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描述
已故历史学家东尼‧贾德：史奈德是我一九八九年之后一直期待的那类人的典范：研究东欧的一代美国学人。……
史奈德的叙事功力，令人想起同样任教于耶鲁大学历史系的中国史学家史景迁（Jonathan Spence）教授。
这是历史的幽灵徘徊不去的乱世
大滥杀、强制灭绝、灭种、灭族再度上演？！当今世界现况已和希特勒所处的世界愈来越像！
地球人口爆炸、干净水源短缺、粮食危机，外加全球气候变异、天灾人祸频传……
一直以来我们误会大屠杀的真正成因：生态恐慌和国家毁灭！
原来，人人都可能是灭绝的帮凶！！
★全球东欧史研究领域最着名的重量级历史学专家
★耶鲁大学开授东欧史课程，选修人数动辄逾两百人的知名教授
★《纽约时报》年度畅销书＆编辑选书 New York Times Bestseller & Editors’ Choice
★《华盛顿邮报》、《经济学人》、《出版者週刊》 2015年度好书
★入围英国最着名非小说图书奖「塞谬尔‧约翰逊」奖（Samuel Johnson Prize）决选
★亚马逊网站（Amazon）历史图书类长年高踞 Top 20 的畅销历史作家
★普立兹奖得主安妮‧艾普鲍姆（Anne Applebaum）、历史学家伊恩‧克索（Ian Kershaw）、历史学家黛博拉‧利普斯塔特（Deborah Lipstadt）、前美国国务卿亨利‧季辛吉（Henry Kissinger）、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布里辛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推荐
「生存竞争」这个赤裸原始的课题又逐渐浮上台面。
如果人失去了成为「人」的条件，非常有可能再度形成「清洗」世界的危机！
人们长久以来对二战大屠杀的刻板印象是，纳粹德国透过精密的计画，对领地进行全面控制，对外侵略的同时也对内屠杀。因此人们以为，形成大屠杀机制的关键因素是，一个高效能的国家威权，宣传极端的种族偏见，运用极致冷酷的科学理性来进行种族清洗──在今天，这些因素似乎不太可能重现。
知名历史学专家提摩希‧史奈德的《黑土：大屠杀为何发生？生态恐慌、国家毁灭的历史警讯》，正是为了打破上述迷思，尝试将当前国际时局发展如何与二战发生关联，提出新的见解，震撼国际史学界！在《黑土》如史诗般、讲述种族灭绝和生存历史一书中，提摩希‧史奈德替这一桩二十世纪最残暴的行动提出了新的解释，并揭示接下来的二十一世纪人类将面临的挑战。他根据来自东欧的最新研究资料，这一场浩劫倖存者所提供、早已被人遗忘的证词，提出了犹太人大屠杀事件仍然离现今人类一点都不远，不但比想像中更易于理解而感同身受，也更加令人不寒而慄。
大屠杀的概念始于希特勒幽暗但不难理解的脑海深处，认为消灭犹太人能恢复世界平衡，让德国人取得迫切需要的资源。这种世界观只有在德国摧毁其他国家的情况下才可能实现，所以希特勒的目标是在欧洲掀起一场殖民大战。在无国界地区，几乎所有犹太人都丧失性命。唯独少数正义之士，在没有组织机关援助下，帮助被迫害的犹太人。《黑土》一书中有部分最新研究是致力于理解这些非凡难得的个人行为。他们面临种种难以超越的艰难，只能更加确认──当国家毁灭和生态恐慌招致危险，这些人的义行固然值得效法，但处于相似情况下的人类，往往很难会有如此做法。
史奈德认为忽视大屠杀的教训，导致人类误解了现代性，并危及未来。
二十一世纪初的现在已愈发近似二十世纪初，尽管人类不太愿意承认，但此时此刻越来越像希特勒的世界。要拯救世界、拯救人类，我们必须正视大屠杀，并从历史警讯中学习。
专文推荐
‧黄哲翰│udn《转角国际》专栏作家
‧戴达卫（David Demes）│udn《转角国际》专栏作家、清大社会所博士生
‧陈柏旭│耶鲁大学东亚语文学系博士候选人
专家推荐
‧伍碧雯│国立台北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
‧林育立│媒体撰稿人、旅德记者及译者
‧陈致宏│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博士后
‧廖揆祥│东吴大学德国文化学系副教授
‧蔡庆桦│驻法兰克福办事处祕书、专栏作家
‧戴丽娟│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副研究员
各界好评
国际媒体一致好评
‧令人钦佩又残酷的一针见血……非正统却又挑衅的书写。──《纽约客》
‧《黑土》一书既迷人又精彩、勾人……令人不安的写实。──《华尔街日报》
‧深具启发、有说服力……更息息相关。──《亚特兰大日报》
‧坚定直视大屠杀……大胆将过去与现代连结并毫不畏惧。──《纽约时报》
‧史奈德的历史巨作为当代提出至关重要的一课……证明身为知识分子和追求道德资源，如何更深层地去思考可怕的过去，从而去强化并建立一个以法治、权利和公民为基础的未来。──《华盛顿日报》
‧一次针对大屠杀且令人印象深刻的重新评断，一门确信能致使读者重新思考所思所知、所相信的课题……对于那些渴望了解大屠杀在历史上神话性元素的人而言，《黑土》将是一场不安的阅读体验。──《经济学人》
‧史奈德既是一位伟大的历史学家也是一位活泼的记者……如果我们更清楚了解纳粹的恐怖，我们也就不易在这时代被往昔片面之辞给误导。──《评论家》
‧史奈德的书写既优雅又清晰，他广泛阅读许多为人熟知的文献，并在本书中将前作汇整成一部大屠杀的书写，以陌生语汇重现熟悉议题的论述，挑战专家与非专家的思维。──《以色列国土报》
‧不论你已阅读过多少历史、传记甚至回忆录，本书将迫使你在看待大屠杀历史中，看到全面性、具启示性的一道光芒。──《犹太週报》
国际知名学者专家一致推荐
‧各方面都异常出色！……尽管我已广泛阅读大屠杀相关书写，每一章都还是学到新的东西。熟悉多种语言的史奈德挖掘了同时期常被忽略的东欧资料。──史蒂芬‧卡特 Stephen Carter（耶鲁知名法学家），《彭博新闻社》
‧在这本极具重要性的《黑土》中，史奈德迫使我们重新审视这些巨大的罪行，以炽热的知识分子诚信书写的最新力作，比前作《血色之地：希特勒与史达林之间的欧洲》更深入地去探讨两个政权如何交互影响。──安东尼‧比弗 Antony Beevor（知名军事历史学家），《星期日泰晤士报》
‧在这本不俗又创新的书中，作者重新审视了大屠杀相关文献渊源，将希特勒的「种族灭绝」牢牢置放于1930年代欧洲政治与外交之中，对于关心那段艰难历史的人，这是一本必读之书。──安妮‧艾普鲍姆 Anne Applebaum（长期观察中东欧专栏作家、普立兹奖得主）
‧对大屠杀提出大胆、全新的理解方式，将希特勒的种族世界观和国家毁灭及对于粮食、土地索求作连结，这见解将使人对现今世界深思却也感到不安。《黑土》採用较近代的可怕、不人道的历史，强调重新思索未来之迫切。──伊恩‧克索 Ian Kershaw（英国历史学家）
‧部分历史兼涉部分政治理论，这是一本令人获益良多却也极富挑战性的重新解读。──亨利‧季辛吉 Henry Kissinger （前美国国务卿）
‧对于了解大屠杀，这是一本挑衅、具挑战性却也极重要的读物……作者迫使我们重新思考，我们原以为早就理解的教训。──黛博拉‧利普斯塔特 Deborah Lipstadt （美国历史学家）
‧不只有力地揭露大屠杀的恐惧，更有说服力地分析大屠杀至今仍有的威胁。──布里辛斯基 Zbigniew Brzezinski （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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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名历史学专家提摩希‧史奈德的《黑土：大屠杀为何发生？生态恐慌、国家毁灭的历史警讯》，正是为了打破上述迷思，尝试将当前国际时局发展如何与二战发生关联，提出新的见解，震撼国际史学界！在《黑土》如史诗般、讲述种族灭绝和生存历史一书中，提摩希‧史奈德替这一桩二十世纪最残暴的行动提出了新的解释，并揭示接下来的二十一世纪人类将面临的挑战。他根据来自东欧的最新研究资料，这一场浩劫倖存者所提供、早已被人遗忘的证词，提出了犹太人大屠杀事件仍然离现今人类一点都不远，不但比想像中更易于理解而感同身受，也更加令人不寒而慄。
大屠杀的概念始于希特勒幽暗但不难理解的脑海深处，认为消灭犹太人能恢复世界平衡，让德国人取得迫切需要的资源。这种世界观只有在德国摧毁其他国家的情况下才可能实现，所以希特勒的目标是在欧洲掀起一场殖民大战。在无国界地区，几乎所有犹太人都丧失性命。唯独少数正义之士，在没有组织机关援助下，帮助被迫害的犹太人。《黑土》一书中有部分最新研究是致力于理解这些非凡难得的个人行为。他们面临种种难以超越的艰难，只能更加确认──当国家毁灭和生态恐慌招致危险，这些人的义行固然值得效法，但处于相似情况下的人类，往往很难会有如此做法。
史奈德认为忽视大屠杀的教训，导致人类误解了现代性，并危及未来。
