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描述
拜纪传体发达之所赐，数千年来许多精采的人物相继跃然于史册上。他们或开风气之先河、或留后代之遗泽、或闪耀生命之炽芒、或埋首千古之事业……。孔子行谊垂训百世、孔明妙计脍炙至今，即使像《说文解字》的许慎、《通典》作者的杜佑，透过他们的着作，我们都能清楚感应到一颗睿智深思、认真渴求的心灵在跃动着，更不用说是曹操那一世奸雄的形象、秋瑾愁煞人的悲伤，以及惠能本来无一物的豪情了。也许要用顾恺之的画笔才描绘得出武则天一代女皇的威势、郑和站在舰首远眺汪洋的眉宇、华佗把脉问诊的专注，和周敦颐那谦沖不染的道貌。所幸司马迁用他的文采，替我们留下了刘邦发迹的故事、白圭发财的传奇。而同属于太史公那个时代的张骞，虽然没有向东打通前往福尔摩莎的水路，但最后郑成功、刘铭传还是相继渡海来台了……
在这群贤毕至的二十篇介绍文字中，每人每事，都沿着历史的轴线站立在他们所属的时间座标上，让历史这条长河璀灿闪烁，直与天上银河辉映，让我辈足以游目骋怀、畅叙幽情，与这些奇人结识。
在这群贤毕至的二十篇介绍文字中，每人每事，都沿着历史的轴线站立在他们所属的时间座标上，让历史这条长河璀灿闪烁，直与天上银河辉映，让我辈足以游目骋怀、畅叙幽情，与这些奇人结识。
著者信息
作者简介
王季香
学历：中山大学中文所博士
现职：文藻外语大学应用华语文学系副教授
施忠贤
学历：中山大学中文所博士
现职：文藻外语大学应用华语文学系副教授
陈文豪
学历：政治大学中文所博士
现职：文藻外语大学应用华语文学系助理教授
陆冠州
学历：中山大学中文所博士
现职：文藻外语大学应用华语文学系助理教授
郑国瑞
学历：政治大学中文所博士
现职：文藻外语大学应用华语文学系副教授
王季香
学历：中山大学中文所博士
现职：文藻外语大学应用华语文学系副教授
施忠贤
学历：中山大学中文所博士
现职：文藻外语大学应用华语文学系副教授
陈文豪
学历：政治大学中文所博士
现职：文藻外语大学应用华语文学系助理教授
陆冠州
学历：中山大学中文所博士
现职：文藻外语大学应用华语文学系助理教授
郑国瑞
学历：政治大学中文所博士
现职：文藻外语大学应用华语文学系副教授
图书目录
历史的航程／施忠贤
引领先秦子学之先河──孔子：《史记．孔子世家》／王季香
中国治生之祖──白圭：《史记‧货殖列传》／陆冠州
中国兵学鼻祖──孙武：《史记‧孙子吴起列传》／施忠贤
中国第一位平民皇帝──刘邦：《史记‧高祖本纪》／陈文豪
开创纪传体之史家──司马迁：《汉书‧司马迁传》／郑国瑞
第一位推动中国与西方贸易的探险家──张骞：《汉书‧张骞传》／陈文豪
中国第一部字典的作者──许慎：《后汉书‧许慎传》／陈文豪
世界医史上第一位使用麻醉药的医生──华佗：《后汉书‧华佗传》／施忠贤
一世之奸雄──曹操：《魏书》／施忠贤
擘划三国鼎立的政治家──诸葛亮：《三国志‧诸葛亮传》／施忠贤
书圣──王羲之：《晋书‧王羲之传》／郑国瑞
一代画圣──顾恺之：《晋书‧文苑传》／郑国瑞
开创典志体之史家──杜佑：《旧唐书‧杜佑传》／陆冠州
中国第一位女皇帝──武则天：《旧唐书‧则天皇后本纪》／王季香
开创禅宗中国化的传奇人物──六祖惠能：《六祖坛经》／施忠贤
宋代理学的开山人物──周敦颐：《宋史‧周敦颐传》／陆冠州
中国第一位环游世界的航海家──郑和：《明史‧郑和传》／陆冠州
开台圣王──郑成功：《清史稿‧郑成功传》／郑国瑞
