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描述
透过人物讲故事，告诉你日本人世界观的转变
三个历史人物：杉田玄白、久米邦武、松本重治
三个重要时期：德川中期、幕末明治初期、战后昭和期
带你看日本两百年来如何重新认识世界、如何给自己定位
三个历史人物：杉田玄白、久米邦武、松本重治
三个重要时期：德川中期、幕末明治初期、战后昭和期
带你看日本两百年来如何重新认识世界、如何给自己定位
马厄利尔．詹逊（Marius B. Jansen）向来被视为日本史的权威学者，他在这本书结合他于七十年代年在普吉得海湾大学（University of Puget Sound）的一系列“布朗与哈利讲座”内容，为读者了解200年以来日本对于自身、美国及西方世界的观念转变，建立起认识的基础。
本书是詹逊教授的学术研究结晶之一，书中以杉田玄白、久米邦武、松本重治三个历史人物为主线，分析德川中期、幕末明治初期及战后昭和期日本人如何重新认识世界及给自己定位，透过人物讲故事，从而带出历史的重要性。
本书特色
1 作者是日本史的西方研究权威，虽然关于日本人的世界观的书籍已出版了不少，但此书仍是了解日本对于自身及世界的认识的入门必读作品。
2 此书是作者七十年代大学演讲稿的整理，并加进新的1995年版序言。书中把日本200年的世界观浓缩在一本小书中，以三个历史人物为主线，分析德川中期、幕末明治初期及战后昭和期日本人如何重新认识世界及给自己定位，精简易读。
3 作者在书中阐释日本人以等级论来把世界各国按地位和重要性来排列，透过不同年代人物的事业和观点，探讨等级排列的变迁。
名人推荐
詹逊治日本史富有个人特色，其文章不但典雅、自然、流畅，而且思路清晰，层次分明，可读性高。──吴伟明教授（香港中文大学比较日本学研究中心主任）
著者信息
作者简介
马厄利尔．詹逊（Marius B. Jansen）
美国的日本史和中日关系史大师。在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时师从费正清（John K. Fairbank）和赖肖尔（Edwin O. Reischauer）。自1959年起至1992年退休为止一直任教于普林斯顿大学，并于1969年在普大创立东亚研究学系及担任首任主任。代表作包括《日本人与孙中山》（1954）、Sakamoto Ryōma and the Meiji Restoration（1961）、《日本的世界观──两百年的变迁》（1975）、Japan and China: From War to Peace, 1894-1972（1975）、China in the Tokugawa World（1992）及The Making of Modern Japan（2000）等。
译者简介
柳立言
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专研中国宋代法律和社会史。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哲学博士。
着作包括《宋代的宗教、身分与司法》（2012）、《宋代的家庭和法律》（2008）等，并撰写论文超过50篇。
马厄利尔．詹逊（Marius B. Jansen）
美国的日本史和中日关系史大师。在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时师从费正清（John K. Fairbank）和赖肖尔（Edwin O. Reischauer）。自1959年起至1992年退休为止一直任教于普林斯顿大学，并于1969年在普大创立东亚研究学系及担任首任主任。代表作包括《日本人与孙中山》（1954）、Sakamoto Ryōma and the Meiji Restoration（1961）、《日本的世界观──两百年的变迁》（1975）、Japan and China: From War to Peace, 1894-1972（1975）、China in the Tokugawa World（1992）及The Making of Modern Japan（2000）等。
译者简介
柳立言
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专研中国宋代法律和社会史。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哲学博士。
着作包括《宋代的宗教、身分与司法》（2012）、《宋代的家庭和法律》（2008）等，并撰写论文超过50篇。
图书目录
前言 弗雷德‧哈利（Fred T. Haley）
1995年英文平装版序
英文版初版序
中文版初版序
中文版再版代序 吴伟明
第一讲 1770年代对儒家秩序的挑战
1. 中国的巨影
2. 德川思想里的中国
3. 摒绝“中国”
4. 西方模式的出现
第二讲 广求宇内知识
1. 德川末期
2. 1870年代的使节
3. 新日本主义
第三讲 在二十世纪中寻求世界地位
1. 两次大战之间
2. 战争的决定
3. 日本复兴
4. 确定名实
1995年英文平装版序
英文版初版序
中文版初版序
