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描述
戴震和章学诚是清代中叶学术思想史上的两个高峰，他们的学术基地在考证，但他们的义理则为整个考证运动指出了一个清楚的方向。不过长久以来，学术即有清代两百余年的儒学传统只有学术史上的意义，而无思想史可言的偏见，本书乃通过对戴震与章学诚之间在学术思想方面的交涉，加以全面而深入的探讨，并从历史和心理两个角度勾划他们两人的思想侧影。从中不仅清晰而真实地呈现出十八世纪中国思想界的面貌，更能窥见清代儒学和宋明理学之间在思想史上的内在锁链，同时显示了儒学传统在清代的新动向。
著者信息
作者简介
余英时
1930年生于天津，籍贯安徽潜山。香港新亚书院文史系首届毕业，哈佛大学史学博士。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美国哲学学会院士。曾任密西根大学副教授、哈佛大学教授、耶鲁大学讲座教授、普林斯顿大学校聘讲座教授、康乃尔大学第一任胡适讲座访问教授和香港新亚书院院长兼中文大学副校长。曾获国际多所大学的荣誉和名誉博士学位。2006年荣获有「人文诺贝尔奖」之称的「克鲁积人文终身成就奖」（the John W. Kluge Prize for Lifetime Achievement）。着有中英文着作数十种。
余英时
1930年生于天津，籍贯安徽潜山。香港新亚书院文史系首届毕业，哈佛大学史学博士。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美国哲学学会院士。曾任密西根大学副教授、哈佛大学教授、耶鲁大学讲座教授、普林斯顿大学校聘讲座教授、康乃尔大学第一任胡适讲座访问教授和香港新亚书院院长兼中文大学副校长。曾获国际多所大学的荣誉和名誉博士学位。2006年荣获有「人文诺贝尔奖」之称的「克鲁积人文终身成就奖」（the John W. Kluge Prize for Lifetime Achievement）。着有中英文着作数十种。
图书目录
增订本自序
自序
内篇
一、引言 3
二、章实斋与戴东原的初晤 7
三、儒家智识主义的兴起──从清初到戴东原 19
四、章实斋的史学观点之建立 39
五、章实斋的「六经皆史」说与「朱、陆异同」论 55
(一)「六经皆史」说发微 55
(二)「朱、陆异同」论的心理背景及其在思想史上的涵义 69
六、戴东原与清代考证学风 99
(一)「博雅」与「成家」 99
(二)「狐狸」与「刺猬」 102
(三)有志闻道 105
(四)义理的偏爱 113
(五)考证的压力 117
(六)紧张心情下的谈论 127
(七)论学三阶段 140
(八)最后的归宿 150
七、后论 159
八、补论：章学诚文史校雠考论 175
外篇
一、戴震的《经考》与早期学术路向──兼论戴震与江永的关系 199
(一)《经考》与《经考附录》 200
(二)戴东原之早期学术路向 205
(三)戴东原与江慎修 219
二、戴东原与伊藤仁斋 241
三、章实斋与柯灵乌的历史思想──中西历史哲学的一点比较 257
引言 257
(一)中国史学中的人文传统 263
(二)史学中言与事之合一 274
(三)笔削之义与一家之言 285
(四)结语 300
四、章实斋与童二树──一条史料的辩证 311
五、从宋明儒学的发展论清代思想史──宋明儒学中智识主义的传统 319
(一)引言 319
(二)宋明理学中智识主义与反智识主义的对立 323
(三)经典考证的兴起与儒学的转向 341
六、清代思想史的一个新解释 355
缘起 355
(一)为什么要重新解释清代思想史？ 356
(二)宋代儒学及其内在问题 360
(三)从「德性之知」到「闻见之知」 364
(四)「经世致用」与颜李学派 369
(五)清代儒学的新动向──「道问学」的兴起 375
(六)经学考证及其思想背景 378
(七)戴东原和章实斋 382
(八)结语 385
自序
内篇
一、引言 3
二、章实斋与戴东原的初晤 7
三、儒家智识主义的兴起──从清初到戴东原 19
四、章实斋的史学观点之建立 39
五、章实斋的「六经皆史」说与「朱、陆异同」论 55
(一)「六经皆史」说发微 55
(二)「朱、陆异同」论的心理背景及其在思想史上的涵义 69
六、戴东原与清代考证学风 99
(一)「博雅」与「成家」 99
(二)「狐狸」与「刺猬」 102
(三)有志闻道 105
(四)义理的偏爱 113
