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序 Gay的经典之作,为我们认识「启蒙」提供了迄今为止,最可靠的一座桥樑。
Peter Gay两卷本的Enlightenment研究是关于欧洲启蒙运动史的经典之作,虽然分别完稿于一九六六和一九六九,但根本不发生所谓「过时」的问题,近三、四十年来,这一领域尽管日新月异,却未出现一套有系统的新解足以取本书而代之。
Gay写这部鉅着时,他的争辩对象是Carl Becker的《十八世纪哲学家的天国》(The Heavenly City of the Eighteenth-century Philosophers, 1932)。Becker此书篇幅极短,然而论点鲜明,提出了对启蒙运动的整体看法,成为西方(至少美国)史学界的正统观点。
Becker强调启蒙思潮仍未全脱中古思惟模式的笼罩,当时思想家所用的建构材料虽然是很新的,但所建构出来的「天国」(Heavenly City)则一仍中古之旧。这一论断在美国史学界流行了三十多年,未受到严重的挑战,直到Gay的着作问世,才发生了基本变动。Gay先后花费了六、七年的时间,遍读十八世纪原始资料,提出了全面性的新解读。仅以功力而论,Gay的两卷本专着已远非Becker的讲演集所能匹敌,Becker是一位卓越的史学大家,没有人能够怀疑。他的论点也确有坚强的根据,并非简单的「错误」,不过稍嫌片面,将一个重大的历史时期简单化了。Gay则从多方面运用极其丰富的史料将整个启蒙运动的面貌呈现了出来。他相当肯定了启蒙的现代价值和意义,认定启蒙上接文艺复兴,恢复了古代经典的地位,并以古典的多元而开放精神对抗中古教会的武断和不容忍。自由、进步、科学、宽容等都是在十八世纪的欧洲开始发展出来的,更重要的,启蒙也导致了美国的独立革命和一个崭新的民主自由社会的建立。Gay特别指出:当时欧洲的启蒙思想家都引美国的创建为荣,认为这是启蒙的精神价值的最高体现。总之,启蒙运动是西方文化史上一个极重要的阶段,不但承先启后,而且包涵着种种复杂的成分。Gay的专着则尽量客观地但同时也抱着同情的理解,把这一段复杂而困难的历史进程分析得井然有序。今天有不少人开始怀疑以至批判启蒙的历史与现实功能,但无论对启蒙取肯定或否定的态度,首先我们必须认真地认识它,Gay的经典之作为我们认识启蒙提供了迄今为止最可靠的一座桥樑。
中央研究院院士余英时教授
作者序 本书是两本相关却又独立的书的第一本,这两本书都一样企图全面性探讨启蒙运动的问题。过去半个多世纪以来,许多知性历史学家、研究文学的学生及政治理论家莫不汲汲营营为还原启蒙运动之真实面目而努力,企盼将其从赞美者或诋譭者手中拯救出来。他们出版了许多主要着作的权威版本,发现许多新的资料,同时还编纂许多启蒙思想家清晰明确而极具可读性和参考价值的通信纪录。然而,他们在经过这番努力之后,却觉得极为不满足。自从柏克(Burke)的勐烈抨击和德国浪漫主义派的大力谴责之后,启蒙运动竟变成要为现代的恶魔背负责任,许多指责指向它肤浅的理性主义,愚蠢的乐观主义以及不务实际的乌托邦空想。跟上述那些观点比较起来(它们其实比它们批判的对象更为肤浅、愚蠢和罔顾实际),自由派与激进派人士对启蒙运动的热烈崇拜反而无伤大雅:右派的居心不良毕竟要比左派的天真幼稚危害更大。对启蒙运动的自由激进观点,就像保守派的观点那样,毕竟总是不尽人意,仍有待改进,许多学者遂有转为争论的倾向,我自己也加入这场争论阵营,挺身反对右派,坦白说,我觉得很有意思,现在正是把争论带向结论的适当时机。
