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理解衣服和装扮如何影响性别的外观与身分认同,
讨论电影与舞台演出的美学风格,
看男变女、女扮男、亦男亦女、非男非女、反串再反反串等
种种不可思议的性别形态。
女儿身抑或男儿郎? 可曾误会任剑辉、梁无相或凌波是个男的?他们在电影里偶尔的女装身段只是被误作一种「反串」?当林青霞化身情痴的贾宝玉跟张艾嘉饰演的林黛玉生离死别,接着又变身武功高强野心统一天下的东方不败时,会否产生「性别错认」的快感?梅艳芳比须眉男子更豪迈硬朗、吴君如「女同志」的Tomboy扮相等,香港电影的故事可以从一套一套男男或女女的衣衫谈起。
「女扮男装」一直是香港易服电影制作的主流,从戏曲、武侠到时装喜剧,无论数量还是质素都远远超越了「男扮女装」的形构,从光影观照的角度出发,来回于心理学、社会学、符号学、电影理论、表演研究等范畴,漫说「性别易装」的历史建构,重新辨别女性易服者的阳刚与阴柔气质,并从酷儿的视野分析多元性别流动的面貌,同时跟西方易服电影比较,观察彼此在视觉呈现上的文化异同。
第一章〈傻戆样、痴迷相〉分析粤剧「女小生」任剑辉的时装喜剧,看她如何借着「性别易装」的伎俩反转电影中暧昧的情色景观,时男时女的身分有时候雌雄莫辨,营造性别错摸与身分错置的谐趣风格,扮马姐、做骗徒、当败家子,难得是演出「乐而不淫」、表情灵活生动,穿上女装却很阳刚,为她的戏曲经典建立另类的变装形貌,却同样深入民心,让戏迷津津乐道。
第二章〈西装男人〉论述梁无相的「酷少」(Butch)本色演出,那是一种属于上流社会贵家子弟的仪表和风度,梁无相演来几近「只此一家,别无分店」,同样集中「时装电影」的类型,结合梁氏生平奇异的际遇、形象与性向,显影她在影片中一人分饰两角、一身兼容两性、亦姊亦弟的双身隐喻。
第三章〈梁兄哥的声情形貌〉讨论凌波的「黄梅调电影」,看她如何单凭一部《梁山伯与祝英台》便风魔台湾和香港数以十年,并从她的唱曲造诣像「嗓音」的音调、音域、音质和色性入手,看她怎样以一把歌音走天涯,带动悲恸、狂喜或天真烂漫的情绪感应,穿梭于花木兰、女状元等二重性别的角色,反串男装时清灵俊秀,回复女装时意态娇羞。
第四章〈性别的感光片〉转入「武侠类型」,阐释陈宝珠的少年侠士风貌,戏曲小生出身的她在成年时期拍了数以百部的刀剑片,以北派武打身段配合粤剧功架,在片中饰演初出茅庐的江湖小子,青涩硬朗也青春勃发,体现了香港电影年代的转型与变迁,尤有甚者,饰演男角的她在戏中不避情慾暗场,撩拨几许想入非非的酷儿想像!
第五章〈永远长不大的「小飞侠」〉轮到另一位武侠反串奇才登场,那就是冯宝宝的「小白龙」系列,从童星的生涯开始,她早已粉墨登场演出小男角或小宰相,十四、五岁的青春期却以东洋侠士的姿态打造新派武侠风格,但「小白龙」的角色犹如西方的「小飞侠」(Peter Pan),永远不会跟任何女角谈情说爱,因着「性别易装」的设置而被「去性化」(desexualized),冯宝宝演来冷静沉忍!
