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半年刊 第33期（POD） pdf epub mobi txt 电子书 下载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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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群爱好文学的伙伴，深觉现代文学的应用性高过于古典文学，据于时代的需要，应该更重视现代文学的创作和研究，于是共同发起成立「中国现代文学学会」，期望凝聚现代文学的爱好者。为凝聚现代文学的爱好者，开发新世纪现代文学的新境界，《中国现代文学半年刊》2004年3月正式创刊。

　　*本刊为有审稿制度的学术性刊物，于每年六及十二月份出刊。欢迎投稿。
 

■专题论文【跨越1949：文学与历史】
跨越，逾越，穿越／王德威、刘秀美
【专题特稿】1949的民主建国论／杨儒宾
狐步舞结束以后：论中国归侨作家黑婴的成长小说／陈丽汶
「愿做一个败北者」─两位台湾诗人的「1949」／黄英哲
萧军在延安与「鲁迅传统」的转变／张钊贻
不确定的年代：萧军《东北日记》（1946-1950）与「新」中国文艺运动／李文卿
延安的诗歌陷阱（1938-1949）／陈大为
「解冻文学」与1950年代的中国大陆文坛─以《译文》为例／崔峰
1950年代台湾的香港文化与传播政策研究：以雷震之赴港建议与影响为例证／须文蔚

■一般论文
港腔台调：钟孟宏剧情片的香港明星、华语语系杂音与亚际互文性／王万睿
前期篇目
稿约
撰稿体例

序

跨越，逾越，穿越

　　【跨越1949：文学与历史】这一专辑聚焦二十世纪中期，中文与华语文学如何因应历史动盪与政治纷争。1949是二十世纪史最重要的转折点之一。这一年中国共产党席卷大陆，国民党政权撤守台湾；南北韩对峙已然形成，战争一触即发；柏林围墙矗立，东西德正式分裂。民族主义、国家主权的号召此起彼落。印度到印尼，以色列到爱尔兰纷纷独立。在此之上，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立，美苏两大阵营冷战开始。这是一个合纵与连横的时代，一个分裂与独立的年代。

　　从文学角度看，1949也是历史修辞以及政治敍述的交锋点。解放还是离散，革命还是暴乱，共产还是民主，专政还是专制，正义还是邪恶，礼赞还是批判，不同观点投射不同政治、伦理立场和世界观，形成的影响迂回交错，时至今日依然不绝。尤其在中文语境里，1949国共内战造成数以百万计的伤亡和离散。之后两个「中国」对峙，波谲云诡，七十年以后的今天更延伸为统独对峙。如何理解1949不只是历史话题，更是当代话题。

　　而这个话题与文学息息相关。所谓的文学不只是文本或文类的呈现，更是文化机制和行动─从宣传出版到规训压迫─的实践。四十年代到六十年代，两岸的文学政治雷厉风行，墨水不仅带来泪水，更带来血水。在彼岸，1942年毛泽东延安讲话为社会主义文学订下天条般的戒律；文化大革命以文化为名对文人及知识分子肆行迫害。在台湾，从国语运动到文化复兴运动的背后，威权统治白色恐怖的阴影挥之不去。是在这样的氛围下，这一专辑的各篇文章思考「文学何为」的意义。

　　而在后冷战时代，我们如何从1949汲取教训或灵感？本专辑聚焦中国与华语语系人文领域，以三种相互关联的修辞方式提出建议：跨越，逾越，与穿越。而这三种修辞各有隐喻对应：界限，律法，幽灵。

　　跨越指涉时空界限、知识场域、和心理机制的树立、裂变、重组。跨越既有平面板块让渡取舍的律动，更不无黑格尔式时间进程、由辨证到超越（aufheben）的渴望。然而谈跨越的条件、行动和结果何其不易。1949年，北大教授冯至─鲁迅眼中「中国最杰出的抒情诗人」─欢迎解放军进入北平，而他的同事沈从文自杀未遂。旅日台湾少女陈蕙贞载欣载奔、回归祖国；旅居大陆，曾在伪满洲国供职的台湾文化人杨基振则在国共交兵的日子里，有了不如归去台湾的怅惘。爱国作家老舍几经踌躇、才从美国回到解放后的北京。新儒家钱穆等「南来文人」流亡香港，更多非左派知识分子从张东荪到罗隆基等却选择留在大陆。胡风高唿「时间开始了」，唐君毅感叹「花果飘零」，张爱玲几经颠簸来到美国，从而了解「我们回不去了」。