(五)考证的压力 117
(六)紧张心情下的谈论 127
(七)论学三阶段 140
(八)最后的归宿 150
七、后论 159
八、补论：章学诚文史校雠考论 175
外篇
一、戴震的《经考》与早期学术路向──兼论戴震与江永的关系 199
(一)《经考》与《经考附录》 200
(二)戴东原之早期学术路向 205
(三)戴东原与江慎修 219
二、戴东原与伊藤仁斋 241
三、章实斋与柯灵乌的历史思想──中西历史哲学的一点比较 257
引言 257
(一)中国史学中的人文传统 263
(二)史学中言与事之合一 274
(三)笔削之义与一家之言 285
(四)结语 300
四、章实斋与童二树──一条史料的辩证 311
五、从宋明儒学的发展论清代思想史──宋明儒学中智识主义的传统 319
(一)引言 319
(二)宋明理学中智识主义与反智识主义的对立 323
(三)经典考证的兴起与儒学的转向 341
六、清代思想史的一个新解释 355
缘起 355
(一)为什么要重新解释清代思想史？ 356
(二)宋代儒学及其内在问题 360
(三)从「德性之知」到「闻见之知」 364
(四)「经世致用」与颜李学派 369
(五)清代儒学的新动向──「道问学」的兴起 375
(六)经学考证及其思想背景 378
(七)戴东原和章实斋 382
(八)结语 385
图书序言
增订本自序
《论戴震与章学诚》初版于一九七六年由香港龙门书店刊行，距今恰恰已二十年整。龙门书店大约在十年前便歇业了，故本书已成绝版。二十年前的旧作，其得失优劣早已为同行的读者所熟知，原没有重刊的必要。但是一九八五年《章学诚遗书》（北京，文物出版社）问世，提供了前所未见的新资料；经过反覆研读之后，我竟获得了一个始料未及的新发现。过去我们读到章学诚所经常提及的「文史校雠」四个字时，总以为是泛指他的《文史通义》和《校雠通义》两部着作而言，甚至误认为即是这两部专着的简称。而且自胡适撰《章实斋先生年谱》（一九二二）以来，根据章氏的自述，《文史通义》的草创早于《校雠通义》也久已成为定论。现在我们才能断定「文史校雠」是章氏特创的专门术语，用以描述他自己的学术「门路」，并持之以与戴震的「经学训诂」相抗衡。这一关键性的概念获得澄清之后，不但章氏的成学过程层次分明，而且他的文史理论的针对性也更为显着，这一新发现对于《论戴震与章学诚》的中心论旨是十分重要的。如果最初深察及此，则内篇的论证必能更为紧凑，论点也更为集中。由于全部改写是我的时间所不允许的，因此我特撰〈章学诚文史校雠考论〉一文，作为内篇的补正。凡是内篇与〈考论〉之间分歧的地方，都以后者为准。这一新发现也是本书重印的主要理由。
趁着改版的机会，我也改正了原书中一些个别的错误或不稳妥的说法；还有少数地方增添了文献的证据。初版〈附录〉曾收入戴震和章学诚的重要佚文多篇，增订本已全部删除。这是因为《戴震全集》和《章学诚遗书》已陆续出版，这些佚文不再有重印的必要了。又增订本外篇补入〈从宋明儒学的发展论清代思想史〉和〈清代思想史的一个新解释〉两篇长文。这两篇文字所讨论的正是戴震与章学诚的思想史的背景，与本书可以互相印证之处甚多，且可补内篇第三章〈儒家智识主义的兴起〉之简略。读者兼观并览，更可以明了本书立论的历史根据。
本书的基本立场是从学术思想史的「内在理路」阐明理学转入考证学的过程。因此明、清之际一切外在的政治、社会、经济等变动对于学术思想的发展所投射的影响，本书全未涉及。然而我并不是要用「内在理路」说来取代「外缘影响」论。在历史因果的问题上，我是一个多元论者。历史上任何一方面的重大变动，其造因都是极其复杂的；而且迄目前为止，历史学家、哲学家或社会学家试图将历史变动纳入一个整齐系统的努力都是失败的。「内在理路」说不过是要展示学术思想的变迁也有它的自主性而已（此即所谓“The autonomy of intellectual history”）。必须指出，这种「自主性」祇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学术思想的动向随时随地受外在环境的影响也是不可否认的客观事实。我之所以强调「内在理路」，是因为它足以破除现代各种决定论(determinism)的迷信，如「存在决定意识」之类。「内在理路」的有效性是受到严格限定的，它祇能相对于一个特定的研究传统或学者社群而成立。宋明理学家和清代考证学家都是研究儒家经典的，他们无疑属于同一研究传统之内。他们不但处理着同样的经典文献，而且也面对着共同的问题──儒家原始经典中的「道」及其相关的主要观念究竟何所指？这是儒学传统内部的问题，自有其本身发展与转变的内在要求，不必与外缘影响息息相关。怀德海(A. N. Whitehead)说，一部西方哲学史是对于柏拉图的一系列的註脚，也正是关于「内在理路」的一种解说，我们决不能拘泥字面，真以为全部西方哲学史都没有跳出柏拉图思想的范围。无论如何，经典考证早在十六世纪便已崛兴，而且确然是由理学的争论所激发出来的。「内在理路」可以解释儒学从「尊德性」向「道问学」的转变，其文献上的证据是相当坚强的。不但如此，清代学者如凌廷堪、龚自珍等也已自觉到理学之变为考证，曾受「内在理路」的支配。