二十一世纪初的现在已愈发近似二十世纪初，尽管人类不太愿意承认，但此时此刻越来越像希特勒的世界。要拯救世界、拯救人类，我们必须正视大屠杀，并从历史警讯中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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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大屠杀提出大胆、全新的理解方式，将希特勒的种族世界观和国家毁灭及对于粮食、土地索求作连结，这见解将使人对现今世界深思却也感到不安。《黑土》採用较近代的可怕、不人道的历史，强调重新思索未来之迫切。──伊恩‧克索 Ian Kershaw（英国历史学家）
‧部分历史兼涉部分政治理论，这是一本令人获益良多却也极富挑战性的重新解读。──亨利‧季辛吉 Henry Kissinger （前美国国务卿）
‧对于了解大屠杀，这是一本挑衅、具挑战性却也极重要的读物……作者迫使我们重新思考，我们原以为早就理解的教训。──黛博拉‧利普斯塔特 Deborah Lipstadt （美国历史学家）
‧不只有力地揭露大屠杀的恐惧，更有说服力地分析大屠杀至今仍有的威胁。──布里辛斯基 Zbigniew Brzezinski （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
好的，这是一份关于其他书籍的图书简介，力求详实，避免提及您提到的特定书名及其内容。 --- 深入探讨人类历史与社会变迁的精选书目导读 本导读将聚焦于三本具有深远影响力的非虚构作品，它们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剖析了人类文明的演进、制度的构建与瓦解，以及思想的传播对社会形态造成的结构性影响。这些著作不仅是学术研究的里程碑，更是理解当代世界复杂性的重要钥匙。 1. 《光荣与梦想：1932-1972年美国社会变迁史》 作者：威廉·曼彻斯特 (William Manchester) 内容概述： 《光荣与梦想》是一部气势恢宏的社会史编年史，它以近乎现场报道的笔触，记录了美国历史上最具戏剧性的三十年。曼彻斯特巧妙地将宏大的政治、经济事件与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文化变迁紧密结合，为读者构建了一个立体而鲜活的时代画卷。 本书的叙事跨度从大萧条的阴影笼罩，一直延伸到越战的余波和嬉皮士文化的兴起。作者并未满足于罗列历史事实，而是深入挖掘了驱动社会变革的内在动力。他详尽地描绘了罗斯福新政如何重塑了美国政府与公民的关系，以及二战如何以前所未有的方式重塑了全球经济和国内的社会阶层。 在文化层面，书中对爵士乐、好莱坞黄金时代的衰落、电视的崛起如何成为新的“家庭客厅的中心”，以及民权运动的艰辛历程进行了细致入微的刻画。曼彻斯特的写作风格兼具新闻的敏锐和历史学家的严谨，他捕捉到了每一个转折点上人们复杂的情感——从对未来的希望，到对冷战核威胁的焦虑，再到对社会正义的呐喊。 核心价值： 此书的价值在于其对“大众经验”的聚焦。它不是一本纯粹的总统传记或外交史，而是关于一个国家在剧烈动荡中如何重新定义自身身份的史诗。它解释了现代消费社会的形成，以及在福利国家模式初具规模的背景下，美国梦是如何被挑战、被重新诠释的。阅读此书，能让读者深刻理解二战后西方社会结构性转变的复杂性与内在矛盾。 --- 2. 《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 作者：贾雷德·戴蒙德 (Jared Diamond) 内容概述： 《枪炮、病菌与钢铁》是一部具有颠覆性的宏大历史地理学著作。戴蒙德试图回答一个看似简单却极其深刻的问题：为什么是欧亚大陆的文明率先发展出征服和统治世界的力量，而其他大洲的社会却在相对孤立的状态下发展？ 本书的核心论点在于，环境因素——而非种族优越性——决定了不同大陆社会发展路径的差异。戴蒙德将地理学、生物学、考古学和历史学融为一炉，构建了一个跨学科的解释框架。 他首先关注农业的起源。欧亚大陆拥有数量最多且最适宜驯化的野生动植物资源，这使得农业革命得以更早、更有效地在这一区域爆发。农业的成功带来了剩余粮食，进而支撑了人口密度、职业分工、政治组织的复杂化，以及技术的进步（如文字和冶金术）。 其次，地理轴线的方向至关重要。欧亚大陆东西走向的地理结构，使得气候带和生物物种可以相对容易地在广阔的范围内传播，加速了技术的扩散。相比之下，美洲和非洲南北走向的轴线则构成了传播的巨大障碍。 最后，戴蒙德阐述了病菌的决定性作用。定居生活和对驯养动物的密切接触，使欧亚人群体暴露于并逐渐适应了大量人畜共患的病原体。这些病菌随着殖民者的到来，在美洲和澳洲等地造成了灾难性的流行病，极大地削弱了当地抵抗能力，为后来的征服提供了“无形的武器”。 核心价值： 该书挑战了许多传统的历史叙事，以环境决定论的视角，为理解全球不平等的根源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基于科学证据的论证。它促使读者从更深远的地理和生物背景去审视人类历史的走向。 --- 3. 《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 作者：古斯塔夫·勒庞 (Gustave Le Bon) 内容概述： 《乌合之众》是社会心理学领域的奠基之作，尽管成书于十九世纪末，但其对群体行为的洞察力至今仍令人震惊。勒庞的核心关注点在于，当个体汇集成“群体”（或“乌合之众”）时，其心理特征会发生显著的、甚至可以说是“退化”的变化。 勒庞认为，群体拥有一个独特的“集体心理”，它表现出易变、冲动、易受暗示、偏执和保守的特征。在群体中，个体的理性、批判性思维能力被压制，取而代之的是情感和无意识的驱动力。他详细分析了群体如何通过“传染”、“暗示”和“重复”这三种机制形成统一的意志和信念。 书中探讨了群体领袖的特征——他们往往不是深思熟虑的智者，而是具备强大意志力、擅长运用形象和断言的“煽动家”。领袖的魅力在于他们能够绕过逻辑，直接诉诸群体的原始情感和幻想。 勒庞还区分了不同类型的群体（如犯罪群体、迷信群体、议会群体等），并阐述了如何利用这些心理规律来影响公众舆论和政治决策。他对传统观念的颠覆，例如群体对理性的不信任以及对强权个体的本能服从，揭示了政治运动、宗教狂热乃至早期市场投机行为背后的深层心理机制。 核心价值： 本书为理解非理性决策、意识形态的快速传播、以及现代大众媒体和政治宣传的力量提供了基础性的理论框架。它深刻地揭示了群体心理的脆弱性与危险性，是所有关注社会运动、政治心理学和传播学的读者的必读之作。 --- 总结： 这三部作品——一部聚焦于近现代社会转型的细致编年史，一部探讨人类文明宏大地理学差异的跨学科巨著，以及一部剖析群体非理性行为的心理学经典——共同构成了一个理解现代世界复杂性的多维视角。它们提醒我们，历史的进程既受到宏大环境力量的塑造，也受制于人类本能的心理规律。
著者信息
作者简介
提摩希‧史奈德（Timothy Snyder）
耶鲁大学历史系讲座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现代东欧史，毕业于牛津大学，曾在巴黎、维也纳和哈佛大学担任过研究员。曾获汉娜‧鄂兰奖章、莱比钖书展大奖、美国艺术文学院文学奖项，文章评论散见全美各大媒体、报章杂志专栏。撰有多部备受称誉的史学着作，包括《血色之地：希特勒与史达林之间的欧洲》、《论暴政》（On Tyranny）、The Road to Unfreedom: Russia, Europe, America等。同时也是美国大屠杀纪念博物馆外交关系理事会暨良知委员会的成员、维也纳人类科学研究中心的常驻研究员。
译者简介
陈柏旭
现为耶鲁大学东亚语文学系博士候选人，台湾大学外国语文学学士、中央大学英美文学硕士。合译有《酷儿政治与台湾现代「性」》。
提摩希‧史奈德（Timothy Snyder）
耶鲁大学历史系讲座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现代东欧史，毕业于牛津大学，曾在巴黎、维也纳和哈佛大学担任过研究员。曾获汉娜‧鄂兰奖章、莱比钖书展大奖、美国艺术文学院文学奖项，文章评论散见全美各大媒体、报章杂志专栏。撰有多部备受称誉的史学着作，包括《血色之地：希特勒与史达林之间的欧洲》、《论暴政》（On Tyranny）、The Road to Unfreedom: Russia, Europe, America等。同时也是美国大屠杀纪念博物馆外交关系理事会暨良知委员会的成员、维也纳人类科学研究中心的常驻研究员。
译者简介
陈柏旭
现为耶鲁大学东亚语文学系博士候选人，台湾大学外国语文学学士、中央大学英美文学硕士。合译有《酷儿政治与台湾现代「性」》。
图书目录
导读／从 「庸俗市侩」到「屠杀实验场」／黄哲翰
推荐／关于罪行的记忆与被遗却的罪行／戴达卫
译序／作为隐喻的黑土──犹太大屠杀在东欧／陈柏旭
‧序曲
‧导论 希特勒的世界
‧第一章 生存空间
‧第二章 柏林、华沙、莫斯科
‧第三章 巴勒斯坦的应许
‧第四章 毁灭国家的人
‧第五章 双重佔领
‧第六章 更大的邪恶
‧第七章 德国人、波兰人、苏联人、犹太人
‧第八章 奥许维兹悖论
‧第九章 主权与生存
‧第十章 灰暗的拯救者
‧第十一章 神和人的游击队
‧第十二章 正直的少数人
‧结论
‧注释
推荐／关于罪行的记忆与被遗却的罪行／戴达卫
