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译事三难,信为最难。难就难在谬误之不可避免。无数译者在序言或后记中说自己水准有限,错误在所难免,其实并非谦辞,毕竟我们不过都是凡人。首先是理解的偏差。如果说文学阅读时,人们尚且会说「一千个人有一千个哈姆雷特」,那么哲学翻译时,作品内容之深刻,语句之繁复,皆是妨害译者修成正果的业障。至于有些段落连母语人士都感觉佶屈聱牙、令人费解,身为译者的我们就只能见仁见智了。所以译者的视野直接决定了原作与译者「视野融合」的品质,而文本意义的实现正有赖于此。然则书籍翻译又是个十分漫长的过程,译者不是机器,很难一直保持相同的状态,有时或许下笔如有神助,有时则是旬月踌躇,难见寸功。而译者的身体条件更是译本品质的保证。
再则德语乃是表音文字,语言之基即在字母的排列顺序,往往一个字母的增减竟成意义之迥异与语法之殊别。谨举两例,Bürgen(担保)与Bürger(公民),两者的差别只在最末的字母;而konnten(能够的过去时)与knnten(能够的虚拟式)则仅仅是通过两个点来承载一个很重要的语法资讯。西方哲学长于分析其实与其语言大有关系,而译者虽然均在目的语上浸淫多年,但仍需克服自傲心理,面对西文文本时必须慎之又慎,不可想当然耳。谨慎也是译者克服上述所有问题必有的态度。纵然谬误如物理学上的误差般不可避免,译者仍要认真做好每个细节,争取最大限度接近真值。
尼采此书文字恣肆,才情非凡,嬉笑怒骂,词深人天,细读来竟有些「非汤武而薄周孔」的意思。然则其人生于西方「原罪」文化之中,每受德国唯心主义与辩证法薰陶,兼采英国心理学与进化论之长,以语源学为解牛之刀,更有卓然不群之志,遂成此鞭辟入里之文字。译者本人才气不足,不敢存并驾齐驱之奢望,唯愿勤能补拙,为我国读者奉献一诚意之作。所幸对于翻译者而言,当今时代正是最好的时代。以前从事翻译的老先生,经常为查找一个人名地名而耗去很多光阴与精力,而如今全球化与网上电子资源的发展,却让这一切都变得很容易,所以如今的我们没有理由不翻译得比前人更准确更详实。是故凡是本书所涉人名和地名,若Pütz版已给出注释,则按Pütz版翻译,若没有,则认真求索,全部给出相关注释,尤其注重与尼采本人以及上下文之关联。而所涉引言,则首先一定先去寻找已有的中译本,找到相关文字出处,并参照德文译出,特别是相关的章节目次按已有中译本的构架给出,方便读者按图索骥。至于尼采本人的引言,则全部依照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笺注本尼采着作全集」的翻译,略有修改。另外,本书的翻译同时还参考了三联版周红老师与漓江版谢地坤老师的译本,周老师文字轻快流畅,谢老师平实质朴,均给了我很多启发,在此谨表谢忱!同时也向尼采所引文献的所有中译本译者表示感谢!
