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描述
《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写于1845年秋至1846年5月。当时马克思与恩格斯二人在布鲁塞尔会面，决定「共同钻研我们的见解、并「将我们从前的哲学信仰清算一下」。全书分成两卷，其主要内容是批判费尔巴哈、鲍威尔、施蒂纳等人的哲学观点。由于书报检查制度及其它种种原因，这部着作在马克思恩格斯生前只在《威斯特伐里亚汽船》杂志1847年的8月和9月号发表了第二卷第四章，其余手稿则惨遭「老鼠牙齿的批判」。全书直到1932年才以原文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証版第一部份第五卷。
第一卷第一章《费尔巴哈》是未完成的手稿。写于第一卷成书的不同时间。但就理论内容而言，该章具有独立的价值，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佔有重要的地位。马克思与恩格斯在此第一次系统地阐述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并据此对共产主义作了科学的论证。另外也分析费尔巴哈的唯心主义历史观，批判真正的社会主义或德国社会主义等各式哲学观点，表达对科学社会主义的认识，乃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着作之一。
第一卷第一章《费尔巴哈》是未完成的手稿。写于第一卷成书的不同时间。但就理论内容而言，该章具有独立的价值，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佔有重要的地位。马克思与恩格斯在此第一次系统地阐述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并据此对共产主义作了科学的论证。另外也分析费尔巴哈的唯心主义历史观，批判真正的社会主义或德国社会主义等各式哲学观点，表达对科学社会主义的认识，乃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着作之一。
著者信息
作者简介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
德国社会主义哲学家，国际无产阶级的领袖，与马克思同为近代共产主义的奠基者，共同参加国际工人协会（即第一国际）的领导工作。重要着作有《共产党宣言》、《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等。
卡尔‧马克思（Karl Marx）
德国政治哲学家及社会理论家，为第一国际的组织者、国际无产阶级的导师和领袖，穷其一生宣扬共产主义理念。于1848年与恩格斯撰写《共产党宣言》，另着有《资本论》、《一八四四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哥达纲领批判》等书。
译注者简介
孙善豪
政治大学政治系教授。德国柏林自由大学博士，研究主题包括马克思主义、德国唯心论哲学、西洋政治思想史、意识型态等。着有《回归政治》、《重返政治》、《批判与辨证─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论文集》。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
德国社会主义哲学家，国际无产阶级的领袖，与马克思同为近代共产主义的奠基者，共同参加国际工人协会（即第一国际）的领导工作。重要着作有《共产党宣言》、《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等。
卡尔‧马克思（Karl Marx）
德国政治哲学家及社会理论家，为第一国际的组织者、国际无产阶级的导师和领袖，穷其一生宣扬共产主义理念。于1848年与恩格斯撰写《共产党宣言》，另着有《资本论》、《一八四四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哥达纲领批判》等书。
