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描述
童年为什么不平等？
一位社会学家的教育现场
一位社会学家的教育现场
深入2所小学、2个班级、4位老师、12个家庭
探讨 家庭、学校与阶级三角关系 的经典之作！
阶级差异如何让某些孩子输在起跑点？
和劳工阶级相比，中上阶级赢得优势的关键究竟在哪里？
有人说，是因为劳工阶级的家长比较不重视教育；
有人说，是因为学校对不同的孩子差别待遇；
有人说，是因为只有中上阶级的家长，才会在家里帮助孩子学习。
本书重新检验了这些似是而非的常识。
关键在于阶级文化的差异：中上阶级的家长较有自信面对老师并介入学校课程；
而劳工阶级则认为学校与家庭是分离的两个世界，多半感到自己既无法、也不该介入学校教育。
孩子的求学机会，于是受到各自家庭背景的阶级位置所形塑。
作者拉萝最后更提出翻转教育的行动建言。
要解决教育弱势的困境除了从「学校」着手，
更应从经常被遗忘的「家庭」思考起。
《家庭优势》邀请你我关注阶级再生产及教育不平等的议题。
名人推荐
刘安婷 (Teach For Taiwan创办人)
蓝佩嘉 (台大社会学系教授)
卯静儒 (师大教育学系教授)
推荐
著者信息
作者简介
安妮特．拉萝（Annette Lareau）
美国宾州大学社会学教授，曾在获选为2014年度的美国社会学会理事长。拉萝为近年重要的教育研究者及社会学家，长期关注阶层化、教养、家庭及学校教育的议题，着有教育社会学界的经典作品《不平等的童年》(Unequal Childhood)一书。本书《家庭优势》为她的第一本着作，曾赢得美国社会学会的教育社会学奖。
校订者简介
卢玲颖
英国爱丁堡大学教育与社会系博士，曾任人本教育札记主编、教育议题专栏作者。现旅居美国。
译者简介
李怡慧
美国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课程与教学系博士，曾任国立交通大学博士后研究员、中学教师。享受翻译过程中学习的乐趣，及译作带来知识激盪的成就感。现旅居美国。
安妮特．拉萝（Annette Lareau）
美国宾州大学社会学教授，曾在获选为2014年度的美国社会学会理事长。拉萝为近年重要的教育研究者及社会学家，长期关注阶层化、教养、家庭及学校教育的议题，着有教育社会学界的经典作品《不平等的童年》(Unequal Childhood)一书。本书《家庭优势》为她的第一本着作，曾赢得美国社会学会的教育社会学奖。
校订者简介
卢玲颖
英国爱丁堡大学教育与社会系博士，曾任人本教育札记主编、教育议题专栏作者。现旅居美国。
译者简介
李怡慧
美国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课程与教学系博士，曾任国立交通大学博士后研究员、中学教师。享受翻译过程中学习的乐趣，及译作带来知识激盪的成就感。现旅居美国。
图书目录
导读：学校教育是阶级翻身的踏脚石，或家庭优势的发动机？／蓝佩嘉
推荐序：家长参与学校教育对谁有利？／卯静儒
序／Julia Wrigley
谢词
人物译名对照表
1 学校教育里的社会阶级和家长参与
孩童学习经验其实和家长的参与息息相关。「老师要求家长参与学校教育，而社会阶级会形塑家长手中能够达成老师要求的资源。」
2 教师对家长的期待是什么？
「家长也是老师」。人人都认同家长参与的重要性与益处，但是，是不是有时候，参与会变成介入或干预？
3 家庭与学校的分隔：科顿小学
「我一再地听到这种说法：『我们不想教错我们的孩子。』可见他们没有足够的自信。」
4家庭与学校的联系：普雷斯科特小学
「辛普森夫妇不但努力让学习变有趣，也让孩子在游戏中学习。」
如此，「家庭生活也成为学校的一部分。」中产阶级的「家长毫不隐讳地试图要弥补学校课程的不足。」
5母亲与父亲：家长参与学校教育的性别差异
谁为孩子的课业付出比较多？父亲如何参与孩子的教育？
6 为何社会阶级影响家长参与学校教育？