台湾现代化的推手──刘铭传：《台湾通史‧刘铭传传》／陈文豪
引领先秦子学之先河──孔子：《史记．孔子世家》／王季香
中国治生之祖──白圭：《史记‧货殖列传》／陆冠州
中国兵学鼻祖──孙武：《史记‧孙子吴起列传》／施忠贤
中国第一位平民皇帝──刘邦：《史记‧高祖本纪》／陈文豪
开创纪传体之史家──司马迁：《汉书‧司马迁传》／郑国瑞
第一位推动中国与西方贸易的探险家──张骞：《汉书‧张骞传》／陈文豪
中国第一部字典的作者──许慎：《后汉书‧许慎传》／陈文豪
世界医史上第一位使用麻醉药的医生──华佗：《后汉书‧华佗传》／施忠贤
一世之奸雄──曹操：《魏书》／施忠贤
擘划三国鼎立的政治家──诸葛亮：《三国志‧诸葛亮传》／施忠贤
书圣──王羲之：《晋书‧王羲之传》／郑国瑞
一代画圣──顾恺之：《晋书‧文苑传》／郑国瑞
开创典志体之史家──杜佑：《旧唐书‧杜佑传》／陆冠州
中国第一位女皇帝──武则天：《旧唐书‧则天皇后本纪》／王季香
开创禅宗中国化的传奇人物──六祖惠能：《六祖坛经》／施忠贤
宋代理学的开山人物──周敦颐：《宋史‧周敦颐传》／陆冠州
中国第一位环游世界的航海家──郑和：《明史‧郑和传》／陆冠州
开台圣王──郑成功：《清史稿‧郑成功传》／郑国瑞
台湾现代化的推手──刘铭传：《台湾通史‧刘铭传传》／陈文豪
图书序言
序文
历史的航程
施忠贤
一、锚：「历史夜的定位
一个重视历史的民族，最重大的课题不是如何记取无穷无尽的历史教训，而是如何将日积月累、汗牛充栋的史册胪列统整、归纳分类。中国是个多书、重书的国度，早在西方图书馆学还没传入的汉朝，虽然经过了秦朝挟书律（一般所称的「焚书」）和楚汉相争的经年战火，但短短数十年间，西汉成帝时的刘向和刘歆父子，已经需要设计一套图书分类系统为当时庞杂的书籍典册进行编目工作。刘向完成的是《别录》，其子刘歆在这个基础上推出了《七略》。
《七略》将当时的古今图书分为六类（加上最前面的分类原则等总纲性文字，合起来就是七略），其中的〈六艺略〉堪称「经学」之部，是六经相关书籍的类别。既然与六经相关，其中必然有一部分的书籍是依附于《春秋》而成一小类的，而这一小类，便是中国最早史籍被编入的门类。
史书被编入经学，这不是刘向父子混淆了类别，而是六经原本不是「经夜，它们的来源多端，像《诗》属于文学；《书》、《春秋》属于历史；《易》属于命理；《礼》属于制度；《乐》属于音乐。但后来儒学开展之后， 「经夜成了它们的第一身分，而其各自的原本功能便成为次要的了。
从这个特殊因缘来说，中国的历史向来便不只是历史，而是「经」与「史」的综合。说得更真切些，从中国的观点来看，人类是借由过往之事（史）来领悟人生之理（经）。「史」是「经」的材料， 「经」是「史」的意义。当然，这样一来「史」的地位因为「经」的身分而提升了；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 「史」也成了「经」的附庸，无法有独立的学术领域。
这种情况一直要到南北朝才有了不同的分类法。那是梁朝阮孝绪，他在他的着作《七录》中，将图书分为七大类，其中第二类为「记传录」，也就是史籍类。这一类单独成立，与第一类的「经典录」已经区隔开来，可以说， 「史」与「经」自此已然走上分道扬镳的路了。