「七公主」不能少了萧芳芳,第六章〈从玉女到Tomboy〉以「林亚珍」的形像追踪她从电影过渡至电视、再回归电影的特殊形态,作为「TB」的中性典范和讽刺时弊的喜剧人物,「林亚珍」折射了萧芳芳反转自我的转型意识,透现了七十年代香港的社会问题,成为日后这个动盪城市的集体回忆和文化符号。
第七章〈大美人的男色景观〉展现林青霞的反串历程,从二十二岁首次易服饰演骄纵痴情的贾宝玉,到连续演出徐克的电影,包括《刀马旦》的革命党、《笑傲江湖之东方不败》的武林野心家,最后还在王家卫的《东邪西毒》来个慕容燕、慕容嫣的性别与人格分裂,缔造无可抗拒又充满争议的易装神话,到底林青霞有没有主体性?这个章节以迂回的正反角度论辩「反串了仍是大美人」的悖论!
香港能有几个演员能穿西装、军服、中式长衫、西式婚纱、日式和服而能穿出变貌?又能有哪个演员可以扮演女飞侠、政治特务、甚至「咸湿皇帝」?第八章〈女侠、军装与西装女人〉研究梅艳芳百变的身体与色相,探索她的女生男相、军装丽人和反串男人的星河图谱,自言「不是美人、是阴阳错」的她如何凭借个人的演技、型格和身段,结合光影流动的性别观照,开启那复杂而矛盾的明星形相。
吴君如是近年电影圈中备受争议的人物,第九章〈女汉子.江湖情〉探讨她逐渐撕裂的酷儿形相,从一九九六年的《4面夏娃》与一九九八年的《洪兴十三妹》说起,看早期的她如何以TB的boyish显露女性的阳刚特质(female masculinity),然后是《得闲炒饭》,依然延续洒脱硬朗的气息张扬「女同」身影,但到了《12金鸭》,潜藏的浮夸、浅薄和粗俗却因应导演的男权意识而浮出地表!
游离色相:香港电影的女扮男装 一、 引言:模糊的性别边界与银幕上的流变 本书旨在深入探讨香港电影中一个经久不衰且极具文化张力的母题——“女扮男装”(Cross-dressing)。这一主题并非简单的角色扮演或喜剧桥段,它在香港独特的社会、文化和历史语境中,折射出性别规范的弹性、身份政治的复杂性以及对传统父权结构的微妙挑战。从早期粤语片中对京剧花旦的反向投射,到邵氏和嘉禾的武侠片中飒爽的女侠形象,再到新浪潮和后现代语境下对酷儿身份的探索,女扮男装的叙事模式在银幕上经历了一场深刻的演变。 本书将聚焦于香港电影工业如何利用这一母题,不仅作为商业成功的手段(例如吸引女性观众或制造视觉奇观),更作为一种艺术媒介,来解构和重塑观众对“男性气质”与“女性气质”的刻板印象。我们关注的重点是,当女性穿上男装时,银幕上呈现的究竟是一种“缺失”的男性气概,还是一种“解放”的、游离于既定轨道之外的全新色相。 二、 粤语片的早期探索:性别错位与家庭伦理的张力 香港电影的早期(特别是1950至1960年代)女扮男装的故事,往往与家庭责任、身份隐藏以及对传统礼教的规避紧密相连。在这一阶段,女扮男装的主题通常被置于一个高度保守的伦理框架内。 替父从军与孝道叙事: 借鉴民间传说和传统戏曲,许多故事的起点是女性为了承担家庭义务(如替父从军、逃避婚约)而不得不乔装成男性。例如,在一些民初背景的故事中,女主角必须维持其“男性”身份,直到最终功成名就或觅得良缘,身份才得以“归位”。这种叙事结构强调了女性角色的内在坚韧,但其最终指向仍是维护既定的性别秩序。 喜剧元素与身份的暂时搁置: 在喜剧片中,女扮男装常常是制造误会和笑料的催化剂。女主角利用男装的便利,得以自由穿梭于传统上被严格限制的公共空间(如书院、茶楼),与心上人产生近距离的互动。然而,这种“自由”往往是暂时的,一旦身份暴露,冲突便随之而来。 粤剧与银幕的互文性: 粤剧中的“女侠”和“小生”行当对早期电影影响深远。女演员对男性角色的扮演,既是对传统艺术形式的继承,也是在电影媒介中对表演性(Performativity)的早期展现。