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例 一、《重新诠释杜威「民主与教育」的时代意义》系依据2006年出版的践ohn Dewey and our educational prospect: A critical engagement with Dewey旧 Democracy and Education繧隍`而成,分上、下两篇;上篇为具有学术导论性质的导读,下篇为译注本。原书189-190页的作者简历,业经改写为作者学经历与重要着作介绍,置入上篇导读之中。
二、本书以台湾教育学术界习用的APA格式为本,参照潘慧玲(2015)的《教育论文格式》(二版),将原书各章内文引註与参考文献不尽一致的格式,重新加以调整,并将原书的参考文献,与因为撰写导读及注释而增加的参考文献,二者合而为一,併置于书后,是为参考文献的第一部分。第二部分,则为引自电子版的校勘本《杜威全集》电子档的参考文献;其格式请见以下第三点的说明。又,在上篇导论中,有些部分虽未直接引用某些参考文献,但亦于适当地方标明其确实的出处。
三、本书引用杜威的着作时,除非特例,悉数引自电子版的校勘本《杜威全集》。该套全集计有:A类论着(The collected works of John Dewey, 1882-1953. Electronic edition, Second release),早期(Early Works, EW)5卷、中期(Middle Works, MW)15卷、后期(Later Works, LW)17卷、补缀(Supplementary Volume, SV)1卷等共38卷;B类信函(Correspondence),4卷;C类课堂讲演笔记(Class Lectures Notes),1卷。本书在内文引註时,若引自A类论着时,系将原书编者韩森(David T. Hansen)的作法(请见〈编者原序〉p. viii)略加修正,以所在期别及卷别之后,加上页码,再加上完成或出版年份的方式标示,例如:MW.9.101, 1916意指该着作收于中期第九卷,页101,为1916年完成或出版者;引自B类信函与C类课堂讲稿时,则悉以电子版上的标示为准。至于在书末参考文献第二部分,亦依序标明其期别、卷别、起讫页码、完成或出版年份等,并在其后列出书名或篇目名。
四、原则上,本书将所出现的英文专有名词、书名、人名等皆译成中文,并在第一次出现时附上英文。
五、原书为表示加强语气而以斜体字型或大写字体呈现者,本书译为中文时,皆改为粗黑体字型,并于必要时将斜体字型的原文置于括弧内,以资辨识。惟书末参考文献中出现的粗黑体字型,则系依一般教育论文格式所标定的书名及刊物名。
六、原书本有的注释,悉加注明,余皆为译注者所为之者。又,为求取一致起见,原书各章凡为文后注者,皆改为脚註。
七、本书注释中的文字,凡自网站上所取得的各种资料,皆经多方比对与研判,再就其较为确实者加以综合归纳并且改写而成。惟为节省篇幅,除非特例,多未附上网址。
八、本书的翻译部分,尽量做到活译达意、简鍊流畅、力求神似,并避免漏译、删割、走样等情事。又为使文意更为清顺易解,偶以意译方式处理,并适时加上必要的补述。本书的注释部分,力求该注则注、详为解读、深入阐释,并提供必要的资讯予读者参考。惟毕竟译注者时间及能力皆有所限,疏失舛误在所难免,尚祈方家不吝赐正。
前言 一
《重新诠释杜威「民主与教育」的时代意义》译注本(以下有时简称本书或《重》书)所根据的原书践ohn Dewey and our educational prospect: A critical engagement with Dewey旧 Democracy and Education,瓧O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哲学学程教授兼主任韩森(David T. Hansen),有鉴于当时并没有任何一本以《民主与教育》为研究对象的专书,乃另邀集八位学者合作,共撰写十篇论文辑成,而于2006年出版。