戳破阶级差异的影响方式之两大迷思：既不是因为各个家长的价值观不同，也不是因为教师对不同阶级的家长差别待遇
7 在教育上获益：家长参与孩子学业生涯的正面影响
客制化的学校教育。老师，请为我们家孩子量身打造回家作业吧！
8 家长参与学校教育的负面影响：家庭与教师付出的代价
过度介入学业，造成家长、孩子、老师的心理压力，以及家庭与学校之间的冲突
9 制度间连结的社会阶级差异
所以，该採取什么样的集体行动，才能让中下阶级的家长，化劣势为优势？
后记
「今日少有社会学家能让他们的想像超越狭隘的环境，延伸至社会结构、文化及冲突等最重大的议题。」因此我们「需要鼓励更紧密连结其他相关领域的研究」，如本书对家庭与学校关系之讨论
附录 田野工作常见的问题：个人短文
一位研究者的心路历程：接洽研究对象、进入田野、和报导人关系改善、犯错、从「堆资料」进化到分析，及怎么将论文改写成书？
参考书目
索引
推荐序：家长参与学校教育对谁有利？／卯静儒
序／Julia Wrigley
谢词
人物译名对照表
1 学校教育里的社会阶级和家长参与
孩童学习经验其实和家长的参与息息相关。「老师要求家长参与学校教育，而社会阶级会形塑家长手中能够达成老师要求的资源。」
2 教师对家长的期待是什么？
「家长也是老师」。人人都认同家长参与的重要性与益处，但是，是不是有时候，参与会变成介入或干预？
3 家庭与学校的分隔：科顿小学
「我一再地听到这种说法：『我们不想教错我们的孩子。』可见他们没有足够的自信。」
4家庭与学校的联系：普雷斯科特小学
「辛普森夫妇不但努力让学习变有趣，也让孩子在游戏中学习。」
如此，「家庭生活也成为学校的一部分。」中产阶级的「家长毫不隐讳地试图要弥补学校课程的不足。」
5母亲与父亲：家长参与学校教育的性别差异
谁为孩子的课业付出比较多？父亲如何参与孩子的教育？
6 为何社会阶级影响家长参与学校教育？
戳破阶级差异的影响方式之两大迷思：既不是因为各个家长的价值观不同，也不是因为教师对不同阶级的家长差别待遇
7 在教育上获益：家长参与孩子学业生涯的正面影响
客制化的学校教育。老师，请为我们家孩子量身打造回家作业吧！
8 家长参与学校教育的负面影响：家庭与教师付出的代价
过度介入学业，造成家长、孩子、老师的心理压力，以及家庭与学校之间的冲突
9 制度间连结的社会阶级差异
所以，该採取什么样的集体行动，才能让中下阶级的家长，化劣势为优势？
后记
「今日少有社会学家能让他们的想像超越狭隘的环境，延伸至社会结构、文化及冲突等最重大的议题。」因此我们「需要鼓励更紧密连结其他相关领域的研究」，如本书对家庭与学校关系之讨论
附录 田野工作常见的问题：个人短文
一位研究者的心路历程：接洽研究对象、进入田野、和报导人关系改善、犯错、从「堆资料」进化到分析，及怎么将论文改写成书？
参考书目
索引
图书序言
导读
学校教育是阶级翻身的踏脚石，或家庭优势的发动机？／蓝佩嘉
教育与学校体制，是让贫穷子弟翻身、促进机会平等的踏脚石，还是复制中产阶级家庭优势、强化阶级不平等的发动机？
这是本书的研究课题，也是台湾社会当前面对的重要议题。随着台湾产业结构的变化，「黑手变头家」的阶级流动愈趋困难，投机的资产市场与不公的税赋制度，更强化财富集中的程度。家庭间经济与文化资源落差的扩大，如何影响了下一代的教育机会与成就，近年来受到许多研究者的关切。
台大经济系骆明庆教授的研究便指出，如果你的父母是公教人员、俱有大学学历，以及住在台北首善之区，你进入台湾大学的机会，远远高于其他竞争的同辈。 值得注意的是，骆文分析根据的是教改前的入学资料，换言之，仍是透过联考进入台大的世代。坊间经常认为联考制度能促进阶级平等，其实是一个「科举神话」，在联考时代，俱有家庭阶级优势的学生透过补习、好学区、家庭教育等方式，其实已普遍取得有利其竞争的教育资源。