中文版再版代序 吴伟明
第一讲 1770年代对儒家秩序的挑战
1. 中国的巨影
2. 德川思想里的中国
3. 摒绝“中国”
4. 西方模式的出现
第二讲 广求宇内知识
1. 德川末期
2. 1870年代的使节
3. 新日本主义
第三讲 在二十世纪中寻求世界地位
1. 两次大战之间
2. 战争的决定
3. 日本复兴
4. 确定名实
图书序言
1995年英文平装版序
时光飞逝，我在华盛顿州塔科马（Tacoma）普吉特海湾大学的演讲已是20年前的事。演讲之际正值美国建国200週年，这亦早成过去。日本在1995年迎接迥然不同的週年纪念。首先，纪念日本帝国首次参与现代战争，并战胜大清帝国。1895年的《马关条约》成为日本致力跻身西方列强的第一步。对日本人而言，意义更重大的纪念是1945年的败战。经历半世纪的军国主义、战争及以天皇为中心的民族主义后，战后日本在强调主权在民，天皇是国家“象征”的新宪法下获得长治久安。昭和日皇裕仁在位62年后于1989年驾崩，日本人一边回首往事，一边迈步向前。
适逢时代交错，战后日本人身处的世界亦正迅速转变。苏联的突然解体令1945年以来的国际二元权力架构随之结束。美国对日政策亦出现变化，从昔日地域安全主导变成经济主导。日本的经济增长不再是亚洲的个别“神话”。身处亚洲周边沿海的韩国、台湾、香港及新加坡的经济均呈现高增长，而且开始影响泰国、马来西亚、印尼及其他东南亚国家。亚洲的经济增长在本世纪末冠绝全球。中国大陆虽然在政治上抗拒自由化，却放宽经济控制以吸收外国资金，估计它将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在中国沿岸省份的贸易和工业发展一日千里，但工厂烟囱排放的废气却将酸雨带到日本的森林。
美国亦不再一样了。它是世界唯一超级大国，但其国际影响力在战后数十年间不断下降。到了1980年代，美国惊人的赤字预算令它成为世上最大的负债国，而日本则跃升最大的债权国。日圆对美元持续升值，令日本在海外的投资火热，在亚洲尤其活跃，连美国亦有其投资。日本国内工资成本上涨，各大企业不得不在海外寻找廉价劳工及市场保障，而日本企业亦成为这些市场不可或缺的部分。不过，日本资金在美国房地产市场购入最上等的货色却招来美国人反感，不少日本人对此感到惊讶。
1991年，波斯湾战争显示邪恶独裁者无法继续在与强国对立中获利。美国先进的军事科技在这场战争大派用场，备受美国传媒的追捧。日本投入仅次于沙特阿拉伯的130亿美元资助却被冷待。东京政府在处理捐献上手法笨拙，被新闻界批评为“支票簿外交”。
冷战结束对日本国内政治有同等份量的冲击。自1956年成立后开始执政的自民党受到连串丑闻打击，威胁到它的认受性，求变之声随之四起。离党的成员纷纷成立小政党，与反对派日本社会党结盟，组成好几个短命而不稳定的联合政府。首个联合内阁由一位广受欢迎的前熊本县知事领导。他成功改革选举制度，务求把政府和人民拉近。虽然没有人能够对这些变革的成果抱有信心，但是停滞不前的政治秩序终于有改变迹象。意识形态随政治环境及世界事务而变迁。日本的社会党派人士在1994年摒弃大部分已坚持数十年的立场，与昔日对手自民党联合执政。各派政治人物皆希望政府能够回应诉求，但是政治不稳反而让官僚制度获得强化。官僚最喜欢诸多管制，无意下放权力。虽然有人认为日本已达转捩点，然而日本并不会迅速转变。因为商界、官僚及政府根深柢固的利益纠葛与态度，改变肯定只能按部就班及採取渐进式。
日本在国际事务的态度亦是如此。日本凭借经济力量在所有国际组织扮演主要角色，但是这些组织并未对此作结构改革。联合国在化解柬埔寨政治困局及处理非洲和东南亚前所未有的难民潮问题上，皆受组织里日本官员的指挥。面对一片要求日本广泛参与国际事务的唿声，日本国会小心翼翼并不情愿地派遣了一支小规模的维持和平部队，这是日本战后首次派员参与海外事务。经过国会激烈辩论后，日本决定派遣非武装部队，以避免参与武装冲突。观察家终于明白大部分日本人对恢复日本作为“大国”感到厌恶。不过，少数政治领袖却认为日本恢复“正常国家”的时机已经来临。他们倡议更改宪法对军事的禁制，以迎合二十一世纪的现实。半世纪被压制的禁忌议题再次成为可能之事。
在新的形势下，日本人开始显示全新而更强的亚洲意识，甚至有些人对此称作日本的“亚洲化”。这个说法很难被取代。1985年，日本对美国的贸易额比对亚洲的高出三分之一，到了1993年情况却刚好相反，对亚洲的贸易额比对美国的多三分之一。日本在亚洲的投资如雨后春笋，跟东盟（ASEAN）及亚太经合组织（APEC）的合作亦对亚洲融合有所贡献。日本成为中国的最大贸易伙伴，而中国则是日本的第二大伙伴。在1981年到1991年之间，全球贸易的实质增长率为48%，但是日本以至整个东亚地区的增长却翻了一倍。在日本的院校，来自亚洲的留学生数目亦远远超越西方学生。
简言之，自我作这些演讲以来，日本人的世界观已彻底改变。我在1975年的演说中曾对300万日本人的海外经验表示惊讶，然而在1994年此数字已经上升至1,350万，当中的五分之四是游客。20年前我以杉田玄白、久米邦武、松本重治（卒于1989年）为例子，现在要为这三人选择继承者言之尚早，但肯定他们将会比前人更具备世界公民的特质。