这些角色往往气质出众,但其“男性气概”依然是高度程式化的、舞台化的。 三、 武侠浪潮中的性别重构:侠义精神与身体的符号学 1960年代末至1970年代,以邵氏和嘉禾为代表的武侠片,将女扮男装的主题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在这个充满刀光剑影、崇尚个人英雄主义的领域中,女扮男装不再仅仅是身份的伪装,更是一种主动获取“权力”和“技艺”的手段。 权力空间的占领: 在充斥着阳刚之气的武林世界中,女性若要习得绝世武功、行走江湖,往往需要先披上男装。这象征着女性必须暂时放弃其生理身份,才能在父权主导的竞争体系中占据一席之地。 中性美学的确立: 这一时期的女侠形象,如林青霞、郑佩佩等扮演的角色,开创了一种独特的“中性美学”。她们的英姿飒爽、身手矫健,模糊了传统上对女性柔弱的想象。她们的魅力来源于她们所展现出的“能力”而非“性别标签”。 情感的张力与“同性之爱”的暗流: 在与男性角色的互动中,女扮男装创造了复杂的三角关系。更引人注目的是,当女扮男装的主角与另一位女性角色产生深刻情谊时,影片往往能触及到社会禁忌的边缘,暗示着一种被压抑的、超越传统异性恋模式的情感可能性。尽管最终多以“恢复身份”和“回归异性恋轨道”告终,但这种短暂的张力是极具颠覆性的。 四、 新浪潮与酷儿视角的介入:身份的流动性与解构 进入1980年代和1990年代,香港电影进入了新浪潮和后现代的转向,女扮男装的主题开始被赋予更深层的哲学和身份政治的探讨。 喜剧解构与身份的戏仿(Parody): 王晶等导演的喜剧片中,女扮男装常被用于对传统性别角色的戏仿。这些角色往往表现出夸张的“伪男性”行为,讽刺了社会对男性气质的僵硬定义。重点在于“表演”本身,而非隐藏的真相。 酷儿理论的萌芽与探索: 随着社会对多元性别议题的关注增加,一些艺术电影开始更直接地触碰酷儿议题。女扮男装的角色不再仅仅是为了“骗人”或“习武”,而是主动选择了一种游离于二元性别框架之外的生活状态。她们在男性身份中体验到了前所未有的自我认同或解放感。 东方不败的文化符号: 必须重点分析《笑傲江湖之东方不败》中的林青霞。东方不败这一角色超越了传统的“女扮男装”,她是对绝对权力和彻底性别模糊的终极呈现。她的形象既刚硬又妖媚,既是男性世界的主宰者,又具有强烈的女性阴柔之美。这一形象的成功,标志着香港电影对“性别流动性”的理解达到了一个高峰,它挑战了观众对性别界限的既有认知。 五、 视觉呈现与身体的符号学 本书还将分析女扮男装在视觉和身体语言上的具体呈现。 服装与剪裁的政治学: 男装如何被“女性化”或“阳刚化”?影片对服装细节(如衬衫的扣子、领带的系法、甚至胡须的运用)的处理,揭示了创作者对社会性别代码的理解。 仪态的转换: 女性角色如何学习并展现“男性走路姿势”、“说话语气”和“眼神接触”。这种身体的再训练,体现了性别气质是如何被社会建构和习得的。 镜头的凝视: 摄影机如何“凝视”这些乔装的女性?是充满欣赏的、带有情欲的(尤其是在同性情感线中),还是充满审视和等待身份暴露的紧张感?镜头的处理直接影响了角色在观众心中被接受的程度。 六、 结论:流动的色相与香港身份的隐喻 “女扮男装”这一母题在香港电影中,是一面多棱镜,映照着这座城市在殖民、过渡和全球化冲击下的身份焦虑与身份重塑。它代表了一种对既定秩序的暂时逃离、一种对权力结构的曲线获取,以及对“何为真实自我”的持续追问。这些游离于传统色相之外的角色,最终提醒我们,性别身份并非固定不变的本质,而是在特定社会空间中,可以被穿戴、被表演、并被自由流动的“角色”。本书将系统梳理这一流变轨迹,揭示其在香港文化肌理中留下的深刻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