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描述
16个你或许熟悉的创作人名字，
16个在文艺劳动背后陌生的故事。
16个在文艺劳动背后陌生的故事。
本书是作者何建宗博士与16位创作人的深度访谈录，他们都活跃于文字、音乐、电影和视觉艺术界。不是由他们坦诚道来，谁又会认真思量创作人颠簸的工作与日常？其实他们的热情都来自使命感，信念都来自被肯定，挣扎都来自不甘心，坚持则因为有同路人。
这些都是香港创意工业下，既熟悉又陌生的故事。故作者提倡政策订立者以「创意生态」（creative ecology）的角度切入，重新思考文化及创意产业政策，以改善文化及创意工作者的生活素质和工作待遇问题，为向来单一的经济想像，带来了新的思考维度。
著者信息
作者简介
何建宗
香港浸会大学人文及创作系哲学博士，现为该系研究助理教授。研究范围包括文化政策、创意及文化产业、视觉艺术等。同时为文艺复兴基金会理事、艺术团体1a space董事兼策展小组成员，以及香港文学馆核心成员。
何建宗
香港浸会大学人文及创作系哲学博士，现为该系研究助理教授。研究范围包括文化政策、创意及文化产业、视觉艺术等。同时为文艺复兴基金会理事、艺术团体1a space董事兼策展小组成员，以及香港文学馆核心成员。
图书目录
总序
序 创作人的浪漫与日常／文洁华
0 导论：为什么谈创作人？
1 以「香港文化及创意」作形容词的经济产业政策
2 文字工作者
2.1 邓小桦：我很强调要创造职位
2.2 袁兆昌：有得做便做下去
2.3 潘国灵：文学创作是「vocation」 而非「profession」
2.4 饶双宜：彷彿说理想就不应该讲钱
3 音乐工作者
3.1 郭启华：工作出于实现自我的心理
3.2 蓝奕邦：我很庆幸自己会写歌
3.3 黄靖：我希望我的价值被肯定
3.4 冯颖琪：我是看见空隙 就想去填补的那一类人
4 电影工作者
4.1 麦曦茵：我觉得所谓「为梦想」 这个说法被滥用了
4.2 小野：我的忧虑都是很短期的
4.3 陈心遥：我们从来没有被保护过
4.4 曾庆宏：对于我喜欢的工作我从来不谈金钱
5 视觉艺术工作者
5.1 白双全：艺术工作者就像农夫
5.2 林兆荣：至少我知道自己不喜欢做的是什么
5.3 李明明：我当自己是兼职和学习
5.4 梁学彬：我现在做的，给予我拒绝的权利
6 结语：文化及创意是生态，而不是产业
序 创作人的浪漫与日常／文洁华
0 导论：为什么谈创作人？
1 以「香港文化及创意」作形容词的经济产业政策
2 文字工作者
2.1 邓小桦：我很强调要创造职位
2.2 袁兆昌：有得做便做下去
2.3 潘国灵：文学创作是「vocation」 而非「profession」
2.4 饶双宜：彷彿说理想就不应该讲钱
3 音乐工作者
3.1 郭启华：工作出于实现自我的心理
3.2 蓝奕邦：我很庆幸自己会写歌
3.3 黄靖：我希望我的价值被肯定
3.4 冯颖琪：我是看见空隙 就想去填补的那一类人
4 电影工作者
4.1 麦曦茵：我觉得所谓「为梦想」 这个说法被滥用了
4.2 小野：我的忧虑都是很短期的
4.3 陈心遥：我们从来没有被保护过
4.4 曾庆宏：对于我喜欢的工作我从来不谈金钱
5 视觉艺术工作者
5.1 白双全：艺术工作者就像农夫
5.2 林兆荣：至少我知道自己不喜欢做的是什么
5.3 李明明：我当自己是兼职和学习
5.4 梁学彬：我现在做的，给予我拒绝的权利
6 结语：文化及创意是生态，而不是产业
图书序言
0 导论：为什么谈创作人？