而一般最为耳熟能详的「经、史、子、集」四大分类概念，最早出自于《隋书．经籍志》。但究其实，该书对于图书的划分共有六类，除了前面这四大类外，要再加上「道经」、「佛经」这两类。只不过这后两类既是宗教典籍，便与人间之学有别，因此阮孝绪在《七录》里便将之称为「外篇」，与前四类的「内篇」界域分明。《隋书．经籍志》虽然没有区分内、外，不过「经、史、子、集」叫四部， 「道、佛」则不称部，显然仍是差别看待的。因此，后代皆以《经籍志》为四部分类的先河，而中国图书典籍的分类规模，也大致底定，后代因循的多，更易的都属细部调整了。
《隋书．经籍志》尚有一个分类上值得注意之处，那就是它将史部分为：正史、古史、杂史、霸史、起居史、旧事、职官、仪注、刑法、杂传、地理、谱系、簿录等十三目。如果对照清代编辑的《四库全书》，其史部共分：正史、编年、纪事本末、别史、杂史、诏令奏议、传记、史钞、载记、时令、地理、职官、政书、目录、史评等十五种。依这两者对史籍的分类，则除了《左传》、《战国策》、《史记》、《资治通鑑》等
我们常见的史书外，尚有资料、制度、天文地理，甚至读史心得都包罗其中，由此也可看出中国史学的广度。
二、船：史书的体裁
历史是被写出来的。在这个意义下，历史是人为加工后的产物，一般人认为的历史「真相」或「原貌」，大约只能算是历史的素材，它离历史成品还有相当大的距离。加工后所呈现的历史，将过去原本未定的一切，定格成为一种系统化、完整性的样貌，我们看到的历史，就是这种处理后的历史。
而这种历史「工艺」随着时间的演进而发展。「时间」是一开始的常用工法，理由明白直捷：历史乃是时间的产物。因此随着时间的纵轴而将素材依次排列，便有了「编年体」的产生。编年体以「年」为单位记录历史事件，起源最早，所以也称古史。前面提到的《春秋》便是最早的一部编年史，其后北宋司马光耗时十九年所完成的《资治通鑑》，同样也是编年体的名着。
编年体算是最素朴的历史撰述法，因此它的优点与缺点也简单明显。由于它贴紧时间的轨迹，所以优点是特定时间单元内所出现的人事物可以一目了然，事件的前后次序也能轻松辨识。然而，历史常不是一瞬间的，在漫长的时间流衍中，许多人事物以断断续续、若即若离的方式进行着，因此在阅读的过程中常会发生历史「断点」的情形，然后在某个时点又忽然接续了起来，历史在此竟被时间切割得零碎散漫，真是成也时间、败也时间。
由于编年体的这个缺点，让我们理解到「时间」并不是历史唯一的构成要素。我们观阅历史，常常是在检视「事件」，而「事件」是一连串人事地物的总合，它随「时间」而演变发展，但不纯然只是时间。于是一种以「事件」为主轴的历史撰述法─ 「纪事本末体」于焉诞生。
纪事本末体是以特定历史事件为中心，每一事件单独成一篇。这种体裁一般认为是创始于宋朝袁枢的《通鑑纪事本末》，然而早在《战国策》这本史书上便可以看到这种形式的历史呈现，如《东周策》的「秦兴师临周而求九鼎」、《秦策》的「卫鞅亡魏入秦」等。在此，构成历史的单元要素是「事件」，经由汇整贯串，每一事件发生的原因、经过与结果有始有终、独立而完整。
纪事本末体让历史脱离了编年体那充满资料、记录的性质，进入到一种浓烈的叙事风格里，它相当程度地摆脱了时间（依序编史）对于个别历史事件的干扰，让历史可以是一则头尾完整、一气呵成的动人故事。这不仅拉近了历史与文学的关联，还大大强化了历史作为「借镜」的文化功能。原本在编年体的史册中，历史要发挥「借镜」功能，常须利用「外加」的方式，以《春秋》为例，它须透过如《公羊传》、《谷梁传》、《左传》等「解经」的手续，亦即对于记载内容「解码」或「补充说明」的过程，才能令人洞悉历史的原委，以及后人应记取的教训。而纪事本末体让历史充满了剧情，读史和看戏之间有了更简捷的过渡，观阅后自然会在心灵产生洗涤、净化、反思的艺术效果。以上，都可视为纪事本末体的优点。
