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描述
我们快乐地选择了被无聊所奴役？！
本书可称为对西方发达工业社会的总体检。马库色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学养极为渊博，目光极其锐利。他继承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又融入了佛洛依德对文明如何压抑人类欲望的分析（以弥补马克思主义无法解释为什么革命尚未发生之不足），甚至探索了自亚里士多德以来的西方逻辑学、语言学、科学哲学传统之缺憾，对当时西方发达工业社会之所以能彻底地支配、剥削社会大众，阻断了人们对更公平、更自由的社会的渴望的控制机器，提出了他独到而深刻的见解。
马库色构思本书时，欧美世界上处于悲观气氛浓厚的五〇年代，因此书中并未对人类解放的前景抱有正面的期望。然而，或许正因为马库色对西方文明系统性的尖锐分析，给予了当时渴望解放的知识分子与学生一盏明灯、一种鼓舞，进而燃起了其后席卷全球的学运风潮。马库色在书中最后引用了班雅明的一句话，或许最能反映那股支持他自己与所有革命斗士的精神：
「因为那些不抱希望的人的缘故，希望才赐予了我们。」
本书特色
鼓舞六〇、七〇年代学运风潮的经典代表
「新左派之父」马库色的《单向度的人》
万毓泽审定 & 李明璁导读
出版已逾五十年的左派经典，全新繁体中文版隆重问世。
拥有投票选择主人的权利，并不表示你就不是奴隶。
能坐在沙发上任意切换电视频道，在百货商场或网购平台比价血拼，在消费场所享受休闲娱乐，你拥有所有这些「选择」，是否就等同于拥有「自由」？
难道这不过是发达工业社会的「控制」变得更高明、更细腻、更体贴、更无所不在？它似乎指引一种更舒适美好的生活；但相对，想要改变现有框架的主张、更具超越性的理想和渴望，都被压抑或嘲讽。我们因此难再深刻地质疑批判，反而认同拥抱那个主宰我们生活的力量，以它的利益和需求为我们自己的利益和需求。表面上越是多采多姿的歌舞升平，骨子里越是了无生趣的冷感疏离。
于是，你我都可能逐渐变成扁平、苍白的---单向度的人。
假多元的花花世界，掩饰不了真单调的苍白困局。
学作一个解放的自由人，从看穿这个陷阱开始。
好的，这里为您提供一本与您提到的著作不相关的图书简介。 --- 《迷失的航线：二十世纪全球贸易格局的变迁与重塑》 作者：[虚构作者名] 字数：约 1500 字 导言：时代的航标与沉没的巨轮 进入二十世纪，全球贸易的航道经历了前所未有的风暴。从泰坦尼克号的悲剧性撞击到两次世界大战的炮火硝烟，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到石油危机的冲击，再到冷战铁幕的升起与瓦解，这个时代深刻地重塑了商品、资本与信息的流动方式。本书并非单纯罗列贸易数据，而是试图穿透历史的迷雾，探究在这剧烈动荡中，究竟是哪些隐性的力量和意识形态驱动着全球经济的航向。 我们关注的焦点，在于“理性”与“非理性”在塑造国际商业秩序中的微妙平衡。表面上，自由贸易的旗帜高扬，各国在关税和配额的博弈中寻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然而，隐藏在这些经济决策背后的，是对国家安全、意识形态优越性以及资源控制权的深层焦虑。 第一部分：黄金时代的幻象与一战的破局（1900-1930） 二十世纪初，全球贸易被视为进步的象征。跨国公司（或称托拉斯）在殖民地体系的庇护下，将原材料与制成品网络编织成一张看似坚不可摧的巨网。然而，这种基于帝国主义逻辑的贸易模式，其内在的脆弱性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中暴露无遗。 本书详细剖析了战争如何迫使各国将经济活动完全服从于军事目标。战时配给制度、生产管制以及对关键资源的国家化管理，是自由市场原则的第一次大规模“休克疗法”。战后，美国以债权国的身份崛起，试图重建一个基于美元的稳定金融秩序。但凡尔赛体系的苛刻赔款条款，以及国内的孤立主义倾向，为后续的全球经济崩溃埋下了伏笔。我们深入探讨了“战时经济学”对战后经济思想的影响，特别是对国家干预主义的初步认可。 第二部分：大萧条的冲击波与保护主义的回潮（1930-1945）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经济学家们对“看不见的手”的信仰遭受了最严峻的考验。大萧条不仅是一次金融危机，更是对国际贸易体系信任度的彻底崩塌。本书着重分析了各国为求自保而采取的“以邻为壑”的贸易政策，例如提高关税壁垒（如美国的《斯穆特-霍利关税法》）、实施严格的货币管制以及区域性的贸易集团化。 我们批判性地审视了在绝望中出现的经济民族主义。在这一时期，贸易不再是和平的工具，而是政治权力的延伸。资源的排他性占有，以及试图通过控制关键原材料市场来削弱对手的策略，使得国际航道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危险。这一部分的叙事核心是：当生存成为首要目标时，效率和互惠的商业原则是如何被抛弃的。 第三部分：布雷顿森林的辉煌与凯恩斯主义的胜利（1945-1970） 二战结束后，以美国为主导建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试图通过货币稳定和国际机构（IMF、世界银行）来避免重蹈覆辙。这是一个基于对国家干预主义深刻反思的时代。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管理思想被采纳，允许各国在追求充分就业的同时，维持一定的贸易保护措施（如关税壁垒的逐步削减，而非彻底废除）。 本书描绘了这一时期全球贸易的“再全球化”进程。西欧和日本的重建，以及后来的发展中国家通过出口导向型战略融入全球分工，形成了清晰的“中心-边缘”贸易结构。我们探讨了这一结构如何在意识形态对抗（冷战）的背景下被政治化地维护和利用。例如，对外援助和贸易协定如何成为争夺“第三世界”影响力的工具。 