译注者简介
孙善豪
政治大学政治系教授。德国柏林自由大学博士，研究主题包括马克思主义、德国唯心论哲学、西洋政治思想史、意识型态等。着有《回归政治》、《重返政治》、《批判与辨证─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论文集》。
图书目录
导论
编译凡例
原始手稿
附录Ⅰ 《德意志意识型态》第一卷序言原始手稿
附录Ⅱ 费尔巴哈题纲
附录Ⅲ 马克思与恩格斯大事年表
译註
编译凡例
原始手稿
附录Ⅰ 《德意志意识型态》第一卷序言原始手稿
附录Ⅱ 费尔巴哈题纲
附录Ⅲ 马克思与恩格斯大事年表
译註
图书序言
中译导读（节录）
马克思是在1818年出生的。时当中国的满清嘉庆廿三年。三年之后（1821年），道光皇帝即位。当马克思1883年过世的时候，光绪皇帝即位九年，中国由慈禧太后执政。恩格斯比马克思晚两年生、晚十二年过世（1895年，光绪廿一年）。他们虽然生在德国、长在德国，但是，第一，这个「德国」是很歧义的，第二，他们的后半生，其实都不在德国。
「德国」作为一个民族国家，是在1864年普丹战争（当时马克思46岁，滞留伦敦十五年）、1866年普奥战争（当时马克思48岁，滞留伦敦17年。次年，《资本论》出版）、1871年普法战争（当时马克思53岁，滞留伦敦22年。两年后，1873年，《资本论》第二版出版）三次战争之后成立的。12年后，马克思过世。换言之，在马克思生前的大半时间，「德国」（Deutschland）或「德意志的」（deutsche）这个字眼，所指涉的，并不是目前（21世纪）所惯常指涉的那个对象。反而，只是个（中世纪封建制度下）邦国林立的区域。当时德国大概有三种主要政治势力，一是以俾士麦为首的贵族地主阶级，一是新兴的资产阶级，一是随着资产阶级而出现的无产阶级。一如黑格尔的描述，贵族地主是「土地佔有者等级」中「有教养的部分」，他们形成「实体性的等级」，具有「巩固的实体性地位」，要求的是「确保需要能够满足」。资产阶级则是「市民社会中不稳定（bewegliche）的方面」，这个等级中的「个人」都要靠「自己、自己的活动」才能获得和享受些什么，因此他们有一种「自我感」（Selbstgefühl），并且会要求「自由与秩序」。相较于贵族地主阶级之「较倾向服从」，这个阶级则「较倾向自由」。这两个阶级之间的冲突，把新兴的无产阶级带上政治斗争舞台、成为双方争取的关键势力。例如，俾士麦就施展两手策略，一方面以《社会党人法》禁止国内的社会主义运动，一方面则拉拢拉萨尔（Ferdinand Lassalle）的全德工人协会（Allgemeiner Deutscher Arbeiterverein, ADAV）推行国家社会主义， 甚至也曾试图与马克思取得某种和解。
德国的资产阶级与资本主义的发展，固然也十分迅速（所以会有1848年的法兰克福制宪会议），但是，和目前一般对 “Made in Germany” 那种「高品质」的印象相反，当时德国经济毋宁是某种「山寨版经济」。所以马克思与恩格斯会嘲笑德国的「惯常方式」是「大量生产仿冒品、降低品质、原料不实、伪造商标、买空卖空、空头支票以及毫无现实基础的信用制度。」（本书p.2, 8）与此相适应的，德国思想界原本由黑格尔所建立起来的整幢思想大厦，随着他1831年（当时马克思十三岁）的过世，骤然倾颓。代之而起的是各种批判以及所谓「超越」黑格尔的哲学。马克思与恩格斯讥笑这是个「绝对精神的腐烂过程」：「当最后一点生命的火花熄灭后，这个残渣（caput mortuum）的各个组成部分就分解了，它们重新组合，形成了新的实体。那些迄今一直以剥削绝对精神维生的『哲学工业家们』，现在都扑向了这些新的组合物。每个人都竭尽所能地推销他所分得的那一份。」对于这些「哲学的吹牛大王」，《共产党宣言》批评说：他们的工作只是「把法国的新思想和他们的哲学旧良心给调和起来」、是「把自己的哲学谈论方式（Redensarten）硬塞进法国理论 [的发展] 里去」。（MEW4: 485, 486）换言之，对马克思与恩格斯来说，当时德国各种新兴的哲学，其实不过是「山寨版」的法国思想。或者，借用金庸《天龙八部》里鸠摩智「外少林而内小无相功」为喻，则当时德国哲学毋宁是「外法国而内黑格尔」：他们「没有任何一个人曾经（哪怕只是试图）对黑格尔体系进行全面的批判」、亦即：「没有一个想到要去问问德国哲学和德国现实之间的关联、问问他们的批判和他们自己的物质环境之间的关联。」