只是，纪事本末体的方式，让历史被切割成许多大大小小的事件，而这些事件之间同样有了「断点」。以上面提到的「秦兴师临周而求九鼎」、「卫鞅亡魏入秦」为例，我们无法知道这两者之间有何关联？以及这两个事件中间还发生了什么事？所以看纪事本末体的作品，我们得到的是对许多故事的印象，得不到一个时代的完整风貌。历史，被「事件」切割得零碎了。还是那句话：成也事件，败也事件。
纪传体的出现，开启了中国历史撰述上最伟大的工程。它以「人物」为中心，直接点明人性、智愚、情仇、治乱等等跟人有关的元素，才是推动历史无限开播、欲罢不能、精采纷呈的驱力。从编年体的「时间」、纪事本末体的「事件」，到纪传体的「人物」，史家看待历史的焦点，从抽象到具体，从具体到生命，经过这一连串演变，中国的历史彷彿经历了一番「皮诺丘」（变人）历程，不能不说，纪传体是历史上，画龙点睛的那一笔。
那么会不会又是成也人物，败也人物呢？答案当然是肯定的。只是司马迁所设计的纪传体，并不只是从「时间」、「事件」改变到「人物」这样单纯的焦点转移，若只是这样，那与其他体裁对比，自然是各有优缺点，而且优点之所在，缺点之所在。纪传体相对于其他两体，最大的意义在于它是一个「系统」，所以有其多元层面，在这个比较点上，编年体和纪事本末体各自只有「时间」和「事件」一个层面，所以特色突显，缺点也明显。正因如此，使得纪传体虽然以「人物」为述史主轴，却能够在多层面「系统」的互补下，大大减低了「败也人物」的缺失。
司马迁所规画的这个「系统」，以「本纪」、「世家」、「列传」分记帝王、诸侯，以及个人的历史；此外又以「书」记述典章制度；以「表」按年为序，列出诸侯王者之历代大事记，使读者仍能有明确之时间观念。这是司马迁参酌古籍、综合各体的崭新创举，喻之为伟大的「发明」，一点也不为过。所以「人物」（本纪、世家、列传）所可能产生的偏失，有「书」和「表」来补充说明；时间纵轴在「本纪」、「世家」、「列传」中被保留，且在「表」中被格式化；时代、社会与文化的横剖面则放入「书」中做完整叙述。这是文化与历史累积到极丰富的程度才会出现的大跃进，间接也逼出了《史记》这本旷世巨着。
自司马迁创设纪传体后，历代修史者沿承不绝，只做小处更动，全然不违其基本规范，班固《汉书》、范晔《后汉书》、陈寿《三国志》（与《史记》和称「四史」），一直到清代的《明史》（合称「二十五史」），中国历来被称为正史者，全都遵循着纪传体的规格。
三、航：历程的典范
拜纪传体发达之所赐，数千年来许多精采的人物相继跃然于史册上，他们或开风气之先河、或留后代之遗泽、或闪耀生命之炽芒、或埋首千古之事业……，太多太多的典范人物，沿着历史的轴线站立在他们所属的时间座标上，让历史这条长河璀灿闪烁，直与天上银河辉映。
历史之奇妙，在于它从来不曾停留在过去，而是时时闪现在当前。孔子行谊垂训百世、孔明妙计脍炙至今，即使像《说文解字》的许慎、《通典》作者的杜佑，透过他们的着作，我们都能清楚感应到一颗睿智深思、认真渴求的心灵在跃动着，更不用说是曹操那一世奸雄的形象、秋瑾愁煞人的悲伤，以及惠能本来无一物的豪情了。也许要用顾恺之的画笔才描绘得出武则天一代女皇的威势、郑和站在舰首远眺汪洋的眉宇、华佗把脉问诊的专注，和周敦颐那谦沖不染的道貌。所幸司马迁用他的文采，替我们留下了刘邦发迹的故事、白圭发财的传奇。而同属于太史公那个时代的张骞，虽然没有向东打通前往福尔摩沙的水路，但最后郑成功、刘铭传还是相继渡海来台了……
