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描述
《思想史3》主题为卢梭与早期中国共和专号,共收录论着4篇,研究讨论1篇。
本期有三篇文章讨论卢梭政治思想在中国与日本的早期诠释与受继。此三文各有所长,但都集中于讨论卢梭的《社会契约论》(Du Contrat Social),尤其是其中最具魅惑力与争议的概念:普遍意志(volonté générale)。
王晓苓〈卢梭「普遍意志」概念在中国的引介及其历史作用〉是一篇分析精细且具历史纵深的精采论文。王文认为,十九世纪末日本人中江兆民精到的汉文译本《民约通义》开启了中文世界对卢梭政治思想的关注与讨论。循此,王文约略依清末、民国、1949至文革、1990年代后等四个时期,分别列举、阐述几位具代表性人物。论文的前大半部依序讨论梁启超与汪精卫,严复、章士钊、张奚若,何兆武,王元化等人对「普遍意志」的理解与争论;是精细的文本分析。
王文认为,卢梭的政治思想,尤其是「普遍意志」概念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它彰显人不可让渡的自然主权—因此可能主张激进民主;另一方面,它又强调政治社会中的成员,也就是公民必须服从普遍意志的指挥—因此可能形成极权统治。这个两面性导致了历来中文世界对卢梭理解的分歧。王文最后从时代背景、政治议程以及政治环境的变迁等外部因素,论证上述各家对于卢梭思想理解的差异。从君主立宪到革命,从相信进步的人民民主到反左,在不同的政治光谱下,反射出卢梭的不同样貌。总之,王文是篇黑格尔式的思想史论文,以后世、历史后设的立场,逐一审视主要阐述者的理解、翻译、衍伸及其阐述的时代背景。在一种「全知」的眼光下,希望对过往的诠释文本投以时代性的理解。
范广欣的〈卢梭「 革命观」之东传:中江兆民汉译《民约论》及其上海重印本的解读〉是问题意识清晰,论理强势的学术文章。范文认为,卢梭政治思想并不强调革命,并不鼓吹消灭君主统治。那么,范文问道:「近代以来中国人是怎样通过阅读《社会契约论》发现了革命呢?」这问题等于暗示、追问了中国近代革命意识的起源。根据范文的理解,此间与中江兆民翻译《社会契约论》,也就是上海大同译书局出版的《民约译解》密切相关。范文大量利用中江兆民自己在译本中所加入的个人意见-〈解〉-,企图说服读者,中江兆民以相当迂回、夹译夹注、几近微言大义的方式, 逐渐将卢梭的「反对君主专制」,往「否定君主制本身」推进。范文进一步论证,中江刻意使用「党」一字来表示‘society, aggregation, association, community, union’等多种不同概念,明显带有革命党的修辞意味。相较于王文的历史纵深,范文完全集中于中江兆民文本的内外部分析,特别注意中江遣词用字的意旨。但范文也注意到《民约译解》在中国以《民约通义》重印面世时所发生的文本再造,尤其是重印版的序言,较诸中江激进,根本就是「彻底否认君主专制,而承认革命的正当性」。换言之,从日本的《民约译解》到中国的《民约通义》,中国近代的革命思想依着这份亚洲的卢梭文本而生长。
萧高彦〈《民约论》在中国:一个比较思想史的考察〉是篇方法论意识极为清晰的论文。上述范文的论述重作者认定的正确的、非革命的卢梭,对照中江文本不狃于时而造作出的潜在的革命话语,以及此话语在晚清中国情境下的放大。如果范文可看成史特劳斯式的(Straussian)的文本解读,萧文则是自承、自省的史金纳式(Skinnerian)思想史书写:以翻译文化理论来平衡史金纳方法论中的主体意识与作为,而凸显在地文化条件所酿酝的新种政治语言。萧文的分析对象以中江兆民、杨廷栋、刘师培、马君武为主,说明这些译者及其文化在特定条件下所构思的翻译策略与概念传递,创造出甚么政治想像。以中江为例,他「君」「邦」「民」「士」「臣」等词分别代表sovereign, power, people, citizen, subject等等,显然是以儒家政论来安置新的、未来的政治秩序想像。但萧文的目的不止于观念的比较,而进一步指陈,这些特殊的翻译可能指向何种政治议程。中江兆民以「君权」翻译sovereign,少了「主权者」这抽象的概念,导致了「以人民自为君主」遮蔽掉了「以人民自为主权」。其结果,传统的个人君主统治制度在《民约论》里变成不可能的选项。这其实反倒相当唿应中江在译着里强调的「民约」主轴。萧文最精采的分析应该是有关杨廷栋的部分。从上述王文或范文的角度看,杨廷栋的翻译显得粗糙且错漏百出。但萧文以文化交会暨脉络化方式来理解杨廷栋,反倒得出令人惊喜的文本诠释。萧文认为,关键在于杨廷栋以「公理」来翻译「普遍意志」。这固然使得卢梭文本可以与传统儒家清议概念疏通,但更重要的是,它「将卢梭的『民约』」「转化成一种宪政主义论述」。这显然也与杨廷栋强调舆论、议会或「集言之制」互为表里。用更简洁的说法就是,杨廷栋将卢梭洛克化了。而到了刘师培、马君武等革命派,他们则强调危急时刻的「特别会议」,普遍的平等观念,以及人民的权力等等指向在清末政治情境下的革命正当性话语。尤其是马君武以「帝权」来指涉人民主权,显然「超越了中江的语汇系统」。上述三篇文章分进合击,将以「民约」、人民主权等概念为主的中国近现代政治语汇,甚至文化传递的研究做了具有多重对话效果的精致展示。无论后继研究者对这些论文评价为何,任何超越企图,都必然具相当挑战性。
林正珍的〈分裂的亚洲认同:近现代东亚世界观的对位式呈现〉主题与前述三文相当不同,文类风格也完全迥异,但所论时代与社会则高度重叠,对研究近现代文化思想者,这四篇论文之间应该有相互印证启发之用。林文提示道,相较于中国天下观的限制,亚洲的亚洲概念是日本文化特殊论的产物。此概念一方面显示出日本国族在既有的,亦即西方中心、资本主义的世界史框架中,追寻主体的努力,另一方面则与日本帝国主义的理性化或合理化接榫。这是相当精确也深具启发的观察。此外,林文仔细描述了日本思想界如何在近六十年从新亚细亚主义,也就是自任融合东西文明的角色,逐渐转向多元与自省的亚洲观。此一宏观的历史态度之考察,应该可以提供中日近现代比较史或交流史的研究者一个思考背景。
多元思考同样是戴丽娟〈法国史家的记忆课题:近三十年的重要着作与讨论〉一文的重要元素。戴文详细介绍法国史家对于何谓历史记忆所进行的发明、写作与反省。根据戴文,历史记忆就是相对于学院历史书写的历史。它是民间的、多样的、地方的、分散的,甚至是个人的。换言之,我们现今所怀抱的性别、阶级、国族等等认同,很可能有相当程度,来自非学院历史的建构。这个认定或观察,就是历史记忆研究的起点与主要内容。这既是学院历史的反省,也是学院对非学院书写的介入。但是,诚如戴文所精确交代的,此一学院历史的反省与介入—「记忆之所在」,也可能成为非学院、民间、或媒体所欲收编的「所在」。本文是中文世界少见有关此一主题的详尽介绍,相信它对中文世界西方现代史学史相关研究应该会有长久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