第四部分：滞胀时代的疑虑与新自由主义的崛起（1970-1990） 1970年代，两次石油危机和持续的“滞胀”（高通胀与高失业率并存）现象，宣告了战后凯恩斯共识的终结。本书聚焦于这一转折点，分析了“效率至上”思想如何重新占据上风。全球贸易的动力从简单的商品交换，转向了金融资本的快速流动。 我们详细考察了跨国公司运营模式的转变——从垂直整合到全球价值链的分解。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生产不再需要聚集于单一国家。同时，里根和撒切尔政府推行的去监管化和私有化浪潮，极大地降低了资本流动的摩擦。贸易壁垒在政治层面上被系统性瓦解，为后来的全球化加速铺平了道路，但这同时也加剧了国内收入分配的不平等，为九十年代末期的反全球化思潮埋下了伏笔。 结语：航道的重设——从效率到韧性 《迷失的航线》试图证明，全球贸易的历史并非一条平稳上升的直线，而是一系列对前一次危机教训的反应与反弹。每一个重要的贸易格局的转变，都伴随着对国家主权、意识形态控制以及经济效率之间关系的重新定义。从帝国主义的封闭贸易，到冷战时期的意识形态区块，再到九十年代的金融一体化，我们始终在“开放”与“控制”之间寻找临时的平衡点。 本书最后对二十世纪末期以来贸易格局的变化进行了前瞻性的思考：在面对气候变化、疫情冲击以及地缘政治冲突加剧的今天，全球供应链的“韧性”是否正在取代“效率”成为新的核心价值？历史的航标已经模糊，但对过去路径的理解，或许能为未来的航行提供必要的参照。 ---
著者信息
作者简介
赫伯特•马库色（Herbert Marcuse）
一八九八年出生于柏林，是着名的德裔美籍哲学家、社会学家、政治理论家。一九二二年于弗莱堡大学（University of Freiburg）取得博士学位，之后又与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与胡塞尔（Edmund Husserl）共同进行研究。在纳粹开始掌权时，马库色随即离开德国前往瑞士，而后落脚于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社会研究所。该机构是由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所创建之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Institute for Social Research）迁移而来。在这段期间，马库色逐渐成为法兰克福学派与新马克思主义的要角之一。
他在作品中深刻地批判资本主义、现代科技、消费社会以及娱乐文化，并认为它们构成了一种新型态的社会控制。其理论成为新左派与学生运动的思想基础，甚至被誉为「新左派之父」，并于六〇与七〇年代在美国与全世界发挥巨大的影响力。他的主要作品除了本书之外，还有《理性与革命》（Reason and Revolution）、《爱欲与文明》（Eros and Civilization）、《解放论》（An Essay on Liberation）等。
李明璁
剑桥大学社会人类学博士，现任教于台湾大学社会学系。曾在日本东京ICU大学与比利时皇家艺术学院客座研究，担任过国际特赦组织台湾总会副理事长；为《中国时报》、《自由时报》、《GQ》、《数位时代》杂志等写过专栏，也是《cue.电影生活志》创办人之一。着有散文《物里学》。
译者简介
万毓泽
现为国立中山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主要学术兴趣为社会理论、社会科学哲学、政治社会学、社会科学翻译研究。着有专书《Reframing the Social: Emergentist Systemism and Social Theory》及多篇中外文论文。曾获中央研究院年轻学者研究着作奖、科技部吴大猷先生纪念奖。翻译工作方面，除有多部译作外，目前也在中山大学及国家教育研究院开设「社会科学翻译研究」的课程。
刘继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博士研修生，曾任丹麦奥尔胡斯大学（Aarhus University）讲师、义大利帕多瓦大学（University of Padua）访问教授。目前在北京担任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着有《法兰克福学派对实证主义的批判》，另译有齐克果的《战慄与恐惧》（Fear and Trembling）。
赫伯特•马库色（Herbert Marcuse）
一八九八年出生于柏林，是着名的德裔美籍哲学家、社会学家、政治理论家。一九二二年于弗莱堡大学（University of Freiburg）取得博士学位，之后又与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与胡塞尔（Edmund Husserl）共同进行研究。在纳粹开始掌权时，马库色随即离开德国前往瑞士，而后落脚于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社会研究所。该机构是由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所创建之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Institute for Social Research）迁移而来。在这段期间，马库色逐渐成为法兰克福学派与新马克思主义的要角之一。
他在作品中深刻地批判资本主义、现代科技、消费社会以及娱乐文化，并认为它们构成了一种新型态的社会控制。其理论成为新左派与学生运动的思想基础，甚至被誉为「新左派之父」，并于六〇与七〇年代在美国与全世界发挥巨大的影响力。他的主要作品除了本书之外，还有《理性与革命》（Reason and Revolution）、《爱欲与文明》（Eros and Civilization）、《解放论》（An Essay on Liberation）等。
