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这本书集历史,传记,和伦理学论文三重性质于一身。
是一部欧洲和美国的现代政治思想史。主题放在权力与正义,以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举凡怀抱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国家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等各式思想的知识份子心目中所理解的这两个概念为纲要。同时也是历史学者曁散文名家东尼.贾德的思想传记,他在二十世纪中叶生于伦敦,二次大战与大浩劫屠杀后世人惊魂甫定之际,正值共产党人在东欧巩固起他们的权力。最后,这本书也是对政治思想有其侷限(也具备重生的能力)乃至于知识份子在政治领域中的道德失败(但仍肩负起相当的责任)的一番凝神注视。
在我心目中,能够以如此宽广的视野幅度写出各式思想之间千丝万缕的奥妙关系,东尼.贾德是不二人选。早在二〇〇八年,东尼以其热情洋溢富于思辨,精熟法国史料的功底,对知识份子及其社会参与多所论述,写出了一部丰富详尽的一九四五年以降欧洲史,书名为《战后欧洲六十年》。他让自己在论述道德和书写历史上面的天赋找到一个适当的出口,落实为一些短评和篇幅较长的学术研究,而且把这两种形式都锤炼到接近完美的境地。提议要写这本书,说到底是因为十一月的某一天我得知东尼之后将没有办法再写任何东西,至少是没有办法用传统的方式写作了。我意识到他没有办法再用双手工作的隔一天就跟东尼建议我们来一起写一本书。东尼罹患了「肌萎缩性嵴髓侧索硬化症」(ALS),这是一种退化性的脑部疾病,会让人逐渐全身麻痺,而且确定会致命,通常就在不久之后。
这本书採取的形式是由东尼和我自己进行绵长的谈话。历经那年冬天到随后二〇〇九年春天夏天的每个星期四,我都搭上八点五十分的火车从纽哈文到纽约的大中央车站,然后转地铁到曼哈顿南区东尼和他妻子珍妮佛.侯曼斯以及他们的两个儿子丹尼尔和尼克所居住的那附近。我们两个碰面的时间都是定在早上十一点;通常我先到一家咖啡馆大概花个十分钟稍微整理一下有关于当天主题的思绪,以及做几则附註。然后在咖啡馆里用很热的水洗手,接着到了东尼的公寓再一次用很热的水洗手;东尼由于身体的病况造成他非常畏寒,而我希望能够去握他的手。
当二〇〇九年一月我们开始对话时,东尼都还能够走。他没有办法转动门把打开他自己公寓的大门,但是他还能够站在门后欢迎我。没有多久他就只能坐在房间的一张扶手椅上迎接我了。春天还没过完他的鼻子和大面积的头部都被一条人工的唿吸管盖住了,以补他的肺脏现在没办法运作的功能。到了夏天我们在他的书房里碰面,四周围全部都是书,东尼坐在一张电动轮椅上面俯看着我。有时候我会帮他操控一下轮椅上的开关,因为当然东尼自己是没有办法。到那段时候东尼已经大致上都没有办法驱动他的身体了,除了他的头,双眼和声带之外。而为了要把这本书写出来,那样也就足够了。
眼睁睁地看着这样毁灭性的发病过程真的让人很悲伤,尤其是在他身体机能迅速退化的那些时刻。在二〇〇九年四月的时候,眼看着东尼的双腿变得不听使唤,然后接着在几个礼拜的时间里他的肺也失去功能,我心里明白(印象里他的医生们也都有同样的看法)他最多就是再活几个星期了。因此我才更加感谢珍妮和两个孩子在这样的时刻还愿意把和东尼相处的时光分享给我。然而我们之间的这些对话在知识程度上也真的很有料,带给我们脑力集中,沟通无间同时有鉴于一起达致了好的成果而心怀感激的乐趣。把手边预计要讨论的话题一一落实,而且还要跟上东尼心念流转的步调速度,是很费神的工作,同时也令人愉快。
