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深入思辨地震历史,是身处地震国度的人生必修课(摘录) 开始看《里斯本1755》这本书之前,希望读者能先思考一个问题:
「如果现在突然来了一个大地震,你会怎么应对?」
不过,这问题先不急着要各位回答,可以等到看完本文或者是本书之后,再来回答这个问题。
如果大地震来袭,该怎么办?
不只是里斯本大地震,几乎所有大地震最严重的灾区,都是毫无防备的突然摇晃起来,即使现在的技术能提前数秒预警,我们能运用的时间也是极其短暂。所以,如果没有先在平时思考过「地震来了该怎么办」这件事,我们的应对情况,并不会比十八世纪的人好到哪去……
那么该怎么做才会「比较好」?抱歉,这本书不会告诉你,我也不会告诉你。因为这本书它所呈现的是葡萄牙和欧洲社会文化受里斯本地震的影响,而我之所以不谈,是因为实际上对于地震来袭时的应对,并不存在一个可被奉为圭臬的「标准答案」。喔……不对,真要说的话,像是「保护头颈部」确实是最重要的基本原则了,但除此之外,几乎都是「因地制宜」,自然就没有什么标准答案或是SOP。
正因为地震防灾做法多半没有标准答案,所以我会建议大家把它当作一个「open book」的开放问答,没有时间限制、也没有唯一解答,因为我的目的是,随着我们对地震知识深入了解并思辨后,将地震的防灾观念内化,进而能在当下做出最好的选择。这里所谈的「知识」,并非仅限于「科学的知识」,还包括了心理、社会、文化等不同层面,因此,当我们回头翻阅关于地震的历史书籍,或许就能理解地震对于人类文明与社会的影响。
里斯本地震发生之前,地震科学进展停滞了很久
科学上,人们对于地震研究的突飞勐进,多半与大地震有关。不过,地震是一个相对难以观测的现象,更不用说发展成理论,因此自亚里斯多德提出气动说之后,或许是欧洲文化赋予了理论的权威性,一直普遍认为地震的成因是来自地底下的气流所致。这个在现在看来错误的理论,主宰了人们对地震的看法长达两千年。到了里斯本大地震(1755)后,即使是着名哲学家康德,也站在亚里斯多德的论点上进一步发展,从来自地下的风,变成来自地下的岩浆或其他可燃物爆炸所致。确实这样的说法较先前合理,但从现在观点来看还不够精确。此外,有些学者将理论拉到星体运动,认为可能是地球自身的运动,或是与太阳有关的引力作用造成地震。
即使里斯本大地震时期的地震成因论述,与目前所知的科学仍相差甚远,但里斯本大地震影响地震科学发展的主要关键之一,就是「开始去思考、尝试不同的可能性」。这很重要,如果后来的人继续把地震气动说当成神主牌一样供奉,那么地震学发展铁定会再慢上许多。因此我们也可以说,里斯本地震对科学的影响并不只发生于当时,还延续了一世纪以上。
宗教与哲学的论战
哲学和科学的启蒙运动让人类对地震的知识慢慢进展,但一般人用宗教来解释自然现象仍十分普遍,比起科学观点,更多的是认为里斯本大地震是种天谴、天罚。尤其里斯本大地震发生的时间和地点实在太刚好了,在对天主教非常虔诚的葡萄牙首都、在万圣节的隔天(11月1日),照理说是人们庆祝宗教盛会的时候,却发生了几乎毁灭首都的地震与海啸,加上有些教堂也无法保护人们,因为被震垮而造成伤亡,当时许多的手稿书信甚至会特别强调被「十字架压死」的情况。这样的情况,难免就会让人们反思一件事:到底为什么地震会侵袭我们的家园?本来该保护我们的教堂与十字架为什么没有办法保护人们?