我在本书中虽然採取了「内在理路」的观点，但是我并未将它与「外缘影响」对立起来。相反地，我仍然承认清末以来的政治影响说──清代的文字狱──是有根据的。在我的全部构想中，「内在理路」不过是为明、清的思想转变增加一个理解的层面而已。它不但不排斥任何持之有故的外缘解释，而且也可以与一切有效的外缘解释互相支援、互相配合。我唯一坚持的论点是：思想史研究如果仅从外缘着眼，而不深入「内在理路」，则终不能尽其曲折，甚至舍本逐末。
但自本书出版以来，「内在理路」说曾引起一个相当普遍的误解，不少读者都以为我治思想史有取「内」舍「外」的偏向。以正式见诸文字的评论而言，一九七七年我的朋友河田悌一氏（当时还不相识）在《史林》六○卷五号所发表的书评已提出这个疑问。一九八三年岛田虔次教授为《アジア历史研究入门》第三卷（京都，同朋舍）写中国思想史的部分，对本书的「内在理路」说也提出了详细的讨论，认为政治、社会等外缘的因素终不容忽视（见页283-285）。这些评论是很自然的，但仍不免误会了我的原意。所以我感觉有必要再重申我的论点如上。
事实上，我研究明、清思想史自始便注重思想动向与社会变迁之间的互动关系，不过在七十年代，我的论述重心确是集中在「内在理路」方面。但是一涉及思想史与社会史的交互影响，我们便必须突破「宋明理学」、「清代考证学」这些久已约定俗成的框架。自十六世纪以来，儒家的政治、社会思想发生了深刻而微妙的变化，但却非「理学」、「考证」的范畴所能包括，因此也就不在研究理学和考证学的专家的视野之内。他们往往以为理学与考证学便足以概括明、清儒学的全部或主要内容。八十年代中期以来，我在明、清思想史一方面的研究重心已转移到外缘的领域，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是《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现代儒学的回顾与展望》和《明清社会变动与儒学转向》三篇专论。尽管其中主要的儒家人物与本书所论颇相重叠，但取材与问题却截然不同。所以在这三篇专论中我都没有涉及理学与考证学。「内在理路」与「外缘影响」各有其应用的范围，离则双美，合则两伤。但是儒学的概念必须扩大，不能为传统的名目所拘限，这是我必须郑重指出的。
最后，我愿意列举本书未收但关系密切的几篇论文，以供读者作进一步的参证。中文论文两篇：
一、〈清代学术思想史重要观念通释〉，收入《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台北，联经，一九八七），页405-483。
二、〈《中国哲学史大纲》与史学革命〉，收入《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台北，联经，一九八四），页77-91。
这两篇都取「内在理路」的立场。前一篇较详尽，后一篇则借用孔恩(Thomas Kuhn)的「科学革命」的「典范」(“paradigm”)说，使一般行外的读者易于理解。我在初撰本书时并未参考孔恩的新理论，但后来发现他的理论主要也是阐释「内在理路」的，因为「典范」的转换基本上出于「科学界」(“scientific community”)内部的共同判断，虽然个别科学家决定改变其「典范」也可以受到外缘因素的影响。
英文论文则有下列四篇：
一、“Some Preliminary Observations on the Rise of Ch'ing Confucian Intellectualism,” Tsing Hua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New Series, XI, nos. 1 & 2, December, 1975, pp.105-146.