译序／作为隐喻的黑土──犹太大屠杀在东欧／陈柏旭
‧序曲
‧导论 希特勒的世界
‧第一章 生存空间
‧第二章 柏林、华沙、莫斯科
‧第三章 巴勒斯坦的应许
‧第四章 毁灭国家的人
‧第五章 双重佔领
‧第六章 更大的邪恶
‧第七章 德国人、波兰人、苏联人、犹太人
‧第八章 奥许维兹悖论
‧第九章 主权与生存
‧第十章 灰暗的拯救者
‧第十一章 神和人的游击队
‧第十二章 正直的少数人
‧结论
‧注释
图书序言
导读
从庸俗市侩到屠杀试验场
黄哲翰／udn《转角国际》专栏作者
我们正处于全球化的历史高峰。週期性金融崩溃、贫富差距极端化、气候变迁、资源逐渐枯竭、大规模迁徙流亡、族群冲突......等危机，也以史无前例的规模冲击着人们的认知。危机所引发的反应，让近年来全球政治气氛丕变──就在「历史终结」的三十年后，历史的钟摆再度倾向支持威权人格、划清族群界线、乃至于拉起贸易壁垒。
人们对自由民主、资本主义、科技进步的乐观一夕之间变色，「生存竞争」这个赤裸原始的课题则又逐渐浮上台面。人类可能因此走向下一场大战与屠杀，这个想像已不再只能是虚构情节了。不少时事观察者都察觉到某种既视感：当前的处境，彷彿就是二战前夕的翻版。近年来快速席卷欧美民主国家的右翼民粹势力，更让人联想到当年欧洲各国的法西斯主义和德国的纳粹。
但是在忧心的同时，人们也不免自问：这样的类比是恰当的吗？
相较于八十年前，现今的国家作为一部治理机器，效能已大幅缩减，并普遍将更多的权力让渡给企业财团、游说团体、公民组织、甚至网路社群。过去一套一套的政治意识型态，对于现今群众而言，也失去了吸引力；事实上，当前风行的右翼民粹，与当年的法西斯和纳粹之间的关键差异就在于，前者避免了一切极端化的大型政治计画，始终都诉诸松散的、甚至前后不一致的直觉判断。
有鑑于此，当我们把二战具体地关连到当前脉络时，它往往又显得过于不现实，以致于让我们困惑：对二战前夕的既视感，是否只是战后「反省文化」的过敏反应？
追根究柢，这个困惑源自人们长久以来对二战大屠杀的刻板印象：纳粹德国透过精密的计画，对领地进行全面控制，对外侵略的同时也对内屠杀。因此人们便以为，形成大屠杀机制的关键因素是：一个高效能的国家威权，宣传极端的种族偏见，并运用极致冷酷的科学理性来进行种族清洗──在今天，这些因素似乎不太可能重现。
本书正是为了打破上述迷思、并将二战关连回当前时局所作。透过严谨的史料铺展，作者精确地描绘出这场大屠杀令人讶异的复杂原貌，逐一颠覆各种刻板印象。
这一连串打破迷思的过程，从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开始切入：纳粹是什么？
日常生活中有一种常见的市侩政治态度：竞争就是世界的现实，是非对错都是相对的，只有赢家才是正义；一切号称普世性的政治和道德概念，都是众鲁蛇们假惺惺地用来合理化竞争劣势、并试图将赢家拉下台的借口。若将此态度推至极端，形成体系，它就是希特勒的思想、纳粹的核心性格。
希特勒相信，人类种族无止尽的弱肉强食，正是自然的现实。各种世界观与政治概念，不过是服务于种族斗争的工具。世界理当优胜劣败，但自从犹太人出现后，他们引入善恶的道德知识，并且鼓吹和平、互惠、共存的政治理念，让强者的种族失去斗争意识，而受制于作为弱者的犹太人。据此，希特勒认为犹太人不属于自然，他们并非仅是低劣的种族，而是连「种族」都不是、连「人」都不是──他们是反自然的「瘟疫」、人类种族生态的灾难。
一战后德国的经济萧条被希特勒直接等同生物学上的种族生存危机，它是由于德意志人「感染」了「犹太瘟疫」所致。德意志种族唯一的生路就是借由消灭犹太人，破除世上一切政治秩序、摧毁惺惺作态的布尔乔亚政治文化，恢复丛林般的自然秩序，让强者称霸、弱者饿死。
这种思想不同于捍卫国家至上的法西斯主义、也绝不只是当时欧洲普遍可见的反犹主义。它的原貌是个反国家的、暴力主宰的无政府主义。随后为了获取群众支持，才包装成貌似法西斯的国家社会主义。
本书打破的首要迷思，就是将纳粹完全等同于国家威权的拥护者和单纯的种族歧视者。纳粹本质上既不同于后两者，其所引发的大屠杀也并非「国家威权」和「种族歧视」这两个因素所足以解释的。
接着，作者以严谨而丰富的史料铺展，论述让大屠杀逐步成形的曲折机制。
出于无政府的暴力性质，纳粹政权依循的行动原则是即兴而非逻辑。尽管他们始终都不乏仇犹宣传的灵感，但最初并无具体处置犹太人的通盘计画。纳粹所执掌的政府体制，亦在相当程度上限制了他们所欲施展的暴力。
推荐序
关于罪行的记忆与被遗却的罪行
戴达卫（David Demes）
国中的时候，我第一次走进毒气室。当时，我是参观我老家附近的哈达玛尔（Hadamar）「安乐死中心」纪念馆 。我记得那天刚好有一场演讲，讲者具体在谈些什么内容我早已记不得，但我印象深刻的是演讲后的Q&A，有位当地的阿嬷分享她个人的见解，说她们当年不知道哈达玛尔有这么一个屠杀身心障碍者的地方，演讲明显令她十分激动，或是说那个演讲似乎有点冒犯到她，因此她开始帮自己及其他当地人辩护。当她又要谈起「我们并不知道……」时，场合的气氛突然变了，坐后面一点的另外一位阿嬷站起来，开始大声地反驳前者的言论，她说：「当年，我们谁没有发现我们邻居的儿女被带走！谁不知道那些天天经过市中心的灰色巴士是在运输谁！谁不知道巴士上山后的黄昏，精神病院的烟囱在冒着烟，全城都是人肉被烧掉的恶味。我们通通都知道！」
至今，德国仍然有不少人不愿意面对这段历史，更不愿意面对自己所背负的责任。史奈德教授在《黑土》正是终结了这七十年之久的谎言：不管是亲身前往东欧战场参与屠杀的几百万军人、党卫队、警察，目击屠杀的民政官员和女性帮手，还是留在家乡剥夺犹太邻居财产的德国人，大家其实都很清楚犹太人及其他弱势群体的遭遇（详第八章）。即便当年没有亲身参与压迫犹太人，当时德国家家户户都有一本希特勒的《我的奋斗》，希特勒在书中宣扬他的种族优生学及对东欧「生存空间」（请参考译序）的渴望，难道还有人能够对压迫犹太人佯作不知？即便如此，在终结谎言的同时，史奈德并没有指责当时的加害者，他反而认为，在类似的生活条件及历史脉络之下，每个人都很有可能成为加害者，这也正是他在本书书名所提的「警示」，而这些条件为何，正是《黑土》最重要的理论贡献。
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季辛吉（Henry Kissinger）在书评中，称《黑土》不仅是犹太大屠杀的重要历史着作，更是一部政治理论作品。确实，史奈德所提出的理论，挑战了很多过去对犹太大屠杀的主流历史论述。
汉娜‧鄂兰（Hannah Arendt）在她的经典着作《平凡的邪恶》中，批判纳粹德国的官僚体系导致几百万人的大屠杀。反之，史奈德认为，官僚体系的衰颓才使得屠杀成为可能。他的核心论点是，在二战期间，国家制度发挥了保护犹太人的关键作用。他主要辨识的国家制度有三：公民身分（citizenship）、官僚体系（bureaucracy）、及对外政策（foreign policy）。从统计数据来看，享有德国公民身分的犹太人，在二战时期的生存率往往高于东欧国家的犹太人，因为后者的国家制度被德国消灭，使他们丧失国家的保障。公民身分让人们得到官僚体系的保护。同时，独立的对外政策让纳粹德国的邦交国有空间改变针对犹太人的政策，从原先配合德国要求逮捕犹太人，到二战末期转向与同盟国合作，选择不配合德国将犹太人押解送至集中营。公民身分、官僚体系、及对外政策等三个要素，减慢了纳粹德国屠杀犹太人的速度，最终也阻挡了希特勒杀死全欧洲大陆犹太人的计画。
反观，大屠杀得以实行的关键前提，是德国邻近国家政体被摧毁，史奈德称这个战略为「国家之消灭」（state destruction）。一九三八年，当奥地利总理宣布「德奥合併」（Anschluss），奥地利实质上就毁灭了，并陷入了一种无法无天的状态。宣布合併的隔天，维也纳犹太人开始被侮辱，财产也被强制征收（详第四章）。到了一九三九年，希特勒与史达林分别入侵波兰。按照纳粹政权的逻辑，波兰这个国家从未存在，其法律不仅无效，也被视为从未存在过。据此，波兰人（包含波兰籍犹太人在内）一下子失去公民身分及由此而来的权利和保障。对希特勒而言，波兰及其他东欧国家只是一片空空如也的土地，而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的原居民只不过是「次人类」（subhuman）。这样的逻辑和推论，源于欧洲各国在非洲、美洲等地殖民主义的意识形态。史奈德将希特勒的意识形态及其对东欧「生存空间」的追求，放回殖民主义的脉络里，并将其理解为一种欧洲大陆境内的殖民主义计画。
译序（节录）
作为隐喻的黑土──犹太大屠杀在东欧
陈柏旭
提摩希‧D‧史奈德（Timothy D. Snyder）是耶鲁大学东欧史讲座教授，一九九七年于牛津大学历史系取得波兰史博士学位。史奈德教授在布朗大学就读大学部历史系时正值一九八九年前后的「苏东波」，也开启了他对东欧史的研究兴趣。近年来他固定于耶鲁大学开设东欧史大学部课程，选修人数动辄逾两百人；太太马尔西．肖尔（Marci Shore）也是治中欧、东欧思想史的教授，偶尔会在史奈德教授的班上客座，夫妇两人都致力于将被湮灭的东欧史带回英语学界的视野。其历史着作虽然大量征引档案材料与二手研究文献，读来却不生涩，适合学术研究者与一般读者大众阅读，其叙事功力令人想起华语读者所熟知、同样任教于耶鲁大学历史系的中国史学家史景迁（Jonathan Spence）教授。