彼时人们分别从宗教和哲学的层面开启了不同方向的论述。可以想像,将地震用比较危言耸听的方式来渲染,绝对比用科学的方式讨论地震还受欢迎,这个道理到现在还是一样(不知道是该哭还该笑),所以我们也不难理解,在里斯本大地震后甚嚣尘上的地震谣言,远比探讨地震实际成因还吸引人们注意,像是说什么末日要来啦、人们过得太放纵所以神看不下去之类的言论。这并不代表神职人员或虔诚的文学家都在造谣,而是从他们的认知与信仰上,受到的冲击太大了!不过当时仍有一群虔诚的天主教徒,选择用不同的哲学角度或科学角度来寻求解答,试图将天灾和神论分离。但是,当人们将相信一件事情作为一种信念时,就很难去改变其想法,这点也和现在常常有人宁愿选择相信「坊间地震预测达人」的各种伪科学观点,也不愿加以应用自身在教科书上学习到的知识一样。
当时宗教观点的主要论述,来自主张「天谴说」最不遗余力、同时势力也最大的组织「耶稣会」,但对哲学家和葡萄牙政府来说,他们算是「来乱的」(当然,除了地震之外还有许多复杂脉络,很多政治角力在里面)。哲学家并非不相信神、不虔诚,但伏尔泰从逻辑的观点提出:如果地震是神的旨意,那么神职人员、无辜婴孩的受害就变得无法解释;虽然地震后大家都尽可能用最虔诚的仪式或心意祈求上天,余震却还是不停发生,这也凸显出天谴说的不合理处。在政治上真正动手打压耶稣会的,则是来自葡萄牙的首相(王国事务官)蓬巴勒(Sebastião José de Carvalho e Melo, 1st Marquis of Pombal, 1699 - 1782),宗教的说法一方面与政府对立,另一方面是重建社会秩序最大的阻碍,进而影响重建进度,当然要尽力排除。而因为这把火不只在葡萄牙点然,还蔓延到其他欧洲国家,自此耶稣会在欧洲各国的势力也大受影响。
同时,伏尔泰也将人们看待地震的矛盾观点,归因于地震发生之前,普遍流行的「乐观主义」,认为「一切都很好」、「世界大致朝向好的方向发展」的思想,是造成灾后人心混乱的主因。但卢梭则持另一种意见,他认为伏尔泰太过偏激,应该思考的是天灾的本质,以及人们如何从灾后站起来等更有建设性的观点,简单来说就是着眼点不同。在哲学领域中,笔者可能不够专业,但就个人所知浅见,两人对于神、人类与天灾关系的哲学论战,是让哲学思考能更深入发展并逐渐改变世界观的关键。
科学史观点的里斯本地震
前文已经提过,近代的大地震常是科学大跃进的关键,而里斯本大地震某种程度上也算是最早触发地震科学急速发展的事件,或许可以说,其影响力直到现在。除了前面提到各种挑战过去典范的尝试发展理论之外,更重要的是「蒐集资料」。蓬巴勒首相为了稳定当时内政,在地震过后启用了大量修士调查各地灾情(包括震灾导致的火灾)、房屋受损程度与当时地震的情况等等,目的是为了尽快重整里斯本、重建房舍。但比起重建里斯本,科学家更看重当初蒐集的资料,除了前述资讯,还包括「地震摇了多久」、海啸来临前的海水变化等情况,这些资讯十分有助于重建古地震的规模与地点。因为大地震通常数百年才发生一次,如果能把古地震资料蒐集得越完整,无论是对该次的地震事件或整个地震学,都会有莫大帮助。
里斯本大地震和前述的地震调查资料,更启发了另一位英国科学家米契尔(John Michell, 1724 - 1793)的研究。他在1760年的论文提出了对于地震成因的看法,他的看法更接近现在的科学知识,但当时并未引起太大关注。米契尔注意到地球可能有分层、地震的本质是在岩层中传递的波动、地震可以穿过地球内部,甚至地震波有不同波相(他观察到P波、S波的特性,但并未对此命名),这些研究也间接催生了后来地震仪的发明与地震定位的基本概念,因此对许多地震学家来说,他是「地震学研究之父」。
现今的地震学仍有许多还难以解答的问题,但对地震学者而言,「累积关于地震的知识」是件两难的事。以现在国人熟知的九二一地震来说,在地震发生前数年推动大量设置地震仪的计画,在九二一地震时得到了许多当时最接近震源且解析度最高的资料,而使得国内的地震研究在数年间有长足进展,但地震学家设置仪器的初衷,绝不是「希望地震发生」。换句话说,最理想化的情况是「地震发生在人少处,但却能收到相对有帮助的资料」。但事情总是不会如我们所愿,目前也只能在人类所能做的最大努力之下,防范地震伴随而来的灾祸。
地震本来就是生活的一部分