我治史的范围是在东欧,当地在口述书籍这个领域有令人骄傲的辉煌传统。在这个类型当中最有名的一个例子是捷克作家喀瑞尔.卡培克以战争期间捷克斯洛伐克的哲学家总统汤马士.麻萨力克为对象所做的一系列访谈。这本书正好就是东尼用捷克文从头看到尾所阅读的第一本书。最好的一本口述书籍或许是《我的世纪》,波兰犹太诗人亚历山大.瓦特那本精彩万分的自传,由人在加州的米悟虚借由卡式录音机所整理出来的访谈内容。我第一次读到那本书是在一趟从华沙到布拉格的火车旅程途中,就在我开始攻读历史学博士那个时候。当我跟东尼提议要来共同写一本口述书籍时,脑中倒没有想到这些珠玉在前的典范,也不敢自视为另一个卡培克或者米悟虚。像我这样读过许多这种口述书籍的东欧研究者,理所当然地就觉得从对话当中可以产生具有长远价值的内容。
我向东尼所提的问题有三个来源。我最早同时也稍微比较笼统的计划是把东尼过去所写的书从头到尾谈过一遍,从他那本法国左派历史一直讲到《战后欧洲六十年》,追索有关于知识分子在政治上应该扮演的角色以及历史学者可以在这个领域如何投注工夫的一般论述。我所感兴趣的是在这本书里面确实很显着的一些主题,例如说东尼的作品当中非常飘忽难以捉摸的犹太问题,法国史的全球个性以及马克思主义的力量与限制。我直觉上以为东欧的薰陶拓宽了东尼在道德上和知识上的观点,但是并不知道我这个直觉到底正不正确或者正确到什么程度。对话过程中我得知东尼跟东欧的一些关联,还有很多其他的面向,因为提摩西.贾顿.艾许和玛西.秀尔跟我们建议,而且东尼也同意,我们把一些谈话时间焦点摆在东尼的人生而不是他所写的书。这么一聊之下到了最后,东尼跟我坦承他一直都计划要写一本二十世纪知识界的历史。我使用他的分章大纲作为三分之一问题来源的基础。
这本书的对话性质要求这两个作者必须要熟悉几千本其他不同的书。因为东尼和我是面对面彼此交谈,当下没有时间查参考资料。东尼事先不知道我会问些什么,而我也事先不知道他会怎么回答。现在你所看到的成书内容反映出当时那种随机自然发生,无法预测的情况,而且有时候还掺进两个心灵在言谈之间有意一搭一唱构造出来的玩笑。但是书中随便任何一处,尤其是在历史相关的段落里,都要依靠我们运用双方现成的腹笥藏书,尤其特别需要依靠东尼脑海里丰富程度令人赞叹又归类完善井井有条的内在文库。这本书以其对话内容自成一格,但或许在阅读的规模上更是前所未有。我之前不曾跟着东尼学习,但是他内在文库里面的目录小卡片有相当多的程度都跟我自己内在文库的小卡片重叠。我们各自之前读过的书创造出一个我们共同的空间让东尼和我能够一起在其中运作遨游,标志出值得留意的界碑和展望,在一个其他活动方式都完全没有可能的时刻。
即使如此,说是一回事,出版又是另外一回事。我们之间的对话有多少原封不动如实变成这本书?每回对话都有录音下来,然后存成一个数位档案。然后年轻的历史学家雅蒂达.康福就要负责听着档案把内容誊写出来。这项任务本身需要有足够的知识才能够胜任,因为要从那些不完美的录音当中猜出我们在讲什么,雅蒂达必须本来就知道我们两个在讲的那些东西。如果没有她专心致志地做这件事而且具备所需要的知识,这本书要完成就会困难很多。从二〇〇九年夏天到二〇一〇年春季我把誊写出来的逐字稿编辑成九章,所根据的是之前东尼就同意的写作计划。因为二〇〇九年到二〇一〇年那个学年我正好在维也纳客座,二〇〇九年十月和十二月这两个月当中我几次从维也纳飞到纽约,好让我们两个人可以一起讨论进度。我还从维也纳透过电子邮件把草稿章节寄给东尼审阅,他改过以后再寄还给我。