马克思是在1843年（被迫）离开这个封建势力垄罩下、资产阶级刚兴起、而思想界一片混乱的德国的。迎向他的，主要是法国与英国：在那里，法国（至少）在1789年的大革命中完成了资产阶级革命，而英国甚至早在1642-51内战中就已完成了。与此相伴随的，是大规模的工业生产与新型的社会组织方式，以及新的学问：政治经济学。
据马克思自述，他在1842-43年间，作为《莱茵报》的编辑，首次遇到了「要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这个「从哲学到政治经济学」的「思想转向」，几乎是与马克思「从德国到莱茵河左岸」的「人身转向」同时发生的：1843年，他被迫离开了德国，开始在巴黎、布鲁塞尔与伦敦之间展开了他的流亡生涯。
在这个流亡过程中，马克思不仅身体离开了德国，而且思想也离开了：走向唯物论（虽然这个转向发生得更早）。只是：他仍然以德国为念。不仅他最后的代表作《资本论》，虽然在英国写就、但在1867年仍以德文在汉堡出版、而且还警告它的德国读者：〔换个名字，〕「这说的正是阁下的事」（De te fabula narratur）：──显然这部着作是写给德国人看的。而且，即使他流亡初期，身体上挥别了德国，也不能在思想上忘情于德国，所以，他一方面毅然决然地从黑格尔唯心论出走、进入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一方面又从哲学的方面回头批判他的那些落在后面的所谓「新黑格尔主义者」。这种类似柏拉图洞穴譬喻中那位返回洞穴的哲学家的立场，可能正是马克思在「进步的西方」与「落后的德国」之间、在「唯物论」与「唯心论」之间所採取的立足点。因此，在这个意义上，由于本书《德意志意识型态》正是在流亡初期写的，所以当然可以说：本书是马克思思想「转折」的标志之一──不过未必可以像阿图色（L. Althusser）那样夸大成「断裂点」。
本书是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大约1845-46年间合写的、也是两人在1844年巴黎订交之后，继1844-45年出版的《神圣家族》（Die heilige Familie）后，第二部（或最后一部）合写的着作。 与后者不同的是：第一，本书并非由马克思与恩格斯各自撰写若干篇章后集成，而（似乎）是由两人共同撰写。第二，本书并未完成、并未出版， 甚至书名也并未确定。这或许是因为：本书其实并非由一个设想完整的写作计画而来，而是由于《神圣家族》出版之后，并没有得到预期的重视，反而，《韦刚德季刊》（Widgand’s Vierteljahrsschrift）第三卷（1845）刊出了两篇布鲁诺（Bruno）与史蒂纳（Stirner）的文章， 这些文章对《神圣家族》嗤之以鼻、不屑一顾，因而引起马克思与恩格斯之愤慨，决心与此辈断绝关系，于是针对这些青年黑格尔派一一加以驳斥。这些驳斥文章逐渐扩大、深入，浸然有一发不可收拾之势，于是，原本可能只是对「《神圣家族》之批判」的回应或再批判，现在成了一本专书。只是，这本专书始终没有取得一个系统的形式。
换言之，本书其实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被视为《神圣家族》的「续篇」：不仅讨论范围几乎一致，而且写作时间也相距无几。但是，有趣的就是：当马克思在十多年后回顾自己的思想历程时，对已出版的《神圣家族》只字不提，反而一本未出版、未完成的着作，却用了许多文字追忆。这其间是否有什么道理？
以「常理」（commom sense）度之，仅仅在一两年间就完全地改变了对事物的「观点」（Ansicht），这是颇难以想像的（因为这毋宁需要较长时间的酝酿）。但是短期间选择或发明了另外的「说法」（Darstellung）来把某些事情「说出来」（dar-zu-stellen），这倒是完全合乎情理的。本书之于《神圣家族》，情况可能就是如此。亦即，马克思与恩格斯似乎是试图在《神圣家族》提出了许多论战式的、甚至情绪性的激烈批评之后，要以更精确、更为系统性的「说法」，来把他们的主张说得更明确。而由于对马克思来说，「对现实作科学的铺陈」愈来愈成为他日后专心致力之所在，所以，本书的这种异于《神圣家族》的努力与企图（虽然它们因为外在因素而未能完成），才使得他在十余年后回忆起来的时候，不是回忆起已出版的《神圣家族》，而是本书。