史奈德教授的着作目前已翻译为波兰语、德语、法语、日语等三十多种语言。而在华文世界中，《黑土：大屠杀为何发生？生态恐慌、国家毁灭的历史警讯》（Black Earth: The Holocaust as History and Warning）与同样由联经出版公司近日翻译的《论暴政》（On Tyranny，该书显然是对川普当选美国总统的回应）一同出版，是史氏在华文世界首度问世的完整着作。除此之外，史奈德教授只有为当时已不久于人世的东欧史学者东尼‧贾德（Tony Judt）教授访谈录《思虑二十世纪：东尼．贾德思想自传》（Thinking the Twentieth Century）所作的序言曾译成过中文。不过东尼．贾德教授在跋该书时倒是颇为详尽地交代了史奈德的治学背景，以及其学术养成当时的美国学术界东欧史研究情况，不妨在此略加引述：
史奈德是我一九八九年之后一直期待的那类人的典范：研究东欧的一代美国学人。……
史奈德教授熟谙几乎所有的东欧语言，除了研究犹太大屠杀历史所必备的德语之外，也能够征引俄语、波兰语、乌克兰语等十国语言的档案史料，这点即令其他治东欧史学者（甚至许多出身于曾受大屠杀殃及的东欧国家移民第二代）都难以望其项背（见第五章註一）。除了学术着述之外，史奈德教授同时也是一名公共知识份子。二○一三年俄罗斯併吞克里米亚的「乌克兰危机」（Ukrainian crisis）发生时，史奈德教授固定在《纽约书评》（New York Review of Books）以及个人部落格上发表时政评议，建立其公众知识分子的声音。随着本书以及《论暴政》的出版也开始接受较主流的电视节目採访，进入美国公众的视野。
乌克兰问题正是斯耐德教授撰写本书时的主要关切之一。事实上，本书标题的「黑土」指的就是当时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农耕沃土。黑土原是肥沃的农作土壤，但在二战期间却被挖成尸坑，其中的反差与矛盾意象不言可喻。本书以标题中的「黑土」为象征符码，在全书中主要只出现在两处，一是导论，一是结论：乌克兰的黑土是犹太大屠杀发生的地方，也是二○一四年俄罗斯併吞的土地。从这种首尾唿应的铺陈中，史奈德教授以古鑑今的动机可见一斑，这样的动机也反映在他为本书下的副标题上─作为历史与警示的大屠杀。
由于史奈德教授征引的语言庞杂，对于本书的翻译自然也构成一定的挑战。在此译者仅针对其中若干用语提出解释。首先是贯穿本书提及希特勒的世界观就会提到的字眼─「星球」（planet，或形容词「星球的」〔planetary〕）。虽然译为中文不无拗口之嫌，但为求贴近希特勒原着中提出的字义，还是予以保留，而不另译为「地球」或「全球」。对希特勒而言，星球是某种透过精准丈量出来的地球表面，是一个必须透过斩刈杀伐来征服的空间。星球的概念也直接涉及本书另一个关键概念─德语当中的「生存空间」（Lebensraum）。据史奈德征引希特勒的定义，生存空间有两重的意涵：一是「客厅」，二是「栖息地」。在此希特勒落入了循环论证，「自然无非是社会，而社会又无非是自然。
序曲
维也纳时尚的第六区，大屠杀的历史就隽刻在人行道上。在犹太人曾经居住、工作的建筑物前，他们一度必须徒手搓洗的人行道上安置着小小的铜制方形纪念碑，上面记载着人名、驱逐日期，以及他们的葬身之地。
在成年人的心目中，这些文字连结着现在与过去。
孩子的观点则迥然不同。孩子的认知从事物开始。
有一位住在维也纳第六区的小男孩日复一日地观察一群工人在对街沿着一栋又一栋的建筑物工作。他看着他们像是在修理管线或舖设电缆把人行道掘开来。有天早晨，在等待开往幼稚园的公车时，他看着这些对街的人剷起、舖平还冒着烟的黑色沥青。谜样的纪念碑在戴着手套的手中，映照出一缕苍白的阳光。
「他们在做什么，爸爸？」男孩的父亲默不作声，迳自望向街道那端等待公车。他犹豫着，启口回答：「他们在建……」欲言又止，难以启齿。然后公车来了，阻断了他们的视线，在一丝汽油味中，车门开启，开往又一个平凡的日子。
*** *** *** *** ***
七十五年前，一九三八年三月，维也纳的大街小巷中四处可见犹太人在清理着人行道上的「奥地利」字样，一个随着希特勒的大军压境而不复存在的国家就于焉遭到抹除。今天，就在同一条的人行道上，犹太人的名字控诉着已复国的奥地利。奥国如同欧洲全体一般，仍然不知道如何评价自己的过去。
维也纳的犹太人为何蒙受迫害，一如奥地利被从世界地图中抹除？为何在奥地利的反犹情绪昭然若揭之时，犹太人却被送到一千公里以外的白俄罗斯才惨遭谋害？在一城（一国，乃至一整个大陆）安身立命的人民的历史又是如何以暴力作收？为何陌生人要彼此杀害？邻居又为何彼此杀戮？
在维也纳以及中、西欧的诸多大城，犹太人是都市生活中头角峥嵘的一群。在维也纳以北、以南、以东的土地上，为数众多的犹太人已定居逾五个世纪。然后，就在短短五年之内，逾五百万犹太人横遭谋害。
*** *** *** *** ***
我们的直觉往往会摆我们一道。我们想当然尔地将大屠杀与纳粹意识形态联想在一块，但却忘了许多兇手并非纳粹人士。虽然几乎所有命丧大屠杀的犹太人都居住在德国境外，我们第一时间想到的却仍是德国的犹太人。提到大屠杀时，我们总想起集中营，尽管被杀害的犹太人中只有相对少数曾经见过集中营。尽管只有在国家体制被破坏的情况下杀戮才可能发生，我们却仍将过错怪到国家（state）的头上。我们归咎于科学，但反而因此为希特勒世界观中一个重要元素背书。我们将过错怪到民族（nation）的头上，却因此沈浸在纳粹党人使用的简化观点中。
我们认同犹太人受害者，无可厚非，但却常常将同情与理解混为一谈。维也纳第六区的纪念碑宣称是「为了未来而记忆」（Remember for the Future）。在大屠杀业已成往事的此际，难道我们应该深信一个看得见的未来正等着我们？我们与被遗忘的犯罪者和被纪念着的受难者共享着同一个世界，而我们的误区却并非无辜的过失。我们的星球现在正改变着，正重新唤醒希特勒时代为人所熟知的恐惧，而希特勒当时也不过是对此做出回应而已。大屠杀的历史尚未结束。其开启的先例是永恆的，而人们尚未记取教训。
能对于欧洲犹太人大屠杀具有启示的说明必须是星球性的（planetary）说明，因为希特勒的思想是生态学式的（ecological），他将犹太人视为自然界的创口。这一段历史必须是殖民的（colonial）历史，因为希特勒想要的是在犹太人居住的邻国土地上发动一场场灭种战争（wars of extermination）。它必定是国际性的（international）历史，因为德国人和其他被谋杀的犹太人并非身处德国，而是身在其他国家。它必须是按照时间顺序的（chronological）历史，因为希特勒在德国的崛起只是一部份的历史，继之而来的是征服奥地利、捷克和波兰，以及重订最终解决方案（Final Solution）。它必须是政治的（political）历史，因为德国毁灭邻邦（尤其是在苏联德佔区）创造了一些发明出毁灭手段的地带。它必须是多重聚焦的（multifocal）历史，提供纳粹观点以外的观点，征引发生杀戮的地区内外不同群体的资料，不论是犹太人抑或非犹太人的资料。这不仅关乎正义，也关乎理解。而这种理解也必须是人性的理解，将求生的意志以及谋害的企图都记载下来，描述谋求活路的犹太人以及那些少数试着帮助他们的非犹太人，接受每个个人与每段值遇都有其固有且难以化约的复杂性。
一段大屠杀的历史必须是当代史，使我们得以体验希特勒时代所遗留在我们的心中与我们的生活中的面向。希特勒的世界观本身并不足以导致大屠杀，但隐藏于其中一以贯之的思想却生产出了某种新的毁灭性的政治型态，也生产出关于人类执行大规模屠杀的能力范围的相关知识。意识形态与情境要像一九四一年这样缜密结合的条件已不复见，但是类似的事件却仍可能再度发生。因此，要了解我们自身，也必须了解过去。大屠杀不仅仅是历史，也是警示。
导论（节录）
希特勒的世界
希特勒认为，我们无法知道未来，但可以知道我们星球的极限，即「某个精确测量出的空间的地表。」生态不外乎就是稀少性，生存即是对土地的争夺。生命不变的结构就是将动物区分为物种，註定会是「内在的孤立」（inner seclusion）以及无尽的打斗，至死方休。希特勒相信人类就如同物种。最高等的物种仍然自较低的物种演化而来，意味着杂种繁殖（interbreeding）固然可能，但却是罪恶的。不同的种族应当如同物种那般与同种交配，与异种杀伐。这对希特勒来说是一条铁律。种族斗争的法则就如同万有引力的法则一般确定。谁会赢得什么？可以赢多久？谁也不知道。在希特勒的理解中，同一个种族可以取得胜利，繁荣壮大，也可能遭受饥馑，以至绝种。
在希特勒的世界，丛林法则就是唯一的法则。人们应该压抑怜悯的倾向，尽可能地强取豪夺。因此，希特勒与那种认为人类之所以异于自然是因为人类有能力想像并创造出新的合作形式的政治思想之间有着断裂。「政治思想家从这样的假说出发，试图描绘出某种不仅只可能实现且还最公正的社会形式。然而对于希特勒而言，大自然才是独一无二的、残忍却压倒性的真实，历史上所有试图做他想的尝试都不过是幻影。顶尖的纳粹法学家卡尔．施米特（Carl Schmitt）解释道：政治并非发端于历史或概念，而是肇始于我们的敌对意识（sense of enmity）。我们的种族敌人系由自然所拣选，而我们的任务则是斗争、杀伐，至死方休。」