荷兰艺术家兼社会学家Hans Abbing，曾经写了一本畅销书，题为Why are Artists poor? The Exceptional Economy of the Arts（2002），引起了学界与艺术界关注。而在香港，有关「创意劳动」（creative labour），又谓「创意工作」的讨论也在近年慢慢成形：不少文化评论人、学者、创意工作者都开始在报章、网络、专栏，书写文化及创意工作者的希望与困难（梁宝山，2013）；中央政策组亦委託了香港中文大学文化及发展研究中心与政策二十一进行研究，提交了《香港文化艺术界的人力情况及需要研究》（2012）；本地画家石家豪曾经作画《如何（向父母）解释搞艺术未必乞米》；艺术家程展纬亦曾提《艺术家约章》的建议，以透过与合作机构约法三章，保护艺术家的权益与自主；网上也有不少关心艺术及创意工作的社交平台，如「Artist都要食饭」，旨在宣扬艺术家作为一个专业的立场，「希望令更多人意识到一个专业应该得到的尊重」，并持续地传播与艺术家和自由工作者（freelancer）待遇有关的资讯和评论。然而，当这些有关创意劳动的讨论持续酝酿之际，政府政策与本地学界对于香港文化及创意工作者的日常、生活与工作，还是欠缺了一定的关注，遑论更深入的探讨。
在2005年，香港政府确认「文化及创意产业」的重要地位，并于2009年，按2003年订下的「创意产业」框架，定义「香港文化及创意产业」的十一个组别为：广告，娱乐服务，建筑，艺术品、古董及工艺品，文化教育及图书馆、档案保存和博物馆服务，设计，电影及录像和音乐，表演艺术，出版，软件、电脑游戏及互动媒体，电视及电台。然而，在过去近十年的「香港文化及创意产业」政策发展中，我们不难得出两项观察：一，香港文化及创意产业的政策重心，侧重于宏观的、产业性的，以及硬件的基础建设与架构组成，而轻视了香港文化及创意产业的「个体」，即从事文化与创意相关工作的「创作人」自身；二，香港文化及创意产业的政策论述，根本上建构在一个对「创意」似是而非至无所不能的模煳概念上，以假设「创意」为一个统一而没有多样及复杂性的概念，令相关政策因此漠视了不同产业对于「创意」的不同要求、使用及呈现。
荷兰艺术家兼社会学家Hans Abbing，曾经写了一本畅销书，题为Why are Artists poor? The Exceptional Economy of the Arts（2002），引起了学界与艺术界关注。而在香港，有关「创意劳动」（creative labour），又谓「创意工作」的讨论也在近年慢慢成形：不少文化评论人、学者、创意工作者都开始在报章、网络、专栏，书写文化及创意工作者的希望与困难（梁宝山，2013）；中央政策组亦委託了香港中文大学文化及发展研究中心与政策二十一进行研究，提交了《香港文化艺术界的人力情况及需要研究》（2012）；本地画家石家豪曾经作画《如何（向父母）解释搞艺术未必乞米》；艺术家程展纬亦曾提《艺术家约章》的建议，以透过与合作机构约法三章，保护艺术家的权益与自主；网上也有不少关心艺术及创意工作的社交平台，如「Artist都要食饭」，旨在宣扬艺术家作为一个专业的立场，「希望令更多人意识到一个专业应该得到的尊重」，并持续地传播与艺术家和自由工作者（freelancer）待遇有关的资讯和评论。然而，当这些有关创意劳动的讨论持续酝酿之际，政府政策与本地学界对于香港文化及创意工作者的日常、生活与工作，还是欠缺了一定的关注，遑论更深入的探讨。
在2005年，香港政府确认「文化及创意产业」的重要地位，并于2009年，按2003年订下的「创意产业」框架，定义「香港文化及创意产业」的十一个组别为：广告，娱乐服务，建筑，艺术品、古董及工艺品，文化教育及图书馆、档案保存和博物馆服务，设计，电影及录像和音乐，表演艺术，出版，软件、电脑游戏及互动媒体，电视及电台。然而，在过去近十年的「香港文化及创意产业」政策发展中，我们不难得出两项观察：一，香港文化及创意产业的政策重心，侧重于宏观的、产业性的，以及硬件的基础建设与架构组成，而轻视了香港文化及创意产业的「个体」，即从事文化与创意相关工作的「创作人」自身；二，香港文化及创意产业的政策论述，根本上建构在一个对「创意」似是而非至无所不能的模煳概念上，以假设「创意」为一个统一而没有多样及复杂性的概念，令相关政策因此漠视了不同产业对于「创意」的不同要求、使用及呈现。
图书试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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