近年来台湾教育体制推动改革，以西方为镜，引进鼓励家长参与、入学管道多元化、申请甄试入学等方式，这些制度企图促成学生的多元学习与校园的开放民主，但也可能无意中造成弱势家庭的边缘化。我们需要探究的是：教育体制与学校教学的日常运作，包括老师对家长的期待与要求，家长在学校的参与角色，以及亲师关系的互动模式，如何平衡或强化了孩子的「家庭优势」？
美国社会学者Lareau长期关注家庭如何映现、再制阶级不平等，尤其擅长运用田野观察的研究方式来爬梳日常生活的权力关系。本书根据她的博士论文改写而成，在本书的基础上，她出版第二本书《不平等的童年》（Unequal Childhoods: Class, Race and Family Life），在社会学界影响更鉅。她透过家庭生活的观察，发现不同阶级位置的父母在育儿文化逻辑与实作策略上有着明显差异。专业中产阶级父母採取的育儿风格是「规划栽培」（concerted cultivation），透过细心规划、协作安排各式休闲与学习活动，来培养小孩的才能、意见与技巧。父母重视与小孩之间的沟通，运用「讲道理」而非命令的方式，并允许小孩反驳成人的意见。劳工阶级与贫穷家庭的父母的育儿风格则是「让孩子自然长大」（accomplishment of natural growth）。小孩主要互动的对象不是成人，而是亲戚小孩；父母多直接给小孩命令，不允许孩子挑战父母权威。
随着孩子进入学校，不同阶级背景的家庭，与学校老师的互动关系会有怎样的差异？孩子的「家庭优势」，在众生理应平等的公立学校里，是逐渐削弱还是更加强化？为了回答上述问题，Lareau选定了两所学生阶级背景殊异的公立学校进行观察，并配合家长的深度访谈。她发现，中产阶级与劳工阶级家长发展出截然不同形态的亲师互动关系。中产阶级家长视教育为一个与学校共同经营的事业，需要持续监督、与老师紧密合作，母亲经常进校担任志工、参与班亲会等活动。劳工阶级父母则倾向将教育责任交给学校，较少出席班亲会等活动，对老师与学校心生距离感或畏惧感。
我们要如何解释上述的差别？传统文献提出两种常见的观点，一认为这是父母价值观的延续（高社经地位父母较重视教育），二认为这是因为同属统治阶级的学校老师对于弱势家庭有「制度性歧视」。本书反驳上述两种观点，作者发现劳工阶级家长同样希望孩子能成功，根据她的观察，两所学校对于不同阶级家长的期待其实大同小异。
本书採取的观点是法国社会学家Bourdieu关于「阶级再生产」的理论：不同阶级的父母，由于经济、社会、文化资本的落差，推动子女学习的方式大相径庭，也衍生不同的方式与学校互动。具备高等教育及成功专业的中产阶级家长，较有能力及正当性介入学校运作，人脉中也不乏老师、教授等教育工作者。父母不仅批评学校的政策，也训练小孩採取类似作法为自己争取更多的资源与机会，家庭的文化资源因而得以转换为孩子在教育场域中的优势。相对起来，由于劳工阶级家长的教育程度与职业位阶较低，其人际网络中也少有教育工作者，尽管未必同意学校老师的意见，他们在表面上多表现出尊敬、配合的态度。
Lareau虽然承继了Bourdieu的「文化资本」概念，但她指的主要是父母的教育程度、职业技能，而非菁英文化（high culture）（如欣赏古典音乐、鑑赏艺术的品味），部分反映出法国、美国的社会差异。此外，她强调拥有高地位的文化资本并不会自动产生社会利益，需要个人有效地「动用」这些文化资源，透过社会行动来将优势转化为利益，家庭生活与学校生活之间的「制度间连结」便是一个重要的行动场域。
亲师关系的阶级差异，会对孩子的学习与未来造成怎样的影响？Lareau观察到，家庭优势的动员，其实对于成绩不理想的中产阶级孩子，有最明显的正面影响。父母会积极向老师讨价还价，为孩子争取到例外资源或客制化的教学安排。这样的家庭教养容易让小孩养成一种理所当然的「权利感」（sense of entitlement），擅于运用语言能力争取自己的权利与利益，这样的阶级惯习有助于将来进入专业白领劳动市场。本书也指出可能的负面效应，如父母给孩子学习上过多的压力，或成为过度干涉老师教学的「怪兽家长」。