本书确实首倡了（initiiert）若干命题或概念，它们不仅有其确定内容（亦即其「概念性」Begrifflichkeit），而且也在马克思后来的着作中重现身影。例如「不是意识规定生活，而是生活规定意识」，就在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里重新表述为：「不是人们的意识规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规定他们的意识。」或是「自由联合起来的个人」，则在《资本论》里表述为「自由人联合体」、而「无产者的佔有，则必须使一大群生产工具臣服于每一个个人之下」（本书p.88）则被表述为「『社会生活过程』的样貌（Gestalt）、即『物质的生产过程』的样貌，如果要揭开它自己的神秘面纱，那么它就必须作为『自由地组成社会』的人之『产物』、而处于他们『有意识的而合于计划的控制』之下。」......等等。
凡此，都多少说明或证明了本书在马克思思想发展或转折中的关键位置。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说明或证明，都是以马克思后来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为根据，才「由后往前」（MEW23:89）得出的。反过来说就是：若干在本书中所发展出来的概念，未必在马克思后来的思想发展中取得重要的或明显的位置。但是或许也正因为如此，所以它们之在本书中的（某种意义上「横空出世」式的、独立的）出现，才使得本书格外引起后学者的注意。关于这些概念，为了避免引起太过广泛的争议（这其实也是本译本的原初目的），在此只提出两点，一是「共产主义」，一是「唯物史观」。
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当然是一位共产主义者。但是他却在着作中甚少（如果不是完全没有）像这里一样去形象地描绘共产主义。即使本书中马克思最完整的书写，就是关于共产主义的部分。（本书p.39-40）但是在那里，马克思所论述的，其实主要就是共产主义的「条件」。甚至，在写完了一大段「这种异化……」之后，还是要利用狭小的空白处写下：
一如很少描绘共产主义，马克思也绝少使用「史观」（geschichtliche Auffassung, 或Geschichtsauffassung）、「唯物史观」（Materialistische Geschichts-auffassung）这些概念。但是这些概念确实是在本书中首先提出的。（本书p.32, 46…etc.）。可能由于本书中提出了财产制度发展的几个阶段（本书 p.16ff），加上马克思后来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提及了「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等几个「可以看作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以至于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纷纷试图为这种「史观」填充「确定的」内容：不仅例如考茨基（K. Kautsky）试图以此概念为名写成专着，而且例如史达林，也以此名目「钦定」了「历史唯物论」（相对于「辩证唯物论」作为普遍理论）的五阶段论。以致后来各种「庸俗的马克思主义」都以「唯物史观」为其基本。
但是，只要阅读本书，一定就会知道：所谓「史观」，即使在恩格斯的说法里，它的「作用」也「只是考察历史、简化历史材料的整理、指出历史材料的各个层次之间的顺序」，而「绝不──像哲学那样──提供一个配方或图式，好据以删改各个历史时期。」换言之，所谓「史观」，在马克思或恩格斯那里，重音都不读在「史」，而在「观」（或「唯物观」）：它并不是针对「历史」、甚至也并不是从历史中归纳出某些法则（以便据此宣称自己是「科学的」）。反而，「观」之所以为「观」，在于一种方法论上的反省，亦即反对以唯心论的方式去理解世界，反而主张以唯物论的方式。