如果海德格尔所言不差,那么「谢」(danken)与「思」(denken)当是同源,我们有了感激之思方有感激之言。其实在我们说出谢意之前,就已经先行谢过了。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本极耗心血与思考的译作,其实正是为感激而生的。
梁钖江
经年累月足不出户之日于上海
导读 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生于1844年10月15日(清道光二十四年),生肖属龙,天秤座,因与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同天生日,故被父亲取名为弗里德里希。他的出生地是德国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的吕岑市(Lützen)附近的小村庄洛肯(Röcken),该地距离莱比钖只有大约20分钟的车程,当时尚属于普鲁士王国的萨克森行省。萨克森地区人文毓秀,是宗教改革运动的发源地,自马丁路德开风气之先,精神与思想上的民主化运动由此展开,故而代代人才荟萃,英杰辈出,很多德国历史名城与文化重镇也都坐落于此。新教也因此在当地广有影响,尼采的祖父和父亲两代均是路德宗的牧师。遗憾的是,在尼采5岁的时候,他的父亲就去世了,母亲带着他和妹妹搬到瑙姆堡(Naumburg)与祖母以及两位未婚的姑妈生活在一起。
他天资聪颖,很早就展现出语言和音乐上的天赋,10岁的时候就已经创作出第一批诗作和音乐作品。14岁进入瑙姆堡附近的舒尔普福尔塔高级中学(Schulpforta)学习。该校是萨克森公爵为培养新教后备力量而建立的选帝侯中学,长期拥有很高的声望,德国启蒙运动的重要诗人克洛普施托克(Friedrich Gottlieb Klopstock)、哲学家费希特(Johann Gottlieb Fichte)以及德国史学巨匠兰克(Leopold Ranke)均毕业于此。在学校里,他成绩出色,闲暇时继续尝试作曲并创作诗歌,其关于古典时代的思考与设想也应该肇始于此。
尼采生前主要被视作一位出色的古典语文学者(Altphilologe),这首先与他的大学专业以及随后的职业相关联。他于1864年进入古典语文学重镇——波恩大学学习古典语文学和新教神学,当时大学里两位古典语文学教授之间发生了争执,尼采恰好也对波恩的大学生活不满意,遂跟随里彻尔教授(Friedrich Ritschl)于1865年来到了莱比钖,并成为了后者的得意门生。对于尼采来说,里彻尔近乎于某种父亲的角色,而后来则是瓦格纳(Richard Wagner)扮演了这一角色。正是在里彻尔的推荐下,在1869年,在尚未完成博士学业以及尚未取得教师资格的情况下,年仅二十五岁的尼采就已经在瑞士巴塞尔大学取得了古典语文学的“非常规教授”资格(außerordentlicher Professor,大约相当于现在的副教授),其任职演讲的题目为《荷马与古典语文学》。在1870年3月,正式成为“常规教授”(正教授),主要教授索福科勒斯、赫西俄德、柏拉图对话、诗韵学以及拉丁碑铭学等。
来到瑞士之后,他主动放弃了普鲁士国籍,此后终生为“无国籍人士”。但当普法战争爆发之后,他还是自愿加入普鲁士军队,担任军队里的医护人员,并因此感染上了严重的痢疾与白喉。从1871年开始,他个人的健康不断恶化,头痛与眼疾使得他不得不经常暂时性中断教学活动,前往瑞士或义大利等地休假旅行,但依然无济于事。于是在1879年,他被迫放弃了在巴塞尔大学的教职。在接下来的10年间,他主要是作为自由职业的哲学家流连于欧洲南部的威尼斯、热那亚、尼斯等多地。而人际关系上的危机,例如在1882年向露•安德莉亚斯•莎乐美(Lou Andreas-Salomé)求婚未果等问题,都给他在精神上带来了较大的负面影响。1889年,在义大利都灵,他突然精神错乱,其具体病因至今不明。他被母亲带回瑙姆堡照料,在母死后,又由妹妹接到魏玛照顾,但其精神状态一直没有好转。1900年8月25日(清光绪二十六年),尼采在魏玛逝世,享年56岁。
