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皇民文学专辑」卷头语 台湾经历日本殖民统治长达五十年(1895-1945),对台湾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各方面,以及战后台湾的整体发展都具有极大的影响。日本殖民统治期间推行的皇民化运动,也是了解这段台湾历史不能不正视的现象,而由此产生的「皇民文学」,更是台湾文学史上无可否认的一页。本丛刊特地以「台湾皇民文学」为主题,选译一些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希望有助于英语读者对台湾文学史上这一特殊现象和所产生的文学作品,能有所认识和了解。
「皇民化运动」是日本殖民政府推动日本化运动的一环,也是日本对殖民地族群实行一系列同化政策的一节,包括琉球、台湾、朝鲜、满洲等地。日本在台湾的殖民统治,并不是一开始就推行皇民化运动,因此不能将殖民统治和「皇民化运动」直接画上等号。台湾总督府是日治时期最高的统治机关;五十年间共任命十九位总督,根据其出身背景,出任的使命并不一样。大致言之,总督的任命显示出三个不同的统治时期:初期武力整治时期(1895-1919)有七位武官总督;中期社会平治时期(1919-1936)有九位文官总督;后期推动战争国策时期(1936-1945)有三位武官总督。
日本在台湾的「皇民化运动」开始于1936年9月,当时改派海军大将小林跻造(1877-1962),接替政党出身的文官总督中川健藏(1875-1944),以便推动战争国策。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件爆发,9月10日台湾总督府的近卫文磨内阁随即推行国民精神总动员,形成舆论,「皇民化运动」于是展开。
小林总督上任后提出统治台湾的三原则:「皇民化、工业化、南进政策」,主要内容包括:台湾人「创氏(姓)改名」、推行「国语运动」、实施「志愿兵制度」、倡导「寺庙整理」等,在宗教上、教育上、精神文化、日常生活上的改革,同时基于其他两个原则,提升工业水准,发展军需工业,将台湾建设为日本执行「南进政策」的基地。
到了1941年4月,「皇民奉公会」成立时,「皇民化运动」进入另一阶段,亦即「皇民奉公运动」,意图使台湾的人力物力全面纳入日本军事体制。1941年12月,日本发动大东亚战争,将皇民化运动推向高峰;在政治上积极宣扬「八纮一宇」、主张「天下一家」,在精神上企图消除台湾人的民族意识,而在生活上促使台湾人脱离传统的生活习惯和民间信仰。
1942年6月29日发布实施「陆军特别志愿兵制度」,鼓励台湾人参加志愿兵,「真诚」、「同心」协力投入战争。1943年11月召开「台湾决战文学会议」,台湾进入最后决战时期,不到两年,1945年8月日本终于投降,战争结束。要而言之,皇民化运动在台湾的推动时间,是从1936年9月到1945年8月,前后约九年。
「皇民文学」,在思想和主题上,可以归结为三类﹕(一)描写成为皇民、日本国民的心路历程的作品;(二)描写志愿从军或歌颂、预祝战争胜利的作品;(三)描写南进、增产、团结、协力战争等积极意识的作品。(〈所谓「皇民文学」评述〉,网上课程大纲╱陈建忠)。