二、“Tai Chen and the Chu Hsi Tradition,” in Essays in Commemoration of the Golden Jubilee of the Fung Ping Shan Library, ed. by Chan Pingleung, Hong Kong, 1982, pp.376-392.
三、“Tai Chen's Choice between Philosophy and Philology,” Asia Major, Third Series, vol. II, part I, 1989, pp. 79-108.
四、“Zhang Xuecheng Versus Dai Zhen: A Study in Intellectual Challenge and Response in Eighteenthcentury China,” in Philip J. Ivanhoe, ed., Chinese Language, Thought and Culture, Nivison and His Critics, Chicago and La Salle, Illinois: Open Court, 1996, pp. 121-154.
这四篇英文论文在取材上与本书大体相同，但写法和论证方式则颇有不同。读者比较观之，可以更了解本书的中心旨趣所在。
余英时 一九九六年十月九日序于普林斯顿
《论戴震与章学诚》初版于一九七六年由香港龙门书店刊行，距今恰恰已二十年整。龙门书店大约在十年前便歇业了，故本书已成绝版。二十年前的旧作，其得失优劣早已为同行的读者所熟知，原没有重刊的必要。但是一九八五年《章学诚遗书》（北京，文物出版社）问世，提供了前所未见的新资料；经过反覆研读之后，我竟获得了一个始料未及的新发现。过去我们读到章学诚所经常提及的「文史校雠」四个字时，总以为是泛指他的《文史通义》和《校雠通义》两部着作而言，甚至误认为即是这两部专着的简称。而且自胡适撰《章实斋先生年谱》（一九二二）以来，根据章氏的自述，《文史通义》的草创早于《校雠通义》也久已成为定论。现在我们才能断定「文史校雠」是章氏特创的专门术语，用以描述他自己的学术「门路」，并持之以与戴震的「经学训诂」相抗衡。这一关键性的概念获得澄清之后，不但章氏的成学过程层次分明，而且他的文史理论的针对性也更为显着，这一新发现对于《论戴震与章学诚》的中心论旨是十分重要的。如果最初深察及此，则内篇的论证必能更为紧凑，论点也更为集中。由于全部改写是我的时间所不允许的，因此我特撰〈章学诚文史校雠考论〉一文，作为内篇的补正。凡是内篇与〈考论〉之间分歧的地方，都以后者为准。这一新发现也是本书重印的主要理由。
趁着改版的机会，我也改正了原书中一些个别的错误或不稳妥的说法；还有少数地方增添了文献的证据。初版〈附录〉曾收入戴震和章学诚的重要佚文多篇，增订本已全部删除。这是因为《戴震全集》和《章学诚遗书》已陆续出版，这些佚文不再有重印的必要了。又增订本外篇补入〈从宋明儒学的发展论清代思想史〉和〈清代思想史的一个新解释〉两篇长文。这两篇文字所讨论的正是戴震与章学诚的思想史的背景，与本书可以互相印证之处甚多，且可补内篇第三章〈儒家智识主义的兴起〉之简略。读者兼观并览，更可以明了本书立论的历史根据。
本书的基本立场是从学术思想史的「内在理路」阐明理学转入考证学的过程。因此明、清之际一切外在的政治、社会、经济等变动对于学术思想的发展所投射的影响，本书全未涉及。然而我并不是要用「内在理路」说来取代「外缘影响」论。在历史因果的问题上，我是一个多元论者。历史上任何一方面的重大变动，其造因都是极其复杂的；而且迄目前为止，历史学家、哲学家或社会学家试图将历史变动纳入一个整齐系统的努力都是失败的。「内在理路」说不过是要展示学术思想的变迁也有它的自主性而已（此即所谓“The autonomy of intellectual history”）。必须指出，这种「自主性」祇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学术思想的动向随时随地受外在环境的影响也是不可否认的客观事实。我之所以强调「内在理路」，是因为它足以破除现代各种决定论(determinism)的迷信，如「存在决定意识」之类。「内在理路」的有效性是受到严格限定的，它祇能相对于一个特定的研究传统或学者社群而成立。宋明理学家和清代考证学家都是研究儒家经典的，他们无疑属于同一研究传统之内。