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序
解讀走西口 清朝建立初期,統治者為了防止蒙、漢族交流進而聚眾造反,對 其統治形成威脅,在長城北邊人為設置了一條隔離帶,將兩個民族隔離開來。這樣就形成了兩個民族毗連而居,卻老死不相往來的局面。然而隨著清廷穩定後的休養發展,中原地區人口迅速成長,土地兼併嚴重,人多地少的矛盾日益突出,再加上自然災害頻發,民不聊生。而蒙古地區則地廣人稀,大量土地閒置浪費。內地喪失土地的貧民冒著殺頭的危險紛紛進入蒙古地區逃荒謀生。在此關乎國計民生的大是大非面前,清廷被迫於康熙三十六年(西元一六九七年)下達了「禁留地」開放令,允許少數漢人持票進入蒙古墾殖。走西口的大門由此打開。
「走西口」與「闖關東」、「下南洋」,是同時期形成的幾股較大規模的移民潮,幾乎貫穿整個清朝與民國,持續三百多年。
走西口的人群主要包括山西、陝西、河北、河南和甘肅等省的貧民,其中最富代表性的則是晉西北的河曲、保德、偏關三縣和陝北的神木、府穀、榆林、橫山、靖邊、定邊六縣。晉西北和陝北地處黃土高原北部,土地貧瘠,自然災害頻發。生活所迫下,當地貧民憑藉跟內蒙古地土相連的條件,首選進入土地廣袤的內蒙古逃荒謀生。走西口逐漸成為當地人民謀求生存的一種常態。
走西口的漢民在口外主要從事農耕生產和手工業生產,也有部分從事商業貿易。
當時蒙古地區的主要資源就是土地,正好與內地漢民的需求相對應。起初清廷下達「禁留地」開放令,僅允許在原勘定的沿長城外寬五十里的禁留地內劃出二十到三十里的墾殖界限讓漢人耕種,史稱「開邊」,民間稱為「借地養民」。這一時期漢人進入內蒙古墾殖需「持票」出口,春出秋歸,不准羈留,俗稱「雁行客」。後來隨著借地養民措施的延續以及「蒙禁」制度的不斷放寬,蒙古的土地所有者將土地出租獲取利益,從而吸引了大量的漢人湧入當地從事農業墾殖,在內蒙古南部地區逐漸出現了大面積的農業生產區。漢民亦由「雁行」發展為定居農民,在當地造就了星羅棋布的農村。漢、蒙人民雜居共處,直接影響到了蒙古旗民的游牧生產、生活習慣,帶動其由牧轉農,促進了當地半農半牧經濟的形成與發展。至清朝中葉,內蒙古南部的農業已發展到相當的水準,自給有餘,還能轉銷內地。
從事手工業生產的漢人和從事農耕生產的農民一樣,無不是內地流落而來的貧民。蒙古牧區歷來生產生活用品匱乏,加上漢民流入人口增加以及農業生產不斷發展的需求,手工業生產應運而生,正好為蒙漢人民的生產生活填補了空缺,同時也為當地的經濟發展注入了活力。
在農業生產和手工業生產發展的同時,蒙古地區的商業貿易亦隨之興起。這也是社會經濟發展的必然趨勢。當地商業貿易的興起,源於康熙平定噶爾丹叛亂,朝廷招募各地商人隨軍行動提供後勤保障,允許商人攜帶部分商品與當地牧民進行「軍前貿易」。清朝在蒙古地區盛極一時的「大盛魁」商號就是由軍前貿易發展而來的。此後即有大量漢人在蒙古地區從事商業貿易,人們稱「旅蒙商」。經過不斷發展,原有的各種貿易方式(包括軍前貿易) 逐漸為城鎮貿易所取代,有眾多的城鎮形成了規模不一的貿易市場。蒙古地區商業貿易的發展更將當地經濟推向一個又一個制高點。
走西口主要的結果,首先是使得無數喪失土地的貧民依靠自己的辛勤勞動,達到了維持簡單生存的要求與目的。其次是漢人把農耕技術帶到口外,打破了蒙古地區單一的畜牧業經濟結構,促使蒙古旗民由牧轉農,逐漸向農業和半農半牧經濟轉變。而更為重要的成果,則是透過蒙、漢人民的雜居相處、團結交流,彼此間的游牧文化與農耕文化相互滲透、融合,實現了蒙、漢民族長遠的共同進步。
回頭看來,清廷治理蒙、漢民族的方式獨樹一幟,令人訝異。起初,清廷把兩個民族隔離開來,並採取完全不同的管理制度(姑且稱為富有清朝特色的「一國兩制」)。對於蒙古民族,清廷實施蒙禁制度,又稱「封禁令」,其主要內容就是禁止蒙漢交流、禁止蒙古各部越界往來,就連蒙古的王公出境也必須得到官府的批准。清廷實施的這種封閉的政治制度限制,目的就是企圖把蒙古打造成一個與世隔絕的世界,把蒙古族人民馴服成圈養的牛羊,任其驅使和宰割。此後迫於內地漢人的生存壓力,在萬不得已之下頒布了「禁留地」開放令,實施借地養民措施。然而這一措施與其治理蒙、漢民族的初衷是相違背的。因此對這項制度忽放忽收,時緊時鬆。後來因走西口的漢人日漸增多,清廷在蒙古地區設置了理事衙門,專門管理漢民事務,形成了「旗管蒙、廳管漢」,旗、廳並存,蒙漢共居分治的局面。此後直到光緒二十八年(西元一九〇二年),清廷財政枯竭,入不敷出,採取由官府大規模開放蒙古荒地的辦法彌補財政不足,吸引漢人進入內蒙古從事墾殖,才徹底取消了蒙、漢人民相交往來的限制。
從整體的結果以及歷史的眼光看來,走西口這一事件不啻清廷被迫實施的一次「改革開放」,在其「半推半就、有意無意」之下,造就了蒙、漢兩個民族前所未有的大融合。
這部《西口,西口》的內容,半是虛構,半是紀實,目的就是力求還原走西口這一事件的歷史真相,告訴人們一個真實的走西口。不足之處,敬請批評指正。
李愛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