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节录)
老林的实践:一个没有止境的社会改造集体事业 实践高于理论的认识,它不但有普遍性的品格,并且有直接现实性的品格。──黑格尔,《逻辑学》,一八一二
一九八○年代末,老林(朋友之间称唿林孝信「老林」,我也就这样称唿他吧)从台湾戒严体制的海外黑名单被解除不久,就回台湾去找他的挚友、着名作家陈映真,也参加了陈映真一九九○年代开始举办的、有关台湾社会性质论的读书会。期间他与陈映真有过多次深入的对话,老林说:「……记得他(指陈映真)很多次建议我不要搞那么多活动了,要多做理论的建设,因为台湾非常需要理论的工作。但我认为理论的建设需要实践的基础,我在台湾的实践还太少。」(参见本书第三章〈一生钓运、普及教育的苦行僧〉,页二○二)
一九九七年,老林与我带着两个还在小学读书的女儿,全家自芝加哥返台。之后,老林全身投入改造台湾社会的种种工作,数年后,老林有「更多的实践」了,朋友们都认为:老林脑袋里头的学问、经验、智慧、理论,应该整理出来,我及朋友们也跟老林提过无数次,这已经是我们朋友圈的共识。但唯一不完全同意的就是老林本人,因为他认为对改造社会的事业而言,实践工作、组织工作还是最重要的!至于理论的建设、着书立说……以后再说。
回顾过去半个世纪之中,老林跟数不尽的保钓战友们、台湾民主运动支援会同志们、科普同道们、社区大学运动的伙伴们、通识教育的同仁和师生们,及左翼运动的战友和同志们,从一九七○年代开始就不曾停歇、为台湾的民主(我这里的民主不是当前我们见识到的那种扭曲的西式选举民主)、公义、平等,为创造一个没有剥削的理想社会的集体实践而共同努力着。在这个改造社会的集体事业中,老林如「苦行僧」一样、孜孜不倦地,甚至顽强而艰苦卓绝地,进行着一场没有止境的实践。虽然没有「着书」,但在教学、组织、实践的过程中,老林从不间断地为集体理想事业「立说」,有时是教学、演说、研讨,有时是评论、访谈、对谈。《从科学月刊、保钓到左翼运动:林孝信的实践之路》这本书主要就是以访谈、对话的方式生动地将其展现出来。这个集体事业主要包含了科学普及、保钓运动、社大运动、通识教育及左翼运动等五个方向。
首先,科学普及。以《科学月刊》为例,老林一直强调,《科学月刊》「不是个人的事业」。一九六○年代末、一九七○年代初,老林与广大留学生社群共同体认到:相对于其他国家的成就,自己的国家显得多么贫乏;民众缺乏科学的态度,对科学盲目崇拜;台湾的学生仅关注课业,对社会缺乏关怀、对国际局势缺乏认识、对批判性思考训练不足。于是,以一百多人为共同发起人,许多留学生与科学家无私地投入《科学月刊》的创办与长期经营。老林在《科学月刊》四十週年之后,再度提及我上面说的「集体」,他说:「《科学月刊》从创办起,四十多年来不知多少人贡献他们的心血,默默地耕耘。大家都把《科学月刊》当作台湾社会的公共资产。正因为这个公共性,才使『理想、启蒙、奉献』的理念与精神长期坚持下来。」半个世纪来,数不清的知识分子投入到这个科学普及事业的实践,至今未曾停歇。
再说保钓运动。老林说,留学生投入《科学月刊》的创办与投入保钓运动,有其内在的一致性。他们(包括老林)因自己家园中的钓鱼台被美、日私相授受的不公不义而愤愤不平;预见台湾渔民权益将无法受到保障的问题;失望于帝国主义强权霸道之下,政府怯懦不敢积极保钓。于是他们投入实践、化不平为力量,在留学生中展开轰轰烈烈的保钓运动。老林说,参与保钓运动的一代满怀理想主义的色彩,他们爱国爱民、关怀世事、热情且不计较个人得失、勇于为正义事业出钱出力,甚至牺牲学业、事业,不怕被列入黑名单,投入与个人功成名就无关的保钓运动。保钓运动即将步入五十週年,海内外过去投入保钓运动、持续关注钓鱼台议题的「老保钓」及「新保钓」正热切讨论及规画如何举办纪念活动,见证这个半世纪以来没有止境的、改造社会的集体实践。