每一章里面都有一些是传记性的成份,另外还有一些是历史性的成份。所以这本书里面讲着讲着就从东尼的人生跨越到某些二十世纪政治思想最重要的发生场景:做一个犹太问题同时也是一个德国问题的大浩劫;犹太复国主义和它来自欧洲的各种起源;英国式的独特发展和法国式的放诸四海而皆准;马克思主义和它让世界各地趋之若鹜的吸引力;法西斯主义和反法西斯主义;自由主义在东欧作为一种道德观念重新复兴起来;以及在欧洲和美国的社会规划。在每一章节的历史部分,东尼所讲的部分用正常字体我所讲的部分则用斜体。虽然说传记部分也是从我们两个的对话当中整理出来,但我把我的发言部分整个移除。如此一来每一章开始的时候就会有一部分东尼的生平传记,以东尼的发言语调用正常字体。然后到了某个地方我会出现,提起一个问题,用斜体字呈现。之后就展开那一章的历史部分。
之所以像这样把传记部分和历史部分连结起来并不是东尼原本就有的想法,而且已经对话出来的这些内容随处都可以简简单单就加进他的人生经历,就好像从一口井当中你要汲出多少桶水都不成问题。与其形容这是从地面上往下挖洞,我们比较像是一个一个巨型的地下洞穴,连我们自己都还没有意识到有这些洞穴存在。那股想要坚称这些复杂世相只是简单道理的一件外衣的极力主张,就是二十世纪种种病症的其中之一。透过请教东尼的人生经验,我并不是想要找到一个简单的解释来满足自己的渴望,而比较像是沿路拍着墙,想找出是不是有通道能够连结到地底下的一个一个密室,到底有没有这样通道的存在,在一开始的时候,我只是隐隐约约地感觉到可能有。
例如说,东尼之所以会写犹太史并不是因为他自己就是一个犹太人。他也从来不是真的只是在写一本犹太史。就像他那一代许多有犹太渊源的学者一样,他的研究主题回避了想当然尔地以大屠杀作为中心,即使当他个人所知道的一些史料,某种程度地把研究的方向带往这个领域。同样的情形,东尼会写到英国也不是因为他自己是个英国人。除了几处的例外,他根本就很少多写到英国什么。英国人的个性,或者说他所受到的英国教育,使得他形成一种对文学形式和参照材料的品味,这些秉性伴随他走过他那一代,所谓一九六八年那一代,在知识追求上的翻搅和政治上的经历(就我所知确实起了作用)。他跟法国的不解之缘也跟任何渊源不太相关,而是(在我看来)出自于一种渴望,想要找到普世的或者至少是整个欧洲的问题关键,还想要知道这样的一个革命传统无论是被拥抱或者被唾弃能够向我们揭示多少真理。东尼在东欧这方面的知识主要是倚赖他这些年所认识的东欧人。然而就是这些友谊帮他打开了一个大陆。东尼是自己选择了移居美国并归化入籍;对这个国家的认同似乎是视之为一块需要不时予以针砭的辽阔大地。
我希望透过本书这个特殊的形式,用个人亲身经历来带出知识史的主题,能够让读者看到一个心灵在一生的过程当中是怎么样去体会,或者还能够让读者看到这个心灵是怎么样往前发展并自我改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整本知识史都在东尼的脑海中:这是我每个星期跟他对话的时候,硬生生地全盘从他那边吸收过来所感受到的现实。本书每一页上面的一字一句都在他的心里面反覆思量(或者说也在我的心里反覆思量)。历史到底是怎么样在这个人心里逐渐成形,然后怎么样再被表述出来,像这样的问题或许像这样的书正好可以给出答案。
东尼有一次告诉我说,如果我想要回报他这么多年来对我的帮助,可以等到时机成熟去帮助下一代年轻人。(东尼比我大二十一岁)。起初我把这本书当作是不顾他的劝告直接回报他的一种方式(不听他的劝告这也不是第一次了)。但是这些对话让我收获良多,很难把生产出这本书的心力当作是在回报任何人。说到底我如果要回报究竟能够回报谁?无论是作为他的读者或者作为他的同事,我对东尼在这里所呈现出来的各种面貌都早已经熟识。透过我们的对话,我个人想要知道的是经过这些年东尼是怎么变成更好的思想家作家和历史学家(虽然我从来都没有提起这个话题)。一般而言,他对与此相关的问题,比较喜欢採取的回答是,在他各式各样的认同当中,以及各式各样的史学方法当中,他一直都是一个局外人。