下结论之前必须先釐清其中的复杂性:启蒙运动那些人必须由教条、气质、环境以及世代等要素去加以区分。事实上,就他们的观念所散发的光谱以及他们那些辛辣的争论内容来看,其性质必不可能单纯,许多历史学者遂放弃研究一个单一的启蒙运动之企图。我们忍不住要问,保守派的休谟和民主派的孔多塞,两人之间有何共同之处?霍尔巴赫贬损所有宗教,莱辛却拥护宗教,他们有什么共同的地方吗?狄德罗既羡慕又轻蔑古物研究者,而吉朋适巧相反,既爱古物研究者又想和他们一较高下,他和狄德罗的共同点又在哪里?卢梭很崇拜柏拉图,杰佛逊从来无法读完《理想国》,这两个人又有何共同点?我认为我们不应该把核心放在这些问题上面,如果这样做就会跌入唯名论(nominalism)的陷阱,毕竟历史不是人物传记,更何况这样做就会为了牵就个体而忽略了总体。上述那些问题有其作用,但其作用也仅止于中和的功能而已:可以让历史学家避免顾全总体而忽略个体以及过分简化的诠释风格,这种风格向来很普遍,却实在是诠释历史的大忌──比如把启蒙运动看成只是一堆教条的展现,是一个理性的时代,然后把狄德罗的活力论(Vitalism)、卢梭的热情或休谟的怀疑论(skepticisn)看成是异质的个体或是浪漫主义的先驱。这是类似窃盗的定义方式,大大抹煞了启蒙运动的丰富性,然后去抱怨它的贫瘠。在这两本书之中我无意採行上述任何一种方法,我将尊重启蒙思想家之间的歧异,唯有这些歧异才赋予启蒙运动极大的活力,并借此丰富其内在历史的内涵。然而,我们必须注意的是,我并不使用柏拉图式观念来称唿一段称谓,而是集合他们重要的相似之处,然后放在一起讨论,我会不断提到启蒙思想家(philosophe)这个称谓,然后把他们观念的总体,他们的策略和生涯称为「启蒙运动」,最后我会在使用这些名词之余,把这些人称为一个「大家庭」(family),一个由一群知性分子透过他们相同的思想风格组合而成的家庭。
然而,启蒙运动虽是由「一个家庭」的启蒙思想家所构成,却又不仅止于此:它还是一种文化气候,启蒙思想家在这样的世界中活动,不断大胆叛逆,然后静静抒发他们的观念,企图把他们的观念散发给这个世界。但启蒙思想家的世界,在他们眼中的十八世纪,又至少有一部分是他们自己的意识型态建构;他们热烈的投入他们自己的时代,和当时最深刻的一些思想潮流打成一片,只不过他们有时会对一些不合时宜的现实不闻不问。因此,我认为我不仅要诠释启蒙思想家的观念以及说明他们的观念和他们所处世界之间的互动关系,而且还要判断他们领悟力的得当与否。杰佛逊心目中理想的罗马共和是否就是二十世纪学者心目中的罗马共和?休谟心目中的西塞罗和我们心目中的西塞罗一样吗?还有,启蒙思想家所说的「文学的复甦」是否和我们所谓的「文艺复兴」一致呢?像这一类问题会把我从知性的历史带向社会的历史,然后质问是否以及在什么样程度上,启蒙思想家所建构和所经验的启蒙运动,就是我们现在所理解的,启蒙运动只是一椿历史事件。
既然我个人的主要兴趣乃在于观念和现实世界之互动关系的问题上面,我很自然就会把焦点核心和诠释的主要原则放在启蒙思想家的经验上面。我发现启蒙思想家的经验乃是一种为求得独立自治的辩证式挣扎,企图同化他们所继承的两个过去遗产──基督宗教和异教──首先让他们互相对抗,然后再为他们取得独立的姿态。启蒙运动可以用两个观念来加以概括:批评和权力。伏尔泰有一次在一封私人的信件中说,他因为懂得如何去爱,
因此也就懂得如何去恨,而其他的启蒙思想家也一样使用破坏性的批评去清除道路上的障碍,然后再去建设,因此这样的批评所扮演的就是一个创造性的角色。卡西勒(Ernst Cassirer)曾如此得当的说过启蒙运动,「能够史无前例地把批评和创造的功能巧妙结合在一起,然后互相转化。」
