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面对死亡,追求本真的存在
黄光国 这本《爱与意志》是存在主义心理分析大师Rollo May的成名之作,原书在一九六九年由纽约诺顿公司出版。Rollo May在西方精神医学界极富盛名,在台湾却鲜少为人所知。主要原因在于:长久以来,台湾心理学界一直笼罩在「素朴实征主义」的阴影之下,对心理分析有深入研究的学者,已经是屈指可数;对存在主义心理分析下过工夫的人,更是寥寥无几。在利润挂帅的资本主义时代,台湾的出版市场到处充斥着许多没什么学术价值的通俗心理学译作,这本存在主义心理分析的扛鼎鉅着,虽然在二十年前经由「志文出版社」翻译出版,却早已绝版多时,二十年后的今天,「立绪文化编辑部」才又重新规划,译成中文,这大概只能怪台湾学风浇薄,这类着作「知音难觅」吧?
然而,如果我们仔细阅读这本书,我们当可发现:这本书所讨论的问题,对于台湾社会中的男男女女,不仅没有过时,而且还十分适用。为什么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先说明存在主义所产生的时代背景。西方文艺复兴运动发生之后,理性主义的勃兴,促成了工业革命的发生,同时也造成了资本主义的兴起。在资本主义社会里,「金钱」和「权力」变成两种最具主导力的价值观念,许多人都喜欢绞尽脑汁,希望以各种不同的「知识」作为「工具」,来追求「金钱」和「权力」。结果西方文明从希腊时期以来对于「理论理性」的追求,异化成为「工具理性」的极度扩张;人类的存在方式也发生了彻底的改变。
海德格认为:人「存在于世」(being-in-the-world)的方式可以有两种选择:一种是选择「是自己本身」,他称之为「本真的存在」;另一种是选择「不是自己本身」,他称之为「非本真的存在」。对于这两种存在方式作出抉择之后,则个人的思考方式不同,对自己的态度不同,和别人的关系不同,连时间观也会有所不同。处于「本真的存在」状态,个人所使用的是「原初性思考」(originative thinking),他并不像笛卡儿哲学那样,将自己想像是和客体对立的主体,相反的,他会开放自己,放松自己,让世界中的事物降临到自己身上,和自己融为一体,这种境界海德格称之为「与物同游」(in play within the matter itself)。在这种境界里,个人是他真正的自己,他人也会如其所是地展现其自身,人与人之间有一种互为主体性的了解,他们之间的关联,也有一种时间上的连续性和延展性。
「非本真的存在」则不然。在这种存在状态里,个人把自己想像成是和外在世界对立的「主体」,并且企图用「技术性思考」(technical thinking)或「形上学思考」(metaphysical thinking)来掌握或操纵外在世界中的客体。当他用这样的方式和他人互动的时候,他会选择「不是自己本身」,努力地把自我隐藏起来,并且尽量变得跟「常人」一样。如此一来,他既不需要作任何的道德抉择,也不需要担负任何责任,因而也丧失了所有的自由。在这种「非本真的存在」状态里,时间观的表述方式是「现在—现在—现在」,因为过去的已经过去了,没有什么值得回忆的;未来的尚未到来,也很难有所期待。个人所能做的唯一事情,就是「把握现在」。