最初是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副社长暨编辑米R.里亚姆‧布罗考女士（R. Miriam Brokaw）催促我把这些讲稿交予出版，我在此衷心感激她及其接任人把它们再度出版。
英文版初版序
值此美国庆祝立国200週年之际，我们正好乘此良机回顾日本200年来的变迁。200年前，日本是一个不发达的、与外部世界隔绝的小国。100年后，它决定根据西方模式改革制度，乃派遗居于领导层的大批精英分子广游西方，考察使列国富强的各种因素。为了表示近代化和国际化的意向，日本参加了1876年费城世纪博览会（The Philadelphia Centennial Exposition），当中陈列的展品给人深刻的印象，而且展览的规模和令人感兴趣的程度，几乎没有哪个参加国可以相比。那样优越的展览品，使一位作家承认：“我们惯于认为日本是没有文明的国家，或充其量只是半文明的国家。但我们却在这里发现充分的证据，证明日本闪耀的艺术光辉使欧洲最开化的国家也黯然失色。而欧洲国家是以艺术为骄傲和光荣的。认为艺术是自己高度文明的一个最值得骄傲的象征。”现在是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惨败后30年，而日本又成为世界上的大国之一，也是少数工业化的民主国家之一。
在这200年间，日本的世界观（对外部世界的看法）急剧转变，是不足为奇的，问题将在本书中集中讨论。日本从孤立中崛起，成为国际上举足轻重的国家，这对世界历史、尤其是美国历史，影响至大。在二十世纪，这一转变因日美双方的误解和各自的错误而被玷污，也被暴力战争打断了。美国也跟日本一样，在这同一时期成为了世界上的重要国家，美国对国际社会的看法，转变之巨，不亚于日本。
美国对日本的看法尤其反覆转变得厉害。在我国图书馆的书架上，敍述日本友好迷人而且富有异国风情的图书，和那些要提醒读者日本是侵略成性、粗暴易怒和不可信任的敌人的图书并排摆在一块。大战以后，日本实施军事攻击的危险性已经被淡忘了，不时一再出现的警告都不过说日本是个勤奋、没有幽默感和技艺惊人的经济对手。预言家也逐渐改变腔调，从强调日本丧失了对大陆和殖民地的控制则註定穷困，到强调日本靠勤俭也能生存；之后，再强调日本靠其经济不断繁荣兴旺，总有一天能雄霸天下。战后对这个新超级大国的种种称唿，混杂着乐观和沮丧情绪，见诸隐喻影射，就有例如以花朵盛开来暗示其脆弱性的，所以对于日本人自己从心情愉快一变而为意志消沉，也不必大惊小怪。
不过，日本人的世界观在思想和心理两方面有其深远的历史根源，这是新闻记者和空谈家所始料不及的；这些历史上的思想和心理因素多年来成为我的研究核心。我以为这些因素对了解近代日本和近代东亚是愈来愈重要的。直到近代，在日本人眼中，世界是分成等级的，他们倾向于把世界各国按其各自的地位和重要性来排列，这无疑是源于他们本身的社会结构和经验。我在以下几个演讲中利用一些特别令人感兴趣的人物的事业和观点，去探讨这个等级排列的变迁。近年来，大量书刊和论着问世，使我尤其感到要採用这种研究方法来进行集中讨论。不过，循着这样的途径对日本进行研究，尚属初创阶段，我希望我的论述能引起人们注意这种研究方法的价值及可行性。
本书是一部讲稿，但增补了一些事实、统计数字和篇目，以适应新近的发展和出版要求。
中文版初版序
本书的内容由三篇演讲组成。这三篇演讲是在十年前美国200週年国庆时发表的。那时我正想借国庆庆典的良机回顾一下200年间事物变迁的情况，适值普吉特海湾大学的朋友要求我以日本作为“布朗与哈利讲座”的讲题，于是我就决定了以200週年国庆的精神来探讨日本的世界观在过去两个世纪的变化。就我看来，日本在十八世纪从中国的巨大影响下脱颖而出，进入十九世纪，经过一连串全面改革，力求在国力和经济上与欧美各国并驾齐驱，到目前日本强大的经济力量和生产率已取代了过去的政治和军事势力。
为突出重点，我尽所能在以下三个时期──1770年代、1870年代和现代──各选出一位中心人物，他们的功业和生涯足以作为他们各自时代意识的缩影。这几位当选的人物当然不是“代表性的”，因为他们在当时并没有清醒地意识到临近的变革；然而，他们都察觉到自己所参与的变革，而且，他们也曾推动和加速这些变革；他们在年老的时候，可以检讨他们有生之年所目击的变革。我选择的1770年代的人物，是日本学习西方医学的先驱杉田玄白医生，他在50年后撰写的回忆录，把他那个时代日本翻译西方着作日益增长的倾向，和千多年前日本汉学勃兴的情况作了比较。1870年代我选中了久米邦武，他是出使西方国家的岩仓使团的书记官。该使团引人注目地长期游历西方，这是因为政府领导人想探求西方国家国力和组织上的秘密，为日本未来选择合适的制度做准备。久米也很长寿，他在半世纪后口述撰写回忆录时，目睹了大英帝国的没落。讽刺的是，他本人却成为被日本社会视为正统的“新神道民族主义”猜忌下的牺牲者。替1970年代选择象征性的人物加倍困难，因为日本由军国主义走向商业的和平主义的不规则进程尚在进行中。我所选择的人物是松本重治，他曾从事新闻工作、评论工作，及至成为国际机构的主持人。他的回忆录《上海时代》和新近问世的《近卫时代》，详细刊出了从未披露的史实。