本书的副标题已经清楚表明,我把启蒙思想家的叛逆行径看成是为了追求两个目标:以异教姿态去对抗基督宗教世界,另一方面他们依赖古希腊罗马时代的异教观念为媒介,使自己成为现代异教之后,再从古典异教解放出来,就好比从基督宗教束缚解放出来一样。古代人教导启蒙思想家如何运用批评,当代哲学家则教导他们如何运用权力。在本书中,我也一样研究启蒙思想家们的教育背景:他们先从古代异教的丰富遗产中学习批评的能力,这些遗产在基督宗教第一个千禧年之中受到打压而式微,但是却在文艺复兴时代及紧接下来的十六和十七世纪之中又复活了。在本书中我分为两个大的标题,即卷一的「对古代的诉求」和卷二的「和基督宗教的紧张关系」,说明在启蒙运动的辩证进化过程中,启蒙思想家如何发展他们的运动。卷三「现代性的追求」则设定在下册之中。因此,两本书其实是同一个诠释的两个面,分开叙述乃是为了分析说明的方便,可是又由于内在精神的一致性,还是必须当做一个总体来看,在这上册之中,我主要叙述启蒙思想家如何获得自由,接着在下册之中,我则叙述他们如何运用这个自由。
我从一九五九年开始着手这本书的写作,其实,在某种意义上而言,可以再把时间往前推到一九四四年,我当时就读于丹佛大学的大学部,就在那时我发现了休谟。在一九五九年之前我已出版多本着作,其中一本是《伏尔泰政治观:讲实际的诗人》(Voltaire's Politics: The Poet as Realist)从那时以后我写的大部分东西都是在为如今这本书以及紧接下来另一本做铺路工作。细心的读者当会发现,我如今这本书从上述那本书里头借用了许多东西,他如果在现在这本书之中读到某些句子或某些论点,觉得很面熟,那就对了,请不必感到讶异。每当我感到无法在从前说过的话上面做任何改进,而且有必要放入目前这本书里面,我就只好跟自己借用了。
我在写这两本书之时,得力于我内人之处最多,如今就把这两本书献给她。她不是专业历史学家,对于我把写作这本书的灵感来源和所有功劳全归功于她,她可能会感到不自在。我可以了解这种感觉,并深深加以体会,但我自己身为一位专业历史学家,我必须把真正的事实直接说出来:虽然没有我内人的襄助,我也一样可以把这本书写出来,但绝对不可能像现在这样写那么快,写那么好,甚至写得那么愉快。她很仔细谨慎读过并批评书中每一细节,从书的名字到书目,可谓鉅细靡遗,一遍又一遍不厌其烦反覆的读,同时还提供许多宝贵的意见。Arthur Wilson和Robert K. Webb也为我仔细读过每一章,并提供极富见解的有用意见,Charles和Hanna Gray读过前面几章,并适时提供许多清晰宝贵的意见。William Bouwsma帮我重新修订第四章部分并不断和我讨论其他章节有关宗教和批评之间关系部分,让我获益良多。Helen Bacon以她受过古典训练的敏锐眼光为我校读前面几章部分;R. R. Palmer许久以来即助我良多,这次他要我特别留意启蒙思想家和基督宗教世界之间的关系,他指正的结果,既严格又具建设性,主要出现在第六章部分。十五年来,Richard Hofstadter读过所有我所写过的东西,这次他特别读过这本书的初稿,如今由于他的指正而改得差不多认不出来了,可见他的大力指正是多么有用。
过去几年来,我也曾经和几位朋友谈过有关这本书的写作,其中Henry Roberts对我的观念最有耐心,对我的「灵感」也最能包容,同时不吝惜时时给我鼓励。另一方面,我要特别感谢在本书开始之际,Rudolf Binion所提供的唯名论批评,由于他的指正,使得我能够在撰述有关启蒙运动的团结状况方面,做得更加周全完整。书中我能够掌握住有关古典对启蒙运动重大影响这个核心观念,主要来自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年之间和已故的Walter Dorn的不断对谈;除此之外,透过对谈而让我获益良多的,还有下列诸人:Crane Brinton, Leo Gershoy, Beatrice Hofstadter, Irving Kristol, Gertrude Himmelfarb Kristol, Herbert Marcuse, Orest Ranum, Fritz Stern,以及John William Ward等,我必须一併在此致上谢意。Raymond Grew和Richard Webster在有关义大利启蒙运动方面,也曾提供给我许多有关的建议。