在这本着作中,Rollo May指出:在西方传统中,有四种爱的形式。第一种是性,西方人称之为肉慾(lust)或力比多(libido)。其次是爱慾(eros),这种爱的驱力令人有繁殖和创造的慾望。第三种是朋友之爱,希腊人称之为philia,第四种是「同胞爱」,或agap憿A意指会为他人的福祉设想,譬如:「神爱世人」即为此种爱的原型。然而,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不久,西方人开始把他们的关怀集中在以肉慾为主的「性」之上,以为它可以取代爱的其他形式,「我们从假装性根本不存在,勐地转入一个全心全意为性着迷的状态」,任何书店都可以买到谈论性知识或性技术的书籍,每一天的报纸都可以看到许多有关避孕、堕胎、通姦或同性恋的消息,「人们大方地在性行为中裸露自己的身体,然而,对伴随着温柔而来的心理层面和心灵层面的裸露,人们则显得戒慎恐惧」。为了克服自身的孤独状态,为了逃脱空虚感和冷漠的威胁,人们把自己变成了一部「性爱机器」,「伴侣们气喘吁吁地颤抖着,希望在另一个人身上发现同样的颤抖回应,好证明自己的身体并未麻木」。怪异的是:性行为愈开放,人们对性欢愉的感受却愈来愈淡,热情也减低到几乎消退的地步,性关系变得枯燥乏味,甚至服用迷幻药也无济于事。Rollo May毫不含煳地指出:这种「性格分裂的人,其实是技术化之人的自然产物」,他们躲避亲密关系,碰触不着亲密关系,甚至无法感受到人与人之间的亲密关系。用海德格的概念来说,这是属于「非本真之存在」状态,在异性关系或人际关系方面所显现出来的特色。
然则,有什么力量可以使由这种「非本真的存在」「选择」成为「本真的存在」状态呢?海德格认为:对于「死亡」的理解,是使人由「非本真的存在」,超拔到「本真存在」的唯一途径。每一个人都会死,而且在任何一个时刻都可能突然死亡。可是,大多数人都不认为自己随时会死,而宁可相信:自己还有无数日子可以活。这样的信念使个人致力于追求「常人」的价值,并且变成一个终日在使用「技术性思考」的盘算者。死亡的意义是个人永远不再生存在这世界上。「面对死亡的存在」(being-towards-death)使所有现世的东西都丧失掉原有的价值。这时候,人才会定下心来,严肃思考存在的本质,而去追求「本真的」存在状态。
同样的,Rollo May也认为:对于死亡的觉识将使我们对于爱情的价值有更广阔的开放性。在本书第四章的开头,他引述着名心理学者马斯洛在第一次心脏病发作后所写的一封信,信中有一段话是这么写的:「死亡,和它终将现身的可能性,使得爱、热情的爱,成为可能。倘若我们知道自己将永远不死,我怀疑我们是否还能如此热情相爱,是否还能经验到这等狂喜。」更清楚地说,就本书所关怀的「爱与性」而言,个人也是要清楚地认识到:人是一种「面对死亡的存在」,他才会反省并仔细评估自己在日常生活中所崇尚的价值;这时候,他才有可能选择追求「本真的存在状态」,不再把异性当做是满足个人性慾的工具,而乐于和对方建立长久的稳定关系。爱与意志合而为一,他对于肉慾的耽迷才有可能超拔成为对于「爱慾」的向往。在这种存在状态里,时间并不是以「现在」作为核心,由「过去」奔向「未来」的直线型流失过程;而变成一种「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不断往复循环:「过去」和「现在」打通了,走向未来也可回复到「过去」,人的存在不再是全然的空无,反倒蕴含着无限多的可能。
谈到这里,我们便可以回过头来说明:为什么我认为Rollo May的这本鉅着对于今日的台湾社会仍然有高度的适用性。台湾的文化发展一向是跟在西方社会之后,邯郸学步,亦步亦趋。西方文明中蕴含有「工具理性」或「技术性思考」的文化质素,通常都会像疫病一样地快速传遍台湾社会;然而,西方思想家对其文明发展的深刻反思,通常都要晚个三、五年甚至二、三十年,才能经由少数知识份子的引介,逐渐为人所知。在过去几十年中,在一批所谓「现代化派」知识份子的狂吹滥捧之下,传统社会中的性道德和性规范早已土崩瓦解;对于新世代的年轻人而言,什么「一夜情」、性解放、摇头丸、堕胎、未婚妈妈、同性恋……等等,都是司空见惯之事。年轻人不管发生任何性的纠葛,许多「心理学家」和「辅导专家」的建议一定是「加强性教育」。在这种「性技术思考」氾滥成灾的时代,将这本《爱与意志》译成中文,让我们对于自身的时代处境,有多一点反思的空间,谁曰不宜?