马克思是在1818年出生的。时当中国的满清嘉庆廿三年。三年之后（1821年），道光皇帝即位。当马克思1883年过世的时候，光绪皇帝即位九年，中国由慈禧太后执政。恩格斯比马克思晚两年生、晚十二年过世（1895年，光绪廿一年）。他们虽然生在德国、长在德国，但是，第一，这个「德国」是很歧义的，第二，他们的后半生，其实都不在德国。
「德国」作为一个民族国家，是在1864年普丹战争（当时马克思46岁，滞留伦敦十五年）、1866年普奥战争（当时马克思48岁，滞留伦敦17年。次年，《资本论》出版）、1871年普法战争（当时马克思53岁，滞留伦敦22年。两年后，1873年，《资本论》第二版出版）三次战争之后成立的。12年后，马克思过世。换言之，在马克思生前的大半时间，「德国」（Deutschland）或「德意志的」（deutsche）这个字眼，所指涉的，并不是目前（21世纪）所惯常指涉的那个对象。反而，只是个（中世纪封建制度下）邦国林立的区域。当时德国大概有三种主要政治势力，一是以俾士麦为首的贵族地主阶级，一是新兴的资产阶级，一是随着资产阶级而出现的无产阶级。一如黑格尔的描述，贵族地主是「土地佔有者等级」中「有教养的部分」，他们形成「实体性的等级」，具有「巩固的实体性地位」，要求的是「确保需要能够满足」。资产阶级则是「市民社会中不稳定（bewegliche）的方面」，这个等级中的「个人」都要靠「自己、自己的活动」才能获得和享受些什么，因此他们有一种「自我感」（Selbstgefühl），并且会要求「自由与秩序」。相较于贵族地主阶级之「较倾向服从」，这个阶级则「较倾向自由」。这两个阶级之间的冲突，把新兴的无产阶级带上政治斗争舞台、成为双方争取的关键势力。例如，俾士麦就施展两手策略，一方面以《社会党人法》禁止国内的社会主义运动，一方面则拉拢拉萨尔（Ferdinand Lassalle）的全德工人协会（Allgemeiner Deutscher Arbeiterverein, ADAV）推行国家社会主义， 甚至也曾试图与马克思取得某种和解。
德国的资产阶级与资本主义的发展，固然也十分迅速（所以会有1848年的法兰克福制宪会议），但是，和目前一般对 “Made in Germany” 那种「高品质」的印象相反，当时德国经济毋宁是某种「山寨版经济」。所以马克思与恩格斯会嘲笑德国的「惯常方式」是「大量生产仿冒品、降低品质、原料不实、伪造商标、买空卖空、空头支票以及毫无现实基础的信用制度。」（本书p.2, 8）与此相适应的，德国思想界原本由黑格尔所建立起来的整幢思想大厦，随着他1831年（当时马克思十三岁）的过世，骤然倾颓。代之而起的是各种批判以及所谓「超越」黑格尔的哲学。马克思与恩格斯讥笑这是个「绝对精神的腐烂过程」：「当最后一点生命的火花熄灭后，这个残渣（caput mortuum）的各个组成部分就分解了，它们重新组合，形成了新的实体。那些迄今一直以剥削绝对精神维生的『哲学工业家们』，现在都扑向了这些新的组合物。每个人都竭尽所能地推销他所分得的那一份。」对于这些「哲学的吹牛大王」，《共产党宣言》批评说：他们的工作只是「把法国的新思想和他们的哲学旧良心给调和起来」、是「把自己的哲学谈论方式（Redensarten）硬塞进法国理论 [的发展] 里去」。（MEW4: 485, 486）换言之，对马克思与恩格斯来说，当时德国各种新兴的哲学，其实不过是「山寨版」的法国思想。或者，借用金庸《天龙八部》里鸠摩智「外少林而内小无相功」为喻，则当时德国哲学毋宁是「外法国而内黑格尔」：他们「没有任何一个人曾经（哪怕只是试图）对黑格尔体系进行全面的批判」、亦即：「没有一个想到要去问问德国哲学和德国现实之间的关联、问问他们的批判和他们自己的物质环境之间的关联。」
马克思是在1843年（被迫）离开这个封建势力垄罩下、资产阶级刚兴起、而思想界一片混乱的德国的。迎向他的，主要是法国与英国：在那里，法国（至少）在1789年的大革命中完成了资产阶级革命，而英国甚至早在1642-51内战中就已完成了。与此相伴随的，是大规模的工业生产与新型的社会组织方式，以及新的学问：政治经济学。