「自然没有政治性的界线。」希特勒写道。由于政治即自然，而自然即斗争，因此政治性的思想是不可能的。此一结论堪称十九世纪普遍认为人类活动即生物学的极致表述。在一八八○、九○年代，受达尔文（Charles Darwin）天择说影响的严肃思想家与大众写手称政治思想的古老问题已然为动物学界的突破所解决。在希特勒年轻的时候，将达尔文阐释为竞争即社会之善（social good）的说法影响了政治的方方面面。对于捍卫资本主义的英国人史宾塞（Herbert Spencer）而言，市场就如同适者生存的生态圈。没有阻碍的竞争关系所带来的效益可以合理化其立即造成的恶。反对资本主义的第二国际社会主义者也竞相拥抱生物学的类比，逐渐将阶级斗争看成是「科学性的」，将人类看成是众多动物中的一种动物，而非具有某种人类本质的特殊造物。当时的杰出马克思理论家卡尔．考茨基（Karl Kautsky）也坚信人类是动物。
但是这些自由派或社会主义者仍旧为习惯与体制所囿，无论他们自己有没有发现；从社会经验而生的心理习惯让他们无法达成更为激进的结论。伦理上，他们致力于诸如经济成长或社会正义等善，故而把自然竞争想像成达成这些善的途径对他们来说要不就是有吸引力，要不就是某种很便捷的想法。希特勒将其着作题名为《我的奋斗》（德语：Mein Kampf，英语My Struggle。书名的「奋斗」与本书中常见的「斗争」是同一词─译按）。从本书的书名到两册的巨着乃至其长达二十载的政治生命，与其他人相比，希特勒的自恋毫无止境，其贯彻一致到了冷酷无情的程度，而其虚无的态度却又旺盛无比。种族间无尽的争斗不是生命的因素，而是生命的本质。这么说不是为了建立一套理论，而是为了观察宇宙的本真。斗争即生命，不是什么达到其他目的的区区手段而已。斗争也不是由其所理应带来的繁荣（资本主义）或革命（社会主义）所正当化。希特勒的重点不是用什么称心如意的目的来正当化血腥的手段。本来就没有什么目的，只有手段本身。种族才是真实的，个人、阶级都是人为的建构，纰漏百出，转瞬即逝。斗争不是隐喻或类比，而是可以触及的绝对真实。由于「胆小的民族不配存在在这个世界上」，弱者将被强者宰制。这就是你所需知道、相信的一切。
＊ ＊ ＊
希特勒的世界观对宗教与世俗传统不屑一顾，却又仰赖这两种传统。尽管他并不是什么有原创性的思想家，但却为思想与信仰的危机提供了某种特定的解决方法。正如许多前人一样，希特勒试图结合两者，然而他想设计的却不是某种提升性的综合方案来拯救心灵与心智，而是某种让两者相互碰撞进而毁灭的诱惑。希特勒的种族斗争理应由科学来背书，但他却称其目的为「日用的饮食」（daily bread）。他征引这个字眼来召唤基督教最着名的文本之一，同时却又大肆窜改其意义。基督教的信众向上帝请求道，「赐给我们今日日用的饮食。」基督教祷告词所描述的宇宙中有一形而上的秩序超脱于这星球而存在，那是从一个领域进入另一个领域的美善概念。那些朗读着上帝的祝祷词的人们请求上帝「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兇恶。」在希特勒的「自然资源争夺战中」，不紧紧抓住所有你可以攫获的东西、放他人一条生路是一种罪恶。慈悲使弱者得以肆行。希特勒说，人类只能也只得违反《圣经》的十诫。「如果要我接受任何神圣的戒律，」
他写道：「那道戒律便是：﹃惟应保护种族。﹄」
希特勒善用基督徒所熟知的意象和象征─诸如上帝、祷告词、原罪、十诫、先知、选民、弥赛亚─甚至是基督徒熟知的三元时间结构：始于天堂，然后出埃及记，终于救赎。我们活在污秽当中（译按：见《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第十三节），必须努力净化自己和净化世界，才能回到天国。将天国看成是物种之间的战争（而非造物的和睦）是把基督教式的向往与生物学上显而易见的现实结合起来。人皆相伐（war of all against all）的状态并非恐怖的无目的性（terrifying purposelessness），而是宇宙间必然的唯一目的。自然的丰饶就如同《创世纪》所载是供给人类的，但只给予那些遵循自然法则、为自然战斗的人类。大自然在《我的奋斗》中如同在《创世纪》一样，是为人类所取用的资源─但并非供给予所有的人类，只供给胜出的种族。伊甸园不是一座乐园，而是一条战壕。
如同在《创世纪》当中，对于身体的知识不是问题，而是解答。胜出者应当彼此交配：希特勒认为，人类在杀伐之后的责任是性和繁衍。在他的宏图当中，导致人类堕落的原罪是心灵而非身体。对希特勒来说，我们不幸的弱点就是我们懂得思考，理解到属于其他种族的人也会思考，因此认知到他们也是人类。人类之所以离开希特勒的血腥天国不是出于肉体的知识，而是出于善恶的知识。
当天国堕落了，人类与自然分家，诸如《创世纪》中的蛇这样既非人类也非自然的角色就要承担罪责。如果说事实上人类只不过是大自然中的一分子，而科学已证明大自然不过是场血腥的斗争，那么一定有某种自然之外的东西在腐化物种。对希特勒来说，将善恶的知识带到世上来的人、那摧毁伊甸园的人就是犹太人。是犹太人告诉人类他们比其他动物优越，有能力决定他们自己的未来。是犹太人引介了政治与自然、人类与斗争的错误分野。希特勒自认他的使命就是要为犹太人的精神性原罪找到救赎，并恢复那血腥的天国。由于人类唯有透过毫无保留地种族杀戮才能生存，犹太人的理性战胜直觉就意味着物种的末路。希特勒认为，种族所需要的是一种让该种族得以胜出的「世界观」；在他最终的分析当中，这意味着对自己盲目的任务「忠诚」。
从庸俗市侩到屠杀试验场
黄哲翰／udn《转角国际》专栏作者
我们正处于全球化的历史高峰。週期性金融崩溃、贫富差距极端化、气候变迁、资源逐渐枯竭、大规模迁徙流亡、族群冲突......等危机，也以史无前例的规模冲击着人们的认知。危机所引发的反应，让近年来全球政治气氛丕变──就在「历史终结」的三十年后，历史的钟摆再度倾向支持威权人格、划清族群界线、乃至于拉起贸易壁垒。
人们对自由民主、资本主义、科技进步的乐观一夕之间变色，「生存竞争」这个赤裸原始的课题则又逐渐浮上台面。人类可能因此走向下一场大战与屠杀，这个想像已不再只能是虚构情节了。不少时事观察者都察觉到某种既视感：当前的处境，彷彿就是二战前夕的翻版。近年来快速席卷欧美民主国家的右翼民粹势力，更让人联想到当年欧洲各国的法西斯主义和德国的纳粹。
但是在忧心的同时，人们也不免自问：这样的类比是恰当的吗？
相较于八十年前，现今的国家作为一部治理机器，效能已大幅缩减，并普遍将更多的权力让渡给企业财团、游说团体、公民组织、甚至网路社群。过去一套一套的政治意识型态，对于现今群众而言，也失去了吸引力；事实上，当前风行的右翼民粹，与当年的法西斯和纳粹之间的关键差异就在于，前者避免了一切极端化的大型政治计画，始终都诉诸松散的、甚至前后不一致的直觉判断。
有鑑于此，当我们把二战具体地关连到当前脉络时，它往往又显得过于不现实，以致于让我们困惑：对二战前夕的既视感，是否只是战后「反省文化」的过敏反应？
追根究柢，这个困惑源自人们长久以来对二战大屠杀的刻板印象：纳粹德国透过精密的计画，对领地进行全面控制，对外侵略的同时也对内屠杀。因此人们便以为，形成大屠杀机制的关键因素是：一个高效能的国家威权，宣传极端的种族偏见，并运用极致冷酷的科学理性来进行种族清洗──在今天，这些因素似乎不太可能重现。
本书正是为了打破上述迷思、并将二战关连回当前时局所作。透过严谨的史料铺展，作者精确地描绘出这场大屠杀令人讶异的复杂原貌，逐一颠覆各种刻板印象。
这一连串打破迷思的过程，从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开始切入：纳粹是什么？
日常生活中有一种常见的市侩政治态度：竞争就是世界的现实，是非对错都是相对的，只有赢家才是正义；一切号称普世性的政治和道德概念，都是众鲁蛇们假惺惺地用来合理化竞争劣势、并试图将赢家拉下台的借口。若将此态度推至极端，形成体系，它就是希特勒的思想、纳粹的核心性格。
希特勒相信，人类种族无止尽的弱肉强食，正是自然的现实。各种世界观与政治概念，不过是服务于种族斗争的工具。世界理当优胜劣败，但自从犹太人出现后，他们引入善恶的道德知识，并且鼓吹和平、互惠、共存的政治理念，让强者的种族失去斗争意识，而受制于作为弱者的犹太人。据此，希特勒认为犹太人不属于自然，他们并非仅是低劣的种族，而是连「种族」都不是、连「人」都不是──他们是反自然的「瘟疫」、人类种族生态的灾难。
一战后德国的经济萧条被希特勒直接等同生物学上的种族生存危机，它是由于德意志人「感染」了「犹太瘟疫」所致。德意志种族唯一的生路就是借由消灭犹太人，破除世上一切政治秩序、摧毁惺惺作态的布尔乔亚政治文化，恢复丛林般的自然秩序，让强者称霸、弱者饿死。
这种思想不同于捍卫国家至上的法西斯主义、也绝不只是当时欧洲普遍可见的反犹主义。它的原貌是个反国家的、暴力主宰的无政府主义。随后为了获取群众支持，才包装成貌似法西斯的国家社会主义。
本书打破的首要迷思，就是将纳粹完全等同于国家威权的拥护者和单纯的种族歧视者。纳粹本质上既不同于后两者，其所引发的大屠杀也并非「国家威权」和「种族歧视」这两个因素所足以解释的。
接着，作者以严谨而丰富的史料铺展，论述让大屠杀逐步成形的曲折机制。
出于无政府的暴力性质，纳粹政权依循的行动原则是即兴而非逻辑。尽管他们始终都不乏仇犹宣传的灵感，但最初并无具体处置犹太人的通盘计画。纳粹所执掌的政府体制，亦在相当程度上限制了他们所欲施展的暴力。
推荐序
关于罪行的记忆与被遗却的罪行
戴达卫（David Demes）