李明璁
剑桥大学社会人类学博士，现任教于台湾大学社会学系。曾在日本东京ICU大学与比利时皇家艺术学院客座研究，担任过国际特赦组织台湾总会副理事长；为《中国时报》、《自由时报》、《GQ》、《数位时代》杂志等写过专栏，也是《cue.电影生活志》创办人之一。着有散文《物里学》。
译者简介
万毓泽
现为国立中山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主要学术兴趣为社会理论、社会科学哲学、政治社会学、社会科学翻译研究。着有专书《Reframing the Social: Emergentist Systemism and Social Theory》及多篇中外文论文。曾获中央研究院年轻学者研究着作奖、科技部吴大猷先生纪念奖。翻译工作方面，除有多部译作外，目前也在中山大学及国家教育研究院开设「社会科学翻译研究」的课程。
刘继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博士研修生，曾任丹麦奥尔胡斯大学（Aarhus University）讲师、义大利帕多瓦大学（University of Padua）访问教授。目前在北京担任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着有《法兰克福学派对实证主义的批判》，另译有齐克果的《战慄与恐惧》（Fear and Trembling）。
图书目录
图书序言
导言
批判的停顿：没有反对力量的社会
能够毁灭人类的核灾难的威胁，难道不也在保护着使核灾难的危险永恆化的那些力量？人们努力防止这种灾难，却忽略了探究它在当代工业社会中的各种潜在原因。公众始终没有认识、揭露、抨击这些原因，因为公众在来自外部的的极其明显的威胁——也就是东方对西方的威胁、西方对东方的威胁——面前退却了。同样明显的是，人们必须准备好以生活在战争边缘，准备好面对挑战。我们甘于以和平的方式生产毁灭的工具，甘于极度浪费，也甘于接受防卫训练，但这种防卫却扭曲了防卫者和他们防卫的东西。
如果我们试图把这种危险的原因和社会的组织方式、社会组织其成员的方式联系起来，我们就会立即面临这样的事实，即发达工业社会（advanced industrial society）在使这种危险永恆化的同时，变得更富裕、更庞大、更美好。社会的防卫结构使越来越多人的生活更加舒适，并扩大了人对自然的控制。在这些情况下，我们的大众传播工具可以轻易地把特殊利益当成所有正常人的利益来兜售。社会的政治需求变成了个人的需求和愿望，对这些需求及愿望的满足则促进了商业和公益，而这一切似乎恰恰是理性（Reason）的体现。
然而，这个社会整体而言却是非理性的。它的生产力对于人的需求和才能的自由发展是具有破坏性的，它的和平要由经常的战争威胁来维持，它要发展，就必须压抑使（个人的、国家的、国际间的）生存竞争缓和下来的实际可能性。这种压抑不同于在我们社会之前的较不发达阶段的压抑；它今天不是由于自然的和技术的不成熟状况而起作用，而是依靠自己的强大力量起作用。当代社会的（智力的和物质的）能力比以往大得无可估量——这意味着社会对个人统治的范围也比以往大得无可估量。我们社会的突出之处是，在压倒一切的效率和日益提高的生活水准这双重的基础上，利用技术（Technology）而不是恐怖（Terror）去征服那些离心的社会力量。
研究这些发展的根源，考察其各种历史替代性选择，是当代社会的批判理论的一部分目标。批判理论根据社会已利用的、尚未利用的或被滥用的改善人类境况的能力来分析社会。但是，这种批判的标准是什么呢？
价值判断肯定起着作用。人们在衡量既有的组织社会的方式时，会同时考虑其他可能的方式，也就是说，会考虑那些一般认为比较有可能缓解人的生存竞争的方式；人们在衡量某种特定的历史实践时，会考虑各种历史替代性选择。因此，从一开始，任何社会批判理论都会遇到历史客观性的问题；这个问题产生于下述两点，在这两点上，任何分析都隐含了价值判断。
1.人类生活是值得过的，或者可以是和应当是值得过的。这种判断是一切知识工作的基础；它是社会理论的前提，否定它（这是完全合乎逻辑的）就是否定理论本身；
2.在一个既定的社会中，存在着各种改善人类生活的特定可能性，以及实现这些可能性的特定方式和手段。批判性的分析必须证明这些判断的客观有效性，而这种证明又必须在经验基础上进行。既有的社会有一定数量和品质的知识资源和物力资源可利用。这些资源怎样才能用来最理想地发展和满足个人的需求和才能，并把辛劳和痛苦降低到最小的程度？社会理论是历史的理论；而历史是必然王国中的偶然王国。因此，在组织和利用既有资源的各种可能方式和实际方式之中，哪些为最佳发展提供了最大的机会？
要回答这些问题，必须进行一系列的初步抽象（initial abstraction）。为了找出和确定最佳发展的各种可能性，批判理论必须把社会资源的实际组织和利用方式抽象掉，并且把这种组织和利用方式的结果也抽象掉。这种抽象拒绝把既有的事实领域当成确证（validation）的最后依据，而且这种对事实的「超越」性（transcending）的分析，会参照那些受到阻碍、被否定的可能性。这种抽象和分析是社会理论结构本身的一部分。由于超越（transcendence）具有严格的历史性，因此这种抽象和分析与所有的形上学对立。[1]上述的「可能性」必须在社会所能及的范围之内，必须是可以确定的实践目标。同理，在把既有的制度抽象掉时，必须表达出某种实际的趋势——也就是说，制度的改造必须是民众的实际需求。社会理论所关注的历史替代性选择，往往是在既有的社会中出没的颠覆性趋势和力量。当这些替代选择由于历史实践而变成现实的时候，它们的价值就变成了事实。原有的理论概念则随着社会变化而告终。
但是，在这里，发达工业社会却使批判面临了一种其基础被剥夺的状况。技术的进步扩展到整个支配和协调的体制，创造出各种生活（和权力）形式，这些形式似乎调和了反对该体制的各种势力，并击败或拒斥一切以挣脱劳役和支配的名义而提出的抗议。当代社会似乎有能力遏制社会变迁——也就是建立根本不同的制度、新的生产发展方向和新的生存方式的质变。这种遏制社会变迁的能力或许是发达工业社会最突出的成就；在强大的国家内，大多数人都接受国家目标（National Purpose）、两党制之下的政策、多元主义的衰落、劳资共谋，这都显示了对立面的一体化（integration of opposites），这种一体化既是发达工业社会取得成就的结果，又是其取得成就的前提。