历史之奇妙，在于它从来不会只是别人的故事，而往往自己不知不觉间也成了剧中之人。也许我们该和王羲之一样来个临文嗟悼、感慨系之。在这群贤毕至的二十篇介绍文字中，每人每事，都足以游目骋怀、畅叙幽情，与这些时代的领航家结识，也不枉我人俯仰一世了。
历史的航程
施忠贤
一、锚：「历史夜的定位
一个重视历史的民族，最重大的课题不是如何记取无穷无尽的历史教训，而是如何将日积月累、汗牛充栋的史册胪列统整、归纳分类。中国是个多书、重书的国度，早在西方图书馆学还没传入的汉朝，虽然经过了秦朝挟书律（一般所称的「焚书」）和楚汉相争的经年战火，但短短数十年间，西汉成帝时的刘向和刘歆父子，已经需要设计一套图书分类系统为当时庞杂的书籍典册进行编目工作。刘向完成的是《别录》，其子刘歆在这个基础上推出了《七略》。
《七略》将当时的古今图书分为六类（加上最前面的分类原则等总纲性文字，合起来就是七略），其中的〈六艺略〉堪称「经学」之部，是六经相关书籍的类别。既然与六经相关，其中必然有一部分的书籍是依附于《春秋》而成一小类的，而这一小类，便是中国最早史籍被编入的门类。
史书被编入经学，这不是刘向父子混淆了类别，而是六经原本不是「经夜，它们的来源多端，像《诗》属于文学；《书》、《春秋》属于历史；《易》属于命理；《礼》属于制度；《乐》属于音乐。但后来儒学开展之后， 「经夜成了它们的第一身分，而其各自的原本功能便成为次要的了。
从这个特殊因缘来说，中国的历史向来便不只是历史，而是「经」与「史」的综合。说得更真切些，从中国的观点来看，人类是借由过往之事（史）来领悟人生之理（经）。「史」是「经」的材料， 「经」是「史」的意义。当然，这样一来「史」的地位因为「经」的身分而提升了；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 「史」也成了「经」的附庸，无法有独立的学术领域。
这种情况一直要到南北朝才有了不同的分类法。那是梁朝阮孝绪，他在他的着作《七录》中，将图书分为七大类，其中第二类为「记传录」，也就是史籍类。这一类单独成立，与第一类的「经典录」已经区隔开来，可以说， 「史」与「经」自此已然走上分道扬镳的路了。
而一般最为耳熟能详的「经、史、子、集」四大分类概念，最早出自于《隋书．经籍志》。但究其实，该书对于图书的划分共有六类，除了前面这四大类外，要再加上「道经」、「佛经」这两类。只不过这后两类既是宗教典籍，便与人间之学有别，因此阮孝绪在《七录》里便将之称为「外篇」，与前四类的「内篇」界域分明。《隋书．经籍志》虽然没有区分内、外，不过「经、史、子、集」叫四部， 「道、佛」则不称部，显然仍是差别看待的。因此，后代皆以《经籍志》为四部分类的先河，而中国图书典籍的分类规模，也大致底定，后代因循的多，更易的都属细部调整了。
《隋书．经籍志》尚有一个分类上值得注意之处，那就是它将史部分为：正史、古史、杂史、霸史、起居史、旧事、职官、仪注、刑法、杂传、地理、谱系、簿录等十三目。如果对照清代编辑的《四库全书》，其史部共分：正史、编年、纪事本末、别史、杂史、诏令奏议、传记、史钞、载记、时令、地理、职官、政书、目录、史评等十五种。依这两者对史籍的分类，则除了《左传》、《战国策》、《史记》、《资治通鑑》等
我们常见的史书外，尚有资料、制度、天文地理，甚至读史心得都包罗其中，由此也可看出中国史学的广度。
二、船：史书的体裁
