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序言
(一) 西方分析性敍事建构美学的发展与变化
西方自柏拉图(Plato, 427-347 B.C.E.)、亚里斯多德(Aristotle, 384-322 B.C.E.)以降,美学的主旨,避开了希腊从公元前七〇〇年至公元前四八〇年所发展出来的抒情诗(lyricism)传统,一直环绕着史诗(epic)与戏剧,以「摹拟再现」(mimesis)为中心观念。此一观念,在图像系统中,不断探讨如何以艺术记号来忠实地「复制再现」(representation)外在现实。在文字记号系统中,柏拉图与亚里斯多德都着重于以敍事的方式,来忠实纪录人们在时间次序与空间次序中的各种活动。此一理念之凝聚与发扬,尤以亚里斯多德的《诗学》(Poetics)为代表,开启了西方美学与修辞学的传统。 此一传统,在罗马人与义大利人的手里,发扬光大,从一世纪左右味吉尔(Virgil, 70-19 B.C.)的史诗〈伊尼亚德〉(Aeneid),到中古时代末期但丁(Dante, 1265-1321)的《神曲》(The Divine Comedy, 1308-1321),都是史诗传统的承继。味吉尔早年所写的「田园牧歌」(Eclogues),但丁少年时写的商籁体(sonnet)虽然也有流传,但却没有受到充份的重视,绝对无法取得超越史诗的地位。义大利商籁体要等到但丁之后的佩脱拉克(Francesco Petrarca, 1304-1374)出,方才扬眉吐气。
欧洲在十四世纪十五世纪初,由于民族国家与方言文学的兴起,拉丁文不再独霸,西方各民族的文学语言,也跟着产生了重大的变革。各种方言「修辞学」(rhetoric),开始大盛,「文法学」(grammatology)随之而起。印欧语系中的各种分支语言,无不以「分析性」的「时式:现在式、过去式、未来式」(tense)与「时态:简单式、完成式、进行式」(aspect)为基础,来表达复杂的情思与意义。印欧文字语言记号系统的思考模式,以把「时间」分析成「现在、过去、未来」,成为以敍事为核心的「语言意义」表达之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