　　在这剧烈的「去畛域化」（deterritorialization）、「再畛域化」（reterritorialization）的过程里，献身和陷身其中的文化人和知识分子如何因应形势，摧毁与形塑自我主体的经验，令人触目惊心。萧军的经历足以説明。萧军出身东北，因爲不愿臣服满洲国统治，远走关内，深受鲁迅重视，抗战期间奔赴延安。在延安，萧军又因不满毛式控制，成爲问题人物。抗战之后他回到东北，厕身左翼文化活动，但又因爲特立独行而遭到整肃。新中国的每项运动萧军都不能悻免，直到文革之后。与此同时，台湾的自由主义者痛定思痛，力图打造民主场域。雷震甚至在五十年代赴港，打造《香港时报》为冷战期间国民党文宣重镇。但雷震日后仍因爲从事民主运动而不容于国民党，最后获罪，郁郁以终。

　　冯友兰曾在抗战其间指出永嘉、靖康、甲申「南渡」重塑中华文明的意义，期许抗战民族南迁为另一复兴契机。当代台湾学者杨儒宾则延续此一南渡论述，指出1949所赋予诸台湾贞下起元的机会。历史的后见之明无从完满解释「跨越」与否的重重动机。同样令人深思的是，在时间的延长赛里，1949所曾象征的意义也发生质变。当图腾转爲禁忌、遗忘凌驾记忆，我们见证跨越未必带来前进或超越，此岸也未必渡得过彼岸。章太炎曾从唯识观点谈「俱分进化」，指出善恶种子在时间的劫毁里其实齐头并进，并不产生想当然尔的因果。准此，所谓跨越，可能只是轮回。

　　如果跨越引起我们对畛域、界限的审理和辩驳，逾越则强调律法的拉锯和违逆。相对于国策党纲、清规戒律，或「历史的必然」，逾越是冲决网罗，是铤而走险；是不按牌理出牌，也是知其不可为而为。1949年一月杨逵发表〈和平宣言〉，唿吁国共和谈；十一月雷震、殷海光创立《自由中国》，鼓吹落实民主。在白色恐怖下他们以身试法，并爲此付出代价。但红色恐怖下逾越者的遭遇尤其惨烈。胡风是鲁迅门人，也是抗战期间左翼文化的重要代言人。他提倡文学与人性的绵密互动，与毛泽东的文学功利论针锋相对。1949胡风以长诗《时间开始了》爲新国家定下历史基调，殊不知整肃胡风的时间也开始了。五十年代初知识分子的「洗澡」运动只是红色洗礼的开端。之后当年的党内红人，从胡风到丁玲，无不因干犯党纪锒铛入狱。民主人士从章伯钧到储安平、罗隆基，千百所谓党外开明份子的遭遇更成为最讽刺的注脚。而在台湾，白色恐怖雷厉风行。除雷震外，自由主义派如殷海光，左派如陈映真都因违反动员戡乱时期的国家大法而入罪。

　　正因逾越的征候来自律法的压力和反抗，我们必须检视两者的联动关系。律法的有效性因爲对逾越者的指认和监控得以确认；逾越者甚至启动律法将其「包括在外」的技术。每一个社会都需要替罪羔羊以成全法的威权。而法网最绵密处，逾越的发生和判定甚至让当事者都始料未及。姜贵的反共小説《旋风》意外曝露国民党的荒淫不曾下于共产党；王蒙的《青春万岁》热烈颂赞新人新社会，却被贴上反面教材的标签。权力当局或杀鸡儆猴、或防患未然、或请君入瓮，奉「律法」之名所投入的精力和「想像力」竟然宛如另类文学创作，后果的惨烈则不可以道里计。多少年以后，我们重新审视这些违禁消音的作品，才了解文学本身就是罪与罚的极端演示。

　　在律法之上，统治者更可以随时宣佈「紧急状态」─不论是蒋中正的戒严法还是毛泽东的继续革命论─以宣示高于一切的威权。而当紧急状态成爲常态后，抗争或屈从成爲日常生活的内容。逾越者必须不断发明「逃逸路径」。多少1949前后的文学述作或言不由衷，或意在言外，或微言大义。从叶石涛暗写二二八的〈三月的妈祖〉到陈寅恪旧史新论（如《柳如是别传》）；从延安时期艾青的诗歌到到国民党治下的现代主义运动，无不遥指「隐秘诠释」（esoteric interpretation）的必要和风险。这些所谓「抽屉里的写作」代价是时间。时移事往，作者和读者才得以重返写作现场，重新审视或挖掘曾经被埋藏的隐喻和曲笔。但更多时候，当事者主动或被动的沉默、销毁、死亡直捣「逾越」作爲写作的大限。

　　回顾1949，我们不能忽略穿越的可能性。顾名思义，穿越打破时空逻辑，不再受制有机形体的局限。今生翻转前世，故事衍生新编。乌托邦式身体潜能一旦有了出口，得以纵横古今，创造异质空间，并以此和现实世界形成对峙。我们的问题是，面对「去古未远」的1949，穿越如何呈现批判力量？陈冠中的《建丰二年》首开先例，以乌有史形式调转时空，拟想1949内战如果国民党打败共产党，日后的历史将会如何？

