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序言
序(节录)
(第一卷)第一版序言
我把这部着作的第一卷交给读者。这部着作是我1859年发表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续篇。初篇和续篇相隔很久,是由于多年的疾病一再中断了我的工作。
前书的内容已经在本卷第一章作了概述。这样做不仅是为了联贯和完整,叙述方式也改进了。在情况许可的范围内,前书只是略略提到的许多论点,这里都作了进一步的阐述;相反地,前书已经详细阐述的论点,这里只略略提到。关于价值理论和货币理论的历史的部分,现在自然完全删去了。但是前书的读者可以在本书第一章的注释中,找到有关这两种理论的历史的新资料。
万事开头难,每门科学都是如此。所以本书第一章,特别是分析商品的部分,是最难理解的。其中对价值实体和价值量的分析,我已经尽可能地做到通俗易懂。以货币形式为完成形态的价值形式,是极无内容和极其简单的。然而,两千多年来人类智慧对这种形式进行探讨的努力,并未得到什么结果,而对更有内容和更复杂的形式的分析,却至少已接近于成功。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已经发育的身体比身体的细胞容易研究些。并且,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而对资产阶级社会说来,劳动产品的商品形式,或者商品的价值形式,就是经济的细胞形式。在浅薄的人看来,分析这种形式好像是斤斤于一些琐事。这的确是琐事,但这是显微解剖学所要做的那种琐事。
因此,除了价值形式那一部分外,不能说这本书难懂。当然,我指的是那些想学到一些新东西、因而愿意自己思考的读者。
物理学家是在自然过程表现得最确实、最少受干扰的地方观察自然过程的,或者,如有可能,是在保证过程以其纯粹形态进行的条件下从事实验的。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到现在为止,这种生产方式的典型地点是英国。因此,我在理论阐述上主要用英国作为例证。但是,如果德国读者看到英国工农业工人所处的境况而伪善地耸耸肩膀,或者以德国的情况远不是那样坏而乐观地自我安慰,那我就要大声地对他说:这正是说的阁下的事情!
问题本身并不在于资本主义生产的自然规律所引起的社会对抗的发展程度的高低。问题在于这些规律本身,在于这些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并且正在实现的趋势。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
撇开这点不说。在资本主义生产已经在我们那里完全确立的地方,例如在真正的工厂里,由于没有起抗衡作用的工厂法,情况比英国要坏得多。在其他一切方面,我们也同西欧大陆所有其他国家一样,不仅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且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发展。除了现代的灾难而外,压迫着我们的还有许多遗留下来的灾难,这些灾难的产生,是由于古老的、陈旧的生产方式以及伴随着它们的过时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还在苟延残喘。不仅活人使我们受苦,而且死人也使我们受苦。死人抓住活人!
德国和西欧大陆其他国家的社会统计,与英国相比是很贫乏的。然而它还是把帷幕稍稍揭开,使我们刚刚能够窥见幕内美杜莎的头。如果我国各邦政府和议会像英国那样,定期指派委员会去调查经济状况,如果这些委员会像英国那样,有全权去揭发真相,如果为此能够找到像英国工厂视察员、编写《公共卫生》报告的英国医生、调查女工童工受剥削的情况以及居住和营养条件等等的英国调查委员那样内行、公正、坚决的人们,那么,我国的情况就会使我们大吃一惊。柏修斯需要一顶隐身帽来追捕妖怪。我们却用隐身帽紧紧遮住眼睛和耳朵,以便有可能否认妖怪的存在。
决不要在这上面欺骗自己。正像18世纪美国独立战争给欧洲中等阶级敲起了警钟一样,19世纪美国南北战争又给欧洲工人阶级敲起了警钟。在英国,变革过程已经十分明显。它达到一定程度后,一定会波及大陆。在那里,它将採取较残酷的还是较人道的形式,那要看工人阶级自身的发展程度而定。所以,现在的统治阶级,撇开其较高尚的动机不说,他们的切身利益也迫使他们除掉一切可以由法律控制的、妨害工人阶级发展的障碍。因此,我在本卷中还用了很大的篇幅来叙述英国工厂立法的历史、内容和结果。一个国家应该而且可以向其他国家学习。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但是它能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