把工业社会理论的形成阶段和它目前的情况做一个简要的比较，也许有助于表明批判的基础（the basis of the critique）是如何被改变的。十九世纪上半叶，在刚开始出现并发展出一些历史替代性选择的最初概念时，对工业社会的批判在理论与实践、价值与事实、需求与目的的历史中介（historical mediation）中得到了具体的表现。这种历史中介出现在社会上相互对立的两大阶级——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意识和政治行动中。在资本主义世界，这两大阶级仍是基本的阶级。然而，资本主义的发展已经改变了这两大阶级的结构和功能，使它们不再是历史变革的行动者（agent）。维持和改善制度的现状，这个凌驾一切之上的利益，在当代社会最发达的地区，把先前的敌手联合起来了。技术的进步在多大程度上保证共产主义社会的发展和团结，「质变」这个概念就以多大的程度在非爆炸性演变（non-explosive evolution）的现实主义观念面前退却。由于缺乏明显的社会变革行动者和动因，批判又回到了高度抽象的水平。这里没有理论与实践、思想与行动相统一的基础。即使是对历史替代性选择的最具经验性的分析，看起来也是不切实际的思辨，而是否投入这些替代选择，则成了一种个人（或团体）偏好的问题。
那么，这种缺乏是否驳倒了批判理论？面对明显矛盾的事实，批判的分析仍然坚持认为对质变的需求和以前一样迫切。谁需要质变呢？回答还是一样：整个社会，因为社会的每一个成员都需要。持续成长的生产力和持续成长的破坏性的结合；导致毁灭的冒险政策；人的思想、希望与恐惧都屈服于当权者所做的决定，在前所未有的富裕中，却保留了不幸。这一切都构成了最为公正的控诉——即使它们不是这种社会的存在理由（raison d’être），而只是其副产品：这种社会那大大促进效率和增长的理性，本身就是不合理的。
就算多数人接受和被迫接受这个社会，也无法减少这个社会的不（合）理性，或使它少受指责。真实意识与虚假意识、真实利益与眼前利益的区别仍然是有意义的。当然，这种区别本身必须是有效的。人们必须看到这种区别，并找到从虚假意识到真实意识、从眼前利益到真实利益的道路。若要做到这一点，人们就必须生活在这样的需求中：改变自己生活方式的需求、否定肯定的东西（the positive）并拒绝之的需求。而既存社会设法压抑的正是这种需求，而社会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以更大的规模「不负所望」（deliver the goods），并把征服自然的科学方法用来征服人，它就能在多大程度上压抑这种需求。
在发达工业社会成就的总体性的冲击下，批判理论失去了超越这个社会的理论基础。这个空白使理论结构本身也变得空虚了，因为批判社会理论的各个范畴（category）是在这样的时期得到发展的，在这个时期，人们对拒绝和颠覆的需求体现在有效的社会力量的行动之中。这些范畴本质上是一些否定性的、对抗性的概念，这些概念界定了十九世纪欧洲社会实际的矛盾。「社会」这个范畴本身便曾表现出社会领域和政治领域的尖锐冲突——当时的社会是与国家相对抗的。同样地，「个人」、「阶级」、「私人」、「家庭」曾经是指还没与已确立的各种条件整合在一起的那些领域和力量，是充满张力和矛盾的领域。随着工业社会日益发展的一体化，这些范畴正在丧失批判意涵，而倾向于变成描述性、欺骗性或操作性的术语。
那种要重新取得这些范畴的批判意义，并理解该意义如何被社会现实抹煞的企图，似乎一开始就是一种倒退，即从结合历史实践的理论倒退回抽象思辨，也就是从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倒退回哲学。批判的这种意识形态特征源于下列事实：它的分析，是被迫站在社会中肯定和否定的、建设性和毁灭性的东西「之外」的立场进行的。现代工业社会是这些对立面的普遍同一——有问题的，就是这个整体。同时，理论的立场不可能是纯粹思辨的立场。既然理论必须以既有社会的能力为基础，它必然採取历史的立场。
这种含煳不清的情况涉及了一种甚至更为根本的含煳性。《单向度的人》将始终在两种矛盾的假设之间摇摆不定：（1）在可见的未来，发达工业社会将能遏制质变；（2）存在着能够打破这种遏制并推翻社会的力量和趋势。我不认为能够提出明确的答案。两种趋势一起存在着，甚至一种趋势就存在于另一种趋势中。第一种趋势占据了支配地位，并且任何可能存在的推翻该趋势的先决条件，都正被用来阻止这种推翻。或许某个偶然事件可以改变这种情况，但除非人们认识到「正在发生什么事」和「哪些事正在被阻止发生」，从而扭转原来的意识和行为，否则即使是一场大动乱，也不会带来这种变化。
本书分析的焦点是发达工业社会。在发达的工业社会中，生产和分配的技术机构（其中自动化的成分越来越多）在运作时，不是一种脱离其社会效应和政治效应的单纯工具的总和，而是一套系统。这个系统不仅先验地决定了机构的产品，还决定了提供服务和扩大产品的实施过程。在这个社会中，生产机构倾向于变成极权性的，不仅决定了社会所需的职业、技能和态度，还决定了个人的需求和愿望。因此，它消除了私人与公众、个人需求与社会需求的对立。技术成了新的、更有效的、更令人愉快的社会控制和社会团结形式。这些控制的极权主义倾向似乎还在另一种意义上发挥了作用：把自己扩展到世界上较不发达的、甚至前工业化的地区，并造成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在发展上的某些相似性。
面对这个社会的极权主义特征，技术「中立性」（neutrality）的传统概念再也难以维系了。技术本身不能独立于对技术的使用；技术社会是一个政治系统，这个系统已经在技术的概念和建构中起着作用。