国中的时候，我第一次走进毒气室。当时，我是参观我老家附近的哈达玛尔（Hadamar）「安乐死中心」纪念馆 。我记得那天刚好有一场演讲，讲者具体在谈些什么内容我早已记不得，但我印象深刻的是演讲后的Q&A，有位当地的阿嬷分享她个人的见解，说她们当年不知道哈达玛尔有这么一个屠杀身心障碍者的地方，演讲明显令她十分激动，或是说那个演讲似乎有点冒犯到她，因此她开始帮自己及其他当地人辩护。当她又要谈起「我们并不知道……」时，场合的气氛突然变了，坐后面一点的另外一位阿嬷站起来，开始大声地反驳前者的言论，她说：「当年，我们谁没有发现我们邻居的儿女被带走！谁不知道那些天天经过市中心的灰色巴士是在运输谁！谁不知道巴士上山后的黄昏，精神病院的烟囱在冒着烟，全城都是人肉被烧掉的恶味。我们通通都知道！」
至今，德国仍然有不少人不愿意面对这段历史，更不愿意面对自己所背负的责任。史奈德教授在《黑土》正是终结了这七十年之久的谎言：不管是亲身前往东欧战场参与屠杀的几百万军人、党卫队、警察，目击屠杀的民政官员和女性帮手，还是留在家乡剥夺犹太邻居财产的德国人，大家其实都很清楚犹太人及其他弱势群体的遭遇（详第八章）。即便当年没有亲身参与压迫犹太人，当时德国家家户户都有一本希特勒的《我的奋斗》，希特勒在书中宣扬他的种族优生学及对东欧「生存空间」（请参考译序）的渴望，难道还有人能够对压迫犹太人佯作不知？即便如此，在终结谎言的同时，史奈德并没有指责当时的加害者，他反而认为，在类似的生活条件及历史脉络之下，每个人都很有可能成为加害者，这也正是他在本书书名所提的「警示」，而这些条件为何，正是《黑土》最重要的理论贡献。
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季辛吉（Henry Kissinger）在书评中，称《黑土》不仅是犹太大屠杀的重要历史着作，更是一部政治理论作品。确实，史奈德所提出的理论，挑战了很多过去对犹太大屠杀的主流历史论述。
汉娜‧鄂兰（Hannah Arendt）在她的经典着作《平凡的邪恶》中，批判纳粹德国的官僚体系导致几百万人的大屠杀。反之，史奈德认为，官僚体系的衰颓才使得屠杀成为可能。他的核心论点是，在二战期间，国家制度发挥了保护犹太人的关键作用。他主要辨识的国家制度有三：公民身分（citizenship）、官僚体系（bureaucracy）、及对外政策（foreign policy）。从统计数据来看，享有德国公民身分的犹太人，在二战时期的生存率往往高于东欧国家的犹太人，因为后者的国家制度被德国消灭，使他们丧失国家的保障。公民身分让人们得到官僚体系的保护。同时，独立的对外政策让纳粹德国的邦交国有空间改变针对犹太人的政策，从原先配合德国要求逮捕犹太人，到二战末期转向与同盟国合作，选择不配合德国将犹太人押解送至集中营。公民身分、官僚体系、及对外政策等三个要素，减慢了纳粹德国屠杀犹太人的速度，最终也阻挡了希特勒杀死全欧洲大陆犹太人的计画。
反观，大屠杀得以实行的关键前提，是德国邻近国家政体被摧毁，史奈德称这个战略为「国家之消灭」（state destruction）。一九三八年，当奥地利总理宣布「德奥合併」（Anschluss），奥地利实质上就毁灭了，并陷入了一种无法无天的状态。宣布合併的隔天，维也纳犹太人开始被侮辱，财产也被强制征收（详第四章）。到了一九三九年，希特勒与史达林分别入侵波兰。按照纳粹政权的逻辑，波兰这个国家从未存在，其法律不仅无效，也被视为从未存在过。据此，波兰人（包含波兰籍犹太人在内）一下子失去公民身分及由此而来的权利和保障。对希特勒而言，波兰及其他东欧国家只是一片空空如也的土地，而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的原居民只不过是「次人类」（subhuman）。这样的逻辑和推论，源于欧洲各国在非洲、美洲等地殖民主义的意识形态。史奈德将希特勒的意识形态及其对东欧「生存空间」的追求，放回殖民主义的脉络里，并将其理解为一种欧洲大陆境内的殖民主义计画。
译序（节录）
作为隐喻的黑土──犹太大屠杀在东欧
陈柏旭
提摩希‧D‧史奈德（Timothy D. Snyder）是耶鲁大学东欧史讲座教授，一九九七年于牛津大学历史系取得波兰史博士学位。史奈德教授在布朗大学就读大学部历史系时正值一九八九年前后的「苏东波」，也开启了他对东欧史的研究兴趣。近年来他固定于耶鲁大学开设东欧史大学部课程，选修人数动辄逾两百人；太太马尔西．肖尔（Marci Shore）也是治中欧、东欧思想史的教授，偶尔会在史奈德教授的班上客座，夫妇两人都致力于将被湮灭的东欧史带回英语学界的视野。其历史着作虽然大量征引档案材料与二手研究文献，读来却不生涩，适合学术研究者与一般读者大众阅读，其叙事功力令人想起华语读者所熟知、同样任教于耶鲁大学历史系的中国史学家史景迁（Jonathan Spence）教授。
史奈德教授的着作目前已翻译为波兰语、德语、法语、日语等三十多种语言。而在华文世界中，《黑土：大屠杀为何发生？生态恐慌、国家毁灭的历史警讯》（Black Earth: The Holocaust as History and Warning）与同样由联经出版公司近日翻译的《论暴政》（On Tyranny，该书显然是对川普当选美国总统的回应）一同出版，是史氏在华文世界首度问世的完整着作。除此之外，史奈德教授只有为当时已不久于人世的东欧史学者东尼‧贾德（Tony Judt）教授访谈录《思虑二十世纪：东尼．贾德思想自传》（Thinking the Twentieth Century）所作的序言曾译成过中文。不过东尼．贾德教授在跋该书时倒是颇为详尽地交代了史奈德的治学背景，以及其学术养成当时的美国学术界东欧史研究情况，不妨在此略加引述：
史奈德是我一九八九年之后一直期待的那类人的典范：研究东欧的一代美国学人。……
史奈德教授熟谙几乎所有的东欧语言，除了研究犹太大屠杀历史所必备的德语之外，也能够征引俄语、波兰语、乌克兰语等十国语言的档案史料，这点即令其他治东欧史学者（甚至许多出身于曾受大屠杀殃及的东欧国家移民第二代）都难以望其项背（见第五章註一）。除了学术着述之外，史奈德教授同时也是一名公共知识份子。二○一三年俄罗斯併吞克里米亚的「乌克兰危机」（Ukrainian crisis）发生时，史奈德教授固定在《纽约书评》（New York Review of Books）以及个人部落格上发表时政评议，建立其公众知识分子的声音。随着本书以及《论暴政》的出版也开始接受较主流的电视节目採访，进入美国公众的视野。
乌克兰问题正是斯耐德教授撰写本书时的主要关切之一。事实上，本书标题的「黑土」指的就是当时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农耕沃土。黑土原是肥沃的农作土壤，但在二战期间却被挖成尸坑，其中的反差与矛盾意象不言可喻。本书以标题中的「黑土」为象征符码，在全书中主要只出现在两处，一是导论，一是结论：乌克兰的黑土是犹太大屠杀发生的地方，也是二○一四年俄罗斯併吞的土地。从这种首尾唿应的铺陈中，史奈德教授以古鑑今的动机可见一斑，这样的动机也反映在他为本书下的副标题上─作为历史与警示的大屠杀。
由于史奈德教授征引的语言庞杂，对于本书的翻译自然也构成一定的挑战。在此译者仅针对其中若干用语提出解释。首先是贯穿本书提及希特勒的世界观就会提到的字眼─「星球」（planet，或形容词「星球的」〔planetary〕）。虽然译为中文不无拗口之嫌，但为求贴近希特勒原着中提出的字义，还是予以保留，而不另译为「地球」或「全球」。对希特勒而言，星球是某种透过精准丈量出来的地球表面，是一个必须透过斩刈杀伐来征服的空间。星球的概念也直接涉及本书另一个关键概念─德语当中的「生存空间」（Lebensraum）。据史奈德征引希特勒的定义，生存空间有两重的意涵：一是「客厅」，二是「栖息地」。在此希特勒落入了循环论证，「自然无非是社会，而社会又无非是自然。
序曲
维也纳时尚的第六区，大屠杀的历史就隽刻在人行道上。在犹太人曾经居住、工作的建筑物前，他们一度必须徒手搓洗的人行道上安置着小小的铜制方形纪念碑，上面记载着人名、驱逐日期，以及他们的葬身之地。
在成年人的心目中，这些文字连结着现在与过去。
孩子的观点则迥然不同。孩子的认知从事物开始。
有一位住在维也纳第六区的小男孩日复一日地观察一群工人在对街沿着一栋又一栋的建筑物工作。他看着他们像是在修理管线或舖设电缆把人行道掘开来。有天早晨，在等待开往幼稚园的公车时，他看着这些对街的人剷起、舖平还冒着烟的黑色沥青。谜样的纪念碑在戴着手套的手中，映照出一缕苍白的阳光。
「他们在做什么，爸爸？」男孩的父亲默不作声，迳自望向街道那端等待公车。他犹豫着，启口回答：「他们在建……」欲言又止，难以启齿。然后公车来了，阻断了他们的视线，在一丝汽油味中，车门开启，开往又一个平凡的日子。
*** *** *** *** ***
七十五年前，一九三八年三月，维也纳的大街小巷中四处可见犹太人在清理着人行道上的「奥地利」字样，一个随着希特勒的大军压境而不复存在的国家就于焉遭到抹除。今天，就在同一条的人行道上，犹太人的名字控诉着已复国的奥地利。奥国如同欧洲全体一般，仍然不知道如何评价自己的过去。
维也纳的犹太人为何蒙受迫害，一如奥地利被从世界地图中抹除？为何在奥地利的反犹情绪昭然若揭之时，犹太人却被送到一千公里以外的白俄罗斯才惨遭谋害？在一城（一国，乃至一整个大陆）安身立命的人民的历史又是如何以暴力作收？为何陌生人要彼此杀害？邻居又为何彼此杀戮？