相反地，在劳工阶级社区中，最紧密的亲师关系通常发生在高学业成就的孩子，其父母最有可能积极参与学校、认真配合老师的要求。低学业成就孩子的家庭则多以消极、被动的态度接受体制所安排的基本、一般化的学习方式。这样的教养与教育方式容易让劳工阶级孩子养成一种「侷限感」（sense of constraint），形成一种符应体力或服务劳动职业的身体惯习。
Lareau的两本着作，对于家庭、阶层化、教育等领域都有重要的影响，但也有一些不足之处。比方说，书中虽指出不论何种阶级，母亲都扮演照顾孩子、与老师互动的主要角色，但由于分析主轴放在阶级，性别的讨论较为不足，也缺乏用「交织」（intersectionality）的观点来分析阶级与性别、种族的互动。我建议读者搭配阅读Griffith & Smith在加拿大的类似研究，她们发现学校以「男主外、女主内」的白人中产家庭为常态原型，透过母职论述的道德要求召唤中产阶级家庭主妇参与学校，让其他无法参与的母亲（包括单亲、职业妇女）深感焦虑。基此，学校教育不仅变成阶级不平等的发动机，也强化了主流的性别意识形态。
其次，Lareau的分析也被批评为将阶级视为给定的结构位置与二元范畴，并将中产阶级、劳工阶级看作同质的群体。书中生动呈现了两套阶级化的教养脚本，却未能探讨阶级间相互区分、划界的过程，也无法关照到阶级内部不同的亲职价值与教养方式。此外，家庭的阶级轨迹（class trajectory）也是本书未能涵盖的重要课题，成为第一代中产阶级的父母，以及「有钱、没文化」的新富中产阶级，其文化资本的积累、动用与转换有怎样的特点？像台湾这样的晚近工业化国家，代间与代内的阶级流动相对快速与频繁，上述问题特别值得考察。
本书内容与台湾的状况有类似之处，但也有不少结构差异，值得读者注意。比方说，美国居住环境的阶级区隔相当明显（尤其是中产阶级郊区与都市贫民窟的落差），同校学生的家庭背景相对同质；台湾的住宅生态中阶级界线较不明显，公立学校学生在家庭背景上比美国来得多元混杂。
台湾的亲师关系，受到人脉模式以及文化脉络的影响，也与美国有所差异。熊瑞梅的研究指出，比起其他东亚国家，台湾民众的人际网络或社会资本较为多元（跨越阶级界线），认识、接触大学教授、中学老师的情况相对常见 。我的研究便发现，台湾劳工阶级父母反而更倾向与学校老师「搏感情」，透过建立私人化关系的方式，来帮助孩子学习。反而是台湾的中产阶级父母，可能与老师的关系较为疏离。即便内心不赞同老师的做法，但基于「尊师重道」的儒家传统、群体主义的文化氛围，多数人倾向避免与学校直接对立冲突。加上台湾教育体制的规格化程度较高，孩子得到客制化学习的空间相对有限，家长若向老师讨价还价，也担心造成负面的效果。家长更倾向透过补习、才艺班等体制外教育资源的购买，来补充学校的不足。
本书出版之际正值考季，多元入学管道与十二年国教等新制，引起「多钱入学」的社会质疑，也有论者大胆建议干脆回复联考旧制。我认为，回复联考制度并不能消弭阶级不平等，反而挤压了公民运动好不容易争取到的弹性制度空间。本书内容让我们看到，家庭的阶级优势，其实绵密地编织在教育体制与学校教学的日常纹理中。我们需要进一步反省与改革的是：升学制度与学校教育偏好怎样的家庭文化资源的动用，其中具有怎样的阶级偏差，如何透过资讯、机会与资源的重分配，让学校教育成为促进社会平等的有力槓桿。
学校教育是阶级翻身的踏脚石，或家庭优势的发动机？／蓝佩嘉
教育与学校体制，是让贫穷子弟翻身、促进机会平等的踏脚石，还是复制中产阶级家庭优势、强化阶级不平等的发动机？
这是本书的研究课题，也是台湾社会当前面对的重要议题。随着台湾产业结构的变化，「黑手变头家」的阶级流动愈趋困难，投机的资产市场与不公的税赋制度，更强化财富集中的程度。家庭间经济与文化资源落差的扩大，如何影响了下一代的教育机会与成就，近年来受到许多研究者的关切。
台大经济系骆明庆教授的研究便指出，如果你的父母是公教人员、俱有大学学历，以及住在台北首善之区，你进入台湾大学的机会，远远高于其他竞争的同辈。 值得注意的是，骆文分析根据的是教改前的入学资料，换言之，仍是透过联考进入台大的世代。坊间经常认为联考制度能促进阶级平等，其实是一个「科举神话」，在联考时代，俱有家庭阶级优势的学生透过补习、好学区、家庭教育等方式，其实已普遍取得有利其竞争的教育资源。