陈美霞(成功大学公共卫生所特聘教授,钓鱼台教育协会理事长,台湾公共卫生促进协会常务理事)
前言(节录)
理想、启蒙与奉献 实践:《科学月刊》、保钓与第三世界
这五篇访谈,加上对谈,突出了孝信先生一生志业与思想的几个方向,其中保钓运动可以说是扮演了他人生转折与枢纽的关键。这不仅是因为他对保钓事业投入之深,而被迫放弃学业、列入黑名单,更是因为保钓运动代表与唤发的理想主义精神,一直是孝信先生力求实践的道路。从参与一九六三年的青年自觉运动受到启发,到克勤克俭、群策群力地创办《科学月刊》,孝信先生一直关心的是如何透过实际的作为,而非高蹈的口号或主义,将所学贡献社会与国家,并在实践的过程中集结同志、扩大参与,形成一个集体的,而非个人的事业。诚如他在《科学月刊》创刊号的代发刊词上所题:「这是你的杂志,不是我们的杂志。」刊物与运动(事实上,刊物即运动)的目的,是让社会共有,是为了改变社会与创造社会。保钓运动为这条实践的思路添上了爱乡保土的爱国主义色彩,也从而打开了长期内蕴于台湾社会的潘朵拉盒子。但是孝信先生不为路线的分裂所动摇,反而在分裂的波折中逐渐形成自己的社会主义世界观,以及所谓「第三条路线」的行动纲领――期待超越统独立场,支持公义的社会改造行动,能让台湾从戒严走向民主与解放。而一九七○年代台湾民主运动支援会的启动,恰恰代表了「第三条路线」的素朴实践与边缘战斗。如他所说:「比统独更重要的是对台湾社会的关心……支持台湾为正义的斗争、受压迫的斗争,这是不论哪个立场都要去支持的。」诚然,透过台湾民主运动支援会的运作,孝信先生不仅找到了一个从海外介入台湾社会的方法,营救陈明忠先生、支持党外民主运动、培训组织干部,透过各种的连系与活动(尤其是夏令营),他也将芝加哥变成了串联海外左翼的枢纽。这种以自身为桥梁的实践,让孝信先生成为左右统独共同敬重的前辈与诤友。或许彼此最终的立场并不一致,但他广纳百川、不拘一格、诚恳做事的胸襟与气度,不只赢得了尊敬,也为台湾社会保留了一个不为私利、只问公益的典范。或许,正是为了实践这种务实的、带有现实感的理想主义,敦促他从北美回到了台湾,抛开光环,开创社区大学、推动通识教育以及钓鱼台公民教育计画。从《科学月刊》、保钓运动而通识教育,虽然跨度很大,但每个项目都是改造社会、创造社会的具体实践,他一以贯之,毫无虚伪与违和,并且奋斗不休。
保钓的另一个关键作用是思想性的。这包括了对中国现代史的重新认识,即刘大任所谓的「走出神话国」,对美国帝国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批判,以及对第三世界国家(包括中国大陆)的同情理解。最后这一点尤其重要。在〈意识型态与第三世界再启蒙:林孝信病中谈话〉里,孝信先生明白地指出了一个根本、却常遭忽略的问题:即虽然第三世界的相关论述已有不少,但是我们鲜少能够从第三世界的历史中解释第三世界,因为以科学与民主为主轴的启蒙思想主要还是西方的内容,第三世界自己的启蒙,除却科学与民主,还可以是什么?换句话说,如果所谓的「进步」与「现代」,是以西方为尺规来理解的物质进步以及科技和制度的现代化,那么在科技破坏与民主蒙尘的当代,第三世界的发展能不同时对西方启蒙的内容与精神发出质疑、提出挑战吗?我们能够不去质疑那些被意识型态化的公民社会与革命话语吗?孝信先生想要改造社会、解放知识的热情,并没有蒙蔽了科学的冷眼;相反地,恰恰是他冷静而深刻的科学之眼,不断提醒我们要从各种教条中解放出来──不论是左翼、右翼,还是科学主义的。对孝信先生来说,重要的是保有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而不是一头热、一窝蜂的主义狂热。这也是他提炼自保钓运动的深刻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