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五十二病方》的价值与应用态度
中医师李政育 马王堆医书《五十二病方》是中国医学史、传染病史、地区流行疾病史上,极重要的文献,尤其在两湖地区,在后小冰河期,千(万)湖之国,泽沼遍地,疫疠与瘟疫横行,虫虺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又湿又热,冬天又下雪,比现今热带雨林的生活环境还艰困的地区,记录并流传下来的医学有效文献,这是人类进化与对抗环境流行病的极重要成就与贡献,能在被保存并且二千年后重现于世,确实对于本来冰河融解、永冻层部分溶解,将带来的古代已存在的疾病,又重现于未来的预防与治疗,是非常好的参考。
须先了解成书背景
两湖地带地多闷湿,所以在湖南流传一句话:「上床萝卜,下床姜」,并且出门旅行与迎客、见贵宾,往往就献上「槟榔」,这种习俗在清朝与日本初据台湾时的汉民与原住民习俗也皆如此,只可惜没有见到报导。在马王堆出土文物中,有否「槟榔袋」(竹或籐编的篮子,有盖,也有周边栓编),依当地汉朝习俗,应会有才对。
湖属荆蛮,是「蚩尤」的根据地,自古以来打仗频繁,古言「行军千里者,半死于途」,此途即是非士兵习惯的生活地区,细菌、病毒、微生物、虫、虺、蚖…所致。小说中的「苗女弄蛊」,事实上亦是汉人少数民族地区,去进行货物买卖交易,被地区性细菌、微生物、虫蛇所伤。自体无抗体,一旦感染,就出现全身症状,发烧、身重痛或昏沉、昏迷,或吐或泄,或咳喘,或久病致各种肿水,其中腹水就是「蛊(鼓)胀」,水性腹水就是「水蛊」,血性腹水就是「血蛊」,疟蚊叮咬致全身淋巴肿,即「象皮肿」,也就是中医「五水」中的「石水」;其肿如编籐之「𤺄」或「」,所以上下古今所生诸病几乎没有变化,只是「气候」改,原有细菌、病毒、微生物、虫、蚊、蝇、蛇……搬家了,但治法仍相同,只是需要稍微修正一下方子的主药或配合药物,即中医所称「君臣佐使」。例如《伤寒杂病论》第一方「桂枝汤」,是治各种感染病性中枢神经受干扰,尤其发汗中枢、体温中枢、唿吸中枢、呕吐中枢…的病变,但一旦要抑制、不要免疫爆炸与过亢,进而退热、消肿,包括消脑炎、脑膜炎、肺炎或其他系统的发炎,就须加入黄芩,或黄连,或黄柏,或依《伤寒杂病论》的本经,或传经,或直中,或併病,或…而调整剂量,如此才可快速、立即控制病情。这就是《三国演义》提到,诸葛亮带兵过大渡河时,士兵一下水,起来后几乎个个发抖、寒颤,甚至死亡。其原因就是到少数民族地区,多丛林茂竹,必须中午过山或过水,行军佈阵必须找微高地,少近河边杂草丛生之处,甚至赶快生火以驱蚊虫。还要注意佈阵不背水,否则一败就无处可逃;而且背水为濒临河岸、为河埔(圃),多湿、多草、多蚊虫,易被叮咬,不战而士兵性命已损失过半,战焉能胜!
所以医药界常开玩笑:曹操当年如真带有八十万大军,自许昌往武汉或南京方向行军,一半以上可能因传染病死亡,一半到当地水土不服又死亡,根本不用打,早就输了。何况当初的「万」是部队番号,三人成一伍,十人为一「什」,三十人为一「佰」;如以现今的部队编制:三排(佰)为一「连」(仟),三连(仟)为一营计算,一营即近当年的「万」人。可见当年的八十万大军,顶多只有今日的八十个营,依今日编制也顶多二万四千人而已。但要在国内征集二万四千人,并各种物资的运送动员,至少亦须二、三倍的人员协助,所以真正部队二万四千人,如行军死了一半,水土不服又死了一部分,结果呢?仗不用打,早就结束了,所以曹操败退是当然的,因为荆蛮、两湖、两江地区,古代是「沼泽」地,这就是马王堆医书成书的背景。
原註解有很多待斟酌之处
窃思《五十二病方》应系辛追或辛追夫人所征集来的,所以就异常器重的将副本带入墓中当宝贝纪念,同时也代表当初这些临床经验方,应该非常有效,且救了很多人,所以功德无量,当作功德纪念之一,置入墓中。所以今日我们要研究的这些临床经验,虽然没有像《伤寒杂病论》般有各种病因、病理、治则、方剂、传变、病象…,形成一套极有系统的中医临床症治指导,但对地区性流行疾病,依当时流行用语记录下来,仍极为不易,仍有其价值。