近年来台湾教育体制推动改革，以西方为镜，引进鼓励家长参与、入学管道多元化、申请甄试入学等方式，这些制度企图促成学生的多元学习与校园的开放民主，但也可能无意中造成弱势家庭的边缘化。我们需要探究的是：教育体制与学校教学的日常运作，包括老师对家长的期待与要求，家长在学校的参与角色，以及亲师关系的互动模式，如何平衡或强化了孩子的「家庭优势」？
美国社会学者Lareau长期关注家庭如何映现、再制阶级不平等，尤其擅长运用田野观察的研究方式来爬梳日常生活的权力关系。本书根据她的博士论文改写而成，在本书的基础上，她出版第二本书《不平等的童年》（Unequal Childhoods: Class, Race and Family Life），在社会学界影响更鉅。她透过家庭生活的观察，发现不同阶级位置的父母在育儿文化逻辑与实作策略上有着明显差异。专业中产阶级父母採取的育儿风格是「规划栽培」（concerted cultivation），透过细心规划、协作安排各式休闲与学习活动，来培养小孩的才能、意见与技巧。父母重视与小孩之间的沟通，运用「讲道理」而非命令的方式，并允许小孩反驳成人的意见。劳工阶级与贫穷家庭的父母的育儿风格则是「让孩子自然长大」（accomplishment of natural growth）。小孩主要互动的对象不是成人，而是亲戚小孩；父母多直接给小孩命令，不允许孩子挑战父母权威。
随着孩子进入学校，不同阶级背景的家庭，与学校老师的互动关系会有怎样的差异？孩子的「家庭优势」，在众生理应平等的公立学校里，是逐渐削弱还是更加强化？为了回答上述问题，Lareau选定了两所学生阶级背景殊异的公立学校进行观察，并配合家长的深度访谈。她发现，中产阶级与劳工阶级家长发展出截然不同形态的亲师互动关系。中产阶级家长视教育为一个与学校共同经营的事业，需要持续监督、与老师紧密合作，母亲经常进校担任志工、参与班亲会等活动。劳工阶级父母则倾向将教育责任交给学校，较少出席班亲会等活动，对老师与学校心生距离感或畏惧感。
我们要如何解释上述的差别？传统文献提出两种常见的观点，一认为这是父母价值观的延续（高社经地位父母较重视教育），二认为这是因为同属统治阶级的学校老师对于弱势家庭有「制度性歧视」。本书反驳上述两种观点，作者发现劳工阶级家长同样希望孩子能成功，根据她的观察，两所学校对于不同阶级家长的期待其实大同小异。
本书採取的观点是法国社会学家Bourdieu关于「阶级再生产」的理论：不同阶级的父母，由于经济、社会、文化资本的落差，推动子女学习的方式大相径庭，也衍生不同的方式与学校互动。具备高等教育及成功专业的中产阶级家长，较有能力及正当性介入学校运作，人脉中也不乏老师、教授等教育工作者。父母不仅批评学校的政策，也训练小孩採取类似作法为自己争取更多的资源与机会，家庭的文化资源因而得以转换为孩子在教育场域中的优势。相对起来，由于劳工阶级家长的教育程度与职业位阶较低，其人际网络中也少有教育工作者，尽管未必同意学校老师的意见，他们在表面上多表现出尊敬、配合的态度。
Lareau虽然承继了Bourdieu的「文化资本」概念，但她指的主要是父母的教育程度、职业技能，而非菁英文化（high culture）（如欣赏古典音乐、鑑赏艺术的品味），部分反映出法国、美国的社会差异。此外，她强调拥有高地位的文化资本并不会自动产生社会利益，需要个人有效地「动用」这些文化资源，透过社会行动来将优势转化为利益，家庭生活与学校生活之间的「制度间连结」便是一个重要的行动场域。