在日治时期三〇年代后半,台湾文坛上有两个重要的文学刊物:以日本人作家为核心的西川满(1908-1998)主编的《文艺台湾》,创刊于1940年1月,另一个是与之对抗的张文环(1909-1978)主编的《台湾文学》,以台湾人作家为主要成员,于1941年5月创刊。这两个刊物互相对峙,各领风骚。可是,到了1943年11月,「台湾决战文学会议」在台北市公会堂召开,为了配合战争,决定两者合併,其实是为了将台湾人作家聚集的《台湾文学》解体,将文坛一元化同归台湾文学奉公会,成为配合战争的新机关杂志统一发行(1944年1月)。会议中有西川满和滨田隼雄(1909-1973)提议将《文艺台湾》奉献给「台湾文学奉公会」,发表归属宣言,而《台湾文学》派的黄得时(1909-1999)和杨逵(1905-1985)表明反对。
当时会场气氛剑拔弩张,相当紧张,代表《台湾文学》身负众望的张文环,立即提出「沉痛的辩白」,决然立起声称:「在台湾没有非皇民文学。假若有那个家伙写作非皇民文学,都该铳杀处决」,这才平息纷争。结果这场会议,官方达到预定的目的,而「本岛文学决战态势」因此确立。(见中岛利郎〈从「台湾决战文学会议」到『决战台湾小说集』〉,「台湾总督府情报课编『决战台湾小说集干之卷╱坤之卷』」解说。)
这个会议之后次年(1944)6 月,奉公会立即唿吁与会者唿应「台湾文学界总决起」的号召,选出十三名会员,派遣到各生产现场。各以一週的日程,「不只是表面上的见闻而且要真正挺身到现场,接触人们的气息,体味其劳苦,一週之间,待在现场内外,起居饮食与共,而将这期间的见闻体验作为素材,写成小说。」据此,作家以具体实践,将会议的主题「文学者的战争协力――其理念与实践方法」具体化。派遣作家的感想和作品,六个月之内陆续在各报章刊物刊登,而于1944年12月和1945年1月出版《决战台湾小说集》干·坤二册,距离会议的召开,只有一年,就献出如此具体的成果。
因此,《决战台湾小说集》该是反映皇民文学题材和主题的一个具体的样板,虽然作品的文学价值,见仁见智。这两本选集的作者十三人中,台湾人作家七人,日本人作家六人,作者和作品的名单如下:
《决战台湾小说集》干之卷(1944 年12 月30 日,台湾出版文化株式会社)
滨田隼雄〈炉番〉
高山凡石〈御安全に〉
龙瑛宗〈若い海〉
西川满〈石炭·船渠·道场〉
吉村敏〈筑城の抄〉
张文环〈云の中〉
河野庆彦〈凿井工〉
《决战台湾小说集》坤之卷(1945年1月16日,台湾出版文化株式会社)
西川满〈几山河〉
周金波〈助教〉
长崎浩〈山林诗集〉
杨逵〈增产の荫に〉
新垣宏一〈船渠〉
杨云萍〈铁道诗抄〉
吕赫若〈风头水尾〉
自1945年战后到1987年解严前后,在国民政府中国本位的统治下,日治时期的台湾文学研究,长期被认为是禁区。日治时期台湾作家的发掘及其作品的出土工作,是在上世纪七〇年代中期乡土文学论战之后开始的。1979年7月《光复前台湾文学全集》的出版之后,台湾才真正开始面对日治时期皇民文学的作者,而将他们的作品翻译成中文,因而引发作品如何取舍和作者如何评价的问题。
《光复前台湾文学全集》的主编钟肇政对「皇民文学」的定义认为:「简言之就是做一名日本顺民的文学,不用说,是失去了民族本位的文学。」(见〈日据时期台湾文学的盲点――对『皇民文学』的一个考察〉,1979年6月1日《联合报》,中岛利郎〈『皇民作家』的形成――周金波〉所引。)他将这一「全集」中收录的「皇民文学」区分为以下四个类型:
「盲目型」:相信日本人的宣传,赞赏皇国、皇军及圣战,谄媚统治者,民族意识非常稀薄到极近已消灭的作家。
「屈从型」:在文坛上具有声望、被邀参加大东亚文学者大会,并派遣到各地发表自己的见闻,小说家属于这一类型的居多。
「自觉型」:自觉身处险境而不忘民族立场的作家,以杨逵为典型的代表。