如何与天灾共存?凡事总有个先来后到,地震和大多自然现象在地球存在的时间,远远比人类出现还早,所以自古以来,即使是少见的大地震,也本就是人类文明与生活的一部分,光是从1755年至今,各种与地震相关的多项历史或近代事件也可见端倪。里斯本大地震严重影响了葡萄牙的国力,也改变了葡萄牙的政治结构,甚至影响全欧洲;在东亚,日本从战国时期一直到江户之前(约1477 - 1600),每隔数年就发生一次的强震(例如天正地震、庆长地震、庆长伏见地震),也间接影响了丰臣秀吉和德川家康的势力变化;1906年的台湾正处于日治时期,梅山地震后,基于防灾逃生的理由,女生缠足(裹小脚)文化也随着当局推广天然足而消失。又过了一个世纪,2009年发生在义大利拉奎拉的地震,除了造成重大伤亡,由于震前政府急于应付当时密集发生的小地震后地震预测人士的言论,在记者会上过度的安抚说「不会有更大的地震」,轻忽了科学的不确定性与防灾宣导的重要性,结果就是让政府官员与科学家被起诉,这样的科学与社会的对话误解,加深了民众对当局与地震科学家的不信任感。
上述只是在不同的时空下,地震与人类社会互动的一小部分,但光是这些就足以告诉我们,生活与地震实为密不可分,即使久久才发生一次大地震,造成的影响却有可能十分广泛,然而平常我们对地震的关心却有点不成比例的少。当国内外有灾情严重的地震发生时,大众和新闻对地震关心的热度会提高,许多地震防灾专家会大量曝光,但热度退的也快,一般来说国外地震约莫一週,国内的关注则是二週到一个月。这样一想,各位读者能读到此篇文章,对地震的关心程度猜想早已超过大众的平均。
即使如此,我想除了少数熟悉地球科学的读者之外,相信面对地震,我们该做些什么,还是有很多疑问。而本文开宗明义所说「经常没有标准答案」的原则,并不是消极的让大家不做准备,而是期待人们可以借由「思考」,来找到自己经过演绎与归纳后的最佳选择。地震工程有句名言:「杀人的不是地震,而是建筑物」,而「许多受灾都市几乎是在原地,或是在邻近地区重新建造」则是另一项重点,因此不管身在何处,若当地历史上曾有过强震或海啸,那么未来铁定也会有。
或许有人会想「人类怎么这么笨,把房子盖在不会有地震的地方就好啦!」事情真有那么简单也就不用烦恼了,实际上,人们对居住的选择,不太会受地震左右。由于桃园地区的地震危害潜势稍低,似乎有建议就防灾角度而言,桃园是个不错的选择……但是,假如将全台湾的人口全部聚集在桃园,人口密度会大到无法想像,现代也几乎没有见过为了地震而迁移整个大都市的情况,地震在都市计画选址的考量只占一小部分。放眼世界,不管是里斯本、东京、墨西哥城还是西雅图,这些同时是大都市又是强震好发之处的地方,至今仍然人口密集,因此我们就得换个想法:「如果大地震哪天来了,这个城市是否耐受得住?是否可以很快恢复?」因而落实在各种人类所能及的科技上,举凡结构物的耐震设计、防灾演练、强震即时警报(地震预警)都是尝试解决地震灾害问题的方向。
所以,我们到底如何与地震共存呢?
关于如何与地震共存,建议考量的方向取决于自己「关心的方向」,每一个议题的处理方式当然都不同,就必须依序对症下药。如果担心的是建筑结构耐震,就会建议寻求建筑公会或土木公会等专家;如果是居家防震准备,我想官方的建议已经很多,像固定家具或是防灾用品等等,在此不赘述;如果是想到自己在地震来临的那一刻能否平安,至少也要先了解强震即时警报的用途、了解防灾演练的真正意义。
但在此更需另外强调一项,也是最常被忽略的事,那就是「科学研究有赖于民众对于科学研究相关政策的支持」,并不是要大家毫无保留的支持地震学研究,而是希望每个人都能先透过深入理解科学对防灾的功用,评估是否该支持各项研究。这么说好了,土壤液化潜势图、地震危害势图,并不是凭空冒出来科研成果,补强建筑物的科技与经费也不会平白无故从天而降。有了适切的经费、充分的研究与基础调查、好的政策规画,才有可能让科学成果进入我们生活中。
只是,「我们要如何知道某某地震研究对人类的帮助」呢?身为科普作家,我一直尝试将地震相关的科学知识、科研成果简化分享给大众,目的就是希望能让地震知识更普及。虽然所有的地震学家同样无法预测地震何时到来,但也不会以伪科学成果来徒增大众恐慌,而是期待上至决策者,下至一般平民的所有人,都能得到有帮助的地震与防灾知识,并各司其职,在真正遇上不可避免的地震时,将灾祸减至最低。老实说,期待台湾政客能在理解天灾风险下提出实际可行的防灾政见,好像是个遥不可及的梦想,但如果有更多政治家能拥有如同当初蓬巴勒面对灾害时的应对能力,相信会是全民之福。