　　台湾诗人吴新荣、杨基振在1949前后的遭遇説明乱世里，时间的逻辑不再能视为当然：所谓的千秋道统一夕之间可能荡然无存，所谓重建天日的光复或胜利可能只是又一场轮回的开始。二十世纪中期的革命大业辗转发展竟暗暗应了鲁迅1927年的预言：｢反革命的被杀于革命的。不革命的或当作革命的而被杀于反革命的，或当作反革命的而被杀于革命的，或并不当作什么而被杀于革命的或反革命的。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革革……」而生活在这样的时代人不人，鬼不鬼。战时的张爱玲感叹，「人们只是感觉日常的一切都有点儿不对，不对到恐怖的程度。人是生活于一个时代里的，可是这时代却在影子似地沉没下去，人觉得自己是被抛弃了。」

　　启动穿越的主体总是幽灵化的。马克思〈共产党宣言〉曾以「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预示历史的穿越性。而1949以后，又是什么样的幽灵在中国内外游荡？陈映真〈归乡〉里昔为战俘的台湾老兵回到故乡，发现自己早成鬼魅；张大春〈将军碑〉里的将军徜徉时光隧道，重访圣战而渺不可寻。《建丰二年》序曲里，曾被国共两党迫害的异议人士齐聚北平；新魂旧鬼穿越死生，相逢共商国是。一面是阴魂不散，一面是魂兮归来。宋话本《杨思温燕山逢故人》有言，「太平之世，人鬼相分；今日之世，人鬼相杂。」八百年后仍然无比贴切。

　　然而又有什么穿越1949的故事比得上诡异的现实：靠革命打下江山的政权，如今「不准革命」，只准「河蟹」？曾经反共的国民党政权热烈容共，甚至以身相许？或打倒反共政权的民进党政权借壳上市，沿用中华民国国号，借尸还魂，却反而继承了「反共」大业？

　　作爲历史事件的1949已经逐渐远去，作爲现代人文典范关键的1949仍有待展开。就此，我们认知历史千丝万缕的现象，学习在虚与实、人与鬼纠缠间，指认灵光一线的线索。1949不再只是意识形态主导的历史座标，而是一个蓄势待发，指向未来豹变虎跃的神秘时刻。这正是班雅明（Walter Benjamin）对历史「刹那」（jetztzeit）的观念：「呈现过去并不是将过去追本还原，而是执着于记忆某一危险时刻的爆发点。历史唯物论所呈现的过去，即过去在历史一个危险时间点的意外呈现。」

　　1949是这样一个危险时间点。跨越，逾越，穿越正代表解放这一时间点，从过去「意外呈现」未来的三种方式。而这一专辑所呈现的不应止于此。作爲新一代的学者，我们更希望从跨越，逾越，穿越的历史律动和批评方法里，想像超越之路。所谓超越，不是一厢情愿的黑格尔式「扬弃」（Aufheben），也不是假和解之名、以暴易暴的「转型正义」，更不是祈求神恩的降临。超越，用德希达（Jacques Derrida）的话说，是à venir：接近、等待那民主未来可能的证成。未来不承诺一蹴可就的目标，而就是那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的过程。

　　我们于是想到沈从文名作《边城》（1934）。湘西女孩翠翠心有所属，却好事多磨。在重重延宕、意外、误解下，心上人远走他方。在结局里，历经考验的翠翠撑着渡船日复一日的等待：「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1949年三月，解放军已经佔领北平，新中国成立在望，沈从文却身心俱疲，自杀未遂而获救。以后四十年里，他放弃创作，坚守方寸之地，在工艺研究中找到出路。跨越1949谈何容易？处处是逾越的陷阱。沈从文却以自己的方式超越了种种名目的历史狂飙。他所等待的也许永远不会来了，也许明天回来。

　　本专辑共计论文八篇，杨儒宾特稿〈1949民主建国论〉从当代的1949反思谈起，以新儒家提出的｢民主建国论｣探讨1949之后民主建国论在台湾的实践过程。该文认为，1949之后中华民国的民主实践富含重要的思想史意义，且民主建国是永远进行中的事实。在世局诡谲变化下，杨儒宾相信新儒家学者不会减低对民主建国的信心，而文化风土的基磐与体制的健全乃是指导民主运作的原则。

　　陈丽汶〈狐步舞结束以后：论中国归侨作家黑婴的成长小说〉关注的是，1980年代中国作家以「寻根文学」回应文革后与经济改革开放的非常时期下，于1949年前后返回中国定居的｢归侨作家｣的另类寻根书写。该文以黑婴（1915-1992）中篇小说《飘流异国的女性》为对象，探讨归侨作家在经历文革后，如何以小说回顾二十世纪海外华人的爱国情操与革命热情。黄英哲〈「愿做一个败北者」—两位台湾诗人的「1949」〉一文则聚焦于文学人吴新荣与文化人杨振基具有私文书性质的日记考察，吴新荣1932年自日本学医返台后回故乡行医;杨振基则曾任职伪满洲国，两人在1949年后如何在与「新中国」成为平行对照组的「新台湾」安身立命？针对两人日记的考察，得以探索在时代剧变中，个人如何回应当下或未来。