「命令不能型」:决然拒不从命者,特别是指吴浊流,在日本警察严密监控的战时环境下,仍秘密写作《亚细亚的孤儿》。
叶石涛在《台湾文学史纲》中,将周金波、王昶雄和陈火泉三人定位为皇民文学的代表作家。周金波的〈志愿兵〉发表于1941年9月20日《文艺台湾》第二卷第六号、陈火泉的〈道〉于1943年7月1日《文艺台湾》第六卷第三号、王昶雄的〈奔流〉于1943年7月31日《台湾文学》第三卷第三号。这三篇代表作,都唿应时潮,写于1941年4月皇民奉公会成立、皇民化运动进入第二阶段之后。有趣的是,这本「全集」第八卷中,在「出版宗旨及编辑体例」中,特别说明「寓褒贬于编选之中,凡是皇民化意味甚浓的御用作品,以不选录来隐示我们无言的宽容的批判。」因此,只收录了收录的王昶雄〈奔流〉中文翻译,而将而陈火泉的〈道〉及周金波的〈志愿兵〉摒除在外,显然后二者是「皇民化意味甚浓的御用作品」。
首先,我们得了解周金波与他的〈志愿兵〉。
周金波1920年出生于台湾基隆,翌年由母亲带到日本与留学的父亲团聚,四岁时返回台湾,受小学教育,十三岁时再到日本上中学,进入日本大学齿科,毕业后,1941年4月回台继承长寿齿科医院,9月在《文艺台湾》第二卷第六号发表〈志愿兵〉。1943年8月,参加第二届「大东亚文学者大会」,在大会发表「皇民文学の树立」,认为:「众所周知的,我们台湾可以说是大东亚共荣圈的一个缩图,大和民族、汉民族、高砂族这三个民族,公平地在天皇威光之下,共荣共存,现在就是这样,三位成一体达成圣战而协力向前迈进。」
至于周金波的〈志愿兵〉,叶石涛在〈台湾作家与大东亚文学者大会〉中认为「这是一篇『皇民文学』,但是在『决战下』的台湾文学里,却是唯一的一篇不折不扣的皇民文学」,进而他在论「四〇年代的台湾日文文学」时,认为周金波的〈志愿兵〉是「证实了日本人的奴化政策,在一部分无知的青年中奏效的写实。周金波曾参加了第二届『大东亚文学者大会』。周金波的小说显示了日本五十年的殖民统治如何地摧毁了一部分台湾人的民族意识,奴化成功的事实;这也算是血迹斑斑的历史性记录吧。」(《走向台湾文学》,1990年3月)
许俊雅在《日据时期台湾小说研究》书中,针对周金波前期的作品〈志愿兵〉和〈水癌〉与后期的作品〈尺的诞生〉和〈乡愁〉比较之下,认为:「从周氏后期作品观之,其对皇民化摸索后之困惑,之无法释然,实已远超过西川满一厢情愿之乐观。〈乡愁〉一作不正说明了皇民之路是走头无路,一筹莫展吗?如果仅据周氏先前二篇作品而完全否定其人其作,而将之厕于皇民文学最具代表之作者,岂非对他日后之追求全盘否定?漠视其转变历程,对周氏而言是否公平呢?」
事实上,周金波在1920年出生时,日本统治台湾已有25年,因此他没有抗日的感情存在,对成为日本人没有什么抵抗感。〈志愿兵〉是以1942年6月29日发布实施「陆军特别志愿兵制度」为主题。作者在日本长大,受日本教育,念日本大学,自认为就是日本人,一如小说人物明贵所表明的:「我们台湾人是不当日本人是不行的。……为什么不做日本人不行的原因,这是我首先必须考虑的。我在日本的领土出生,我受日本的教育长大,我日本话以外不会说,我假如不使用日本的片假名文字我就无法写信,所以我除了成为日本人以外没有别的办法。」
另一方面,小说人物明贵在心态上具有台湾人精英阶级的优越感,认为台湾人在文化层面上很落后。台湾人憧憬日本,希望将台湾的文化提升到日本的水平,而「皇民化」是提升台湾文化水平和文明程度的一种手段。作者和小说人物的民族认同意识虽然较薄弱而受到批判,但是作为一个殖民地作家,认同殖民地政府政策、协助皇民化运动,其实作者是为台湾好,也有评论者认为他是「爱台湾」呢?