在维也纳以及中、西欧的诸多大城，犹太人是都市生活中头角峥嵘的一群。在维也纳以北、以南、以东的土地上，为数众多的犹太人已定居逾五个世纪。然后，就在短短五年之内，逾五百万犹太人横遭谋害。
*** *** *** *** ***
我们的直觉往往会摆我们一道。我们想当然尔地将大屠杀与纳粹意识形态联想在一块，但却忘了许多兇手并非纳粹人士。虽然几乎所有命丧大屠杀的犹太人都居住在德国境外，我们第一时间想到的却仍是德国的犹太人。提到大屠杀时，我们总想起集中营，尽管被杀害的犹太人中只有相对少数曾经见过集中营。尽管只有在国家体制被破坏的情况下杀戮才可能发生，我们却仍将过错怪到国家（state）的头上。我们归咎于科学，但反而因此为希特勒世界观中一个重要元素背书。我们将过错怪到民族（nation）的头上，却因此沈浸在纳粹党人使用的简化观点中。
我们认同犹太人受害者，无可厚非，但却常常将同情与理解混为一谈。维也纳第六区的纪念碑宣称是「为了未来而记忆」（Remember for the Future）。在大屠杀业已成往事的此际，难道我们应该深信一个看得见的未来正等着我们？我们与被遗忘的犯罪者和被纪念着的受难者共享着同一个世界，而我们的误区却并非无辜的过失。我们的星球现在正改变着，正重新唤醒希特勒时代为人所熟知的恐惧，而希特勒当时也不过是对此做出回应而已。大屠杀的历史尚未结束。其开启的先例是永恆的，而人们尚未记取教训。
能对于欧洲犹太人大屠杀具有启示的说明必须是星球性的（planetary）说明，因为希特勒的思想是生态学式的（ecological），他将犹太人视为自然界的创口。这一段历史必须是殖民的（colonial）历史，因为希特勒想要的是在犹太人居住的邻国土地上发动一场场灭种战争（wars of extermination）。它必定是国际性的（international）历史，因为德国人和其他被谋杀的犹太人并非身处德国，而是身在其他国家。它必须是按照时间顺序的（chronological）历史，因为希特勒在德国的崛起只是一部份的历史，继之而来的是征服奥地利、捷克和波兰，以及重订最终解决方案（Final Solution）。它必须是政治的（political）历史，因为德国毁灭邻邦（尤其是在苏联德佔区）创造了一些发明出毁灭手段的地带。它必须是多重聚焦的（multifocal）历史，提供纳粹观点以外的观点，征引发生杀戮的地区内外不同群体的资料，不论是犹太人抑或非犹太人的资料。这不仅关乎正义，也关乎理解。而这种理解也必须是人性的理解，将求生的意志以及谋害的企图都记载下来，描述谋求活路的犹太人以及那些少数试着帮助他们的非犹太人，接受每个个人与每段值遇都有其固有且难以化约的复杂性。
一段大屠杀的历史必须是当代史，使我们得以体验希特勒时代所遗留在我们的心中与我们的生活中的面向。希特勒的世界观本身并不足以导致大屠杀，但隐藏于其中一以贯之的思想却生产出了某种新的毁灭性的政治型态，也生产出关于人类执行大规模屠杀的能力范围的相关知识。意识形态与情境要像一九四一年这样缜密结合的条件已不复见，但是类似的事件却仍可能再度发生。因此，要了解我们自身，也必须了解过去。大屠杀不仅仅是历史，也是警示。
导论（节录）
希特勒的世界
希特勒认为，我们无法知道未来，但可以知道我们星球的极限，即「某个精确测量出的空间的地表。」生态不外乎就是稀少性，生存即是对土地的争夺。生命不变的结构就是将动物区分为物种，註定会是「内在的孤立」（inner seclusion）以及无尽的打斗，至死方休。希特勒相信人类就如同物种。最高等的物种仍然自较低的物种演化而来，意味着杂种繁殖（interbreeding）固然可能，但却是罪恶的。不同的种族应当如同物种那般与同种交配，与异种杀伐。这对希特勒来说是一条铁律。种族斗争的法则就如同万有引力的法则一般确定。谁会赢得什么？可以赢多久？谁也不知道。在希特勒的理解中，同一个种族可以取得胜利，繁荣壮大，也可能遭受饥馑，以至绝种。
在希特勒的世界，丛林法则就是唯一的法则。人们应该压抑怜悯的倾向，尽可能地强取豪夺。因此，希特勒与那种认为人类之所以异于自然是因为人类有能力想像并创造出新的合作形式的政治思想之间有着断裂。「政治思想家从这样的假说出发，试图描绘出某种不仅只可能实现且还最公正的社会形式。然而对于希特勒而言，大自然才是独一无二的、残忍却压倒性的真实，历史上所有试图做他想的尝试都不过是幻影。顶尖的纳粹法学家卡尔．施米特（Carl Schmitt）解释道：政治并非发端于历史或概念，而是肇始于我们的敌对意识（sense of enmity）。我们的种族敌人系由自然所拣选，而我们的任务则是斗争、杀伐，至死方休。」
「自然没有政治性的界线。」希特勒写道。由于政治即自然，而自然即斗争，因此政治性的思想是不可能的。此一结论堪称十九世纪普遍认为人类活动即生物学的极致表述。在一八八○、九○年代，受达尔文（Charles Darwin）天择说影响的严肃思想家与大众写手称政治思想的古老问题已然为动物学界的突破所解决。在希特勒年轻的时候，将达尔文阐释为竞争即社会之善（social good）的说法影响了政治的方方面面。对于捍卫资本主义的英国人史宾塞（Herbert Spencer）而言，市场就如同适者生存的生态圈。没有阻碍的竞争关系所带来的效益可以合理化其立即造成的恶。反对资本主义的第二国际社会主义者也竞相拥抱生物学的类比，逐渐将阶级斗争看成是「科学性的」，将人类看成是众多动物中的一种动物，而非具有某种人类本质的特殊造物。当时的杰出马克思理论家卡尔．考茨基（Karl Kautsky）也坚信人类是动物。
但是这些自由派或社会主义者仍旧为习惯与体制所囿，无论他们自己有没有发现；从社会经验而生的心理习惯让他们无法达成更为激进的结论。伦理上，他们致力于诸如经济成长或社会正义等善，故而把自然竞争想像成达成这些善的途径对他们来说要不就是有吸引力，要不就是某种很便捷的想法。希特勒将其着作题名为《我的奋斗》（德语：Mein Kampf，英语My Struggle。书名的「奋斗」与本书中常见的「斗争」是同一词─译按）。从本书的书名到两册的巨着乃至其长达二十载的政治生命，与其他人相比，希特勒的自恋毫无止境，其贯彻一致到了冷酷无情的程度，而其虚无的态度却又旺盛无比。种族间无尽的争斗不是生命的因素，而是生命的本质。这么说不是为了建立一套理论，而是为了观察宇宙的本真。斗争即生命，不是什么达到其他目的的区区手段而已。斗争也不是由其所理应带来的繁荣（资本主义）或革命（社会主义）所正当化。希特勒的重点不是用什么称心如意的目的来正当化血腥的手段。本来就没有什么目的，只有手段本身。种族才是真实的，个人、阶级都是人为的建构，纰漏百出，转瞬即逝。斗争不是隐喻或类比，而是可以触及的绝对真实。由于「胆小的民族不配存在在这个世界上」，弱者将被强者宰制。这就是你所需知道、相信的一切。
＊ ＊ ＊
希特勒的世界观对宗教与世俗传统不屑一顾，却又仰赖这两种传统。尽管他并不是什么有原创性的思想家，但却为思想与信仰的危机提供了某种特定的解决方法。正如许多前人一样，希特勒试图结合两者，然而他想设计的却不是某种提升性的综合方案来拯救心灵与心智，而是某种让两者相互碰撞进而毁灭的诱惑。希特勒的种族斗争理应由科学来背书，但他却称其目的为「日用的饮食」（daily bread）。他征引这个字眼来召唤基督教最着名的文本之一，同时却又大肆窜改其意义。基督教的信众向上帝请求道，「赐给我们今日日用的饮食。」基督教祷告词所描述的宇宙中有一形而上的秩序超脱于这星球而存在，那是从一个领域进入另一个领域的美善概念。那些朗读着上帝的祝祷词的人们请求上帝「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兇恶。」在希特勒的「自然资源争夺战中」，不紧紧抓住所有你可以攫获的东西、放他人一条生路是一种罪恶。慈悲使弱者得以肆行。希特勒说，人类只能也只得违反《圣经》的十诫。「如果要我接受任何神圣的戒律，」
他写道：「那道戒律便是：﹃惟应保护种族。﹄」
希特勒善用基督徒所熟知的意象和象征─诸如上帝、祷告词、原罪、十诫、先知、选民、弥赛亚─甚至是基督徒熟知的三元时间结构：始于天堂，然后出埃及记，终于救赎。我们活在污秽当中（译按：见《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第十三节），必须努力净化自己和净化世界，才能回到天国。将天国看成是物种之间的战争（而非造物的和睦）是把基督教式的向往与生物学上显而易见的现实结合起来。人皆相伐（war of all against all）的状态并非恐怖的无目的性（terrifying purposelessness），而是宇宙间必然的唯一目的。自然的丰饶就如同《创世纪》所载是供给人类的，但只给予那些遵循自然法则、为自然战斗的人类。大自然在《我的奋斗》中如同在《创世纪》一样，是为人类所取用的资源─但并非供给予所有的人类，只供给胜出的种族。伊甸园不是一座乐园，而是一条战壕。
如同在《创世纪》当中，对于身体的知识不是问题，而是解答。胜出者应当彼此交配：希特勒认为，人类在杀伐之后的责任是性和繁衍。在他的宏图当中，导致人类堕落的原罪是心灵而非身体。对希特勒来说，我们不幸的弱点就是我们懂得思考，理解到属于其他种族的人也会思考，因此认知到他们也是人类。人类之所以离开希特勒的血腥天国不是出于肉体的知识，而是出于善恶的知识。