很幸运的是,我曾经身为哥伦比亚大学有关十八世纪欧洲文化讨论课程的一员,一九六二年夏天,这个讨论课程刚成立之时,我率先在课堂上以我现在这两本书为讨论的核心课程──着重在启蒙运动的辩证观念──经过两年下来的激烈讨论,不断地检验、批判、修正和补充,使得这本书变得更加完美,因此我要在此一併感谢我课程上的几位同僚:James Clifford,Otis Fellows,Allan Hazen,H. Jean Hecht,Albert Hofstadter,Paul Henry Lang以及Rudolf Wittkower等。另外,讨论课上我的一些学生也提供给我许多很精彩的引言和有用的批评,我要特别感谢Gerald Cavanaugh,Stephen Kern以及Victor Wexler这三个人。我虽然从事独立研究,但有两位研究助理在此不能不顺便一提,他们是Mrs Patricia Lavndel和Mr. Augustus Pallotta,他们在挖掘义大利资料方面帮助最大。
本书写作期间,我有机会能够借着演讲的机会试验一下我在书中的一些观念,演讲前的准备和事后经过讨论而改写,可说获益极多,我要在此感谢邀请我演讲的一些东家以及前来听讲的听众:哥伦比亚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布朗代斯大学(Brandeis)、加州大学圣塔.巴巴拉分校明尼苏达大学、纽约大学、安姆赫斯特学院(Awherst College)以及维琴尼亚大学。此外,我也有机会在芝加哥的美国历史协会和英国罗彻斯特大学的法国历史学会宣读与这本书内容有关的一些报告,我要在此顺便对这两个单位申明感谢热忱。
同时我也要感谢几个单位对我写作本书所提供的襄助,首先是哥伦比亚大学的社会科学研究学会和历史系的康宁基金会提供研究基金和必要书籍给我从事写作本书之用;另外,要不是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年之间美国议会的博学协会(the 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适时提供给我会员资格,我就不可能写作本书(我的任务是研究十八世纪的现代性之胜利,我的任务必须等到本书下册完成之后才得以解除)。还有,要不是一九六三年至一九六四年之间美国行为科学研究中心(a Fellowship at the Center for Advanced Study in the Behavioral Sciences)提供给我会员资格,我这本书就不可能写得那么顺利和那么愉快,这个中心是逃避日常杂务的最佳避难所,许多做研究的人对这个中心都赞不绝口,过去有许多关于这个中心的美丽传闻和热情的颂词,我必须强调这些都是真的。我在那里一年期间工作之所以进行那么顺利,我要特别感谢三个人:Ralph Tyler,Preston Cutler和Jane Kielsmeier。我一样也要感谢我在这个中心研究时的秘书Joan Warmbrunn,还有帮我打字的Ene Sirvet,感谢她的细心和热心,还有对我研究内容的兴趣。最后我也要表达能够在Alfred Knopf出版公司五十周年庆之际出版这本书的愉快热忱,能够和这么伟大的出版商攀上关系实在是与有荣焉,其中出版社的编辑Patrick Gregory我也要好好谢他,因为他对我的写作风格能够手下留情,没有弄糟,真希望所有编辑都能够像他那样。
彼得.盖伊
一九六五年识于纽约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