据马克思自述，他在1842-43年间，作为《莱茵报》的编辑，首次遇到了「要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这个「从哲学到政治经济学」的「思想转向」，几乎是与马克思「从德国到莱茵河左岸」的「人身转向」同时发生的：1843年，他被迫离开了德国，开始在巴黎、布鲁塞尔与伦敦之间展开了他的流亡生涯。
在这个流亡过程中，马克思不仅身体离开了德国，而且思想也离开了：走向唯物论（虽然这个转向发生得更早）。只是：他仍然以德国为念。不仅他最后的代表作《资本论》，虽然在英国写就、但在1867年仍以德文在汉堡出版、而且还警告它的德国读者：〔换个名字，〕「这说的正是阁下的事」（De te fabula narratur）：──显然这部着作是写给德国人看的。而且，即使他流亡初期，身体上挥别了德国，也不能在思想上忘情于德国，所以，他一方面毅然决然地从黑格尔唯心论出走、进入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一方面又从哲学的方面回头批判他的那些落在后面的所谓「新黑格尔主义者」。这种类似柏拉图洞穴譬喻中那位返回洞穴的哲学家的立场，可能正是马克思在「进步的西方」与「落后的德国」之间、在「唯物论」与「唯心论」之间所採取的立足点。因此，在这个意义上，由于本书《德意志意识型态》正是在流亡初期写的，所以当然可以说：本书是马克思思想「转折」的标志之一──不过未必可以像阿图色（L. Althusser）那样夸大成「断裂点」。
本书是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大约1845-46年间合写的、也是两人在1844年巴黎订交之后，继1844-45年出版的《神圣家族》（Die heilige Familie）后，第二部（或最后一部）合写的着作。 与后者不同的是：第一，本书并非由马克思与恩格斯各自撰写若干篇章后集成，而（似乎）是由两人共同撰写。第二，本书并未完成、并未出版， 甚至书名也并未确定。这或许是因为：本书其实并非由一个设想完整的写作计画而来，而是由于《神圣家族》出版之后，并没有得到预期的重视，反而，《韦刚德季刊》（Widgand’s Vierteljahrsschrift）第三卷（1845）刊出了两篇布鲁诺（Bruno）与史蒂纳（Stirner）的文章， 这些文章对《神圣家族》嗤之以鼻、不屑一顾，因而引起马克思与恩格斯之愤慨，决心与此辈断绝关系，于是针对这些青年黑格尔派一一加以驳斥。这些驳斥文章逐渐扩大、深入，浸然有一发不可收拾之势，于是，原本可能只是对「《神圣家族》之批判」的回应或再批判，现在成了一本专书。只是，这本专书始终没有取得一个系统的形式。
换言之，本书其实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被视为《神圣家族》的「续篇」：不仅讨论范围几乎一致，而且写作时间也相距无几。但是，有趣的就是：当马克思在十多年后回顾自己的思想历程时，对已出版的《神圣家族》只字不提，反而一本未出版、未完成的着作，却用了许多文字追忆。这其间是否有什么道理？
以「常理」（commom sense）度之，仅仅在一两年间就完全地改变了对事物的「观点」（Ansicht），这是颇难以想像的（因为这毋宁需要较长时间的酝酿）。但是短期间选择或发明了另外的「说法」（Darstellung）来把某些事情「说出来」（dar-zu-stellen），这倒是完全合乎情理的。本书之于《神圣家族》，情况可能就是如此。亦即，马克思与恩格斯似乎是试图在《神圣家族》提出了许多论战式的、甚至情绪性的激烈批评之后，要以更精确、更为系统性的「说法」，来把他们的主张说得更明确。而由于对马克思来说，「对现实作科学的铺陈」愈来愈成为他日后专心致力之所在，所以，本书的这种异于《神圣家族》的努力与企图（虽然它们因为外在因素而未能完成），才使得他在十余年后回忆起来的时候，不是回忆起已出版的《神圣家族》，而是本书。