《重》书为行政院科技部补助人文及社会科学经典译注研究计画的执行成果。该计画经科技部核定的执行期限为二年:自2014年8月1日开始,迄2016年7月31日计画结束;本人依限执行完毕。作为该成果的《重》书,分上、下两篇;上篇为具有学术导论性质的导读,下篇为译注本。原书189~190页的作者简历,业经改写为作者学经历与重要着作介绍,置于上篇导读之中。全书包含凡例、目次、前言、〈导读〉、〈译注本〉、参考文献、索引及译注后记等,凡二十七万余字。其中,前言四千余字,〈导读〉正文五万四千余字,注释七千余字;〈译注本〉的译文十八万余字,注释二万余字。
二
相对于由杜威独力撰作、于1916年问世、书龄已达百年的《民主与教育》一书,这本由若干学者以《民主与教育》一书为对象、而于2006年出版、书龄仅十年的《重》书,到底为什么还值得译注,正是《重》书上篇〈导读〉的撰写主旨。兹谨据以简单说明之。
首先,这是一本由知名的杜威学者以《民主与教育》为对象所撰写的好书。
一件东西好不好,有没有价值,固然可以从外在的角度来衡鑑,看它是否为外在的人、事、物带来什么好处,或是增加了什么价值;同时,也可以从它本身的材料、制程等内在的条件,来判定其好坏与优劣。书籍也一样;作者的专业素养、过去撰作的品质等也是评论一本书好坏的重要根据。
如〈导读〉所述,本人从编者的报导,评论者的解析,作者们研究杜威哲学与教育思想的成果卓着、因而获得有关学术专业团体的肯定等等讯息,确认作者们都是重新诠释杜威《民主与教育》一书时代意义的最佳人选。因此,本人确认这是一本由知名的杜威学者以《民主与教育》为对象所撰写的一本好书。
其次,这是一本可作为阅读、理解或诠释《民主与教育》之范例的好书。
在此,所谓范例,可由较宽松及较严谨两个观点来看。从较宽松的观点来看,可以用日常语言来理解,范例是指某些可以视为模范、榜样、示例的人、事、物,或可以当作评断优劣良窳的准据或参照者;从这个观点来看,一般人在阅读、理解或诠释《民主与教育》这部教育经典时,确实可以把《重》书的各篇论文作为模范、榜样或示例,亦可作为评断优劣良窳的准据或参照。
从较严谨的观点来看,则可以将范例理解为「具有典范意义的案例」(paradigmatic case)。具体而言,如果把一些因为研究、教学、学习或从事教育实务工作,而需要阅读、理解或诠释《民主与教育》的人当作一个特定的社群,那么,就应该会有一些想法与作法,逐渐构成大家共同认定的「典范」,而处于这个社群的人们即依此典范针对《民主与教育》从事专业性的活动(方永泉,2000)。从这个观点来看,《重》书的各篇论文就可做为处于这个社群的人们在从事阅读、理解或诠释《民主与教育》的「范例」。
综上所述,本人以为,无论从较宽松或是较严谨的观点来看,《重》书都是一本可作为阅读、理解或诠释《民主与教育》之范例的好书。本人在〈导读〉中,即曾就这一点作了三项说明,兹将其标题抄录于此:其一,《重》书可见证《民主与教育》中历久弥新的卓见;其二,《重》书示范了批判式解读的作法;其三,《重》书各论文示范了杜威学者高品质引用《民主与教育》书中文字的作法。
第三,这是一本能为国内教育学术与实务工作者带来启示的好书。
本人在〈导读〉中提及,在「国科会103年度人文及社会科学经典译注计画推荐书单」中为《重》书撰写「推荐理由」的作者指出,国内许多教育学术工作者并未全面而深入地了解杜威的教育理论,以致常有一知半解或是以偏盖全的情事,对于教育学术之发展有负面的影响;「推荐理由」的作者并特别以国内学界引用杜威的理论,多数停留在诸如「做中学」等概念,作为例证。不过,因为受到「推荐理由」的篇幅所限,该作者并未有机会针对这项评论多加描述。