历史是被写出来的。在这个意义下，历史是人为加工后的产物，一般人认为的历史「真相」或「原貌」，大约只能算是历史的素材，它离历史成品还有相当大的距离。加工后所呈现的历史，将过去原本未定的一切，定格成为一种系统化、完整性的样貌，我们看到的历史，就是这种处理后的历史。
而这种历史「工艺」随着时间的演进而发展。「时间」是一开始的常用工法，理由明白直捷：历史乃是时间的产物。因此随着时间的纵轴而将素材依次排列，便有了「编年体」的产生。编年体以「年」为单位记录历史事件，起源最早，所以也称古史。前面提到的《春秋》便是最早的一部编年史，其后北宋司马光耗时十九年所完成的《资治通鑑》，同样也是编年体的名着。
编年体算是最素朴的历史撰述法，因此它的优点与缺点也简单明显。由于它贴紧时间的轨迹，所以优点是特定时间单元内所出现的人事物可以一目了然，事件的前后次序也能轻松辨识。然而，历史常不是一瞬间的，在漫长的时间流衍中，许多人事物以断断续续、若即若离的方式进行着，因此在阅读的过程中常会发生历史「断点」的情形，然后在某个时点又忽然接续了起来，历史在此竟被时间切割得零碎散漫，真是成也时间、败也时间。
由于编年体的这个缺点，让我们理解到「时间」并不是历史唯一的构成要素。我们观阅历史，常常是在检视「事件」，而「事件」是一连串人事地物的总合，它随「时间」而演变发展，但不纯然只是时间。于是一种以「事件」为主轴的历史撰述法─ 「纪事本末体」于焉诞生。
纪事本末体是以特定历史事件为中心，每一事件单独成一篇。这种体裁一般认为是创始于宋朝袁枢的《通鑑纪事本末》，然而早在《战国策》这本史书上便可以看到这种形式的历史呈现，如《东周策》的「秦兴师临周而求九鼎」、《秦策》的「卫鞅亡魏入秦」等。在此，构成历史的单元要素是「事件」，经由汇整贯串，每一事件发生的原因、经过与结果有始有终、独立而完整。
纪事本末体让历史脱离了编年体那充满资料、记录的性质，进入到一种浓烈的叙事风格里，它相当程度地摆脱了时间（依序编史）对于个别历史事件的干扰，让历史可以是一则头尾完整、一气呵成的动人故事。这不仅拉近了历史与文学的关联，还大大强化了历史作为「借镜」的文化功能。原本在编年体的史册中，历史要发挥「借镜」功能，常须利用「外加」的方式，以《春秋》为例，它须透过如《公羊传》、《谷梁传》、《左传》等「解经」的手续，亦即对于记载内容「解码」或「补充说明」的过程，才能令人洞悉历史的原委，以及后人应记取的教训。而纪事本末体让历史充满了剧情，读史和看戏之间有了更简捷的过渡，观阅后自然会在心灵产生洗涤、净化、反思的艺术效果。以上，都可视为纪事本末体的优点。
只是，纪事本末体的方式，让历史被切割成许多大大小小的事件，而这些事件之间同样有了「断点」。以上面提到的「秦兴师临周而求九鼎」、「卫鞅亡魏入秦」为例，我们无法知道这两者之间有何关联？以及这两个事件中间还发生了什么事？所以看纪事本末体的作品，我们得到的是对许多故事的印象，得不到一个时代的完整风貌。历史，被「事件」切割得零碎了。还是那句话：成也事件，败也事件。
纪传体的出现，开启了中国历史撰述上最伟大的工程。它以「人物」为中心，直接点明人性、智愚、情仇、治乱等等跟人有关的元素，才是推动历史无限开播、欲罢不能、精采纷呈的驱力。从编年体的「时间」、纪事本末体的「事件」，到纪传体的「人物」，史家看待历史的焦点，从抽象到具体，从具体到生命，经过这一连串演变，中国的历史彷彿经历了一番「皮诺丘」（变人）历程，不能不说，纪传体是历史上，画龙点睛的那一笔。