本书确实首倡了（initiiert）若干命题或概念，它们不仅有其确定内容（亦即其「概念性」Begrifflichkeit），而且也在马克思后来的着作中重现身影。例如「不是意识规定生活，而是生活规定意识」，就在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里重新表述为：「不是人们的意识规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规定他们的意识。」或是「自由联合起来的个人」，则在《资本论》里表述为「自由人联合体」、而「无产者的佔有，则必须使一大群生产工具臣服于每一个个人之下」（本书p.88）则被表述为「『社会生活过程』的样貌（Gestalt）、即『物质的生产过程』的样貌，如果要揭开它自己的神秘面纱，那么它就必须作为『自由地组成社会』的人之『产物』、而处于他们『有意识的而合于计划的控制』之下。」......等等。
凡此，都多少说明或证明了本书在马克思思想发展或转折中的关键位置。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说明或证明，都是以马克思后来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为根据，才「由后往前」（MEW23:89）得出的。反过来说就是：若干在本书中所发展出来的概念，未必在马克思后来的思想发展中取得重要的或明显的位置。但是或许也正因为如此，所以它们之在本书中的（某种意义上「横空出世」式的、独立的）出现，才使得本书格外引起后学者的注意。关于这些概念，为了避免引起太过广泛的争议（这其实也是本译本的原初目的），在此只提出两点，一是「共产主义」，一是「唯物史观」。
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当然是一位共产主义者。但是他却在着作中甚少（如果不是完全没有）像这里一样去形象地描绘共产主义。即使本书中马克思最完整的书写，就是关于共产主义的部分。（本书p.39-40）但是在那里，马克思所论述的，其实主要就是共产主义的「条件」。甚至，在写完了一大段「这种异化……」之后，还是要利用狭小的空白处写下：
一如很少描绘共产主义，马克思也绝少使用「史观」（geschichtliche Auffassung, 或Geschichtsauffassung）、「唯物史观」（Materialistische Geschichts-auffassung）这些概念。但是这些概念确实是在本书中首先提出的。（本书p.32, 46…etc.）。可能由于本书中提出了财产制度发展的几个阶段（本书 p.16ff），加上马克思后来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提及了「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等几个「可以看作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以至于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纷纷试图为这种「史观」填充「确定的」内容：不仅例如考茨基（K. Kautsky）试图以此概念为名写成专着，而且例如史达林，也以此名目「钦定」了「历史唯物论」（相对于「辩证唯物论」作为普遍理论）的五阶段论。以致后来各种「庸俗的马克思主义」都以「唯物史观」为其基本。
但是，只要阅读本书，一定就会知道：所谓「史观」，即使在恩格斯的说法里，它的「作用」也「只是考察历史、简化历史材料的整理、指出历史材料的各个层次之间的顺序」，而「绝不──像哲学那样──提供一个配方或图式，好据以删改各个历史时期。」换言之，所谓「史观」，在马克思或恩格斯那里，重音都不读在「史」，而在「观」（或「唯物观」）：它并不是针对「历史」、甚至也并不是从历史中归纳出某些法则（以便据此宣称自己是「科学的」）。反而，「观」之所以为「观」，在于一种方法论上的反省，亦即反对以唯心论的方式去理解世界，反而主张以唯物论的方式。
图书试读
Ⅰ 费尔巴哈
