位长者，坐下来，与你促膝长谈，分享他的人生智慧和治学心得。周策纵先生的坦诚，令人动容。他没有用任何华丽的辞藻来包装自己，而是将自己的成长轨迹、思想历程，毫无保留地展现出来。那些关于困惑、迷茫，关于坚持、突破的片段，都充满了人性的温度。我仿佛能看到他在逆境中的不屈，在探索中的执着，在收获中的谦逊。这本书的价值，在于它能够引发读者内心的共鸣，让我们在与周先生的对话中，找到自己的影子，也找到前行的力量。它让我看到了一个学者“立其诚”的真正内涵，那就是以真诚面对学术，以真诚面对生活，以真诚面对自己。

评分☆☆☆☆☆

这本《修辞立其诚：周策纵访谈集》带给我的，是一种精神上的洗礼。在阅读的过程中，我被周策纵先生身上那种坚韧不拔、追求卓越的精神所深深吸引。他对待学术的认真态度，对知识的无限热情，以及在人生道路上的不懈探索，都如同灯塔一般，指引着我前进的方向。更重要的是，他对于“修辞”和“诚”的深刻理解，让我对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有了全新的认识。他并非是那种哗众取宠、卖弄学问的人，而是将真诚作为一切表达的基石，用最恰当、最有力的方式，传递自己的思想。这本书让我看到了一个学者应有的风骨，一个知识分子应有的担当。它不仅仅是一本访谈录，更是一部关于人生智慧、学术精神的生动教材，它激励着我，在未来的学习和生活中，也要努力做到“修辞立其诚”，用真诚的心灵去面对一切。

评分☆☆☆☆☆

这本《修辞立其诚：周策纵访谈集》初次映入眼帘，便被这书名所吸引。“修辞”二字，总让人联想到语言的艺术、表达的技巧，而“立其诚”则点明了核心，即真诚、不虚饰。这本身就构成了一种极具张力的组合，让人好奇，究竟是通过怎样的修辞，才能真正“立其诚”？我作为一个热爱文字、深谙语言力量的普通读者，对周策纵先生其人虽非全然了解，但其在学术界的声望和治学精神，早已让我心生敬意。这本书的出现，仿佛为我打开了一扇窗，让我能够近距离地聆听一位智者的人生感悟与学术思考。我期待在这些访谈中，看到他如何将深厚的学术功底与真挚的人生体验融为一体，如何在字里行间流淌出智慧的火花，如何展现一个学者风骨的独特魅力。这不仅仅是对一本书的期待，更是对一位令人尊敬的先生的诚挚探求。我希望它能带给我思想的启迪，语言的滋养，以及对“真诚”二字更深刻的理解。

评分☆☆☆☆☆

这本《修辞立其诚：周策纵访谈集》给予我最大的惊喜，在于其语言的魅力。周策纵先生的表达，并非是那种刻意雕琢、华丽辞藻的堆砌，而是恰恰相反，是一种化繁为简、大道至简的智慧。他的话语，如同陈年的佳酿，初尝之下平淡无奇，细品之下却余味悠长。在访谈中，他能将极其复杂的学术概念，用浅显易懂的语言解释清楚，让人豁然开朗。同时，他又能在谈论生活琐事时，流露出深刻的哲理，引人深思。这种“修辞”的功夫，不在于技巧的炫耀，而在于心灵的通透。他似乎在用最朴素的方式，表达最深刻的道理，从而达到“立其诚”的境界。我惊叹于他能够将学问与生活、思考与表达如此自然地融合在一起，没有丝毫的割裂感。这本书让我意识到，真正的智慧，往往就蕴藏在最朴实无华的语言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