尼采虽然是古典语文学者出身,但后来的思想发展让他越来越多地将自己理解为一位哲人或是“自由思想者”。其哲学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在第一阶段,他主要受到了叔本华与瓦格纳的强烈影响,并凭借着《悲剧的诞生》(1872年)完成了由一位古典语文学者向“哲人”的关键性突破。这部着作乍看之下虽然依然以希腊悲剧为研究物件的古典语文学着作,但实际上尼采打破了所有语文学的基本标志:没有註脚、没有原文引文、没有二手材料的引述,他也因此遭到了老师里彻尔和同窗维拉莫维茨-穆伦多夫(U. von Wilamowitz-Moellendorff)等人的批评,但此时的尼采其实已经对语文学“心不在焉”。从前“我注六经”的语文学者开始融会其他领域的知识,做更加深入的研究,打通文献与生命之间的壁垒,开启了“六经注我”的思想人生。他将古希腊悲剧和瓦格纳的乐剧看作是两种自然艺术本能冲动的融合,即日神冲动与酒神冲动。
一方面他将日神冲动类比于梦境,它代表了美丽的外观、代表了完满与克制;另一方面,他将酒神冲动解释为醉境,即超越所谓的个体原则而进入到某种“万物同一”的神秘主义体验。但是,后来兴起的苏格拉底式的精神总是试图从理智层面上把握存在的实质,并将因果律看作为存在与生命的主线,因此逐渐摧毁了古希腊的悲剧。而在四卷本的《不合时宜的沉思》(1873-1876年)中,尼采强烈地批判了他的时代与同时代的人,希望自己的哲学能够对未来产生更大的影响。在第一篇《施特拉斯——告白者与作家》中,他批判了新教神学家斯特劳斯的“知识庸人性”。而在第二篇《历史学对于生活的利与弊》中,尼采则对19世纪特别繁荣的历史学进行了揭露,指出了它的歧义性。第三篇与第四篇的标题分别为《教育者叔本华》和《瓦格纳在拜罗伊特》,作为两人的门徒与崇拜者,尼采接受了叔本华将“意志”视作世界的超验原则的说法,但并没有出于解脱的目的而否定“意志“。
在尼采哲学的第二阶段,他开始从对叔本华和瓦格纳的崇拜中解放出来,并逐渐成为一名犀利的批评者与所谓的“自由精神”,其基本倾向开始向着实证主义靠拢。而1878年发表的《人性的、太人性的》上卷也公开了他与瓦格纳之间早已存在的分歧,并在后来进一步发展成为一种激进的反浪漫主义态度(参见1888年《瓦格纳事件》)。在这一阶段,尼采尝试去揭露人类的价值与判断方式,因此在他看来,“自由精神者”不应该朝向唯心主义发展,而是应该进行“颠覆的价值判断”,揭示人类的自我欺骗,揭穿幻想和偏见的局限性(参见《人性的、太人性的》下卷)。他也放弃了早期的散文风格,转而採用了形式更为自由的格言体。他向世人证明,他就是虚无主义的代言人。他认为,在整个的西方哲学史中,最高价值的废弃成为了最重要的历史事件。自柏拉图以降,超验的理念(即神性)一直在西方哲学中充当着最高价值的角色,它们被认为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独立存在,而现在,它们失去了它们的有效性。而这一丧失有效性的过程被尼采总结为:“上帝死了!”在1881年发表的《朝霞》中,他正式开始了对于“道德”的批判,并随后写出了一系列的文字:如1882年的《快乐的科学》等。