为了避免可能产生的误解,要说明一下。我决不用玫瑰色描绘资本家和地主的面貌。不过这里涉及的人,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我的观点是把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解为一种自然史的过程。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同其他任何观点比起来,我的观点是更不能要个人对这些关系负责的。
在政治经济学领域内,自由的科学研究遇到的敌人,不只是它在一切其他领域内遇到的敌人。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材料的特殊性质,把人们心中最激烈、最卑鄙、最恶劣的感情,把代表私人利益的复仇女神召唤到战场上来反对自由的科学研究。例如,英国高教会派宁愿饶恕对它的三十九条信纲中的三十八条信纲进行的攻击,而不饶恕对它的现金收入的三十九分之一进行的攻击。在今天,同批评传统的财产关系相比,无神论本身是一种很小的过失。但在这方面,进步仍然是无可怀疑的。以最近几星期内发表的蓝皮书《就工业和工联问题同女王陛下驻外使团的信函往来》为例。英国女王驻外使节在那里坦率地说,在德国,在法国,一句话,在欧洲大陆的一切文明国家,现有的劳资关系的变化同英国一样明显,一样不可避免。同时,大西洋彼岸的北美合众国副总统威德先生也在公众集会上说:在奴隶制废除后,资本关系和土地所有权关系的变化会提到日程上来!这是时代的标志,不是用紫衣黑袍遮掩得了的。这并不是说明天就会出现奇迹。但这表明,甚至在统治阶级中间也已经透露出一种模煳的感觉:现在的社会不是坚实的结晶体,而是一个能够变化并且经常处于变化过程中的有机体。
这部着作的第二卷将探讨资本的流通过程(第二册)和总过程的各种形式(第三册),第三卷即最后一卷(第四册)将探讨理论史。
任何的科学批评的意见我都是欢迎的。而对于我从来就不让步的所谓舆论的偏见,我仍然遵守伟大的佛罗伦萨人的格言:走你的路,让人们去说罢!
导读(节录)
《资本论》的版本、系谱、争议与当代价值:纪念《资本论》第一卷出版一百五十週年
万毓泽(国立中山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
一、「嗨!我又回来了!」
马克思作品受重视的程度,大致与经济的兴衰呈现「负」相关。十年来陆续出现的次贷危机、欧债风暴、国际政治经济动盪,乃至全球日益严重的社会经济不平等及其引发的「另类全球化」(altermondialisation)运动,都直接、间接使马克思的《资本论》(再度)成为学术、政治与社会运动界关注的对象。举例来说,各种社群媒体使用者经常转发或评论知名马克思主义地理学者David Harvey的线上《资本论》课程。又如2007─8年金融危机时,《资本论》甚至成为德国的畅销书和圣诞礼品。当时德国还出版了一本热销的漫画马克思传记,书名是《嗨!我又回来了!》(Grüß Gott! Da bin ich wieder!),相当传神地表达了晚近的马克思热。最有意思的,或许是2015年的威尼斯双年展。该年主题是「全世界的未来」(All the World’s Futures),在六个半月的展期内,策展人Okwui Enwezor邀请艺术家到现场朗读三卷《资本论》,并策划了一系列与《资本论》有关的活动。Enwezor说,「我把马克思带来双年展,因为他正在对今天的我们说话」(Favilli, 2016: xvii)。
台湾也有类似的现象。近几年来,从左翼视角针砭资本主义体制的着作,如Thomas Piketty的《二十一世纪资本论》(Piketty, 2014)和Harvey的《资本社会的十七个矛盾》(Harvey, 2016)都引起不少读者的注意;2014年Piketty来台的访问甚至座无虚席,尽管我在当时也指出「他的研究取径与理论架构和马克思几乎没有共通之处,《二十一世纪资本论》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资本论》的延续或更新」(万毓泽,2014)。但可惜的是,一般读者对《资本论》本身的兴趣似乎不大。