最后再来谈谈《里斯本大地震》这本书,里面涵盖了不少较为厚重的人文和历史知识,一下子读完确实会有点吃力,但不要被它吓到,就如同阅读科普文章一般,先从自己有兴趣的、觉得重要的开始着手。就算不知道地震何时会来,但当我们看了这本书、看了地震的知识后,可以再次尝试问自己:「如果现在突然来了一个世纪大地震,我会怎么应对?」
潘昌志(科普作家/《震识:那些你想知道的震事》副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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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导论 如果你提起一七五五年的里斯本大地震,听者十之八九几乎不假思索会回答道:「对呀!《憨第德》嘛!」这种反应不得不归功于伏尔泰的天份,因为透过这本中篇小说里的几页文字 ,该场世纪灾难得以烙印在西方世界的群体记忆之中,并持续几个世纪不辍。大家都说,那场大地震撼动了整个世界。然而二百五十年流逝之后,如今它仅仅和小说中戆第德(Candide)、古内贡德(Cunégonde)和潘格罗斯(Pangloss)等人物的「冒险传奇式」(picaresque)插曲连在一起,这不也是耐人寻味的事?
「为什么世人依然记得此一事件?在它之前或是以后另有其他那么多场的大地震…伏尔泰是主要的因素(此外还有许多其他的作家,如果没有他们,我们对于该场大地震的了解恐怕无法完善)。伏尔泰为此建构论述,对于观点的丕变提出有力的证据,同时动摇了当代庞大哲学体系的根基 。」
当然,里斯本的这场灾难并非欧洲人首度见识到毁灭性的大地震。远古时代和中世纪也都经历过多次的天摇地动,其中较着名的是:西元三六五年东地中海那场被文献夸大为「世界级的」大地震 ;安提阿(Antioche)城先后于西元一一五年、四五八年、五二六年及一一七○年被地震彻底摧毁;一三五六年瑞士巴塞尔(Bâle)的地震连巴黎都感受到威力。然而,上述灾难毕竟只降临在比较小型的城市或是帝国的边陲地区。在十八世纪欧洲的主权国家中,里斯本是排名在巴黎和那不勒斯后的第三大首都。此外,由于报业的发达,新闻可以散播到相当远的地方,这是比较近代的现象。
我们和古人不同,不再误认为那场地震强烈到全欧洲甚至大西洋彼岸的美洲都感受得到,不过它对同时代的哲学家、科学家、神学家甚至文学家的影响力确实不容小觑。因此,从象征的意义上讲,我们实在可以把里斯本大地震称为震撼整个启蒙时代的事件。
持此观点的理由不止一项。首先,地震发生在十一月一日的万圣节(Toussaint),「四大元素串连起来」将欧洲一个繁荣的京城震成一片废墟,显然公众不会对此无动于衷,尤其是那些见识广博的读报人口(尽管当时七年战争开打的消息也引起很大的瞩目)。
当时的学者和哲学家尚未摆脱阿里士多德「地震气动论」(la théorie pneumatique des séismes) 的强势学说。不过,这项理论稍早已有修正:那种地底的骚动不再被认定由风的逸散所引发,而是肇因于发酵所产生的沼气、矿物燃料的爆炸或燃烧、或是某种放电现象(一如物理学家在实验室所获致的结果)。所谓大地震前兆现象的分析或是余震、以及灾区范围的分析,当年都已成为论文及专书的主题,其中包括哲学家康德年轻时的着作。
十八世纪是在「乐观主义」(optimisme)的不休争论中渡过的。如果世界就像英国诗人亚历山大•波普(Alexander Pope)说的那样「天下一切皆已尽善尽美」,那么上帝为何允许人间有恶?我们可以附和数学家莱布尼兹(Leibniz)的说法而同意「我们这世界已是尽可能最好的世界」吗?我们也许可说,里斯本的大灾难降临得正是时候,因为它恰巧可为两个针锋相对的阵营提供论述的依据。后世经常将这番理念的冲突归结到伏尔泰和卢梭的辩论,然而这样就遗忘了其他数量可观的着作以及宣传小册,也就是欧洲各国因大地震有感而发而写出的文字。