第三阶段乃是尼采真正阐述自身哲学的阶段。从1883年开始,他的名着《扎拉图斯特拉如是说》陆续发表,他将这本书称为“一本为所有人又不为任何人所写之书”,他认为这是一本“人类所能拥有的最深刻书籍”。全书共分四卷,在1883年至1885年间撰写完成。从这部着作开始,尼采开始提倡所谓的“超人”,即超越了上帝与人类的状态,并通过“权力意志”、“永恆复归”以及“重估一切的价值”等观点清晰地表达出自己的哲学理念。除了这些他哲学所拥护和肯定的东西之外,他的哲学还有另外一半,即那些他试图去否定的东西。从1886年的《善恶的彼岸》开始,他尝试对到目前为止的各种最高价值进行重估,并将研究的焦点从传统的道德与形而上意义上的善恶对立转移到未来,即“善恶的彼岸”。在他看来,到目前为止,人类要么在此案世界要么在彼岸世界寻找其目标,并因此困在了所谓的“人性的、太人性的”状态中不可自拔,而通过他的“非道德主义”,尼采试图帮助人们克服和摆脱这一状态。而一年之后,1887年,另外一本内容上与之密切相关的着作出版,它就是《道德的谱系》。
尼采将《道德的谱系》的副标题定为“一篇论战檄文”,其含义不言而喻,他带着狂热的求真意志,挑衅性地向着传统的基督教道德与禁欲主义发起冲击,试图揭示道德的本来面目,誓要将这个世界的真相彻彻底底地展现在世人的面前。全书由一篇“前言”和三个章节组成。从语言风格上来看,他没有採用他在第二阶段经常使用的格言形式,而是进行了较长篇幅的系统性论述,对社会学、历史学以及心理学方面的主题展开讨论。尼采并不是像一般的道德哲学家那样试图建立某种道德学说,而是试图重构特定价值观的历史发展与心理前提。他并不是要指导人们如何行动,而是试图澄清,为什么人类会相信自己或者他人应该按照一定的方式去行动。正如《道德的谱系》前言第6节所言:
现在让我们大声把它说出来,这个新要求:我们必须批判道德的价值,必须首先对这些道德价值本身的价值提出疑问——此外,还必须对这些价值得以产生、发展及其重心得以发生偏移(道德被视作结果、症状、面具、伪善 、疾病、误解;但道德也会被视作原因、解药、兴奋剂、阻碍和毒药)的条件与情况加以认识。到目前为止,这样的一种认识既不存在,甚至也没有得到人们的渴求。
尼采的批评从前言中对人类认识有限性的洞见就开始了:我们并不清楚自己究竟如何,因为我们一无认识自己的欲望(现代人类自我反思性的缺乏),二无认识自己的能力(我们无法进行正确的道德判断),而后者很大程度上要归结于道德意涵在现代社会中的扭曲。尼采通过语源学的研究试图证明,道德上的“善”和“好”在原初意义上就是与高贵的人(贵族)联系在一起的,是那些高贵者首先确定了善与恶的标准并且创造了价值。尼采认为,“善”最初并非天然与“利他”等属性联系在一起的,而是来源于社会阶层差别。但是在社会上层,同时也存在武士阶层与祭司阶层的相互对立。武勇且强健的武士阶层秉持的是“好”与“坏”的价值方式,即认为自身是“好”的,而下层人士则被认为是“坏的”。而这种价值判断来自于保持等级差别的激情,这在尼采看来也是一切道德最本质的东西。武士阶层的道德前提是强健的体魄以及所有以保持体魄健康为条件的战争、冒险、狩猎、竞赛等。其代表就是古罗马人。而虚弱无力但又聪明狡诈的祭司阶层却选择了仇视一切战争和强健的价值方式,他们的虚弱无力领他们对武士阶层的强健武勇产生了“妒忌”和“仇恨”,因为“怨恨”而产生了系统化的复仇行为,即贬低其对手的价值,并用自己的价值取而代之,他们不主张区别“好”与“坏”,而是要区别“善”与“恶”。
与武士不同,祭司们不以自身为出发点,而是以敌人为出发点,即首先确定对手是“恶”的,因此自己就是“善”的。其代表就是犹太人。由于犹太人被罗马人所征服,其富有战斗力的武士阶层早已被消灭,但犹太人的祭司阶层却得到了保留,而正是这些高度祭司化的犹太人用基督教颠覆了罗马人的价值方式,把“软弱无力”当作了“善”,因此尼采将其称为“道德上的奴隶起义”。需要指出的是,我们不能简单地说“好与坏”与“善与恶”两种价值方式的对立就是“主人道德”与“奴隶道德”之间的对立,因为尼采在全书中只是使用了“奴隶道德”,但从未使用过“主人道德”一词。所谓“主人道德”当是后世研究者提炼的,而这种提炼方式本身似乎也有问题。