台湾解严前后,对马克思的研究已逐渐不再是禁忌,民间及学界也开始引进「西马」、「新马」、「后马」等各种思潮。马克思的《资本论》中译本就是在这个氛围下,由时报文化出版公司在1990年引进台湾。但三十年下来,仍保留在学院内的马克思学说已显得贫弱苍白。社会科学界大概已没有任何学科会指定学生阅读《资本论》或马克思完整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即使是将马克思视为「古典三大家」(或四大家)之一的社会学,通常也只要求学生阅读《资本论》第一卷的一小部分,了解「价值」、「使用价值」、「商品拜物教」、「原始积累」等概念。马克思呈现的主要面目,是一个对资本主义扭曲人性发出不平之鸣的「异化」理论家,或对无所不在的「商品拜物教」进行文化批判的哲学家,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却缺席了。要求学生通读《资本论》三卷的学科或课程,恐怕绝无仅有(学生私下组织的读书会不在此限,包括笔者大学时代参加的社团)。
今年五月,加拿大约克大学(York University)主办了「150年后的《资本论》」国际研讨会,讨论《资本论》的当代价值。会议主题包括《资本论》在全球的扩散与继受、《资本论》的政治意涵、超越劳动与资本、新的批判基础、拓展《资本论》的批判、未来社会的要素、过去与现在的资本主义等。这些主题充分反映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丰富内涵及深远影响:除了对批判当代资本主义提供源源不绝的思想资源外,还能为我们思考「资本主义以外或以后的社会」带来启发。本文希望尽可能全面地阐述《资本论》的写作历程、版本、结构与方法、战后知识系谱、核心议题等问题,一方面纪念《资本论》第一卷出版一百五十週年,一方面也为其定位,从中挖掘其当代价值。
二、到《资本论》之路:马克思的写作历程、版本及恩格斯的贡献
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历时数十年。1843年底开始,他陆续在巴黎、布鲁塞尔、曼彻斯特密集研究政治经济学,留下1843─45年笔记(巴黎笔记)、1845─47年笔记(布鲁塞尔笔记)和1845年7─8月笔记(曼彻斯特笔记);1850年起,在伦敦继续进行研究,留下1850─53年笔记(伦敦笔记)及针对经济危机问题的1857─58年笔记(危机笔记)。这些笔记,收录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二版(Marx-Engels-Gesamtausgabe,一般简称MEGA²)的第四部分「摘录、笔记和旁注」(Exzerpte, Notizen, Marginalien),是了解马克思思想发展的珍贵资料。
除了笔记外,更重要的是MEGA²的第二部分「《资本论》及其准备着作」(Das Kapital und Vorarbeiten),共15卷19册,收录了(1)1857─1867年以《资本论》为主轴的手稿(最知名的是1857─1858年、1861─1863年和1863─1865年的「三大手稿」)及1867─1882年为《资本论》二、三卷撰写的手稿;(2)马克思生前出版的《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及其修订本(第二版)、修订稿,和马克思亲自校订的法文译本;(3)马克思逝世后,经恩格斯修订的《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三版、英文版、德文第四版)、恩格斯编辑出版的《资本论》二、三卷,以及恩格斯的编辑稿。马克思的经济学笔记、手稿、编辑出版历程及收录在MEGA²的状况见表一(可参考如徐洋,2014、2016;李锐,2014;张钟朴,2012;Heinrich, 2010, 2016;Hecker, 2010;Roth, 2010;Musto, 2010a;Anderson, 2010)。