在对本书做完引介之后,作为一个致力于推广「社会科学本土化」的学者,对于本书的内容,我还想做一点提示。我们在读本书的时候,切不可忘记:本书的作者是一位西方的心理学家,他在书中虽然偶尔也会提到东方文化的观点,但整本书的思维理路却是纯粹西方式的。比方说,在本书中,他花费许多篇幅所讨论的一个核心概念「爱慾」或「爱洛斯」(Eros),就完全是西方文化的产品,跟传统中华文化可以说是完全不相应的。在一篇题为〈自由与自律之间〉的论文中,哲学家唐力权曾经用一段十分精辟的话来突显中、西文化在这一方面的对比。他说:中国人的文化心灵是「良知型」(良知偏胜)的,而非「爱罗型」(爱罗偏胜)的。爱罗心性(Eros)乃是一个喻于「自体性价值」的心性,而良知心性却是一个喻于「互体性价值」的心性。爱罗人所突显的乃是「材知爱慾」的「自由本能」,而良知人所彰显的却是「仁恕关怀」和「悱恻本性」;前者是一种「异隔对执」的本能,而后者则是一种「同体感适」的本性。
唐氏所谓的「爱罗型」或「爱罗偏胜」,就是本书所说的「爱慾」或「爱洛斯」。换句话说,所谓「本真的存在状态」,对于西方人和华人是截然不同的。这样的差异,恰恰是中、西文化最最尖锐的对比所在。当然,由于篇幅所限,在此我无法继续深论:什么是「良知型」(良知偏胜)的「仁恕关怀」和「悱恻本性」;它和西方的「爱罗型」(爱罗偏胜)又有什么不同。这里,我只能留下一个引子,希望在「社会科学本土化」的潮流导引之下,有些年轻的学者能够继续思索这个问题,针对华人社会中的实际情况,另外再写一本中国式的《爱与良知》。
二○○一年二月一日
译序
罗洛.梅——存在主义与精神分析之实践者
彭仁郁 一九○九年四月二十一日,罗洛.梅生于美国俄亥俄州的艾达城(Ada)。父母的离异与其姊的精神病发作,必定在罗洛.梅幼小的心灵中,暗自种下日后探索人类精神奥秘的种籽。在密西根大学就读时,他因积极参与一激进派学生杂志的出版而被勒令退学,乃返回俄亥俄州,于欧柏林大学(Oberlin College)取得学士学位,其后,转赴希腊亚纳托利亚大学(Anatolia College)教授英文,为时三年。访欧期间,罗洛.梅以巡回艺术家的身分实现其对绘画的热情和渴望,并曾短暂地求教于个体心理学(Individual Psychology)的开山祖师阿德勒(Alfred Adler)。返美后,进入联合神学院(Union Theological Seminary),结识当代重要神学暨哲学家保罗.田立克(Paul Tillich),并于一九三八年获得神学士学位。
身为犹太人的田立克在二次大战、希特勒执行种族清洗屠杀期间,流亡到美国,其大半家人皆未逃过纳粹魔掌;对于人类心灵深层之恶魔倾向有亲身体验的他,一直在基督教信仰的现代社会脉络中,探问恶的终极意义。罗洛.梅在本书中之所以试图借「原魔」(daimonic)概念,以解构爱与意志的对峙处境,应受其影响至深。当然,他自身与病魔对抗的经验,亦不容忽视。由于感染肺结核,罗洛.梅卧病在床整整三年,此病在当时仍无药可治,令他几度徘徊于死亡边缘,然而一旦病情稍微缓和,他便贪婪地阅读。在其青睐的作家之中,丹麦宗教哲学家齐克果(S顤en Kierkegaard)的存在哲学观点,在罗洛.梅建构其存在主义心理学理论的道路上,宛如指引明灯。
大病初癒的罗洛.梅,进入怀特学院(White Institute)接受心理分析训练,此间,他与苏利文(Harry Stack Sullivan)、佛洛姆(Erich Fromm)等美国心理学界内扛鼎级人物,过从甚笃。一九四九年,他自纽约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University)取得临床心理学博士学位,成为该校首名获颁此头衔的毕业生。