在第二章里,尼采试图证明,所有到的范畴与价值设定,例如良知、责任等,都诞生于刑罚和鲜血之中,因为人类的整个道德体系就起源于债务关系,即买家与卖家、债务人与债权人之间的原始人际关系,相关的斟酌、衡量与估价从一开始就烙印在人的道德感觉中。在这一章节中,尼采为我们展示了一条主线,即从一种近乎动物的生民到拥有罪欠意识的人的这样一条大线索,而这条大线索的各个部分则是善于忘却的生民到有记忆的人到能承诺的人再到欠债的人最后到有罪欠意识的人。但是这条线索绝非单线发展,意即绝非在任意两点之间都是逻辑必然的推导,相反,在这条大线索之外,刑罚作为一条隐秘线索总是在每个阶段都介入于这个环节之中。但是刑罚对人和动物所起的作用并不是让人“变好”,而只是变得“驯服”,它增加了恐惧感,深化了机心巧诈和对欲望的控制。
在这里,尼采充分展现出他的辩证思想,即从同一个事物身上同时可以推论出黑与白。一方面刑罚帮助人类记忆变得更加牢靠,让人的意识不断进化,但另一方面,刑罚却无法实现它的真正目的,即唤醒罪欠感与良知谴责,反而让人变得更加“不好”。尼采随即对“良知谴责”的起源进行了探查,他发现,当人走向文明,受到社会和和平的压抑与驯化的时候,即人粗暴地与野兽的过去决裂之后,那些无法镇静下来的欲望就内化为“灵魂”,人开始向古老的本能宣战,让所有的破坏性本能转而针对自己来发洩本能和欲望,因此形成了“良知谴责”,形成了自我折磨和虐待的意志,而它带给人的却是一种残酷的乐趣,即“无私”。同时“良知谴责”还与罪欠感联系在一起,将人想像中欠着宗族、国家和宗教的种种债务作为工具来折磨自己。所以,他认为良知谴责乃是一种病,而地球早已成为了疯人院。
第三章是前两章的合流。祭司阶层的道德与人类的罪欠意识及良知谴责结合在一起,于是就诞生了禁欲主义这一人类的理想生活。禁欲主义理想起源于一种业已败落,但仍在为其生存而殊死搏斗的生命的自我保护和自我拯救的本能。禁欲主义实际上成为了弱者与死亡战斗的工具,而祭司则扮演了生命的强力保护者的角色,与他所宣扬的对生命的否定恰好相反。他们引导弱者最好方式就是给他们精神上的麻药,让他们麻醉自己的疼痛,让他们把自己当作病人,让他们的发洩内向化,而这些药剂中的一种就是把生命感本身压到最低点,不再有意愿与希望,还有一种就是一些微小的快乐。可以说是用生命来反生命。本章详细地阐发了尼采关于禁欲主义的起源、发展、各种变体和各种特点,其实质就是反生命,一种虚无主义,但是人们宁可追求虚无,也不愿意无所追求(“人宁可愿望虚无,也不愿空无愿望”)。
总的来说,尼采对以基督教为代表的道德问题进行追根溯源,他採用的方法是心理学、历史学和词源学,而语言风格也汪洋恣肆,嬉笑怒骂,皆成妙谛。在揭示了道德的起源问题之后,准确来说在每个一章的最后一节,他都会提出对于一种新型道德的唿唤,这也是他在《扎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所预言的。其实质应当是以古希腊罗马的悲剧艺术中的旺盛生命力来冲破一切束缚,以积极的馈赠式德性来反对欠债要还的功利主义交换原则,并用以古典时代的精神反对基督教的禁欲主义。而这也因此对后世的文学(例如里尔克、霍夫曼斯塔尔、克劳斯、穆齐尔、茨威格、曼氏兄弟、黑塞等)、哲学(例如海德格尔和雅思贝尔斯)以及心理学(例如佛洛德和荣格等)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而他关于“权力意志”与“金发野兽”的说法也被纳粹分子所吸收採用并用于政治宣传。而在德国之外,尼采对于法国的影响最为强烈,文学上对于纪德,哲学上对于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的很多思潮都具有深远的影响。尤其是福柯的着作可以非常明显地看出尼采的深刻烙印。可以说,这部作品受到了后来的哲学以及文学作品的大量引用和参考。这本书也因此被认为是尼采最重要的作品,尽管它具有不少极端化的内容,但在他的所有作品中,这或许是最接近于系统阐述尼采思想的着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