事实上,在《重》书中以探讨师资培育问题为主旨的第八章,即有一段文字可代为说明之:
我们或许会推断杜威的想法与师资培育的实习层面最有关联,因为做中学在其中最为盛行。史华伯(Schwab, 1959:158)曾经就杜威在这方面所受的误解有所讨论,他指出:"做中学既不是只借由做来学习,也不是只学习如何做。做与阅读、反思,以及记忆乃是携手同行的"。(Feiman-Nemser, 2006:134-135)
此外,本人亦进入《杜威全集》的电子资料库,查到了杜威于晚年接受访谈时,曾经郑重地就这个问题作了一番澄清。这段访谈于1949年10月19日,也就是杜威90岁生日前一天的纽约时报刊出。
该报导指出,杜威于1949年10月18日接受纽约时报记者范恩(Benjamin Fine)的访谈时表示,他对于不少人误认他始终坚信「从『做』中学」,颇不以为然。杜威并且对人们总是断章取义,而未理解其重视思考的一贯主张,深表遗憾。他更直言:「我不信只靠做就可以学习,重要的是做事时的想法。不明智的作法会导致学习到错误的事物」(Dewey, 1949:259)。
另外,亦有如本人在〈导读〉中提及的,《重》书的作者们不但就包含「做中学」在内的诸多重要概念,进行理论的阐述,他们还从各自专长的领域针对当代的教育现场问题加以分析,并且提出有关因应对策的建议。所以,《重》书应该有助于当今教育专业人员面对当前与未来的教育问题与挑战,因而对于教育实务工作者而言,《重》书也是一本具有参考价值的好书。
当然,因为《重》书的作者绝大部分都是美国人,因而所论述的场域当然是以美国为主。然而,「他山之石,可以攻错」;美国教育实务上所面临的一些问题,以及其面对问题所採取的因应作法,也值得我们参考与省思。何况在今天全球化的时代,许多问题不分国界地同时或先后发生,因而《重》书的一些讨论还是能为我们带来一定程度的启示。
综上所述,本人以为,对于国内的教育学术与实务工作者而言,《重》书都是一本可带来某些启示的好书。
三
上一节,本人曾经提到:「如果把因……而需要阅读、理解或诠释《民主与教育》的人当作一个特定的社群……」。但是,当时本人是把方永泉(2000)为《教育大辞书》的〈典范〉一辞下定义时所写的一段文字迳行加以套用,并未仔细思考这「一个特定的社群」大小的问题。后来,稍加反思,才发现它可大可小。
从「小」的角度来看,《重》书是各个作者在编者韩森的邀请下,就着再次阅读《民主与教育》一书的心得,从各自的专业领域抒发其时代的意义。他们跟韩森订下了「约定」(engagement),要「认真投入于」(engage in)再次阅读、深入理解,以及重新诠释《民主与教育》一书的活动,而且这种「接触」(engagement)是以批判的或重要的(critical)方式进行的。他们可以说是「针对《民主与教育》一书进行批判式解读」(a critical engagement with Dewey旧 Democracy and Education)的一个「小」社群。
从「大」的角度来看,则可以是由百年来在美国及世界各地,因为修习教育专业有关的科目,而「接触」《民主与教育》一书的许多学生所组成的一个「大」社群;这个社群的人数还持续增加中。当然,这种「接触」可能是「蜻蜓点水」式的,亦即可能只是听到教授介绍《民主与教育》一书的内容,可能是略微翻阅之,但也可能「认真投入于」这本书的阅读与理解。作为这个「大」社群的一份子,本人与《民主与教育》一书的第一次接触,就应该可以归入「认真投入于」阅读与理解的一类。
说起本人第一次接触杜威《民主与教育》一书,应该是在1969年;当时,本人就读国立台湾师范大学教育学系一年级,正在修习系主任雷国鼎教授所开设的一学年二个学期4个学分的必修科目教育概论。雷先生第一次上课即开了几十本书单,要求同学一个学期至少找一本仔细阅读,并完成不得少于5,000字的报告。本人带着书单,在台北市牯岭街的旧书摊找到了由台湾商务印书馆于1935年发行、邹恩润翻译的《民本主义与教育》上、下两册套书,并以上册的前八章完成了读书报告,于第一学期末缴交。