一个社会组织其成员生活的方式，涉及了在由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固有水平决定的各种历史替代性选择之间进行的一种最初的选择。这种选择本身是占支配地位的利益相互作用的结果。它预见了特定的改造和利用人及自然的方式，并排斥其他的方式。它是一种实现的「擘划」（project）[2]。但是，一旦这种擘划在基本制度和基本关系中实现，就倾向于变成排他性的，并决定着整个社会的发展。发达工业社会是一个技术世界，而在这个意义上，它也是一个政治世界，是实现一项特定历史擘划的最后阶段。在这个阶段，人把自然当成纯粹的支配材料来加以体验、改造和组织。
随着擘划的开展，它形塑了论述和行动、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的整个领域。在技术的媒介作用中，文化、政治和经济都併入了一种无所不在的体制，这个体制吞没或拒绝了所有历史替代性选择。这个体制的生产力和增长潜力稳定了社会，并把技术进步限制在支配的框架内。技术的（合）理性已经变成政治的（合）理性。
在讨论发达工业社会这些为人熟知的趋势时，我很少註明具体的参考文献。本书的材料是大量社会学和心理学文献所收集和描述过的。这些文献讨论了技术、社会变迁、科学管理、合作企业、工业劳动的性质和劳动力方面的变化。有许多对事实进行非意识形态分析的作品，诸如伯利（Adolf Berle）和米恩斯（Gardiner Means）的《现代公司和私有财产》（The Modern Corporation and Private Property），第七十六届国会国民经济临时委员会关于《经济力量的集中》（The Concentration of Economic Power）的报告；美国劳联–产联（AFL-CIO）关于《自动化和主要技术变化》（Automation and Major Technological Change）的各种出版物；此外还有在底特律的《新闻和通信》（News and Letters）与《通讯》（Correspondence）杂志。我想强调一下米尔斯（C. Wright Mills）着作的根本重要性，并强调一下人们往往因其简单化、言过其实或新闻式文字而表示不满的那些文章的根本重要性：帕卡德（Vance Packard）的《隐匿的说服者》（The Hidden Persuaders）、《地位追求者》（The Status Seekers）、《制造浪费的人》（The Waste Makers）；怀特的《组织人》（The Organization Man）；库克（Fred J. Cook）的《战争国家》（The Warfare State），都属于这个类型。诚然，这些作品由于缺乏理论分析，而使其描述的状况的根源被掩盖和保护起来，不过光是这些作品描述的状况就足够说明问题了。如果要取得最有力的证据，或许只要这样就够了：几天内连续收看电视或收听广播一小时，不切掉广告节目，并不时转换一下频道。
我的分析集中于当代最发达的那些社会中的趋势。在这些社会内外还有许多地区并没有流行（应该说「还」没有流行）上面所描绘的趋势。我是在推估这些趋势并提供一些假设，如此而已。
【注释】
[1]超越（transcend）和超越性（transcendence）这两个术语在本书里始终是在经验的、批判的意义上使用的。它们指的是理论和实践中这样的倾向，这些倾向在既定的社会中「超出」（overshoot）了既有的论述和行动范围，而趋向于它的历史替代性选择（现实的可能性）。
[2]擘划（project）一词强调历史决定（historical determination）中自由和责任的因素：它把自主性（autonomy）和偶然性（contingency）联系起来。沙特（Jean-Paul Sartre）在他的着作中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这个词。另见本书第八章的进一步讨论。
批判的停顿：没有反对力量的社会
能够毁灭人类的核灾难的威胁，难道不也在保护着使核灾难的危险永恆化的那些力量？人们努力防止这种灾难，却忽略了探究它在当代工业社会中的各种潜在原因。公众始终没有认识、揭露、抨击这些原因，因为公众在来自外部的的极其明显的威胁——也就是东方对西方的威胁、西方对东方的威胁——面前退却了。同样明显的是，人们必须准备好以生活在战争边缘，准备好面对挑战。我们甘于以和平的方式生产毁灭的工具，甘于极度浪费，也甘于接受防卫训练，但这种防卫却扭曲了防卫者和他们防卫的东西。
如果我们试图把这种危险的原因和社会的组织方式、社会组织其成员的方式联系起来，我们就会立即面临这样的事实，即发达工业社会（advanced industrial society）在使这种危险永恆化的同时，变得更富裕、更庞大、更美好。社会的防卫结构使越来越多人的生活更加舒适，并扩大了人对自然的控制。在这些情况下，我们的大众传播工具可以轻易地把特殊利益当成所有正常人的利益来兜售。社会的政治需求变成了个人的需求和愿望，对这些需求及愿望的满足则促进了商业和公益，而这一切似乎恰恰是理性（Reason）的体现。
然而，这个社会整体而言却是非理性的。它的生产力对于人的需求和才能的自由发展是具有破坏性的，它的和平要由经常的战争威胁来维持，它要发展，就必须压抑使（个人的、国家的、国际间的）生存竞争缓和下来的实际可能性。这种压抑不同于在我们社会之前的较不发达阶段的压抑；它今天不是由于自然的和技术的不成熟状况而起作用，而是依靠自己的强大力量起作用。当代社会的（智力的和物质的）能力比以往大得无可估量——这意味着社会对个人统治的范围也比以往大得无可估量。我们社会的突出之处是，在压倒一切的效率和日益提高的生活水准这双重的基础上，利用技术（Technology）而不是恐怖（Terror）去征服那些离心的社会力量。
研究这些发展的根源，考察其各种历史替代性选择，是当代社会的批判理论的一部分目标。批判理论根据社会已利用的、尚未利用的或被滥用的改善人类境况的能力来分析社会。但是，这种批判的标准是什么呢？
价值判断肯定起着作用。人们在衡量既有的组织社会的方式时，会同时考虑其他可能的方式，也就是说，会考虑那些一般认为比较有可能缓解人的生存竞争的方式；人们在衡量某种特定的历史实践时，会考虑各种历史替代性选择。因此，从一开始，任何社会批判理论都会遇到历史客观性的问题；这个问题产生于下述两点，在这两点上，任何分析都隐含了价值判断。