在美国立国的200年间，世界各国都经历了惊人的变化，日本当然并不是唯一曾面对经历百年大变世界的国家。但我以为，这三个演讲可以说明日本人不论是个人或集体，对这些重要的变化认识并作出反应的速度皆是非比寻常的，我之所以选择杉田玄白和久米邦武作为中心人物，就是要把这点阐释明白。我想，有一天对中国提出同样的问题接着使用同样的方法，才令人感兴趣。例如可以把十八世纪时麦卡特尼勋爵（Lord Macartney）觐见干隆皇帝、郭嵩焘出使西方或者王韬留学外国作为对照。干隆给英国的着名答覆──中国并不需要任何英国产品和根本不用“奇巧之物”──当然是带点夸张的官腔。不难想像，当德川将军同样遇上一个新来的外国商人要求正式通商时，也会同样轻易作出傲慢的答覆。但两者之间重要的区别在于，清朝皇帝虽然未曾正式与西方“隔绝”，但无所作为，并不像日本人那样利用长崎的荷兰人驻地有系统地吸取西方知识，而且中国也没有像日本个别知识分子那样着迷于西方知识及其运用的人。在十九世纪当日本人到西方详细考察时，中国人也来到西方。但可以想像，此中的巨大区别莫过于：明治时代的政府高层领导人几乎半数曾亲身周游世界，使自己了解日本进行制度现代化时会遇到的各种大小问题，而相形之下，中国人离开国内的权位，则有招惹猜疑或不务正业之嫌的风险。直到二十世纪，区别仍然存在。日本在战争与战败的十多年间诚然与世界大势脱节，但一旦游历和观察的机会重现时，明治时代的范例也就再次出现，随而大量引进知识与技术，使偏处一方的日本转变为一个世界性的经济大国。相反，中国却退出国际市场，放弃西方技术，寻求自给自足与实行本土主义。当美国在1976年庆祝建国200週年时，中国这种可怕的行动已成强弩之末。在1980年代，这两个重要的东亚国家首次在平等与合作的基础上进行商谈和贸易，一个真正放眼于国际的世界观也许终会形成。
上述情况只不过预示将来可能有更全面的变化。如果这几个讲演能够对将来可能出现的事情和挑战提供参考资料，我之所得将极其丰硕。我对柳立言君承担本书的中文翻译深表谢意。我从1950年代初开始研究孙中山与日本的关系以来，中日关系一直是我的学术研究主题，我盼望看到中国读者对这本小书的反应。
中文版再版代序：从《日本的世界观》看詹逊史学
《日本的世界观》（Japan and Its World）是一本重要的小书。虽然其篇幅，不论英文版或中文版，只有薄薄的百多页，但却尽见马厄利尔‧詹逊（Marius B. Jansen）作为一代日本史大师的丰采。
詹逊治日本史富有个人特色。第一，他对日本史有整体看法，将人物、事件及着作都能巧妙放在适当的位置。从树木见树林，决不流于琐碎辩证或空谈阔论。第二，他将日本史放在东亚史及世界史的脉络加以梳理。对他而言，日本史不是孤独的发展，而是不断在与东亚及世界互动中形成。他对中日关系史尤为关注，亦是西方研究中日关系史的权威。第三，资料详实。他非常重视原始史料，擅长透过原着及政府档案作分析。他对西方及日本的学术着作了如指掌，包容各家之说如海纳百川，引用资料得心应手。第四，文字精炼。大学主修英语的他行文用字十分老练，寥寥数笔已能表达丰富意思及其幽默感。其文章不但典雅、自然、流畅，而且思路清晰，层次分明，可读性高。以上詹逊史学的主要特色在《日本的世界观》中均可窥见。
《日本的世界观》原本不是学术专书，而是一系列公开演讲的讲稿。因此它未有採用学术文章的格式，没有註释、艰深术语及冗长引文。这些演讲的对象并非其日本史的学生，而是一般美国人，故其内容浅白易明，而且令美国听众觉得跟他们的历史及所处的时代相关。
此书探讨近200年日本人的世界观所呈现的变化。詹逊以杉田玄白、久米邦武、松本重治三个历史人物为主线，分析德川中期、幕末明治初期及战后昭和期日本人如何重新认识世界及给自己定位。透过人物讲故事，从而带出历史的重要性正是詹逊史学的常用手法，其孙中山及坂本龙马的经典研究便是这方面的典范。
杉田玄白身处日本史上，日本人的世界观出现转移的关键时期。兰学的普及令日本知识分子明白日本、中国及印度（传统世界观的“三国”论述）只是地球中一小部分，而且日本的传统学问亦非金科玉律，在医学及自然科学的知识上远远落后于西洋诸国。杉田亲自目睹人体解剖后，发现中国医学有关内脏的知识不及兰医可靠。儒家传统的华夷之辨被质疑，日本人的世界视野从本土、亚洲扩展至全球，厌恶迂腐的旧思维，对新事物感到莫大兴趣。
若德川中期的世界观转移主要只是出现在知识分子身上，到了幕末明治初则已发展成全国性的思想甦醒。中国不但不再是学习的对象，甚至沦为亚洲近代化的反面教材及他者。日本努力向国际接轨，一团又一团向西方学习的官方及地方使团令人想起昔日的遣唐使。久米邦武便是出使西方最长时间的岩仓使团书记官，他亲自见证美欧的进步，并留下详尽记录，以供明治政府作改革参考。他将美国及欧洲列于国际秩序之首，亦是日本的模仿对象。他蔑视落后的中国，并耻与为伍。明治期全国上下一心求变，透过西式改革令日本摇身一变成为亚洲的新盟主及典范。
松本重治是昭和史的见证人及史家。战后日本从颓垣败瓦发展至经济大国及亚洲成功模式之一，亚洲各国纷纷向日本取经，连西方对日本的成就都给予高度评价。日本人重拾自信及民族自尊，感到已实现日本多年在发的大国梦。日本在经贸、科技及商业管理方面已在全球先端之列，不再像昔日般以与先进国对齐为目标。日本的成就刺激新民族主义，强调日本人如何优秀及独特的日本人论有很大市场。日本对美国及中国的关系变得复杂。对前者似近还远，对后者似远还近。在一片欢唿声中同时又隐藏不少隐忧，日本为其经济奇蹟付出了沉重社会成本。