日本学者中岛认为〈水癌〉是从被同化的观念中产生出来的理想小说。在未回台之前写的〈水癌〉,周金波的价值观,实际上已经内化与日本人的概念如出一辙。他以个人生命经验中的「日本眼光」观看真实,而在故事中展现出「现代日本」与「传统台湾」、「进步」与「落后」的二元对比的文化差异(〈『皇民作家』的形成〉一文。
其次,让我们看看陈火泉和他的代表作〈道〉。
陈火泉(1908-1999),彰化鹿港人,战争时期改姓名为高山凡石。六岁进私塾学习汉文,十岁进鹿港第二公学校。台北州立工业学校毕业后,1930年任职日治时期台湾制脑株式会社,台湾总督府专卖局。1943年7月陈火泉发表处女作〈道〉于《文艺台湾》第六卷第三号,获芥川赏候补,引起日本人作家滨田隼雄的赞赏﹕「是否曾经有过,将由衷做皇民的热忱,这么强烈且这么清楚地描写出来的作品?是否曾有过将皇民化的苦恼这么痛切地倾诉的作品?并且将身为一个人跟皇民化的苦恼战斗的过程,这么强劲有力地表现出来的作品,是否有过呢?这条道路就是通往日本的道路。……这的确是以往的台湾文学所没有的,可说是现在的台湾独自的皇民文学。我认为从这作品可预见新的台湾文学。」(滨田隼雄,〈小说「道」〉,《文艺台湾》第6卷第3号,1943年7月。)
这是「皇民文学」第一次的出现,是殖民者的赞赏之词,认为是开拓台湾人的作家新境界的作品。但战后在台湾学术界,对「皇民文学」的评论,一般是带着批判性的。
陈火泉的〈道〉提示本岛人迈向成为皇民的道路。故事描写本岛人青楠面对皇民化 的苦恼和挣扎的过程,而所追求的是「日本精神」、「日本人的国民性」。殖民政府以「教育」台湾人「同化」成日本人为目标。「同化教育」让台湾人体会「日本的精神」,不只要求本岛人使用正确的「国语」,还要体会日本人的习惯、表情、举止,鼓励和歌和俳句的创作和对日本古典文学的喜好,以提高本岛人的「文化水准」和「文明化」。教育与修炼是导向「皇道之路」的手段,企图将本岛人变成具有「大和魂」的「日本民族」。可是,《光复前台湾文学全集》执行编辑之一林瑞明提出对〈道〉的责难,认为:「陈君虽有其苦闷、挣扎,甚至也曾拆穿『一视同仁』的假象, 但在全文中所佔的比例,分量不足,而主题的走向,完全「歪斜」了,只有『日本精神』,只有『为天皇而死』,台湾人的苦闷完全看不见了,矛盾也完全解除了。」所谓「分量不足」的评论,可能过于苛求,因为在当时环境下,这篇小说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抗议或批判殖民政府的战争国策,而在小说中间接地流露出殖民地台湾人受到不公平待遇的苦闷、和作为次等国民的挣扎和无奈,并不是完全歌功颂德的。
最后,关于王昶雄和他的杰作〈奔流〉。
王昶雄(1916-2000),本名王荣生,台北淡水人。1929年公学校毕业后,到日本进入东京郁文馆中学。1931年回台就读于台北商工高等中学,1935年考上日本大学文学系,隔年因父亲去世,为生活计,转念牙医科系,一生以牙医为职业。
王昶雄的成名代表作〈奔流〉,于1943年7月发表于《台湾文学》第三卷第三号。该作品是否为唿应时局的「皇民文学」最受争议。内容描写皇民化运动下台湾人面临适应的困境和内心两难的挣扎。〈奔流〉这个题目就令人联想到时代骚动的形象,以及难以抗拒的时潮的奔腾。
故事的主角本岛人中学教师朱春生,过着皇民化的生活,改姓伊东,娶日人为妻,崇尚日本精神,认为台湾文化为低俗落后,甚至对亲生父母为台湾人感到羞耻,引起他的学生林柏年的反感。林柏年认为崇尚日本,也不必践踏父母,认为我必须是堂堂的台湾人,才能成为堂堂的日本人。他对伊东春生的思想和行为,极为不满,甚至屡屡反抗,而与伊东春生形成强烈的对比。处在两人之间的「我」,与伊东一样,曾经留日,也憧憬日本内地的一切和对日本文化的认同,但无法放弃对台湾乡土的爱心,却也难坚决地否定伊东春生的皇民思想与生活方式。陷入这一两难的困境,小说最后,「我」还是莫衷一是,在不知如何是好的逃避中结束:「我忍无可忍,连唿着去你的!去你的!拔起腿从岗上往山下疾跑起来。像小孩子般地奔跑。跌了再爬起来跑,滑了再稳住地跑,撞上了风的稜角,就更用力地跑。」
