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荷兰蒂尔堡这一类欧洲城镇,可以看见奉公守法、举止有礼的居民在砖头人行道散步,画家梵谷小时候,便是在这里正正经经上起绘画课,天主教特拉普会修士在东边市郊酿造可口的「修道院啤酒」(La Trappe)。二○一二年秋天,我一游蒂尔堡,前身为羊毛纺织厂的德彭当代美术馆(De Pont Museum of Contemporary Art)正举办印度艺术家安尼施.卡普尔(Anish Kapoor)雕塑展,游客围着一个苍白的管状物,管口漆得血红、一面巨大的哈哈镜照映出上下颠倒的展厅、一具血腥大砲搁置着,砲口瞄准着厅内某个角落堆着的东西,既像肿瘤,又像打了一场凄凉战役的生化弹药弹壳。在镇上的中央车站,脚踏车形成一排排长龙,悬于墙面挂钩,沿托架整整齐齐停放,宛如洗碗机里的餐盘。
这几年,普路和另一位心理学家史帝文.海因(Steven Heine)做了一系列出色实验,两人的目标是更加深入理解人如何回应疑难与模煳的事件。在二○○九年一项研究中,受测者得阅读二十世纪极为难懂的一篇短篇小说:卡夫卡的<乡村医生>(A Country Doctor)。这篇超现实的故事描写一名医生受人请託,要到十英里外救治一名小男孩。大雪纷飞,医生没有马可以拉车。陌生男子带着马出现,并对着医生女仆的脸颊咬了一口。医生抵达病人住处后,原本不以为男孩有病,接着却察觉有处伤口爬满了虫,病人很快就要死了。村民剥去医生的衣服,做出无理的要求。医生逃走,故事便到此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