亲师关系的阶级差异，会对孩子的学习与未来造成怎样的影响？Lareau观察到，家庭优势的动员，其实对于成绩不理想的中产阶级孩子，有最明显的正面影响。父母会积极向老师讨价还价，为孩子争取到例外资源或客制化的教学安排。这样的家庭教养容易让小孩养成一种理所当然的「权利感」（sense of entitlement），擅于运用语言能力争取自己的权利与利益，这样的阶级惯习有助于将来进入专业白领劳动市场。本书也指出可能的负面效应，如父母给孩子学习上过多的压力，或成为过度干涉老师教学的「怪兽家长」。
相反地，在劳工阶级社区中，最紧密的亲师关系通常发生在高学业成就的孩子，其父母最有可能积极参与学校、认真配合老师的要求。低学业成就孩子的家庭则多以消极、被动的态度接受体制所安排的基本、一般化的学习方式。这样的教养与教育方式容易让劳工阶级孩子养成一种「侷限感」（sense of constraint），形成一种符应体力或服务劳动职业的身体惯习。
Lareau的两本着作，对于家庭、阶层化、教育等领域都有重要的影响，但也有一些不足之处。比方说，书中虽指出不论何种阶级，母亲都扮演照顾孩子、与老师互动的主要角色，但由于分析主轴放在阶级，性别的讨论较为不足，也缺乏用「交织」（intersectionality）的观点来分析阶级与性别、种族的互动。我建议读者搭配阅读Griffith & Smith在加拿大的类似研究，她们发现学校以「男主外、女主内」的白人中产家庭为常态原型，透过母职论述的道德要求召唤中产阶级家庭主妇参与学校，让其他无法参与的母亲（包括单亲、职业妇女）深感焦虑。基此，学校教育不仅变成阶级不平等的发动机，也强化了主流的性别意识形态。
其次，Lareau的分析也被批评为将阶级视为给定的结构位置与二元范畴，并将中产阶级、劳工阶级看作同质的群体。书中生动呈现了两套阶级化的教养脚本，却未能探讨阶级间相互区分、划界的过程，也无法关照到阶级内部不同的亲职价值与教养方式。此外，家庭的阶级轨迹（class trajectory）也是本书未能涵盖的重要课题，成为第一代中产阶级的父母，以及「有钱、没文化」的新富中产阶级，其文化资本的积累、动用与转换有怎样的特点？像台湾这样的晚近工业化国家，代间与代内的阶级流动相对快速与频繁，上述问题特别值得考察。
本书内容与台湾的状况有类似之处，但也有不少结构差异，值得读者注意。比方说，美国居住环境的阶级区隔相当明显（尤其是中产阶级郊区与都市贫民窟的落差），同校学生的家庭背景相对同质；台湾的住宅生态中阶级界线较不明显，公立学校学生在家庭背景上比美国来得多元混杂。
台湾的亲师关系，受到人脉模式以及文化脉络的影响，也与美国有所差异。熊瑞梅的研究指出，比起其他东亚国家，台湾民众的人际网络或社会资本较为多元（跨越阶级界线），认识、接触大学教授、中学老师的情况相对常见 。我的研究便发现，台湾劳工阶级父母反而更倾向与学校老师「搏感情」，透过建立私人化关系的方式，来帮助孩子学习。反而是台湾的中产阶级父母，可能与老师的关系较为疏离。即便内心不赞同老师的做法，但基于「尊师重道」的儒家传统、群体主义的文化氛围，多数人倾向避免与学校直接对立冲突。加上台湾教育体制的规格化程度较高，孩子得到客制化学习的空间相对有限，家长若向老师讨价还价，也担心造成负面的效果。家长更倾向透过补习、才艺班等体制外教育资源的购买，来补充学校的不足。
本书出版之际正值考季，多元入学管道与十二年国教等新制，引起「多钱入学」的社会质疑，也有论者大胆建议干脆回复联考旧制。我认为，回复联考制度并不能消弭阶级不平等，反而挤压了公民运动好不容易争取到的弹性制度空间。本书内容让我们看到，家庭的阶级优势，其实绵密地编织在教育体制与学校教学的日常纹理中。我们需要进一步反省与改革的是：升学制度与学校教育偏好怎样的家庭文化资源的动用，其中具有怎样的阶级偏差，如何透过资讯、机会与资源的重分配，让学校教育成为促进社会平等的有力槓桿。
图书试读
为何社会阶级影响家长参与学校教育？（节录）
职业地位