　　专辑中有两篇论文涉及萧军相关议题，分别为张钊贻〈萧军在延安与「鲁迅传统」的转变〉及李文卿〈不确定的年代：萧军《东北日记》（1946-1950）与「新」中国文艺运动〉。萧军因不愿臣服满洲国远走关内，深受鲁迅重视，抗战期间奔赴延安，其时正逢1942年中共通过延安文艺座谈会制定党的文艺政策，左翼文艺「鲁迅传统」因之产生了转变，萧军卷进了转变的漩涡。张钊贻通过萧军在延安的有关言行，说明延安文艺座谈会的焦点人物之一萧军的言论和遭遇，最能体现新旧「鲁迅传统」的更替，然而新的「鲁迅传统」似乎受到一定的抵制，并未能大张旗鼓地推行。李文卿则透过对萧军1946年至1950年的《东北日记》解读，重新探讨国共内战期间乃至于中共建国后的大历史叙述视野下的个人记忆与知识重构，并指出在集体凌驾个人的历史遭遇中，萧军的记忆（日记）成为一种对照新中国大历史的返照。陈大为〈延安的诗歌陷阱（1938-1949）〉一文，以中国革命圣地延安为座标，并借用萧军的人格特质，对照讨论几位进入延安后诗风蜕变的诗人，包括何其芳、卞之琳、田间、贺敬之、郭小川、艾青等几位不同身份、诗学背景的诗人，借以探讨「延安整风」和「延安讲话」对解放区诗歌创作的致命性影响。

　　崔峰〈「解冻文学」与1950年代的中国大陆文坛─以《译文》为例〉则讨论50-60年代中国大陆唯一公开发行专门译介外国文学作品的期刊《译文》，以1950年代《译文》发展的第二阶段（1956年4月号－1958年7月号）对苏联「解冻文学」的译介为例，探讨翻译、文学与政治间的关系。同是1950年代，台湾的自由主义者力图打造民主场域，雷震赴港成就国民党文宣重镇，须文蔚〈1950年代台湾的香港文化与传播政策研究：以雷震之赴港建议与影响为例证〉一文正是以此为题，探讨了雷震如何在跨越1949年的危殆局势中，协助《香港时报》在香港创刊，为台湾争取更大与更稳固的国际宣传空间。该文提出雷震跨越1949年的身影至为关键，为香港报刊与教育机构所建构「自由中国」的想像共同体极为重要，借以在文化上保存传统文明、倡议自由主义、实验民主制度并推动多元的文艺思潮。

　　本专辑择取了1949这样的一个危险时间点，复以跨越，逾越，穿越解放这一时间点，提供文学与历史更多的思考空间。如前所述，不仅仅是从过去「意外呈现」未来，更希望的是能从跨越，逾越，穿越的历史律动和批评方法中，想像超越之路。

▌1949的民主建国论／杨儒宾（节录）
 
■摘要
 
1949可能是二十世纪中国史上最重要的年分，此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中华民国败退台湾，两岸政权分别展开它们的民主实验，台湾称作「民主主义路线」，共产中国称作「新民主主义路线」。这种唐君毅先生称作「民主建国论」的主张是自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以来，整体时代精神的反映。本文探讨民主建国论在1949之后的台湾的实践过程，本文认为中华民国的理念是民主运动过程中重要的力量，而中华民国的理念预设了中国现代性与西方现代性两种源流的汇合，海外新儒家的民主建国论有很强的解释与规范的力量，1949年之后中华民国的民主实践有很重要的思想史意义，但民主建国是永远进行中的事实，文化风土的基磐与体制的健全乃是指导民主运作的原则。
 
关键词：民主建国、新儒家、新民主主义、辛亥革命、五四运动
 
■一、当代的「1949」反思
 
20世纪的中国及东亚是个动盪的年代，东亚诸国在这个年代皆面临现代转型的严苛考验。东亚诸国在这个世纪所碰到的问题有些是传统累积下来的，这些老问题汇合了全球化格局所带来的诸多新问题，涨潮效应，新旧加乘，症状特别难处理。两次世界大战，东亚诸国皆卷入其中，二战后冷战格局形成，东亚诸国也都是首当其冲的当事者。在二十世纪东亚诸多事件中，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中华民国撤退来台，这桩世纪大分裂的影响极为深远，无疑地也是指标性的事件。对华人世界而言，更有可能是整个世纪中历史后续效应最强的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