当天国堕落了，人类与自然分家，诸如《创世纪》中的蛇这样既非人类也非自然的角色就要承担罪责。如果说事实上人类只不过是大自然中的一分子，而科学已证明大自然不过是场血腥的斗争，那么一定有某种自然之外的东西在腐化物种。对希特勒来说，将善恶的知识带到世上来的人、那摧毁伊甸园的人就是犹太人。是犹太人告诉人类他们比其他动物优越，有能力决定他们自己的未来。是犹太人引介了政治与自然、人类与斗争的错误分野。希特勒自认他的使命就是要为犹太人的精神性原罪找到救赎，并恢复那血腥的天国。由于人类唯有透过毫无保留地种族杀戮才能生存，犹太人的理性战胜直觉就意味着物种的末路。希特勒认为，种族所需要的是一种让该种族得以胜出的「世界观」；在他最终的分析当中，这意味着对自己盲目的任务「忠诚」。
图书试读
第一章 生存空间
尽管希特勒假设人类只不过是动物，但他自己的人性直觉却使他将其动物学（zoological）理论转化为某种政治上的世界观。他坚信适者生存的种族斗争同时也是为德国求取尊严的运动，其束缚不仅仅来自生物学，也来自英国。希特勒知道日常生活中的德国人不是在地上攫取食物的野兽罢了。一九二八年他完成了《第二本书》（Second Book），在构思此书时他明确表示，确保稳定的食物供给不仅关乎身体的存活，也与某种控制感（sense of control）息息相关。一战时，英国海军封锁的问题不仅在于军事冲突、休战乃至最后尘埃落定之间数个月内带来的疾病与死亡。这次封锁也迫使中产阶级的德国人为了获取所需的食物而破坏了法律，致使他们一个个感到惶惶不安，对权威不抱信任。
一如希特勒所言，一九二○、三○年代的世界政治经济局势是由英国的海军势力所构成的。他相信英国提倡自由贸易只是他们想主宰全世界的幌子。提倡自由贸易能使所有人衣食无虞这样的虚言对于英国而言是合理的，因为这种信念能打消其他人与英国海军竞争的念头。实际上，也唯有英国人能在身陷危机时防御他们自己的补给线，也因此得以防止食物落入外人手中。所以英国人在战时封锁了他们的敌人─这显然违反了他们自己鼓吹自由贸易的意识型态。希特勒强调，这种既能确保食物来源、又能避免食物外流的能力，正是一种权力的形式。这种除了英国人以外所有人都缺乏稳定食物来源的状态，希特勒称之为「和平的经济战争」（peaceful economic war）。
尽管希特勒假设人类只不过是动物，但他自己的人性直觉却使他将其动物学（zoological）理论转化为某种政治上的世界观。他坚信适者生存的种族斗争同时也是为德国求取尊严的运动，其束缚不仅仅来自生物学，也来自英国。希特勒知道日常生活中的德国人不是在地上攫取食物的野兽罢了。一九二八年他完成了《第二本书》（Second Book），在构思此书时他明确表示，确保稳定的食物供给不仅关乎身体的存活，也与某种控制感（sense of control）息息相关。一战时，英国海军封锁的问题不仅在于军事冲突、休战乃至最后尘埃落定之间数个月内带来的疾病与死亡。这次封锁也迫使中产阶级的德国人为了获取所需的食物而破坏了法律，致使他们一个个感到惶惶不安，对权威不抱信任。
一如希特勒所言，一九二○、三○年代的世界政治经济局势是由英国的海军势力所构成的。他相信英国提倡自由贸易只是他们想主宰全世界的幌子。提倡自由贸易能使所有人衣食无虞这样的虚言对于英国而言是合理的，因为这种信念能打消其他人与英国海军竞争的念头。实际上，也唯有英国人能在身陷危机时防御他们自己的补给线，也因此得以防止食物落入外人手中。所以英国人在战时封锁了他们的敌人─这显然违反了他们自己鼓吹自由贸易的意识型态。希特勒强调，这种既能确保食物来源、又能避免食物外流的能力，正是一种权力的形式。这种除了英国人以外所有人都缺乏稳定食物来源的状态，希特勒称之为「和平的经济战争」（peaceful economic war）。
用户评价
评分
这本书的书名本身就带着一种沉甸甸的重量，让我几乎在拿到它之前就已经感受到了一股历史的压迫感。“黑土：大屠杀为何发生？”这个直白的提问，仿佛一声直击灵魂的拷问，让我迫不及待地想要打开它，去探寻那些隐藏在集体记忆深处的答案。读这本书的初衷，更多的是源于一种强烈的求知欲，想要理解那些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的篇章是如何展开的，是怎样的土壤孕育出了如此残酷的现实。我一直认为，只有深刻理解了过去的罪恶，我们才能更好地警惕和预防未来的悲剧。书名中的“生态恐慌”和“国家毁灭”这两个词组，则为我的阅读增添了另一层维度。我常常在思考，环境的恶化是否会成为诱发社会动荡，甚至是集体暴力事件的导火索？国家机器在其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是加速了灾难的发生，还是有能力从中斡旋？这本书似乎试图将宏观的生态环境问题与微观的人类悲剧联系起来，这种跨领域的探讨，对于我这样对历史和社会问题都充满好奇的读者来说，无疑具有极大的吸引力。我期待它能够提供一种全新的视角，去审视那些让我们不忍回首的历史事件，并从中汲取宝贵的教训。
评分当我在书店橱窗里看到《黑土：大屠杀为何发生？生态恐慌、国家毁灭的历史警讯》这本书时，我的第一反应是，这个书名太有力量了。它没有拐弯抹角，而是直接抛出了一个极其沉重且发人深省的问题。“大屠杀为何发生？”这不仅仅是一个历史事件的疑问，更是一个关于人性、社会结构和权力运作的终极拷问。我一直深信，理解过去的苦难，不是为了沉溺于悲伤，而是为了从中学习，避免重蹈覆辙。而“生态恐慌”和“国家毁灭”这两个词组的并列，则给我带来了全新的思考方向。我之前很少将环境问题与大规模的暴力事件直接联系起来，总觉得那是两个截然不同的领域。但细想之下，资源短缺、环境恶化所带来的社会压力，是否真的可能成为点燃社会矛盾的火药桶，最终导致国家的崩溃和人民的浩劫？这本书似乎在尝试构建这样一种联系，并且将其置于历史的维度下进行审视。我非常期待它能够提供一些突破性的见解，帮助我理解那些看似突发的灾难，其背后可能隐藏着的、更深层次的、与我们赖以生存的环境息息相关的动因。
评分我之所以会被《黑土：大屠杀为何发生？生态恐慌、国家毁灭的历史警讯》这本书所吸引，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所提出的问题。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常常能接触到各种各样的历史事件，但往往缺乏深入的思考和对根源的追问。“为何发生”这三个字，直击了我对历史事件表层叙述的不满足。我总觉得，理解大屠杀这类极端事件，不能仅仅停留在描述其残酷性，更需要去剖析其产生的土壤，是社会、政治、经济还是心理层面的多重因素交织在一起，最终酿成了不可挽回的悲剧。而“生态恐慌”的加入，更是让我眼前一亮。这是一个非常前沿且令人担忧的议题，环境的压力是否真的能够转化为人与人之间的敌意与仇恨，甚至演变成大规模的冲突？我对此一直有所思考，但缺乏系统性的论证。这本书似乎提供了一个契机，将看似不相关的两个领域——环境保护与人道主义灾难——联系起来，进行一次深刻的对话。我期待作者能够以扎实的史料和严谨的逻辑，来论证这个观点，并为我们揭示出在资源枯竭、环境恶化的大背景下，人类社会可能面临的潜在危机，以及如何从中汲取教训，避免重蹈覆辙。
评分我对《黑土：大屠杀为何发生？生态恐慌、国家毁灭的历史警讯》这本书的兴趣，源于其极具冲击力的书名所带来的强烈好奇心。在我看来，人类历史中那些最令人不忍回首的篇章，往往并非偶然发生，而是由一连串复杂的因素所促成。“为何发生”这个疑问，正是对历史事件深层原因的探究，也是对人类自身行为的反思。我一直认为，理解历史上的悲剧，是避免未来悲剧的关键。而书中“生态恐慌”的出现，则为我打开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将环境问题与大规模的暴力事件，甚至国家的灭亡联系起来，这是一种相当大胆且发人深省的尝试。我一直在思考，当人类社会面临严峻的生态挑战时，是否会加剧内部的矛盾与冲突？资源分配的失衡、环境压力的增大，是否可能成为催生社会动荡、甚至国家走向毁灭的潜在因素？这本书似乎试图从这个角度，去剖析大屠杀等极端事件的根源。我希望它能提供一种跨学科的、深刻的洞见，帮助我更全面地理解历史的复杂性，以及人类与我们所处环境之间那种微妙而又深刻的联系，从而为我们指明一条警醒之路。
评分购买《黑土：大屠杀为何发生？生态恐慌、国家毁灭的历史警讯》这本书，纯粹是被它那极具冲击力的书名所打动。我一直认为，对历史的认知，尤其是对那些人性中最黑暗面和集体性错误的反思，是人类进步的基石。而“大屠杀为何发生”这个问题，无疑是历史学界乃至人类学界永恒的追问。我曾阅读过许多关于二战期间大屠杀的著作，但很多时候，它们更多地停留在事件的描述和人物的刻画，而这本书似乎试图去触及更深层的、更系统性的原因。更让我感到好奇的是，它将“生态恐慌”这样一个现代语境下的词汇与历史上的大屠杀联系起来。这是否意味着，环境的压力和资源的匮乏，在某些历史时期，也扮演了催化剂的角色，加剧了社会矛盾，最终导致了难以想象的暴力？这种跨学科的视角，让我觉得这本书可能提供的是一种更具颠覆性的解读。我期望作者能够超越传统的历史叙事，用一种更宏观、更具前瞻性的眼光，来探讨这些复杂而又至关重要的问题，为我们描绘出一幅关于人类社会脆弱性的深刻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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