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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中国言志诗与西方模仿文学互照互识出发，用符号─结构方法重构文学现象，本书指出不存在泛泛而论的文学风格，任何文学风格总是以文本为切分单位的文本现象。而且，这种文本风格不是浑然无序的，而是包含最小文学手法、文本手法统一体、文本纯文学风格、文本文学审美风格四个结构层级之整体。

本书特色

　　以中、西两面的文学理论，全面论述文学风格。

作者简介

苏敏

　　1982年获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文学学士。1990-1991年前苏联访问学者，研究俄苏诗学。2000-2001年北京大学中文系访问学者，研究先秦诗歌、哲学。2008年获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文艺学博士，博士论文《文学审美风格论》。

第一章 引言
  1.1文学审美风格的研究对象
     1.1.1.问题的提出
     1.1.2.文学审美风格的研究对象
     1.1.3.文学审美风格论的基本概念
  1.2.文学审美风格研究的方法
     1.2.1.狄尔泰的历史理性批判
     1.2.2.中西学术研究的严谨客观原则
     1.2.3.诗学模子双线并进寻根探固方法
  1.3.符号－结构方法：文学审美风格命题逻辑推演的方法
     1.3.1.符号学的历史回顾
     1.3.2.符号学的基本概念
  1.4.文学审美风格论研究的起点、单位
     1.4.1.文学审美风格研究的起点
     1.4.2.文学审美风格的切分单位

第二章 中西文艺学风格理论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2.1.西方风格理论研究的历史
     2.1.1.「风格」在英语中的词源及含义
     2.1.2.在西方文艺学中风格理论研究的历史
  2.2.中国「体」论研究的历史
     2.2.1.中国古代的相关话语
     2.2.2.《文心雕龙》的「体」论
  2.3.20世纪中西风格理论研究
     2.3.1.20世纪西方风格理论研究
     2.3.2.20世纪中国风格理论研究

第三章  最小文学手法
  3.1.文学作品中的最小文学手法
    3.1.1.最小文学手法的定义
    3.1.2.研究最小文学手法的双重单位
    3.1.3.文学作品中的最小文学手法考察
  3.2.最小文学手法的构成
      3.2.1.最小文学手法的能指：自然语言横组合片段
      3.2.2.最小文学手法的所指：不可再分文学想像具象
  3.3.最小文学手法的两次结构转换
      3.3.1.什么是最小文学手法的两次结构转换
      3.3.2.最小文学手法第一次结构转换的三种意义
      3.3.3.最小文学手法第二次结构转换的意义之一：造型性
      3.3.4.最小文学手法第二次结构转换的意义之二：虚构性
  3.4.最小文学手法的纵聚合类型
     3.4.1.最小文学手法的纵聚合三大类型
     3.4.2.最小文学手法纵聚合三大类型在文学作品中的考察
     3.4.3.最小文学手法的纵聚合类型的「价值」
     3.4.4.最小文学手法横组合的自由与纵聚合的不自由
  3.5.最小文学手法的结构特征
     3.5.1.最小文学手法的整体性
     3.5.2.最小文学手法的转换性
     3.5.3.最小文学手法的自我调整性
  3.6.最小文学手法的文学性
     3.6.1 关于文学性、文学手法相关研究
     3.6.2.从最小文学手法看文学性
     3.6.3.最小文学手法基本意义
     3.6.4.最小文学手法的基本意义与具体意义、潜在意义

第四章  文学审美风格个体
  4.1.文学审美风格研究的相关概念
      4.1.1.文学审美风格结构等级序列
      4.1.2.文学风格的「言语」
      4.1.3.自然语言与文学的「言语－语言」辨析
  4.2.文本手法统一体
      4.2.1.文本手法统一体概说
      4.2.2.文本手法的文学性
      4.2.3.文本手法统一体的文学性
  4.3.文本纯文学风格
      4.3.1.文本纯文学风格概说
      4.3.2.文本纯文学风格的所指
      4.3.3.文本纯文学风格横组合构成意义
      4.3.4.文本纯文学风格纵聚合类型
      4.3.5.文本纯文学风格的意旨作用
  4.4.文本文学审美风格
    4.4.1.相关研究
    4.4.2.文本文学审美风格构成
    4.4.3.文本文学审美风格所指
    4.4.4.文本审美理想纵聚合两大类型
    4.4.5.文本文学审美风格必然所属物的意义