1.人类生活是值得过的，或者可以是和应当是值得过的。这种判断是一切知识工作的基础；它是社会理论的前提，否定它（这是完全合乎逻辑的）就是否定理论本身；
2.在一个既定的社会中，存在着各种改善人类生活的特定可能性，以及实现这些可能性的特定方式和手段。批判性的分析必须证明这些判断的客观有效性，而这种证明又必须在经验基础上进行。既有的社会有一定数量和品质的知识资源和物力资源可利用。这些资源怎样才能用来最理想地发展和满足个人的需求和才能，并把辛劳和痛苦降低到最小的程度？社会理论是历史的理论；而历史是必然王国中的偶然王国。因此，在组织和利用既有资源的各种可能方式和实际方式之中，哪些为最佳发展提供了最大的机会？
要回答这些问题，必须进行一系列的初步抽象（initial abstraction）。为了找出和确定最佳发展的各种可能性，批判理论必须把社会资源的实际组织和利用方式抽象掉，并且把这种组织和利用方式的结果也抽象掉。这种抽象拒绝把既有的事实领域当成确证（validation）的最后依据，而且这种对事实的「超越」性（transcending）的分析，会参照那些受到阻碍、被否定的可能性。这种抽象和分析是社会理论结构本身的一部分。由于超越（transcendence）具有严格的历史性，因此这种抽象和分析与所有的形上学对立。[1]上述的「可能性」必须在社会所能及的范围之内，必须是可以确定的实践目标。同理，在把既有的制度抽象掉时，必须表达出某种实际的趋势——也就是说，制度的改造必须是民众的实际需求。社会理论所关注的历史替代性选择，往往是在既有的社会中出没的颠覆性趋势和力量。当这些替代选择由于历史实践而变成现实的时候，它们的价值就变成了事实。原有的理论概念则随着社会变化而告终。
但是，在这里，发达工业社会却使批判面临了一种其基础被剥夺的状况。技术的进步扩展到整个支配和协调的体制，创造出各种生活（和权力）形式，这些形式似乎调和了反对该体制的各种势力，并击败或拒斥一切以挣脱劳役和支配的名义而提出的抗议。当代社会似乎有能力遏制社会变迁——也就是建立根本不同的制度、新的生产发展方向和新的生存方式的质变。这种遏制社会变迁的能力或许是发达工业社会最突出的成就；在强大的国家内，大多数人都接受国家目标（National Purpose）、两党制之下的政策、多元主义的衰落、劳资共谋，这都显示了对立面的一体化（integration of opposites），这种一体化既是发达工业社会取得成就的结果，又是其取得成就的前提。
把工业社会理论的形成阶段和它目前的情况做一个简要的比较，也许有助于表明批判的基础（the basis of the critique）是如何被改变的。十九世纪上半叶，在刚开始出现并发展出一些历史替代性选择的最初概念时，对工业社会的批判在理论与实践、价值与事实、需求与目的的历史中介（historical mediation）中得到了具体的表现。这种历史中介出现在社会上相互对立的两大阶级——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意识和政治行动中。在资本主义世界，这两大阶级仍是基本的阶级。然而，资本主义的发展已经改变了这两大阶级的结构和功能，使它们不再是历史变革的行动者（agent）。维持和改善制度的现状，这个凌驾一切之上的利益，在当代社会最发达的地区，把先前的敌手联合起来了。技术的进步在多大程度上保证共产主义社会的发展和团结，「质变」这个概念就以多大的程度在非爆炸性演变（non-explosive evolution）的现实主义观念面前退却。由于缺乏明显的社会变革行动者和动因，批判又回到了高度抽象的水平。这里没有理论与实践、思想与行动相统一的基础。即使是对历史替代性选择的最具经验性的分析，看起来也是不切实际的思辨，而是否投入这些替代选择，则成了一种个人（或团体）偏好的问题。
那么，这种缺乏是否驳倒了批判理论？面对明显矛盾的事实，批判的分析仍然坚持认为对质变的需求和以前一样迫切。谁需要质变呢？回答还是一样：整个社会，因为社会的每一个成员都需要。持续成长的生产力和持续成长的破坏性的结合；导致毁灭的冒险政策；人的思想、希望与恐惧都屈服于当权者所做的决定，在前所未有的富裕中，却保留了不幸。这一切都构成了最为公正的控诉——即使它们不是这种社会的存在理由（raison d’être），而只是其副产品：这种社会那大大促进效率和增长的理性，本身就是不合理的。
就算多数人接受和被迫接受这个社会，也无法减少这个社会的不（合）理性，或使它少受指责。真实意识与虚假意识、真实利益与眼前利益的区别仍然是有意义的。当然，这种区别本身必须是有效的。人们必须看到这种区别，并找到从虚假意识到真实意识、从眼前利益到真实利益的道路。若要做到这一点，人们就必须生活在这样的需求中：改变自己生活方式的需求、否定肯定的东西（the positive）并拒绝之的需求。而既存社会设法压抑的正是这种需求，而社会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以更大的规模「不负所望」（deliver the goods），并把征服自然的科学方法用来征服人，它就能在多大程度上压抑这种需求。
在发达工业社会成就的总体性的冲击下，批判理论失去了超越这个社会的理论基础。这个空白使理论结构本身也变得空虚了，因为批判社会理论的各个范畴（category）是在这样的时期得到发展的，在这个时期，人们对拒绝和颠覆的需求体现在有效的社会力量的行动之中。这些范畴本质上是一些否定性的、对抗性的概念，这些概念界定了十九世纪欧洲社会实际的矛盾。「社会」这个范畴本身便曾表现出社会领域和政治领域的尖锐冲突——当时的社会是与国家相对抗的。同样地，「个人」、「阶级」、「私人」、「家庭」曾经是指还没与已确立的各种条件整合在一起的那些领域和力量，是充满张力和矛盾的领域。随着工业社会日益发展的一体化，这些范畴正在丧失批判意涵，而倾向于变成描述性、欺骗性或操作性的术语。