上述这三篇「皇民文学」的代表作中,王昶雄的〈奔流〉,本丛刊第20集(2007年1月)「日治时期的台湾文学II」专辑中已加以译介。其他两篇〈志愿兵〉和〈道〉在本集译介之外,我们特地再选与这一主题相关的三篇小说:周金波的〈水癌〉,以及吕赫若的〈风头水尾〉和〈清秋〉。
「皇民小说」中常见的一个情节是,台湾的知识分子,留学日本之后回到故乡,发现台湾与东京、故乡与帝都、本岛人与内地人,在文化上和现代文明程度的对比和落差。为了提升台湾文化水平、尤其是在教育水平的提升和卫生条件的改善上,小说描述殖民地现代化的情景,借以展现同化的正面价值,以及小说人物在战争时期,积极配合国策、为国奉公、甚至志愿从军牺牲的正当性。
这一描述都呈现在〈水癌〉、〈乡愁〉、〈清秋〉和〈奔流〉中。吕赫若的〈清秋〉,虽然最后表现出唿应「南进」的国策,支援到南洋从军,但与周金波的〈志愿兵〉相比之下,显得含蓄多了。吕赫若的〈风头水尾〉是在「台湾决战文学会议」之后,应台湾总督府情报课的邀请,作者被派遣到台中州下谢庆农场一週的体验而提供的文学作品。一如《决战台湾小说集》序中所宣称的,这类作品「为了如实描写要塞台湾的战姿,以资启发岛民之同时,培养明朗而有滋润的情操,振起明日的活力,而一起成为鼓舞激励产业战士的粮食。」面对当时殖民政府的政治压力,吕赫若能够化险为夷,微妙地创作出这样的一篇突破政治干扰、超越时空而具有高度文学价值的作品,作家的人格及其技巧和功力值得敬佩。总之,对「皇民作家」的评价,可能因评论者的立场和观点不同而大不相同。这一专辑的翻译,都是根据原作,从日文译成英文,尤其是〈清秋〉和〈道〉,篇幅较长,翻译者Lili Selden, Christopher Ahn, Faye Yuan Kleeman, Jon B. Reed, 以及日英翻译老手佐藤纮彰,共同加入我们的翻译阵容,尽心尽力,劳苦功高。Dr. Selden在译稿的最后审订阶段助以一臂之力,Terence Russell和Fred Edwards 两位英文编辑不辞辛苦,任劳任怨,此外我校台湾研究中心继续提供编辑作业上的协助,以及台大出版中心的合作和协助,使本集能够顺利出版,在此谨致最大的谢意。
「皇民化运动」自1937年开始推动以来,至今时隔七、八十年,台湾也在上世纪九〇年代之后,逐渐民主化,成为多元的民主社会;时空迥异、学术观点多元并存、互相尊重。因此,对「皇民文学」的评价,及其作者的功过评断,应该抛开政治正确、民族立场和道德谴责,以更包容和理解的态度来看待台湾文学史上这一特殊现象。我们希望能从史料中发现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优越作品,而以作品的文学价值作为论断优劣的主要根据。本集在选译作品时,我们以作品的代表性和文学性为主要考量,希望能为研究者提供可靠的文本。另一方面,日治时期的「皇民文学」本身所具有的文化复杂性,可以为文化研究和后殖民研究者,提供一个值得不同诠释和深入探讨的研究对象,尤其是经历过东西殖民地经验的东亚各国,关于殖民文化和现代社会的比较研究。因此,本丛刊这一专辑,除了感谢诸位译者的辛劳和贡献之外,我们希望所选译的「台湾皇民文学」作品,本身具有相当的文学价值和一定的代表性,值得向读者和这一领域的学者和研究者特别推荐。
杜国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