那么会不会又是成也人物，败也人物呢？答案当然是肯定的。只是司马迁所设计的纪传体，并不只是从「时间」、「事件」改变到「人物」这样单纯的焦点转移，若只是这样，那与其他体裁对比，自然是各有优缺点，而且优点之所在，缺点之所在。纪传体相对于其他两体，最大的意义在于它是一个「系统」，所以有其多元层面，在这个比较点上，编年体和纪事本末体各自只有「时间」和「事件」一个层面，所以特色突显，缺点也明显。正因如此，使得纪传体虽然以「人物」为述史主轴，却能够在多层面「系统」的互补下，大大减低了「败也人物」的缺失。
司马迁所规画的这个「系统」，以「本纪」、「世家」、「列传」分记帝王、诸侯，以及个人的历史；此外又以「书」记述典章制度；以「表」按年为序，列出诸侯王者之历代大事记，使读者仍能有明确之时间观念。这是司马迁参酌古籍、综合各体的崭新创举，喻之为伟大的「发明」，一点也不为过。所以「人物」（本纪、世家、列传）所可能产生的偏失，有「书」和「表」来补充说明；时间纵轴在「本纪」、「世家」、「列传」中被保留，且在「表」中被格式化；时代、社会与文化的横剖面则放入「书」中做完整叙述。这是文化与历史累积到极丰富的程度才会出现的大跃进，间接也逼出了《史记》这本旷世巨着。
自司马迁创设纪传体后，历代修史者沿承不绝，只做小处更动，全然不违其基本规范，班固《汉书》、范晔《后汉书》、陈寿《三国志》（与《史记》和称「四史」），一直到清代的《明史》（合称「二十五史」），中国历来被称为正史者，全都遵循着纪传体的规格。
三、航：历程的典范
拜纪传体发达之所赐，数千年来许多精采的人物相继跃然于史册上，他们或开风气之先河、或留后代之遗泽、或闪耀生命之炽芒、或埋首千古之事业……，太多太多的典范人物，沿着历史的轴线站立在他们所属的时间座标上，让历史这条长河璀灿闪烁，直与天上银河辉映。
历史之奇妙，在于它从来不曾停留在过去，而是时时闪现在当前。孔子行谊垂训百世、孔明妙计脍炙至今，即使像《说文解字》的许慎、《通典》作者的杜佑，透过他们的着作，我们都能清楚感应到一颗睿智深思、认真渴求的心灵在跃动着，更不用说是曹操那一世奸雄的形象、秋瑾愁煞人的悲伤，以及惠能本来无一物的豪情了。也许要用顾恺之的画笔才描绘得出武则天一代女皇的威势、郑和站在舰首远眺汪洋的眉宇、华佗把脉问诊的专注，和周敦颐那谦沖不染的道貌。所幸司马迁用他的文采，替我们留下了刘邦发迹的故事、白圭发财的传奇。而同属于太史公那个时代的张骞，虽然没有向东打通前往福尔摩沙的水路，但最后郑成功、刘铭传还是相继渡海来台了……
历史之奇妙，在于它从来不会只是别人的故事，而往往自己不知不觉间也成了剧中之人。也许我们该和王羲之一样来个临文嗟悼、感慨系之。在这群贤毕至的二十篇介绍文字中，每人每事，都足以游目骋怀、畅叙幽情，与这些时代的领航家结识，也不枉我人俯仰一世了。
图书试读
中国兵学鼻祖－－孙武
【导读】
本文有两个孙子，一是孙武，一是孙膑，司马迁对两者的笔法一简一详，且使用一虚一实的手法，共同演绎了兵法的两个层面。
传文中对于孙武只侧重单一片段的描写，是画龙点睛的笔法，借由一个事件便勾勒出孙武「兵法」的轮廓。由于传文中并未介绍孙武详细的生平事蹟，以致于原为传主的孙武（「孙子」）变得抽象，反倒是「兵法」成了真正的主角，传主被虚位化了。
而孙武为吴王演示的兵法，也别有趣味，究其实，它连纸上谈兵也够不上，只是预示了兵法的一个「可能性」。之所以如此说，是因为这一段演示出现了几个对比。首先，兵法，有兵才讲到用兵之法，但故事中无兵。用非兵之人而行兵法，对比一。战争突显雄性阳刚，故事中却摆出一群胭脂绮罗，以妇人而行男人之事，对比二。皇宫是宴乐之所，吴王也抱持爱色之心，但孙武却硬将皇宫变为战场，将红颜当成死士，焚琴煮鹤，大煞风景，对比三。