大致上讲,宗教界和神学家对这事件的看法比较简单:上帝借由大地震来宣告祂的愤怒。不过,上帝究竟生谁的气则无定论。葡萄牙的宗教界将大地震归咎于里斯本市民的罪行以及后者对宗教异端份子(也就是里斯本众多的英国侨民)的过度宽容。然而对于新教徒而言,观点正好相反,宗教裁判所(l’Inquisition)种种令人发指的迫害足以导致上帝降下惩罚。英国开始流行起所谓的「地震佈道」(earthquake sermons),大声疾唿罪人们趁早忏悔,以免后悔莫及。
最后,对于形形色色的各方诗人而言,里斯本毁灭的悲剧主题可以脱胎为各式各样的作品,其中充塞着神话的暗示以及对远古时代的指涉。这些作品当然有以葡萄牙文写成的,但法文的也不在少数,此外还有德文的、义大利文的、荷兰文的、丹麦文的、瑞典文的…甚至有拉丁文的。同时代的文学杂志出版了不少这类作品,并且提供相关的书评。
总而言之,里斯本大地震是个极特殊的事件,对于它的描述或诠释聚拢了(或分裂了)启蒙时代的智识份子。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该场搞乱整个欧洲的大灾难俨然成为论述时必需提及的事。到了一八○五 年(也就是地震过后五十年),里湼公爵(le prince de Ligne, 1735-1814)依旧写道:「拿破崙受到地震恶魔的驱使,将世界的每个角落翻搅一遍,危害的程度远超过里斯本的大灾难 。」
十八世纪留存下来的第一手资料以及当今的二手资料(专业期刊上的文章及论文)多得不胜枚举。专门针对里斯本大地震而写的德文资料特别多。洛夫勒(Ulrich Löffler)的博士论文允称近年所写出的划时代巨着 ,主要探讨十八世纪德语世界的新教徒对于里斯本大地震的阐释。不过,就我所知,仅有三本着作处理的范围涵盖了事件的整体(但还是各有偏重的部份):大英博物馆馆长肯德利克(Thomas Kendrick)为纪念里斯本大地震发生二百週年所出版的《里斯本大地震》(The Earthquake of Lisbon)(一九五五年) 以及其他两本最近出版的葡萄牙文专论:《大地震(一七五五年)》(O grande terramoto (1755)) ,作者为巴雷拉•得•坎普斯(Maria Barreira de Campos) ,以及巴西女史学家戴勒•普里欧雷(Mary del Priore)的《世间之恶》(O mal sobre a terra) 。最后,二○○五年六月在里斯本出版了一本内容丰富的集体创作《里斯本大地震:不同视界》(O grande terramoto de Lisboa: ficar diferente) ,策划人卡拉瓦约•布埃斯古(Helena Caravalhão Buescu)与考尔戴勒(Gonçalo Cordeiro) 。
本书是迄今为止唯一一本涵盖整个里斯本大地震的法文专论,旨在尽可能大量利用并引述原始资料,并于启蒙时代欧洲科学、神学、哲学、文学及新闻报刊的架构中重现此一理念史上的重要时刻。
在本书的第一部份中,我们将会引用目击者的第一手资料来描述这场灾难的始末。这批资料包括倖存者的家书或是商业信件、外交函件以及欧洲各报刊通讯记者的文稿。此外,我们还参酌了后人的综合性敍述。接着,我们会从现代地震学的观点来审视那场大灾难,并且站在批判的立场检验欧洲和非洲不同地方的灾情报导以及当时所提出的科学解释。
在第一部份最后,我们更要研究救援行动的组织以及所採取的紧急措施,还有里斯本的重建计划如何拟定、如何施行,兼及大地震在葡萄牙所引起的政治遗患。
第二部份首先要对受到大地震启发而写出的文学作品进行概括性的介绍,涵盖的文类包括:颂歌(ode)、各类诗作、寓言、小说、剧本等等,然后我们再对欧洲宗教界的反应进行探讨,例如以基督教卫理会(méthodisme)创办人卫斯礼(Wesley)为代表的英国新教徒。
接着,我们将辟专章处理里斯本大地震对于乐观主义(l’optimisme)及「世间之恶」(mal sur la Terre)问题之论战的影响。参与这场论战的除了赫赫有名的伏尔泰和卢梭外,还包括其他许多次要的人物。
最后,我们会比较「里斯本大灾难」和数年之后发生在义大利卡拉布里亚(Calabria)的大地震(一七八三年),探讨两者在前述领域中所引起的反应。此外,我们也将比较该地震和现代严重程度相当的地震,解读古今面对灾变时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