那种要重新取得这些范畴的批判意义，并理解该意义如何被社会现实抹煞的企图，似乎一开始就是一种倒退，即从结合历史实践的理论倒退回抽象思辨，也就是从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倒退回哲学。批判的这种意识形态特征源于下列事实：它的分析，是被迫站在社会中肯定和否定的、建设性和毁灭性的东西「之外」的立场进行的。现代工业社会是这些对立面的普遍同一——有问题的，就是这个整体。同时，理论的立场不可能是纯粹思辨的立场。既然理论必须以既有社会的能力为基础，它必然採取历史的立场。
这种含煳不清的情况涉及了一种甚至更为根本的含煳性。《单向度的人》将始终在两种矛盾的假设之间摇摆不定：（1）在可见的未来，发达工业社会将能遏制质变；（2）存在着能够打破这种遏制并推翻社会的力量和趋势。我不认为能够提出明确的答案。两种趋势一起存在着，甚至一种趋势就存在于另一种趋势中。第一种趋势占据了支配地位，并且任何可能存在的推翻该趋势的先决条件，都正被用来阻止这种推翻。或许某个偶然事件可以改变这种情况，但除非人们认识到「正在发生什么事」和「哪些事正在被阻止发生」，从而扭转原来的意识和行为，否则即使是一场大动乱，也不会带来这种变化。
本书分析的焦点是发达工业社会。在发达的工业社会中，生产和分配的技术机构（其中自动化的成分越来越多）在运作时，不是一种脱离其社会效应和政治效应的单纯工具的总和，而是一套系统。这个系统不仅先验地决定了机构的产品，还决定了提供服务和扩大产品的实施过程。在这个社会中，生产机构倾向于变成极权性的，不仅决定了社会所需的职业、技能和态度，还决定了个人的需求和愿望。因此，它消除了私人与公众、个人需求与社会需求的对立。技术成了新的、更有效的、更令人愉快的社会控制和社会团结形式。这些控制的极权主义倾向似乎还在另一种意义上发挥了作用：把自己扩展到世界上较不发达的、甚至前工业化的地区，并造成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在发展上的某些相似性。
面对这个社会的极权主义特征，技术「中立性」（neutrality）的传统概念再也难以维系了。技术本身不能独立于对技术的使用；技术社会是一个政治系统，这个系统已经在技术的概念和建构中起着作用。
一个社会组织其成员生活的方式，涉及了在由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固有水平决定的各种历史替代性选择之间进行的一种最初的选择。这种选择本身是占支配地位的利益相互作用的结果。它预见了特定的改造和利用人及自然的方式，并排斥其他的方式。它是一种实现的「擘划」（project）[2]。但是，一旦这种擘划在基本制度和基本关系中实现，就倾向于变成排他性的，并决定着整个社会的发展。发达工业社会是一个技术世界，而在这个意义上，它也是一个政治世界，是实现一项特定历史擘划的最后阶段。在这个阶段，人把自然当成纯粹的支配材料来加以体验、改造和组织。
随着擘划的开展，它形塑了论述和行动、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的整个领域。在技术的媒介作用中，文化、政治和经济都併入了一种无所不在的体制，这个体制吞没或拒绝了所有历史替代性选择。这个体制的生产力和增长潜力稳定了社会，并把技术进步限制在支配的框架内。技术的（合）理性已经变成政治的（合）理性。
在讨论发达工业社会这些为人熟知的趋势时，我很少註明具体的参考文献。本书的材料是大量社会学和心理学文献所收集和描述过的。这些文献讨论了技术、社会变迁、科学管理、合作企业、工业劳动的性质和劳动力方面的变化。有许多对事实进行非意识形态分析的作品，诸如伯利（Adolf Berle）和米恩斯（Gardiner Means）的《现代公司和私有财产》（The Modern Corporation and Private Property），第七十六届国会国民经济临时委员会关于《经济力量的集中》（The Concentration of Economic Power）的报告；美国劳联–产联（AFL-CIO）关于《自动化和主要技术变化》（Automation and Major Technological Change）的各种出版物；此外还有在底特律的《新闻和通信》（News and Letters）与《通讯》（Correspondence）杂志。我想强调一下米尔斯（C. Wright Mills）着作的根本重要性，并强调一下人们往往因其简单化、言过其实或新闻式文字而表示不满的那些文章的根本重要性：帕卡德（Vance Packard）的《隐匿的说服者》（The Hidden Persuaders）、《地位追求者》（The Status Seekers）、《制造浪费的人》（The Waste Makers）；怀特的《组织人》（The Organization Man）；库克（Fred J. Cook）的《战争国家》（The Warfare State），都属于这个类型。诚然，这些作品由于缺乏理论分析，而使其描述的状况的根源被掩盖和保护起来，不过光是这些作品描述的状况就足够说明问题了。如果要取得最有力的证据，或许只要这样就够了：几天内连续收看电视或收听广播一小时，不切掉广告节目，并不时转换一下频道。
我的分析集中于当代最发达的那些社会中的趋势。在这些社会内外还有许多地区并没有流行（应该说「还」没有流行）上面所描绘的趋势。我是在推估这些趋势并提供一些假设，如此而已。
【注释】
[1]超越（transcend）和超越性（transcendence）这两个术语在本书里始终是在经验的、批判的意义上使用的。它们指的是理论和实践中这样的倾向，这些倾向在既定的社会中「超出」（overshoot）了既有的论述和行动范围，而趋向于它的历史替代性选择（现实的可能性）。
[2]擘划（project）一词强调历史决定（historical determination）中自由和责任的因素：它把自主性（autonomy）和偶然性（contingency）联系起来。沙特（Jean-Paul Sartre）在他的着作中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这个词。另见本书第八章的进一步讨论。