他是吗?在犹太人当中曾经有一度热心投入犹太复国主义到底算是局内还是局外?在知识份子当中曾经信仰马克思主义到底算是局内还是局外?在英国如果曾经在剑桥国王学院拿到奖学金去攻读学位到底算是局内还是局外?在欧陆曾经在法国高等师范学院攻读博士学位到底算是局内还是局外?在东欧如果和波兰知识份子时相往来又通晓捷克文到底算是局内还是局外?在纽约领导一所研究欧洲的学术机构对其他欧洲人来说到底算是局内还是局外?在纽约书评上发表文章引起史学界同僚侧目在学者当中到底算是局内还是局外?染上了退化性的绝症却没有公共健康保险照顾,这样东尼在美国人当中到底算是局内还是局外?以上这每个问题你无论回答局内或局外都可以。
事实,我想,比局内或局外更有趣。同时既是局内人又是局外人似乎可以让人长智慧,在局内耳目全开一路走过然后再回到局外来思考和写作。就像东尼的人生所揭橥的,这样由内而外的程序可以一直重复。东尼把自己视为局外人的时候,写出来的东西特别精彩。局外人会毫不保留地接受已经争论过的结果将之视为既成条件,然后在这个制约底下非常努力地想方设法让自己正确:所以他们才能够卸除古老的防备直捣局内人长久未遭侵犯的圣殿。一次又一次东尼(在他自己设定的条件之下)都证明他是对的,对我来说这还不是最有趣的,更有趣的是他与日俱增的理解能力,伟大的法国历史学家马克.布洛赫把这种能力称之为融会贯通。要了解一个历史事件史学家必须从一种思想框架当中解放出来,接受好几种不同的思想框架要同时都能成立。这样得出来的见解乍看之下好像令人比较无法满意,但长远来说所达至的成果却远远更经得起时间考验。也就是从东尼像这样对多元观点的接受态度当中,他最好的作品于焉诞生,这里面最巅峰就是《战后欧洲六十年》。
也就是在这里,环绕着多元观点的问题,东尼自己在知识追求上的思路,和二十世纪的思想史不期而遇。本书的两个部分,传记和历史在这个世界上各自所行经的弹道,交会于一九八九年,东欧风起云涌四处革命的那一年,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框架最终崩解,而也就是在这一年,东尼开始想要怎么样来写一部他至今无人能敌未来或许也难有人能望其项背的战后欧洲史。
东尼和我也就差不多是在那个时候第一次相识。我当时正在布朗大学修习小汤玛士.西蒙斯教授开的东欧史,课程中读到东尼写的一篇有关东欧异议份子一九九〇年春天进退两难的长文草稿版本。之后没多久,感谢玛丽.葛拉克热诚居中介绍,东尼和我第一次见到对方本人。多亏葛拉克教授和西蒙斯教授调教有加,我对东欧史大感着迷,之后就到牛津热诚地攻读这此一学术领域。从此开始随后二十年的研读写作,才能让我今天有办法进行这个对话。在一九八九年的时候东尼正到达一个关键性的转捩点(我现在可以看得出来这件事有多重要了)。在那不久前他和另外一位伟大的论战对手(尚—保罗.沙特,在过去未完成一书中)刚进行了一场精彩争辩,虽然随后仍有单方面的相关论文问世,他对真理的看法从那个时候态度开始转为更加平和,学术上也更加多产。