但正因这样的对比，这才让兵法的可能性无限扩大了。如果兵法可以让非战斗力变成最佳战力、让女人变成军人（男人）、让旖旎（绕指柔）变成肃杀（百鍊刚），那兵法简直是点石成金的奇蹟了。孙武的这次演示的确可圈可点，从不可能之中反显出兵法的无所不能，被誉为兵法始祖孙膑的故事则颇多事蹟情节，与孙武相比，是详叙的笔法。孙膑的生命里不只孙膑，更创造了一个「敌人」的角色──龎涓。因为有了敌人，所以故事里发生的是实实在在的战争，从一开始龎涓的设计陷害，到最后孙膑终于致龎涓于死地，战场上「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的规则赤裸裸地呈现。所以我们才说孙武只是一种演示，一种虚拟的演习。
作为一个刑余之人，孙膑展示了「武」的至高心法：真正的屈人之兵不在于武力，而在于「法」，也就是胸中谋略。从他以下驷对上驷、以围魏来救赵、以减灶来欺敌，每一次争战，他都不具优势的武力，而一再以方法策略取胜。从这里我们又得到这两人之所以合传的另一线索，原来孙膑便是孙武，其「膑」成其至「武」。
【导读】
本文有两个孙子，一是孙武，一是孙膑，司马迁对两者的笔法一简一详，且使用一虚一实的手法，共同演绎了兵法的两个层面。
传文中对于孙武只侧重单一片段的描写，是画龙点睛的笔法，借由一个事件便勾勒出孙武「兵法」的轮廓。由于传文中并未介绍孙武详细的生平事蹟，以致于原为传主的孙武（「孙子」）变得抽象，反倒是「兵法」成了真正的主角，传主被虚位化了。
而孙武为吴王演示的兵法，也别有趣味，究其实，它连纸上谈兵也够不上，只是预示了兵法的一个「可能性」。之所以如此说，是因为这一段演示出现了几个对比。首先，兵法，有兵才讲到用兵之法，但故事中无兵。用非兵之人而行兵法，对比一。战争突显雄性阳刚，故事中却摆出一群胭脂绮罗，以妇人而行男人之事，对比二。皇宫是宴乐之所，吴王也抱持爱色之心，但孙武却硬将皇宫变为战场，将红颜当成死士，焚琴煮鹤，大煞风景，对比三。
但正因这样的对比，这才让兵法的可能性无限扩大了。如果兵法可以让非战斗力变成最佳战力、让女人变成军人（男人）、让旖旎（绕指柔）变成肃杀（百鍊刚），那兵法简直是点石成金的奇蹟了。孙武的这次演示的确可圈可点，从不可能之中反显出兵法的无所不能，被誉为兵法始祖孙膑的故事则颇多事蹟情节，与孙武相比，是详叙的笔法。孙膑的生命里不只孙膑，更创造了一个「敌人」的角色──龎涓。因为有了敌人，所以故事里发生的是实实在在的战争，从一开始龎涓的设计陷害，到最后孙膑终于致龎涓于死地，战场上「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的规则赤裸裸地呈现。所以我们才说孙武只是一种演示，一种虚拟的演习。
作为一个刑余之人，孙膑展示了「武」的至高心法：真正的屈人之兵不在于武力，而在于「法」，也就是胸中谋略。从他以下驷对上驷、以围魏来救赵、以减灶来欺敌，每一次争战，他都不具优势的武力，而一再以方法策略取胜。从这里我们又得到这两人之所以合传的另一线索，原来孙膑便是孙武，其「膑」成其至「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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