只是目前所见《五十二病方》的医书诸家註解,几乎皆为文人、古文研究者所为,而古文字的依据,往往只依一家,所以常常弄不清楚,用甚么调和助剂,或用何药敷于何处,例如「织」为「职」,应为猪足掌,其成分全为精蛋白胶质,或有一地方补入「葱」,我真怀疑那时候「葱」是否已传入中国,且传到两湖地带?又如「柎」、「白付」,此「付」或「柎」并非附子,因汉时的「附子」并无炮制,也未分成「白附片」或「黑附片」,只用生晒「乌头」打碎或再研而已。何况「柎」与「白柎」本身就是「白榆」树的叶、或皮、或汁,榆叶本就是可以吃的蔬菜。
而标点也是问题所在。如「死人胻(胫)骨」,此「死」应与上面一字相连,大都是「绑紧」之意。「人」则为「入」,「胻骨」系猪或羊的胫(鼻臁骨),其间有骨髓者,将髓吸出,将胻胫骨烤酥搥碎研粉,或将胻骨边烤炙,边以油酥炙或醋淬,令炙黄才搥研,并非取死人胻骨。而「死,入胻骨」则是「绑紧,药要入伤疡见骨」的鼻臁骨。
另外,祝由科均有固定「科仪」,如在室外,通常要设一「社火」,即「营火」堆,一方面跳火、行集体治疗,一方面以宗教仪式与药引以治病,并非口中念咒即好,一病有一药引、病神、仪式,甚至「社火」用柴亦异。至于「歕」系可能口含法水向某方向喷几大口,或大声啸吼之后,口含符水向病人喷几口符水、药水。这是洒水、洒凈,与洗不同。剩下的水,让病患带回去擦拭身体,或放入洗澡桶内,与热水或药水一起泡浴。
由医字亦可看出端倪
由中文字的「医」字,来研究中国医学的发展过程,非常有意义。也恰好可证明本序的看法。我国古文字在《山海经》中的「医」字写成「毉」,因而有毉彭、毉咸等名医,此时之「毉」刚自「巫」毉进展入「毉」巫的阶段,在「毉」之前的「医」字系「殹」,此「殹」字系人以手平衡端献贡品或医疗器材的一个动作。当时尚在西汉。而酒的发明,且大量应用于治病,且医疗体系已趋完备,《黄帝内经》、《难经》的生理、病理、药理、治则、针灸、运气与脏象等诸系统已发展成一周延体系之后,自此「医」字改用加了「酒」的「酉」字旁,并且脱了「毉」巫的范围,而写成「医」。
马王堆医书《五十二病方》应是在「毉」巫阶段,尚在各种疾病临床试误阶段,开始将临床有效方依各种不同原因,而分门别类作初级归纳的时代,这与后代医学「类书」的方剂收集相同,没有任何理论,而「殹」仍为「毉」的用字,可见辛追夫人年代的湖北,对酒的运用尚未普遍,而《伤寒杂病论》也尚未创造出来,所以《五十二病方》的历史价值高于《伤寒杂病论》、《黄帝内经》与《难经》,也因此可推按《黄帝内经》等系西汉、东汉之交,「新」莽时期的产品之一个可靠证明。
《神农本草经》此时应已进入成书阶段,因有许多药名与《五十二病方》相同,但又比《五十二病方》繁杂,疗效更肯定,且药理也完备,所以本草经也应稍晚于《五十二病方》或简册的年代。
在春秋战国与西汉《山海经》成书之时,医疗者皆以「巫」担任,也就是祭司兼医师,所以在治病之前皆先作宗教仪式,再进行医疗,也就是「殹」的年代。西汉中后期以后,进入「毉」的医者,有些兼任「巫」(祭司),所以有些治病同时进行「祝由」、「祝禁」仪式,选时、选方向,有时又交代不必选时问神,不必进行宗教仪式,而且方子对该病确实有效,且临床用过肯定的,也不必有禁忌。当进入「医」的阶段,就将宗教仪式「巫」的工作独立出来,独立成一门「祝由科」、「祝禁科」,「符章秘箓」治病法中,有宗教科仪,有病神、医神、治病药引,且指明药引不可借用、误用。
所以要註释《五十二病方》的从业者,必须了解这些背景与科仪、药引…,才不至于解释得太离谱,才不至于将「羊尻」(、胒)解释成羊肛门、羊屁股。或将「朐」解释成猪的肛门、大肠头(实应为「裂肉所」),也就是肢体肌肉分歧处,例如会阴、腋下,或口,或指(趾)间缝,这种好笑的註释情形极多,不必一一赘述。
总之,今释《五十二病方》必须有学习过民俗、宗教疗法,且对各种怪病也有治疗经验,住过极乡下、见过各种跳神治病的临床医者的註解,较能接近事实,且可实际应用。敬此奉闻,祝诸读者健康平安。
民国一○六年一月十日于台北育生中医诊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