他们不但处理着同样的经典文献，而且也面对着共同的问题──儒家原始经典中的「道」及其相关的主要观念究竟何所指？这是儒学传统内部的问题，自有其本身发展与转变的内在要求，不必与外缘影响息息相关。怀德海(A. N. Whitehead)说，一部西方哲学史是对于柏拉图的一系列的註脚，也正是关于「内在理路」的一种解说，我们决不能拘泥字面，真以为全部西方哲学史都没有跳出柏拉图思想的范围。无论如何，经典考证早在十六世纪便已崛兴，而且确然是由理学的争论所激发出来的。「内在理路」可以解释儒学从「尊德性」向「道问学」的转变，其文献上的证据是相当坚强的。不但如此，清代学者如凌廷堪、龚自珍等也已自觉到理学之变为考证，曾受「内在理路」的支配。
我在本书中虽然採取了「内在理路」的观点，但是我并未将它与「外缘影响」对立起来。相反地，我仍然承认清末以来的政治影响说──清代的文字狱──是有根据的。在我的全部构想中，「内在理路」不过是为明、清的思想转变增加一个理解的层面而已。它不但不排斥任何持之有故的外缘解释，而且也可以与一切有效的外缘解释互相支援、互相配合。我唯一坚持的论点是：思想史研究如果仅从外缘着眼，而不深入「内在理路」，则终不能尽其曲折，甚至舍本逐末。
但自本书出版以来，「内在理路」说曾引起一个相当普遍的误解，不少读者都以为我治思想史有取「内」舍「外」的偏向。以正式见诸文字的评论而言，一九七七年我的朋友河田悌一氏（当时还不相识）在《史林》六○卷五号所发表的书评已提出这个疑问。一九八三年岛田虔次教授为《アジア历史研究入门》第三卷（京都，同朋舍）写中国思想史的部分，对本书的「内在理路」说也提出了详细的讨论，认为政治、社会等外缘的因素终不容忽视（见页283-285）。这些评论是很自然的，但仍不免误会了我的原意。所以我感觉有必要再重申我的论点如上。
事实上，我研究明、清思想史自始便注重思想动向与社会变迁之间的互动关系，不过在七十年代，我的论述重心确是集中在「内在理路」方面。但是一涉及思想史与社会史的交互影响，我们便必须突破「宋明理学」、「清代考证学」这些久已约定俗成的框架。自十六世纪以来，儒家的政治、社会思想发生了深刻而微妙的变化，但却非「理学」、「考证」的范畴所能包括，因此也就不在研究理学和考证学的专家的视野之内。他们往往以为理学与考证学便足以概括明、清儒学的全部或主要内容。八十年代中期以来，我在明、清思想史一方面的研究重心已转移到外缘的领域，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是《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现代儒学的回顾与展望》和《明清社会变动与儒学转向》三篇专论。尽管其中主要的儒家人物与本书所论颇相重叠，但取材与问题却截然不同。所以在这三篇专论中我都没有涉及理学与考证学。「内在理路」与「外缘影响」各有其应用的范围，离则双美，合则两伤。但是儒学的概念必须扩大，不能为传统的名目所拘限，这是我必须郑重指出的。
最后，我愿意列举本书未收但关系密切的几篇论文，以供读者作进一步的参证。中文论文两篇：
一、〈清代学术思想史重要观念通释〉，收入《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台北，联经，一九八七），页405-483。
二、〈《中国哲学史大纲》与史学革命〉，收入《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台北，联经，一九八四），页77-91。
这两篇都取「内在理路」的立场。前一篇较详尽，后一篇则借用孔恩(Thomas Kuhn)的「科学革命」的「典范」(“paradigm”)说，使一般行外的读者易于理解。我在初撰本书时并未参考孔恩的新理论，但后来发现他的理论主要也是阐释「内在理路」的，因为「典范」的转换基本上出于「科学界」(“scientific community”)内部的共同判断，虽然个别科学家决定改变其「典范」也可以受到外缘因素的影响。
英文论文则有下列四篇：
一、“Some Preliminary Observations on the Rise of Ch'ing Confucian Intellectualism,” Tsing Hua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New Series, XI, nos. 1 & 2, December, 1975, pp.105-146.