目前学术界大致认为,要完整了解及评估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必须将马克思正式出版的着作和未出版的手稿视为一个逐步开展、修正、深化的整体(Krätke, 2005)。从这个角度来看,《资本论》不是一部已经完成的封闭体系,而是一组庞大、开放的手稿及着作群。这并非偶然,因为马克思的自我要求极高,习于不断改写、修订自己的字句。举两个例子:1880年6月27日,他在给荷兰工运活动家纽文胡斯(Ferdinand Domela Nieuwenhuis,1846─1919)的信中说:「在目前条件下,《资本论》的第二卷(按:这里的「第二卷」指的是后来恩格斯编辑出版的《资本论》二、三卷)在德国不可能出版,这一点我很高兴,因为恰恰是在目前某些经济现象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因而需要重新加以研究」(Marx, 2009g: 449)。1881年12月,他在妻子过世及病况加剧的「双重残废」(Marx, 1971b: 239)的打击下,甚至还在信件中表示希望「像目前如果换种情况本来会做的那样,改写(umarbeiten)这本书(按:《资本论》第一卷)」(Marx, 1971a: 238,中译略有修改)。
以下简要回顾一下1867年9月《资本论》第一卷出版后的状况。
第一卷出版后,马克思几乎立刻重新投入工作,包括修订第一卷的法文版(1872─75)和德文第二版(1873),包括在1871年12月到1872年1月间写了目前仍无英译和中译的〈《资本论》第一版的补充和修改〉(Ergänzungen und Veränderungen zum ersten Band des “Kapitals”)(收录于MEGA²第二部分第六卷)(Lietz, 2014);此外,他还继续撰写、修订二、三卷的手稿,临终前还在编辑第一卷德文第三版,逝世后才由恩格斯接手编辑工作。1868年起,马克思最关心的其中几个经济理论课题是货币、信用和银行体系,这显然与他在1866年经历的严重金融危机有关(Krätke, 2005: 150)。他在《资本论》第一卷也对这场危机留下了纪录:
「这次危机在1866年5月爆发,这是以伦敦一家大银行的破产为信号的,继这家银行之后,无数在金融上进行欺诈的公司也接着倒闭了。遭殃的伦敦大生产部门之一是铁船制造业。这一行业的巨头们在繁荣时期不仅无限度地使生产过剩了,而且由于他们误认为信用来源会照样源源不绝,还接受了大宗的供货合同。现在,一种可怕的反作用发生了,而且直到目前,1867年3月底,还在伦敦其他工业部门继续发生」(卷一,页643)。
此外,马克思自1870年代起,越来越留意资本主义新兴大国美国(尤其是其工商业、农业、劳动状况)以及后进的俄国(特别是其土地所有制和农村公社的演变)。简言之,马克思生命的最后十五年,他仍然「怀着相同的热情投入工作,就跟第一卷出版前的十五年一样」(Krätke, 2005: 146)。这挑战了过去常见的看法:「完成《资本论》第一卷后,马克思基本上停止了对资本主义发展的思考」(Cole, 1954: 300,转引自Roberts, 2017: 12n)。
据此,我同意Heinrich(2010: 121)的见解:MEGA²第二部分的问世,「不仅证明《资本论》是一个开放的体系,而且它的一些基本理论和概念也有待进一步完善,例如经济危机理论、银行和金融理论等」。此外,Roth(2010: 57,中译略有修改)的建议也值得考虑:我们应考察马克思如何试图使自己的经济学研究「成为他1870年代后期和1880年代广泛开展的法学史、民族学、地质学、化学、数学研究的一部分」。
马克思过世后,恩格斯利用生命最后的十二年,完成《资本论》了第一卷第三、四版和《资本论》第二、三卷的编辑,对马克思学说的流传与系统化功不可没。在整理第二卷的手稿时,恩格斯在信件中留下这样动人的文字:「这需要花费不少的劳动,因为像马克思这样的人,他的每一个字都贵似金玉。但是,我喜欢这种劳动,因为我又和我的老朋友在一起了」(Engels, 2009a: 509)。
恩格斯强调将自己的编辑工作是「编成一个尽可能真实的文本,即尽可能用马克思自己的话来表述马克思新得出的各种成果。只是在绝对不可避免的地方,并且在读者一点也不会怀疑是谁在向他说话的地方,我才加进自己的话」(卷三,页893)。但根据现有对MEGA²的研究,他的编辑工作其实分成几类:调整原文的编排方式、提高某些段落的价值(例如将注释改为正文)、扩充原文(如加入自己的话、补充历史资料)、删除原文、精简原文、修饰原文(如加入连接句、删除重复句)、修正原文(如订正术语、数字、引文)等(Vollgraf and Jungnickel, 2002: 42-3)。一般情况下,这些改动有助于表达马克思的思路,但某些改动则有待商榷。目前较受注意的,是第三卷与「利润率趋向下降的规律」有关的几章,恩格斯在其中某些段落加入了自己的见解,影响了后人对马克思危机理论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