《日本的世界观》出版后日本及世界均经历巨变。当今日本人的世界观如何？谁可作当今日本的代言人？日本人是否愈来愈有国际视野？还是回归民族主义？若詹逊仍在生，一定会亲自为此中文版再版写序，对上述问题给予精辟见解。现在只好由各读者自行思考。香港商务印书馆在2016年重印柳立言译的《日本的世界观》中文版，詹逊在彼方必然感到欣慰。
时光飞逝，我在华盛顿州塔科马（Tacoma）普吉特海湾大学的演讲已是20年前的事。演讲之际正值美国建国200週年，这亦早成过去。日本在1995年迎接迥然不同的週年纪念。首先，纪念日本帝国首次参与现代战争，并战胜大清帝国。1895年的《马关条约》成为日本致力跻身西方列强的第一步。对日本人而言，意义更重大的纪念是1945年的败战。经历半世纪的军国主义、战争及以天皇为中心的民族主义后，战后日本在强调主权在民，天皇是国家“象征”的新宪法下获得长治久安。昭和日皇裕仁在位62年后于1989年驾崩，日本人一边回首往事，一边迈步向前。
适逢时代交错，战后日本人身处的世界亦正迅速转变。苏联的突然解体令1945年以来的国际二元权力架构随之结束。美国对日政策亦出现变化，从昔日地域安全主导变成经济主导。日本的经济增长不再是亚洲的个别“神话”。身处亚洲周边沿海的韩国、台湾、香港及新加坡的经济均呈现高增长，而且开始影响泰国、马来西亚、印尼及其他东南亚国家。亚洲的经济增长在本世纪末冠绝全球。中国大陆虽然在政治上抗拒自由化，却放宽经济控制以吸收外国资金，估计它将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在中国沿岸省份的贸易和工业发展一日千里，但工厂烟囱排放的废气却将酸雨带到日本的森林。
美国亦不再一样了。它是世界唯一超级大国，但其国际影响力在战后数十年间不断下降。到了1980年代，美国惊人的赤字预算令它成为世上最大的负债国，而日本则跃升最大的债权国。日圆对美元持续升值，令日本在海外的投资火热，在亚洲尤其活跃，连美国亦有其投资。日本国内工资成本上涨，各大企业不得不在海外寻找廉价劳工及市场保障，而日本企业亦成为这些市场不可或缺的部分。不过，日本资金在美国房地产市场购入最上等的货色却招来美国人反感，不少日本人对此感到惊讶。
1991年，波斯湾战争显示邪恶独裁者无法继续在与强国对立中获利。美国先进的军事科技在这场战争大派用场，备受美国传媒的追捧。日本投入仅次于沙特阿拉伯的130亿美元资助却被冷待。东京政府在处理捐献上手法笨拙，被新闻界批评为“支票簿外交”。
冷战结束对日本国内政治有同等份量的冲击。自1956年成立后开始执政的自民党受到连串丑闻打击，威胁到它的认受性，求变之声随之四起。离党的成员纷纷成立小政党，与反对派日本社会党结盟，组成好几个短命而不稳定的联合政府。首个联合内阁由一位广受欢迎的前熊本县知事领导。他成功改革选举制度，务求把政府和人民拉近。虽然没有人能够对这些变革的成果抱有信心，但是停滞不前的政治秩序终于有改变迹象。意识形态随政治环境及世界事务而变迁。日本的社会党派人士在1994年摒弃大部分已坚持数十年的立场，与昔日对手自民党联合执政。各派政治人物皆希望政府能够回应诉求，但是政治不稳反而让官僚制度获得强化。官僚最喜欢诸多管制，无意下放权力。虽然有人认为日本已达转捩点，然而日本并不会迅速转变。因为商界、官僚及政府根深柢固的利益纠葛与态度，改变肯定只能按部就班及採取渐进式。
日本在国际事务的态度亦是如此。日本凭借经济力量在所有国际组织扮演主要角色，但是这些组织并未对此作结构改革。联合国在化解柬埔寨政治困局及处理非洲和东南亚前所未有的难民潮问题上，皆受组织里日本官员的指挥。面对一片要求日本广泛参与国际事务的唿声，日本国会小心翼翼并不情愿地派遣了一支小规模的维持和平部队，这是日本战后首次派员参与海外事务。经过国会激烈辩论后，日本决定派遣非武装部队，以避免参与武装冲突。观察家终于明白大部分日本人对恢复日本作为“大国”感到厌恶。不过，少数政治领袖却认为日本恢复“正常国家”的时机已经来临。他们倡议更改宪法对军事的禁制，以迎合二十一世纪的现实。半世纪被压制的禁忌议题再次成为可能之事。
在新的形势下，日本人开始显示全新而更强的亚洲意识，甚至有些人对此称作日本的“亚洲化”。这个说法很难被取代。1985年，日本对美国的贸易额比对亚洲的高出三分之一，到了1993年情况却刚好相反，对亚洲的贸易额比对美国的多三分之一。日本在亚洲的投资如雨后春笋，跟东盟（ASEAN）及亚太经合组织（APEC）的合作亦对亚洲融合有所贡献。日本成为中国的最大贸易伙伴，而中国则是日本的第二大伙伴。在1981年到1991年之间，全球贸易的实质增长率为48%，但是日本以至整个东亚地区的增长却翻了一倍。在日本的院校，来自亚洲的留学生数目亦远远超越西方学生。
简言之，自我作这些演讲以来，日本人的世界观已彻底改变。我在1975年的演说中曾对300万日本人的海外经验表示惊讶，然而在1994年此数字已经上升至1,350万，当中的五分之四是游客。20年前我以杉田玄白、久米邦武、松本重治（卒于1989年）为例子，现在要为这三人选择继承者言之尚早，但肯定他们将会比前人更具备世界公民的特质。