图书试读
用户评价
评分
刚翻开《单向度的人》，就被书名那种莫名的压迫感吸引了。阅读过程中，我仿佛置身于一个巨大的、精密运转的机器内部，而我们每一个人，都只是这个机器上的一颗小小螺丝钉。作者深刻地剖析了工业社会如何通过其强大的生产力和技术手段，巧妙地将个体纳入其整合的体系之中。这是一种非常隐蔽的控制，它不像传统的极权主义那样赤裸裸地压迫，而是通过提供满足感、便捷性和多样化的消费品，让我们心甘情愿地放弃了独立思考和反抗的可能。那些被制造出来的“需求”，那些不断更新换代的商品，让我们觉得生活在不断进步，但实际上，我们只是在追逐永无止境的物质欲望，而忽略了精神的贫瘠。书中对“积极的被动性”的描述，更是让我感到毛骨悚然。我们不再主动地去质疑和探索，而是被动地接受社会所提供的一切，并且从中获得一种肤浅的满足感。这种满足感，恰恰成为了束缚我们的锁链。我开始反思，自己是不是也同样深陷其中，被各种信息和消费浪潮裹挟，失去了辨别真伪的能力？这本书无疑是一面镜子，映照出我们当下社会令人担忧的一面，它逼迫我们审视自己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以及我们与这个社会的关系。
评分《单向度的人》这本书，与其说是一本研究报告，不如说是一场对现代文明深刻而尖锐的批判。作者将矛头直指工业化和技术理性带来的负面影响，认为它们正在一步步将人类推向一个“单向度”的生存状态。我最受触动的是他对“同一性”的分析，即社会如何通过压制异质性来维持其稳定性。那些不符合主流价值观、不被社会所接纳的思想和个体，会被逐渐边缘化甚至消灭。这使得社会缺乏活力和创造力，一切都变得千篇一律，缺乏个性和深度。想象一下，一个没有批评、没有质疑、没有不同声音的世界，那将是多么可怕。书中对“解放”的重新定义也极具颠覆性。作者认为，在单向度的社会中，所谓的解放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自由，而只是被允许在既定的框架内进行有限的选择。这种“自由”反而更加巩固了现有的权力结构。我常常觉得，我们好像被一个巨大的网络包围着，信息纷繁复杂，但真正有价值、能够引发思考的东西却越来越少。这本书就像一股清流，虽然带着批判的色彩，却让我得以从喧嚣的现代生活中抽离，重新审视那些习以为常的“正常”。
评分读了《单向度的人》之后，脑子里一直挥之不去的是一种深深的忧虑。作者笔下的这个“发达工业社会”，仿佛一个巨大的磁场，将所有人都吸附进去，并且按照自己的规则重新塑造。我特别认同他对“语言的异化”的论述，即词语的意义被掏空，沦为一种空洞的符号，无法承载真正的情感和思想。比如，我们天天喊着“自由”，但究竟什么是自由，我们真的理解吗？我们被鼓励去“消费”，但这种消费是否真的带来了幸福，还是只是一种麻木的填补？这本书让我意识到，我们所处的社会，正在以一种精妙的方式，剥夺我们进行真正独立思考的能力。技术的发展，本应是服务于人的，但在书中，它却成为了塑造人的工具，并且是以一种不着痕迹的方式。我开始警惕那些看似无害的科技产品和信息流，它们可能正在悄悄地改变我们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判断。这本书不是给你答案的，而是让你产生更多的问题，让你开始质疑那些你一直以来深信不疑的事情。这种“质疑”的能力，也许才是我们在这个单向度社会中，最后的武器。
评分《单向度的人》带给我的震撼，是一种对社会结构和人性深层洞察的冲击。作者深刻地揭示了高度发达的工业社会如何通过其内在逻辑，将个体完全整合到其体系之中，从而消解了任何可能存在的“外部”或“否定性”。我尤其被书中关于“幸福”的论述所吸引，作者指出，在这个社会中，幸福被定义为对现有体制的认同和满足，而任何对体制的质疑或不满，都被视为一种“不幸福”的表现。这种对幸福的狭隘定义，使得人们更加安于现状，丧失了追求更高层次的精神满足的动力。我常常感到，我们被生活中的种种便利和娱乐所淹没，仿佛一切都无比美好，但内心深处却有一种空虚感。这本书就像一剂猛药，直接点破了这种虚假的繁荣。作者的写作风格非常严谨且极具说服力，他用犀利的语言，将复杂的社会现象剖析得淋漓尽致。读完之后，我感觉自己对世界的认知有了一种质的飞跃，虽然这种认知带着一丝悲观，但却是更加真实和深刻的。它让我明白，真正的自由，需要付出艰辛的努力去争取，并且需要保持持续的批判性思维，不被表面的光鲜所迷惑。
评分这本《单向度的人》真是一本让人耳目一新、又深感不安的书。读完之后，我感觉自己好像被剥开了层层伪装，看到了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现实。作者以一种近乎冷酷的笔触，描绘了一个被技术理性所吞噬的社会，在那里，批判性的思维被消解，人们变得温顺而满足，如同被驯化的绵羊。书中对“技术理性”的分析尤其让我印象深刻，它不再是纯粹的工具，而是变成了一种意识形态，一种支配一切的权力。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技术高度发达的社会，似乎一切都变得更便捷、更高效，但背后却隐藏着对自由意志的剥夺。那些所谓的“进步”和“自由”都变成了一种幻象，一种被精心构建的“虚假需求”。作者用大量的例子和深刻的洞察，揭示了消费主义如何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塑造我们的欲望，让我们沉溺于物质的享乐，而忘记了更深层次的意义。我常常在想，我们所追求的那些东西，真的是我们自己想要的吗？还是已经被某种看不见的力量悄悄植入我们的脑海？这本书让我对现代社会的运行机制产生了深深的怀疑，它不是那种让人读完后觉得轻松愉快的读物，而更像是一记警钟，提醒我们要时刻保持警惕，不要在看似美好的“单向度”中迷失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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