科顿小学与普雷斯科特小学的父母与老师来往时是站在不同的地位阶层（status hierarchy）。科顿小学父母从事的工作比老师的职业地位低。参与此研究的父亲包括装配线工人、水泥工、未受僱的轮胎修补工人、自僱的建筑工人及警察；母亲则有装配线工人、便利商店店员及自家生意的记帐员。科顿小学的老师证实，这些是家长典型的工作类型，半数以上的家长从事技术性或半技术性职业。汤普森老师经常会试着追踪家长的职业类型，当班上学到相关主题时，她会请母亲或父亲来班上和孩子谈一谈。根据汤普森老师的说法，父亲最常从事的职业是「建筑工、工厂里的劳工以及在加油站工作」。母亲最常见的职业是「服务生」，还有「清洁工作，有些是在办公室工作及担任店员」。
相较之下，普雷斯科特小学父亲所从事工作的职业声望和小学教师相近或更高。此外，如同其他作者（Lipman-Blumen 1984）所言，男性的性别地位通常被赋予比女性更高的社会等级。因此，在大部分的情形中，普雷斯科特小学父亲的地位比老师高。普雷斯科特小学母亲的职业声望则不一；本研究进行时有在上班的母亲，其中一位从事银行的行政工作、一位是护士、一位在家族事业担任（兼职）会计。
职业地位上的差异似乎影响着家长与老师之间的互动。如同Sennett 和Cobb（1972）所论证，这些家长似乎认为自己的职业地位（以及整体阶级位置）就像是「徽章」，标示着自己的能力。科顿小学的父母尊敬老师；他们不认为自己与老师是平等的。一位母亲如此解释：
老师受教育的时间很长，他们比一般人懂的还多。我不认为自己笨，可是我没有很聪明或知道很多。我没有能力进到教室教孩子，且期望他们可以学到和老师教他们的一样多。所以我会依赖老师的意见，更甚于我自己怎么想。
科顿小学父母将老师视为经过训练而有专门知识的专业人士。如同他们认为医生具备了他们无法理解的专业知识，他们也认为自己无法理解老师具备的专业知识。科顿小学家长认为老师有一个「后台」（backstage）──那是家长由于缺乏能力和训练而被排除在外的世界。
职业地位
科顿小学与普雷斯科特小学的父母与老师来往时是站在不同的地位阶层（status hierarchy）。科顿小学父母从事的工作比老师的职业地位低。参与此研究的父亲包括装配线工人、水泥工、未受僱的轮胎修补工人、自僱的建筑工人及警察；母亲则有装配线工人、便利商店店员及自家生意的记帐员。科顿小学的老师证实，这些是家长典型的工作类型，半数以上的家长从事技术性或半技术性职业。汤普森老师经常会试着追踪家长的职业类型，当班上学到相关主题时，她会请母亲或父亲来班上和孩子谈一谈。根据汤普森老师的说法，父亲最常从事的职业是「建筑工、工厂里的劳工以及在加油站工作」。母亲最常见的职业是「服务生」，还有「清洁工作，有些是在办公室工作及担任店员」。
相较之下，普雷斯科特小学父亲所从事工作的职业声望和小学教师相近或更高。此外，如同其他作者（Lipman-Blumen 1984）所言，男性的性别地位通常被赋予比女性更高的社会等级。因此，在大部分的情形中，普雷斯科特小学父亲的地位比老师高。普雷斯科特小学母亲的职业声望则不一；本研究进行时有在上班的母亲，其中一位从事银行的行政工作、一位是护士、一位在家族事业担任（兼职）会计。
职业地位上的差异似乎影响着家长与老师之间的互动。如同Sennett 和Cobb（1972）所论证，这些家长似乎认为自己的职业地位（以及整体阶级位置）就像是「徽章」，标示着自己的能力。科顿小学的父母尊敬老师；他们不认为自己与老师是平等的。一位母亲如此解释：
老师受教育的时间很长，他们比一般人懂的还多。我不认为自己笨，可是我没有很聪明或知道很多。我没有能力进到教室教孩子，且期望他们可以学到和老师教他们的一样多。所以我会依赖老师的意见，更甚于我自己怎么想。
科顿小学父母将老师视为经过训练而有专门知识的专业人士。如同他们认为医生具备了他们无法理解的专业知识，他们也认为自己无法理解老师具备的专业知识。科顿小学家长认为老师有一个「后台」（backstage）──那是家长由于缺乏能力和训练而被排除在外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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