最初是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副社长暨编辑米R.里亚姆‧布罗考女士（R. Miriam Brokaw）催促我把这些讲稿交予出版，我在此衷心感激她及其接任人把它们再度出版。
马厄利尔‧詹逊（Marius B. Jansen）
1995年于普林斯顿
1995年于普林斯顿
英文版初版序
值此美国庆祝立国200週年之际，我们正好乘此良机回顾日本200年来的变迁。200年前，日本是一个不发达的、与外部世界隔绝的小国。100年后，它决定根据西方模式改革制度，乃派遗居于领导层的大批精英分子广游西方，考察使列国富强的各种因素。为了表示近代化和国际化的意向，日本参加了1876年费城世纪博览会（The Philadelphia Centennial Exposition），当中陈列的展品给人深刻的印象，而且展览的规模和令人感兴趣的程度，几乎没有哪个参加国可以相比。那样优越的展览品，使一位作家承认：“我们惯于认为日本是没有文明的国家，或充其量只是半文明的国家。但我们却在这里发现充分的证据，证明日本闪耀的艺术光辉使欧洲最开化的国家也黯然失色。而欧洲国家是以艺术为骄傲和光荣的。认为艺术是自己高度文明的一个最值得骄傲的象征。”现在是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惨败后30年，而日本又成为世界上的大国之一，也是少数工业化的民主国家之一。
在这200年间，日本的世界观（对外部世界的看法）急剧转变，是不足为奇的，问题将在本书中集中讨论。日本从孤立中崛起，成为国际上举足轻重的国家，这对世界历史、尤其是美国历史，影响至大。在二十世纪，这一转变因日美双方的误解和各自的错误而被玷污，也被暴力战争打断了。美国也跟日本一样，在这同一时期成为了世界上的重要国家，美国对国际社会的看法，转变之巨，不亚于日本。
美国对日本的看法尤其反覆转变得厉害。在我国图书馆的书架上，敍述日本友好迷人而且富有异国风情的图书，和那些要提醒读者日本是侵略成性、粗暴易怒和不可信任的敌人的图书并排摆在一块。大战以后，日本实施军事攻击的危险性已经被淡忘了，不时一再出现的警告都不过说日本是个勤奋、没有幽默感和技艺惊人的经济对手。预言家也逐渐改变腔调，从强调日本丧失了对大陆和殖民地的控制则註定穷困，到强调日本靠勤俭也能生存；之后，再强调日本靠其经济不断繁荣兴旺，总有一天能雄霸天下。战后对这个新超级大国的种种称唿，混杂着乐观和沮丧情绪，见诸隐喻影射，就有例如以花朵盛开来暗示其脆弱性的，所以对于日本人自己从心情愉快一变而为意志消沉，也不必大惊小怪。
不过，日本人的世界观在思想和心理两方面有其深远的历史根源，这是新闻记者和空谈家所始料不及的；这些历史上的思想和心理因素多年来成为我的研究核心。我以为这些因素对了解近代日本和近代东亚是愈来愈重要的。直到近代，在日本人眼中，世界是分成等级的，他们倾向于把世界各国按其各自的地位和重要性来排列，这无疑是源于他们本身的社会结构和经验。我在以下几个演讲中利用一些特别令人感兴趣的人物的事业和观点，去探讨这个等级排列的变迁。近年来，大量书刊和论着问世，使我尤其感到要採用这种研究方法来进行集中讨论。不过，循着这样的途径对日本进行研究，尚属初创阶段，我希望我的论述能引起人们注意这种研究方法的价值及可行性。
本书是一部讲稿，但增补了一些事实、统计数字和篇目，以适应新近的发展和出版要求。
马厄利尔‧詹逊
1979年于普林斯顿
1979年于普林斯顿
中文版初版序
本书的内容由三篇演讲组成。这三篇演讲是在十年前美国200週年国庆时发表的。那时我正想借国庆庆典的良机回顾一下200年间事物变迁的情况，适值普吉特海湾大学的朋友要求我以日本作为“布朗与哈利讲座”的讲题，于是我就决定了以200週年国庆的精神来探讨日本的世界观在过去两个世纪的变化。就我看来，日本在十八世纪从中国的巨大影响下脱颖而出，进入十九世纪，经过一连串全面改革，力求在国力和经济上与欧美各国并驾齐驱，到目前日本强大的经济力量和生产率已取代了过去的政治和军事势力。
为突出重点，我尽所能在以下三个时期──1770年代、1870年代和现代──各选出一位中心人物，他们的功业和生涯足以作为他们各自时代意识的缩影。这几位当选的人物当然不是“代表性的”，因为他们在当时并没有清醒地意识到临近的变革；然而，他们都察觉到自己所参与的变革，而且，他们也曾推动和加速这些变革；他们在年老的时候，可以检讨他们有生之年所目击的变革。我选择的1770年代的人物，是日本学习西方医学的先驱杉田玄白医生，他在50年后撰写的回忆录，把他那个时代日本翻译西方着作日益增长的倾向，和千多年前日本汉学勃兴的情况作了比较。1870年代我选中了久米邦武，他是出使西方国家的岩仓使团的书记官。该使团引人注目地长期游历西方，这是因为政府领导人想探求西方国家国力和组织上的秘密，为日本未来选择合适的制度做准备。久米也很长寿，他在半世纪后口述撰写回忆录时，目睹了大英帝国的没落。讽刺的是，他本人却成为被日本社会视为正统的“新神道民族主义”猜忌下的牺牲者。替1970年代选择象征性的人物加倍困难，因为日本由军国主义走向商业的和平主义的不规则进程尚在进行中。我所选择的人物是松本重治，他曾从事新闻工作、评论工作，及至成为国际机构的主持人。他的回忆录《上海时代》和新近问世的《近卫时代》，详细刊出了从未披露的史实。