二、“Tai Chen and the Chu Hsi Tradition,” in Essays in Commemoration of the Golden Jubilee of the Fung Ping Shan Library, ed. by Chan Pingleung, Hong Kong, 1982, pp.376-392.
三、“Tai Chen's Choice between Philosophy and Philology,” Asia Major, Third Series, vol. II, part I, 1989, pp. 79-108.
四、“Zhang Xuecheng Versus Dai Zhen: A Study in Intellectual Challenge and Response in Eighteenthcentury China,” in Philip J. Ivanhoe, ed., Chinese Language, Thought and Culture, Nivison and His Critics, Chicago and La Salle, Illinois: Open Court, 1996, pp. 121-154.
这四篇英文论文在取材上与本书大体相同，但写法和论证方式则颇有不同。读者比较观之，可以更了解本书的中心旨趣所在。
余英时 一九九六年十月九日序于普林斯顿
图书试读
内篇
一、引言
二、章实斋与戴东原的初晤
三、儒家智识主义的兴起—从清初到戴东原
四、章实斋的史学观点之建立
五、章实斋的「六经皆史」说与「朱、陆异同」论
六、戴东原与清代考证学风
七、后论
八、补论：章学诚文史校雠考论
一、引言
戴震(1724-1777)和章学诚(1738-1801)是清代中叶学术思想史上的两个高峰，这在今天已经成为定论了。1 近五十年来，东原和实斋一直都受到中外学者的密切注意，研究文献真足以汗牛充栋。但是我们必须记住，把东原和实斋相提并论是近代的评价。在他们两人的生前，实斋之晦和东原之显恰是一个鲜明的对比。问题并不止于声光的显晦。如果我们有机会征询他们两人的共同朋友如朱筠、钱大昕、邵晋涵等人的意见，我相信他们之中没有人会说实斋在学术地位上可以望东原的项背，更不用说并驾齐驱了。那么戴、章二公自己的看法又如何？我们确切地知道东原从来没有把实斋放在眼里，他的文字中也全无实斋的痕迹。所以实斋说：「戴氏生平未尝许可于仆。」2相反地，实斋对东原则十分倾服，尽管批评之处也不少。《章氏遗书》中公开讨论到东原的文字即不下数十篇，未指名而实际也是针对东原而发者，更多至无法统计。我们细心读实斋的着述，便可知实斋确引东原为同道，而且认为祇有他自己才能和东原在学术上分庭抗礼。这样说来，我们近代的评价正是接受了实斋自己的论断，而与其他干、嘉学人的看法截然异趣。
一、引言
二、章实斋与戴东原的初晤
三、儒家智识主义的兴起—从清初到戴东原
四、章实斋的史学观点之建立
五、章实斋的「六经皆史」说与「朱、陆异同」论
六、戴东原与清代考证学风
七、后论
八、补论：章学诚文史校雠考论
一、引言
戴震(1724-1777)和章学诚(1738-1801)是清代中叶学术思想史上的两个高峰，这在今天已经成为定论了。1 近五十年来，东原和实斋一直都受到中外学者的密切注意，研究文献真足以汗牛充栋。但是我们必须记住，把东原和实斋相提并论是近代的评价。在他们两人的生前，实斋之晦和东原之显恰是一个鲜明的对比。问题并不止于声光的显晦。如果我们有机会征询他们两人的共同朋友如朱筠、钱大昕、邵晋涵等人的意见，我相信他们之中没有人会说实斋在学术地位上可以望东原的项背，更不用说并驾齐驱了。那么戴、章二公自己的看法又如何？我们确切地知道东原从来没有把实斋放在眼里，他的文字中也全无实斋的痕迹。所以实斋说：「戴氏生平未尝许可于仆。」2相反地，实斋对东原则十分倾服，尽管批评之处也不少。《章氏遗书》中公开讨论到东原的文字即不下数十篇，未指名而实际也是针对东原而发者，更多至无法统计。我们细心读实斋的着述，便可知实斋确引东原为同道，而且认为祇有他自己才能和东原在学术上分庭抗礼。这样说来，我们近代的评价正是接受了实斋自己的论断，而与其他干、嘉学人的看法截然异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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