次年,以其博士论文为基础,他出版了第一部心理学专着《焦虑的意义》(The Meaning of Anxiety)。该书首度有系统地提出「一般性焦虑」(general anxiety)的概念,意在使「焦虑」一词跨越心理病理专有名词的囿限,而将之引入一般心理现象的范畴,以描绘现代科技发展对人类整体生活处境的彻底改变,如何导致现代人所共有的心理情绪问题。而在此科技理性时代所造成的特殊心理景观(即社会学中所称之「异化」)中,罗洛.梅观察到现代人内在空虚感的关键,乃是因为爱与意志的旧有伦理力量已然遭到严重斲伤,而使得人类在面临生命本身所发出的根本质疑时,怅然若失怙孤儿,伶仃无依。罗洛.梅进一步认为,在现代社会中,爱已被简化为性,而意志亦被误解为过度理性、严竣的意志力。其着书之目的,即在重新定位古希腊的「原魔」(daimonic)——此一介乎意识与潜意识、理性与非理性之间的原型力量——概念,说明此原型力量乃为爱与意志的共同根源。依此观点,爱与意志其实是人类在每一个当下所展现出的生命动力;而且,这眼前的当下,延续着过去(史性经验)、并投向未来(历史之开创)。此时间三向度的融会,即涉及罗洛.梅在本书中所欲重新诠释的另一概念——意向性(intentionality)。此概念虽然转借自胡塞尔现象学之语汇,但是,当罗洛.梅试图运用此构念,作为心理分析治疗发生效用的根本关键时,即已脱离了胡塞尔借其说明意识与意识对象间关系的哲学脉络,而跨进了存在主义之境域。亦即,在人们面临茫然未知的生命处境时,意向性如何成为既在后推动、又在前牵引的力量;这个力量不仅是意识的、理性的,亦为潜意识的、超越理性的。
罗洛.梅是将欧洲存在主义思潮引介至美国心理学界的重要拓疆者之一。读者不难从字里行间,看出他意欲在精神分析的基底之上,建构存在主义心理学的努力。曾在病榻间抚慰罗洛.梅、更鼓舞他与病魔相搏的存在主义先驱齐克果,在日记中写着:「我必须寻得一个对自己为真的真理;而此真理中所蕴含之意念,将足以教我为之而生、或为之而死。」自此开始,伦理学便反叛了柏拉图式的价值观,不再认为人世间应存在一种普遍而客观的道德判准,因为,人所寻求的真理是否为真,唯有作为主体的人有资格评断;但是,继主体拥有选择的自由之后,伴随此自由而来的则是承诺和责任。然而另一方面,由于弗洛依德精神分析理论对于潜意识力量的揭发,却彷彿默默支持着行为主义之生物决定论观点,联手削弱了存在主义所颂赞的主体自由。
面对此自由与制约的争战,比罗洛.梅晚生六年的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家沙特,在《自由与虚无》中借由自在存有(en-soi)和自为存有(pour-soi)的总体性辩证,导出了「人注定是自由的、并且此自由将在对宿命论的永恆反抗中获得」的结论。同样受到存在主义与精神分析之波澜冲击,并据此二大思潮以建构自身理论的罗洛.梅,却未选择沙特式的基进反叛路线,他所採取的是中庸法则,试图将对立的两端,统整、併汇在一圆融之体系中。在他的想法里,认为人类必须先承认自己在某些方面是被决定的,然后才能谈论自由选择的问题。在罗洛.梅心理学理论的铺陈中,我们可时时嗅到中国传统哲学里阴阳相合的气韵。比方「原魔」的善恶并存、兼具创造与毁灭力量;爱与意志的相生相依、不可或离等等。对罗洛.梅而言,任何一种形式的心理治疗,其目的皆是在帮助病人获得自由,而达成此目标的根本途径,即为接纳自身的原魔、学习聆听潜意识的唿声,并从爱与意志的共同实践中,回应生命对人类所不断抛出的意义探问。
在翻译全书的过程中,最令译者头疼的便是「原魔」(daimonic)这个词汇的译法。刘崎先生在所译之《悲剧的诞生》(尼采着/志文出版社)中,曾经将这个词译成「魔性」;另外,王溢嘉先生则在其所编着之《精神分析与文学》(野鹅出版社)一书里,译为「原始生命力」。为了想强调daimonic作为一潜意识原型力量的面向,译者虽感羞赧,却仍大胆地提出「原魔」的译法。至于此译法是否适切地呈显此概念的实际意涵,还请读者细读本书之后,不吝指正。此外,罗洛.梅在本书第五章中,对于向苏格拉底借用此概念的典故,有此一述:
……当苏格拉底因被指控教授青年学子谬误的「魔鬼学」而受到审判时,他如此描述自身的「魔」(daimon):「这个征兆在我尚年幼时,便以一种声音向我显现。」
但事实上,上文中的「魔」(daimon)字,意谓的乃是「原魔」(daimonic),换句话说,它并非为一具有想像实体的生命形式,而是一种超乎理性、横跨意识与潜意识,暗暗影响人所作所为的原型力量。由于在英文中,daimon和daimonic字根(按:来自古希腊文,详见第五章註 ,以及内文中关于此概念的说明)相同,其意涵可神可魔、亦善亦恶、忽虚忽实。因此行文间,罗洛.梅经常在daimonic和daimon二词之间来去自如地交互使用着。这一来可苦了学养甚浅的译者,因为中文里并无相对应的概念,最后,译者不得不和自己的智力妥协,分别依上下文将daimon译为魔(意指原魔)、魔鬼(现代日常生活中之指称)或恶魔(当原魔全然展现其邪恶面向时)。