在美国立国的200年间，世界各国都经历了惊人的变化，日本当然并不是唯一曾面对经历百年大变世界的国家。但我以为，这三个演讲可以说明日本人不论是个人或集体，对这些重要的变化认识并作出反应的速度皆是非比寻常的，我之所以选择杉田玄白和久米邦武作为中心人物，就是要把这点阐释明白。我想，有一天对中国提出同样的问题接着使用同样的方法，才令人感兴趣。例如可以把十八世纪时麦卡特尼勋爵（Lord Macartney）觐见干隆皇帝、郭嵩焘出使西方或者王韬留学外国作为对照。干隆给英国的着名答覆──中国并不需要任何英国产品和根本不用“奇巧之物”──当然是带点夸张的官腔。不难想像，当德川将军同样遇上一个新来的外国商人要求正式通商时，也会同样轻易作出傲慢的答覆。但两者之间重要的区别在于，清朝皇帝虽然未曾正式与西方“隔绝”，但无所作为，并不像日本人那样利用长崎的荷兰人驻地有系统地吸取西方知识，而且中国也没有像日本个别知识分子那样着迷于西方知识及其运用的人。在十九世纪当日本人到西方详细考察时，中国人也来到西方。但可以想像，此中的巨大区别莫过于：明治时代的政府高层领导人几乎半数曾亲身周游世界，使自己了解日本进行制度现代化时会遇到的各种大小问题，而相形之下，中国人离开国内的权位，则有招惹猜疑或不务正业之嫌的风险。直到二十世纪，区别仍然存在。日本在战争与战败的十多年间诚然与世界大势脱节，但一旦游历和观察的机会重现时，明治时代的范例也就再次出现，随而大量引进知识与技术，使偏处一方的日本转变为一个世界性的经济大国。相反，中国却退出国际市场，放弃西方技术，寻求自给自足与实行本土主义。当美国在1976年庆祝建国200週年时，中国这种可怕的行动已成强弩之末。在1980年代，这两个重要的东亚国家首次在平等与合作的基础上进行商谈和贸易，一个真正放眼于国际的世界观也许终会形成。
上述情况只不过预示将来可能有更全面的变化。如果这几个讲演能够对将来可能出现的事情和挑战提供参考资料，我之所得将极其丰硕。我对柳立言君承担本书的中文翻译深表谢意。我从1950年代初开始研究孙中山与日本的关系以来，中日关系一直是我的学术研究主题，我盼望看到中国读者对这本小书的反应。
马厄利尔‧詹逊
1986年5月于普林斯顿大学
1986年5月于普林斯顿大学
中文版再版代序：从《日本的世界观》看詹逊史学
《日本的世界观》（Japan and Its World）是一本重要的小书。虽然其篇幅，不论英文版或中文版，只有薄薄的百多页，但却尽见马厄利尔‧詹逊（Marius B. Jansen）作为一代日本史大师的丰采。
詹逊治日本史富有个人特色。第一，他对日本史有整体看法，将人物、事件及着作都能巧妙放在适当的位置。从树木见树林，决不流于琐碎辩证或空谈阔论。第二，他将日本史放在东亚史及世界史的脉络加以梳理。对他而言，日本史不是孤独的发展，而是不断在与东亚及世界互动中形成。他对中日关系史尤为关注，亦是西方研究中日关系史的权威。第三，资料详实。他非常重视原始史料，擅长透过原着及政府档案作分析。他对西方及日本的学术着作了如指掌，包容各家之说如海纳百川，引用资料得心应手。第四，文字精炼。大学主修英语的他行文用字十分老练，寥寥数笔已能表达丰富意思及其幽默感。其文章不但典雅、自然、流畅，而且思路清晰，层次分明，可读性高。以上詹逊史学的主要特色在《日本的世界观》中均可窥见。
《日本的世界观》原本不是学术专书，而是一系列公开演讲的讲稿。因此它未有採用学术文章的格式，没有註释、艰深术语及冗长引文。这些演讲的对象并非其日本史的学生，而是一般美国人，故其内容浅白易明，而且令美国听众觉得跟他们的历史及所处的时代相关。
此书探讨近200年日本人的世界观所呈现的变化。詹逊以杉田玄白、久米邦武、松本重治三个历史人物为主线，分析德川中期、幕末明治初期及战后昭和期日本人如何重新认识世界及给自己定位。透过人物讲故事，从而带出历史的重要性正是詹逊史学的常用手法，其孙中山及坂本龙马的经典研究便是这方面的典范。
杉田玄白身处日本史上，日本人的世界观出现转移的关键时期。兰学的普及令日本知识分子明白日本、中国及印度（传统世界观的“三国”论述）只是地球中一小部分，而且日本的传统学问亦非金科玉律，在医学及自然科学的知识上远远落后于西洋诸国。杉田亲自目睹人体解剖后，发现中国医学有关内脏的知识不及兰医可靠。儒家传统的华夷之辨被质疑，日本人的世界视野从本土、亚洲扩展至全球，厌恶迂腐的旧思维，对新事物感到莫大兴趣。
若德川中期的世界观转移主要只是出现在知识分子身上，到了幕末明治初则已发展成全国性的思想甦醒。中国不但不再是学习的对象，甚至沦为亚洲近代化的反面教材及他者。日本努力向国际接轨，一团又一团向西方学习的官方及地方使团令人想起昔日的遣唐使。久米邦武便是出使西方最长时间的岩仓使团书记官，他亲自见证美欧的进步，并留下详尽记录，以供明治政府作改革参考。他将美国及欧洲列于国际秩序之首，亦是日本的模仿对象。他蔑视落后的中国，并耻与为伍。明治期全国上下一心求变，透过西式改革令日本摇身一变成为亚洲的新盟主及典范。
松本重治是昭和史的见证人及史家。战后日本从颓垣败瓦发展至经济大国及亚洲成功模式之一，亚洲各国纷纷向日本取经，连西方对日本的成就都给予高度评价。日本人重拾自信及民族自尊，感到已实现日本多年在发的大国梦。日本在经贸、科技及商业管理方面已在全球先端之列，不再像昔日般以与先进国对齐为目标。日本的成就刺激新民族主义，强调日本人如何优秀及独特的日本人论有很大市场。日本对美国及中国的关系变得复杂。对前者似近还远，对后者似远还近。在一片欢唿声中同时又隐藏不少隐忧，日本为其经济奇蹟付出了沉重社会成本。