正如德国的意识型态家们 所宣告的，德国近几年经历了一场空前的变革。（以施特劳斯〔Strauß〕 为滥觞的）黑格尔体系的腐烂过程，发展成了一个世界性的骚动，而把所有「过去的力量」都给牵拖了进来。在这个普遍的混乱中，一些强大的王国建立了，以便又立刻倾覆；群雄一时并起，以便马上又被更勇敢、更强悍的对手丢回到黑暗之中。这是一场革命，相形之下，法国大革命直如儿戏；这是一场世界斗争，在它面前，亚历山大的继承人（Diadochen）之间的斗争微不足道。原则与原则相互排挤、思想英雄们纷至沓来，其速度之快，前所未闻。在1842-45这三年之间，德国清掉的东西，比通常的（sonst）三个世纪还多。
所有这些，大概〔据说〕（soll…haben）都是在「纯粹思想」中发生的。
但无论如何，这是一个有趣的事件：绝对精神的腐烂过程。当最后一点生命的火花熄灭后，这个残渣（caput mortuum） 的各个组成部分就分解了，它们重新组合，形成了新的实体 。那些迄今一直以剥削绝对精神维生的「哲学工业家们」，现在都扑向了这些新的组合物 。每个人都竭尽所能地推销他所分得的那一份。没有竞争可不行。起初，这种竞争还相当循规蹈矩（bürgerlich und solide）。后来，当德国市场转移了（überführt war） 、而即使再怎么努力也无法使商品在世界市场上受到青睐的时候，勾当就按照德国惯常的方式而败坏了（verdorben wurde）〔，其方式是〕：大量生产仿冒品 、降低品质、原料不实、伪造商标（Verfälschung der Etiquetten）、买空卖空、空头支票以及毫无现实基础的信用制度。竞争变成了残酷的斗争，而这个斗争现在却被吹嘘（angespriesen）和构筑成了一个「世界史 的」变革、一个产生了无比重大成果和成就的东西。
为了正确地评价这种「哲学的市场叫卖」（它甚至在正直的德国市民胸中唤起了一种舒畅的民族情感）、为了揭露F小家子气（Kleinlichkeit）和地域狭隘性，尤其是为了揭露「这些英雄们的真正功绩」和「对这些功绩的幻想」之间令人哭笑不得的（tragikomischen）对比，所以，就必须从德国以外的立场，来好好看一下这整场喧嚣吵嚷。
正如德国的意识型态家们 所宣告的，德国近几年经历了一场空前的变革。（以施特劳斯〔Strauß〕 为滥觞的）黑格尔体系的腐烂过程，发展成了一个世界性的骚动，而把所有「过去的力量」都给牵拖了进来。在这个普遍的混乱中，一些强大的王国建立了，以便又立刻倾覆；群雄一时并起，以便马上又被更勇敢、更强悍的对手丢回到黑暗之中。这是一场革命，相形之下，法国大革命直如儿戏；这是一场世界斗争，在它面前，亚历山大的继承人（Diadochen）之间的斗争微不足道。原则与原则相互排挤、思想英雄们纷至沓来，其速度之快，前所未闻。在1842-45这三年之间，德国清掉的东西，比通常的（sonst）三个世纪还多。
所有这些，大概〔据说〕（soll…haben）都是在「纯粹思想」中发生的。
但无论如何，这是一个有趣的事件：绝对精神的腐烂过程。当最后一点生命的火花熄灭后，这个残渣（caput mortuum） 的各个组成部分就分解了，它们重新组合，形成了新的实体 。那些迄今一直以剥削绝对精神维生的「哲学工业家们」，现在都扑向了这些新的组合物 。每个人都竭尽所能地推销他所分得的那一份。没有竞争可不行。起初，这种竞争还相当循规蹈矩（bürgerlich und solide）。后来，当德国市场转移了（überführt war） 、而即使再怎么努力也无法使商品在世界市场上受到青睐的时候，勾当就按照德国惯常的方式而败坏了（verdorben wurde）〔，其方式是〕：大量生产仿冒品 、降低品质、原料不实、伪造商标（Verfälschung der Etiquetten）、买空卖空、空头支票以及毫无现实基础的信用制度。竞争变成了残酷的斗争，而这个斗争现在却被吹嘘（angespriesen）和构筑成了一个「世界史 的」变革、一个产生了无比重大成果和成就的东西。
为了正确地评价这种「哲学的市场叫卖」（它甚至在正直的德国市民胸中唤起了一种舒畅的民族情感）、为了揭露F小家子气（Kleinlichkeit）和地域狭隘性，尤其是为了揭露「这些英雄们的真正功绩」和「对这些功绩的幻想」之间令人哭笑不得的（tragikomischen）对比，所以，就必须从德国以外的立场，来好好看一下这整场喧嚣吵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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