主要参考文献

自序

　　1883年，德国狄尔泰（1833-1911）《精神科学引论》反思康得或者柏拉图、亚里斯多德以来形而上学的弊端，提出精神科学的历史理性批判立场，即在人文学科中倡导经验事实与逻辑推演重构文化系统整体相结合的方法。狄尔泰主张概念不再来自于先验假设或者推论，而是来自活生生的经验，来自个体意志自由为前提的对人类意志、人类心灵整体与部分关系的洞察；主张人文科学研究领悟艺术、宗教等既存在于心灵之中，又存在于社会之中的精神生活实体化历史过程，其为人文科学在西方传统学术与现代科学方法结合上提供的认识论基础，将人文科学的支撑点从传统形而上学的先验假定概念、或者实证主义的历史细节考察，转移到历史探讨与系统探讨相结合方法，可谓开科学人文学科之先河。

　　大体同时，俄国维谢洛夫斯基（1838─1906）《历史诗学》（1870─1906）倡导在社会文化历史背景制约下，以实证为基础的研究文学过程的历史比较方法，倡导在各个民族自古至今的文学现象和过程基础上，揭示人类文学艺术形式发展的共同规律的历史的、归纳的诗学，可谓开科学诗学之先河。

　　在维谢洛夫斯基历史诗学基础上，1921年，日尔蒙斯基（1891─1971）《诗学的任务》使用符号学整体思维方式，将文学现象视为一个整体，明确提出风格是各种手法统一体之功能，并明确提出从素材─手法─风格建构科学的诗学体系，可谓文学符号学之萌芽。1968年，索科洛夫（1895─1970）《风格理论》是日尔蒙斯基关于建构以风格为核心的科学诗学理论假设的尝试之一，只不过索科洛夫把日尔蒙斯基的「手法」改为「形式」。

　　由维谢洛夫斯基开启的20世纪俄苏诗学在文学实证基础上界定了文学基本概念文学手法、文学审美风格等，并借助符号整体性思维方式讨论了文学手法与文学风格之间的关系。遗憾的是，由于俄苏诗学没有严格按照符号结构方法阐释文学经验事实，比如缺乏建构意义性理论体系必须完成的研究起点、单位等基本规定，因而没有成功建构逻辑一贯到底的文学符号学。

　　与索科洛夫《风格理论》大体同时，法国罗兰．巴特（1815─1980）《符号学原理》（1964）《文学批评文集》（1964）《S/Z》（1970）等虽然使用符号学方法研究文学现象，并在叶姆斯列夫基础上提出文学符号属于第二性附加意义系统，符号意指是从形式到内容的过程等重要观点。但是，相对于俄苏诗学而言，罗兰．巴特的文学符号研究没有明晰的文艺学概念界定以及文艺学理论框架，文学符号第二性附加意义系统究竟怎样从形式到内容的过程并没有说清楚，文学实证基础也缺乏俄苏诗学的大量文学作品考察。

　　本书是笔者三十余年研究的成果之一。在索绪尔语言符号学、罗兰．巴特第二性附加意义系统基础上，笔者还借助于皮亚杰结构层级、贝塔兰菲开放系统展开推演文学符号结构层级，从文学符号的起点、单位开始，逻辑一贯到底地讨论文学符号连续构成过程，从符号─结构角度阐释自然语言与文学、文学手法与文学风格、文学客体与文学主体、文学活动与其他精神文化活动之间的关系。