《日本的世界观》出版后日本及世界均经历巨变。当今日本人的世界观如何？谁可作当今日本的代言人？日本人是否愈来愈有国际视野？还是回归民族主义？若詹逊仍在生，一定会亲自为此中文版再版写序，对上述问题给予精辟见解。现在只好由各读者自行思考。香港商务印书馆在2016年重印柳立言译的《日本的世界观》中文版，詹逊在彼方必然感到欣慰。
吴伟明
香港中文大学比较日本学研究中心主任
2016年初春惊蛰之日
香港中文大学比较日本学研究中心主任
2016年初春惊蛰之日
图书试读
第一讲：1770年代对儒家秩序的挑战
任何人要以“日本200週年纪念”为题作系列演讲时，首先都得说明他打算纪念的事物。美国举行200週年国庆纪念时不必作此说明，因为1776年的重要性显而易见。几年前，日本也忙于举行百年庆典，他们所纪念的1868年明治维新显然是功垂史册的事件。对于1770年代的日本，我举不出如此鲜明的划时代事件。我现在于这里所讨论的，是日本人的世界观在1770年代开始发生决定性的转变。这种转变通常并不是跟某一宗大事件联系发生的；而是思想界和出版界发生的一系列大事件所带来的结果，从而为政治事件接踵而来扫清道路。
提出1770年代的重要性的并非只有我一人。几年前，唐纳德‧基恩（Donald Keene）教授在关于这个时代的日本人的着作中指出：“他们已进入新时代，这就是近代日本。他们发现了……一种新精神──充沛奋发、好奇、善于接受新鲜事物的新精神。”较近期，东京大学的历史学家芳贺彻教授也写道：“在1770年代中期，日本人的觉悟、思想方法以及理解力，都经历了深刻的变化。这变化的结果包括出版一部电力学着作和一部认定西方物理研究优于传统汉学的有关学问的书。最可以象征这种转变的，乃是杉田玄白医生于1771年亲临解剖一名被处决犯人尸体后所作的有名论断。解剖检验“青茶婆”的内脏结构，证明了一本荷兰解剖学的理论是正确的，而中国医书是错误的，即认为东方人的人体结构与西方人的不同，或人死后僵硬，其内脏乃易位的说法是错误的。杉田及其同事在返家途中，决定翻译那本解剖学着作。之后，他写道：“我们矢志要以实验来寻求事实。”1774年，他们出版了这部书的日文译本。从此开始了日本翻译书籍的时代。翌年，杉田撰写了一部题为《狂医言论》的对话体书，其中他显然以痛快的态度跟中国的整个文化传统处于对立地位。
这一事件对日本的世界观有深远的意义。这些行动对推翻传统的世界观不仅起了象征性的作用，而且起了原动力的作用。
为了说明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和此中变化的结果，必须首先讨论一下传统的世界观，特别是长期以来使日本依附于中国的因素。
任何人要以“日本200週年纪念”为题作系列演讲时，首先都得说明他打算纪念的事物。美国举行200週年国庆纪念时不必作此说明，因为1776年的重要性显而易见。几年前，日本也忙于举行百年庆典，他们所纪念的1868年明治维新显然是功垂史册的事件。对于1770年代的日本，我举不出如此鲜明的划时代事件。我现在于这里所讨论的，是日本人的世界观在1770年代开始发生决定性的转变。这种转变通常并不是跟某一宗大事件联系发生的；而是思想界和出版界发生的一系列大事件所带来的结果，从而为政治事件接踵而来扫清道路。
提出1770年代的重要性的并非只有我一人。几年前，唐纳德‧基恩（Donald Keene）教授在关于这个时代的日本人的着作中指出：“他们已进入新时代，这就是近代日本。他们发现了……一种新精神──充沛奋发、好奇、善于接受新鲜事物的新精神。”较近期，东京大学的历史学家芳贺彻教授也写道：“在1770年代中期，日本人的觉悟、思想方法以及理解力，都经历了深刻的变化。这变化的结果包括出版一部电力学着作和一部认定西方物理研究优于传统汉学的有关学问的书。最可以象征这种转变的，乃是杉田玄白医生于1771年亲临解剖一名被处决犯人尸体后所作的有名论断。解剖检验“青茶婆”的内脏结构，证明了一本荷兰解剖学的理论是正确的，而中国医书是错误的，即认为东方人的人体结构与西方人的不同，或人死后僵硬，其内脏乃易位的说法是错误的。杉田及其同事在返家途中，决定翻译那本解剖学着作。之后，他写道：“我们矢志要以实验来寻求事实。”1774年，他们出版了这部书的日文译本。从此开始了日本翻译书籍的时代。翌年，杉田撰写了一部题为《狂医言论》的对话体书，其中他显然以痛快的态度跟中国的整个文化传统处于对立地位。
这一事件对日本的世界观有深远的意义。这些行动对推翻传统的世界观不仅起了象征性的作用，而且起了原动力的作用。
为了说明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和此中变化的结果，必须首先讨论一下传统的世界观，特别是长期以来使日本依附于中国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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