当时,本人之所以只选取该书的前八章,理由之一,当然是因为该书一共26章,对于一个大学一年级学生而言,不容易全部读完;即使读完也不一定能理解多少。另有一项考虑则是因为当时本人发现不只雷教授上课所讲授的内容,有许多来自这八章;当时图书馆能找到的教育概论大学用书,例如孙邦正(1961)、孙亢曾(1966)所着的《教育概论》专书,也都一样到处可见杜威《民主与教育》一书前八章的影子。质言之,读了它们,可以配合教授上课所讲授的内容,也可以在课余查阅有关书籍,俾便增进对所学功课的理解。
本人以上的叙述,主旨不在报导本人第一次接触《民主与教育》一书的经验,而是指陈,《民主与教育》一书作为一部教育界的经典名着,能「接触」(reach)到的人其实是很多的。因此,能有一本像《重新诠释杜威「民主与教育」的时代意义》这样的论文集,邀请名家以批判的方式解读《民主与教育》一书,并就着时代的意义重新加以诠释,对于这样「大」的社群而言,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而这除了唿应编者韩森所说:「本书之编辑即在于……服务若干领域不尽相同的读者大众」(Hansen, 2006:viii),更进而证明了译注《重》书确实是一件有价值的事情。
四
非常感谢科技部能提供必要的赞助,让本人得以运用两年时间就着这一本有价值的、对于很多人而言很重要的专书,「认真参与于」(engage in)这件译注的工作!同时,要感谢在2014年上半年,针对译注研究计画进行初审及复审的三位匿名审查人的「伯乐识马」,让该译注研究计画能在「僧日增、粥日少」的申请过程中获得青睐。更要感谢在2016年下半年,针对译注研究成果,亦即本书的初稿,进行审阅的二位匿名审查人的「不吝赐教」与「高抬贵手」,让《重》书中文版通过审查,正式付梓。
还要感谢科技部于2012年在另一个一般型的研究计画中,通过本人提出购置一套电子版的校勘本《杜威全集》之经费申请案。这套以资料库的形式储藏于中国文化大学图书馆云端的《杜威全集》,让本人可以随时在学校或家中经过网际网路连线查阅,真是非常方便。尤其,这套资料库的蒐寻功能让本人在译注原书时,随时就着原书各章作者引自不同版本的杜威论着中的文字,进入电子版的校勘本《杜威全集》确认其出处。如此,本人乃能将原书部分作者引用杜威《民主与教育》或其他论着的文字时,因为所根据的纸本版本不同,而造成的文献出处不一致的情况加以消除,并能借此校正其偶见的讹误,善尽一个后出的译注者之专业责任。
感谢本人最常出入借书还书的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图书馆、中国文化大学图书馆;中国文化大学图书馆的参考室协助以馆际互借的方式借阅各种图书资料,尤应感谢。
感谢于2015年7月至11月之间,就着本人所完成的译注初稿提供修改意见的方永泉、但昭伟、李琪明、高博铨、张民杰、陈琦瑗、陈铿任、游振鹏、黄柏叡、黄纯敏、黄嘉莉、叶彦宏、蔡晓枫、郑英杰等学界朋友。他们的仔细审阅,费神推敲,对于提升本书的品质,大有贡献。惟书成之后的文责,概由本人自负,特此声明。
当然,也一併要向协助本书出版事宜的心理出版社洪有义董事长及林敬尧总编辑,致上诚挚的谢忱!
谢谢大家多方的协助,才让这本以杜威在1916年出版的《民主与教育》为对象,由九位学者撰写十篇论文辑成的专书,能于《民主与教育》问世百週年的2016年,以繁体中文完成的译注本正式印行。
单文经 谨识
于台北市阳明山华冈大孝馆
2016年7月31日初稿
2016年12月31日定稿