此外,书中某些段落行文背后的预设,不时冲撞着译者的思考逻辑和伦理观。每当罗洛.梅在谈论性爱时,总不脱一种中古世纪骑士精神的口吻,彷彿欲借其论述,谆谆善诱仍不识爱情真谛的男士们,真诚地对待自己的情感,选择一个女人,并借意志之助,让爱继续。此种将男性视为想像论说对象、并以异性恋关系作为参考架构的爱情论述,想必教时下对性别议题已具相当敏感度的读者,感到不解,甚至可能引起某些女性主义者或性解放运动者的攻讦。然而,我们必须考虑到作者本身性别经验及社会文化背景的限制。他在撰写本书时,女性主义思潮犹方兴未艾,而性别研究和同志论述亦仍在怀胎阶段;当今读者(当然包括译者在内)已习以为常的性别多元观点,在罗洛.梅的时代仍是一片荒芜,尚待下一世代运动者的开垦、耕耘。念头稍转,译者思及在阅读中所呈现的两个并置时空(三十年前的美国/甫进入二十一世纪的台湾),正映照出文化思考一路行来的足迹,便不禁豁然莞尔。或许,诚如罗洛.梅所言,如何在每个时代遽变的当口,重新寻得适合该时空脉络的原魔意涵,才是值得人类深究的根本问题。
作者序
从内在真实中超越永恆循环 有些读者想必会揣想本书书题中将「爱」与「意志」并置的原因。长久以来,我一直深信爱与意志是相依相属的。二者皆为存有的连接过程——即,皆为朝向外部影响他人的动作;它们塑造、形成、并创生彼此的意识。然而就其内在意义而言,唯有当一方同时对另一方开放自身、接受对方的影响时,这个过程才可能发生。缺乏爱的意志将会成为操纵——其实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四处可见;而无意志的爱,在当今已成为令人感伤的实验性作法。
对于这本书中所提出的想法,我不仅怀着作者所惯有的骄傲,也承担所有的责任。然而必须说明的是,在这本书前后八年的撰写过程中,幸有一群朋友阅读拙作,不吝费时与我讨论,才使这些章节的样貌得以成形。他们是:杰若姆.布鲁纳(Jerome Bruner)、朵丽斯.柯尔(Doris Cole)、罗柏特.利夫顿(Robert Lifton)、嘉德纳.墨菲(Gardner Murphy)、艾莲诺.罗柏兹(Elinor Roberts)、恩尼斯特.夏胥帖尔(Ernest Schachtel),以及已故的保罗.田立克(Paul Tillich),谨在此一併致谢。而洁西卡.莱恩(Jessica Ryan)以其直觉的理解力,所提供的许多实际建议,是任何一位作者都会感激不尽的。
那些在新罕布夏撰写此书的漫长夏日里,我经常在清晨时分起身,走到屋外露台上,凝视朝北方和东方山脉连绵而去的山谷,还沈浸在黎明前的银色晨雾中。在此纯然静谧的世界里,只有清澈的鸟啭正以哈勒路亚合唱曲,迎接这崭新的一天。篱雀使出浑身解数热烈地高唱着,差点就要把自己从苹果树顶端的枝桠上颤下来,在一旁的金翅雀则以晨钟般宏亮的嗓音搭配伴奏着。歌鸫那厢唱得如此全神贯注,一副浑然忘我的神情。还有啄木鸟在空心的山毛榉树干上敲打着节奏。只有湖面上的潜鸟,迸出魔鬼般凄厉的哀鸣,似是为了拯救整个清晨,免于陷入过分甜腻的景象。不多时,朝阳升起,俯视群山,照耀出蓊郁的新罕布夏,一派不可思议的绿意流淌在长长的山谷中,丰饶得直要氾滥。群树彷彿在一夕抽长了数吋,而草地间则绽放着无数生着棕色眼睛的小百合。
我再度感到生命永无止境的来来去去,生长、交配、死亡,又回归于生长的永恆循环。我深知人类也是这去而复返的永恆过程的一部分,分享着此循环所拥有的惆怅,亦参与着生命的讴歌。然而,身为探寻者的人类,由于受到其意识的唿召,不断地追求超越此永恆循环的方式。无异于他人,我只是选择了一个不同的领域,以执行这项探寻的任务。我一直坚信,人必须从内在真实中寻求这样的超越,因我认为,未来价值唯有在历史价值的播种之下,才能开花结果。在这急遽变迁的二十世纪,当人们已经饱尝内在价值荡然无存的后果之时,我想,出发去探寻爱与意志的根源,乃是极为重要的步骤。
罗洛.梅,一九六九年
于新罕布夏州霍德尼斯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