对一九八九年发生在东欧的几场革命有所贡献的知识分子,诸如亚当.密区尼克和哈维尔,都很关切活在真理中这个议题。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本书的绝大部分,作为一部思想史和政治史,正是有关于巨大真理和小型真理之间的差异,所谓巨大真理是相信世界上有一些伟大的理由和终极目标似乎需要大家不时说点假话不要求全责备,而小型真理则是大家终究还是可以发现的事实。大真理可以是确定会来到的革命,就像有些马克思主义者所相信的那样,或者也可以是明显的国家民族利益,就像「德莱弗斯事件」当时的法国政府,或者是伊拉克战争时期的布希政府。但是即使我们选择的是小真理,就像左拉在德莱弗斯事件里面所做的选择以及东尼在伊拉克战争过程中所做的选择,世人到现在仍然不清楚到底哪一种真理能够符合事实。
二十一世纪的一个知识上的挑战有可能是这个:一方面像这样为真理背书,同时又接受真理有多重不同的形式和基础。东尼在本书的最后为社会民主所做的主张就为了这个立场有可能呈现什么风貌树立了典范。东尼自己就正好出生在国家社会主义所带来的灾难之后,人生的过程中又目睹了马克思主义以慢动作逐渐失去可信度。他成年之后所处的时代里,自由主义多次试图卷土重来,可是没有一次能够得到普遍的接受。置身在这个百废待举的大陆之上,涵泳在其中的各类思想之间,社会民主作为一种观念所幸存活了下来,也被当作一个可行的方案来实践。在东尼的一生当中,社会民主制度曾经被建立起来,随即有些时候又被取消。他为了要重建这个制度所做的论述,建立在好几个不同的论点之上,乞灵于好几种对不同的真理所产生的直觉。其中最强的论点,套用一句以撒.柏林最喜欢讲的话,是说社会民主制度让人可以正正当当地活着。
这种种不同的真理当中有一些就在本书的内页里被来回投掷,而且常常都是成双成对。例如说,历史学家的真理和论文作者的真理就不是同样的真理。历史学家有办法同时也必须对一个过去的时刻比论文作者对今天正在发生的事情知道得更多一点。论文作者远比历史学者更常不由自主地把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种种偏见当作一回事,而且因此为了要强调还得稍微夸大。具有可信度的真实程度和诚实正直的真实程度毕竟还是有所区别。所谓具有可信度是你希望别人怎么生活你自己就以此为准怎么生活;所谓的诚实正直则是承认这种想法根本就不可能做得到。差不多的情形,慈善的真实程度和批评的真实程度毕竟还是有所区别。要把我们自己和别人最好的那一面拿出来,这两者都是必不可少,但是没有办法在同一个时刻里把这两种真实程度都实行出来。没有办法把任何这样成双成对的真实程度化简为某种含蓄的真理,更别提要让所有这些真实程度都化为某种终极形式的真理。因此对真理的探索就会涉及许多种不同的找寻方式。这就是多元思想:并不是各种思想相对存在的同义词,而正好是反义词。多元思想接受不同种真理的道德真实,但是不接受这些真理可以全部都放到同一个天平上,用单一价值观来衡量的想法。
世界上有一个真理我们都知道比任何反过来的陈述都更可信,这一个真理不需要任何人再多说什么:那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终究都会走到尽头。其他的各式真理环绕着这一个真理就像群星环绕着一个黑洞,使这个黑洞显得更明亮一点,更新颖一点,比较没有那么沉重。这一个最后的真理帮助我给这本书最后定型。如果没有在一定的时间里面付出一定的努力,这本书不可能有办法出现,在我来说只不过是一个友爱的姿态,但是对东尼来说可是肉体上的巨大努力。然而这并不是一本有关于奋斗的书。这本书是有关于思维的生命历程,也是有关于事事经心的人生。
布拉格,二〇一〇年七月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