　　在西方模仿文学系统与中国言志诗系统经典作品文本考察基础上，笔者发现，文学符号内在结构构造过程不限于两个结构层级，而是一个多结构层级整体；文学符号多结构层级整体，即俄苏诗学曾经讨论过的包括文学手法到文学风格的整体，它是一个包括四个结构层级嵌套关系之整体：最小文学手法、文本文学手法统一体、文本纯文学风格、文本文学审美风格。

　　人生有涯，学海无涯。笔者只期望以自己的生命体验参与严谨的文学符号学理论建构。学力、精力有限，疏漏之处在所难免，敬请学界同仁批评指正。

癸已年（2013年）正月初八，心远斋

问题意识，是一切学问的开始。虽然学术活动存在它自己的自主自足演化过程，但是，其自主自足演化过程不是绝对封闭的，它同时与当时具体历史时空社会需要存在这种那种联系。从柏拉图、亚里斯多德的哲学体系，到康德的哲学革命以及黑格尔的体系以及胡塞尔现象学、伽达默尔阐释学，从孔子的儒家哲学的创立，到朱熹的理学以及新儒家，精神科学的学术创造和发展的动力都来自各自具体历史时空存在的问题。当下具体历史时空所存在的问题，是一切学术创新中最重要开端，正是在具体历史时空的生命体验孕育的研究动机，选择了具体研究对象。任何学术研究，既要了解学术发展过程以及学术前沿，同时，更要关注当下自己所在具体历史时空所存在的问题。研究主体从当下历史时空「问题」意识出发言之有据的研究，虽然一方面不可避免地使其学术研究带上自己具体历史时空独特的视域侷限，但另方面，也使其研究烙印上具体历史时空人类灵性与理智的独特价值，并以此融入人类精神世界。

文学审美风格理论，肇始于笔者1982年在师范学院中文系讲授外国文学课程时碰到的问题，即按照现实主义典型化创作原则，或者当时流行的「性格二重组合论」，雨果、拉辛、莫里哀的文学成就不如莎士比亚、巴尔扎克的文学成就。然而，在外国文学实际教学中，或者说，在外国文学作品实际接受活动中，文学作品给人的生命体验并不存在这种「理论」人为划分的高低之别，拉辛、莫里哀、雨果等人的作品给人的强烈艺术震撼，丝毫不亚于莎士比亚、巴尔扎克、托尔斯泰。

面对当下以西方学术为龙头的当代学术前沿，这个问题或许根本没有对话的价值。而且，即使就中国学界而言，这个问题似乎也在过时，现在中国的文艺理论专着或教材中似乎也已在淡化现实主义规律问题。但是，把某种文学类型人为规定为文学规律的现象，至今仍然存在。是否可以把某种具体历史时空存在过的文学类型或者价值尺度作为文学规律或者绝对价值尺度看待，或者说，文学活动中是否存在绝对价值尺度，这个问题并没有在理论上得到令人信服的解释。

要指出的是，这个问题并不仅仅是中国文学理论界存在的特殊问题，国外学界也存在这样的问题，只是因为这样的观点在国外不是出于国家意识形态的规定，没有被作为统一教材的观点固定下来，因此，这种观点在国外不存在中国这样尖锐的理论与现实之冲突。譬如，韦勒克就希望在批评史中寻找某种具有普遍性的文学价值判断标准。 再如，伽达默尔关于理解的历史视域中提出一种普遍性的、更正确的大视域，在方法论上，与韦勒克关于普遍性的文学价值判断标准相近相通。

韦勒克关于文学绝对价值尺度探寻、伽达默尔关于大视域的提出，不存在非学术研究因素的影响。因此，从方法论看，在精神文化中是否存在一种超越历史具体时空而绝对正确的大视域、在文学审美活动中，是否存在一种超出历史之外的绝对价值尺度，是人类精神文化活动研究或者说文学本体研究不应该而且也不能够回避的重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